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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盛世教案范文第1篇
一、第一次试图对新疆的控制与失败
（一）派使宣慰新疆。
1933年4月24日金树仁在新疆塔城通电下野，翌日汪精卫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谈话，称中央决定派大员入新宣慰及调查政变真象，人选不日即予发表。南京政府初定马良去新疆宣慰，蒋介石也电马征询意见，马以年高推辞不从（注：《新疆事变之前因后果——某回族领袖过徐对记者谈话》，1933年5月5日南京《中央日报》。）。4月28日，汪清卫又与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通过电报商定，派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
5月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第99次会议，除通过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入新宣慰外，还照准金树仁辞去本兼各职，要新疆各委员厅长等会同维持省政府事务，并明示中央正慎选贤能（注：《今晨行政院会之决议》，1933年5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行政院决议—新省主席辞职照准》，1933年5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安抚新疆民众书，汪精卫也给新疆省府委员、厅长去电，均称中央正慎选贤良，以妥善治理新疆，让新疆方面维持秩序，静候中央办理（注：《国府明令安抚新疆民众》，1933年5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
刘文龙、盛世才要求中央真除的电报到达南京，中央政府反应冷漠，蒋介石对盛还有戒心（注：盛世才与蒋介石是旧识。蒋介石曾资助盛完成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业，盛世才毕业后也曾在蒋手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等职。但两人并不相互看重。蒋让盛久居闲职；盛则离蒋而去，说他“感情用事”、“度量狭小”，用人“分南北界限”，“决难作（做）全国之首领”。参见新疆区档案馆档案：政2-1-451。），不愿将新疆交给他。6月初，蒋介石就回刘、盛电问题拟定三项方案以与汪相商：“(1)刘、盛此电迟到太久，新省电报亦久已不通，拟仍暂搁，俟慕松到新具报后，再为适当之处置；(2)先电刘、盛，不作复电，应加以奖励，责成两人合力维持新省治安，暂不说及名义，并告以黄宣慰使即行赴新，一切新省善后问题，黄抵新当面详商，并嘱诸事商承黄妥办；(3)暂委盛以边防督办名义，但刘主政，而盛主军，恐有不妥，且如此处置，能否适合实情亦均属疑问[1](P541)。”此后，南京政府基本按照蒋介石的第二套方案行事。
黄慕松紧张地作着宣慰前的准备：首先是听候中央确定宣慰方针，黄赴赣向蒋介石请示机宜，回京后又晋见汪精卫，据黄对记者称，宣慰方针蒋介石与中央意见完全一致（注 ：《新疆宣慰使黄慕松周内启程——谈宣慰方针蒋与中央意见一致》，1933年5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其次是物色各类宣慰人选，包括党务、民政、军事、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人员，计有参议团成员10名、军官团成员10名、秘书书记3名，副官4名、军医1名、随从侍卫20名、随带官佐30名、士兵20名。再次是申请宣慰经费。因宣慰使随员众多，所需经费达326200元，到6月1日宣慰经费还在商讨中（注：《新疆宣慰使黄慕松昨谒汪商谈》，1933年6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
事后蒋介石曾对盛世才说，黄慕松去新疆“纯属宣慰性质，绝无他意”（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别录，［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5页。）。但我们断定这是蒋介石为修复与盛世才业已破裂的关系所说的假话。因为：第一，中央政府多次声言正慎选贤能者主新，刘文龙、盛世才不一定是中央所要选择的“贤能者”。第二，蒋介石认为盛主军不妥，显然不准备将新疆交给他。第三，黄慕松宣慰新疆的内容庞杂，如制止新疆内乱，改革金树仁留下的“一切不良政治”，逐步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发展交通建设、整顿金融、兴办实业等（注：《改进新省政治计划——革除不良政治以谋安居乐业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开发交通》，1933年5月27日南京《中央日报》。）。若黄慕松“纯属宣慰性质”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在实际控制新疆后才有可能实现。第四，黄慕松上报的宣慰使署经费中，有编练入新东北军苏炳文和李杜旧部为卫队一团所需购买费约20万元，胡宗南部一旅自甘肃向新疆推进所需开拔费及无线电人员、器材经费等项（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黄慕松在迪化宣慰时也曾致电蒋介石、汪精卫：“中央急宜接收肃州（今酒泉——引者）防地，以应事变。”[1](P547)这些均直接透露出黄慕松宣慰背后的军事控制企图。第五，宫碧澄回忆说：黄慕松宣慰新疆，是准备一俟中央明令发表他为省府主席兼边防督办即可走马上任[2]。黄的多数随行人员也明白，此去新疆是由黄取代盛的地位，他们也可捞取一官半职成为新贵。（注：部殿丞述，徐存甫记《我随黄慕松宣慰新疆的经过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存稿编号65-976。）
（二）拉拢各方力量架空盛世才。
“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的赞同，成为一条毫无疑问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3]黄慕松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宣慰新疆，新疆“各方”表现出对中央极具“信仰”[1](P546)。这说明长期处于半割据状态下的各族各界人士在热诚地盼望中国真正统一。
黄慕松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新疆加紧进行活动。迪化有刚从东北经苏联退来的抗日联军约5000人[1](P545)，他们不愿久居新疆，也不愿卷入新疆内战，黄慕松首先争取劝说他们，结果苏炳文部郑润成旅“愿直隶中央”[1](P545)，东北军其它各部也以参加内战牺牲无益，“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供中央驱使。[1](P546)盛世才手中总共才有近万人军队[1](P546)，黄慕松一下争取到占到半数的东北军愿意归附，无异从根本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统治根基。
张培元也是黄慕松争取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张培元是金树仁旧部，有兵5800多人，金树仁下野时曾保荐他为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结果盛世才先捞取临时督办名义，张培元心中不满。黄慕松在兰州时即判断张“必与盛不能相下”[1](P543)，到迪化后得知张培元驻绥定（今霍城）军队被盛军缴械，张甚“恐慌”。黄慕松利用张、盛矛盾拉拢张培元，张亦“表示受中央驱策”[1](P545)。
