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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罪刑案件擅断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些思想家们面对这样的社会状况仅仅是思考怎样将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利进行限制，而没有将合理法律解释和类推法律解释分清楚，也就是说对于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理解。但是一旦罪刑合理法律解释得到了确认之后类推法律解释也就无足轻重了。而类推法律解释则是主要针对于被告人来讲的，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律类推解释可以存在，而不利于被告人的法律类推解释就需要得到禁止。虽然这种关于法律类推的解释一直都存在非议，但是其在国外发达国家都得到了充分的认可，而在我国学术界中很多研究学者也对此表示赞同。通常来讲法律类推解释包含在法律适用的范围内，类推解释的正确运用也是建立在刑罚积极主义基础上体现出适用解释的合理性，而一旦类推解释在假借适用之名，那么适用解释将会面临一定的危险性。一般来讲进行不正确类推解释具体会表现出将解释范围进行扩大，例如在对已经年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男子强行发生的案件中，刑法中并没有这类案件的具体规定同样也不符合我国罪的刑罚内容，如果将其并为强制猥亵罪也过于牵强，因而对于这种案件在法律实践中往往会将其作为故意伤害罪进行判定，而这这种状况下类推解释对于被告人来讲如果扩大解释范围，也不可能将被害人从男性身份转化为女性身份进而解释其犯有罪，而显然罪和故意伤害罪在罪刑上具有一定的不均衡性，由此可见在刑罚积极主义基础上的适用解释的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危险性在一定情况下是可以由立法本身限制而避免的。
二、探析在刑罚积极主义基础上适用解释的实际标准
(一)从属于类推适用使一般人明显产生突兀感
对于上述案件中如果将已经年满十四周岁的男性被害人扩大解释成女性，而判定被告人犯有罪或者是犯有猥亵妇女罪会让一般人产生觉得较为突兀，也就是说这种类推解释已经超出了一般人的理解范围和预测范围，从本质上属于类推适用的范围。著名法学专家黎宏对此认为，从刑法积极主义的角度来讲适用解释的实际标准正是表现为“让一般人有较为突兀的感觉”，这是超出人们理解预测范围之外的解释。属于建立在刑罚积极主义基础上的适用解释的标准。
(二)从属于扩大解释不会使一般人明显产生突兀
除了会使人们感到有明显突兀感觉的类推解释之外，还有些解释不会使人们有较为明显的突兀感，例如在犯罪案件中将查看别人电子邮件按照刑法通信自由罪进行判定的话，属于人们的正常理解范围，即将电子邮件扩大解释成信件来进行定罪不会让人们有较为突兀的感觉。再比如将这一罪名扩大解释成通过不固定形式和他人发生进而获得相应的报酬，主要目的为获取报酬。这样的扩大解释符合人们的理解，也是在刑法积极主义基础上的适用解释的标准之一。
三、结论
突兀的意思范文第2篇
【关键词】畏兀儿 蒙古 藏传佛教 历史 文化 元代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多元文化交融并存的社会，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入居内地，与当地固有的农耕民族融为一体，同时又有大批来自西域、中亚的民族迁入内地或蒙古高原，与这些或游牧或农耕的民族相依傍。他们各有自己的文化传统，经过长期的交融，共同发展，不仅丰富了自己，而且更使元代文化极具特色而又丰富多彩。在这一历史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今天维吾尔族祖先——畏兀儿人（又作回鹘、畏吾、畏兀等）之内迁及其在蒙古宫廷的活动，可谓其中颇为精彩的一幕。
一、畏兀儿之归顺蒙古
13世纪初，成吉思汗西征，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为此而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变。1209年，原属西辽的高昌畏兀儿亦都护政权归顺蒙古，使蒙古统治得以在天山南北迅速建立起来。由于当地统治者未对蒙古实行抵抗而免遭蒙古征服者的洗劫和破坏；又由于亦都护政权曾帮助成吉思汗进行过对中亚、伊朗、西夏的征服，立有战功，因此长期受到成吉思汗及其后继者的优遇。
蒙古（包括元与察合台汗国）对新疆的统治持续了3个多世纪，对维吾尔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1]按照成吉思汗的命令，所有被征服民族都要派出军队随蒙古军出征，畏兀儿自然包括在内。当成吉思汗讨伐西辽屈出律时，亦都护奉命率军出征。后来，成吉思汗进攻算端摩诃末的国土，亦都护再次奉命出征。察合台和窝阔台向讹答剌发动进攻时，亦都护也参与其中，后来又出征阿姆河等地。当成吉思汗进攻西夏时，他又从别失八里率军与成吉思汗汇合。[2]汉文史料记载说，该亦都护曾“与者必那演征罕勉力、锁潭、回回诸国，将部曲万人以先。纪律严明，所向克捷。又从帝征你沙卜里，征河西，皆有大功”。[3]其后人马木剌的斤也曾“将探马军万人，从宪宗伐宋合州，攻钓鱼山有功”[4]。
除了亦都护外，还有一些畏兀儿地方头目也各带本部兵加入了蒙古远征军的行列。《元史》卷134《昔班传》载昔班父阙里别斡赤，“身长八尺，智勇过人，闻太祖北征，领兵来归。从征回回国，数立功”。在呼罗珊大战中，成吉思汗的部队中有除了高昌畏兀儿人之外，尚有可失哈耳人和苦叉人。同时，还有畏兀儿的一些地方头人，如阿里巴黑失等，也都统领本部兵参与了蒙古人所发动的战争。
在亦都护归顺蒙古之前，畏兀儿人镇海、塔塔统阿等即已在蒙古军中效力，之后，蒙古人更是广泛网罗畏兀儿人才，于是大批畏兀儿人入居汉地和蒙古高原，出任元政权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新元史》卷29《氏族表》列出的入仕元朝的畏兀儿大族有29家之多，如高昌王亦都护、孟速思、洁实弥尔、小云石脱忽怜、贯氏、廉氏、全氏、鲁氏、大乘都、小乘都等。他们很多充当蒙古皇帝、皇室贵族的老师，如岳?帖穆尔“精伟兀书（畏兀儿文），慷慨以功名自许……皇弟斡真奏求师傅。上命公。公训导诸王子，以孝弟敦睦、仁厚不杀为第一义。上闻嘉之”。[5]孟速思“早慧，年十五，尽通本国书”，曾教授拖雷以治国之道。[6]此外，畏兀儿人哈剌亦失哈北鲁、撒吉思、昔班等也都“先后当训导诸王之职”。[7]有的担任皇帝与藏族喇嘛帝师之间的翻译，或传扬弘化佛教，深受蒙古统治者器重，如后文将要述及的安藏、阿鲁浑萨理、迦鲁纳答思、舍蓝蓝、必兰纳识里等无不如此。他们就职于蒙古宫廷，有不少是名重一时的翻译家，他们所译语种很多，有蒙古译汉、汉译蒙古；蒙古译畏兀儿、畏兀儿译蒙古；还有藏、梵译蒙古语等。除此之外，更有大量的畏兀儿人在蒙古宫廷或地方政权中担任各种官职，诚如程钜夫所言，真是大凡“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8]为蒙古帝国的统一、元朝的建立、巩固与发展，贡献颇多，尤其在文化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清人屠寄对此有着切中肯綮的评论：
