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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人生哲理的格言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贵的谎言/药物/古典政治哲学/哲人王
一、高贵的谎言
《理想国》(注：柏拉图作品的希腊文本采用牛津版Ioannes Burnet编本，参考了Allan Bloom的英译本(The Republic of Plato，New York:Basic Books，1968)，另参考 了郭斌和、张竹明的译本(商务印书馆，1986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即， 正义、城邦、哲人王。在第一个部分和第二个部分之间，有一个“过门”，是理解第二 和第三个部分的“津梁”，也是理解这个《理想国》的钥匙。这个“过门”是苏格拉底 -柏拉图有意识为那些细心的读者准备的“藏宝图”，顺着这张地图，就可以到达苏格 拉底-柏拉图思想的殿堂。这就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谎言的讨论，或者说“高贵的谎言 ”乃是柏拉图思想的“方法论”，柏拉图对这种方法具有高度的自觉。从道理上讲，在 讨论诸如“正义”和“理想”之类崇高主题的地方，突然在中间插入一段对谎言的讨论 ，的确与主旋律大不协调。对于这种“莫名其妙”的安排，联系到柏拉图高超的写作技 艺我们需要特别注意。
柏拉图并不是不知道民众对“谎言”的意见。真实的谎言本是人神共愤的，因为谁都 不会接受对灵魂说谎，谁也不愿意被蒙在鼓里，既不愿意对人撒谎，也不愿意被人蒙骗 。既然谎言是一种“恶”，会导致被蒙骗者灵魂上的无知，因此“对于最高贵的东西， 以及对于自己灵魂中最高贵的部分(按指灵魂)，谁都不会自觉自愿地撒谎”。(注：《 理想国》382a7—8。)苏格拉底由此得出一个基本理念：人不会自觉自愿地作恶，“恶 ”应该是一种社会现象，受某些条件激发而产生，具有被动(而非主动)色彩。从某种意 义上说，苏格拉底这是在为自己后面的“谎言”预先开脱责任，同时也暗示他因为被迫 进入一个自己不愿意来到的特殊环境，故而不得不说一点点特殊的假话。
当然，苏格拉底“作假”，仅仅是言辞上说说而已的“谎言”。为此苏格拉底辩护道 ，言辞上的谎言，只不过是灵魂上某种不幸的摹本，是灵魂的不幸所生成的一种幻象， 不是纯粹的谎言。这种“言辞上的谎言”和第一种人神共愤的“真实的谎言”不一样， 第二种谎言不完全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它对人有时大有裨益：对于发疯乱来、胡搅 蛮缠和傻头傻脑要干坏事的朋友来说，谎言可以像“有用的药物”那样，起到治疗和预 防作用。《理想国》第一次出现的“药物”一词，同时也有“治疗”的含意。但我们需 要研究，这种药物什么时候有益，对谁有益而不至于引起愤恨，它对敌人有没有用，等 等。
所以这种特殊的谎言是一种“处方药”，必须严格管理。用苏格拉底的话说，这种对 人有用的药“必须交给医生，私人绝不能染指”。(注：《理想国》389b5;451a2—7。) 大概就是因为这种药物药性太猛，弄得不好就会变成害人的毒药(今人对此着墨颇多)， (注：Seth Benardete，Socratic Second Sailing:On Plato's Republic，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p.18.)搞不好就要家破人亡，甚至亡国，因为谎 言对城邦来说，具有颠覆性和毁灭性。苏格拉底在第十卷开头处讨论诗艺时，还谈到了 类似的情况：如果没有了解它的所是(或“本质”)，不知道它无非就是一种药物，那些 听到诗艺(或前面所说的谎言)的人，他们的思想就会受到损害。
为什么要用“言辞上的谎言”这种利害参半的“药物”?
首先是因为人的有限性。人的认识能力、判断力和行为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不得不根 据人的天性而设计出不同的法门，大概可以用“因地制宜”来概括，其目的不过是要“ 因材施教”。苏格拉底从神不需要谎言来反证了这一点，他说，神是全知的，也就是知 道古事，在礼法时代，知道古事就是知道万物的“自然”或“道”；神中间也没有撒谎 的诗人；神不会因害怕敌人而说谎；神没有愚蠢和疯狂的朋友。苏格拉底总结到：“因 此，就不存在神会为之说谎的事情”，(注：《理想国》382e4;另参389b3。)谎言对神 来说，没有任何用处，“精灵和神明全然沾染不到谎言”，神明在言行上也的确就是单 纯(或“坦诚”)而真实的了。苏格拉底如此赞美神明，是要在对比中衬托出凡人的卑微 和有限来。神明所具有的上述优点，人都未必沾边。逐一对照中，苏格拉底的潜台词是 说，凡人是无知的，凡人中有撒谎的诗人，凡人会因为害怕敌人而撒谎，凡人身边多的 是愚蠢而疯狂的“朋友”。苏格拉底这里并不是为人们撒谎进行辩护，而是打算用言辞 的谎言来医治无知(不知古事即不懂规矩)，在苏格拉底看来，无知是万恶之源；修理撒 谎的诗人，以免他们亵渎神灵、败坏青年；让人勇敢而不怕敌人，就不会撒人神共愤的 “真实谎言”；治疗和预防朋友们愚蠢和疯狂。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古典政治哲学的 基本目标，整个《理想国》就是以言辞上的谎言来实现上述目标，其中最后一条，即治 疗和预防愚蠢和疯狂，实是《理想国》清明理性或审慎的绝佳例证：《理想国》与疯狂 的“理想主义”不沾边。
其次是因为年轻人的天性而不得不使用必要的药物。年轻人纯真善良，容易上当受骗 ，而且冒失糊涂，没有头脑，判断力低下，“年轻人无法分辨什么是隐微的东西，什么 不是”。(注：《理想国》378d7—8。“隐微”对应的希腊文是huponoia，它的第一条 义项是“怀疑”、“猜想”，引申为第二条义项就是“事情下面(内部)的真义”，“深 一层的意思”、“暗含的意思”和“喻义”。这里译作“隐微”，符合施特劳斯所说的 “隐微学说”(esoterics)。)就“审慎”来说，很多东西都不应该让年轻人听到，比如 诸神争风吃醋、明争暗斗，因为他们对世间的恶还没有免疫能力和抵抗能力。所以，一 个仁善(或“好”)的法官应该不是年轻人，相反，法官应该对这些愣头青负责。对于特 别需要“理智”的年轻人来说，很难听从于“理智”，这时，言辞上的谎言就是其中一 种有效的方式。
第三是不要害己害人。这是苏格拉底的历史命运所得出的古典政治哲学的经验，“害 己”是说哲人在与城邦的冲突中，因“败坏青年”和“不信奉城邦所信奉的神”，最终 让自己身陷窘境，甚至丧命(哲人与城邦的关系，详下)。在《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虽 踌躇再三，最终还是被迫说了一些“必须说”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个中三 昧。苏格拉底对此畏惧有加：“我怕的是在真理面前，在最不该摔跟头的地方摔了跟头 ，自己一个人摔了不算，拖累朋友们，他们也就必然都会慢慢地倒下。……我希望能证 明，失手杀人者，其罪尚小，而在礼法中的高贵、仁善和正义方面欺世盗名的人，其罪 大矣”。(注：《理想国》389b5;451a2—7。)苏格拉底深知，要达到这样既不害己又不 害人的“理想”境界，而动用“有益的”谎言，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但即便如此， 或准确地说，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言辞上的谎言，所以真理需要密传，苏格拉底说 ，最好是闭口不谈，如果有必要谈的话，也应当尽量少人听到，并把它当做不可说出去 的秘密，为了听到真传，还要献祭，祭品可不是容易搞到的猪，而是极不容易铺排的大 型献祭，好让它只进入尽可能少的人耳中。
最后不仅不要害人害己，反而要利人利己。苏格拉底说：“城邦的统治者，如果可能 的话，为了城邦的利益而向敌人和公民说谎，都是适宜的”。(注：《理想国》389b7— 9。)当然，如前所说，苏格拉底在此再次强调说其他人对这种特殊的技艺千万不能染指 。统治者要掌握时机、对象、分寸和场合，所以城邦极其需要最高明的统治者，人类尤 其需要，或者说人这样一种东西尤其需要最高明的统治者。原因就在于人的天性之不足 ，必须大量服用那类药物(即，言辞上的谎言)，这就需要主治医生具有特别的能力，“ 哲人王”的设计似乎顺理成章。反过来说，由于人本身的孱弱和人间不移的上智下愚关 系，“我们的统治者为了被统治者的利益，似乎不得不使用大量的谎言和欺骗，当然我 们也说过，谎言和欺骗起到的是药物治疗的作用”。(注：《理想国》459c8—d2;494a6 ;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这样一来，“言辞上的谎言”就成为 “高贵的谎言”了。苏格拉底在“高贵的谎言”中，就获得了他的第三重身份：素王。
二、哲人与城邦
苏格拉底不仅向在场的年轻人宣扬了“高贵谎言”的理论，而且自己自始至终都在暗 地里实践着这种理论，也就是不断地说着高贵的谎言，“共产主义”和“哲人王”是有 目共睹的“高贵谎言”，而且苏格拉底处处自相矛盾地给年轻人讲那些年轻人不宜听到 的内容，这种“此地无银”的巧妙安排，更是隐秘的“高贵谎言”。为什么要这样自相 矛盾、而又如此大张旗鼓地兜售他那“窈兮冥兮”、半真半假的“理想国”蓝图呢?除 了上述原因以外，哲人与城邦的永恒冲突，也是一个关键原因。
1.哲人
哲人在城邦中总是少数(少得只有靠运气才会有)，而民众则为数众多，柏拉图仅仅凭 这一点就断定：“搞哲学的人就必然要受到他们非难”。(注：《理想国》459c8—d2;4 94a6;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这里的“他们”除了民众而外， 还包括“智术师”和假哲人。柏拉图在这里首先就把真正的哲人和智术师、假哲人区别 开了。实际上“智者”(即智术师)并不智慧，而假哲人同样如此，反而使哲学蒙受最为 巨大和最为猛烈的诽谤，真所谓为之反倒损之，让人想起尼采在《快乐的科学》第125 节借“疯子”之口所说的话：杀死上帝的正是我们这些貌似信仰上帝的人，对基督信仰 危害最大的正是基督教本身。
哲人虽然不一定有智慧，但他们是热爱智慧的人，这样就必须首先了解什么是智慧， 否则岂不容易爱错对象?智慧不等于知识，实用的知识也不是智慧。那么什么是智慧?柏 拉图所说的智慧不纯粹是形而上学的思辨性能力，而是关切现实的干练安邦定国之才。 关心城邦、立足现实、悯怀生民，这就是古典政治哲学的特色。所谓“智慧”，在柏拉 图看来，就是从事政治，为老百姓的生活编织一张足以安居乐业的社会经纬，因为“根 据自然而建立的城邦，整个儿都是智慧的，它来自于领导和统治的知识。在各种各样的 知识中，唯有这类知识才应该被称作智慧，而这种知识自然只有极少数人才拥有”。( 注：《理想国》459c8—d2;494a6;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真 正的哲人具有唯一的(实践)智慧，其他知识不过是实践智慧的辅助，就因为城邦的智慧 和每个人灵魂中的智慧是一模一样的。而拥有让人安身立命知识和智慧的，则是古典政 治哲学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天生既适合于研究哲学，也适合于领导城邦。既然天降大 任于哲人，则对哲人各种素质的要求也就非常高：《理想国》第六卷开头几页都在讲哲 人的天性或本质，即爱智求真、死守善道、英勇无畏、视野广阔、博闻强记、进退有度 、节制审慎、温文尔雅，在神和人的事务上都追求整全，观察一切时代的一切东西，带 领人民走向幸福，实在有如张横渠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在柏拉图的笔下，哲人几近于神矣：观察一切差不多就是“全知”，同时适合于理论 和实践差不多可算“全能”、正义无私即是“全善”。因此，拥有刚才所说的每一种天 性而称为完美哲人者，可谓少之又少，那些稀有的品质只会出现在少数人身上。即便世 间真有那些品质，也不会生长在同一个地方，而是散布在少数人各自的灵魂里，真所谓 “此事古难全”。即使有的人天生具有哲人的禀赋，一旦受到恶的干扰，也会夭折：“ 哲学天赋的那些要素，如果教养不当，最终就会成为被驱逐而搞不成哲学的原因”，( 注：《理想国》459c8—d2;494a6;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结 果就遮蔽了自己的哲学天赋，最终离开了哲学的行当，对于未来的哲人来说，当然也就 算是夭折了，而且“具有最好天赋的人一旦受到坏的教育，会变得尤其坏”。(注：《 理想国》459c8—d2;494a6;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于是那些 最适合搞哲学的人就这样遭到流放，让哲学变得受冷落，哲人们也过上了一种并不适合 的甚至是不真实的生活。此后，那些不适合哲学的人，看见她像一个失去了亲人的孤儿 ，就来侮辱她，对哲学为所欲为。这样的结合必然生出“杂种和孬种”，在思想和意见 方面，便会生出智术/诡辩来，与审慎和真理毫无关联，于是社会就更加礼崩乐坏。哲 人的边缘化和社会礼法的“大地陆沉”和“天崩地裂”互为因果：礼崩乐坏导致哲人的 流放与阙失，而哲人的离弃更加重了社会漂浮无根的状态。哲人面对轰轰烈烈的变故， 也只能哀叹“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
2.城邦中的哲人