黄慕松注意扩大中央政府在全疆的影响。当时盛世才实际控制的不过是迪化周围数县和塔城一带，南疆及阿山全境则早已失去控制，黄慕松“用政治手腕派员分途宣慰，以期早就收抚”，各族民众有“感中央一视同仁之至意，已有心悦诚服之倾向”[1](P548)。哈密王白锡尔在维吾尔民众及南疆各实力派头目中有一定影响，黄慕松决定拉扰他，称金树仁未经中央核准废黜其王位，夺其财产、治权，是无效的，并聘请白锡尔为宣慰使署高等顾问。汪精卫肯定黄氏处理办法，指示对白锡尔财产，“如已没收”，“着即查明发还”[1](P545)。白锡尔领衔南疆一带的各实力派首领如和加尼孜等人，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享有一定自治权力基础上归附。汪精卫立即应允，表示尊重各民族信仰的宗教及风俗习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并许诺军事、外交由中央主持，教育、交通、实业等归地方办理[1](P548～549)。
新疆部分军政官员也为黄慕松拉拢利用。临时主席刘文龙因盛违背军民分治诺言处处独断专行，对盛不满向黄靠拢；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是策动“四·一二政变”的功臣，但因没谋到满意职位，弃盛攀黄氏高枝，成为黄慕松的智囊人物。
最令盛世才不能容忍的是，黄慕松一到新疆就要削弱他的军权，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黄的主张一开始即被盛世才婉言拒绝，但他不改初衷，致电行政院说：“督办创自金氏，为各省所无，伊犁方面对此亦存观望，不若变更现制，另设新疆军事委员会，网罗诸将共戴中央，而剿匪则另于战时编制，予以剿匪总指挥及纵队司令等名义。”（注：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藏行政院档案，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02页。）他还干脆背着盛世才与陈中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会，以盛为委员长。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是实力派首领，他们或拥兵自重，或与盛世才兵戎相向，盛世才怎能指挥动他们。一旦盛世才被架空变成光杆司令，新疆最高军事权力自然会从盛向黄的手中转移，因为只有黄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号令诸将。
（三）控制新疆失败及其原因
盛世才对黄慕松在新疆的活动了如指掌（注：盛世才借助从马仲英部俘获的日本密码破译专家大西忠，破译了黄给中央的电报；利用特务严密监视黄在新疆的全部活动。）。黄的一切举措均在于控制新疆政权，已攫取新疆临时督办权位的盛世才，岂能甘心将权位拱手让人？1934年6月26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软禁黄慕松，借此警告南京政府和亲南京政府势力，强龙不压地头蛇。
黄慕松对此猝不及防，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明码急电蒋、汪：“新疆逼处强邻，情形复杂，隐患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乞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倘蒙谕允，则承宣化，既有中央之地方长官负责，而慕松宣慰亦易进化，伏乞签核示遵。”（注：《黄曾电保刘盛真除》，1933年7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刘文龙、盛世才也于政变次日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乘前方军事形势紧张之际，煽动后方军士谋反，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的大员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来新疆调查事变真相。[1](P574)新疆维持委员会、东北民众救国军及各社会团体也根据盛世才的授意，电请中央真除刘、盛。盛世才的用意很清楚，扣押黄慕松为人质，逼迫中央任命他为新疆边防督办。
南京政府为顾及中央颜面，积极营救黄慕松。7月5日，行政院急电黄慕松，“令即日回京报告真象”。6日，汪精卫召见新疆省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询问新疆情况，拟派宫去新疆调查事变真象。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致电刘文龙、盛世才说：“你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中央日前去电促其回京报告，务望你们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上讲：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对刘文龙、盛世才，政府不一定说不要他，也不一定说要他，关键要看这几件事是否肯做、是否能做。这几件事即外交统一于中央、军事统一于中央、民族要平等宗教要自由。这是中央政府对新疆善后工作的三大原则，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这些原则，我们便把新疆交给他们，否则即交给别人。（注：《行政院纪念周——汪报告一周内要政》，1933年7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13日，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之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付托。”（注：《张凤九由赣返京——谈新省事件周内可解决》，1933年7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蒋、汪明确地向盛世才传递去信息：中央可以接受真除他的条件，但要他明白宣示效忠中央。
盛世才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7月19日，刘文龙、盛世才联名致电中央说：“外面流言，报端登载，遂对于黄使不免稍有误会，随经切实调查，皆系陶、陈、李煽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涉。黄使衔命来新，宣布中央德意，安慰新疆人民，到后人心大定，边局就安，……黄使宣慰功劳，固非浅鲜，而我中央威信所被，亦足证明新省孤悬塞外，地瘠民贫，平时尚非仰赖中央维持，不能自立。况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当能晓比，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1](P578～579)
至此南京政府与盛世才的交易敲定，7月17日黄慕松电中央宣慰使署驻京办事处，准备飞机接他东归。20日，黄慕松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离新（注：彭昭贤回忆说是他人新劝盛放了黄慕松，其实有误。南京政府是曾委派宫碧澄、彭照贤赴新与盛商谈新疆问题，并预定乘7月18日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去新。但彭18日并未飞新。因“中央对新事解决方案，须待黄慕松返京作最后决定，故再迁延。”8月2日彭昭贤、宫碧澄仍在南京等待下午5时汪精卫的接见。而此时黄慕松早已回到南京，根本不可能有彭昭贤劝盛放黄之事。参见彭昭贤《政海沉浮话当年》，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276～3277页；《戴院长赴赣谒蒋商新事——俟得端倪即西行宣慰，宫碧澄等定明日赴新》，1933年7月17日南京《中央日报》；《黄慕松将赴赣谒蒋报告赴新经过——王应榆谈在新宣慰情形 彭宫约下月初入新》，1933年7月23日南京《中央日报》；《彭宫今晚谒汪——请示新政改进办法》，1933年8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会议通过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张培元为伊犁屯垦使兼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的任命。真除盛世才，宣告南京政府借黄慕松宣慰以控制新疆的计划破产。
