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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是作者与读者沟通的唯一桥梁，语文课堂真正做到正确解读、深入研读文本，是学生把握作者情感与理念的最终目标。以下，笔者就苏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孔子游春》这一课的教学为例，浅析引导学生研读文本的策略。
一、有效导入，研读激趣
研读文本应当对文中主人公的情况有所了解，才能准确把握作品。教师要找准文本的切入角度，让学生沉入语境，了解作品人物及其历史背景，引起学生对文本的情感共鸣。比如在《孔子游春》这一课的导入环节，笔者在课前向父母了解自家的家谱及家族事迹，通过介绍孔子生平、故事以及相关名句创设情境，有效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推动教学走向深入。
师：同学们家里有家谱吗？说说你们家的家谱最早记载到多少年前？
生1：有二百多年了。
生2：我家的家谱是从明朝开始记载。
师：很了不起。其实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家族至今延续了两千多年。
师：这就是孔家。在山东曲阜有孔林、孔庙，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去看看。
师：是谁开创了这个奇迹？
生3：孔子。
师：说得非常好。孔子在我国历史上被尊称为孔圣人。他也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现在我们就走进《孔子游春》这篇课文，看看孔子是怎么教育学生的。
笔者从家族历史出发，通过对比强调两千多年的家族历史，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的眼球，让学生逐字逐句解读文中的关键人物――孔子，从而生成阅读起始的精彩。
二、搭建平台，研读探究
阅读了文本，读者就会从中获得信息，接受情感的熏陶。学习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学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去思考、探究、沉淀，需要教师的引导去发现问题、探究问题，继而尝试解决问题。而在学生思考的关键环节，教师适当给予点拨，强化学生的记忆，便于学生深入理解。在这一课中，笔者就尝试引导学生一步一步研读文本。
师：同学们，仔细读一下题目，我们一般都把在春天出去游玩叫做春游，为什么题目要颠倒一下，叫“游春”呢？你们刚才读了课文，谁来说说本文是按照什么线索来写的？
生1：游览春天的顺序。
师：对，正是游春。谁来说说，孔子带领弟子游览了哪些地方？
生2：他们就在岸边。
师：那他们看到了什么，说了什么，做了些什么呢？
生3：孔子说河水是真君子。
生4：他赞扬河水善教化。
三、任务驱动，自主研读
学生每个人的知识、阅历等方面存在不同，他们与文本对话时都会产生不同的体验。教师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对学生进行思维点拨，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能力，需要考虑从分层的角度，或分类命题的角度，尝试布置不同任务，以便学生独立完成。《孔子游春》这一课从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三部分，分别是泗水春景图、孔子论水图和师生言志图，笔者结合不同画面让学生按小组进行自主研读。
【第一小组研读“泗水春景图”】
师：水是什么样子呢？作者用了什么修辞手法？
生1：比喻、拟人。
师：你能分别列举句子吗？（生举例）
师：现在谁来说说，水给你的印象是什么呢？
生2：水像一位漂亮的仙女。
……
【第二小组研读“孔子论水图”】
师：同学们，说说水与真君子有什么相似的地方？
生1：都有德行，可以哺育生灵。
生2：都有情义，相对和顺温柔。
生3：都有志向，面对困难从无惧色。
……
【第三小组研读师生言志图】
师：这么多弟子中，孔子最欣赏谁的志向？
生1：颜回。
师：为什么？
生2：因为颜回想做一个不为自己表功的人。
教师结合教材内容弄清“教什么”，还要分层点拨，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剖析文本，给予学生想象空间，有效锻炼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生成课堂精彩。
孔子游春范文第2篇
山东出孔丘，东南有朱熹。“中国古文化，泰山与武夷。”这两个地方不仅是儒家的圣地，而且都因为圣人的游历而闻名。
春秋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带头发起“修学游”，形成了舞雩之风。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孔子带领弟子这样游学：暮春时节，杂花生树，草长莺飞，老夫子带着一帮人，穿着FASHl0N的衣服出来春游，热了就到河里洗个澡，在高台上吹风，吟诗作对，唱着歌回家。一天的寓教于乐就完成了。
如果有幸跟着老夫子游泰山，绝对是一次身心的洗礼。
孔子曾登泰山，考察封禅制度。在泰山顶上感受这种神圣恢弘的大典，切身体会到中国传统“天地人”合一的宇宙与人间秩序，无疑是难得的机缘。
泰山瞻鲁台，是孔子登山眺望鲁国的地方。《孟子，尽心上》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故游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难与言。这是讲知识境界要不断递进，才能有更高的道德修养。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被认为是孔子借泰山之至高无上而抒发自己高瞻远瞩、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理想。泰山南麓王母池东侧的虎山，孔子慨叹“苛政猛于虎”。为民的情怀是儒家的社会责任担当。