蒙兀初起，浑噩无文，处理万事，徒资唇舌，使命往反，必以口授。自成吉思灭乃蛮，得塔塔统阿，始知符印之用，遂教诸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哈喇亦哈赤北鲁、岳?帖木尔、撒思吉、昔班，先后为诸王傅。各罄所蕴，播种待获。以是蒙兀未君中原时，国内盛行畏兀文，其诸符玺，用是篆刻。西征军中，飞书羽檄，亦靡不以之。中统三年（1262），犹以其字书给驿券，则且行之汉地矣。至元六年（1269），始命帝师八思巴变通梵文，创作蒙兀新字，颁行诸路，然当时赐蒙兀、色目诸臣以《通鉴》诸书，仍用畏兀字转译。诚以习尚既深，非是莫能通晓。由是观之，虽谓蒙兀最初文化由畏兀儿输入可也。[9]
由此之故，今人盛称畏兀儿人为蒙元“所培养之人才，对于蒙古建国发挥无比作用”。[10]诚不为虚言。由于畏兀儿人在蒙古宫廷及地方军政部门的活动及其重要贡献，学界论之者甚多，内容颇详尽，故此不赘。这一文化现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以元朝历代皇帝为首的各部落首领和贵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文化修养都十分低下，不懂汉字，对汉文化比较陌生。而畏兀儿与之地域毗邻，语言接近，风俗习惯也有不少相同之处，历史上就存在着密切的文化联系，比起汉文化来说，畏兀儿文化更容易为蒙古人所接受，正因为如此，元朝便以畏兀儿文化作为中介，而推行了对他们来说较为容易的西域民族文化。[11]
二、塔塔统阿与蒙古文字的创制
蒙古本为兴起于漠北草原的游牧民族，素无文字，诚如王国维先生所言：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十九：“鞑靼亦无文字，每调发兵马即结草为约，使人传达急于星火，或破木为契，上刻数画，各收其半，遇发军以木契合同为验。”《长春真人西游记》：“蒙古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12]
刚开初，从西域传至蒙古高原的畏兀儿文仅仅限于商业间活动，似乎对蒙古人还未能造成影响。南宋孟珙《蒙鞑备录》也称：
其俗既朴，则有畏兀儿为邻，每于两（两当为西之误）河博易，贩卖于其国。迄今文书中自用于他国者，皆用回鹘字，如中国笛谱字也。[13]
说明早在成吉思汗灭乃蛮之前，回鹘字（畏兀儿文）就已经在蒙古高原有所传播，但由于受当时条件所限，并未引起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的关注。尔后，随着蒙古各部的统一，力量的壮大和地域的扩张，与周边民族的联系日益加强，以前那种“刻木为契”的旧传统已完全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畏兀儿文悄然步入蒙古宫廷。据载，蒙古贵族对畏兀儿文的接受始于1204年。是年，成吉思汗灭乃蛮，俘获了专掌乃蛮大印的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命其重操旧职。当时蒙古人并不知道印章有“出纳钱谷，委任人材”的用途，通过塔塔统阿，印章制度才在蒙古社会生活中逐步得到应用与推广。当时蒙古人已通过金朝降人对畏兀儿文有所了解，当成吉思汗获知塔塔统阿熟知“本国文字”后，“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14]这里的“畏兀字”即畏兀儿文，“国言”即蒙古语。以畏兀儿文字母拼写蒙古语，这种特殊的结合方式后被称作畏兀儿式蒙古文。元成宗时，蒙古学者搠思吉斡节儿对这种畏兀儿式蒙古文字体加以改造，归纳整理了蒙古书面语语法，使这种文体更加完整和规范化，并且传播使用到今天。蒙古语与畏兀儿语关系比较密切，他们不但在类型学上同属粘着语，而且彼此有大量的共同成分，尤其在语音系统上是很接近的。所以，以畏兀儿文拼写蒙古语是比较方便的。这应是蒙古贵族接受畏兀儿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蒙古统治者的大力推广，畏兀儿文在当时的蒙古社会中流播甚速，“凡诏诰典祀，军国期会，皆袭用畏兀儿书”。[15] 13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鲁布鲁克对蒙古人使用畏兀儿文的情况作了如下描述：
畏兀儿居住在南面的山中，蒙古人使用了他们的文字，于是，他们便成了蒙古人的主要书记官，几乎所有的景教徒都懂得他们的文字。[16]
《元史》卷202《释老传》收录有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颁布的诏书，其中也记载说昔日蒙古人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凡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
1648～1649年间，西蒙古卫拉特部高僧、著名文字学家、大译师扎雅班智达（Zaya Bandita, 1599～1662）又对畏兀儿式蒙古文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17世纪时，蒙古语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原来的畏兀儿式蒙古文常常无法准确地表达蒙古语的全部语音，给语音记录带来了诸多不便，更使佛经翻译工作障碍重重。根据这种情况，扎雅班智达便在原来文字的基础上进行了改造，使之能够更清楚地书写蒙古语。为此，该文字得名“托忒文（Tod-orkhai Mongol）”。托忒系蒙古语音译，意为“清楚”，托忒文即“清楚的文字”。外国学者又称之为卡尔梅克文（Kalmack）。该文字直到目前在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中仍在继续使用，又称“卫拉特蒙古文”。[17]
忽必烈尊藏传佛教为国教，但蒙古人使用的文字却是畏兀儿文。于是，忽必烈主观地认为应改变这种现状以适应藏传佛教的发展，于是特诏萨迦派首领八思巴新创了一种以藏文字母为基础的“蒙古新字”——八思巴文。
八思巴创制的基础是藏文，是将藏文字母的某些部分略加改造以适应蒙古族的语言。但由于藏语中不存在ü、 这两个元音，故这两个字母的创制当得力于其助手畏兀儿人文书奴的协助。新字制成后，忽必烈多次下令在诏诰典祀中要使用这种文字，企图取代畏兀儿式蒙古文。由于新字对蒙古语方音的适应能力远不如畏兀儿式蒙古文，因此，尽管朝廷竭力推广，但仍然只限于官方狭小范围内通用，始终未推广开来，不仅没有取代畏兀儿式蒙古文，反而仅行用了一个世纪便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退出了历史舞台。[18]而畏兀儿式蒙古文却历久不衰，一直行用至今，并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满文以及锡伯文的形成。