南京政府控制新疆的计划为何失败？原因有二：
其一，没有军事力量作后盾。民国以来，新疆依仗着僻居边塞之地，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向中央政府闹独立。南京政府派黄慕松宣慰新疆，主要想凭借中央的政治旗号，在新疆拉拢培植可以依靠的力量。黄慕松如此运作，确实争取了部分实力派人物的归附意向，但那离真正为其所用还有距离。中央部队只有胡宗南一个团远在兰族，黄慕松要求中央接收肃州及胡宗南一旅自甘向新推进均未实施。这样黄慕松面对猝发的事变，无军队可为声援，只能人为刀俎，他为鱼肉，听盛摆布了。
其二，黄慕松举措失当。首先黄慕松在新疆的举措缺乏前瞻性。黄慕松在新疆运作的目的在于控制新疆政权，这对已经取得临时督办职位的盛世才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但黄慕松对这种虎口拔牙的事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料到盛世才会突然发动政变，甚至会加害于他。其次黄慕松在新疆的举措缺乏隐蔽性。黄慕松一到新疆，就向盛世才提出改督办制为军委会制，又大张旗鼓地拉拢各方势力，没有采用适当的策略与形式掩盖起他的真正用意，结果盛世才对他的用意与活动洞若观火。盛世才出于一个军阀维护自身权位的本能，必定不择手段地干出任何事情。总之，黄慕松的才智未在盛世才之上，想用政治手法谋取新疆又安能成功？
二、第二次试图对新疆的控制与失败
（一）实施盛张马三方鼎立的平衡牵制策略。
南京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答应真除盛氏，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放弃经略新疆。刻下蒋介石正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分兵西北力所不许，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设法借用新疆本地的力量，使盛、张、马三方相互牵制，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注：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平衡牵制方案在1933年7月24日基本形成，29日，蒋介石、汪精卫在江西庐山听取黄慕松有关新疆情况与意见的汇报后最后确定。参见《新疆善后》，1933年7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黄谈新事中央已决定处置办法》，1933年7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
1933年8月1日行政院通过对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的任命，即是实现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关键步骤。这一任命的政治用心是让张培元以伊犁屯垦使兼第八师师长的身份雄跨盛世才之西，默认马仲英实际控制的东疆地区割据于盛世才之东，这样盛世才虽控制迪化政治中心并拥有中央任命，在张、马的东西夹击中也不能有所作为；同时张、马又有盛世才的牵制，亦不敢轻易脱离南京政府为他设置的运行轨道。实施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前提是要将盛、张、马三方的关系相对固定下来，为此蒋介石、汪精卫一再敦劝戴传贤去新疆一行。戴以健康原因短期内难以成行相辞。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刘、盛等人的就职典礼。
9月2日，罗文干到达迪化。主持完刘、盛就职典礼，即开始撮合盛马之间的关系。盛世才表示若马仲英听从督办公署调度，退往哈密就任东疆警备总司令，可以委任他为省府委员。罗文干觉得事情有望解决，决定亲赴吐鲁番一行，敦劝马仲英息争。盛世才派其弟盛世骐等人随行，表面上表示和平诚意，实际上是想将马仲英骗至迪化予以处置。
马仲英接受盛世才委任的东疆警备总司令职务，并在吐鲁番参加了为他举行的就职典礼，对盛世才要求他缩小防区问题，他表示只要部队粮饷有则防区可任随指定，唯对盛世才邀他去迪化商谈和平问题坚辞不从。罗文干返回迪化后与刘文龙商量，认为马仲英问题即为粮糈问题，迪化无力解决，有向中央报告的必要，决定先派罗随员冯有真回京报告。
盛世才见没能将马仲英骗至迪化，即称马仲英没有和平诚意，下令将随罗而来的马仲英和谈代表张雅韶等人拘押，借此向马仲英寻衅，以打破南京政府在新疆所搞的平衡牵制政策。盛世才对罗文干的态度也发生突变，多方刁难罗以向南京政府示威，罗文干不得要领地离开迪化去伊犁。
（二）罗文干所谓的治新方案即张马联手倒盛。
罗文干从新疆回到南京后，曾向外界透露中央有治新方案（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31页。）。但这个治新方案是什么？是否即后来发生的张培元、马仲英联手倒盛的军事行动？
1934年9月26日蒋介石在《致盛世才督办妥慎处理新疆事务电》中否认张、马联合军事行动与南京政府有关系。他说：罗文干系自请赴新考察边情，并无特殊任务，“所谓以汪院长名义发致张培元之艳电，若非此次彭厅长（彭昭贤——引者）带呈油印电文，中央在任何方面均未梦及，日前汪院长来牯（牯岭——引者），当示以此电，甚为诧异，回京后立即彻底追查，忠密电码虽属张罗特约专用之本，然遍检当时外部致俄使馆各电原底，均无此稿，并约罗部长面加究诘，亦根本否认，有捏造院令冒名发电情事。惟张培元曾致罗江电，有事机紧急，不能不矫造中央命令以行之语，则艳电由张伪造，张已自承，而艳电内容如何措词，即罗亦未深知。盖边防督办及该电所列南北疆总司令各职，均为军事长官，其任免皆应由军委会呈请，非行政院所能决议，且艳电中有呈由国民政府公布字样，而实际国府始终并无此令。凡兹种种，其确出假托，更可一目了然。”（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卷别录，［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5页。）究竟南京政府是否撮合张马联手倒盛，由于蒋介石的否认似乎变得扑朔迷离，台湾方面的研究也对此持否认或回避态度（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45页；高素兰：《盛世才入新疆主政经纬（民国19年——23年）》，［台北］《国史馆馆刊》1997年6月出版。）。
开元盛世教案范文第2篇
一、伊斯兰教红堡——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
(一)伊斯兰教与其建筑特色。伊斯兰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之一，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伊斯兰(al-Islam)系阿拉伯语音译，公元七世纪由麦加人穆罕默德在阿拉伯半岛上首先兴起，原意为“顺从”、“和平”。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穆斯林”。
(二）历史沿革。公元8世纪，入侵西班牙的摩尔人在现今为圣尼古拉广场处，修建了一座要塞，标志着摩尔人统治格拉纳达的时代开始。公元1002到1031年间，科尔多瓦哈里发王国的衰落导致了许多独立穆斯林小国的建立，其中包括齐里德王朝建立的格拉纳达王国，这个王朝的统治从1010年一直延续到1090年。在这一政权统治下，格拉纳达发展起来并保持了哈里发王国的艺术成就。