从哲人这一方来看，他们之所以必然受到非难甚至受到迫害，就在于哲人所追求的东 西，苏格拉底深知其中的奥妙：“我知道全部绝对真理既招致嫉恨，也很难实现”。( 注：《理想国》459c8—d2;494a6;428e7—429a3;495a5—7;491e2—3;490a8—b1。)在 苏格拉底看来，一个人如果转向了哲学，追求与众不同的东西，那么大家就会觉得他没 有什么用处了，准哲人就成了他们的“他者”甚至“敌人”，大家就当然要组织私人的 阴谋和民众的审判，来“劝导”、消磨和迫害他。这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真实写照， 也是古往今来众多哲人的“历史”命运。《理想国》中的苏格拉底则自己站出来陈述自 己在城邦里的独特处境，尽管他以为自己这种境况在哲人身上可能是司空见惯，不值一 提，但他认为自己身上具有神迹或神兆，并把这种与神沟通的方式同哲人联系起来。在 苏格拉底看来，哲人和城邦民众的关系就是这样一副图景：“成为了这一小撮中一员的 那些人，拥有它(按指哲学)就尝到了甜头和福气，同时，他们也已经充分地看到了多数 人的疯狂，看清那些管理城邦事务的人没有干什么好事，也知道没有盟友可为正义之助 ，使他们免于毁灭。毋宁说，这些哲人全象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为虎 作伥，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结果就会丧命，对城邦或朋友没有什么用处， 对自己和他人也没有任何益处”。(注：《理想国》496c5—d5;497a3—5;365d7—e1;49 7b1—3;441e4—5;473c11—e2。)此前苏格拉底还打了一个比方，也就是进行了一次肖 像刻画，描述了一个优秀的船长被篡权后的窘况，以此说明：最高尚的人在和城邦关系 方面，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苏格拉底还明确地说，这就是真正的哲人与城邦之间关系 的相似写照。
柏拉图在“洞穴喻”中，还谈到了哲人与城邦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甚至可能是致命的 。哲人逃离洞穴之后，见到了真实的世界，见到了太阳，如果这时他被迫回来布道，再 次下降到洞穴中。首先他的眼睛会不习惯于洞中的黑暗，在短时间内视力会变得模糊， 如果这时不得不就那些墙上影像，同那些长期困在洞穴中的囚徒进行争辩的话，他就会 成为洞中人的笑柄，大家会说他上去后，回来眼睛就坏了，由此得出结论说“上升”是 不值得的。对于这个试图释放他们，并带领他们上升的哲人来说，如果这些被判无期徒 刑的洞中人能够掌握他并处死他，那他们就一定会处死那个先行者。苏格拉底接着直接 把那个先行者说成是哲人，哲人的天性即在于沉湎于思辨/观察，于是当有人从神圣的 思辨，回到人世间的恶时，由于视力模糊，还不够习惯于周围的黑暗，就被迫在法庭上 或别的什么地方，就正义的影子或影子的表象进行争辩，并辩论那些从未见过正义本身 的人所理解的那种“道”，那的确丢脸可笑，更有性命之忧。
哲人与城邦的关系如此尖锐，哲人王的说法真是不可思议。面对此情此景，哲人该怎 么办呢?一方面哲人只好听天由命，正如孔子所谓：“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 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注：《论语·子罕》。)苏格拉底则说 ：“如果不是偶然碰到合适的政制，哲人的成就不会登峰造极。因为在一个合适的政制 中，哲人才更能成长，也才能公私兼顾”。(注：《理想国》496c5—d5;497a3—5;365d 7—e1;497b1—3;441e4—5;473c11—e2。)但这显然需要神明的帮助和恩赐，因为“偶 然”指的是一种好运道，而这种定数是来自于神的。反过来说，如果有神明相助，民众 其如予何!从这个意义上说，神必须存在，因为“如果没有神明，或者神明根本就不关 心人间事务，那我们干吗还在乎做了坏事要躲着他呢”?(注：《理想国》496c5—d5;49 7a3—5;365d7—e1;497b1—3;441e4—5;473c11—e2。)这句话完全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 那句名言的另一个版本：“假如没有上帝，什么都是可能的”，人也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对社会、对个人、尤其是对哲人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但这种好运气毕竟是可遇不可求的，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受到神的护佑和眷顾，苏格拉 底似乎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他身上的精灵并不是城邦神，还因为他生活在一个逐渐 没落的高贵王朝之中，结果“当今没有一个城邦适合哲学本性，哲学的本性就因此而翻 转和变坏”。(注：《理想国》496c5—d5;497a3—5;365d7—e1;497b1—3;441e4—5;47 3c11—e2。)哲人又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出面建造一个合适的城邦，这样既 能实现正义，又能保住哲人的本色乃至性命——即便清高的哲人本是不屑于城邦俗务的 ，但这种被迫的下降可谓两全其美，又何乐不为?
3.哲人王
那么又如何建立并保持一个正义的城邦呢?苏格拉底如同《政治家》中的那位爱利亚客 人一样，认为光靠立法，那是无法保障正义的，因为法律很容易流于形式，成为一纸空 文，而且世间万物不胜其繁，法律不是千手观音，不可能面面俱到，尤其在坏政制中， 法律毫无用处，一事无成。苏格拉底特别注重理智，我们差不多可以把他的立场概括为 “理智至上”，在他看来，“理智既然是智慧的，是为整个心灵而深谋远虑，还不应该 由它起领导作用吗”?(注：《理想国》496c5—d5;497a3—5;365d7—e1;497b1—3;441e 4—5;473c11—e2。)尽管实际上哲人并不愿意统治，但苏格拉底这种立场的自然而然的 结果就是“哲人王”：“除非哲人在城邦中成为国王，或者我们现在称为国王和统领的 那些人，能够真正地和充分地研究哲学，集政治权力和哲学于一身，……否则，城邦将 祸害无穷，我觉得人类也将如此，我们刚才在言语中描述的城邦也不可能从自然中产生 ，即便有可能产生，也见不到阳光”。(注：《理想国》496c5—d5;497a3—5;365d7—e 1;497b1—3;441e4—5;473c11—e2。)如果哲人不当王，万古如长夜矣，城邦和个人都 将遇到永无宁日的“恶”，共产主义理想国也无法实现。只有近乎全知、全能、全善的 哲人出面来管理，城邦才会有正义，个人也才会有幸福，因此必须把哲人确立为最严格 意义上的护卫者。
哲人为什么这么厉害?一方面，哲人立天立地并在神圣的思辨中与神明交通，所以自己 也就沾染了一些神性。尽管对哲人的诽谤、中伤和怨恨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是，哲 人丝毫不为这些东西所困，他看到并沉思了永恒的东西，发现这些东西各自相安无事， 并根据理性而井然有序，于是就摹仿那些东西，竭力让自己与它们相像。结果，“与神 性和秩序打交道的哲人，在凡人可能的范围内，也就变得秩序和神圣了”。(注：《理 想国》500c9—d1;500e2—4;517c8—9;499b2—c2;516e1—2，519d5—6;540b2—5。)另 一方面，哲人不仅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他们把自己从神圣存在那里获得的东西， 运用到世间，就仿佛神明的人，从而给人类也带来秩序和神性。苏格拉底具体说道 ：“如果没有画家根据神圣的范式为城邦勾画出蓝图，城邦就永远不可能幸福”。(注 ：《理想国》500c9—d1;500e2—4;517c8—9;499b2—c2;516e1—2，519d5—6;540b2—5 。)当然，如前所述，这种幸福不是单向的，如果哲人能够出掌城邦，不仅城邦有福， 哲人自己也有福了：如果哲学(哲人亦同)能够生逢最好的政制，而哲学本身也是最好的 话，显然哲学就确实是神圣的了。
但醉心于神圣思辨的哲人，却不太乐意“误落尘网中”而羁绊于人事，因为“到达那 个高度的人，不愿意管人间的俗务，他们的灵魂倒是愿意总把花时间在更高的东西上” 。(注：《理想国》500c9—d1;500e2—4;517c8—9;499b2—c2;516e1—2，519d5—6;540 b2—5。)但为了达到理想的境界，就由不得哲人逍遥了，必须强迫他们来管理城邦。那 么，谁来强迫哲人呢?这里的情形就如同哲人与城邦的关系一样，首先靠的是机缘，也 就是靠神明，尤其掌管“必然性”的命运女神：“某种冥冥之中的定数(必须)强迫这少 数并不邪恶的哲人去掌管城邦以前——不管他们愿不愿意，让城邦服从他们；或者当权 者的公子或国王的太子，因为某种“神圣的灵感”，而真正喜爱上了真正的哲学，否则 城邦和政制绝不会变得完满，个人也同样不会变得完美”。(注：《理想国》500c9—d1 ;500e2—4;517c8—9;499b2—c2;516e1—2，519d5—6;540b2—5。)
具有人生哲理的格言范文第2篇
[关键词]理论存在样式 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 哲学实践 话语方式的转换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12-07
一、“理论存在样式”：理解马克思理论中哲学维度的关键点
在马克思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究竟是否有哲学的独立地位？或者说马克思理论是否具有独立的哲学维度？这似乎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无论在西方哲学史家眼里，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内部，这都曾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
对此问题的争论在马克思去世之后即已开始。第二国际的一些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实现了从“哲学”向“科学”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它为社会历史运动所提供的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科学规律”，它抛弃了一切“哲学幻想”，克服了全部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把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变成了与“自然科学”一样的“历史科学”；因此，“哲学”对马克思来说是一个贬义词，是与马克思的理论无关的“前科学”和“非科学”的累赘。例如梅林明确说道：“机械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范围里是科学研究的原则，一如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范围里一样”。[1]( P99 )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在社会领域里的“科学原则”，就如同“机械唯物主义”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原则一样。拉法格、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人在不同场合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经济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或“经济社会学”，他们都相信，“哲学”这个词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来说是一个不相干的字眼，马克思的学说在根本上是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因而并不包括“哲学的维度”。出于这种理解，他们中一些人为了“丰富”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主张从康德哲学、马赫主义中借用“哲学”的内容来补充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与此类似，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许多“资产阶级哲学史家”所撰写的哲学史著作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或者是不置一词、完全被遗忘，或者只占据一个微不足道的位置，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正如柯尔施所说的：“对于资产阶级教授来说，马克思主义充其量不过是19世纪哲学史中一个相当不重要的分支，因而就把它当作‘黑格尔主义的余波’而不予考虑”。[2]( P1 ) 他们认为从真正“哲学”的眼光出发，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没有或者很少有属于哲学的内容，马克思在根本上只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理论和历史方面的学者。
在阅读马克思所留下的理论文本时，人们也会经常产生一个疑问：马克思的哲学究竟在哪里？在一般认为的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中，我们始终找不到以我们熟悉的的哲学话语的形式表达出来的系统的哲学文本。除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幻想进行意识形态批判时相对较多地提及和涉及哲学，除了在《资本论》跋里，马克思声称是黑格尔的学生，并宣称要把辩证法颠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3]( P24 ) 外，我们很少见到马克思专门的“哲学论述”。1858年在给恩格斯的信中，马克思表示“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4]( P250 ) 10年之后，在给狄慈根的信中，马克思再次态度坚定地表示：“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5]( P535 ) 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把这些承诺付诸实现，以一种人们所熟知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哲学”，在马克思那里，人们找不到与康德、黑格尔、胡塞尔、海德格尔等可相比较的哲学话语系统。