总之，畏兀儿式蒙古文的创制，加上畏兀儿知识分子的的辛勤努力和大力推广，终于使这种文字为蒙古人所普遍接受。后来，其作为蒙古国字的地位虽在忽必烈时期一度被八思巴文所取代，但其自身的优点却是八思巴文所不具备的，故很快又成为蒙古的国字，并经过改革而更趋完善，以致流传至今。畏兀儿式蒙古文的创制与推广，使畏兀儿先进的文化在蒙古中得到广泛传播，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文化向导作用，其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促进了蒙古民族共同体的最后形成，不仅对蒙古民族，而且对整个中华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畏兀儿佛教对蒙古的影响
蒙古国至元朝时期，统治者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1246年，蒙古阔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与萨迦派四祖萨班在凉州会晤，确认了萨班在各地僧俗中的领袖地位。[19]元世祖忽必烈又敕封萨迦派五祖八思巴为国师、帝师，统领全国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许多皇室贵族都纷纷皈依帝师。上行下效，信仰藏传佛教之风迅速形成，
蒙古统治者对佛教不遗余力的弘扬，使之在畏兀儿佛教徒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敦煌、吐鲁番出土的蒙元时代的畏兀儿文佛教写本、印本题记中，大凡提到保护对象时，几乎都少不了蒙古皇帝以及皇室成员，有规律地祈求保护神给予赐福，带给他们平安、长寿和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及更为美好的来世。尽管用词会在不同场合有所变化，但使用的套语却少有变化。这里且以吐鲁番出土T D 80（U 345）畏兀儿文《阿弥陀经》印本尾跋为例：
as lm üst lm kü -lügin
ad n- γ duq xaγan xan suü-sin
an ulayu oq xatun-lar qut-lar- n
ar a-pudir-a tayzi-lar-n ym
ada-s z tuda-s z tüm n y l
au-a qavsayu küs tzün
adruq küsü -l r-i top qan p
arqu-n bilt i blgürzün
以此功德，使所有神?神力增加，
保佑天赐的、神圣的皇帝陛下（suü），
以及王舍城补罗（ar a-pudir），
使王子们永无厄运，福慧添增，
使其周围的人们，
都能满足自己的不同愿望，
使之成为无所不知的智者![20]
该题诗作者为畏兀儿国主昆乔科（K n k），全诗均押首韵，以a-起首，这是古代维吾尔族诗歌的一大特点。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回鹘文佛教文献之跋尾题诗中，与蒙古皇室有关的称号很多，有：合罕皇帝（xaγan xan）、可汗（xaγan）、汗们（xanlar）、太皇太后（tai xong tai xiu）、皇太后（xong tai xiu）、皇后（xong xiu）、可敦（xatun）、可敦们（xatunlar）和黄金子孙（altun uruγlari）等。[21]
在元代畏兀儿佛教文献中，出现最多的蒙古统治者称号是合罕皇帝（xaγan xan）。在通常情况下，该称号多用于专指窝阔台汗，[22]但有时侯又用于指代其它可汗，如元世祖忽必烈、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等均使用过这一称号。[23]
蒙古统治者的推崇，加上以回鹘亦都护为代表的皇室贵族的敬信与弘扬，极大地促进了藏传佛教在畏兀儿中的传播，于是，包括畏兀儿贵族、官僚、高级僧侣在内的诸色人等也都随之纷纷皈依藏传佛教。
蒙元时代，有大批的畏兀儿佛僧入居内地，散处全国各地，其中尤以大都最为集中。这些佛僧中，有不少人都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倚重。根据史料记载，有元一代，他们常受命在宫廷设立法场，为皇室告天祷祝，如：
[天历元年（1328）九月戊寅]，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延春阁。[24]
[天历元年十二月辛丑]，命高昌僧作佛事于宝慈殿。[25]
[天历二年（1329）十月]甲辰，畏兀僧百八人作佛事于兴圣殿。[26]
两年之间，他们三次入宫作法事，人数很多，仅天历二年的一次与其事者就有108名畏兀儿僧侣，可见他们在蒙古宫廷中的人数当是不少的。[27]这些记载说明，元代畏兀儿僧侣不仅人多，而且势重，由此之故，忽必烈在大都宫廷中专门为其设“畏吾儿佛殿”。[28]
蒙哥汗时期，由于佛道两教的互相攻击与诋毁日趋激烈，双方都标榜自己的教义最正确。为了平息这场争论，蒙哥汗于1256年下令双方当场进行辩论，以决胜负。结果，佛教取胜，宣告道教失败。当时参加佛教一方辩论的高僧达三百余人，有那摩国师、拔合斯八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和大理国僧，其中的“外五路僧”即畏兀儿僧。[29]
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春至二十四年（1287）曾对《大藏经》进行过一次大整理，主要是以藏文经卷来勘对汉文经卷，总1440部，5586卷，定其名为《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参加工作者29人，既有汉人、藏人，又有畏兀儿人和印度人，其中领衔的畏兀儿人有北庭都护府通二国言音、解显密教迦鲁??答思、翰林学士、嘉议大夫脱印、翰林学士承旨、正奉大夫安藏、资德大夫释教都总统正宗弘教大师合台萨理和北庭都护府通显密教讲经论律沙门斋牙答思。其中的迦鲁??（纳）答思、安藏、合（乞）台萨理在《元史》或《新元史》中有传，都与蒙古宫廷有着密切的关系。
迦鲁纳答思，曾“以畏兀字译西天、西番经论。既成，进其书。帝命锓版，赐诸王大臣”[30]。
安藏，“十九被征，召对称旨，为特赐坐。世祖即位，进《宝藏论玄演集》一十卷，嘉叹不已。”[31]曾奉诏将《尚书》、《资治通鉴》、《难经本草》等译成回鹘文（或回鹘式蒙古文）。他虽然不是喇嘛，但佛学造诣却是相当深厚的，而且精通藏语，曾据藏文将《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译为汉语，这在汉文《大藏经》中是绝无仅有的。随后又据藏文将之译为畏兀儿文；[32]后受忽必烈弟阿里不哥之命，将《华严经》译为畏兀儿文字；[33]又译《文殊所说最胜名义经》为畏兀儿文。[34]在敦煌出土的畏兀儿文佛教诗集（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 8212-108）中，还保留了他若干数量的佛教诗歌作品。[35]其诗浑然一体，全押首韵，表意完善，文法流畅，对佛教术语的处理非常得当，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