(三）建筑特色及细节。阿尔罕布拉宫坐落于格拉纳达的一座小山，周围环绕着蜿蜒起伏的红石围墙，人们又称之其为“红堡”。从奈斯尔王朝统治者穆罕默德一世着手建造阿尔罕布拉宫开始，虽然几经修缮，但它始终具有极其典型的伊斯兰建筑风格。在阿尔罕布拉宫中有四个主要的中庭：桃金娘中庭、狮庭、达哈拉中庭和哈雷中庭。阿尔罕布拉宫中的“使节大厅”最负盛名，位于桃金娘宫，它是宫里最大最豪华的厅堂，苏丹在这里接见外宾。墙上复杂的花纹取材于贝壳、花和星星等大自然中的要素。伊斯兰教建筑在花纹方面有着独特的传统。相传，先知穆罕默德在世时认为画人像是魔鬼的行为。也正是这样，清真寺建筑装饰纹样不准用动物纹样，只能是植物或文字的图形。
在这座宏伟精美的阿拉伯宫殿中，这些用做装饰的艺术图案大致可分三类：一是花草植物图案，以花、叶、柱为主，缠绕出数不胜数的图案，图案有规律并讲究对称。二是几何图形，有圆形、波纹形、多边形等，或单一使用或几种套用。集合图形内还有花草图案，这种图案也很规范。三是用阿拉伯数字做花边装饰，它不同于植物图形和集合图形的规则与对称，弯曲的字母笔画既能整齐排列，又富于变化，给人以动感。所以文字装饰的图案既是阿拉伯书法的精品，也是花边图案艺术的上乘之作。
伊斯兰教园林的几大风格特征（园林以伊斯兰的造园形式出现，利用中心十字形水渠分割园林成四个部分，中间设有喷泉；水和园亭是必不可少的设施；植物着重于栽植绿萌树）在阿尔罕布拉宫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在这个集城堡、住所、王城于一身的独特建筑综合体中，人们可以看到，伊斯兰艺术及建筑的精致、财富与微妙达到了极致。
二、基督教荟萃一一塞维利亚大教堂（CatedmldeSevilla)
(一)基督教与其建筑特色。基督教是以信仰耶稣基督、耶和华神和圣灵为核心价值观的一神论宗教。
基督教的建筑主要有罗马式、拜占庭式和哥特式三种。这座宗教建筑是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哥特式建筑的特点是尖塔高耸，在设计中利用十字拱、飞券、修长的立柱，再结合镶着彩色玻璃的长窗，使教堂内产生一种浓厚的宗教气氛。哥特建筑精巧、张扬，富有英雄气概。避开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来谈论哥特建筑是办不到的，没有独立于基督教本质以外的哥特建筑艺术。
(二）历史沿革。塞维利亚城建于公元前43年。先后被罗马人、西哥特人和阿拉伯人占领。公元11世纪，摩尔人的一个部落在此建立独立王国。1248年，卡斯蒂亚国王费尔南多三世在“光复战争”中夺取该城，赶走摩尔人，从此塞城逐渐繁荣。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这里曾设有“印度群岛（即美洲）交易之家”，垄断着西班牙海外贸易，这是塞城的鼎盛时期。“交易之家”于1717年迀至加地斯，18世纪以来塞城曾一度衰落。
而塞维利亚大教堂就始建于阿拉伯文化兴盛时期。公元711年，摩尔人侵入西班牙，由此开始了信奉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对西班牙长达500年的统治。而塞维利亚则成为了安达卢西亚穆斯林的重要活动中心。1184年，阿拉伯人开始在今天塞维利亚大教堂的基址上建造“清真寺”，完工于1198年，是当时穆斯林朝拜的圣地，伊斯兰文化一度在此兴盛。
(三）教堂特色及细节。塞维利亚大教堂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教堂，它曾是基督教世界里誉为最大的宗教建筑，与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并称为世界三大教堂。
大教堂的结构基本具备三个特点：以肋架为拱顶承重构件；采用独立的飞扶壁，使整个建筑充满了神圣性和庄严性；使用尖券调节起券角度，有向上的态势。从外部就可看出它高而尖的顶，有“基督复活的象征”之说。
大教堂经过多次改建和装饰，除局部细节外，现在从外观上已经很难看出清真寺原先的模样，这就是典型的西班牙式扩建，体现的正是基督教收复失地后的信仰和意志。肃穆的哥特风格建筑处处为信仰服务，而一瞥中窥见的伊斯兰建筑也宣告着曾经占领此地的辉煌的民族。它是被天主教教徒掏空了伊斯兰教的内心，奉上了天主教的圣人，建筑风格的转变与交融，体现的正是信仰与文化的冲突。
建筑是文化的符号，是凝固的艺术。建筑在物质层面体现着文化。西班牙历史悠久，长期以来，受到了来自不同统治者的统治，统治者们为了显示自己宗教的优越地位，反复进行着破坏和重建。也因此宗教对西班牙的影响自古以来从未曾断绝，西班牙的历史亦是一部宗教史，深入到西班牙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历了数个异族的相继侵略之后，西班牙在多种文化、多种宗教的交融和洗礼下形成了不同于任何一方的独特的文化特色，而这些奇妙的宗教文化的融合，也在西班牙各式各样风格迥异的建筑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建筑同文化都有表现其文化精神的实质。在西班牙，各种宗教文化交织，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宗教建筑，是有灵魂的建筑，它除了融合了其背后的历史故事，亦展现了统治者的崇高信仰。人们利用其伟大的智慧和想象，为世人展现了一个又一个具体可感的建筑实体，除了为了建筑史学及建筑美学的学术界和建筑业拓展了一个具有发展空间的理论及实践的领域外，更是为宗教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平台，让我们深入探索其建筑之内所蕴含的文化与思想，它就是西班牙宗教历史变迀的舞台。
开元盛世教案范文第3篇
在明清档案被公开和被较普遍利用以前，明清史的研究工作者多以使用此两时期的官书、政书、文集、笔记等作为主要的史料。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清史的研究随即兴起，最早多使用王氏和蒋氏两部“东华录”，其后，由于明清历朝实录的影印出版，当时便被认为是最珍贵的瑰宝，但是，随着清宫档案以及各地区明清档案的公布，学者便一致认为，这才是最原始也是最丰富的史料，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说，它才是第一手的珍品。自1924年起，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开始保管和整理这些档案并少量刊布以来，又特别从50年代开始，两岸的保管单位，即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前身是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档案馆，中央档案馆明清部）、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又较系统地公布各种专题性的档案资料，并分别接受国内外研究工作者的查用，明清档案的学术价值，更受到高度的评价。一致地认为，当代要对明清史，特别是对清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不利用明清档案，是很难取得高质量成果的。
本文简要介绍现存大陆地区各种级别和品类明清档案的保管现状及其史料价值：
二、中央朝廷的档案
由于历史的原因，清宫保存的档案现分存两岸，其中诸如宫中档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内阁题本上谕、实录、起居注、清史馆档、国书、诏书、诰封等，两岸都有收藏，但数量上以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为较多，连同主要保存在该馆的六科题本、上谕档、内务府档、宗人府玉牒档、理藩院档、满文老档、刑部文件、黄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文件、宪政编查馆档，以及各种图、册、单、片等，粗估有1000万件，最早的是明朝创业皇帝朱元璋洪武时期记载各户人丁事产赋税等项的“户帖”，最晚的迄于清朝灭亡，时间跨度达500余年，数量又如此浩大，应该说，在世界范围是罕见的。