如果把这一点与前述“资产阶级阵营”和“马克思主义阵营”内对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哲学维度的质疑和否定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并非具有无须论证的自明性。我们今天仍然有必要进一步思考：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是否有哲学的独立地位？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究竟体现在何处？为什么按照“正统”的哲学史家们的眼光，马克思不能归入“合格”的哲学家之列？
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是包含着其特有的哲学维度的，但是，马克思变革了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并创造了一种与以往哲学全然不同的哲学理论存在样式，它不再以传统哲学的话语方式、写作方式和工作方式来“生产”自身，而是通过这种理论存在样式的改变，带来了哲学的本性、对象、功能等方面的重大变化。正如阿尔都塞所指出的：“马克思哲学存在着，但它却没有被当做哲学来生产”。[6]( P225 )如果不理解这种理论存在样式的重大变化，固守历史上形成的、人们已经习惯的哲学观来对它予以考量，那么，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将找不到哲学的踪影，种种对马克思哲学存在地位的怀疑和否定，其根源正在于此。
因此，对马克思哲学特殊的理论存在样式进行深入探讨，是一个事关马克思哲学存在合法性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在此问题上，有两个最为重要的关节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第一，马克思采取“非哲学”的态度对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进行了摒弃；第二，马克思把哲学变成了一种干预和改造现实生活的手段，把哲学变成了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哲学因此而成为一种“哲学实践”。
二、“非哲学”：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理论存在样式的否弃
“非哲学”所意味着的是，马克思要否定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宣告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的僭妄和过时。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以“解释世界”为根本特征的。所谓“解释世界”，在西方哲学史上，就是要回答“存在者”何以“存在”这一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这一问题在柏拉图那里体现为对“可知世界”的“绝对原理”即“理念世界”的寻求；在亚里斯多德那里，则明确表述为认识“世间第一原理”；[7]( P6 ) 在黑格尔那里，则是要获得关于“上帝”或“绝对”的概念性知识，获得这种终极存在的最高知识，也就意味着获得了关于世界的终极解释。在哲学史上，这种试图一劳永逸地捕获世界的终极知识从而实现对世界的终极解释的学科也因此被称为“神学”、“纯粹理论学科”、“第一哲学”等等。抱着“解释世界”的这种野心，哲学理论的存在方式必然具有如下性质。（1）绝对性，哲学理论代表着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普遍真理”，具有超越时空、“永恒在场”的性质。（2）神圣性，哲学是少数具备超人慧眼的人从事的事业，这些人超越世俗芸芸众生而与真理同在，因而具有超凡脱俗甚至神秘的性质。（3）至上性，哲学既是世界和人的生活实践的规定者，又是理论自我存在的规定者，它自足完备、无需外求。这三者使得“强大的理论概念”构成了传统哲学的根本特点之一，它把“过沉思的生活，即理论生活方式当作拯救途径。理论生活方式居于古代生活方式之首，高于政治家、教育家和医生的实践生活方式。由于成为了一种示范性的生活方式，理论本身也深受感染；它替少数人打开了真理的大门，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扇门却一直是关闭的”。[8]( P31-32 ) 因此，传统哲学是一种把自身神圣化、绝对化和至上化、自认具有最终话语权和自足解释力量的存在样式。
“非哲学”就是要向这种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提出非难和挑战。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上述理论存在样式存在着双重的僭越，首先是对人的实践活动的僭越，二是“普遍性”话语权的意识形态僭越。“非哲学”就是要对这两重僭越进行批判和解构，并在这种批判和解构活动中，体现和凸显出一种全新的哲学意识、哲学精神和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
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现实性是对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的根本性反驳。它表明，任何哲学理论都有一个它无法涵盖和囊括并予以总体化的“异质”的“外部领域”。实践作为一种改造世界的活动，是一种“历史性”的、在具体时空情境中进行的“有条件”的活动。因此，关于实践活动的“真理”总是具体的、历史性的“真理”，而不可能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性”的真理。人不能离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活动，以“全体实践活动”为对象，以一种理论的方式形成关于“实践活动总体”的真理。也就是说，“哲学”是无法为“实践”确立一个终极的、绝对的、统一的真理的，实践活动构成了“哲学真理”永远无法侵蚀和吞噬的边界。因此，相对于实践活动，任何理论的立场都是有限的。以往哲学试图用“理论”的方式来达到“整体性”的真理，不过是一种思辨的幻想和无法实现的幻觉。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二条中，马克思明确说道：“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9]( P55 )哲学试图用理性概念来获得关于世界的终极知识并以此来实现对整个世界的终极解释，试图用一个“理论的体系”来把“存在”的真理囊括其中，这正是一种“离开实践的思维”，它完全建立在对实践活动遗忘的基础上因而也是建立在对“现实”的错误理解的基础上，它把“现实”当作理性，当作思维概念静观的对象，而不懂得“现实”应当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因此，实践活动在根本上具有与“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不相容的本性，它证明了“哲学”那种神圣性、绝对性与至上性的理论存在样式的无根性与虚幻性。可以说，实践活动本身就具有“非哲学”的性质，正如维特根斯坦发现了日常语言及其语言游戏的“非本质主义”和“非哲学”本性、海德格尔发现了“无”与“时间性”的“非本质主义”和“非哲学”本性一样，马克思发现了“实践”的“非本质主义”与“非哲学”本性。在此意义上，“非哲学”就是要消除理论对于实践的僭妄，让人的生存实践“如其所是”那样获得其本源的、优先的地位。可以说，“非哲学”就是一场反对哲学理论遮蔽生存实践的斗争，一场消除哲学的理智迷乱从而捍卫生存实践优先地位的斗争。
那么，“哲学家”们为什么会脱离实践并把哲学理论视为绝对、神圣和至上的存在？在“哲学”的这种理论存在样式后面隐含着什么？
马克思通过对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回答了这一问题。通过这种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揭露了“哲学”对自身理论存在样式期许中所包含的欺骗性和虚妄性。这是马克思运用意识形态批判所展开的“非哲学”向度。
在马克思看来，当“哲学家们”宣称哲学知识拥有解释世界的终极客观性和普遍性时，实际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9]（P101） 因而骨子里所渗透和体现着的是充满压迫和控制性的权力意志。马克思在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述中，把“哲学”与“政治”、“法律”、“宗教”等一道，都视为“意识形态的形式”，认为对于这些意识形态的形式，“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哲学”本来是“哲学家”个人的创造物，但在“阶级社会”里，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倾向于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9]( P101 )于是，人们在历史上就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9] ( P100 ) 可见，当“哲学家”们自诩为世界“客观”的解释者时，实质上是建立在对另外一些“特殊群体”及其话语权的控制和压制基础上，因而不过是“特殊”权力的合谋者和“特殊”秩序的捍卫者和维护者。
在此意义上，“非哲学”就是要消解“普遍解释者”的虚妄和揭穿“哲学家”的假面具，其实质是对“哲学家”们僭用普遍者之名的抵制和解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非哲学”是马克思十分鲜明和自觉的立场，它所直接针对的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哲学家们”对其理论存在样式的自我期许。马克思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思想。例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第一次提出要“消灭哲学”。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 ( P57 )马克思显然把自己排除在“哲学家们”之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哲学”被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因而必然随着现存秩序的灭亡而消失。在此，“哲学”与“哲学家”都完全在一个负面的意义上被使用。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同样明确说道：“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10]( P311 ) 所有这些论述，都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非哲学”的基本态度。
现在的问题是，当马克思采取这种立场时，马克思是否完全取消了哲学，甚至彻底消解了哲学的维度？
我们的观点是：马克思“非哲学”的立场所宣告的是以往哲学那种特定的理论存在样式的终结而非哲学本身的终结。马克思终结了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并开创出一种哲学新的理论存在样式，那就是他把哲学变成了一种“哲学实践”，哲学成为了一种干涉、介入和变革现实生活的方式，成为实践活动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成为内在于现实生活并改变现实生活的一种现实力量。
三、作为“哲学实践”的理论存在样式
那么，作为“哲学实践”的理论存在样式具有什么特点？与以往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相比，它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转变？
哲学变成“哲学实践”，意味着哲学虽然仍以“理论”的方式表现自己，但是这种理论的位置和目标、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哲学理论不再到生活实践之外为现实生活实践提供基础和原则，相反，一种哲学理论之所以有价值，当且仅当它是在人们的生活实践中提出来的，当且仅当它为生活实践所需要并在生活实践中证明了自身的力量；它的存在不是脱离生活实践，为“再现世界”提供“客观知识”，而是回答“怎样行动”，从而使“更好的生活如何可能”，因此，它不再按照“知识的逻辑”，而是按照“实践的逻辑”来存在；理论的目标不是作为静观者来对世界进行思辨和描述，而是作为实践活动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现实的思想力量来创造生活和世界。上述变化表现在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上，使得哲学不再以纯粹的思辨概念为工具来建构哲学体系，而是面向现实生活实践本身，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艺术、宗教等人文社会科学的结盟中，来寻求与现实生活实践的本性相适应的话语方式与言说方式。
这一切表明，当哲学成为一种“哲学实践”时，哲学已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学说”（即关于世界整体、存在本身的“解释之学”），而已成为一种“活动”（一种介入和改变现实世界的“活动”）。这种活动包括两个最基本的内容，一是对旧世界的“批判”和“揭露”，二是在“批判”和“揭露”的基础上生成关于“新世界”的想象。
