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在古代中国，贡纳“不始于汉，也不止于汉，整个封建时期里都有。”[1]36“汉初南粤王尉佗以之备方物，于是始通中国”[2]73这是汉代岭南贡纳的开始。岭南本土物产丰富“明珠、翡翠、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3]1111是岭南贡纳中央的重要条件。有关汉代岭南的贡纳情况，前人虽没有直接的论述，但仍有著述涉及，①本文试就其情况做一简单介绍，以佐证双方的密切关系。
一、贡纳的交通方式及时间
贡纳的交通方式有陆路、海路及驿站。五岭南北交通的开发，是岭南与内地交往的重要通道，也是岭南贡纳转运的必要通道。除此以外还经由交趾道，“交州都护，制诸蛮。其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自汉武以来皆朝贡，必由交趾道”[4]1750。而“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沈溺相系。宏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3]1156说明贡物是由海路转运的，后来又走零陵、桂阳峤道。此外，贡物也经驿站转运“旧，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侯，奔腾阻险，死者继路。”[3]194谢承《后汉书》亦云：“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书夜传送之……”[3]194驿站的运用，便于把新鲜水果及时运输至中央王朝。相关的运输工具有“车、船、马匹等，险峻之处还可能需要人力徒步肩挑背扛。”[5]186
关于贡纳方物的时间，史籍中最常见的就是“岁贡”，即每年进贡一次。《岭南荔枝谱》引《三辅黄图》云：“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无一生者，连年移植不息。后数岁，偶一株稍茂，然终无华实，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诛死者数十，遂不复莳矣。其实则岁贡焉。”[2]67其他贡品更是无岁不至。“（士）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无岁不至。”[6]1192-1193
二、贡纳方物的职官和官署
《交州异物志》引《初学记》云：交趾郡“置长官一人，秩三百石，主岁贡御橘。”[7]2806《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长吏。”[8]742可见，交趾郡专设一橘官，负责管理橘子的贡献，且级别较高“与所在县道的令长丞尉级别相当，是国家在相关县道的特设职官，专司某种贡品的生产、供输”[5]186。“海南俗以贸香为业。”因此，汉代可能也会设置专门的官员或机构来管理相关事宜。南海郡还设“圃羞官”[8]1628是专门“掌握岁贡龙眼、荔枝、桔、柚等珍果”[9]216的官署。也有一些官职是因进贡某种物品而设立的，《太平御览》引《述异记》云：“汉雍仲子进南海香物，拜为涪阳尉，时人谓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诸香。南海郡有香户。”[7]4344雍仲子就是因为进贡了南海香料，被拜为涪阳尉的。
三、贡品种类
（一）美味珍品
《吴都赋》云：“其果则丹橘、余甘、荔枝之林。槟榔无柯，椰叶无阴。龙眼、橄榄、榴御霜。结根比景之阴，列挺衡山之阳。”[10]86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云：“余干……槟榔树……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龙眼，如荔枝而小，圆如弹丸，味甘胜荔枝，苍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献之，山中人家亦种之。橄榄……南海常献之。……交趾献之。”[10]86王逸在《荔支赋》中云：“南浦上甘之华橘”[11]517，“南浦的浦疑指合浦郡，这里应是岭南郡县的泛称”[5]163。这里所列水果，大多是岭南特产，此类特产想必也会作为贡品上贡中央。
文献中关于美味珍品的记载还有石蜜和桂毂。赵佗“尝使贡石蜜五斛”[2]7，《本草纲目・果部》石蜜一条引万震《凉州异物志》云：“石蜜非糖类，假石之名也，实乃甘蔗汁煎而曝之，则凝如石而体甚轻”[12]1269可见，石蜜是作为甘蔗的加工品而上贡的，应是有相关人员专门从事此类工作。又赵佗向汉文帝“献桂蠹一器”[8]3852。颜师古注：“应劭曰：‘桂树中蝎虫也。’苏林曰：‘汉旧常以献陵庙，载以赤毂小车。’此虫食桂，故味辛，而渍之以蜜食之也。”[8]3852此外，“佗自是岁修职贡，尝献鲛鱼、荔枝，高祖以蒲桃棉四匹报之。”[2]7鲛鱼是鲨鱼类，即是美味珍品又有药用价值。基于地缘优势，岭南向中央皇帝进献各种海味是有可能的。
（二）金银珠贝
