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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两则范文第1篇
我国的两会越来越成为媒体大战的焦点,也是全球瞩目的政策和信息平台。今年的两会的新闻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又有一些创新与进步,概括而言,有如下特点:
首先,形式更加丰富,内容更加广泛。据统计,在中国经济网上直播的,就有新闻会2场,记者会6场,集体采访17场,网络访谈3场,共计28场,在3月2日到14日的13天中,平均每天有两场以上。主体有国务院总理、两会的专职新闻发言人、国务院部门负责人、地方政府、代表个人等,涉及的内容包括国计民生中外关系等各个方面。
其次,中外记者云集,提问愈加辛辣。据2010年全国两会新闻中心统计,今年正式持有采访证的国内外记者在3000人以上,创历年之最。新闻会的报名更是竞争激烈,一票难求。另外,中国新一代记者在提问的方式上开始大胆起来,提问变得更尖锐也更直接。
第三,发言人发挥更加自如,妙语连珠。伴随记者的辛辣提问,发言人也解放思想,主动脱稿,临场发挥,而其中的精彩语录也广为媒体关注。
“两会”的新闻始于我国新闻制度建立的“元年”,一直是我国新闻制度发展的风向标和指示器,也是我们研究新闻工作最好的案例。去年我们已经关注到两会新上任的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和李肇星成了“最抢眼的人物”,本文将在此基础上,以两位发言人的表现为案例,进一步研究发言人所需要掌握的原则和技巧。
对发言人的原则要求
对发言人的原则要求,是对发言人素质和意识的基本要求,是发言人必须具备的。
第一,坚持立场。发言人是代表一定的机构、组织信息的,因此首要的要求就是把握本机构、组织的立场、原则,并在会始终一以贯之。全国人大发言人李肇星今年在关于的答问中说:“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实际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么点事,这么简单,对某些西方政客来讲,怎么就这么难记呢?”立场坚定,掷地有声。
第二,充分掌握各方面的信息。发言人要做足功课,掌握实情,这样回答问题才能事实确凿,数据准确。新闻发言人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权威信息,回答媒体提问。发言人作为一定机构的代表者,首要的要求是要细致了解、熟练掌握相关领域的整体情况,其对信息的采集与虽不至于“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但也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担任全国人大发言人主要面对的却是国内的问题,尤其是人大立法的问题,因此必须“补课”,熟悉人大工作。今年的会,在全部10个问题中,李肇星回答了3个法律问题,3个人大工作的问题,在选举法修改问题上,追溯新中国选举历史;在国防军费预算问题上,都引用中外数据作比较,在人大代表职权的问题上,澄清人大代表的职权界线,可见其场外功夫。
再以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的会为例。赵启正在会上自始至终很少回避问题,对中美关系、谷歌退出这样的尖锐话题更是迎难而上,细致分析,列举事实,阐述观点,回答长度都在七八百字,不只体现了他对这些领域的深入把握,而且体现了他在平时对国是的思考与积累。运用数据说明问题也是做足功课的一部分,赵启正在驳斥“国进民退”时,先后引用2009年私营企业与国有控股企业的5组数据,并突出“最有说服力的”利润数据对比,来说明总体经济形势上并不是“国进民退”的观点,数据准确,对比鲜明,有效地支撑了观点。
第三,认清职责范围,确保信息真实。发言人并不是“有问必答”,而是“该答才答”,看是否在职权范围之内;并不是“有求必应”,甚至不惜猜测性地去回应,而是“有之才答”,只自己掌握的信息。赵启正在回答国防预算的问题时,首先分清了人大审议预算的权力和自己作为政协发言人的职权之间的区别,表示全国人大“报告将有很精确的数字”,“再稍微忍耐两天”;但也还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对国防开支增长、开支用项进行了说明。即使是作为全国人大发言人的李肇星,在国防预算的问题上也是强调“数字要等到人大会议批准后才能算数、生效”,充分说明了新闻发言人应该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和职权范围,不越权,避免话语歧义。
第四,认清与媒体的平等对话关系,并谋求在对话中掌握主动。在新闻发言人与媒体记者的关系上,记者通过提问把握话题,是占据主动的一方;但这并不代表发言人一方就完全是被动的。准确地说,发言人应该完全跳出问题攻防的对垒思维,而树立与记者平等沟通的意识。在全国人大的新闻会上,李肇星对10个问题中9个问题的回答都是以谈话起始,以感谢作结,话语诸如“非常感谢来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法兰西的记者提出这样一个重要问题”“我推荐你读几首诗”“再次感谢你提出这样一个传统性的重要问题”“谢谢你提出的复杂问题,我就喜欢和朋友们一起讨论复杂问题,如果问题这么简单,还需要像你这样资深的记者来参与讨论吗”,构建起了问答双方的平等沟通的关系。
发言人的技巧运用
发言人的技巧要求,是影响发言人信息传播效果的另一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新闻发言人的沟通技巧因人而异,个人有个人的风格,但概括而言,仍有如下几点是普遍具有的特征:
第一,逻辑缜密,思路清晰。全国政协发言人赵启正在回答谷歌退出的问题时,凭借自己此前的任职经验,先说明谷歌在进入中国时“特别地对法律环境作了逐字逐句的了解”,然后说明外企来华一般都要“有个适应期”,这实际上已形成对谷歌退出事件的看法,之后以王滑冰比赛为喻,说明竞争的意义,最后利用“回头的马是聪明的马”总结,整个回答并没有对事件的直接评论,但发言人从历史、背景讲到意义、建议,政协的立场与观点已经十分明确了。
第二,运用联系的观点、辩证的方法回答问题。在“两会”两位发言人李肇星和赵启正的答记者问中,辩证法的运用比比皆是。比如两人在回答国防预算问题时,都拿中西的军费开支和占GDP比重作比较,结果是中国的国防开支比重比几个西方大国都低,非常说明问题。再如发展的观点,要将事件放在历史维度中看,李肇星在回答选举法修改的问题时,指出城乡人口选举人大代表的比例从新中国成立初的1比8(即农村每80万人选举一名人大代表,城市则是每10万人一名),到1995年的1比4,再到今年修改后的1比1,这是由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的,要运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的选举制度。
第三,言语丰富多彩,效果事半功倍。“两会”的两位发言人李肇星和赵启正在语言上的共同点,一是运用比喻,赵启正将中美关系比作有两个驾驶员的汽车,还比作打网球;李肇星将美国售台武器比作“弟兄两人正在拥抱的时候,给其中一方递匕首”。两人的比喻贴切,内涵丰富,广为媒体乐道,可以说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两人都善于引用,赵启正反用“好马不吃回头草”的俗语,还有引用美国两位名人评价中美关系的话;李肇星引用“杞人忧天”的成语,还有六世达赖的诗句,都是信手拈来,锦上添花,成为会的又一亮点。
第四,晓之以理之外,适当动之以情。其实发言人不只应有高智商,还要有高情商,除了说理的方法与技巧外,在发言中多一些互动,多一些关怀,营造融洽的沟通气氛,塑造良好的发言人形象。
发言人的个性特点展示
在“两会”期间的新闻会上可以看出,赵启正和李肇星各有特色,但都很精彩。在这里,我们再引全国人大期间总理和外交部杨洁篪部长的答记者问,比较其个性特点。我们的方法就是提取他们回答的同一领域的问题,选取中美关系、谷歌退出事件等问题看他们各自的回答。
在回答记者关于对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赵启正将两国关系比作有两个驾驶员的汽车,李肇星将美国售台武器比作“递匕首”,杨洁篪强调中美关系的困难,“责任不在中方”,当务之急是美方妥善处理有关敏感问题,总理在答记者问时,则强调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并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回到三个公报的基础上来”。在对谷歌退出事件的回应中,赵启正规劝“回头的马是聪明马”,则没有回应具体的事件,而以在华外企为对象发表意见。