孔子《临终歌》中言，“泰山其颓平!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更自视为泰山的化身。由于儒家圣贤与泰山的文化渊源，因此后世莫不视泰山为儒学之圣山。“孔子圣中之泰山，泰山岳中之孔子。”在世人心目中，泰山与儒文化血肉相联，巍峨泰山正是夫子之学的精神象征。
一千多年后，朱子在武夷山发起的“修学游”，直接发扬了孔子的精神。
南宋理学家、教育家朱熹是东方文化圣哲，他的学说被称为后孔子主义。武夷山就是朱熹实行教育实践的私立大学，隐屏峰下，九曲溪畔，朱熹创立武夷精舍。他在这里广收门徒、聚众讲学，历时五年之久，完成了传世杰作《四书集注》。四方学子，接踵而来，武夷山因而被称为“道南理窟”。被李约瑟称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的他早已走出国门，朱熹理学自13世纪先后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哲学，所谓“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实源于此。
朱熹仰慕孔子的那种游兴，承续其畅游的遗风，发出了“狂奴心事只风雩”的慨叹，把孔子当作效仿的榜样，在武夷山幔亭峰下九曲溪上行吟论道，从而形成幔亭之风。正如朱熹的朋友韩元吉所说：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里，去武夷一舍而近。若其外圃，暇则游焉。
孔子游春范文第3篇
孔子一生，政治上不得志。年轻时，曾做过管仓库、管牛羊的小官。五十多岁才当了鲁国的司寇（宰相）。但不久，因为政治见解不合，一气之下离开了鲁国，带着一些学生周游列国，四处游说。孔子的志向很大，要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者使他安逸，朋友使他信任我，年轻人使他怀念我），但他的政治主张在鲁国行不通，到齐国也碰了壁，到陈、蔡小国更不必说。在卫国住了一段时间后，六十多岁又回到了鲁国，埋头讲学和整理古书。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就是要“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提倡“爱人”，一方面要统治者相亲相爱，加强内部团结”，另一方面也要求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能过分剥削压迫民众。孔子还主张严格遵守“礼”的规定。这“礼”就是周朝制定用来区分君臣上下、父子尊卑的等级的典章制度。他的思想，自汉以后，成为两千年封建文化的正统，影响极大。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教育家。他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旧传统，首创私人讲学的风气。他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一改过去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学的局面。孔子的学生相传有三千人，其中最著名的七十二人。比如子路、冉有、子贡、颜渊、子游、子夏、曾参等。孔子的学生多数出身贫贱，年龄参差不齐，有的与孔子几乎同年，有的与他相差三、四十岁，还有父子二人（如曾点与曾参）都是孔子的学生。做孔子的学生，学费低廉，只须十条肉干。孔子向贫贱的下层传播文化，并且教育学生“每事问”，勤思考，温故知新；他提倡教学相长，因材施教，诱导启发的教育方法。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到今天还值得学生和参考。
孔子游春范文第4篇
摘 要：在士阶层以口舌谋生而为利枉道之风盛行的时代里，孟子在长达二十年的游说传播生涯中，始终不“枉道而从彼”，他把传播推行“王道仁政”作为终生追求，自觉肩负起社会巨变赋予士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传播者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孟子的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不仅奠定了中国士阶层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而且使孟子成为中国士阶层的楷模，受到古往今来有识之士的景仰。
《齐桓晋文之事》是诸子散文名篇，由于孟子在此较集中地阐述了“仁政”理想，它成为儒家经典；而其高超的论辩艺术对中国散文影响深远，又使它成为文学评论者津津乐道的常新论题。本文试从《齐桓晋文之事》切入，对《孟子》中孟子的传播者形象进行分析解读。
文章开篇写道：“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之未闻也。无以，则王乎？’”①齐宣王问春秋五霸齐桓、晋文的“霸道”，孟子则要答与“霸道”不同的“王道”，这种答非所问，决非“歪曲事实，制造论据的诡辩”（浙江金华一中徐爱平《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解读〈孟子〉中两处诡辩的艺术效果》），也不仅表现了通常所论“善设机巧，引人入彀”的辩才，而是作为孔学的继承人、传播者，孟子那迥异于游说列国“士群”的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
一、传播孔子学说，“无道齐桓、晋文之事”