南越王赵佗“献文帝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8]3852白璧、犀角、紫贝都是岭南所特有的珍贵物品。珠玑、玳瑁之属，在文献中也有记载。如士燮上贡：“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玳瑁、犀、象之珍。”[6]1193金银珠贝是统治者十分喜好的，大多用作饰物。如“郎中侍从者著貂羽，黄金附蝉，皆号侍中”[8]2754“天子辂金根车，翠羽盖，皇后首饰步摇，八雀九华，加翡翠”[7]4105甚至“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3]1182还有珊瑚的贡献，《西京杂记》载汉宫“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三条，是南越王佗所献，号曰烽火树，至夜有光景常欲然。”[13]50
（三）珍禽异兽
南越王宫署遗址出土的木简记载[14]，有紫鸟、白凫（简009）“野雄鸡七，其六雌一雄……”（简073）“守苑行之不谨，鹿死腐”（简084）。可见，岭南地区应有不少珍禽异兽。如赵佗“献白鹇黑鹇各一双……翠鸟千……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2]7。武帝时南越“献驯象、能言鸟。”[8]176成帝时“交趾、越，献长鸣鸡、伺晨鸡，即下漏验之，晷刻无差。鸡长鸣，则一食倾不绝。长距善斗。”[13]203此外，岭南还献二象于梁[7]3955。
（四）香木之属
薛综曾上书孙权云：“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6]1252把“香药”作为了岭南贡赋的内容之一。史籍中有关香料的上贡大多是异域之香，“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料，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15]25
事实上，岭南本土也是产香的。《香乘》中云：“香最多品类，出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然秦汉已前未闻，惟称兰、蕙、椒、桂而已。至汉武奢广，尚书郎奏事始含鸡舌香，及诸异献香种种征异。”[16]308《太平御览》引《林邑记》：“朱吾以南有文狼野人，居无室宅，依树止宿，食生肉，采香为业，与人交市，若上皇之民矣。”[7]4343又《述异记》云：“南海出百步香，佩之闻于千步也。今海隅有千步香，是其种也。叶似杜若，而红碧间杂。《贡籍》云：日南郡贡千步香。汉雍仲子进南海香，拜为涪阳尉，时人谓之香尉。日南郡有香市，商人交易诸香。南海郡有香户。日南郡有千亩香林，名香出其中。香洲在朱崖郡，洲中出诸异香，往往不知其名。千年松香闻十里，亦谓之十里香。”[7]4344这里提到的香尉、香市、香户、香林、香洲都说明了岭南产香且规模不小。
《陈氏香谱》中载：“叶庭云，‘出交趾国，微黑而光气味，与占城栈香相类。然其地不通商舶，而士人多贩于广西之钦州，钦人谓之光香。’”《香乘》亦云交趾有交趾香珠：“交趾以泥香捏成小巴豆状，琉璃珠间之，彩丝贯之，作道人数珠，入省地卖，南中妇人好带之。”[16]437交趾一地产有的香，不仅可以直接出售，而且还能二次加工制成副产品贩卖。
岭南地区的香料产量颇丰，作为贡品上贡的可能性比较大。《西京杂记》载赵昭仪遗飞燕书曰：“今日嘉辰，贵姊懋膺洪册，谨上燧三十五条，以陈踊跃之心……青木香，沉水香、香螺卮（出南海，一名丹螺），九真雄麝香，七枝灯。”[13]62-63这里提到的香螺卮出南海，“九真雄麝香”都贯有地望，大概就是为了与其它地区上贡的香物相区别。
（五）生活用品
《南越五主传》载：南越王贡“蜜烛二百枚”[2]7，汉代一般使用油灯照明，蜜烛基本上不多见，南越上贡的蜜烛应是十分珍贵。《后汉书・南蛮传》载：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3]2835地方太守征调广福布，而激起民众反抗，可以看出贡纳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史载：“县接交州，旧献龙眼、荔枝及生鲜，献之，驿马书夜传送之，至有遭虎狼毒害，顿仆死亡不绝”[3]194-195反映了上贡的艰辛和不易，所以有个别官员上书劝谏，希望取消一些特产的贡纳，“伏见交七郡献生龙眼等，鸟惊风发。南州土地，恶虫猛兽不绝于路，至于触犯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复生，来者犹可救也。此二物升殿，未必延年益寿。”[3]195郑弘也曾上奏要中原王朝节省贡献，减少徭役，以利饥人。[3]1156这些建议虽然被统治者接受，“远国珍羞，本以荐奉宗庙。苟有伤害，岂爱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复受献。”[3]194但从汉代岭南特产在中原王朝大量的应用和消费来看，取消也只是暂时的。如“汉乃遣单于使，令谒者将送，赐……太宫御食酱及橙、橘、龙眼、荔支……岁以为常。”[3]2944可见，一旦中央王朝有需求，岭南仍会继续上贡，一定程度上却带动岭南与中央王朝的被动联系。