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两会两位的发言人发言更灵活一些,而两位政府领导人的答记者问则发言稳重,在言语上也更正式一些,这一点从会或记者会现场的节奏和气氛上也可得到验证。这说明,发言人的个性发挥,还要看其所代表的组织、机构,和其所处的环境、对象。个性的发挥,不只因人而异,也因时因地而异。
新闻两则范文第2篇
在新闻领域，新闻与新闻报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新闻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物，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而新闻报道是经验事实的表象和陈述，是对新闻所做的报道，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一、新闻与新闻报道的区别
1 新闻属于社会存在范畴，新闻报道属于社会意识范畴。新闻来自经验事实，经验事实来自“存在事实”；而新闻报道则是人们对全部或部分经验事实整理、加工和表象的结果，属于另一个环节上的东西。有关专家在《新闻学概论》中，区分了“两种新闻定义”，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信息”，另一种是“新闻是新近事实的报道”，并正确地指出，前者指的是新闻的实质内容，只能是信息或讯息，不能是事实，因为事实客观存在着，无法移动，后者指的是新闻的表现形式，新闻必须经过媒体平台进行广泛传播客观存在的事实。新闻与新闻报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环节，前者属于社会存在范畴，后者属于社会意识范畴。
2 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同样的内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都是从“事实”与“新闻”的关系而不是从新闻与新闻报道的关系谈论这个问题的，所以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就在于不同的报道者对“事实”有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判断。实践证明，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新闻报道是特殊命题构成的陈述，简言之，新闻是事实，新闻报道是命题的陈述。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其根源在于同一事实可以用不同的命题来陈述。如专家论述“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不仅是两句话，而且还是两种不同的命题，但是从实际来看，这两种不同的命题所断定和陈述的只是一件事实。这里似乎不存在对事实的不同选择和判断，“树在庙前”与“庙在树后”选择和判断的都是同一个事实。就是说，造成同样的新闻可以有不同的新闻报道的方式，根源不在于新闻报道者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而在于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本身就是直接性与间接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以自己的存在状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它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就事物的客观情况为主体的概念接受并由其作出断定来看，它又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质。作为新闻的“经验事实”这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的对立统一，则体现了事实与命题的对立统一，即命题反映事实，但又不同于事实，事实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客观内容方面，命题集中体现了“经验事实”的主观形式方面。主观形式又有普遍与特殊之分，作为一般而又普遍的认识形式，是人们在远古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为每一个认识主体所接受和以可，具有社会存在属性，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是建立在这种普遍认识形式基础上的：而特殊认识形式则受具体认识主体自身条件的制约，可能干差万别。
3 内容无所谓真假。反映内容的形式则有真假。与此相对应。新闻报道有真假，新闻则无所谓真假。新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事实只能是实存的，或者是过去存在过的，或者是现在存在的，不可能有一种过去和现在均未存在过的“事实”：从实际经验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对事实的把握是一种感性经验的直接把握，即通过感性直观经验事实。这种感性直观有人类共同的生物学基础，有远古的实践经验所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学基础。正是这两大共同基础，我们将太阳从某类物体折射的光经验为“红”色。把有质量的物体脱离地球表面的移动称之为“飞行”。把超过一定分贝的声响认定为“噪音”等等。所以说感性直观经验对正常的社会成员来说基本上是共同的。闻报道由命题构成，而命题总是有真有假，否则就不是命题了。可见，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其实是一个虚假范畴，新闻无所谓真假，假的就不是新闻，有真假的是新闻报道，所谓“假新闻”其实是假新闻报道。
4 新闻报道带有报道者的主观感彩，新闻中没有这种色彩。作为经验事实的新闻，是人的感觉器官客观事实的直接接纳和把握，人的情感流露、价值取向等主观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几乎无能为力，所谓“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正是这个道理。但是，当经验事实作为结果成为主体的“对象意识”时，主体的“自我意识”就开始纠缠这一“对象意识”，甚至干预“对象意识”。新闻报道是报道主体对经验事实的陈述，其间渗透着陈述者的主观自我意识。
5 间接经验必须凭借一定的符号形式才能得以呈现和传播，而最精致的符号形式就是语言。新闻报道是“经验事实”的陈述，由于这种陈述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感性呈现对象，也就是客体刺激我们感觉器官而产生和形成的感觉图像，它必然是有真假的陈述即命题，所以新闻报道由命题构成。可以说，新闻是为命题所陈述和肯定的内容，新闻报道则是新闻的表述形式，两者既统一对立，又相互一致。
二、新闻与新闻报道的关系
1 新闻报道与新闻之间的关系总体上可以理解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两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对立：既互为表里，又并非一一对应。新闻与新闻报道，也就是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使人们认识到新闻的内容是信息，而宣传的内容是观点。澄清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根本，就只需明确新闻就是人在实践中经验并关注的新鲜事实即可。我们说“事实胜于雄辩”，新闻是经验事实，所有社会成员都有基本一致的认可度：新闻报道是具体的报道者(个人或组织)对经验事实的陈述，除了上述基本认识形式外，其中还包含着报道者自身特殊的观点和倾向，可以说，绝大多数新闻报道都凝聚着报道者的思想观点。所以，将新闻等同于宣传的理论根源在于将新闻等同于新闻报道。
新闻两则范文第3篇
对于新闻民俗学来讲,目前正是一个“适当的时机”,其研究的紧迫性值得引起新闻界和学界的足够重视。我国的新闻学研究和西方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对于当下具体的新闻实践指导性则更弱。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媒体正以一种时刻令人惊叹的速度在发展,如何在波涛汹涌、声势浩荡的传媒浪潮中,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适应自身需要,引领时展,这不仅仅是媒体从业者需要思考的问题,更是传媒教育者需要反思的问题。相对个体的阅读和感悟而言,《新闻民俗学》带给笔者的欣喜在于,既往在思考中的许多困惑和问题都在其中找到了相应的直接或者间接的答案。
