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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观止》也选有该文，常见各版本注译对此句翻译主要分为两派：《言文对照・古文观止》《名家精译・古文观止》《古文观止译注》，或译为“郦元的所见所闻”，或译为“郦道元所见到的和听到的”（其实相同）；而《古文观止新编》译为“郦道元所看到的”。其他各版本的译法，多以前者为主。
对这两种译法，笔者不敢苟同。根据史料记载，郦道元一生没有到过石钟山，则“郦元之所见闻”，就不可能有“郦道元见到的”意思。
首先，我们看《石钟山记》原文：“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于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知也……”
由原文中“郦元以为下临深潭”“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句，可以推断苏轼也认为郦道元从未到过石钟山，直到唐代李渤才开始身临其境，访其遗踪，探寻石钟山得名的原因。
其次，《辞海》“郦道元”条记载：郦道元（466或472？―527），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家。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好学博览，文笔深峭，在各地“访渎搜渠”，留心观察水道等地理现象，撰《水经注》一书，为有文学价值之地理巨著。而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关于郦道元的零星介绍为：郦道元（？―527），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县）人。他很好学，历览奇书，做过州刺史、御史中尉等官职。他的《水经注》是为魏晋时代无名氏所著的《水经》一书所作的注释，实际是一部“别开生面”的著作。他博采了汉魏以来许多山川土风、历史掌故的文献，并根据自己随北魏文帝巡幸长城、阴山，以及自己做冀州、鲁阳、颍州、东荆州等地的太守、刺史时“访渎搜渠”的调查记录，叙述了大小一千多条水道的源流经历，以及沿岸的山川景物和故事传说。由此时代背景可知，此时期正处于南北朝分裂时期。郦道元活动范围主要在长江以北，而石钟山位于长江南（江西），在当时国家大分裂的南北朝战乱时期，官任北魏刺史的郦道元是不会不顾身份，以身犯险，前去千里迢迢外的江南，刺探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的。
再次，还有一条佐证。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也撰文考证，郦道元作为北方人，并未到过三峡，而三峡与石钟山相隔很近，假如郦道元去了三峡，不可能不去石钟山；反之，假如去了石钟山，不可能不去三峡。
因此，据此语境史实，此处“见闻”，并非一般汉语词典诸如《现代汉语词典》所注释的【见闻】“见到和听到的事。”权威的《汉语大词典》中，“见闻”义项虽有三个：（1）耳闻目睹。亦指看到和听到的事物。（2）知识，经验。（3）佛教语。谓目见佛，耳闻法。但意义也不符合本处语境。
那么，如何解决“见闻”的翻译呢？窃以为：此处“见闻”实为复词，复词通常有两种，一为偏义复词，“偏义复词，是指其词义偏重构成复合词的两个词素之一，另一个词素只作陪衬。”（周本淳《古代汉语》）这种偏义复词现象，在古代汉语中时常出现，直到现在仍然保留其遗迹，如“安危”、“好歹”、“国家”、“睡觉”、“缓急”、“利害”等等，仍广为使用。语文教材中，尤以《孔雀东南飞》为最，如：①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②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③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④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⑤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即使《石钟山记》中，还有其他偏义复词现象：⑥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莫”同“暮”；偏“夜”）⑦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偏“深”）因此，此处“见闻”可看作偏义复词，义偏“闻”（听到的）。