“批判”和“揭露”活动是一种“解蔽”的活动，它要去除意识形态的障蔽，显示现存秩序的有限性与非完美性，从而使人们对自身的生存状态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它要透过一切得意自满和踌躇满志，暴露貌似合理与天经地义的东西后面所隐含的“另一面”。在此而言，“批判”与“揭露”总是针对人历史发展中具体的生存困境和生存矛盾而展开的，虽然“批判”和“揭露”的工作要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这种理论不是为了以“发现”世界的“自在真理”为目标，而是以克服和变革现存状态为目的，因而蕴含着一种颠覆现存秩序的“人文解放”旨趣（在此，“解放”乃是一个动词，一个不断从奴役中挣脱出来的动态过程）。对此，马克思曾有过清楚的表述：“批判并不是理性的激情，而是激情的理性。它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它的对象就是它的敌人，它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因为这种制度的精神已经被驳倒。这种制度本身并不是值得重视的对象，它是一种按照应当受到蔑视的程度而受到蔑视的存在物。批判没有必要表明自己对这一对象的态度，因为它已经清算了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主要工作是揭露。……针对这个对象的批判是肉搏的批判；而在肉搏战中，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有趣，出身是否相称，这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给敌人以打击”。[11]( P455 ) 可见，哲学的“批判”和“揭露”是一种要“消灭”、“清算”和“打击”旧世界的手段和武器，它带有强烈的实践意向和旨趣。
“批判”和“揭露”旧世界是为了“发现”新世界。马克思说道：“我们的任务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11]( P414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1]( P416 )哲学“发现”新世界，不是要寻求关于“新世界”的“客观知识”，而是要在批判和揭露旧世界的过程中，形成关于“新世界”的想象，并通过这种想象，推动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去追求和创造一个与现存世界不一样的更为自由和美好的新世界。可见，哲学“发现”新世界，不是出于理论理性的“好奇”，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理性的动机和要求。
无论是对旧世界的揭露和批判，还是对新世界的想象和创造，都意味着哲学不再是“离开实践的思维”，而是与实践联为一体、以“实际地变革与反对现存事物”为归宿和鹄的的“实践之知”。和以往以“解释世界”为特点的哲学理论存在样式相比，它呈现出如下的根本区别。
首先，这种理论存在样式失去了“神圣性”而体现为“世俗性”的特征。“神圣性”来源于对“真理”的直观和一劳永逸的把握，理论于是成为人们超越有限性、直达无限的超感性实在从而实现自我拯救的途径。但是，作为“实践之知”，哲学不再“锲而不舍地追究终究的问题”，而是追求“此时此地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可能的以及什么是正确的”的实践智慧，哲学家自觉地放弃了“扮演很坏的预言家、报警人、说教者甚至很坏的智者这类角色”。如果说以往哲学家们相信“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那么，“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凿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11] ( P416 )哲学家不再是君临一切，而成为改变现状的现实斗争的实际参与者和推动者。
其次，这种理论存在样式失去了“至上性”而体现为“历史性”的特征。理论的“至上性”来源于“真理在握”的话语权和优越感，但是，作为“实践之知”，哲学自觉意识到以往哲学思维要求自己君临天下的野心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实践活动总是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向理论所提出的课题总是存在于具体的、现实的“场域”和“生态”之中，这就使得哲学的“发问”不可能是超越时空的抽象之问，而总是一种“历史性”的“合乎时势”的“发问”。正如福柯所言：“也许最确定无疑的哲学问题是此时此刻的问题，以及在这个非常时刻我们是谁的问题”。这就决定了哲学不可能成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适用的普遍知识，而只能与具体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在历史性的实践中发挥作用并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必然被超越的历史性思想。
最后，这种理论存在样式失去了“绝对性”而成为体现为“有限性”的特征。哲学理论的“绝对性”来源于它所认识对象的“永恒在场”性及把握真理的普遍性。但是，作为“实践之知”，哲学不可能以“实践总体”为对象，达到对处于历史运动中的“实践总体”一劳永逸的掌握从而获得关于实践的“总体性真理”。哲学犹如一个需要充实内容的“容器”，需要在对人们生存状态的历史性诠释和理解中获得其主题和内容，它只能在具体的实践活动条件下，从历史性视野出发，获得某种时代性的真理，因此，哲学的立场必然是有限的。
这种具有“世俗性”、“历史性”与“有限性”等特征的“理论”，如果从传统哲学观的眼光来看，根本没有资格成为“哲学”。传统哲学理论存在样式所具有的那些特质，在这里都已不复存在。这就是我们在第一部分里所讨论的为什么马克思去世之后，人们围绕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究竟是否包含哲学而激烈争论的原因。然而，如果调整哲学观念，那么，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以往那种理所当然的哲学形态并非唯一、终极的哲学存在样式，哲学完全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马克思创造了新的哲学理论存在样式，把哲学从关于世界、关于“存在”的思辨理论转换为“哲学的实践”，这不是“哲学的终结”，而是哲学的转向和新的可能性。
四、进一步的探讨
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看不到与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相似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看不到诸如“存在”、“本质”等范畴体系，看不到“认识论”、“本体论”、“伦理学”等领域区分，看不到以传统的哲学术语和研究领域建构而成的哲学体系，人们看到的只是经济分析、社会批判、历史研究等话语。这一现象经常使人困惑：马克思的哲学究竟存于何处？
为了消除这一困惑，人们最常用的方法是恢复传统的哲学话语，结合马克思著作中散见各处的某些论述或只言片语，来建构一整套系统化的“马克思哲学原理”，从而使马克思的哲学与康德、黑格尔的哲学一样，呈现为一个对“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方法论”等都有面面俱到系统阐释的理论体系，仿佛不如此，就不能证明哲学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几十年来上百种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编写和出版即是这种观念最好的注脚。
如果从我们上面考察所得出的基本观点出发，就不难发现，上述这种观念正是不了解马克思在理论存在样式上所实现的变革所造成的。马克思改变了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这必然表现在哲学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上面。正如海德格尔等当代哲学家所洞察到的那样，传统形而上学是与“形而上学的语言”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不克服形而上学的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就不可能真正超越传统形而上学。马克思在改变以往哲学理论存在样式的同时，也改变了哲学的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并创造了一种新的哲学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对此，马克思有着充分的自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说道：“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12]( P525 ) 马克思把“哲学”变成“哲学实践”，正是要让哲学从“思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并因而实现“从语言降到生活”的变化。因此，马克思自觉地摒弃了用形而上学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用思辨哲学的概念来建构哲学体系，他所要做的是通过“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实现对人的历史性的生存状态的分析、描述和理解，来完成对旧世界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对新世界的“发现”。“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了马克思哲学最主要的两种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通过前者，消解“虚假意识”的统治而导致的现实生活的抽象化，祛除抽象观念对现实生活的遮蔽，推动对现实生活的变革；通过后者，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逻辑的总体性统治所造成的“抽象对个人的统治”，从而寻求超越“个人对偶然性和关系的统治，以之代替关系和偶然性对个人的统治”[12]( P515 ) 的可能途径。在马克思看来，那种以纯粹思辨概念的方式来建构哲学体系的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是与实践活动的本性相违背的，因而必然要被摒弃。
因此，当人们试图脱离马克思特有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使用被马克思称为“思辨哲学”的语言来证明马克思哲学的地位时，实际上正误解和违背了马克思哲学的精神。今天人们应该做的是继承和发扬“意识形态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话语方式，通过对我们时代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生存方式的自觉反省，来推动“反对现存秩序”的实践活动。
在近年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另一个颇为热闹的话题是关于“哲学终结”：马克思究竟是否有与海德格尔、后现代主义诸公一样的“哲学终结论”？赞成者与否定者皆有之。赞同者认为，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说过“消灭哲学”、“取消哲学”、“哲学应当受到谴责”，并宣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9]( P73 )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3]( P127 ) 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哲学终结”了，取代哲学的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和超越哲学的现实实践活动。反对者认为，马克思只是终结了传统哲学，而非终结了哲学本身，马克思建立了一整套系统的关于社会历史及其发展的哲学学说，用它取代了以往哲学思辨的、臆想的关于世界的图景，因此马克思并没有终结哲学，而是建立了一种新的哲学形态。
按照上文讨论所形成的基本立场，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哲学终结”论者还是其反对者，都没有看到马克思对哲学理论存在样式方面所发生的重要变革。那些认为马克思终结了哲学的人，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所终结的只是以往哲学的那种特有的理论存在样式并创造了新的理论存在样式；那些认为马克思建立了一整套哲学学说的观点同样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把哲学变成了“哲学实践”，变成了干预、参与和改变现实生活的手段和环节。因此，马克思哲学的深层旨趣并不是提供一种关于世界和历史的普适性学说，而是提供一种历史性的批判思想，以推动改变“现存状态”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改变了哲学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对“哲学”的本质主义理解，使哲学成为一个“复数”，一个随着现实生活和实践活动特点的变化而表现出不同内容和形式的“不定性”的存在。那种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普适性学说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哲学当成了传统哲学的一种替代品，因而缺乏对马克思哲学在理论存在样式上所实现变革的充分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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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人生哲理的格言范文第3篇