“齐桓、晋文之事”发生在春秋。在春秋242年（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历史里，社会秩序和文化秩序发生了分崩离析的巨大变化。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表现为周王室衰微、诸侯争霸、诸侯衰落、卿大夫专权等政治势力的消长更替；文化秩序则为“礼坏乐崩”；这一历史过程被孔子搜集、整理和记录在《春秋》里。孟子评论道：“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②“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述而不作”的孔子是把《春秋》当作近现代史教材传授给学生，以便作为儒家经典流传下来。而最先造成王室衰微、礼坏乐崩的春秋五霸“齐桓、晋文之事”，真是“仲尼之徒无道……是以后世无传焉”？为继孔学的孟子因此“未闻”不知？
据《论语·宪问》载，孔子曾多次与弟子谈论齐桓、晋文。其一“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其二“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其三“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③孟子所言“无道”、“不传”与事实不符。
《孟子》中也多处记录了孟子关于齐桓、晋文事的言论。一次孟子说，各国史书所载之事皆是齐桓晋文之类，所用笔法也不过是一般史书的笔法，只有孔子将《诗三百》的大义用于《春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④孟子若没在各国史书中皆读到流传甚广的齐桓、晋文事，怎能得出这种结论？齐王因病召孟子入朝，孟子也以病辞；后齐王派人来慰问，孟子躲到景丑家中。景丑用“君命召，不俟驾”的古礼责备孟子对齐王不敬，孟子则以帝臣关系也应为弟师关系反驳：“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⑤用齐桓对管仲先师后臣来反衬今之齐王对自己不敬。弟子公孙丑曾问：“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说不愿学管仲。公孙丑又问“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显。管仲、晏子犹不足为与？”孟子自信地说：现在以齐国来统一天下，易如反掌。因为“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⑥。若不了解齐桓公，不熟悉曾问政孔子又明言“若季氏，则吾不能”而轻慢孔子的齐景公⑦以及齐国历史，孟子有何理由说“以齐王，由反手也”？
那么，熟悉“齐桓、晋文之事”的孟子，为何要说“仲尼之徒无道齐桓、晋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之未闻也”？
原因或许有三。其一，“齐桓、晋文之事”恰好是孔子眼中“世衰道微”的表现，是作《春秋》的原因。《史记·孔子世家》说：“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⑧文字简约难明的《春秋》寄寓着孔子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政治主张，这主张即《春秋》大义基本有三。一是正名。即正名字、定名分，为政必先正名，确立封建等级制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作为正名的要求。二是尊王攘夷。在正名的基础上突出尊崇周王，承认周王的共主地位，服从其统治各诸侯的权利；在周王号令下抵抗外侵保家卫国。三是大一统。全国法度和思想的统一以周王朝为准则。而“齐桓、晋文之事”则违背了《春秋》大义，破坏了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社会，他们不守为臣本分，不尊崇周王，毁坏了周王朝大一统天下，造成“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⑨的现实。其二，不同于弟子向师长求学解惑，齐宣王是问政，是想效法齐桓、晋文的“霸道”——以力征伐辟疆，以力服人称霸天下。而孟子周游列国则为推行“王道”——崇尚和推行仁政，以德服人，使天下人民心悦诚服地归顺。所以孟子自然尊崇《春秋》大义，传播“王道仁政”，并以“无道”、“无传”“不闻”为由否定、中止“齐桓、晋文之事”及所含“霸道”的传播，以解孔子“吾道不行”之忧。其三，孔孟谈“齐桓、晋文事”时，也是采用“拿来主义”，只取儒家“王道仁政”所需精华，剔出“霸道”的糟粕。
孟子“答所非问”的事情，也出现在他初次拜见梁惠王时。梁惠王一见到孟子，就毫不客气地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针锋相对地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⑩明知“好利”、“好战”的梁惠王不一定接受，他还是针对义利之辩这一儒家思想的核心问题，直陈君臣百姓皆逐利的害处，大谈君臣百姓皆崇尚仁义的好处。认为富国强兵是小利，王道仁政才是大吉大利。
作为孔学的传播者，孟子游说国君时善于避开与“王道仁政”相左的话题不谈，单刀直入地传播“王道仁政”，以达到“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11}传播效果，表现出传播者孟子的执着、傲岸和智慧。
二、做传“道”之士，不“枉道而从彼”