目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明朝档案，只有3620余件，其中以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为最多，又以兵部奏报军情战况的题行稿为主，其它如敕谕、揭帖、启本、诰命等亦有一部份。明代档案所以保存不多，一因明清之际的战乱，二因清代乾隆时期修撰《明史》之后，按照当时的惯例，对所依据的档案史料往往弃置，甚至烧毁掉。
在大陆现存清档中，有一些品类是台湾未有或所有不多，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例如内务府的奏销档册，它具体记载着该府对宫殿、陵墓等的维修管理，皇庄、皇店的财务帐目，皇帝子女中已分府的皇子、已下嫁皇女的府第营建和修缮、赐给他们的土地庄园、银两、珍宝器物数目，对太监、宫女仆从和财务的管理等等，可说是为皇帝、宫廷和嫡亲皇族生活服务的明细项目册。又如，该府辖属的造办处，其下又设有多个作坊，是专门负责制造各种各式御用器物的，诸如珐琅、钟表、玉石、象牙、精致木器，甚至特制的武器、成药等等，有专门的“活计档”以详细登载负责制作的种类品名、数量、完成的时间和质量、对具有特殊工艺技术工匠的选用、待遇等等。对于当时留用在内廷的外国怀有科技或艺术专门人才，包括天文、地理、医药、数学、音乐、美术各方面的专家，诸如著名的南怀仁、郎世宁、徐日新……等，在清宫长期工作的成果，清朝廷给予他们的工作条件、生活待遇，甚至他们中一些人在中国去世之后给予的褒扬和恩恤，也都有具体详细的记载。又如宗人府的玉牒档，详细登载着爱新觉罗氏皇族直系（宗室）、旁系（觉罗）男姓人丁的谱牒，每人的生泠月、曾任官职、爵位以至于升黩、奖惩、子息等等；对于皇女的生泠月、婚配和子女姓名、职爵等亦有登载，是研究皇族人口繁衍、享寿长短、政治和生活待遇差别以及其它有关情况极为珍贵的材料。吏、户、礼、工、刑、兵等六科题本，是当时内阁、六部和各省督抚等上奏的本章，其中记载着不同时期有关人事、户口赋役、礼仪、陵墓宫殿城池水利工程、各种有关吏治风纪、职官贪污渎职、民间发生的强盗杀人、互相斗殴致命、土地买卖租佃典押纠纷、工商业经营、矿业开发、户婚债务诉讼等等问题的大量个案。还有各种各类的舆图册籍，如全国和各省的地图、某些战役的攻防作战图；赋役黄册、重囚招册；各种各类的单和片，如粮价单、气象奏报片等等。其它如太医院的医案处方、历届皇帝及皇室人等的病历，升平署珍藏的剧本曲谱、戏单，在医学科学和文学艺术上都是很有价值的。
理藩院的档案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情况以及当时藩属与中央朝廷的关系，是第一手的史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档案和宪政编查馆的档案，对于研究近代中外关系，以及清末宪政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
三、盛京档案和奉天档案
辽宁省档案馆保藏的盛京档案，严格说来，亦可算是中央朝廷档案的一个分支。因为所谓盛京，即今日的沈阳，本来是满洲族崛起之地。在进入关内，建立全国性统一政权之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都曾以此作为后金和清国的政权中心。清朝建立之后，认为沈阳是“龙飞之地”，意义重大，故立为陪都。名为盛京。在盛京内仿照中央朝廷的体制，设立盛京内务府，专门负责管理和维护皇家祖宗的陵寝、原有的宫殿、在关外地区的皇庄土地、财务皇产等，亦为历届皇帝定期回来祭祀祖先时服务。在盛京还设有除吏部以外的户、礼、兵、刑、工五部以分管本地区的各项政务。亦表示盛京具有的陪都地位，这是任何其它城市所不能比拟的。之所以不设吏部，是因为认为人事方面的官员任免升黩贬降等应由北京吏部统一处理，不宜再作划分。在盛京还设有奉天将军，是负责本地区军政的最高级官员。
正是由于盛京地区在清代拥有的特殊地位，所以辽宁省档案馆的明清档案藏件，也具有本身的特点，它是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之外，保存明清档案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大户”。
辽宁省档案馆由于历史的原因，还保存有唐代的档案6件，是在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形成的，内容是关于追剿“寇贼”的公文和某一寺院法师的名单。这六件唐档是在甘肃敦煌石窟中发现的，本由罗振玉先生保存，现移交给辽宁省档案馆。
该馆保存的明代档案有1081卷，期限从明初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至明末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可说与有明一代相终始。其中，又以明代中期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的居多，主要以辽东都指挥使司、山东等处总督备倭署、兵部衙门的文件为主，内容涉及地方军务、民政、社会经济、司法、民族关系、土地、人丁赋役、军丁招募、逃亡追缉等问题，其中还有隆庆万历间名将戚继光的亲笔批示。在这批明代档案中，有一部份曾被当时的满族作为俘获品，将之裁剪开作为屏风用料，或缝垫以作为马鞍用料，这反映出处在刚崛起时期满族的认识，以及当时明满和战的史实。习惯上称之为屏风档或马鞍档。
辽宁省档案馆共存清代档案16万余卷，分别为盛京中央机关和奉天地方机关军、政、旗务的档案，包括满文老档、黑图档（黑图、满语为副本的意思，其中又分为京来、京行，即与北京有关部门间的来往公文书；部来、部行，即与盛京五部间的来往公文书。）还有大事记、谱牒、八旗官兵旗别户口、地亩、生息银两、祭祀典则等等文件。其中又可细分为盛京内务府档、盛京将军档、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县）副都统衙门档、晚清奉天交涉总局档、奉天巡警道档等。 四、地方衙门的档案
由于战乱及朝代更替等原因，明代地方衙门的档案已无保存，清代的亦仅在少数地区仍有部份保留。其中，吉林省档案馆保藏有自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以迄清末的档案九万余卷，包括有吉林将军衙门档、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以及地方旗务档；黑龙江档案馆保藏的清档主要是晚清的，自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主要是有关边疆事务，如与俄罗斯的关系的文书；其次，亦有一些是关于鄂伦春、蒙古、锡伯等少数民族的档案。但在该省双城县档案馆却保存有清朝档案4万9千余卷，起自嘉庆二十年（公元1915年）以迄宣统年间，有关本县县政、屯田规划、八旗设置、县衙门内官员、幕友、书吏、衙役的活动以及民间投诉等的内容。
两广总督衙门的档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因英国侵略军进入广州，被其掳劫而去，现存于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内。