综上所述，岭南贡纳方物之多，并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官员去管理相关事务，在地方上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贡纳机制，以向中原王朝提供源源不断的特产。同时中原王朝也有礼仪性的回赐，比如陆贾首次出使南越时“高祖以蒲桃棉四匹报之。又尝使贡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厚报遣其使。无何高祖崩，惠帝初嗣位，体高祖之意，时有所赐。三年秋七月，佗犹循故事入贡方物。”[2]7双方以方物为媒介的往来，是两地关系密切的重要表现。南越国灭亡之后，岭南被纳入汉王朝版图，贡纳方物的数量明显增多，随着南海交通的便捷，岭南与南海诸国有了经济贸易往来，大批的外国珍宝通过岭南传送到中央。汉政府甚至在岭南地区专设了一个由中央直接管辖的“译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8]1671其目的想必也是为了把这些异国特产直接转送中央，进而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也即是说，南海贸易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岭南贡纳的延伸，而岭南又是中原王朝发展南海贸易的桥头堡，是中原王朝与南海诸国交往的桥梁之一。
参考文献：
[1]王毓铨.莱芜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M].杨伟群，校点.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
[3]范晔.后汉书[M].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刘.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汪桂海.汉代的贡纳制度[M]//吴荣曾，汪桂海.简牍与古代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6]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7]李.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9]张荣芳，黄淼章.南越国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10]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1]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荔支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2]李时珍.本草纲目[M].刘衡如，刘山水，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13]葛洪.西京杂记[M].周天游，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14]广州市文物考古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筹建处.广州市南越宫署遗址西汉木简发掘简报[J].考古，2006（3）.
[15]张华.博物志校正[M].范宁，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0.
[16]周嘉胄.生活与博物丛书・器物珍玩编・香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In the Case of Tribute of South of the Five Ridges in Han Dynasty
FENG Xiaol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桂枝香王安石范文第2篇
关键词： 王安石 词 以诗为词
在中国数千年辉煌灿烂的传统文化中，诗歌始终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正统，担负着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情感和抱负的重要作用，在诗歌发展至全盛的唐朝，一种诗歌的旁支——词逐渐产生发展起来，并最终在宋朝蔚为大观。
词，又名曲子词、长短句、诗余、乐府，是一种配合音乐而填写的文学体裁，可以供以歌唱。北宋前期，由于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兴盛，社会相对安定，加上政策的倾斜，整个社会形成了追逐享乐的社会风气，为适应歌台舞榭的娱乐要求，大量文人创作的词作流入民间，词这一文学体裁得以迅速发展。除社会需要外，词的繁荣也源于文人自身抒情的需要。晚唐五代以来，花间词人创作了大量风格秾丽绮艳、多涉男女情爱的词作，开启了“词为艳科”的传统。大量文人区别对待诗词，以诗言志，以词抒情。正如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有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1]