其实，此处“见闻”，还可看作同义复词。所谓同义复词，指的是连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义词。构成同义复词的词语位置是并列的，其意义是相同的。古人也有称之为“重言”“复语”“连言”“连语”的。简言之，同义复词即同义字的重复。清代王引之《经传述闻》云：“古人行文，不避重复，往往有平列二字上下同义者，解者分为二义，反失其旨。”古人用同义复词，一是为了强调，二是为了协调句中音节。诸葛亮《出师表》最为典型，如“崩殂”、“疲敝”、“危急”、“忠善”、“枉屈”、“卑鄙”、“驱驰”、“倾覆”等。
查阅《汉语大词典》，【见】（jiàn）义项共十七：（1）看见；看到。其（7）听说；听见；听到。《国语・周语中》：“王见其语，召原公而问之，原公以告。”唐・杜甫《杜鹃行》：“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乌。”前蜀・韦庄《村笛》：“却见孤村明月夜，一声牛笛断人肠。”《红楼梦・第四回》：“薛蟠见母亲如此说，情知扭不过，只将吩咐夫人，一路奔荣国府而来。”解释字义最为全面的《汉语大字典》（P1524）也大同小异。【见】jiàn，义项共十七。①看见；看到。⑨听到。唐王维《赠斐将军》：“见说云中擒黠虏，始知天上有将军。”唐李白《梁父吟》：“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揖山东隆准公。”《红楼梦》第六十七回：“旺儿见这话，知道刚才的话已经走了风了。”
可见，在古代，“见”的义项比较复杂，既可以理解为“看见”，也可以理解为“听见”。因此，此处“见闻”，可以看作“见”“闻”同义，根据语境，也可以理解为同义复词。
综上，根据语境、史料记载，“郦元之所见闻”中“见闻”，非我们现在常见的“见闻”（“所见所闻”）；不论是看作同义复词连用现象（“见”“闻”同义），还是看作偏义复词现象（偏“闻”），都应该理解为“听到的”。
【参考资料】
① 宋晶如注译本.《言文对照・古文观止》.北京市中国书店，1981.490
② 《名家精译・古文观止》，中华书局，1999.530
③ 《古文观止译注》.萧善芗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923
④ 钱伯城主编.《古文观止新编》（全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867
⑤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029
⑥ 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339
⑦ 《汉语大词典》（缩印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6048.6052
⑧ 《汉语大字典》（缩印本）.湖北辞书出版社，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1524
郦道元传范文第2篇
关键词：合肥；江淮水运；肥水；施水；古代交通
Abstract：Scholar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may hold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name “Hefei”，but they analyzed this issue from the current environmental circumstances of their own periods.Thus the ideas reflected the ancient transportation situation in Hefei area.This paper regards the argument concerning the name “Hefei”as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angtze River and Huaihe River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ishui River and Shishui Riv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name “Hefei”，this paper also intends to make a research on the transportation situation in ancient Hefei ，and discover the regional status of Hefei in local area.