关键词：哲学终结； 哲学走向； 现实世界 ；“事”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3-0101-07
作者简介：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上海 200241）
哲学既追问世界，也不断反思自身。这种反思不仅围绕何为哲学、如何做哲学等问题展开，而且体现于对哲学自身走向的思考。就其内在意蕴而言，哲学的走向关联着哲学关切的方向。历史地看，哲学曾以思辨或超验的存在为对象，20世纪以来，哲学则每每面向语言、意识以及特定的社会领域。对以上进路的扬弃，既涉及对“哲学向何处去”的再思，又以面向现实的世界为实质的内容，后者同时意味着关注作为现实世界生成前提与人自身存在方式的“事”。
一
回望现代哲学的演进，不难注意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哲学的研究往往伴随着各种形式的“哲学终结”论。作为对哲学的一种看法，“哲学终结”论同时内在地包含对哲学命运和走向的理解。从逻辑上说，哲学的终结意味着历史上的哲学已走到尽头，与之相关的哲学进路亦应加以超越。
在这方面，首先可以一提的是海德格尔。对他而言，哲学已经终结：“哲学之发展为独立的诸科学──而诸科学之间却又愈来愈显著地相互沟通起来──乃是哲学的合法的完成。哲学在现时代正在走向终结。”1随哲学终结而来的，是“思”的问题。这里的终结，首先与科学的分化发展相关：哲学的很多问题已经随着科学的发展成为科学领域的问题。海德格尔的如下看法便明确地表述了这一点：“哲学在其历史进程中试图在某些地方（甚至在那里也只是不充分地）表述出来的东西，也即关于存在者之不同区域（自然、历史、法、艺术等）的存在论，现在被诸科学当作自己的任务接管过去了。”2以上观点同时又与海德格尔对“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相关，在他看来，传统意义上的哲学（首先是其中的形而上学）主要关注于“存在者”，而对“存在”本身却没有给予充分关注。所谓“存在者”，可以视为过程之外的不变对象和凌驾于个体的超验存在，与之相对，“存在”则表现为个体及其生存过程，后者在海德格尔那里与所谓“此在”（Dasein）有着内在关联。尽管海德格尔对“思”没有作明晰的界说，但相应于“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哲学终结之后的“思”，似乎主要侧重于对上述视域中的“存在”的关注。
在罗蒂那里，哲学终结的思想体现于后哲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观念。从逻辑上来说，“后哲学”意味着“哲学之后”，其中同样隐含着哲学终结的思想。就罗蒂的思想系统而言，已经终结或应当终结的哲学，主要与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相涉；拒斥这一类的哲学，则意味着走向后哲学的文化。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学科，哲学工作则主要表现为文化批评。事实上，罗蒂本人晚年虽未离开哲学专业，但却主要在比较文学系任教，这种学科归属，与后哲学文化的观念无疑具有某种一致性。
20世纪的另一重要哲学家是维特根斯坦，他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类似趋向。维特根斯坦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哲学的终结，但却通过对传统哲学的言说方式以及言说对象的质疑，展现了相关的立场。在早期维特根斯坦看来，传统哲学的问题主要在于对本来应该保持沉默的对象，没有保持沉默，亦即试图言说不可言说者；对后期维特根斯坦而言，传统哲学的问题则在于离开了语言的日常意义，以非日常或形而上的方式运用语言，由此形成种种弊病。与之相应，按后期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哲学的工作主要在于治疗语言误用之疾。不难看到，以上哲学观的逻辑前提，是误用语言的传统哲学应当终结。
如果追溯得更早一点，那么，在恩格斯那里，哲学终结的问题已以一种更明确的形式得到了表述。恩格斯指出：“在这两种情况下（即历史和自然都被视为过程的前提下――引者注），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在这里，哲学的终结既表现为科学不断分化和独立的结果，又与思辨的形而上学（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之寿终正寝相关。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往被视为哲学的内容，大多已归入实证科学之域，哲学王国中所剩下的仅仅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即形式逻辑和思维的辩证法。
二
可以注意到，上述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哲学终结的问题：或者断定哲学已经终结，或者认为哲学应当终结。不过，就实质层面而言，他们认为已经终结或者应当终结的哲学，主要乃是指历史上的某种特定形态，而不是全部哲学。与之相应，在提出哲学终结的同时，他们又以不同的方式探索在已经终结或应当终结的哲学之外的哲学研究进路。事实上，关于哲学终结的诸种看法，主要意味着以往哲学已穷尽了自身的所有可能，从而，在其框架中难以再有作为。然而，哲学并非仅仅限于某一或某些形态，对存在的探索，本身包含多拥目赡堋S肜史上既成的哲学“已经终结”这一判断相辅相成的，是对哲学应当是什么或哲学可能具有何种形态的进一步构想和实践，后者体现于哲学形态的转换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同研究侧重。
20世纪以来，哲学领域中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表现为对语言和意识的关注。语言的关注与分析哲学相联系。分析哲学所指向的，主要是我们在谈论、思考世界和人自身时所运用的语言，对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而言，哲学的工作无非是改变语言的形而上运用，回到其日常的用法。与专注语言相联系的是逻辑分析：以语言为对象，以逻辑分析为方法，这两者在分析哲学中紧密结合。这一趋向与前述哲学仅涉及思维及其规律（首先是形式逻辑）的看法无疑具有一致性，它在基于语言的前提下，似乎既呼应了、也部分地实践了哲学仅仅关乎思维的逻辑这一观念。
与语言的逻辑分析相关的，首先是概念的辨析和界定：从注重语言的逻辑分析出发，分析哲学强调概念的提出需经过严格的界说，其涵义应明确而清晰；其次是观点的论证：对分析哲学而言，观点与看法必须经过逻辑的论证，不允许独断地“颁布”某种结论。这些研究进路对于推进哲学思维的严密性、清晰性，无疑有积极的意义。然而，在关注逻辑分析的同时，分析哲学不仅对形式化给予了过分的强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将研究仅仅限定于语言的界限之内，而不越出语言的雷池一步。即使涉及所谓形而上学的领域，分析哲学也常常强调他们所谈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如“何物存在”）并不关涉物理世界中实际的对象，而主要是语言之中的存在或人们在讨论存在时所运用的语言及其涵义。语言本来是人达到现实世界的手段和方式，而在以上进路中，它则似乎被当做现实世界本身，由此，语言与实际存在之间的关系也在相当程度上被悬置起来：语言成为隔离现实存在的某种屏障。从另一方面看，以上进路在相当意义上主要关注于哲学的言说方式――“如何说”，对于“说什么”的问题则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游离于世界的这种考察方式和手段，往往被进一步引向技术性的层面：语言分析本身每每成为一种技术性的操作手段。
较之以语言为指向的哲学趋向，另一种哲学进路更多地与意识相关。哈贝马斯曾区分了20世纪的两种哲学形态：其一为语言分析哲学，其二则是意识哲学，后者以现象学为重要代表。现象学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但对意识的关注无疑构成了其重要特点。尽管现象学的奠基者胡塞尔在早期便以反心理主义为旗帜，然而事实上，意识的关切始终构成了其哲学思想的内核。海德格尔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在谈到胡塞尔的相关看法时，他曾指出：“什么是哲学研究的事情呢”？对胡塞尔来说，“这个事情就是意识的主体性”1。从基本的哲学进路看，胡塞尔赋予纯粹意识以最本源的意义，强调这种意识具有最直接、没有任何中介、不证自明等品格，从而在事实上将其视为终极的存在形态。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尽管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同时又上承现象学，上述关于“哲学研究的事情”的看法，事实上也体现于其自身的哲学之中。他的基础本体论以“此在”为关注重心，所讨论的具体问题则关乎个体在心理层面的感受或体验，包括烦、操心、畏，等等，这一类生存感受和体验直接或间接地都涉及意识之域。对这些意识现象的分析和考察固然也有助于推进对人自身存在的理解，但赋予意识以终极意义，同时也表现出思辨化、抽象化的趋向。
可以看到，单纯的语言分析和意识研究或偏于形式，或止于观念，其内涵既单一稀薄，又疏离于实在，从而无法真正承担理解和规范现实世界之任。也许有鉴于此，自20世纪后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以后，一些哲学家开始关注政治、伦理等领域的问题，伦理学、政治哲学也逐渐兴起，成为一时之显学，这种趋向至今方兴未艾。以政治、伦理之域为指向，政治哲学与政治学彼此呼应，伦理学则不断向环境、生命等具体领域延伸，形成环境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等特定理论形态。这一类讨论对于把握相关领域的问题无疑具有推进作用，然而，哲学毕竟不同于某一专门的知识领域，将若干特定的社会领域作为哲学的对象，与哲学之为宇宙人生、性与天道的追问和探求，显然存在距离。
三
20世纪以来的以上哲学趋向，既蕴含着对以往哲学的不满，也表现出超越以往哲学的某种努力，但这些哲学趋向自身存在诸多问题，从而也难以避免被扬弃的命运。这种扬弃与对世界的把握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哲学对世界的把握则既涉及形式的方面，也关乎实质之维。
从形式层面来说，这里首先需要关注的是逻辑思维的方式问题。科学基于实验以认识世界，艺术通过形象以再现或表现世界，哲学则以概念为把握世界的手段，后者与广义的逻辑思维有着更切近的联系。逻辑思维以分析、论证、说理为指向，这一过程既离不开形式逻辑，也需要有辩证的观念。分析哲学在前一个方面（形式之维的逻辑分析）作出了贡献，但是对思维过程中的辩证性质则缺乏应有的注意；中国传统哲学比较关注思维的辩证性质，但在概念的辨析、形式的系统方面，则往往显得相对薄弱。就思维过程而言，其中的说理同样面临有效性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有效性（validity），既在形式的层面呈现为命题的可讨论性和可批评性以及论证过程之合乎辑的规范和法则，又在实质的层面表现为对现实对象的真切把握。忽视形式逻辑，思想常常或者形似全面，却流于宽泛，无法对相关问题提供切实说明，或者执着于独断之见而无法提供合理的确证；悬置思维的辩证之维，思想则不仅容易在细密的形式下走向片面、琐碎和抽象，而且同样每每偏离于真实的存在。在以上形态下，哲学的理论和观点都难以获得充分的根据。就总体而言，形式逻辑与辩证思维的互补，是实现有效论证和说理的前提条件。
进一步看，逻辑思维最终以现实世界为指向，现实世界则既包含相对稳定的规定，也具有多方面性及过程性。如果说，前者为侧重于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提供了本体论的前提，那么，后者则赋予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形而上的根据。现实世界的以上特点，同时规定了仅仅运用单一的方式无法把握其真实形态。
在实质的层面，走向现实的世界意味着走出语言、意识或特定的存在领域。哲学既无法终结于某一时期，也难以限定于语言、意识或政治、伦理等特定的存在领域。走向现实存在，与人类自身的根本性关切相联系，这些关切体现于具有恒久性或普遍性的问题。就对象而言，有“何物存在”的问题，就人自身而言，则有“为何而在”、“如何存在”等问题。
何物存在？这一问题实质上所追问的，是何为现实的存在或何为现实的世界。传统哲学，特别是其中的形而上学，同样也在不断探索如何达到或敞开存在，但它们往往离开人自身之在，或者把目光更多地集中于本然对象、本然之物或自在存在，这种存在作为尚未进入人的知行领域的对象，具有超验的性质；或者以心所构造的思辨产物为指向，将广义之“心”（精神或意识）理解为世界之源。以上哲学趋向，可以概括为“物的形而上学”或“心的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所批评的关注“存在者”而遗忘“存在”、罗蒂所抨击的基础主义或本质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都与以上形态的形而上学相关。