应当注意的是，北宋初期，诗词的地位是不对等的，词被视为小道，艳科，诗余，文人对词的态度相当矛盾，“从作者说，一方面沉溺于创作的欢娱，另一方面又怀着声名与之俱裂的恐惧；从读者、听众来说，一方面是感官上、感情上享受着从中得到的娱悦，另一方面是理智上的轻贱。[2]传统道德的束缚和文人个性的需求相互冲突，使词在产生的初期，一直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词体地位的提高很大程度上直接得益于北宋文学巨擘苏轼，作为宋词发展的里程碑式人物，他大胆地“以诗为词”，在词的创作中吸取诗的元素，变革传统词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语言、创作风格等，提升词的地位，促进了词的蓬勃发展。然而，“以诗为词”并非苏轼首创。在苏轼之前，张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晏几道等人都为以诗为词的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本文试图从王安石仅存的二十余首词入手，分析王安石词作的“以诗为词”倾向及其对宋词发展的贡献。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早年锐意变法，其散文雄健峭拔，被列为“唐宋家”之一，早年作品大多反映社会现实、抒发个人抱负，具有浓厚的现实色彩。晚年罢相后退居江宁，隐居钟山，诗歌风格转为平淡隽永，清新婉丽，绝句尤多佳作，被黄庭坚赞为“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颊间。”[3]相对散文和诗歌而言，王安石的词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唐圭璋先生主编的《全宋词》卷29录王安石词29首，以小令为主，其中尚有《甘露歌》三首作者存疑。下面笔者试从思想内容、表现手法、风格特色等几方面论述王安石是如何实现“以诗为词”的。
一、思想内容上的拓展
以思想内容论，王安石的词大致可分为三类：咏史怀古、借怀古以讽今；写景咏物、反映词人的闲适生活；阐释佛理，表达词人摆脱现实束缚的愿望。他将怀古、写景、咏物、闲适生活、禅理等传统观念中只能用诗歌表达的主题写入词中，极大地扩展了词的题材和表现范围。
王安石咏史怀古词的代表作当推《桂枝香》。此词采取传统的上片写景下片抒怀的写法，上片连续运用澄江、翠峰、征帆、残阳、酒旗、彩舟、星河等意象，描摹出一副雄壮明丽动静相宜的金陵全景图；下片化用陈后主亡国旧事和杜牧《泊秦淮》的典故，证明六朝相继短命灭亡的原因在于“繁华竞逐”。王安石此词的高明之处，在于不仅仅嗟叹六朝兴亡荣辱，而是由古思今，末三句严厉谴责宋朝统治者不知吸取历史教训，依然歌舞升平沉溺声色，《花》的亡国之音犹在耳边回荡。此词借古讽今，直面现实，赋予儿女情长的“小词”以一种诗歌的格调和意蕴，立意高远，意境开阔，气势雄浑，被历代评论家公认为王安石成就最高的一首词。张炎在《词源》中论意趣曾加以称许：“词以意趣为主，要不蹈袭前人语境。……王荆公金陵怀古桂枝香云……此数词皆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4]高克勤在《王安石词简论》提到梁启超对《桂枝香》的高度评价：“李易安谓介甫文章似西汉，然以作歌词，则人必绝倒。但此作（指《桂枝香》）却颉颃清真、稼轩，未可谩诋也。”[5]除《桂枝香》外，王安石另有《南乡子》《浪淘沙令》两首咏史怀古之作。《南乡子》是一首集句词，写六朝繁华如逝水，人生如梦，表达词人内心的激愤和不平。《浪淘沙令》借吟咏伊尹、吕望自况，表达自己对神宗知遇之恩的感激和雄心壮志。
王安石的写景咏物词共有15首，例如描写词人闲适生活的《菩萨蛮》、《渔家傲》（二首），表达厌倦官场、要求及时隐退的《千秋岁引》，俱有一定的艺术特色。《渔家傲》（平岸小桥千嶂抱）工笔描摹了一副清新宁静的山居生活图景，富于诗情画意，表达了词人与山水相悦的悠闲恬淡的心情，此词与王安石晚年被称为“半山体”或“荆公体”的山水绝句颇为相似，艺术上极为圆融精巧。《雪浪斋日记》中称道此词“略无尘土思”[6]，可谓至公。
王安石的禅理词共有11首之多，超过他词作总数的三分之一，大多流于说教，生硬照搬佛语，如仿柳永词所作的《雨霖铃》，这类词作大半思想艺术价值不高，多被词论家所诟病，在此不多赘述。
纵观王安石的29首词作，其题材和思想内容涉及咏史怀古、写景状物、吟咏闲适生活、以禅入词，尽管为数不多，却完全突破了晚唐五代及宋初以艳情为主的藩篱，将传统观念中只有诗歌才能反映的内容以词的形式记录下来。在他的笔下，词已经由单纯的娱宾遣兴、应歌娱人的工具，变为言志自娱的作品。
二、表现手法上对诗歌的借鉴
在王安石之前，北宋初期已经有不少词人在写作手法上尝试“以诗为词”，如张先的大量使用题序、化用前人诗句、用典等，而王安石在表现手法上也有所突破。王安石广泛运用用典、集句成词、直抒胸臆等表现手法，使词的艺术表现形式逐步成熟与完善，日益具有诗的气韵。