笔者在大学期间曾主修钟敬文先生的中国民俗学,加之对于文学、史学的兴趣,从中深受教益。毕业后在新闻一线从事编采工作已逾10个年头,期间又因特定机缘兼职从事新闻教育先后长达9年,因为教学需要又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前所未有地投入兴趣,从而弥补了不少学校教育中知识结构性缺陷。种种因素的交织,使得笔者对于83万字《新闻民俗学》充满兴趣又心怀感佩,阅读该书的过程,笔者有幸分享了著作的智慧与发现,思考多启示也多,付诸笔端更是感慨良多,这里不妨怀揣浅陋对于相对集中的几点思考进行总结,权且当做著作之外蹩脚的注脚。
一、 对于新闻学传统与现代的启示意义
在对新闻史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笔者经常会感慨新闻学和中医学在中国的命运何其相似却又有不同。包括高端研究者如教授、基础学习者如学生,以及参与具体实践的从业者,倡导专业主义精神没有错,但必须认识到专业主义是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具备一定的环境和条件所形成的,不能因此就轻视或者忽视在学科诞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阶段性成果,以及尚未揭示其意义、显示其直接作用的部分。就拿中医学来说,按说中西医之辩本不值一驳,但是由于西医依赖于精确的检测方法和精密的器械,从而得出了准确的结论而备受年轻一代的推崇,但是相比较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医中药对于中国来讲,何止是拯救了性命,而是拯救了一个民族,尽管许多方面尚不能给出相对准确的解释,我们不能就此否定其价值。
相比较中医学来讲,新闻学的学术观点更具冲击力。因为现代意义的新闻学在中国起步较晚,加之学科的特殊性,尽管从传播学意义上来讲“飞鸽传书,岩石刻字”具有共识性质,但是“新闻”词源考证以及载体考证就被许多人认为牵强附会的渊源所在。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媒介传承所总结出来的具体的操作理论,因为受到非正常环境影响较多,很难指导目前的新闻实践,相比较近代以来,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相对成熟的西方新闻学所孕育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年轻一代从根本上表示质疑甚至给予否定。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从情感上给人以“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一样难以接受。
创立新闻民俗学是一个可喜的发现,不仅回答了新闻学界长期以来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性偏见,也击中了当下许多新闻从业者的技术性软肋。对于新闻学与民俗学的交集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化解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换句话说,民俗学的传统特性和新闻学的现代特征通过对于“新闻民俗学”这一特定领域的研究,产生了兼容性效果。而且对于当下的传统文化、草根文化、古典文化的复兴和产业的勃发起着重要作用。引入“民俗”这一贯穿人类文化进程的活力因子,恰似激活了一根红色神经,从而调动了整个新闻学首尾相接的新旧肌体。
二、 对于新闻学角度与特色的开创意义
新闻民俗学对于新闻学研究是一个全新的充满了中国特色的角度,这项研究最直接的体现在以新闻报道作为载体,以传播方式作为手段,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内省力和外塑力上。对于新闻学而言,民俗调动了动与静的区域文化生态,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让新闻更加具有深度和底蕴;对于民俗学而言,新闻对于拯救那些濒临灭绝的民族文化风俗应该承担起重要的职责,也只有新闻具有强大的社会效力和广泛的影响力,时刻发现并提请对于民俗的重视保护和发扬光大。
正如《新闻民俗学》中所说的:“中国没有别具特色的新闻民俗学,因而新闻从业人员缺少新闻民俗学常识并用以观察新近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的敏感,往往漠视新闻背后的民俗文化生态,忽略深度报道中民俗现实的广阔渗透性、久远传承性。这种情况既妨害了民俗学的深入研究,也妨害了新闻学特别是新闻报道学的研讨。”
综观我国三十年以来的新闻学研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的更新、媒介的变革,从自我出发,完全摆脱束缚的新闻学研究时日尚浅,站在熟悉并接受的角度,进行适应于当下媒介具体新闻实践的新闻学与其他学科的交互性研究的并不多见。毫无疑问,以新闻学作为母体或者内核探索多线条、多角度研究所实现的是新闻学的精细化分类,目前的状况是,许多学者借鉴西方研究成果,新闻学研究方向相对集中,和其他学科的交互性研究也集中于新闻心理学、新闻伦理学、新闻社会学等方面,导致路径性的拥堵,甚至影响了新闻学这趟列车的高速前行。
笔者以为,新闻民俗学的探索角度是新闻学研究最具张力的线条之一。因为新闻在社会中的亲水性,使得民俗信息成为新闻海洋中无处不在的浪花,这种浪花又会因为新闻的实时性而稍纵即逝。这就有必要通过新闻学的教育,对于新闻从业人员中具备一定的民族文化兴趣的部分做起,进行方向性引导,促使他们加强对于民俗学的认识,在新闻报道中主动强化对于民俗新闻信息的报道力度,从而彰显报道的效力,最终形成民俗文化的浪潮和社会发展浪潮齐头并进的和谐生态。
在《新闻民俗学》中,两位学者坦言“在学术上所要处理的症结是,构建新闻民俗学体系中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矛盾”,而且进一步感言,“没有国际视野,会流于井底之蛙;没有中国特色,就只会认外国的月亮圆。”通过对于全书的阅读来看,事实的丰富和解析的独到印证了他们的学术追求,让人为之欣喜。
三、 对于新闻报道深度与精度的探索意义
媒介的发展和受众的需求,对于新闻报道提出了速度、深度、精度、密度、广度、高度、力度等一系列的要求。这些要求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统一体,它们之间不是兼顾的关系,而是并用的关系。笔者认为,新闻民俗学对于新闻报道的深度和精度有着非同一般的探索意义。
这种意义首先来自于深度,一则貌似简单的社会新闻,往往由于对新闻背景认识的深浅决定新闻效果的成败。两位学者在对《新闻民俗学》进行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运用了典型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近些年来发生在中外大量新闻报道社会评价的成败和新闻评价的得失,让我们对于新闻报道的深度与精度决定新闻报道的效力形成丰富的判断。
笔者曾就都市报的新闻报道的现状提出了“思想性和技术性双重贫弱”的批评,还曾倡导“报纸新闻报道应追求‘慢’的艺术”,之所以说“慢”,是和广播、电视和新兴的网络、手机等媒体的“快”相比较而言,想要追求新闻的时效性,报纸和网络显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发挥报纸新闻的特色,应该在报道的深度和精度上做文章,换句话说,就是提倡多一些深层思考和深度分析,也即所谓的“慢”的艺术,或许只有这样才能使报纸面临“被逐渐消亡”的预测,才能更好发挥报纸新闻的特色。
事实上,新闻的深度和精度并不仅仅只是传统的纸质媒介所需要的,新兴的大众传媒所凭借的种种传播手段和形式,越是汇集海量丰富的资讯,越是需要考虑深度和精度的问题,惟其如此,方能在传播过程中牢牢抓住受众,并实现其自身传播的价值。新闻民俗学作为角度一种,两位学者对其报道的功能有着较好的诠释,其中包括增进新闻教化、习性的作用,丰富新闻表现形式,拓宽、加深新闻背景,强化新闻传播的社会效果,提升对外传播的软实力等五个方面。全书在对民俗新闻报道完成题材、报道原则、报道方式的基础性分类后,通过相对宏阔和庞大的报道原则和报道方式的骨架进行恢弘的论述,具体到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这种触角的伸展不仅让我们丰富了学术视野,加深了探索深度,而且对于解决当下新闻报道中所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给出了方法性的回答。