就其现实性而言，真实的世界即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这一世界本身又形成于人“赞天地之化育”的过程。“赞天地之化育”这一表述似乎带有形而上的意味，但其具体内容则不外乎人实际做事的过程。人正是通过现实的做事的过程，逐渐建构起与本然存在不同的现实世界。本然对象的超越，以“事”的展开为前提，人与F实的世界则通过“事”而彼此沟通。在此意义上，世界因事而成，对现实世界的追问，则实质上表现为对基于事的世界的关切。
做事的过程涉及多重方面，它既展开于天人（人和自然）之间的互动，也体现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天人之间的互动一方面以“制天命而用之”（人对自然的作用）为内容，另一方面又表现为“道法自然”（尊重自然的法则）的过程。在“治自然”与“法自然”的统一中，自在之物（尚未与人相关的存在）逐渐成为为我之物（合乎人的需要和理想的对象），本然的存在则转化为现实的世界。以自然的变革和现实世界的生成为指向，开物成务意义上的“事”构成了本然之物向现实世界转化的中介。通常所说的“事在人为”，既肯定了事与人的关联，也从一个方面表明现实世界及其多样的形态离不开人所“为”之“事”。
就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言，其形式既涉及宏观或类的层面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也关乎个体之域的日用常行，宋儒所说的洒扫应对，便属生活世界中的日常之“事”。宏观意义上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活动，可视为“事”之大者，通过参与这一类的“事”，人既表征了自身为不同领域中的社会成员，也参与了历史过程的演进和社会秩序的建构，所谓“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以上过程。日常展开的社会交往和其他活动虽不同于宏观领域之“事”，但却构成了生活世界生成的前提，从家庭之内，到公共空间，人在存在过程都无法摆脱多样之“事”，孟子所谓“必有事焉”1，也表明了这一点。
人通过做事而创造现实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人自身的存在过程，不妨说，人的存在即展开于做事过程。广而言之，正是在做事的过程中，人制造和运用工具；在做事的过程中，人具有了把握对象和彼此交流的需要，由此推动语言的出现；在做事的过程中，人不断地获得并提升自身的理性能力。人的相关品格，包括制造和运用工具的能力、语言的能力、理性的能力，等等，都形成于以上过程，而人自身则相应的成为所谓制造工具的动物、理性的动物、语言的动物。对人而言，“事”具有本源性，它既发生于生活世界之中，又展开于生活世界之外。人自身则不仅以做事为自己的存在方式，而且与“事”所产生的结果息息相关：通过做事，人既获得了满足自身需要的各种社会资源（事物），也积累了多方面发展所需的自由时间；做事既成就世界，也成就人自身。
要而言之，“事”既是现实世界生成的前提，也是人自身的存在方式，对于这一过程，不同学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考察。比较而言，具体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科学科学，主要着重关注于人类做事过程中的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或相关的特定对象，从更本源意义上对此加以追问，则是哲学的使命。如前所述，人类走向现实存在的过程，总是伴随着与人类自身存在相联系的根本关切，这些关切体现于人“为何而在”、“如何存在”等恒久性问题，后者并非仅仅表现为超验的形上追问，而是始终关联着作为人存在方式的做事过程。事实上，关注基于“事”的现实世界，同时意味着反思人的做事过程：“为何做事”？“成就何事”？“如何做事”？前二者关乎做事的价值目的和价值方向，后者则涉及做事的方式。关于“事”的这种追问与前述关于存在的终极追问，本身难以相分：一方面，在“为何做事、如何做事”的追问背后，是更为根本的人“为何而在、如何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终极意义上人“为何而在、如何存在”的问题，又具体落实在“为何做事、如何做事”的具体关切之上，二者呈现相互交融的形态。
如前所述，“哲学终结”之论内含如下预设，即以往哲学已穷尽了各种可能，在其形态下哲学本身再难有作为。然而，以现实的世界为指向，以人自身的“事”与“为”为具体的关切，哲学不仅展示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蕴含着无尽的衍化可能：这里既存在着众多富有意义的问题，也召唤着多样的智慧之思。
四
从哲学层面上对现实世界的探究和追问，既涉及思想之流，也关乎现实之源。
就思想之流而言，这里首先面临历史和理论间的互动。哲学的问题往往“古老而常新”，在这方面，哲学不同于科学：在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被解决并有了确定答案的问题，常常不再被提出来加以讨论。在哲学的领域，问题很少可以获得一劳永逸的解决，至矣尽矣的答案，与哲学的本性无法相容。无论是对象层面的“何物存在”，还是人自身层面“为何而在”、“如何存在”，以及与后者相关的“为何做事、成就何事、如何做事”，都是具有恒久意义的问题，对其追问和探究，也伴随着哲学自身的演进过程。每个时代的哲学家往往站在他们所处的特定背景之下，一方面上承前人的思维成果，另一方面又对历史中的问题作出新的理解、回应。问题和回应的这种历史延续性，也从一个方面展现了哲学的历史和哲学的理论之间的相关性。可以看到，哲学在探究现实世界的过程中，总是无法离开史与思之间的相互作用。
历史步入近代以后，哲学对相关问题的思考，同时离不开比较的视野。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哲学而言，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中西哲学的比较。在中西哲学刚刚相遇之时，人们所关注的通常是如下一类问题：中国哲学如何、西方哲学怎样；什么是二者的共通之处、何者为它们的差异之点，如此等等。不难看到，这种视域所侧重的，不外乎同异的比较。这一类的比较研究对于具体把握中西哲学各自的特点，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仅仅停留于此，显然容易流于表面、静态的罗列。
在更内在的层面，比较研究的意义关联着创造性的哲学思考。在面向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何为存在、”“为何而在”、“如何存在”，以及作为后者体现的“为何做事、成就何事、如何做事”等哲学追问，既具有终极意义，也包含普遍之维，后者（普遍之维）意味着不同的哲学传统在敞开存在的过程中，常常面临着类似或相近的问题，其思维成果也包含相互激荡、彼此借鉴的可能。这样，一方面，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下，中西哲学形成了各自的风格和特点，另一方面，作为哲学，二者在关切的问题上又有相通之处。如果说，前者使哲学的比较成为必要，那么，后者则为哲学的会通提供了可能。哲学既以真实的存在为指向，又展开为不同的进路，从而可以视为对真实存在的多样探索。历史地看，哲学在其演进过程中，确实形成了多元的智慧，后者同时为今天的思考提供了多样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如何运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多元智慧来进行创造性思考，是今天的哲学探索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不同文明传统已经彼此相遇的背景下，哲学无法仅仅停留在某种单一的传统之中，相反，它需要基于丰富、多元的智慧资源，以使自身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得到推进。以此为前提，便不难注意到，哲学比较的真正意义，在于为今天的思考提供多元的智慧资源，而比较研究的^程，则同时表现为运用这种多元的哲学智慧进行创造性思考，以更为深入地把握现实的世界。
从更广的层面看，比较研究也为哲学的演进提供了世界的视野。在哲学的领域，世界的视野意味着超越地域性的特定文化背景和文化传统，从“世界”的角度来理解和看待这个世界本身。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西哲学是在不同的文化空间、历史背景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发展，这种不同的文化空间、历史背景往往在相关的哲学思考中留下自身的特定印记。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前，人们拥有不同的世界，在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人们则开始走向同一个世界。“世界的视野”意味着在共同的世界之下，展开对世界的思考和理解。以世界历史的形成为背景，中西哲学的相遇本身也具有了世界性的意义，而与之相关的比较研究，则进一步推进了哲学研究中世界视野的形成。在世界的视野中，哲学一方面呈现多样的品格，另一方面又不断展现世界的意义。
史与思、中西比较以及与之相关的多元智慧资源和世界的视野，更多地呈现为哲学发展过程的思想之流。在走向现实世界的过程中，哲学既关乎思想之“流”层面上的历史与理论间的互动、不同的理论资源和不同哲学智慧间的彼此激荡碰撞，也离不开现实之“源”，后者具体地关联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哲学对世界的把握，本身总是基于现实之源，这里既关乎以自然为指向的科学之域，也涉及不同的社会领域。哲学的发展自始便难以与科学相分离，就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而言，一方面，如恩格斯和海德格尔所已注意到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哲学的不少领地已逐渐让位于科学，另一方面，科学发展本身又给哲学提出愈来愈多的问题。以所谓信息时代而言，伴随着这一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虚拟实在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虚拟实在作为存在的一种形态，无疑关乎形而上学之域，但它与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又有所不同。在更具体的科学形态中，诸如基因、克隆、赛博格（Cyborg）现象以及其中的伦理问题，也是哲学面临的新的问题。如此等等。
从更广的社会领域看，在全球化时代，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出现，它们自身的限度以及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使传统哲学关于人类“大同”的思想获得了新的意义，大同理想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面对的问题。此外，基于各种形式的民族纷争、宗教分异，以及意识形态的对抗而形成的国际冲突，使“为万世开太平”或“永久和平”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也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
进而言之，现代社会往往面临器物、权力、资本对人的限定。在缺乏合理价值引导的背景下，科技的发展每每使当代社会面临着走向技术专制之虞：从日常生活到更广的社会领域，技术愈来愈影响、支配乃至控制人的知与行。权力的过度扩展，往往把人的自主性和人的权利置于外在强制之下。资本的泛滥，则将金钱、商品推向前列，而人则相应地成为金钱、商品的附庸。从“何物存在”的角度看，以上现象表现为因“事”而成之现实世界的异化；就“为何而在”、“如何存在”，以及作为后者体现的“为何做事、成就何事、如何做事”而言，这些现象则意味着人自身的存在疏离于合乎人性的价值方向，它们既使“何物存在”、“为何而在”等哲学追问变得更为急切，也使如何应对以上历史现象成为愈益紧迫的哲学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哲学之面向现实世界，同时表现为对以上问题的历史回应。
Philosophy： Where Does It Go Towards
Yang Guorong
具有人生哲理的格言范文第4篇
一、广谱哲学为实现传统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一般来说，哲学是一个纯粹观念性、思辨性的学科，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它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普遍规律上，但传统哲学的表现形式确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即自然语言含义的模糊性、多义性和思辨思维的某种神秘色彩，这是导致哲学史上对许多命题长期论战不休的重要原因之一。近现代以来，许多哲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曾试图运用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工具来改造传统哲学的形式，但由于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水平和视野的限制，这些尝试终未成功。这是因为这种“改造”使哲学变成了实证科学，丧失了哲学的根本性质，离开了哲学的“谱”，并因而招致了许多哲学家的批评。张玉祥教授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认真吸取了历史上在哲学科学化、规范化间题上的种种教训，鲜明地提出了“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广义程序化”的“四化”标准，充分吸收和扬弃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与现代结构类数学（集合论、图论、近世代数、数理逻辑等）的新成果，使广谱哲学奠基在极其宽厚的科学和数学基础上，初步成功地实现了哲学“四化”的目标。