Key words：Hefei ； water transportation in Yangtze-Huaihe area ； feishui river ； shishui river ； ancient transportation
中图分类号：K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10-71（7）
“合肥”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郢（楚国都城，在今湖北江陵县东北2里，有固址）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今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①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继承了司马迁的这一称呼，“寿春、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②
关于“合肥”地名的解释是从给《史记》、《汉书》开始的，因此《史记》、《汉书》的记载亦成了后世史家解释合肥地名由来的文献依据。
《史记》和《汉书》的两条记载稍有不同，《史记》称合肥为靠进“都会”寿春的“输会”，意指交通枢纽和以交通转运为主的商业城镇，《汉书》将合肥和寿春并称为“都会”，但其中包含的关于合肥汉代交通条件的描述是一致的，均指出合肥处于南北水运交汇之地、沟通江淮南北的交通运输线上的枢纽，拥有良好的运输条件。“南北潮”是“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庐州也”，即合肥南边的巢湖和北边寿春附近的瓦埠湖，更具体地指明了合肥的交通走向。
关于合肥地名由来虽然历代学者观点不同，但有两个基本共识：一是均认同地名的由来与水有关，二是基于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均认可在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合肥是水陆运输的交通枢纽，因为诸说都谈到了江淮之间如何通航的问题。由于肥水、施水均发源于合肥周边，而肥水北入淮河，施水南入巢湖，因此肥水和施水的关系即为江、淮之关系，合肥地名之争表面上看是关于肥水、施水是否相合，实则暗藏着关于古代合肥地区交通状况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合肥之所以成为“输会”的交通条件的探索。
因此，合肥地名之争中折射出了对于合肥地区古代的交通状况的讨论，合肥地名之争实为肥水、施水即江、淮之间关系之争，因此地名之争转化为下列两个问题：肥水的源流及古代长江、淮河之间的关系；“合肥”地名的由来。
1 “合肥”地名由来诸说
我国南北分野以秦岭、长淮为界，东西沿海的浙、赣、闽中地区在古代泛称扬越之域，合肥所处的淮南江北的江淮之间地区，为我国古代中原与东南扬越的过渡地带。“合肥”一名的来历，自东汉始，历代有多种说法，但各派的着眼点均和“肥水”有关。“合肥”名称的来源问题实则和“肥水”的源流合二为一，古代学者在解释“合肥”名称由来时均会对“肥水”的源流加以叙述。③主要论说有以下几种：
1.1 夏水淮水相合说
这一观点出自东汉学者应劭。《汉书・地理志》“九江郡合肥”条目下，应劭注：“夏水出夫城东南，至此与淮合，故曰‘合肥’”④，意指夏水与淮水在此相汇合，因此城名“合肥”。北魏阚亦赞同此说。
但夏水为古水名，传说因冬竭夏流而得名，故道在今湖北省沙市东南分长江水东出，不可能流到合肥，因此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批驳了这种说法，“川殊派别，无沿注之理，方知应、阚二说非实证也。”⑤也有学者认为应劭所说的“夏水”为“夏肥水”的简写，同时为“肥水”之误，清代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称，“夏肥水岂得至合肥？应劭之妄言也。盖误以夏肥水为肥水”。⑥但肥水与淮河相合处在寿春，也并非合肥。清代李慈铭在《汉书札记》中又提出，“淮”为“肥”之误，与“‘淮’合，‘淮’当作‘肥水’”，但夏肥水（即西淝河）与肥水（即东淝河）也并非在合肥处汇合，因此自郦道元之后，应劭之说已不被接受。
1.2 （夏季水涨时）施水肥水相合说