回看当下的新闻报道已经由过去的粗放型转化为精细型,换句话说,新闻报道已经进入到一个“精耕细作”的时代,只有对于新闻报道的深度和精度进行良好的把握,才能让读者在丰富的新闻资讯面前,重拾对于新闻报道和新闻记者的绝对信赖。
眼下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引领下,一些新闻学者和新闻从业者所进行的专业性探索仅仅停留在方法意义上,如何提升到另一个层次,也就是自觉地站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角度,适用现代传播的方式和方法对于新闻报道进行开掘,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却又从未被重视的课题, 新闻民俗学之所以大有可为,就是从最基础的层面补上了重要的一课。
四、 对于新闻报道原则与方式的开拓意义
《新闻民俗学》全书三编,用了两编16章的篇幅对于新闻报道的原则和方式进行探究,其间不仅交织着新闻学和民俗学智慧的光芒,而且从学术肌理来看,这种别具特色的开拓,对于我们考察新闻报道的所跳荡的具有活力的民俗文化因子,对其进行准确判断、离析,并且如何在新闻报道乃至社会生活中,对于民俗新闻信息的提取不仅具有基本层面的方法性意义,还具有深度层面的精神性意义。
就民俗新闻报道原则方面,书中探索了进步价值取向的原则;天人合一的报道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返璞归真的原则;突出民俗个性与精华的原则;差异化原则;移风易俗的原则等七个方面。在每个子目下面,又进行了丰富的细分,仅以天人合一的报道原则为例,就从中华民族的宇宙观、天人合一观开始,涵盖了生态环境报道、建筑风水报道、中医药报道、天文历法和节俗报道、经济民俗报道、体育报道等方面,正所谓新闻无处不在、民俗亦无处不在,没有对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深入了解,就无法对时刻发生民俗新闻构成准确的认知,就有可能让一则新闻失去原本具有的新闻传播效力;再比如返璞归真的报道原则中,在对返璞归真报道原则进行严格界定的基础上,对于生活民俗、教育报道、名人与富人报道、政务报道、文艺报道的返璞归真逐一进行深度剖解。更值得欣喜的是深入其中并不意味着深陷其中,比如在对传统教育的认识中,书中就指出中国的传统教育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行业,如轻视体力劳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脱离时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倡行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以财、导学生的读书热情(“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中肯地指出,教育新闻的返璞归真,不是要宣扬诸如此类糟粕,而是要疏离、抛弃这些过时的习俗观念。没错,即便是时展到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优劣并存民俗文化信息在新闻中不时投射,受众的态度暧昧往往使得精神逐臭现象成为时展的隐忧,如果没有原则地加以报道,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走向便会乱了阵脚。
就民俗新闻报道的方式来看,书中的探索包括了采风式报道、旅行式报道、两项对立相依的报道、故事讲述、“类的样本”报道、寻根揭秘报道、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预测式报道等九个方面。其中采风式、旅行式、故事讲述式报道,在我国现代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历史,因为目前新闻观念的更新有所削弱,两项对立相依式报道从结构模式和叙事方面民俗新闻报道方式进行盘整,寻根揭秘式具有民俗新闻独有的特质,至于调查性、解释性、预测式报道则是目前固有的分类,尽管显得林林总总,但是在民俗新闻的构架之下,却激活了这些种类繁多的报道方式,给我们以全新甚至是全景式的探索。
在《新闻民俗学诞生小记》中,卜元先生坦言,“新闻民俗学除运用了典型文本分析的方法,还运用了逻辑推理、理论诠释的方法,但没有求全,也无法求全,倾向于学科范畴和每一个报道原则、报道方式的提出,但都力求实际。”两位学者治学的态度是严谨和审慎的,工作是扎实而富有成效的,正是如此,他们对于既往的新闻报道原则和方法是具有开拓意义的。
阅读《新闻民俗学》的过程之中,笔者常能感受到两位学者对于民俗文化在当下新闻报道过程中所处的弱化地位的一种忧切之心,又能深刻感受到他们对于新闻民俗学未来发展的无限憧憬,他们的学术探索充满了新闻独有的激情和理性,这让笔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面对一些章节的表述,感受到他们的严谨与审慎,一些章节又感受到欢欣与快慰。尽管感触颇深,受益匪浅,遗憾的是,所言不能尽述,以上几点,权当是为更多新闻学者研读《新闻民俗学》所做的铺垫。
中国古代讲“天时地利人和”,《新闻民俗学》的诞生也似乎恰与古训相合。从“天时”来说,我们的民俗文化已经到了亟待保护的一个重要时段,文化实力见证国家综合实力的时代已经到来;从“地利”上来说,新闻民俗学诞生于中国大地原点所在地,历史上十三朝的建都地,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祥地的陕西恰如其分;再就“人和”而言,由卜元、刘婷两位多年从事新闻实践的老少学者搭班,卜元先生有着对传统文化的积淀,刘婷又有多年海外西学的给养,可谓相得益彰。
新闻两则范文第4篇
在报纸的后营销时代,各报纷纷追求头版版面设计的大胆与出位,借此在近乎眼花缭乱的报摊中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进而吸引匆匆而过的读者
经过几年的发展,国内主要报纸的头版已经基本上形成渐趋统一的格式,即厚题 大图和封面化,但在这种千报一面的格局中,广州地区的两大报《广州日报》与《羊城晚报》又大胆创新,别出心裁地推出报纸的“双头版”
“新闻大战”催生“双头版”
《羊城晚报》的“双头版”来自广州的一个重大新闻事件:2004年8月5日,广州新白云机场启用,这一天使广州乃至全国不少新闻媒体展开新闻大战 作为广州唯一一张当天新闻纸,《羊城晚报》下足了工夫,除了以十个大版推出直击新闻外,该报还在中国报业史上破天荒地推出“双头版” “双报头”设计 由于报道出色,《羊城晚报》在广州白云新机场启用这场新闻大战中大获全胜,他们不仅赢得广州新白云机场乘机手册的制作业务,而且还收获了一个“副产品”:“双头版” 从那时起,《羊城晚报》就一直沿用“双头版” “双报头” 同城的另一家大报《广州日报》尽管是一家党报性质的报纸,但在报业竞争中完全不甘落后于人,一向以领风气之先而著称 该报于2004年8月14日报道“广州大学城落成启用”时也采用了“双头版” “双报头”的做法,随后,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时又再一次使用“双头版”,但该报没有将这种做法延续下来
以上所说的“双头版”是指报纸第一版组的第一版与最后一版都按头版版面进行设计,采用“双报头”,两个头版在内容上作了明确的分工 《羊城晚报》第一版以广东省内外重大新闻为主,另一个头版则以国际新闻为主,也采用报头 报眉 报眼和大标题 大图片,报头居右
“双头版”给《羊城晚报》带来了“既叫好又叫座”的实惠 2006年,《广州日报》再次出击,又一次推出“双头版”,但这种“双头版”与《羊城晚报》的双头版不同 其第一版与第二版单独编为01版与02版(或称为“封2”),在报头正文有“导读与索引”的字样,刊登当天重要的新闻标题及新闻导语,采用大图片 大标题的方式进行版面设计,02版之后方为正式的头版,设有头版头条及大幅图片 这种设计方式实际上就是头版封面化,但其他头版封面化的报纸一般不再于第三版设置报头,头版既是封面,又是传统意义上的头版,而广州日报则明确这种头版的封面功能(其02版标注“封2”就是例证),封面之后为A1版,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头版
两种“双头版”用意相殊
广州两大报的“双头版”在其用意上是各有千秋的
先说说《羊城晚报》的双头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羊城晚报》的双头版是真正意义上的双头版,这种做法尽管在中国报业史上不曾有过,但在世界报业史上也并非没有先例,香港的免费报纸《头条》和《AM730》就是采用双头版版面设计的