王安石善于使事用典。《桂枝香》中的“门外楼头”、“遗曲”，寥寥数字背后包含无数辛酸血泪，以简单的典故达到借古讽今的效果：六朝统治者醉生梦死的历史还在今天继续；《千秋岁引》中更有楚王兰台之风、庾亮南楼之月、丁威的华表传说等典故。用典是一种浓缩式的叙事方式，便于词人以简短的词句表达深刻丰富的内涵，用典本是诗歌的传统手法，王安石继承张先等人的传统，将这一手法引入词中，一定程度上将词雅化，被视为“艳科”的词因而具有了典雅厚重的诗的气质。
王安石词的一大特色是善于熔炼前人诗句，创作了大量集句词。集句词的创作对词人有较高要求，词人不仅要谙熟古代诗文，还应考虑诗句的长短和声律，更重要的是，将前人诗句运用到自己的词作中时，应契合原词的整体意境和风格，便于词人抒情言志。王安石现存的集句词包括《菩萨蛮》（数家茅屋闲临水）、《浣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南乡子（自古帝王州）等五首，尚有争议的《甘露歌》三首也是集句。王安石直接化用前人诗句入词，可说是他“以诗为词”的最直接表现。他直接打破了诗词在题材、创作手法、艺术风格和语言上的界限，使词的内容得以扩展，语言得以雅化，诗词这两种文学题材在他笔下得以合流。
传统意义上的花间词以婉约缠绵为美，表情达意往往比较含蓄蕴藉，而王安石在以词抒怀时，长于直抒胸臆。《桂枝香》中直接指斥当朝统治者，语意辛辣；《千秋岁引》中直接感叹“无奈被些名利缚，无奈被他情耽搁”，表达希望激流勇退、功名误身的个人感悟，反映了王安石思想中有独善其身的一面。在王安石的词中，个人情绪和感悟直接呈现于字句之间，少了含蓄之美，使尔雅的词更多了诗歌的磊落和凝重。
三、风格特色上的突破
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在于风格特色上的“以诗为词”。自晚唐五代以来，与花间词内容相伴相生的，是其绮怨幽丽的艺术风格。北宋初期，张先晏殊欧阳修等文人士大夫，对词的内容作出一定开拓，他们将描写笔触更多地转向闲适生活、离愁别恨、山光水色、人生感悟，创作视角不再囿于简单的儿女之情。他们都以各自的创作实践，为“以诗为词”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其风格仍以细腻温婉风流闲雅为主。而王安石在词的艺术风格上有了较大突破。王安石词的艺术风格因词题内容的不同而迥异，无论是《桂枝香》的雄浑苍劲，《千秋岁引》的清冷凄婉，还是《渔家傲》等闲适词的平和恬静，都和前人大不相同，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的咏史怀古词直接承袭范仲淹边塞词的悲壮苍凉，气势雄浑，感慨深沉，语意豪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王安石的豪放词可说是苏轼变革词风、开创豪迈一派之前的必要准备，成为词风由“婉约”转向“豪放”与“婉约”并存的一个重要过渡。清代刘熙载云：“王半山词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惟未能涉乐必笑，言哀已叹，故深情之士无不间然。”[7]评价颇为公允。尽管王安石词缺乏情韵深婉的作品，也不符合词的音乐性的要求，但仅就“一洗五代旧习”而言，他的作品确实对五代绮艳旖旎的词风是一种突破和冲击，这是毋庸讳言的。此后苏辛等人或豪迈豁达或雄劲苍凉的词体风格，在王安石这里都可以寻觅到某些源头，王安石的豪放词对研究苏辛词有着重要意义。
四、从王安石的词论看王安石对“以诗为词”的态度
如上我们分析了王安石“以诗为词”创作的具体实践，那么，王安石“以诗为词”、融诗入词是否是有意识的开拓与变革呢？我们可以从王安石留下的关于词的只言片语追寻一二。
魏泰《车轩笔录》卷五记载过这样一则轶事：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耳，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8]由此可见，王安石早年对晏殊身为宰相作“小词”的态度是颇为不以为然的，在王安石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早年，的确很难有心绪去填制他眼中的“小词”。然而世事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日后王安石非但填了二十余首词，而且对词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赵德麟《侯鲭录》卷七记载：荆公云：“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9]由此我们可以窥探出王安石的一些词学理论。王安石认为，词的音乐属性是应当从属于词的文学属性的，他反对曲调对词造成束缚，要求词可以像诗一样自由抒情言志，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抒发真实的个人情志。