从常规科学的眼光看，很难想像迈出这一步的困难有多大。精通数理自然科学的人都知道，对于实际的工程技术问题，可运用观察实验手段计量或模拟的问题，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对于像哲学思想、民间谚语中的哲理、一般事物的哲学、绝大多数人形成的思想共识等等纯粹思想性、无法直接度量与操作的东西要实现这几“化”，确有天方夜谭的感觉。至于公理化则一般要到一门数学或精密自然科学成熟到很高的程度才能进行，而哲学还处在不同学派的经常争鸣之中，要找出公理化方法要求的无争议的原始概念和不证自明的公理是无法想像的。广谱哲学的首要的或关键的一步是她针对传统哲学的现状和实际，把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狭义的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与程序化的概念拓展到含义极其广泛又相对确切的水平上；特别是她找到并创造性地运用了泛系方法论这样一个可模拟一般事物机理的锐利武器，从而使哲学的现代科学化这样一个“神话”成为现实。
二、广谱哲学转变了哲学的传统思维方式，为沟通当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建造了一座宽阔的桥梁
广谱哲学以现代科学技术的语言、模型和方法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种模拟和描述，不是一个单纯的、外在表现形式问题，它的触角所“伸入”的是哲学问题的内在结构，因而它改变的就不仅是哲学问题的描述形式，而是哲学的思维方式。例如哲学思维要求对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要从宏观整体上去把握，要抓住“主流”，但对于一般的而非特殊的、任意的而非具体的社会历史，什么是“宏观整体”？什么是“主流”？如何去把握？如何去抓？传统哲学没有进一步的、可操作的方法论，它仅仅是提了一个要求而已。广谱哲学则提出了形式具体的“历史望远镜理论”，它为“历史望远镜”下了一个可操作性的结构化的定义，并为如何使用“历史望远镜”制定了一个不失普适性而又模型化的五步观测程序。这就把哲学家们纯粹定性的、观念的、思辨的思维方式转化为可观察、可控制、可模拟及可运作的思维方式。 毫无疑问，广谱哲学所实现的这种转变，为沟通当代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维方式建造了一座可双向交流的宽阔的桥梁。人们知道，早在黑格尔哲学在德国和欧洲广泛传布的鼎盛时期，著名生物学家施莱登、大数学家高斯等一大批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都曾经对黑格尔的思辨体系表示了深深的厌恶。而黑格尔则对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及其机械自然观做了深入的解剖和辛辣的批判。应该说，这种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之间对立和互相诋毁的状态从未停止过。直到今天，“两大阵营”的互相蔑视和攻讦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在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广谱哲学的一个重大价值就在于，她以现代科学的语言、方法、模型来模拟和描述哲学问题，这就产生了一个双向的效果：一方面，她有利于广大自然科学工作者对曾经貌似空洞玄虚的哲学产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他们借助现代科学语言直接吸取哲学营养。另一方面，广谱哲学的现代科学形式也向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勿庸讳言，由于传统的学科划分壁垒，由于教育思想和体制的原因，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绝大多数不熟悉现代科学的陈述方式，不了解现代数学的广义量化趋势，不少人的知识层次还停留在近代经典科学和数学的水平上。要了解或掌握广谱哲学，甚至要评价广谱哲学，必须具有相当广泛深入的现代科学（如系统科学、泛系方法论）和现代数学（如离散数学）的知识。广谱哲学的建立，无疑促进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知识结构的更新换代。
三、广谱哲学把过去凭“悟性”或“内省”才能把握的理论转化成了可组合模拟的理论
许多人都承认，传统哲学是有一定的神秘性的，她用观念的或思辨的语言所营造的理论迷宫一般人难以走出来，学习、理解和掌握哲学理论主要靠不可言喻的“悟性”和“内省”能力，特别是像黑格尔的“逻辑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等更是如此，这和学习自然科学或一般科学截然不同，后者可以通过观察、实验、模拟、解题等可操作的方法完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有三条：第一是哲学没有具体的可观察对象，她研究的是所谓“形而上”的层次，即看不见、摸不着的普遍道理。但这是不是哲学只能凭“悟性”或“内省”去把握的根本的唯一的原因呢？事实上，被称为现代抽象数学的许多理论也是“形而上”的，即远远超出了可观察对象的范围，例如现代公理方法或形式化方法所描述的知识，结构主义的描述方法，泛系理论等等，它们研究的都是一般事物的抽象结构，是一般形式和一般内容的统一。但这些知识都不是凭“悟性”、“内省”或“参验”所能掌握的，它们可以通过一定的知识阶梯、一定的逻辑生成程序理性地获得。
哲学理论需要“悟性”去“参破”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她的描述方式上，最典型的是思辨哲学（如黑格尔哲学、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哲学等）。它们采用自然语言来描述哲学问题，自然语言含义丰富、用法灵活，同时歧义很多，为了能够用自然语言“精确地”描述“形而上”的问题，必须对自然语言本身进行提炼、抽象和“蒸发”，使之脱离自然语言的朴素意义，形成远离日常交流含义的思辨语言，这就为理解哲学家们的思想设置了语言的障碍。特别是，每个哲学家都试图创造带有个人特点或学派特色的专用语言，而没有形成统一的共同语言，这就更增加了互相理解和交流的难度。
对于像辩证法这样极其深刻和独特的理论而言，要能够在理性上把握她还有第三个困难，即自然语言无法精确地描述和模拟辩证原理的内在结构。例如像辩证否定、辩证矛盾、否定之否定、对立面的互相渗透等概念与常规科学的思想（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相去甚远，传统的数学无法描述，自然语言或思辨语言只能做宏观的、定性的粗略叙述，而无法深人到内部结构。
广谱哲学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以新的方式克服了上述三个困难，这种方式就是它采用了具有集成性、结构性的离散数学模块来描述哲学问题，这些模块足够普适，足以满足哲学普适性与应变性的要求；这些模块也是一种统一的精确语言，避免了各个哲学家的“门户”语言。特别是，广谱哲学依靠数学模块的组合方法可以精确地模拟包括辩证法在内的复杂哲学理论。例如辩证矛盾的概念在经典辩证法中规定为“又对立又统一”，这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是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从描述方式上说，传统的数学方法无能为力，用自然语言或思辨语言又无法精确刻划其结构。广谱哲学则用两个模块的组合准确地刻划了这一概念。
具有人生哲理的格言范文第5篇
对于医学的哲学反思同医学以及哲学的历史一样古老，诸多哲学家和医师都对此有着独到的见解。20世纪中叶，美国的医学人文运动方兴未艾，促发了许多学者对医学的哲学探索。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工作有：马赛尔（Marcel）、梅洛庞蒂（Merleau-Ponty）和斯派克（Spicker）对身体哲学的研究；斯特劳斯（Straus）等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学的哲学基础的反思；恩格尔哈特（Engelhardt）对健康与疾病观念的关注，以及对医学伦理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拜谈迪克（Buytendijck）对生理学和人类学的融汇；莱因恩特格（Lain-Entralgo）对医患关系境遇的分析；瓦托夫斯基（Wartofsky）对人类本体论和医疗实践的质询；甄纳（Zaner）在一系列文章中，深入地研究了人类自身的本质属性、人际间的纽带（尤其是在医学语境中）以及“促因”在医学教育中的含义。到了晚近出现了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领域即医学哲学的争论。如果存在的话，是由哪些部分组成的？能将其与科学哲学相区分吗？它与刚刚出现的生命伦理学是什么关系？这些区分会引发什么样的实践后果？佩里格里诺肯定医学哲学的存在，指出医学不是纯技术的科学，他认为置于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医学，是一种人类增进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最有力的潜在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医学必须对当下的潮流有所回应，并在其科学的、伦理的和社会的视角下建立起一种新的联合。如果达到这一目的，医学就拥有了世界急需的新人文主义的能力，即，使技术服务于人类的目的。而医学哲学能够成为新的联合的载体。在《医疗实践的哲学基础》一书中，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提出了一种医学哲学观点，即医学的核心在于医患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目的则直指治愈。当然，这不是否定来源于还原论的科学技术能力的重要性。正如佩里格里诺和托马斯马指出的，“如果不能充分的满足技术上胜任的预期，那么，医疗职业行为必将是虚伪和谎言。”技术上的胜任，对于治疗行为而言，只是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胜任本身必须服从于医疗行为的根本目的，即为特定的病人提供正确的和良善的医疗行为”。佩里格里诺的医学哲学直接而清晰地来源于他对这一学科的本质与目的等基本问题的探讨。临床医学这门学科并不是科学、艺术或者手艺，它是一门完整的、实践的学科，植根于不变的医患之间存在的治疗关系这一事实。换句话说，临床医学是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一方是寻求治疗的个体，另一方是承诺运用知识、技艺、经验以及为了病人的利益而进行治疗的个体。那么，这种关系的目的或目标便是为病人提供正确的、善意的治疗措施。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要解决两个问题：除了回答“是否存在，由哪些成分构成”这个基本问题，还要探究其构成的模式。因此，他比较、对比和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对医学进行哲学探究的模式，即医学和哲学、医学中的哲学、医学的哲学以及医学哲学。第一种关系型式，医学和哲学（PhilosophyandMedicine），医学和哲学仍然是完全独立的学科，每一个学科都从另一个学科的内容或方法中吸取某些东西来阐明自己的事业，例如，精神哲学家利用神经病理学的经验资料提出身—脑—心关系这一概念；或者，医生利用形式逻辑这个工具建立一个诊断或治疗的符号或算法系统。