《羊城晚报》设置双头版的用意十分明显,即将国内重要新闻与国际重要新闻 将硬新闻与软新闻分隔开来,让二者在版面上各自有独立的空间 因此,《羊城晚报》“双头版”在内容上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版(A1版)由要闻部主编,为重大的国内及广东新闻,配发一幅大图片,所有新闻稿件属于硬新闻,在该版报头下方有“今日导读”,一般列出国内 国外重大新闻三到四则,并配有小图片 如4月1日A1版头条新闻为“花生油价一涨再涨考起主妇” 报眼新闻是“麦当劳肯德基若违法用工须纠正” 头版大图片是“世界先生三亚出炉 都是帅哥 西班牙第一”,另外还有“台湾游‘地下团’离奇低价” “买巨额寿险涉避税”等7条新闻,外加左边第一栏的三则简明新闻和两条标题新闻 另一个头版由国际新闻部主编,主要刊登国际新闻,以软新闻为主,报头置于版面的右上角,左上角则为报眼,报头下方不设导读栏目,该版也配发一至两幅大图片 如4月1日该头版的头条新闻是“英新娘携亡父骨灰钻石完婚”(配发三张图片) 二条新闻是“希腊向英博物馆追讨文物”(配发占三栏宽的大图片),另外还有“中国选手亮相‘数独’大赛”(配发小图片及有关“数独”的背景知识小短文) “妻扮被 夫杀假色魔脱罪”(配发丈夫的肖像),除了后面这篇文章外,其余三篇文章都有小标题,是典型的软新闻
《羊城晚报》地处广州,是一份地方报纸,长期以来以报道广东地方新闻而闻名,在报纸版面视觉化浪潮冲击下,该报没有将头版封面化,而是采用“双头版”的方式对内容进行区隔 在A1版只刊登国人关心的国家大事与身边事,这种形式释放了A1版的空间,有利于在A1版上刊登更多国内重大新闻,增加头版的信息量,同时体现了新闻的接近性原则 在A组最后一版设置另一个头版,专门刊登国际重要新闻,这也给了国际新闻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其作用相当于杂志的封底
而《广州日报》“双头版”的用意则是仅仅为报纸增加一个封面而已,这个封面包括导读与索引两部分 导读部分除了有新闻图片 新闻标题外,还会有简短的新闻导语 封面刊登的内容以硬新闻为主,封二则以软新闻为主,但也会有大图片,除了没有报头外,其余的部分与封面相差无几
两报“双头版”功能同归
“一个完美地表现内容的版面,能极大地增强内容的表现力;反之,一个不适宜表现内容的版面,就能使本来精彩的内容为之减色,甚至受到歪曲 ”①具体来说,报纸版面有三大主要的功能,一 版面语言是报纸引导舆论的重要方式;二 版面是帮助和吸引读者阅读的重要手段;三 版面是形成报纸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两大报推出的“双头版”是报纸后营销时代的产物,其最终目的是彰显报纸个性色彩,将报纸版面功能最大化,以契合当今视觉营销的大潮流,进而提高报纸的知名度,实现销售的最大化
当今中国的报纸没有不在头版设计上下工夫的,就连相对严肃的党报也不例外 但是,大多数报纸在头版的设计上已经日趋一致:厚题大图薄文 头版封面化,要想再出新,已经不太容易 无疑,两大报的“双头版”是这场视觉盛宴中的亮点
“双头版”除了体现报纸版面引导舆论 帮助和吸引读者阅读的功能外,更主要的是塑造报纸的个性特征,以此使报纸在激烈的竞争中抢占有利的位置
市场营销学认为,企业通过统一规范的象征符号来塑造企业的形象,用个性化的色彩 图形 理念等元素打造企业形象识别系统(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来突出自身的品牌,以求得最佳的消费认同 那么,处于后营销时代的报纸,为了获得品牌效应,争取更多的读者,创立一个属于报纸的形象识别系统是必需的 报纸通过一些个性化的元素来构建形象识别系统,这些元素包含版式 报色 报型 报头和报纸的职业理念,这些元素的相加构成一个报纸的形象识别系统,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 报纸的形象识别系统最直接的承载体就是头版,因为头版包含报头 报眉 报眼 大图片 大标题这些容易有别于其他报纸的个性化元素
“一张报纸之所以区别于其他报纸,正在于通过版面体现出来的判断,也是报纸风格的基础 形式上讲,个性化特征表现为版面设计原则 ……如果从风格上讲,头版是报纸各版中报纸风格最主要的承载者,由它通过对报头 报徽的设计 相对稳定的版面编排以及编辑方针的贯彻实施等来奠定和体现整张报纸的风格 ”③
《羊城晚报》的“双报头” “双头版”设计不仅开了我国报纸版面设计创新之先河,更使“双头版”成为了《羊城晚报》的报纸形象识别系统中最突出的个性化元素,后来者若要模仿,就会有“东施效颦”之嫌
《羊城晚报》“双头版”的两个头版,在内容上是对称的和均衡的,第一个头版安排国内重要新闻,后一个头版则安排国际重要新闻,充分体现了新闻选择的接近性与重要性相当 国际与国内并重的理念 由于两个头版分别处于A1与A16版,这两个版是连版,这样,如果展开全张报纸,就能发现,两个报头并排位于连版大版面上端正中间,相互辉映,左边版是国际新闻,右边版是国内新闻,左右皆有质量上乘的大幅照片,整个版面大气磅礴,美感十足,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让读者体会到“一报在手,纵览国际国内风云”的阅读
而《广州日报》的“双头版”又是另一种风格 后营销时代,我国报纸头版封面化的现象十分普遍,绝大部分封面化的头版在版面结构形式和内容编排上都大同小异,有同质化的倾向 如“在版面结构上多采用非规则对称式编排,而在内容编排上一般都是综合式版面,将当期报纸各条重要或有价值的新闻信息以导读或刊登前半部分文章的形式集纳于头版上,以增加头版的信息量,从而吸引读者的眼球” ④
《广州日报》则突破这种千报一面的做法,直接以封面的形式出现 该报的第一版与第二版单独编码,名正言顺地编为封l和封2,而且,封面报头与另一个报头在版式上有所不同,第三个版面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头版 封1只刊登新闻标题和图片,最多只会在大幅图片边上配有图片说明,其他的新闻正文则全部转到报纸的其他版面 而其他头版封面化的报纸都只有一个报头,头版封面化之后,实际上的头版头条往往变成了二版或三版甚至是四版头条,新闻的重要性体现不出来,容易造成阅读障碍
笔者认为,《广州日报》这种“双头版”中的第一个头版,即“导读与索引”版实际上就是报纸的封面,有点跟其他报纸或杂志单独印刷的宣传单张相类似,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构建报纸形象识别系统的一个十分突出的个性化特征,实现了报纸个性化的功能
我国报纸的版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多彩 绚丽多姿,在这场以版面设计为中心的视觉盛宴中,“双头版”的出现无疑成了又一道更加诱人的“大菜”,但味道如何?能不能使读者享受之后回味无穷?所有这些,现在评价为时尚早,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双头版”现象必将在当代中国报纸编辑学上写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业界与学界深入研究与探讨
注 释:
①②郑兴东 陈仁风 蔡雯:《报纸编辑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一版
③王淑军:《简论综合性日报头版的本质特征》,《新闻战线》,2003(4)
④黄良奇:《营销时代我国报纸头版的版面设计及特点》,《新闻知识》,2005(1)
新闻两则范文第5篇
然而，就整体从事两者的新闻从业人员而言，他们绝大多数是恪守新闻职业道德的，真正为竞争、为名利而缺失职业道德的人是极个别的。由此看来，两者出现的失实或部分失实的情况，绝大部分都是新闻从业人员的无心之失，问题往往出在专业技术层面上，即出在进行两者采写时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上，出在相关的专业和业务水平上。这些问题在过去或许不十分突出，而在现在，随着两者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化和商业化渗透的影响，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产生“异化”。如何对抗这种“异化”呢？新近的一种呼声是将两者还原为客观报道，也许这不失为防范新闻造假、新闻失实的一种新思维、新办法。
“异化”的“先天性”原因
什么是“异化”呢？最早提出这个词的人是一个不太知名的哲学家柏罗丁，而马克思则丰富了其内涵，称：“‘异化’就是原本隶属于你的东西却成为了一种异己的，外于你的东西了。”①
事实证明，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在一定条件下，是会产生“异化”的。而“异化”的结果是：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异化”导致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背离了它们所追求的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原则，也背离了“公正、客观、真实”的新闻原则，“异化”后的两者，只能沦为某些利益集团、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愚弄社会大众的工具，在新闻传播的层面看，则主要是两者的失实或造假。