四川省档案馆现保存有清代地方衙门的档案较多，包括有川滇边务大臣、川东道、建昌道和重庆府，以及重庆府辖属的巴县衙门公务文书，其中又以巴县的档案较为完整，内容相当丰富，共有十一万多卷，起自乾隆二十年（公元1753年），以迄清末宣统三年（1911年）。在这一部份档案里，既有历任知县及其佐贰官在县政活动中形成的文件，又有从省、道、府等上级机关发来的的谕示和批覆，亦有同级县官发来的咨文、照会等来往文书。更珍贵的是，有较大量本县衙门内吏、户、礼、兵、刑、工等房书吏为执行公务，诸如为补充吏员，请求扩建办公用房以妥善保存档案文卷，为筹备祭祀仪式以及监狱事务等向知县的请示呈禀。衙门内皂、壮、快等三班衙役，亦有为划分各班之间的职任范围，诸如查娼禁赌、缉盗捕窃、城乡巡逻、押解人犯、传送文件等的请示禀文，以至对具体案件的查办经过和结案报告，知县的批示。对于六房三班之间的职任重迭和纠纷，亦在档案中有所反映。在巴县档案中，亦夹有若干民间的投诉申述的状纸、法律审判文书、被补人犯的供词、狱政管理，等等。甚至还存有知县委派某人为城区“正头”的批文，原来官府利用某些乞丐头目以作为耳目，用为治安的助手，给予一定的乞讨方便，此事虽然历代均有传闻，今在巴县档案的记载中，才确凿地得以证实。由此可见，巴县档案是能较全面地反映出清代县一级政权机关的职任丞、内部架构及其运行状况的。特别由于这部份档案的时间跨度，是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达150余年之久，此时正是清代从全盛转入衰朽，以至于灭亡的时期，其吏治、民生、赋役调整工商业行规、帮规的改变，社会危机的深重等方面，都密切反映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后，在四川内地所引发的影响，诸如省方严饬加强编查保甲，举办团练，严缉“嘓嘓”等帮会，命令协助堵击太平军入川部队，防范义和团入川和慎办教案的指示等等，在档案中均有记载。至于有关举办新政、筹备自治、废科举、办新式初级学堂等方面的文书，更是研究晚清史极好的史料。
在河北省档案馆，保存有清代直隶正定府获鹿县的“赋役编审册”，其期限包括从康熙四十五年（公元1706年）以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对县内若干社、甲、户人丁事产和应缴纳赋税和应服徭役数量变动的登记。根据清朝的规定，每隔五年，要通过各级政权机关，对全国所有人户，每户人口和财产的状况进行查核，用以作为调整其负担赋役数量的依据，“编审册”就是登载查核的结果，并据以征收的文件，所以是直接关系着国家与每一人户权利义务，亦关系着每一户切身利益的重要文件，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亦仅有获鹿县的档案中仍保有这样的册籍，所以它对清代社会经济史，对当时的赋役制度研究，具有着十分宝贵的价值。特别是，在这65年中所进行过的13次编审记录中，还存在着雍正时期推行“摊丁入亩”的重大赋役制度改革，即将男姓人丁按人应缴纳的“丁银”，改为摊派在全县的土地田亩之内。由于此一改革，人多地少甚至无地的户便大大减少了负担，相反，地多人少的户却大大增加了负担。以财产多寡作为征收赋税的主要标准，当然是一种积极的措施。获鹿县清代“赋役编审册”为史学研究提供出具体的升降数据，这是其它档案和图书无法达到的。这一部份档案还为当时各阶层人户间财产占有和社会地位的升沉变动，提供出极珍贵的事例，说明政治地位的高低与经济上的贫富，往往有着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例如，获鹿县有一名为魏壮的读书人，在他未中进士以前，只有数量不多的土地，但高中進士之後，即迅速成为拥有一千七百餘畝田地的大户，成为一县的豪绅兼大地主。但在他去世之后，经过诸子分家，土地财产又逐渐分散，各房子孙的情况亦各有不同。由是亦说明，清代社会中人户的地位和财产状况，一直是随着科举、入仕和分家继承等，而处在不断的流动变迁之中，魏壮的个案是很典型的。像这样真实、具体、可靠的素材，也只有在档案中才易于取得。
在少数民族地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有大量从唐代开始以迄元明清时期，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清代的历史档案，这些档案反映着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西藏地方行使主权的方式和程度，反映着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的经济贸易和文化科学艺术的联系，也反映着西藏地区宗教和社会生活的特点。有些档案书写在贝叶上，称为贝叶经，是西藏地区古老的宗教文件，另有一些档案甚至使用金、银、珍珠等的粉末代替墨汁以书写，以其表示尊贵和虔诚。馆藏清朝皇帝给达赖喇嘛的诏谕，西藏地方政府暨其官员给清朝皇帝的题奏底稿，可以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有藏的档案互相对照。
明清地方衙门档案在其它省市的档案馆中亦有数量不等的保存，以吉林省、新疆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天津市的藏件都在万卷以上。青海省、甘肃省、河北省、云南省、湖北省、河南省、北京市、长春市亦各有数千或数百卷，所有这些地方性的档案，都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各该地区的社会架构、人民生活和民俗习惯，也反映着明清时期自中央到地方行攻管辖的规章和运行情况。
五、孔府档案
孔府档案保存在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丘的故乡山东省曲阜县，它是因历代王朝对孔子及其首创儒家学说的尊崇，一直对他的后代给予特殊的封赐，用以褒扬其学说，发挥其影响。孔子的嫡传子孙在历代均有封爵，在明清时期被尊称为衍圣公。孔府就是衍圣公的府邸，孔府档案就是以衍圣公府为中心，在其活动中形成的档案。
现存孔府档案中有数十卷是明代的，起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止于崇祯四年（1631年）其余八千九百余卷中绝大部份是清代的，也有一部份是民国时期形成的。在清代档案中包括有奏稿、咨文、启本、申文、札付、牒文、告示以及地契、账册等文种，在时间上从顺治到宣统时期，又分为袭封、宗族、祭典政事、财务、府内机构和属员、皇帝临幸、土地管理租佃、庙户、征用徭役、推荐族人担任翰林院、太常寺、国子监职务和任曲阜县知县的世职，与本省内郓城、巨野、滕县、鱼台；直隶武清、香河、宝坻；江苏省铜山等县为收租、拘提人犯等事务的来往文书，对族内和府内违规犯法人员的刑禁处分，等等。这些档案，反映出孔府在当时享有的特殊地位和世俗特权，但亦说明它一直被尊崇为儒学承传的中心，对中华文化的弘扬持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六、民间档案
民间档案，或称私人档案。这里所说的私人，包括家族、商店、公司、厂矿、会馆等团体。在文件上，包括土地买卖典押租佃契约、商业厂矿合同股票账册、借贷债务契约、人口货物买卖契约、族谱家谱、日记、札记、著作手稿、来往书信等等。明清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普及，人际交往的频繁，上述文件不论在种类或数量上都有显著的增加，它们对于研究中国自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社层架构变迁、新经济因素和新政见思想的出现和发展，各种有代表性人物的表现和相互关系，都是不可多得的史料。它与各级政权在其运行中形成的各种公务文书，在内容上是相互交错、相辅相成的。
本文只着重对现存较具有系统性、存量较多的几种民间档案作简要介绍。
（一）徽州文契
安徽省徽州地区，在明清两代是人文荟萃、商业发达的地区，徽商是当时拥资最厚，经营行业最广的商帮。在徽州府内的歙县、黟县、屯溪、休宁等县各有强宗大族、巨室世贾，他们在活动中形成并保存有大量土地、房产、放高利贷、买卖人口的契约和账册，还有为修建宗族祠堂家庙、奖助族人应科举、族规族法的文书，以及一些有关民刑官司诉讼的状纸、来往书札等，明清时期登记户口人丁事产的户帖、散页黄册，登记土地田亩的鱼麟图册，亦在徽州有过发现。徽州文契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发现并受到学术界高度重现的，为数达到10万件，现分别保存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安徽省博物馆以及一些高等学校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已将其中一部份编印成“千年文契”一书，该书将宋元现存徽州时期的文契亦搜集在内。目前研究徽州文契已形为“显学”，国内外称为“徽学”。除了中国学者以外，美、荷、日、韩的学者，也据此数据，结合图书和实地调查，写成了专门的论著。
（二）自贡盐业档案