乞台萨理，事见《元史》卷130《阿鲁浑萨理传》。其父阿台萨理“精佛氏学”。乞台萨理“袭先业，通经、律、论。业既成，师名之曰万全。至元十二年（1275），入为释教都总统，拜正议大夫、同知总制院事。”吾人固知，总制院是宣政院的前身，系忽必烈执政初所设，“掌浮图氏之教，兼治吐蕃之事”。[36]当初是由帝师八思巴兼领的。在八思巴于至元十一年（1274）返回吐蕃后，其职掌继由萨迦派喇嘛所领管。乞台萨理能在这个时候出任总制院辖下的释教都总统和同知总制院事，说明他在佛教界及元政府中都有较大的影响。
忽必烈所倚重的理财能手桑哥，也是一名畏兀儿佛教徒，曾先后师事国师胆巴、帝师八思巴国师。精通汉、蒙、藏、畏兀儿等多种语言，“故尝为西蕃译史……至元中，擢为总制院使”。[37]来自别失八里，出身畏兀儿名门的大乘都，“中统中自其国来觐天光，世祖知其家世甚盛，又知其学问有源，随问随对，上大器之，即命通籍禁门，恒侍左右，诵说经典，益久益亲，赐侍宴衣冠，貂裘帽，金带银器，白玉佛像、银钞等”。[38]
忽必烈和蒙古皇室贵族皈依藏传佛教的虽然很多，但由于他们崛起朔漠，草昧初开，文教未兴，故谙熟佛教与藏族语文者为数甚少，而谙熟藏族语文者却甚少，藏族高僧中懂蒙古语的也是凤毛麟角，势必严重妨碍双方的交流。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那些早已熟悉蒙古语文，具有较高文化素养且受到蒙古统治者器重的一批畏兀儿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藏语，以充当皇室贵族与帝师之间的翻译。他们本来就信仰佛教，故学习藏传佛教轻车熟路，很多人因受其影响而皈依之。于是，畏兀儿中出现了一批以信仰与弘传藏传佛教而闻名的高僧大德，除前述迦鲁纳答思、乞台萨理外，阿鲁浑萨理、舍蓝蓝、必兰纳识里等也都是著称于史的大喇嘛。
阿鲁浑萨理，为前述畏兀儿著名喇嘛乞台萨理之子，在忽必烈时曾官至尚书右丞、中书平章政事，位高权重，死后被追封为赵国公。“幼聪慧，受业于国师八哈思巴，即通其学，且解诸国语”。[39]这里的八哈思巴即八思巴。阿鲁浑萨理从其学佛法，成为虔诚的喇嘛，很受忽必烈器重。
舍蓝蓝曾在元朝宫廷为后妃们讲经说法，而且还将多种佛教典籍译为畏兀儿语。其事迹见于《佛祖历代通载》卷22：
舍蓝蓝，高昌人，其地隶北庭……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师始八岁，从其亲至京师。入侍中宫真懿顺圣皇后……诏礼帝师迦罗斯巴斡即儿为师。雉发为尼，服用之物，皆取给于官……内而妃主，外而王公，皆敬以师礼，称曰八哈石。北人之称八哈石，犹汉人之称师也。
这是我们所知惟一的畏兀儿女喇嘛，在蒙古宫廷中，不管王妃、公主还是王公大臣，“皆敬以师礼”，可见其地位之隆。
必兰纳识里也很值得注意，他是《元史·释老传》中惟一立有专传的畏兀儿喇嘛。他自幼学习畏兀儿文字及印度语文，并精通三藏及蒙古语言。大德六年（1302），奉旨从帝师八思巴授戒于广寒殿，代帝出家。至治三年（1323），改赐金印，特受沙津爱护持，且被任命为诸国引进使。至顺二年（1331），又赐玉印，加号普觉圆明广弘辩三藏国师。这一记载表明，他曾作为替僧，代元成宗出家，故而得到成宗重用，被擢升为开府仪同三司，仍赐三台银印，兼领功德使司事和诸国引进使。又被任命为“国师”，地位仅次于“帝师”。此人精通多种语言，具有非常高的佛学素养，在敦煌出土的畏兀儿文佛教诗集（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编号为Or. 8212-108）中，有他根据汉文佛典而创作的头韵诗——《普贤行愿赞》，全诗共50段，每段4行；[40]印度佛学大师龙树所著《大般若波罗蜜多经》颂词也由他译为畏兀儿文；[41]他还将密宗经典《北斗七星延命经》由畏兀儿文译为蒙古语文，题作Yitiken sudur nom，促进了该经在漠北地区的传播。[42]
除了上述之外，畏兀儿中大喇嘛僧当还有不少。他们有的作为高级僧官，参与对全国佛教的管理；有的代帝出家，成为皇帝的替僧；更多的则是充当翻译人员，以沟通皇帝与蒙古贵族与喇嘛间的联系与交流。
我们这里似乎应注意到14世纪波斯政治家、史学家拉施特（Rashīd al-Dīn Dadl Allah，1247～1318）对元代畏兀儿佛教徒在伊尔汗国活动的记载。他在谈到伊儿汗国合赞汗放弃佛教而改宗伊斯兰教一事时曾如是说：
[合赞汗]幼年时，他的祖父阿八哈汗……指派偶像教巴黑失们（来自畏兀儿语baγ 汉语“博士”，指佛教教法师——引者）担任教师去照管他，因此偶像教教义在他的心中扎了根……偶像教会壮大了，巴黑失们被十分尊敬地从印度、客失迷儿、北中国和畏吾儿地区送来，到处建造寺庙，消耗了巨额财富……传播偶像教教义的事业特别繁荣。[43]
这一记载说明，畏兀儿佛教僧徒曾随蒙古贵族西行伊朗，从事弘法传教事业，对推进伊儿汗国佛教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
[1] 参见杨富学：《蒙古统治与元代畏兀儿社会》，《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8～53页。
[2]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上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9～50页。
[3]《元史》卷122《巴而术阿尔忒的斤传》，中华书局，1976年，第3000页。
[4]《元史》卷122《巴而术阿而忒的斤传》，第3000页。
[5] [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11《高昌?氖霞掖?贰
[6]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6《武都智敏王述德之碑》；《元史》卷124《孟速思传》，第3059页。
[7] [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5《孟速思传》，中国书店影印本，1984年，第350页。
[8] [元]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理神道碑》，《大正藏》卷49，No. 2036，页727c。
[9] [清]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5《列传第二十七·论》，中国书店影印，1984年，第351页。
[10] 李符桐：《回鹘史》，台北，文风出版社，1953年，第98页。
[11] 矢崎正见：《チべット??教史考??》，东京：大东出版社，1979年，第102页。
[12] 王国维：《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文殿阁书社，1936年，第68～69页。
[13] [宋]孟珙：《蒙鞑备录·国号年号》，王国维《蒙鞑备录黑鞑事略笺证》，第13页。
[14]《元史》卷124《塔塔统阿传》，第3048页。
[15]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7《武都忠简王神道碑》。
[16] Christopher Dawdon, The Mongol Mission. 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New York, 1955, p. 142.