为什么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异化”呢？这是由两者的定义所注定的，也就是说这种“异化”是源于“先天性”的。
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定义，如今国内的新闻传播界是将两者视为同一意的。先谈一下批评报道，国内有将新闻报道分为表扬报道和批评报道的传统，如果讲表扬报道是关于社会阳光面的、好人好事或建设成就报道的话，那么，批评报道就是关于社会阴暗面的、坏人坏事的报道，如针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执法犯法、渎职失职、、封建陋习和买官卖官等。
而舆论监督很早就在西方学者所研究的大众传播学中出现。拉斯韦尔“三功能说”是指大众传播有三项功能：1.环境监视功能；2.社会协调功能；3.社会遗产传承功能。②而其中最重要的“环境监视功能”就是舆论监督，而“舆论监督的具体表现为批评报道”，③由此看来，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媒体将批评报道刊出，实现大众传播，引起受众对所披露的人或事的关注，进而形成受众的广泛讨论，形成舆论，并实现舆论对所披露的人或事进行监督。
从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定义中可看出，有三个问题显而易见：1.新闻从业人员进行两者的采写，所涉及到的人或事一定是有错的；2.从事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新闻从业人员与被批评的对象和人的地位不一样，我是批评者、监督者，你是被批评者、被监督者，我是高高在上的审判者，你是匍匐在地的被审判者。你要是有问题就要绝对接受我的监督、批评，你要是问题不严重但要小心我可以将问题扩大化，你要是没问题，我不高兴的话还可以“鸡蛋里面挑骨头”，甚至可以“无中生有”；3.被批评的对象和人要是不接受新闻从业人员的监督和批评，新闻从业人员就可以将你或你的事报道出来，通过受众的舆论压倒你。只要形成社会舆论，不论我的报道是否属实，你也一定会大受影响。
这是两者“异化”的“先天的”或“固有的”的因子，也就是其内部所孕育的背叛和“异化”因子，这些因子使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自我“异化”，而且是自愿或自动的“异化”。在这方面，“纸馅包子事件”就是严重违反新闻道德、自我“异化”的表现。④
“异化”的“后天性”原因
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异化”还有“后天性”的原因。当从事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越来越宽泛、越来越深入地干预社会生活，将政府及社会的各式形态的人或事列入其监督和批评的视野时，谁又去监督和批评新闻媒体呢？谁都知道，新闻媒体作为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实施者，绝不是超越社会制约的“无冕之王”，也不是什么“第四种权力”。两者必须依法依规开展，新闻媒体必须依法依规行事。然而，实际的情况是，对于从事两者的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监管机制。
和其他缺乏约束力的社会机制一样，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缺乏约束力的话，必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也极易产生“异化”。而缺乏约束力的原因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法律法规的不完备；二是未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
法律法规不完备的情况是：我国还没有成文的新闻法，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日益发展的新闻传媒业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既不能有效地保护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正当的采访、报道权利，也不能有足够的能力制约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人员不正当或不适当的采访、报道行为。
而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异化”就是新闻的不同程度的失实甚至造假，会给社会、相关的当事人、受众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有的甚至构成新闻违法和新闻犯罪行为。因此，采取法律措施防范两者“异化”，是十分有必要的。“只有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监督和治理纳入法律的范畴，让有关责任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才能根本上解决两者的监督和治理问题”。⑤
未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情况是：对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进行监督的公众尚未有效地组织起来。英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肯・宾默尔说：“一个社会仅仅有了监督者是不够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者。答案是我们必须彼此监督。也就是说，在一个健康社会里每个人的行为都必须是均衡的。”⑥我们知道，作为新闻媒介部分组成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它所传播的内容及价值追求，既不是天然正确、天然公正的，也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产生、制造不同程度的失实。不论是主观有意或不知不觉中的失实，也不论是整体或部分甚至是少部分的失实，凡是失实，都需要修正，需要新闻媒体或新闻从业人员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因此，指出这些失实是必要的，而理论上能够指出这些失实的最庞大、最有力、最实际的人群就是社会公众。
但现实情况是：这些公众至今根本上未能有效地组织起来，更谈不上对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在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上出现的失实问题进行有力的监督。原因之一是被失实的两者所伤害的对象，与相对强势的新闻媒体和新闻从业者相比，他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他们更倾向于妥协，而不是通过向公众公开或投诉、诉讼的途径来对抗，这就给失实的两者开了逃避之门；原因之二是社会公众对新闻媒体或新闻从业人员的监督是需要一个平台来实现的，这个平台说到底也是一个新闻媒体。但指望新闻媒体监督新闻媒体基本上是无望的，因为由于有共同的利益，它们之间往往达成某种默契，你不找我的麻烦，我也不找你的麻烦。
两者的强化和商业化加剧了“异化”
哲学上的“异化”理论更侧重认为“异化”的原因是来自事物的内部，是事物内部对立面发展对事物本身的否定。无论有没有外因的作用，“异化”是必定产生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外因对加速或延滞“异化”具有一定的作用。
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两者已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空间、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手段，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监控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电子眼’，捍卫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预警社会腐败现象的‘警报器’，对整个社会的谋划良性运行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⑦在西方，两者在现实社会中更表现出“第四种权力”的特征。