第二种关系型式，医学中的哲学（PhilosophyinMedicine），哲学家们运用哲学探究的形式工具，如逻辑、形而上学、价值论、伦理学和美学，来考察作为研究对象的医学本身的问题。探究的对象是一组认识论的和非认识论的问题。第三种关系类型，医学的哲学（MedicalPhilosophy），后者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类型，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风格。充其量它包括对医学的职业状况作了一些富有见识的研究，这些研究纯化了其气质，提高了其志向。但就它最糟的方面而言，医学的哲学就是一些个人的意见、离题的争论、或对逝去的荣华和特权的挽歌。即使在它的全盛时期，医学的哲学也没有对医学作集中的形式考察，以使自己有资格作为哲学而存在。这一类型，以当下的术语来定义的话，是最为含混和松散的，包括任何非正式的对医疗实践的反思。主要是由临床中的医生基于自身临床实践而产生的反思。当然，这一类型的医学哲学是善于思考的医生的临床智慧，对那些尽责的医生而言，这些始终是灵感和实践知识的来源。第四种关系类型，医学哲学（PhilosophyofMedicine），集中对作为医学的医学进行哲学探究。它力求界定“作为医学的”医学的性质，建立医学和医学活动的某种一般理论。在这个标题下，经受医学中的哲学考察的一系列问题，要被综合成为某种自洽的医学理论。在佩里格里诺看来，一门学科或一种活动不论它是科学、法学、政治学、还是医学的哲学，探究这一学科或活动的性质——它的发现事实的程序、它的逻辑和它赖以建立的形而上学预设。把一门学科的逻辑学、美学或伦理学同这门学科分开，可能比把它的本体论的、认识论的或价值论的方面同它分开更为困难。但是，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该学科的哲学都是运用一些方法并从超越该学科本身的观点出发，从该学科外部来考察这门作为探究对象的学科。看来佩里格里诺主张的是一种范围更小更为集中的医学哲学，旨在探求医学本身的哲学化知识。也就是，关于医学是什么和如何将医学同其他专业和学科相区分的知识。在他的视野中，医学哲学就是“对终极性的寻求，通过研究去掌握事物的实在根基，而这种研究本身超越了学科自身的认识范围。”综合上述所做的分析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应当定义为第四种关系类型。也就是说医学哲学是一门可定义的学科，并拥有其独特的俯瞰医学的视角。医学哲学的主题与目的同以科学为基础的医学迥然相异。对于佩里格里诺而言，医学哲学能够拓展我们对临床医学的认识，以及帮助我们如何将其与其他学科相区别。医学哲学通过审视患者疾病的本质和影响、治疗的概念、临床决策的复杂性、医患关系中的道德层面、谬论、人类生命的局限以及更多层面来达到上述目的，从而帮助我们认识到临床医学与哲学之间辩证关系的重要性。佩里格里诺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以此主题为圭臬，从而展开他的整个哲学计划。他的哲学计划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发展系统的医学哲学；其二，揭示医学的道德基础，即一些能够限定特定的医疗行为中人际关系道德性的不可消减的理论资源。
二、需要什么样的医学伦理学？
佩里格里诺认为，医学哲学不只是对医学特有的现象进行哲理探究，即不只是医学中的哲学。它力求理解和规定医学现象的概念基础。医学哲学是具有实践后果的不可缺少的事业。我们认为医学是什么促成医学做什么，我们如何塑造医生角色，以及或许最重要的是如何构造医生伦理学。尽管在医学领域的哲学家们已经扩展了我们对于当代医学中的伦理学问题的理解，但很少有人把他们的伦理学论述建立在医学理论的基础之上。随着伦理学问题变得更加困难和对医学应该是什么的理解变得更加歧异，迫切需要形成作为一种活动的医学的某种自洽的理论。一种医学哲学有助于建立解释医学活动的性质的命题库。提出这些命题，对它们进行批判性考察并综合为一种自洽的理论整体，乃是这种医学哲学的任务。无疑，佩里格里诺是在独特的历史背景中提出这种主张的。在谈及二战前美国医学伦理学的情况时，佩里格里诺回忆道：“以我为例，我并不记得什么时候医学伦理学被关注过，除了在学生和住院医师之间的一些非正式讨论以外。天主教的学生对涉及产科实习的一些难题有所关注。在极大程度上，我们要发现怎么做是正确的。对于天主教学生以及非天主教学生来说，堕胎和安乐死都是被谴责的。同样，企业化运营的医学，追求利益的医生所开设的医院也是被谴责的。”二战后，医学伦理学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主要有两个根源：首先是科学进步为医学所带来的非凡的能力扩张；其次是我们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的融合。第一点促进了生物医学伦理学的发展。第二点则为医学伦理的发展，即医师对病人特有的责任，或者说是作为真正的医师（physicianasphysician）的伦理，提供了契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清醒地认识到大多数医学伦理学实际上只是医学道德，表现为一系列的缺乏伦理辩护或论证作为根基的道德规则和断言。没有伦理辩护作为根基，这些道德规则将是无效的，很容易被挑战、否定或者折衷。正是由于充分地认识到了原有的作为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的医学伦理学的不足，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规范没有以确凿的伦理学或哲学为基础进行证实，佩里格里诺积极撰写医学伦理方面的著作，探索以医学哲学为基础的医学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建立在对医学哲学的概念进行历史的回顾与梳理基础之上，佩里格里诺指出，医学事业是具有其自身的合理内核的，这种实在的内核是基于医学中的三种现象而建立的。即：
（1）生病或疾病作为一种存在的因素；
（2）由为陷入疾病困扰的病人提供帮助的医生所做出的允诺或表白；
（3）治疗的行动，即由医生领会到的并做出的技术上正确、道德上为善的并满足病人需要的决定。这三种普遍现象的紧密关系——生病、承诺治疗和治疗本身——为现实世界中医生与病人的相互责任提供了基础。从而，他成为最早认识到医学伦理学必要性的主要人物之一，并宣告了一个时代的来临，即严肃、批判地理性思考医学道德的时代——医学伦理的时代。当对医学伦理学进行深入的、严肃的探究时，历史学的和社会学的批评解构了希波克拉底的道德规范与方式，古代普遍的医生守则也被严重地蚕食了，当下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更加适应时代和道德多元性的伦理规则。于是涌现出大量的将现有的哲学或神学体系运用到医学的情况。这些体系被“应用”，或者说得好听点是被有条理地应用到医学及其实践中。医学的伦理规范没有从医学的本质出发，即将医学视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进而审视医学中的实际道德境遇。与这一潮流相左，佩里格里诺不同于其他理论家的是他主张医学伦理学研究应当采取“自下至上”的方法，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方法。他认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应当是首先审视医学本身，然后再从头建立起一套医学伦理学理论，而不是把一套现成的但可能存在很多争议的一般理论拿来然后应用到医学实践中。医学伦理学要想摆脱这样一种存在道德纷争的研究进路，只有对医学本身进行阐释，对医学实践有一个更清晰的理解，然后再努力寻找医学的道德义务。换言之，医学伦理学应当是医学哲学的一部分，而不是简单地将伦理学理论应用在医学问题中。佩里格里诺一直认为，医学伦理学应当建立在医疗关系的本质上，即医学哲学之上。“我的论点是，并且仍然是，医生所特有的义务是从患病的人和他寻求医治的人之间关系的特殊本质而来的。作为结果的这一关系有着一定的特征并使由此而来的相互之间的道德责任具有了独特的属性。”鉴于当今社会的异质性和科学医学的普遍化特征，任何一种坚实的医学道德哲学都必须植根于医学的“内在”之中。不能如既往一般，单单从外在的哲学化体系中抽取而来。这种道德哲学应当建立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基础之上：人类疾病的现象；医学知识的独特本质；临床决策的道德特性；对于医学作为一门职业的强调。直到晚近，职业伦理中仍包含了大量的道德断言和阐述，并以此定义医生应当如何行为。这些断言往往是在缺乏清晰的和正式的道德论证的基础上作出的，这些构成了希波克拉底伦理的骨架，并在其后继者中得以延续。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些道德论断相符的哲学预设都是来源于外在于医学自身的哲学体系。上个世纪60年代末，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奉行的道德主张出现问题时，作为一门正式学科的医学伦理学才真正出现。这也是首次，这些道德主张受到正式的分析，并作为普遍伦理的特殊情况加以对待。那些长久以来忽略了医学伦理的职业哲学家，开始以初确原则（primafacieprinciples），即行善、自主和无伤来澄清医学伦理学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了次级原则，包括保密、讲真话和信守承诺。这是英美伦理学的分析路径，其主要哲学基础来自于休谟，康德和密尔。佩里格里诺认为这种原则主义的思想进路并不能满足医学伦理学的全部需要，因此美德在他的医学伦理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它所关注的是迈向理想目标的进程。佩里格里诺颇为认同亚里士多德的美德观，尽管大多数情况下，他认为美德是一个具有多个方面的“概念”，而并没有给出一个准确的定义。他采用了美德即“具有良好行为的习惯”这一定义，但反对亚里士多德将美德视作极端的平均。他将美德定义为：“美德是一种品格特性，是一种内在倾向，习惯性地追求道德的完美，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并且在高贵的思想和公正的行为之间追求一种平衡。”事实上，在佩里格里诺看来，医学对于道德行为需要一套更高的标准，而选择这一个行业的人就应当追求美德，并构成一个新的道德共同体。
三、生命伦理学走向何处？
“生命伦理学”（bioethics）是由生物学（biology）和伦理学（ethics）这两个词合成而来的新词。其中的一个术语，“伦理学”，传统上被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然而今天，许多自称为生命伦理学家的人却不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们中许多人认为哲学不足以涵盖道德生活的复杂性，更有甚者将哲学视为一种障碍。他们认为哲学的伦理学过于理论化、抽象并且对语境的、实践的和复杂的道德选择行为不够敏感。对生命伦理学，他们持有一种更加扩大化的视角，认为它应该包括更广、更多的学科，并假定这些学科可以弥补哲学伦理学的不足。今日之生命伦理学，已经介入到司法与立法的决策、公众的争论、伦理委员会和临床会诊之中。这些形形的大量的“生命伦理学”实践暗示了一种权威性和可信性。新生的“生命伦理学家”这一职业为技术专家提供对“道德困境”的分析与决议，这些“道德困境”包括临床、政策信息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佩里格里诺认为生命伦理学应该是各学科之间交互的。需要考察的问题是：在不丧失伦理学中心学科位置的情况下，哲学怎样和其他学科（比如，文学、法律、历史、神学、语言和语言学），还有以人文为目的的社会科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相互发生联系。他说：“我认为生命伦理学意味着广阔范围的质询，但我更意图指出，在这些领域中，哲学有着独特的地位。哲学化的伦理学必须与其他相关学科对话，但它不能也不应该被它们涵盖或取代。”佩里格里诺在其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始终围绕临床境遇展开，他致力于定义临床医学，而非预防医学。他主张临床境遇应当包括：科学知识，医生的推理过程，人际关系，以及针对每一个病人的治疗。这一定义暗含了医生应当做什么，应当知道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被教育。他认为临床伦理学中的医疗道德之核心是治疗关系。这是由三种现象——疾病这一事实，作为职业的行为和作为医疗的行为——所定义的。第一种现象将病人置于一种脆弱的依赖地位，并导致了一种不平等的关系。第二种现象意味着对帮助所做出的承诺，第三种现象则包含了做出医疗上合理的治疗决策的行为。因此，临床伦理学关注的核心是作为个体医生和病人所做出的决策。而生命医学伦理则是一个更宽泛的学科，涉及伦理学原则的应用到所有生物医学知识，并将伦理学分析从临床境遇拓展到法律和政策层面。临床伦理学关注的焦点比生命伦理学更为集中：旨在通过明确、分析和解决临床实践中的伦理学问题提高卫生保健的水平。临床伦理希望为病人寻找一个更好更合理的治疗决策和行为并成为医生的工作和医学实践固有的一部分。临床伦理学总是被用于一种非常迫切和紧迫的情况。通常是在急诊室或者情绪纠结的氛围中使用。它需要我们具有扎实的临床语言和临床知识。需要面对和处理医生、病人、家庭、法律、社会习俗和方面价值观的冲突，从而做出临床决策。临床伦理学与治疗的标准有关。在过去家长制的医学形式下，照顾的标准主要是医生为病人做出的技术层面的决策，如今的照顾标准越来越代表了有能力的成年病人的决策，当然这是在医生根据技术方面的考量向他们提供一些建议之后。因此，尽管伦理学的考量一直在发挥着作用，但所强调的重点已经发生了转移。之前，医学的最高伦理学标准是医生的能力和良心，而现在则还要兼顾对患者价值观和自我判断的尊重。显然，佩里格里诺坚持认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并且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代医学常在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之间震荡。尽管在医疗过程中，医生应当将人看作科学的客体，但绝不能忘记人还是有思有感的人文主体。因此，医学必须总是权衡事实与价值。如果，医学过于极端，那将变得不可靠，甚至危险。而关注病人的尊严与价值恰恰体现了人文学在医学领域中的作用，这种作用至少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理解当今临床境遇中伦理与价值问题的本质需要；对职业本身考察和批判的需要；以及将这些态度赋予那些有教养的而不仅仅是受过训练的人。人文学是处理伦理学、哲学、历史学、法学与神学中的关涉人类价值的本源性问题，医学科学和技术作为工具不足以应对人类价值与目的问题，人文学才能够教导医生们敏感且有信心地面对无限的人类存在现象。可以看出，佩里格里诺主张在哲学反思的和各医学人文相关学科对话基础上发展生命伦理学，同时，他指出生命伦理学应当回归临床，关注具体临床境遇中具体的那个病人的尊严与价值。对于当今生命伦理学的发展而言，这无疑是中肯的建议和明确的方向。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