[17] 双福：《后期蒙文沿革概述》，《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第3辑，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1～27页；丁守璞、杨恩洪：《蒙藏关系史大系·文化卷》，人民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年，第153～154页。
[18] [美]尼·鲍培原著，郝苏民翻译补注：《〈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内蒙古文化出版社，第7页；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87页。
[19] 樊保良、水天长主编：《阔端与萨班凉州会谈》，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4页。
[20] P. Zieme, Buddhistische Stabreimdichtungen der Uiguren(=Berliner Turfantexte XIII), Berlin 1985, Nr. 40, z. 21-28。
[21] P. Zieme, Religion und Gesellschaft im Uigurischen K nigreich von Qo o. Kolophone und Stifter des alttürkischen buddhistischen Schrifttums aus Zentralasien (= Rheinisch-Westf l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88), Opladen 1992, S. 73.
[22] 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科学出版社，1955年）第25页：“因蒙古皇帝自窝阔台始正式用此称号，故蒙古人又用‘哈罕皇帝’一词专指太宗窝阔台。”
[23] 杨富学：《回鹘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68～170页；杨富学：《回鹘文献所见蒙古“合罕”称号之使用范围》，《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44～46页。
[24]《元史》卷32《文宗纪》，第711页。
[25]《元史》卷32《文宗纪》，第722页。
[26]《元史》卷32《文宗纪》，第743页。
[27]《元史》卷33《文宗纪》还记载，天历二年（1329）十月又有“西僧百人作佛事于徽猷阁七日”。此西僧很可能亦即畏兀儿僧，但未敢遽断，录此备考。
[28] [元]熊孟祥着，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11页。
[29] [元]释祥迈：《辩伪录》卷3，《大正藏》卷52，No. 2116，页771a。
[30]《元史》卷134《迦鲁纳答思传》，第3260页。
[31]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9《秦国文靖公神道碑》。
[32] 残卷现分存柏林、北京，见P. Zieme, Zum uigurischen Tārā-Ekavimsat stotra,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16, 1990, S. 196-197; 耿世民：《回鹘文〈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残卷研究》，《民族语文》1990年第3期，第26～37页。
[33] 羽田亨，“トルコ文华严经の断简”，《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言语·宗教篇，京都，1975年，第200～201页。
[34] Takao Moriyasu, An Uigur Buddhist’s Letter of the Yüan Dynasty from Tun-huang (Supplement to “Uigurica from Tun-huang”),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40，1982，pp. 1-18.
[35] R. R. Arat, Eski Türk iiri, Ankara 1965, S. 72-78.
[36]《元史》卷205《桑哥传》，第4570页。
[37]《元史》卷205《桑哥传》，第4570页。
[38] [元]程钜夫：《程雪楼文集》卷8《秦国先墓碑》，湖北先正遗书本。
[39]《元史》卷130《阿鲁浑萨理传》，第3174页。
[40] R. R. Arat, Eski Türk iiri, Ankara 1965, S. 148-153.
[41] R. R. Arat, Eski Türk Siiri, Ankara 1965, S. 154～161；Margit Koves, A Praj āpāramitā Hymn in Uigur, Papers on the Literature of Northern Buddhism，Delhi 1977，pp. 57-67.
突兀的意思范文第3篇
动漫是另一种形式的故事表述方式，特别在经过了近几十年在欧美动漫和日本动漫飞速发展的带动与刺激下，动漫市场逐渐活跃并成长为二十一世纪最具有市场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
现代动漫与动漫设计
传统动漫的产生是基于人们对于虚拟世界的想象以及为了孩童更好的成长为目的人为勾画出的虚拟世界，因此在其表现中更多的注重虚拟故事情节的构筑以及适宜孩童成长发展的教育特征。但在近几十年欧美、日韩动漫快速发展的带动与刺激下，特别是动漫制作构成规模并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之后，其制作与发展越来越需要更加贴近市场的需求与社会的实际发展。而今，相对单纯的故事叙事模式动漫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人们的实际需求，这使得缺乏艺术气息和人文内涵支撑的传统动漫越来越没有了市场。