在国内，人们一般认为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是人民群众行使人民民利的重要方式。尽管有人认为，在中国，两者并不是新闻媒体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对政府官员进行的批评或监督，只是行政权力的延伸和补充。⑧但是，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发展和人民群众对信息透明、公开和传播的要求更加迫切，两者无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有一定的加强却是不争的事实。
同样，在西方，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守望犬”（Watch dog，也作“看门狗”）理念在民众中更为深入和普及。“守望犬”理念的意思是强调媒体要像狗那样，忠实地守护主人的财产。这一理念强调：新闻媒体是独立的社会力量。两者的对象是政府及政府官员，内容是其丑闻丑行。
还有，无论国内国外，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在公共领域上的表现越来越突出。公共领域的概念是由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提出的，说的是在市场原则的作用下，作为私人自主领域的市民社会与作为公共权力领域的国家之间，衍化出一个公共领域，它是由私人聚集而成的公众组成，公众在这一领域中对公共权威或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评判和批评。事实上，两者在社会上真正起作用的，不是它们的本身，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众，而是公共领域中的媒体评论员以及公众中的少数精英或社会中的话语优先者，这些人的言论能影响其他公众，能形成舆论并最终形成监督。
2007年引发争议的“茶水发炎”事件，⑨其实是记者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即记者在此之前已经认定当地不少医院存在乱收病人检验费的行为。记者没进行必要的科学检验就草率地认定，这旁证了新闻单位和记者的强大和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强化”。如果这次报道不是针对一批医院而是针对一家医院的话，这家医院也许就被压服了。所幸的是，这批医院群起而“抗”之，真相终得大白。
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在现时的社会生活中得到极大强化是不争的事实。同样，商业化对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渗透和影响也日趋强大。新闻媒体每天工作24小时，每周工作7天，每时每刻寻觅猎物，喂饱肚皮，一切都为了获得最高的发行量、最高的收视率、最高的点击率，以赢得广告商投来的滚滚财源。“日益增多的新闻媒体平台抢食逐渐萎缩的新闻消费者，这一现象，使每一种新闻媒体的受众人数逐渐减少，导致营收与利润的压力增大。进而的骨牌效应使新闻媒体在投入上更多地偏向新闻的分送而减少新闻的采集，新闻从业人员不得不承受更大的压力以维持原有的品质，新闻媒体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总是希望用最少的投入获得最轰动的封面文章、丑闻报道和独家新闻”。⑩这样一来，作为最有效手段获取最轰动的封面文章、丑闻报道和独家新闻之一的两者，就容易失之于浮躁了。于是，新闻“守门员”表现大失水准、两者造假事件出现了，个别“失实”事件甚至有策划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主观恶意”了。
然而，“失实并不是新闻职业中唯一的恶”，⑾商业化的渗透使两者沦为强势群体的工具。“新闻媒体为了获取广告商的注意，只关注收入高、购买力强的受众。结果，弱势群体的利益和需求愈加受到忽视。过去，面对政府的压力和控制，有些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为了报道真相敢于抵制压力。而今天，面对大公司的金钱、广告和并购的诱惑和压力，这些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更多的是选择削尖脑袋投入大公司的怀抱”。⑿于是，当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面对占大多数人的弱势群体，漠不关心，漠视他们的正当生命、财产和权益时，它们离公平和正义也就越来越远了，这才是最可悲的。
现时有一种说法，叫做“强势媒体弱势监督”，意思是在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上，强势的主流媒体有弱化的迹象。现在一些重大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一般都是由网络等新媒体首先刊登，非强势媒体（小台、小报等）跟进，最后才是强势媒体的介入。这当中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种趋势不容忽视：政府与强势媒体的结合日益紧密，除了政府向强势媒体提供比非强势媒体更充分详细的新闻源外，政府还越来越多地向强势媒体提供经济支持（如专版、公关版），于是强势媒体对于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自然有所削弱，长此以往，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肯定会受到影响。
“异化”是通过新闻的客观性实现回归的
黑格尔《自然哲学》中的“异化”理论认为，绝对理念产生了自然界，自然界是绝对理念的异化物，绝对理念必然要克服自己创造的异化物而回归自己，只不过回归时绝对理念不再是那朴素无比的纯在了，而成为完善的绝对理念，这正是绝对理念的最高阶段、最后归宿。⒀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闻也是某种绝对理念，即要体现普遍的“公正、客观、真实”的原则，特别是要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理念。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而‘正义即公平’。”而这种绝对的新闻理念只能是无限接近而不能完全达到，不但如此，绝对的新闻理念还会“异化”甚至堕落，但无论如何，绝对的新闻理念必然要克服自己创造的异化物回归自己，也就是说绝对的新闻理念“异化”时，抗衡“异化”的机制同时也会产生，尽管与“异化”相比，这种机制会弱小及滞后，但却不影响其与“异化”博弈的最终结果，这种机制就是新闻的内在客观性。
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是新闻形式的一种，当然也会产生抗衡“异化”的机制而回归自己，而这种“异化”同样是通过新闻的客观性实现的。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还原、回归为客观报道，并不是说两者不是客观报道，而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两者可能产生“异化”，无论是哪一种“异化”，也无论是“异化”到什么程度，“异化”都是对客观报道的背离，所以当“异化”一旦产生乃至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应该让其回归了。
这是因为新闻客观性的要求。“所谓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就是指传播主体在报道自身之外的对象时，不能用自己的意识、意志、情感等改变对象的本身面目”。⒁有学者指出：客观性的本质在于传播者的超然性，即“新闻从业人员摒弃个人好恶，主观世界服务客观世界，而‘没有权利从一群事实中，摒弃不符合我们的立场和观点的新闻’，力争以最充分的事实展现客观世界的完整面貌”。⒂可见，客观原则，作为一种新闻精神，作为一种职业（专业）理念，不仅是“事实第一”的“求实”性要求，在它背后更深层的要求是一种价值追求，即追求新闻报道的真实性。