四川省自贡市档案馆保藏有大量有关盐业生产和供销的档案，这是一种具有地区特色的专业档案。由于当时四川以食用井盐为主，而自古代以来，自贡即为开采井盐的集中地，从开凿盐井和兼制的技术、盐井的股份经营、盐工的工资待遇、东伙关系、销售网络、有关的民刑官司诉讼、官府对盐业生产的扶植和压榨等等，都形成了大量的公私档案。在时间上，现存上起清代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下讫1949年。这些档案数量多、专业性强、连续性大，集中反映着它与当时当地社会民生的密切关系，也反映着此一行业从地主经营盐场到工商业资本化的趋势，生产方式的变化。自贡市档案馆和北京经济学院已合编出版了“自贡盐业契约选辑”一书。
（三）京西矿业档案
北京地区在明清时期以煤作为主要燃料，而官民用煤的生产地主要集中在西郊门颈沟一带。当时在这一带存在着数以百计的小型煤矿。这些煤矿的集资开采、经营方式、矿工的薪资计算、产品运销、东伙矛盾纠纷、矿业用地与农业的矛盾和调节，矿场的管理和围绕矿场经营的商业等等，都形成了大量的合同、契约、帐册以及其它文件。著名历史学者邓拓先生曾利用这些契约写成《从万历到乾隆》一文，将京西矿业的研究引向深入。
当然，现存大陆地区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的民间契约档案还有不少，据笔者所知，北京市博物馆正在整理在京郊通县地区发现的较大量的土地关系、高利贷、分家继承、商业等方面的契约文书；北京市内某些专门商号，如万金堂中药铺、六必居酱菜园等的账册等亦有专人研究；厦门大学已故傅衣凌教授利用闽西北山区农业、竹木土产等有关契约文件，对清代中晚期农业生产逐渐与商业资本结合的转型作了深入的研究；广东社会科学院叶显思教授与谭棣华教授利用珠江三角洲的各种契约，研究广东的沙田、水利以及宗祀关系，也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香港档案馆、澳门档案馆、香港保良局保存的有关近代鸦片毒品销售和拐骗华工出洋的契约文书，也应该受到充份的重视。
七、结论
综合以上简介，可以清晰看到，现存大陆地区的明清官私历史档案的资源十分丰富，也十分珍贵，它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历代祖先的遗留，是我们从各个角度研究这五百多年历史最原始的依据，笔者衷心希望两岸学者在这一方面加强交流和合作，以为明清史的研究做出新的成绩。
附带谈一下本人对利用明清档案以进行历史研究的粗浅体会：
（一）通群经不如专一经
明清档案品种多，数量以千万件计，分散面又广，涉及的层面几乎无所不包，故此，宜界定一定时期和地区，根据自已选定的专题，有计划有选择地进行利用。
在确定与本人研究专题有关的档案中，范围宜广、选用宜精，钻研宜深，分析宜细。故此，“通群经不如专一经”。
（二）尽信档不如无档
明清档案主要是官文书，形成于官僚吏胥之手，难免有虚假浮冒粉饰之事，即使在私人档案中，亦会有真真假假的造作。造成这方面问题的原因很多，有些是官场陋习，也有些是世俗的习染，以至与有关人的人品气质密切相关。例如，清朝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月息不得过三分”（3％），累计利息不规过本金（即借出一百两，虽经多年，累计利息不得超过一百两），但事实上，贷借出款项的人，往往在交付借款时仅以九折，甚至八折实付，借单则写为十足，并照此收偿本息，将高利贷埋藏在虚假的借单中以乘人之危。故此，对档案作为原始史料，不能不信，亦不能全信。贵在具体分折。“尽信档不如无档”。
（三）两岸档案数据互相引证
应该以大陆地区现存的档案与台湾地区现存的档案互相参详引证。譬如，四川巴县衙门的档案与台湾淡水、新竹两县衙门的档案，其中文件种类、运行程序，甚至在内容上，实际上是非常相近的。大陆各地现存的清代民间契约档案又与台湾现存的契约档案，在格式条款、参与签署契约的人物，签署的手续，甚至在内容上也是大体相同的。存同求异，存异寻同，可能是研究两岸历史联系的良好方法。
开元盛世教案范文第4篇
[4月25日]
美国首都华盛顿,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这次改革使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目前的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5月9日]
农行将以A+H模式上市,新股发行规模约在300亿美元,其中A股约100亿美元。作为“工农中建”中最后一家登陆资本市场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IPO有望成为金融危机后全球最大的IPO。
[5月10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调整后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为17%,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暂不上调,维持原来的13.50%。
[5月11日]
据统计,4月CPI同比增长2.8%,增幅创18个月新高。(PPI)同比增长6.8%。
[5月13日]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
[5月14日]
高盛之后,摩根士丹利、瑞士银行、花旗、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法国农业信贷以及美林公司等8家投行再遭美国联邦机构调查。
[5月1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对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违法行为立案追诉标准作出了规定。
声音
这个项目(7500亿欧元希腊援助计划)是央行管理委员会的决定,并非受到任何压力的结果。我们仍保持着完全的独立性。
――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
一旦证据确凿,高盛的信誉危机会波及其他开展同类产品的金融机构,势必影响大众对美国银行业未来业绩的担忧。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孙立坚
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发展贡献更多,各国对中国的要求也会更多,尤其美日欧对中国形成“上下夹击”,中国必须更为小心。
――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 李钜威
图说
2010年5月4日,美国纽约,受市场对希腊债务问题担忧加剧以及欧元大跌等因素的影响,纽约股市4日暴跌。
2010年4月9日,阿迪达斯涂鸦广告和台灯广告亮相北京三里屯阿迪达斯旗舰店,成为北京街头一道靓丽的风景。
开元盛世教案范文第5篇
可以看到，本次中概股回归亮点纷呈。一方面，已经完成了私有化的个股，开启了寻找壳资源以及与壳资源公司的沟通。借壳成功后，相关壳公司或将再次上演世纪游轮和七喜控股的连涨“大戏”，使得市场开始猜测，谁将成为下一个“幸运儿”。另一方面，本次中概股回归大军中，除了按照传统方式私有化后借壳上市外，出现了不少新回归模式。此外，启动私有化进程的中概股中不乏国内行业巨头或A股稀缺标的，他们若能顺利加入A股市场，行业间的整合以及A股标的的进一步完善值得期待。
看点一：壳资源选择 谁将中标？
受市场大跌、IPO暂停影响而一度沉寂的中概股回归近期再度回暖。中概股之所以想回归A股，究其根本是海外投资者对中概股的关注度不高，整体估值较低。相较之下，A股同类公司的估值要高很多，回归A股有助于提升公司在国内的综合实力等。
不难发现，今年回归A股市场的中概股一度给A股创下了神话，比如，巨人网络（GA，已退市）美国退市前的大约166亿人民币市值，借壳的世纪游轮自复牌以来股价已连续上涨，按照巨人网络上市后的总股本6.78亿股和世纪游轮12月4日收盘价175.98元计算，市值已高达1193亿元人民币，成功跃升为A股游戏行业最大市值公司，远超中青宝等此前行业内龙头。如此大的“赚钱效应”也让众多中概股蠢蠢欲动。