因此，在现代动漫的设计中，如果只是单纯的考虑叙事故事的完整性与逻辑性，仅仅着眼于情节的构筑、情节紧凑度与相关性的布局、动漫人物形象的刻画，会使得动漫由于缺乏足够的人文气息和美工修饰会使得动漫剧情转换相对突兀、人物形象缺乏内涵、故事情节缺乏人文逻辑合理性而无法赢得市场认可。
中国画元素在动漫中的展现与运用
为了迎合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现代动漫需要更多地融入人文内涵、美工技巧、影像技术，以更好地表现动漫的主旨，刻画人物形象，并从中提炼出足够的人文内涵来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中国传统元素，特别是中国画元素是最具有人文内涵和美工技巧的动漫合成元素之一，这主要是由于在丰富的传统文化的积淀中，中国画元素融合了较多的人文思想，无论“和”、“一”，还是“德”“仁”、“义”、“孝”、“谦”等优秀传统美德均可在简单的笔划勾勒中表现出来，而且中国画在传统绘画技艺“留白”的运用造诣使得绘画给了欣赏者更多的空间来发挥想象力，更好地突出整个画面的立体感与亲和感。因此，将中国画元素运用到动漫设计中是填补传统动漫设计人文内涵缺失与剧情转换表现相对突兀、环境渲染力不足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
1.数千年的文化积淀提供了足够丰富的元素选择空间
中国画随着中国文化在时间长河里发展了数千年，历史上各个阶段的文人骚客均把自己的思想与情怀填充进去，使得中国画具备了别的绘画技艺所不具有的丰富人文内涵，而且其丰富的元素特征也给动漫设计中对于不同情节环境所需的不同元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得整个动漫的表现色调不单纯的局限在一个艺术空间内，使得观众能够在不同的人文氛围中欣赏动漫剧情，增加了其动漫的市场可接受能力。如美国近几年较为优秀的动漫作品之一的《功夫熊猫》系列，在剧情构筑和背景渲染中大量运用中国画元素，在“功夫”、“熊猫”、“乌龟”、“无字卷轴”等的设计中充分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绘画元素的表达方式，使得整个剧情转换较为平和，人文内涵更加丰富，画面亲和力更强，更容易引起市场的认同与共鸣。
2.中国画元素在动漫设计中运用相对较少，容易引起市场注意力
在现代大量动漫作品充斥市场背景下，元素新鲜感对于观众的刺激是远远优先于剧情构筑新鲜感刺激的。而中国画元素在动漫中运用相对较少的现实使得其在动漫设计中的应用更容易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从而提升其作品的市场竞争力。在很多国内外优秀动漫作品中，出现了一种运用传统中国泼墨画的形式表现人物外在形象的设计技巧，有时也夹杂一些简单的铅笔画来简单勾勒，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突出，背景渲染效果更好，给观众的视觉冲击力更强。
3.中国画元素提供了丰富的审美意境，更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中国画元素丰富的内涵使得原本相对简单、突兀的动漫剧情变得生动立体起来，特别在水墨画、年画等绘画技艺的运用之下，动漫作品的剧情表现力由于厚重的历史沉积感而使得背景渲染更加浓郁，剧情表现更加立体，伏笔埋设和剧情的过渡更加从容，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动漫作品对观众的视觉冲击，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突兀的意思范文第4篇
小背景：公元9世纪中叶（840年），建立在漠北草原上的回鹘汗国政权，由于内乱而天灾人祸连绵，外而强邻黠戛斯逼击，无力抗御的内忧外患，招致溃败覆亡，四散遁迁。其西奔的所谓15部属众，集体迁往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及葱岭西一带，与早已驻牧该地的宗支汇聚，得以立足并定居。历经唐末、五代和宋辽金几个朝代，300多年的繁衍发展，曾先后建立了三个以回鹘为主的地方政权势力。即：河西甘州回鹘政权，西州（或高昌）回鹘“亦都护”（回鹘语：意为神圣陛下国王），葱岭西回鹘喀剌汗王朝。到13世纪中期，这几个回鹘政权，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或早已溃灭，或变为附庸，或被征服占领，而终归统属蒙元帝国。
蒙元取得天山南北畏兀儿地区统治时，由于喀剌汗王朝早已瓦解，多年受异民族国家征服统属，且已皈依伊斯兰教；而高昌回鹘亦都护国则一直维持其半独立附属国地位，且信奉佛教。蒙元统治者视高昌回鹘为畏兀儿的嫡系或正宗，史料记录亦大多将它称畏兀儿或高昌亦都护国。
回鹘这一族称，到了蒙元时期，又被称为“畏兀儿”。许多史学家认为“畏兀儿”是回纥或回鹘的音转或音译。在汉文史籍中，对“畏兀儿”称谓汉语音译的用字很多，诸如：畏兀、畏吾、辉和、辉和儿、乌鹆、委吾、瑰古、委兀、伟兀、卫兀、外吾、外五、畏吾而、卫郭尔、魏伊哥儿……等。
见于《元史》者，如卷一《太祖本纪》载：“王罕走河西、回鹘、回回三国”。“四年已巳春，辉和尔国来归”。这里回鹘和辉和尔当指高昌维吾尔。祁韵士释称：“五代时为回鹘……宋末号辉和尔、即畏吾尔也”。日人桑田六郎也说：“辉和即《元史》……辉和尔，乃畏兀儿之音译”。
卷六《世祖本纪》载：“至元五年三月，罢诸路女真、契丹、汉人为达鲁花赤者。回回、畏兀、乃蛮、唐兀人仍旧”。