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的分崩离析和封建制的成长确立，促使各国国君和贵族调整策略，礼贤下士，广招各种人才以为辅政和争霸之需。社会巨变使“士”阶层也随之剧变。奴隶制下“士”本拥有一定的食田，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育，平时为贵族家臣，战时为下级军官；但社会转型让他们无田可食、无职可奉，失去了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冯谖曾因“贫乏不能自存，使人属孟尝君，愿寄食门下”{12}。李斯入秦前告别其师荀卿说：“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之情也。故斯将西说秦王矣。”{13}张仪曾因贫在楚受辱：“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璧，门下意张仪，曰：‘仪行无贫，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14}士因衣食无寄、贫穷潦倒而地位卑贱，受人欺辱；为了走出困境，他们周游列国而成为“游士”。
农民、工民、商民都各有本业，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以何生存？凭什么立足于社会？苏秦家人曾笑话困顿的苏秦：“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今子释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15}张仪在楚受辱后，“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16}士只能靠“口舌”艰难谋生。社会巨变使一些“三民”一些贵族或升或降汇聚士中，士阶层因此急剧扩大，这使靠“口舌”游说谋生的竞争更激烈，成功也更艰难，苏秦便是例证。
苏秦首次说秦，“将连横说秦惠王”，提出“以大王之贤，士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不料这条后来秦始皇为完成霸业、实行统一所采取的路线，却被秦惠王全盘否定。苏秦后又“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最终“资用乏绝，去秦而归，羸滕履蘋，负书担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之家，妻不下纫，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世态炎凉使苏秦认为“皆秦之罪”，于是“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流血至足”{17}。一年后苏秦再次外出游说，由北向南，奔走于六国间，宣传合纵抗秦，最终说服六国；燕文侯、赵肃侯、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先后皆“奉社稷以从”，任苏秦为辅相，身佩六国相印的苏秦终以功名富贵显赫于世。苏秦典型地表现了纵横家的特点：第一，一心为利，没有利益外的理想追求和道德约束。苏秦闭门苦读时感叹“夫士业已屈首受书，而不能以取尊荣，虽多亦奚以为！”{18}学成后自信地说“安有说人主不能出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19}苦读游说皆是为了功名富贵。第二，心无准则，言无真理。说秦失败后，苏秦刻苦自学姜太公的《阴符经》，形成一种乱世生存谋略：见机行事，见势而谋。因此他毫不犹豫地颠覆连横而取其反面——合纵；对于苏秦，“连横”、“合纵”两个相反的政治主张只是谋利的手段。
与士阶层靠“口舌”谋生一样，孔子、孟子周游列国也有生活因素，但孔子认为“士”首先是“道”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应以“道”立足于世。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20}“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21}十分强调“士”的精神情操。孟子发展了孔子观点：“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22}把“仁义”作为儒家之“道”的主要内涵。他还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23}；与其他阶级相比，只有“士”不计较“恒产”等物质利益，而作为“道”的承担者、传播者在社会立足、生存和发展。
面对争霸的各国君主重用纵横法术之士以求富国强兵的现实，孟子曾以儒学大师身份、怀着传播和推行“王道仁政”的抱负，周游列国近20年。虽然所行之时后车数十乘、随从数百人，所到之国君主皆以礼相待，曾在楚国一度为卿，住五六年，且齐宣王给他一年万钟粟（一钟六石四斗）的待遇，让他办学；但却无人采用他的政治主张。对此，时运不佳的孟子却志向不改。孟子曾与宋勾践谈自己的游说态度：别人理解我，我自得其乐；别人不理解我，我也自得其乐。因为“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24}。不管穷达，孟子都把坚守和传播“道”作为人生追求，表现出他那不同于苏秦之流的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
但现实中类似孟子的士子少之又少，而苏秦、张仪之流则成为走红的政治明星而受追捧。对于游说各国挑起战争的纵横家，孟子主张“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25}；对于身边糊涂的“追星”者，孟子则以“道”循循善诱。景春曾十分羡慕地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当时，著名说客公孙衍为秦官，又曾佩五国相印，张仪更以游说六国连横从秦而闻名。但孟子对他俩则不以为然，他向景春描述和传播了另一种“大丈夫”形象：“居天下之广居（自注：仁），立天下之正位（礼），行天下之大道（义）；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26}受“为利而为”士风的影响，弟子陈代对孟子说：不去谒见诸侯似乎只是拘泥于小节吧；如今一去谒见，“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人应该能屈能伸。孟子列举为节操不怕齐景公杀头的猎场管理员、耻于为赵简子宠臣驾车的王良，教育陈代不能因为利益和利害关系而背叛自己的志向，去顺从诸侯，而应该坚持不“枉道而从彼”{27}。