非但如此，他直接引用“诗言志”来证明词比曲调重要，这本身就说明了在王安石眼中，诗词是同出一源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安石将词视为一种句式有长短的诗体，他的词作具有大气磅礴的诗的风格，诗的气骨，也就不足为奇了。汤江浩在《词至熙丰体变新——王安石词考论》中也提到：“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王安石词作的题材内容与传统的刻红剪翠的香软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些内容的变化不是一时兴会，偶然而至，而是主观追求的结果。”[10]正是这样有意识地以诗为词，才形成了王安石独特的词作风貌：反映内容广泛丰富、表现手法多姿多彩、艺术风格更是一改过去的婉约蕴藉，形成了豪迈或恬淡的个人风格。诗词的分界在王安石笔下大大地淡化了，此前张先晏殊欧阳修等人以诗为词的尝试在王安石的笔下得以大踏步发展，诗词合流的发展轨迹也日益清晰。
五、王安石“以诗为词”的源头及影响
王安石的词作虽然数量不多，佳作也较少，且成就也多为其诗文所掩，但他在词史上的重要意义却不容小视。王安石将怀古叹今、个人生活、山水风物、佛学思想等传统诗歌主题大胆融入词中，同时广泛运用用典、集句为词、直抒胸臆等诗歌的表现手法，创造了极富个人特色的或雄浑超迈或闲淡平和的词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诗词的严格界限，拓宽了词体的表现力，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冲击了原先婉媚华美的花间词风，拓展了词境，提高了词体的社会地位，开日后苏轼豪放词之先声。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并非无源之水。“以诗为词”既是时展的必然结果，王安石本人又对“以诗为词”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学体裁的兴衰都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诗尊词卑”的现象的出现和消退自也不例外。唐代诗赋取士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唐诗的辉煌灿烂，也促使整个社会重视诗歌创作。正因如此，文人们在诗歌创作时多了一层顾忌心理，个人情感的抒发受到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的影响，而词的兴起恰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宣泄个人情感的窗口。在词体产生之初，不少词作都产生在歌台舞榭中，以供歌儿演唱，游戏意味比较浓厚，词的社会地位不高，题材多限于儿女之情，风格多偏于香软婉丽，这是相当自然的。而李煜、晏殊、欧阳修等人在词中注入自己的真情实感，逐步扩展词的内容，形成各自独特的个人风格，促使词由“伶工之词”向“士大夫之词”转变。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吸收了原本属于诗歌的艺术手法、题材、风格、语言等，原先单纯的风月言情的词开始具有丰富深刻的内涵，日益富于诗的规模和气格，以诗为词、诗词合流的发展脉络日益清晰。而王安石“以诗为词”的创作正诞生在这一过程中。他既承袭和接受了前人“以诗为词”的成果，又以自身的创作实践直接推动了“以诗为词”、诗词合流的发展进程，对日后的苏轼、乃至整个宋词词坛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长远影响。
诚然，我们也应该承认，词体的过分诗化，对于词体本身所具有的音乐性、抒情性的功能有一定的损害。词脱胎于诗体而自成一家，它既和诗歌同出一源，又有其独特的和歌演唱、以抒情为主、形象性强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变迁和诗词合流的不断发展，除周邦彦、李清照等少数精通音律的词人外，词体的音乐性日益被人们忽视乃至渐渐遗忘。更重要的是，“以诗为词”的本质意味着词的“雅化”，原本属于民间俗文学的词逐渐成为士大夫笔下的雅文学，固然促使词的地位得以提高，但与此同时，原先纯粹用以抒情的词却同样面临着被传统诗教束缚的尴尬局面，词温婉细腻的抒情受到了一定损害。然而瑕不掩瑜，“以诗为词”、诗词合流毕竟将词从缠绵悱恻的狭小局面中解放出来，将词提升到得以与诗歌并驾齐驱分庭抗礼的地位，将宋词引上了一条健康发展的康庄大道。在诗词两种题材逐渐靠拢合流的历程中，尽管王安石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一分子。他上承晏欧的“以诗为词”的尝试，下启东坡大刀阔斧的改革，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和词论积极推动“以诗为词”的发展，“以诗为词”最终在苏轼手中得以成熟和光大。
参考文献：
[1][清]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226.