卷七：“至元八年二月戊申……敕往畏吾儿地市米万石”。这里畏兀儿、畏吾儿居地未明，或即指高昌、北庭地区之维吾尔人而言。卷十：“禁中书省文册奏检用畏吾字书。”这里所说的畏吾字书，有可能是维吾尔文，或者藏文。卷十一：“至元十八年，罢霍州畏兀按察司”。卷三十三：“天历二年……陕西行省以……麦百余石赈畏吾儿”。以上这些文字记载所列称谓用词虽有小异，但可以看出，居地指吐鲁番（霍州）亦即高昌一带，是维吾尔的汉译音转（但也不排除对远蕃四卫之部众的称谓的可能性）。所以《新元史・氏族表》也说：“畏吾氏，本回鹘之裔，音转为畏吾，或云畏兀，又作伟兀，又作卫兀。本在和林（漠北）之地，唐末衰乱，徙居火州，古高昌国地。凡世言高昌、北庭者，皆畏吾部族。”这段论述，也比较明确地肯定了这些汉译都是维吾尔一词的音转。
晚清和近代一些学者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作过一些比较确切的论断。如丁谦说：“畏兀儿为铁勒之一部，称为袁纥……至隋曰韦纥，唐为回纥，又为回鹘。盖北音无入声，纥也，护也，鹘也，轻读之则成兀，而乌与韦与回，亦皆一音之转，故他书或作畏兀，或作委兀，或作畏午，无一定字也。”（丁谦：《元经世大典图地理考证》卷一，畏兀儿地条）。钱大昕说：“畏兀儿者，本回鹘之裔，音转为畏吾，或云畏兀，或云伟兀，或云卫兀，或云卫吾，其实一也。回纥牙帐，本在和林之地，唐末衰乱，徙居火州，统别失八里之地。凡史言高昌、北庭者，皆畏吾部族。”（钱大昕：《〈元史〉氏族表》卷二，色目条）。
现代学者陈垣认为：“凡《元史》所谓畏兀儿者，回鹘也。”（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卷四，第64页）。王日蔚认为：“乌鹆乃维吾尔较直接之音译。嗣后之畏兀儿、畏吾儿、畏吾、委吾、瑰吾、伟吾儿、伟兀、外五、辉和尔、卫郭尔、均与乌鹆含意同，特指北庭、高昌之维吾尔族言。”（王日蔚：《与陈援庵先生论回纥、回回等名称》，载《禹贡》第四卷第十期）。
基于上引古代史籍和近人的考究，我们可以认为，维吾尔民族族称，到了元蒙时期，虽然称谓繁多，但都不外是回纥（回鹘）不同的音转或汉文音译，也是不同时间不同撰著或编纂人的取字谐音，并非不同族体的不同称谓。
回纥（畏兀儿）与回回称谓的异同
元代汉文文献、史料中，常常出现回纥、回回、畏兀儿三者共用或混用的情况，混淆三者的概念，不难使人得出回回即回纥的结论。亦有将回鹘混同于畏兀儿、回回的。“回回”一称，也是从蒙元时期才开始大规模使用的称谓。“回回”一词，在元代指中亚的伊斯兰教徒、商人及花剌子模称为回回国。于此可知，与畏兀儿不是一码事，两者是有区别的两类人的概念：回回－中亚伊斯兰教徒，商人和国家；回鹘－天山南北畏兀儿。
“撒里”与畏兀儿・远蕃四卫之关系
“撒里”是“疏勒”的异译。在今甘、青、新交界处的广大地区居住的回鹘。亦可称为“疏勒回鹘”。所谓“疏勒回鹘”，同高昌回鹘、龟兹回鹘之称一样。一是同一古代民族回鹘，二是他们因驻牧地区不同，因而在族名前冠以地名。三是不同的地名表示不同的回鹘割据集团。学者高自厚《疏勒河名考》认为，“疏勒”是突厥语suri，音译为“撒里”、“疏勒”（《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1期）。史记中对西宁塞外四卫或远蕃四卫，也统称“撒里畏兀儿四卫”。这里的意思并非四卫是撒里畏兀儿人。而是与疏勒畏兀儿同驻的蕃之四卫。这四个卫居住在撒里（疏勒）畏兀儿之地。明初，在“嘉峪关以西、先后置八卫，曰哈密，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安定，曰阿端，曰罕东，曰罕东左，其先置后废者曰沙州”。（《西域记・新疆纪略》）。其中撒里畏兀儿地置安定，阿端、曲先及罕东等卫。“阿端卫在撒里畏兀儿之地”，安定“其地本名撒里畏兀儿”（《明史・西域传》二）。似乎撒里畏兀儿就居住在这四卫。其实，撒里畏兀儿不仅居住于这四卫，在其它各卫也有散居。如赤斤卫“其祖先原为维吾尔族，由新疆迁居玉门，为明赤斤卫，后避吐鲁番之压迫，遂逃入关内，其牧地在今高台南山”（《益世报・社会研究》第30期）。而安定卫又“北迩沙州”。证明赤斤、沙州两卫内有撒里畏兀儿居住。因此，哈密以东，嘉峪关以西的七卫都属撒里畏兀儿活动范围，而以阿端、安定、曲先、罕东为集中居住地，其它则系散处。我认为：除阿端、曲先、安定、罕东四个迁徙自黄河上游地区的藏族部落之外的其他三卫，如哈密、赤斤、沙州内部居民有撒里畏兀儿，还有元朝时随各宗王戌边移牧的后裔－蒙古人。他们的“宗王统治者仍是察合台的后裔－蒙古人”（《维吾尔族史料简编》上，第八章）。居民以畏兀儿人为主，次为畏兀儿化的蒙古人。而远蕃“四卫”为外延的藏族四个部落则与以上三个卫不同。其内部居民为藏族，所任卫之酋首也多为藏族。吐蕃人对“回回”的称谓是“hlahlo”，元代汉文史籍与文献中称为合儿鲁、匣禄鲁、哈鲁、哈利鲁、罕禄鲁、匣剌鲁等。还有学者称为“哈剌鲁”（QorIuq）。波斯史家拉施特在他的名著《史集》中说，哈剌鲁人和畏兀儿人一样，是从突厥人中分出来的。我认为哈剌鲁与回回是一码事。
蒙古人在青海的兴衰与历史命运
小背景：青海现今的蒙古族主要聚居在柴达木盆地。清代蒙古族划分为左右两翼盟29旗，今海西有8旗，青海的蒙古族是从“西蒙古”等地迁移而来的。元代，青海各地驻扎有蒙元宗王、驸马及其军队。元朝灭亡。明初，蒙古族王公居住在河西走廊以北以西地区。明代中期以后，“东蒙古”在青海等地活动。称之为“西海蒙古”。从17世纪30年代到清代直至近代，和硕特蒙古在顾实汗率领下由新疆移牧青海，称之为“西蒙古”，并统一青藏高原，盛极一时，以后归附清朝，又经过雍正初年罗卜藏丹津反清起义失败，被划为29旗。以后清朝执行“抑蒙扶番”政策，青海蒙古族由盛而衰。居住在青海的蒙古族29旗，分散居住，今河南县3旗，同德县1旗，海西州8旗、海北州12旗、海南州5旗。
蒙古人进入青海是成吉思汗从中亚回师灭亡西夏的同时，占居河湟各地和青海湖四周。从此，先后有几个蒙古宗王驻守这里，或以这里为基地进军卫藏，统一吐蕃各地。永昌王阔端、西宁王速来蛮、西平王奥鲁赤以及西平王后裔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等）和宁郡王（章吉）、宁王卜烟帖木儿等，均曾在这里活动过。元朝亡时，豫王曾苦战河州抗拒明军，后退到青海湖南。以后，宁王和豫王残部接受明朝统治，局促于远蕃四卫，由占领者变成了降服者。这一阶段居住于青海的蒙古人的历史，是随着蒙古帝国、大元王朝的兴衰而盛兴衰替的。