客观原则还可充分实现受众的知情权。客观原则排除传播主体对客观事实的主观干涉，不以传播主体的私利隐瞒或遮蔽事实信息，而以自觉的意识、尽可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力求把事实信息的原本状态呈现在收受者的面前，把判断、评价事实机会和权利还给收受主体。⒃如果提升到人类生活的整体层面，可以说，客观原则的价值在于它“通过扫除偏见而扩大精神交往的空间，通过公开的报道、公正的呈现而使人拥有民主、自由、平等的理想和探求真理的理性精神，维持主体的社会性道德意识网”。⒄
总之，客观报道就是确保新闻报道可信和公正的核心手段。而新闻报道可信和公正，也是抗衡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异化”或让其回归自身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异化”的回归途径
抗衡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异化”的观点的提出与《南方周末》（下称南周）的改革有关。“在鼎盛时期，南周给读者最大的印象在于其新闻背后的价值观，在于其所传达的为公正、民主鼓与呼、在于其反腐败促改革关怀弱势群体的鲜明的精神气质……。时过境迁，当时南周所倡导的价值观，虽然作为血脉传承下来，但为了相对平稳地生存和发展，南周也逐渐强化其新闻报道者与信息提供者这一媒体的本原功能。也就是讲，开始从监督者向报道者、从批评者向观察者转变。这种转变决定南周做新闻时，更多地去呈现新闻事件的本身是怎样的，事件背后相关各方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行为，从而揭示新闻事件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南周认为，新闻本质在于更充分而全面地提供事实与信息，评论和发言更多地交给读者与评论员来进行。因为，事件和真相本身，或许比简单的批判与揭露更有力量。由此，我们在做报道的时候，非常强调的一点是尽可能接近新闻的‘核心消息源’，强调要获得最为本质、最为核心的信息”。⒅
有人将南周的这种想法一言概之曰：“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还原或回归为客观报道。”从实践中可以讲，这种思维可以最大程度地抗衡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异化”，最大程度地抗衡由“异化”产生的新闻失实与新闻偏见，最大程度地实现面向新闻本身的客观性的回归。
“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还原或回归为客观报道”的提法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在西方的新闻史上，“批评报道”这个词是“鲜有所闻”的，而“舆论监督”倒是几乎“日有所闻”，但其在传播学上的意义远超过新闻学上的。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奖项上有“调查性报道奖、解释性报道奖、独家报道奖和现场新闻奖”等，这些奖项都与客观报道密不可分的，但却没设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奖项。
“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还原或回归为客观报道”的观点现在正在显性或隐性地影响着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的采写。当然，要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还需要有一批有突破能力与采写能力超强的编辑和记者，这批编辑和记者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型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在措辞与表达上，如何尽可能更谨慎、更准确、更客观？如何在实际工作中能捍卫两者的“公平、正义”的精神并找寻到其所在新闻媒体的精神特质？
现时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有两种倾向：
一是多为主流媒体、大报大台所采用的“实证报道”。这种“实证报道”，就是强调新闻中的每一事实、每一细节都有依据，而每一事实的每一阶段的变化都实证支撑。“实证报道”就是事实与证据的统一，强调的是新闻的真实性。而所谓新闻的真实性则是指事实性的真实，就是说新闻报道从原则上排除所有非事实性的表达。从另一方面可以说，事实性的真实拒绝一切虚构性信息，虚构性信息是想象的产物，是一种影像，并不是实际的存在物，因此不能作为事件信息进行报道。至于纯粹想象的东西，更不应成为新闻报道的对象。不时出来在新闻媒体上表现一番的“合理想象”，对新闻的真实性来说，是一个“怪胎”。
二是多为晚报、都市报或周末类报纸采用的“平衡报道”。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中认为：“‘平衡报道’就是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在现在的新闻报道中，涉及矛盾两方或多方的报道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往往有较高的新闻价值。这时，给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显得尤为重要，假如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真有问题，给他们说话的机会，他们也难逃制裁，但起码他们有了一个解释问题原因的机会；而另一方面，假如受到指证的一方没问题，则给了他们一个洗脱自己的机会。尽管“平衡报道”不一定就能完全体现客观和真实，但“平衡报道”起码体现了“公平”，而且体现了在“公平”的基础上尽可能的客观真实。
总之，“将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还原或回归为客观报道”，是让两者的“异化物”回归舆论监督和批评报道本身的唯一方法。
注释：
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②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七章“大众传播”第一节“大众传播的定义、特点与社会功能”，2004年2月版
③李棠辉：《批评报道的思维方式》，第一章“采编批评报道的思维规定”，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
④2007年7月8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纸做的包子》，后被证实是假新闻
⑤蓝鸿文主编：《新闻伦理学简明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⑥［英］肯・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公平博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⑦董天策：《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岭南新闻探索》，2008年第5期
⑧景跃进：《如何扩大舆论监督的空间》，《开放时代》，2000年第5期
⑨2007年3月下旬，中新社浙江分社和钱江电视台报道称:杭州市的一些医院，在化验用茶水代替的尿液发现呈阳性（发炎），而事实上是茶水在化验中可能呈假阳性
⑩那福忠：《深度研究：网络化与全球化之下新闻媒体趋势》，Blogchina，2004年3月27日
⑾刘洪波：《被褒扬的新闻之耻：且看媒体如何罔顾隐私与尊严》，Blogchina，2004年3月29日
⑿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34页
⒀文聘元：《西方哲学的故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32页
⒁杨保军：《新闻精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5页
⒂〔美〕迈克尔・埃里默：《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殷文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866页
⒃杨保军：《新闻精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67页
⒄单波：《重建新闻客观性原理》，《现代传播》，199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