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多只已宣布私有化或有回归A股的预期，但从巨人网络以及分众传媒的回归历程来看，从退市到重新借壳，大多中概股公司尚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一旦借壳成功后，相关壳公司或将再次上演连涨“大戏”。因此，谁将成为下一个幸运儿，也引发了市场的无限猜测。
有关人士分析了确定被中概股借壳的A股公司，发现多数具有盘子较小、盈利能力较差等特点，而且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为自然人。如被巨人网络借壳的世纪游轮，其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彭建虎，2013年微幅盈利311万元，2014年也仅盈利1058万元。被借壳停牌前总市值仅20亿元左右。目前被借壳的银润投资、万里股份、金磊股份的情况大体相似。
哪些股被借壳的可能性较大呢？有关人士认为最新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每股收益低于0.3元、总市值40亿元以下股票，这些股被借壳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见表）。
在近期完成私有化的众多中概股公司中，盛大游戏（GAME，已退市）可谓引发了极大的关注。
11月19日，中银绒业公告称，中绒集团参与盛大游戏私有化协议获盛大股东大会通过，盛大游戏于11月19日从美股退市。这意味着盛大游戏历时近2年的私有化终于尘埃落定。
市场上多猜测，盛大游戏将借壳中银绒业上市，但截止目前，仍然没有确切的消息。
中概股回归潮层出不穷，回归道路也非一帆风顺。作为国内互联网游戏行业的巨头，盛大游戏回归进展可谓一波三折。
盛大网络旗下网络游戏业务盛大游戏于2009年9月25日在纳斯达克市场IPO，发行价12.50美元/股，募集资金10.44亿美元，为当年美国IPO市场最大规模的IPO。然而美国资本市场对国内游戏企业认可度不高，普遍估值偏低，相比来说A股动辄上百倍的市盈率，对资本家更具有吸引力，这也是盛大选择私有化的原因所在。
盛大游戏私有化进程与其他中概股相比颇为曲折。自2014年1月盛大游戏正式对外宣布开启私有化以来，盛大游戏的股权几经易手，直到今年4月3日与凯德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Capitalcorp Limited签署了最终的私有化协议才落定。
值得注意的是，自其启动私有化进程以来，19亿美元的收购价格从未变化，只略高过现市值0.12亿。有关人士分析称，这个交易对于卖羊绒的中银绒业是一笔好买卖。虽然盛大游戏业绩增速放缓，但不能否认其具备一定的盈利能力。
看点二：别出心裁的回归路
在新的一轮回归潮中，出现了一些新进展和新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提振了市场和投资者对中概股回归的情绪和信心，给予投资者更多的期待。
一、业务分拆方式回归A股
众多通过“拆VIE”回归A股的中概股公司实现了市值翻倍的梦想，也让正排着“拆VIE”的中概股眼红不已。然而，搜房（SFUN）选择了不同于众多中概股回归的方式就是通过分拆形式回归A股。
近日搜房控股宣布拟分拆广告营销、互联网金融以及研究和大数据业务，借壳万里股份A股上市。停牌已三个多月的万里股份于12月2日也公告称，公司11月13日与搜房控股、公司实际控制人刘悉承、IDG资本和瑞东资本等有关方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拟重组收购搜房控股旗下优质资产，标的资产整体初步作价不超过170亿元，与A股万里股份进行换股合并，交易将构成借壳。这相当于搜房控股通过直接将部分资产装入A股公司完成回归。
不过，搜房只是将广告营销、互联网金融以及研究和大数据业务分拆上市，而房产经纪电商业务将继续保留在美股上市公司。搜房控股这一做法实属创新，不仅迎合了国内热点概念，将广告营销、大数据、互联网金融业务拿到A股上市以至能享受高估值，同时释放广告营销和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价值，改善资本实力，而且传统房产经纪继续留在融资便利的美股。这一做法可谓一石三鸟。
有关人士指出，这一模式并不具有普适性，希望通过拆分方式回归的中概股公司至少需要具备差异明显且体量足够大的不同业务，同时也需要考虑不同业务板块在A股和美股市场上投资者的不同偏好。
二、并购方式回归A股
近期中概股掀起了回归潮流，但是被上市公司直接并购的案例，学大教育尚属首例。
学大教育（XUE）于2015年4月20日宣布，已经收到A股上市公司银润投资一份无附带条件的初步收购要约信。银润投资11月27日也公告，拟通过非公开发行募资55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其中23亿元用于收购美股上市公司学大教育100%股份。
学大教育此次采取了由上市公司收购直接退市，不仅一步实现了转板上市的目的，而且规避了先拆VIE架构再回归A股所带来的种种麻烦和不确定性。该公司高层强调“之所以选择并购的方式回归，有两点思考。第一，是我们希望比较快速，如果私有化再IPO，这个时间比较长，不确定性也比较大；第二，新三板还不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我们希望回来就是一个完全公开的市场，能够让我们放手去做事情。”
作为并购回归第一股，学大教育回归进展顺利，快于市场预期。不同于中概股回归A股“三部曲”，银润投资此次直接收购学大教育。学大教育集团将于2015年12月16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就学大教育与银润投资上市公司之间的合并交易相关事项进行正式投票。如果顺利，银润投资收购学大教育可能在明年上半年完成。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教育行业的市销率（PS）为8.88倍，学大教育市销率（PS）为0.95倍，而作为国内行业龙头老大全通教育的为69.72倍。可见，学大教育在国外明显被低估。
同时，目前国内教育营利性确权、高校改革等政策预期已经清晰， K12教育平台的推广，加上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这将成为教育板块一系列重要看点，国内教育产业也将迎来新的发展势头。
在这样背景下回归A股，学大教育前景受到广大投资者的肯定。
看点三：同业整合打造行业巨头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启动私有化进程的中概股中，不乏国内行业巨头或A股稀缺标的，他们若能顺利加入A股市场，行业间的整合以及A股标的的进一步完善值得期待。
近期，在爱康国宾（KANG）大股东发出私有化要约三个月后，美年大健康借壳的江苏三友于11月29日向爱康国宾发出私有化要约，在健康体检产业中掀起波澜。
爱康国宾是中国领先的提供体检和就医服务的健康管理机构，也是健康体检行业上市的第一股，于2014年4月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2015年8月31日，爱康国宾董事长张黎刚和私募基金方源资本向爱康集团的董事会正式递交了将爱康集团私有化的提案，这标志着爱康国宾私有化正式提上进程。很多人都知道上市的道路不平坦，但退市的道路同样坎坷，在爱康国宾大股东发出私有化要约三个月后，美年大健康借壳的江苏三友于11月29日向爱康国宾发出私有化要约。
然而面对美年大健康的收购要约，爱康国宾不打算被美年大健康笼至麾下，爱康国宾的创始人张黎刚给出回应，明确否认了收购的可行性，并强调反对任何恶意的竞争。
据数据显示，截至11月30日，江苏三友的总市值已经接近373.8亿人民币，市盈率超300倍；而爱康国宾的市值仅为10.83亿美元，约为70亿元人民币，市盈率为32.88倍。A股高估值是爱康国宾进行私有化看中重要因素。而江苏三友参与竞购看中的是私有化价格远低于自己在A股的估值。这就是爱康国宾不愿被江苏三友低价要约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