公元1368年8月，元顺帝妥欢帖木儿退出大都，还居蒙古草原，明军占领大都及长城内外。明朝的统治区由江南扩大到黄河流域和陇右各地。大体说来农耕区是明王朝统治，蒙古草原是北元（或故元）政权，南北对峙约200余年。在此期间，随着故元势力的逐步衰微，各地大封建领主乘机强大，自相雄长，展开内战。1480年（明成化十六年）达延汗即位，恢复汗权，重振黄金家族的雄伟，击败割据各地的领主，统一蒙古各部、划分了六个万户，分左右两翼，他本人驻左翼察哈尔万户境内，派其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济农（副汗）驻右翼鄂尔多斯万户境内。被打败了的永谢布领主亦卜剌太师和鄂尔多斯领主满都赉阿固勒呼（阿尔秃厮），于1510年（正德五年）后率其残部，转移到青海湖一带。这是元亡以后成批的蒙古人再次进入青海。原先居住在环湖的藏族部落，有许多迁徒到黄河以南。少数部落如阿里克等归附蒙古。亦卜剌、阿尔秃厮等不断向西宁周边、河洮等地进攻。许多藏族部落也乘机犯明，顿时形势吃紧，战事增多。由此产生了青海地方史上一系列边塞设施和防边事件。公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达延汗去世后，子孙分住各地。迨巴尔斯博罗特济农死后，其长子领有鄂尔多斯万户；次子俺答汗（即阿拉坦汗，1507年－1582年）占据十二土默特；三子、四子、五子、六子各有自己的领地。到十六世纪中叶，以土默特部俺答汗的势力为最强，控制右翼各部，于1552－1573年间与鄂尔多斯济农合力进攻瓦剌（卫拉特），并攻占青海湖一带，征服上下撒里畏兀儿地方（原西宁塞外四卫）。其间：1559年（嘉靖三十八）俺答汗率部由镇羌（今天祝）经祁连山入西海，留居一年有余，次年返云中，留子丙免七部落居此。1569年（隆庆三年），俺答汗率部进入青海，驱掠藏族部落，不久北返。1573年（万历元年），俺答汗第三次率部进入青海，征服安多和康的一些地方。并建佛寺察卜齐雅勒，万历五年明延赐额“仰华”。同时万历四年派使者邀请拉萨哲蚌寺法台锁南嘉措来此弘法。次年，率数万之众西海迎佛，举行仰华寺大会，俺答与锁南嘉措互上尊号。这是藏传佛教史上一件大事。从此俺答皈依佛教，并成为信佛之王。万历八年，返回土默特，十年去世。
俺答汗三次进入青海，留居部落29支，把西海变成他的领地之一。其后，真相、火落赤占居青海河曲牧地（捏工川、拉川等地）。他们为什么先后进入青海，主要原因有三：1．一些中小封建领地主逃避大封建主的吞并，以此作为避难之地；2．为了满足封建领地的需要，寻找新的牧场；3．役属蕃人，是吸引蒙古贵族来此的又一原因。所有这些，与蒙古族内部争战和畜群增长原有牧地不敷使用等政治经济原因密切相连。
到明朝末期，顾实汗率部移牧青海，则与卫拉特四部的内部斗争和藏传佛教的教派斗争有密切关系。瓦剌（卫拉特）蒙古于16世纪时分作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此时准噶尔最强，威胁邻部。为逃避其威胁，土尔扈特部西赴伏尔加河流域游牧了，和硕特部则于17世纪初叶由新疆北部移徙青海。与此同时，黄教与反黄教派的斗争，则成为诱使顾实汗进据青海与的重要原因之一。17世纪以后，随着土默特部的衰落和察哈尔部内外矛盾的增多，正当林丹汗与科尔沁部争战之时，1625年（明天启五年）顾实汗秘密到后藏参加了札什仑布寺法台罗桑却吉坚赞主持的吉祥法会，承担了保护格鲁派的诺言。反对格鲁派的林丹汗于1634年北袭喀尔喀部，使赫哈七部首领却图汗（信奉噶举派），率部逃到青海，征服了这里的土默特余部等蒙古部落。青海一带格鲁派受到打击，名僧遭到屠杀或监禁。却图汗又连接卫藏地区的藏巴汗和康区的白利土司，共同仇视格鲁派。格鲁派首领五世达赖派人向顾实汗求援。顾实汗于1637年（崇祯十年）领兵来青海，击杀却图汗。次年，和硕特部众徙来。1639年进兵康区，1641年大举进藏，擒杀藏巴汗。顾始汗建立了统治唐古四部的大部落联盟。以后，遣使盛京与新兴的清国建立了联系，由上所述，可见和硕特部进入青海与蒙古族内部纷争和宗教集团内的斗争以及蒙藏关系，多所牵连。顾始汗去世（1655年）后，青海八台吉形成割据态势。
“红帽儿族”与阿端部落的衰亡
小背景：“红帽儿族”，居沙州之“蕃”，据传说是安定王部落。明正德中为亦卜剌、阿尔秃厮所残破，流落沙州，后迁徒西宁塞外。红帽儿族善射，海敌畏之，时亦梗内地。明万历九年，经略尚书郑洛招抚之，后却失加与瞿昙有姻戚，复徙牧其境，居庐舍，效顺焉，一支为剌卜尔族。清代西宁县属之安定族，即昔之“红帽儿”族。清代安定族居西宁郡城东北九十五里之威远堡东，共一百四十三户。而剌卜尔族居郡城西南六十五里，相连隆奔族，住居大康城，共二百八十户。红帽儿族并非族名，而是由首饰特征演变成部落异名。明代的“红帽儿”属于远蕃四卫之一部。
突兀的意思范文第5篇
一面之缘，却让我突然明白了许多。伊希沫，新小说《倒转流年，我遇见了你》中的主人公，那个明媚的男孩，让我们简的日子在一刹那绽放了光芒。
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也可以走的那么决然，那么不顾一切。
那些对我来说都曾那么重要的誓言，如今却没意义了。蓦然回首，只是半世阳光，给我坚强的力量。我愿意坚强。如果就一个人的话。
突然理解了，我们的倔强的背影就像那样深深地印刻在了时光的墙上，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还有对未来的梦想。我不是那么洒脱的人，没必要为了不相干的事情落泪。
那是我们的过去吧。
我们的脚步都这样坚定了，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现，这就是真的爱了吧。但那时候的我们，早已经没了当初为了那一点单纯的喜欢用青春去拼的决然，和那种对轰轰烈烈的渴望。
即使就已经是过去的了。不管是苏子烨还是伊希沫，对于简依来说，都是未知的吧。
直到遇见他，我才明白，原来 暗恋 这个词也可以用的如此轰轰烈烈。
我爱上了那个冬天，将我们所有的思念都深埋在了那条满天星空笼罩下的小路，那个少年那么明媚的笑脸。那么突兀的让我想起了第一眼的深深触觉。
我们那么深刻的记忆，刻得太深，却太遥远。直到我们都无力去回忆的时候，再回头看看我们走过的路，没有勉强，没有犹豫。因为相信自己说过的、做过的都是正确的，所以不后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