[2]谢雪清.北宋初中期“以诗为词”的得失及其影响[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第20卷（3）：52.
[3]朱幼文.王安石晚年诗学观评议[J].江西行政学院学报，2003（1）：213.
[4]焦宝.王安石的经学观和他的词[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第29卷（1）：2.
[5]高克勤.王安石与北宋文学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51-52.
[6]焦宝.王安石的经学观和他的词[J].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第29卷（1）：2.
[7]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07.转引自张燕：《王安石词研究述评》[J].语文学刊，2009（12）：96.
[8]涂育珍.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2，第23卷（4）：34.
桂枝香王安石范文第3篇
春风——吹皱五湖春水心，扶花梳柳弄流云。春花——一川花影醉行客，红紫丛中常忘归。
春雪——雪花抖落化鹅衣，破腊时节剪玉席。春月——清风缕缕物华盈，月摇柳条草香溢。
春夜——更深月夜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春雨——如珠如玉自飘洒，挥抹自然添色彩。
春日——紫霞斜阳万点红，青山残云百种愁。春寂——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春愁——桃红满枝影成单，对风邀月泪独怜。春恨——仓惶雨后不能前，万般恩义复能还。
春归——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春思——一行清雨谁能解？两道斑驳相思痕。
春景——花蝶采香漫天舞，嬉童逐戏桃花飞。春游——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
春意——东风不语吹山碧，黄莺紫燕柳思织。春韵——季暖和风添柳色，淡云细雨润香尘。
春醉——佳境醉心不用酒，繁英疏木两相偎。春光——春光染就千般好，嫩柳飞莺溪畔醒。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春晓》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杜甫《绝句》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鸟鸣涧》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春水碧如天，画船听雨眠。韦庄《菩萨蛮》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王维《相思》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登池上楼》
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萍。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林花扫更落，径草踏还生。孟浩然《春中喜王九相寻》
东风随春归，发我枝上花。李白《落日忆山中》
东风洒雨露，会人天地春。李白《送祁昂滴巴中》
咸阳二三月，宫柳黄金枝。李白《古风》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苏轼《春夜喜雨》
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刘昚虚《阙题》
飞雪伴春还，善庭晓自闲。刘昚虚《积雪为小山》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陆机《赠范晔》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李白《宫中行乐词八首》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忆江南》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贺知章《咏柳》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题都护南庄》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叶绍翁《游园不值》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朱熹《春日》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落叶时。白居易《长恨歌》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
芳树无人花自落，春山一路鸟空啼。李华《春行即兴》