此说出自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郦道元在他注释的《水经注》里首先叙述了肥水（今东淝河）的源流情况，“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吕忱《字林》曰：‘肥水出良余山，俗谓之连枷山，亦或以为独山也。北流分为二水，施水（今南淝河）出焉。肥水又北径获城东，又北径荻江东，右汇施水。枝津（今阎涧水）首受施水于合肥县城东，西流径成德县注于肥水也’。肥水别过其县西，北入芍陂。又北过寿春县东，北入于淮”⑦。又叙述了施水（今南淝河）的源流情况，“施水亦从广阳乡，东南入于湖。施水受肥于广阳乡，东南流径合肥县。东径合肥县城南，施水又东，分为二水，枝水北出焉，下注阳渊。施水又东，径湖口戎，东注巢湖，谓之施口也。”⑧他的主要观点是，肥水、施水均源于广阳乡，“肥水出广阳乡西”，“施水亦从广阳乡”，“施水受肥于广阳乡”，同时肥水、施水之间尚有些支流曲折相连（图1）。
关于合肥名称的由来，他认为，“盖，夏，水暴涨，施合于肥，故曰合肥”，意思是夏天水涨的时候，施水与肥水相汇合，因此称合肥。郦道元之说问世后，未见疑议，遂成合肥名称由来的主流说法。清代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广阳乡”即将军岭，“水经所称广阳乡，即今之将军岭，岭有分水田，肥水施水皆从此出”⑨。明清时期修志时虽有人对郦道元之说有疑问，发现肥水、施水虽然都发源于广阳乡，即使夏天涨水时也并无相合，但都将之归结为河流淤塞和地理变迁，“上源堰湮塞”，“川流迁革势所必有”，“然道元亲登八公山，则此地之水当亦其所目睹，不为虚语，古今水道既多变易，而地之岭谷高下，亦有不常与”⑩，“或系岭谷变迁所致”。
1.3 两肥水同源分流说
此说来源于唐代庐州郡守卢藩。在《庐江四辨・合肥辨》中卢藩提出，“按肥水出鸡鸣山，北流二十里所分为二：其一东南流迳合肥县南，又东南入巢湖；其一西流二百里出寿春，西投于淮。二水皆曰‘肥’。余按《尔雅》，归异同出曰‘肥’，言所出同所归异也。是山也，高不过百寻，所出唯一水，分流而已，其源实同，而所流实异也，故皆曰‘肥’。……合于一源，分而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关于肥水源流，卢藩认为肥水源自鸡鸣山，向北流二十里后一分为二，一条向东南流入巢湖，一条向西北流入淮河，二条水系均称“肥水”。关于“合肥”的由来，卢借助于《尔雅》中对于“肥”字的解释，两水同源分流称为“肥”，流经合肥的肥水（即今南淝河，郦道元称之为“施水”）与入淮河的肥水（即今东淝河，郦道元称之为“肥水”）同源而分流，在此处相合，因此为“合肥”，他的观点出自《尔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同意卢藩之说，“合于一源，分而为肥，故曰合肥”。11
卢藩之说的意义在于，他从“肥水”名称的来源入手，并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提出了新思路，“其言足发郦氏之所未备”。但卢藩之说有一个时间上的错误，在唐（卢藩所生活的年代）时，流经合肥城外被称为“肥水”的水系在隋唐之前都被称为“施水”，而“合肥”一名汉代已有，那时此水称为“施水”12。
1.4 淮水肥水相合说
宋代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提出：“淮水与肥水合，故曰合肥”13，持相同观点的较多，“淮水汤汤，流于肥合，故名”，“合肥县，本汉旧县，淮水与肥水合，故曰合肥”，“肥水迳鸡鸣山，淮水来与之合，县名P此”14。此说认为肥水源自于鸡鸣山，流经情况未作详细说明，但认为因肥水与淮水相合而得名。但肥水源头虽与合肥城相距不远，但是肥水入淮之处在寿春，以此得名似乎有些牵强。
1.5 东门外二水相合说
明代闻人铨在《南畿志》中说，“肥水出紫蓬山，东北流经鸡鸣山，入金斗河，一支西北流，东复转南，东门外二水相合，故曰合肥”15。
他提出肥水源在紫蓬山，其中一支入金斗河（即南宋后流经合肥城内的一段南淝河河道），另一支向西北流之后又转东南，在东门外与金斗河相汇合，因此城名合肥（图 2）。此说所描述的流向与郦道元所说实际一致，只是把向西北流的一支（即郦道元所说的“肥水”）又转东南流的支流（即郦道元所说的“枝津水”）当成是主流了。民国李e非《合肥风土志》中提出的“施肥同一说”其实也是基于郦道元所描述的水系源流的误指，“贯于邑之中部者，为肥水，源出于将军岭分水田，东流即《水经》所云施水也。东行二里，过鸡鸣山，北会长岗店东水……”。
1.6 众水相合说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说，“七曲水旧经云：水源从西北自鸡鸣山合三涧、狮子步河、流入州下合小史河、胡卢河、七曲水，故曰合肥”16，认为此处有七水相合。但清嘉庆《庐州府志》否定了这种说法，“旧志不载，疑即金斗诸河”。