坚持不“枉道而从彼”，孟子自塑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弟子公孙丑曾问：“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28}对于齐王赠送的上等金一百镒，孟子认为齐王馈赠没有理由，等于收买，“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29}对“道”的坚守使孟子对富贵权势毫不动心，对不正当的利益拒不接受，孟子超越了唯利是图的苏秦张仪之流，为士阶层塑造、传播了一个不“枉道而从彼”的“大丈夫”形象。
三、结 语
“述而不作”即传播而非创造是孔子给自己和儒家的社会定位，所以他非常重视传播者的品质：“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30}，强调传播者的“知”和“德”。孟子以继承孔学、传播推行“王道仁政”为己任，并在孔子“克己复礼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修身达仁基础上，更加重视传播者自身的修养：倡导并善养浩然正气，推崇并自塑傲岸的“大丈夫”形象；无论穷达都坚定地传播、推行“王道仁政”并乐在其中；始终心存高远且乐观自信，“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吾何为不豫哉？”{31}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是共同的，孔、孟重视传播者的品质，这和与孟子同时代的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是英雄所见略同。在那部被西方文艺理论界和传播理论界均奉为早期经典的《修辞学》里，亚里斯多德说：“演说者要使人信服，须有三种品质……它们是见识、美德、好意。”{32}“美德似乎是一种能取得并保持好东西的功能、一种在任何情形下给所有人许多重大好处的功能。美德的成分是正直、勇敢、节制、大方、豪爽、慷慨、和蔼、见识、智慧。”{33}《孟子》中，传播者孟子彰显出人类共有的种种美德。
在士阶层以口舌谋生而为利枉道之风盛行的时代里，孟子在长达二十年的游说传播生涯中，始终不“枉道而从彼”，他把传播推行“王道仁政”作为终生追求，自觉肩负起并丰富、捍卫着中国古代社会巨变赋予士作为“道”的承担者和传播者这一新的历史使命。这种伟大人格和特立独行精神，不仅奠定了中国士阶层——知识分子由意志、尊严、出处、价值观等构成的人格基础和精神基础，而且使孟子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受到人类古往今来有识之士的景仰。
①②④⑤⑥⑩{11}{22}{23}{24}{25}{26}{27}{28}{29}{31}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P14；P155；P192；P89；P56；P1；P155；P315；P17；P304；P175；141；
P139；P61；P93；P111.
{3}{7}{9}{20}{21}{30} 金良年译注：《论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P272、P274、P276；P361；P324；P60；P262；
P242.
{8}{13}{14}{15}{16}{18}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P1943；P2539；P2279；P2241；P2279；P2241.
{12}{17}{19} 王守谦、喻芳葵等：《战国策全译》［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P295；P58、P63；P63.
孔子游春范文第5篇
同学和老师们下了车，迎面而来的是充满历史风味，古朴典雅的淹城春秋园青铜艺术大门，两旁伫立着放大了许多倍的竹简，工作人员还放弃了龙型的风筝，高高飘扬着，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
诸子百家园这里的一大特色。介绍了对中华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中华四贤：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第一重要的则是孔子，一大片竹简装饰墙上，刻满了这位大家富有哲理的话语，唯一可惜的是我看不懂那么复杂的象形文字。打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是孔子讲学的模型，还能向我们介绍他的生平事迹，学术思想，让我们领略到了他不愧为四贤之首。
走出孔家，我们又进入了孟子的孟家，华佗的医家，大家尽情的休闲观光，增长了对一代伟人的认识陶冶情操。
在这个多姿多彩的地方，古色古香的气味大么浓厚，也少不了各种大型游乐设施，不过名字也没有丝毫偏离主题：峡谷漂流，吴楚之战，九龙问鼎……内容也充满了现代化，居然还有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旋转木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