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王安石《夜值》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苏轼《惠崇春江晚景》
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晏殊《寓意》
春溪嫩水清无渣，春洲细草碧无瑕。杨万里《安乐坊牧童》
律回春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张轼《立春偶成》
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陆游《临安春雨初霁》
流水有情空蘸影，春风无色最消魂。王丹林《白桃花次干斋侍韵》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杜牧《江南春》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凉州词》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含风鸭绿粼粼起，弄日鹅黄袅袅垂。王安石《南浦》
卧闻百舌呼春风，起寻花柳村村同。苏轼《安国寺寻春》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宋祁《玉楼春》
寄语洛城风日道，明年春色倍还人。杜审言《春日京中有怀》
桂枝香王安石范文第4篇
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词作相对于散文和诗歌创作来说，要逊色一些，但是也很有特色。刘熙载《艺概》中就说他的词作“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 他在词作中的代表作是《桂枝香（登临送目）》和《千秋岁引（别馆寒砧）》；诗作的代表作有很多，比较著名的有《贾生》，《明妃曲二首》，《北陂杏花》，还有脍炙人口的《书湖阴先生壁》。 王安石散文成就最高，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读孟尝君传》。
（来源：文章屋网 http://www.wzu.com）
桂枝香王安石范文第5篇
关键词 苓桂术甘汤 眩晕症 治疗
苓桂术甘汤为《伤寒论》方，原方主证为“伤寒，若吐若下后，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沉紧，发汗则动痉，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甘草白术汤主之。”该方为治痰饮的主方，历代医家皆有论述。现代广泛用于咳、喘、心悸的治疗。根据多年经验，用苓桂术甘汤为主治疗眩晕收到满意效果，现总结如下：
例1，刘某，男，46岁，1987年3月25日初诊。主症：常感头晕，目眩，全身乏力，脘腹不舒，纳呆，心烦不寐，偶有呕吐，口苦尿黄，大便干，苔薄黄，脉弦数。辨证为痰浊中阻，清阳被遏。治宜燥湿化痰，清热除烦。方用苓桂术甘汤加味。处方：茯苓20g、白术12g、桂枝6g、甘草6g、法半夏10g、六一散15g、陈皮10g、栀子10g、佩兰15g、竹茹10g、生姜12g，3剂，每日1剂。
2诊：服上药眩晕明显缓解，精神好，饮食增加，小便不黄，再服3剂，眩晕感觉消失，大便调和，继服上药3剂而愈。
按：眩晕一证，当辨标本虚实，丹溪云：“无痰不作眩”，本例由痰湿中阻，清阳被遏则眩，胃失和降则呕，痰阻气滞则脘腹胀满，纳呆，痰蕴化热，内扰心神则心烦不寐，苔黄，便于，小便黄，脉数皆有热之象。故予燥湿化痰，和胃止呕法。方中茯苓白术健脾渗湿；陈皮半夏与小量桂枝行气化痰，脾湿不聚，痰无所生，乃兼顾治本之法；生姜竹茹降逆化痰；佩兰芳香化浊；栀子、六一散导痰湿下行而去，诸药合用，共奏燥湿化痰之功。
例2：王某，女，32岁，1989年11月3日初诊。主症：眩晕伴失眠1年余，头重如裹，巅顶闷痛伴煮粥样轰鸣声，遇天阴诸症加重，昼夜不宁，入睡困难，多梦，纳呆，形体略胖，面色少华，血压不高，舌淡苔润，脉弦滑。中西医以“颈椎病”、“风湿病”、“美尼尔氏综合症”等多次治疗无效。其辨证为脾阳不运，痰湿不化。治宜健脾化痰，镇心安神。方用苓桂术甘汤加味。处方：茯苓30g、桂枝10g、白术15g、甘草10g、枳壳10g、陈皮10g、石菖蒲10g、牛膝12g、薏苡仁12g、龙骨15g，3剂，每日1剂。
2诊：头眩及轰鸣减大半，白天偶发1至3次，夜已能入睡，但觉咽中不利，似痰粘滞难下，上方去枳壳，加射干、贝母，再服3剂。
3诊时，头部感觉轻松，不眩不重，无轰鸣声，阴雨天亦无异常，继服3剂，以资巩固。
按：痰湿致病，有痰湿内生，即脾阳虚不健运，水液输布失常，聚而为痰；有外感水湿，困阻脾阳，水湿不化，积而成痰。本证形体不衰，血压不高，头眩如裹，遇天阴加重，苔白润，脉滑，病程达1年有余，证属脾阳虚，不能运化痰湿。《素问：生气通天论第三》云：“因如湿，首如裹”。痰湿上犯巅顶，蒙蔽清阳，阳气不展，故头重如裹，湿为阴邪，易伤阳气，复遇天阴，诸症加重。痰湿困脾，脾不运化，以致纳差腹胀，久病心血失养，故面色少华，失眠多梦。方中重用茯苓与白术、桂枝温运脾阳，燥湿化痰；辅以牛膝、龙骨、石菖蒲镇心安神；陈皮、枳壳行气，气行痰化；薏苡仁、甘草增强健脾养心化痰湿之功。该患者病程达一年之久，今药证相符，疗效显著，深感《经方》之精，用之得当，确有立竿见影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