此外，还有学者受到卢藩之说的启发，从“肥”字的解释出发，依据《水经》“淇水”条中关于“肥”的解释，“水异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异出同归矣”17，认为此条“异出同归曰肥”符合合肥城周边的水系状况，因为据《水经》云“施水自成德，东经合肥县城南，城居四水中”，经考证后发现，合肥南有施水、东有阎涧水，西、北也各有一条小水系，四水异源，但同归于施水，符合“水异出，流行合”的概念，因此称“合肥”。
以上诸种说法，以郦道元“夏水暴涨施合于肥说”和卢藩“归异出同曰肥说”影响较广，为主流观点。提出诸说的众学者中，只有郦道元进行过实地考察，并对肥水、施水的源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应劭之说存在明显错讹已为共识，其他几种说法不过是基于郦道元水系源流描述基础上提出的别出心裁的解释而已。（见表1）
2 肥水与施水的源流
关于肥水和施水的源流问题，自民国以来经多次实地考察，已得出明确结论，基本符合郦道元之说。
关于肥水的源头问题，1912年安徽都督柏文蔚提议导淮，由地理学家宗受于组织了十个测量队，实测了淮河流域诸河，发现肥水发源于合肥西北的将军岭一带（即今江淮分水岭），“东肥出合肥县西北之将军岭。有二支。南曰施，入巢湖。北曰肥，入淮。故古有沟通江淮之议”18。郦道元之说是正确的，郦道元说“肥水出九江成德县广阳乡西”，“施水亦从广阳乡”。有学者论证，今之“将军岭”，即郦道元所说之“广阳乡”。清光绪年间曾道唯在修《寿州志》时经实地探测后亦认同郦道元之说，“《水经注》所称广阳乡，即今之将军岭也。岭有分水田，肥水、施水皆从此出。肥水西行，施水东流，与郦注合。”19郦道元用行政区划注明水源出处，将军岭是该区域内的山脉，也可能是郦道元时还无将军岭地名，故用“广阳乡西”称之。其他所谓肥水、施水出“鸡鸣山”、“紫蓬山”等说均是错误的，是论者主观论断，未切实考察所致，“只看见施水流经鸡鸣山东南流入巢湖，不知正源还在鸡鸣山以西五里的将军岭”。20
至于肥水和施水的流向情况，从目前现状勘测看，肥水源自于江淮分水岭一带（即官亭、大柏店、将军岭、长岗店一线）西、北侧，北流经寿县芍陂入淮；施水源自江淮分水岭（将军岭、长岗店一线）东、南侧，在鸡鸣山东北汇成河，由西北迤东南，流经大蜀山北麓董铺水库，环合肥城北转东南，经施口入巢湖。肥、施二水之间有多条支流水系相连，比较大的有两条施水支流，一条向北流入阳湖后再经阎涧水与肥水汇合于北芍陂东的死虎塘，另有一条施水上游的支流与肥水汇合于将军岭，即《水经注》云“北流分为二水，施水出焉”所指，只是所出的是施水枝津而已。肥水、施水的流向分布，与郦道元所注基本是一致的。
3 “合肥”地名由来考辩
3.1 郦道元之说和卢藩之说的争议
关于合肥地名的由来问题，郦道元的“施合于肥说”和卢藩的“归异出同说”流传较广，有较多人采信，在具体细节上存在争议。
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有两句话谈到“施合于肥”，“施受肥于广阳乡”、“夏水暴涨施合于肥”。江淮之间的地形东西长而南北狭窄，西端较高，为大别山脉；东端低平，为江淮丘陵，是南北分界线上一块较大的平坦陆地。现代水文勘察表明，“今查，施、肥二水间隔江淮分水岭，实际不能相合”21，“两水虽同出自将军岭，但在源头处并不相合”，“平面上相距4公里左右”22，“二水正常水位相差约10米，不能贯通”23。可见，以现状来看，施水和肥水在源头处横亘着山岭，即使夏天涨水也是无法相合的。
另一说是卢藩的“归异出同说”，也有较多采信。如辞海（下册）“肥水”条记载：“水异出流行合同曰肥”，“归异出同曰肥” 24 。辞源“肥水”条记载：“水同源而异流，尔雅释水：归异出同流[曰]肥” 25。唐代庐州刺史卢藩认为，肥水、施水（在卢藩生活的年代已改称“东淝河”、“南淝河”）同源而异流，而二水皆曰肥，按《尔雅》关于“肥”字的解释“归异出同曰肥”，“合于一源，分而为肥，合亦同也，故曰合肥”26。虽然卢藩忽略了施水在隋唐后才称为肥水，而合肥之名汉已有之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肥水、施水源于鸡鸣山的论断也是错误的，但是卢藩之说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勘测结果看，肥水、施水均源自将军岭，的确属于“归异出同”，曰“肥”，尽管二者源头并无相合，但同出一山，因此称“合肥”，合肥一名反映了水源的源流情况，但与肥水的名称无关。
3.2 施水和肥水是否相合的分析
结合历代史籍记载和前述肥水、施水源流情况，可见郦道元之说较符合现实情况。在具体的肥水和施水如何相合方面，基于历代史籍记载的江淮之间可以通航的事实，历代学者有以下几种阐释和修正。一为“地质变迁”说，江淮分水岭在不断上升，同时巢湖却在不断下降，终致两水之间断流，并举出了“陷巢湖，长庐州”的民间传说佐证。但也有学者反对，认为从历史文献看，未见关于这一地质现象的记载。二为“江淮运河”说，因为郦道元在谈到“施合于肥”时有两句话，“施受肥于广阳乡”、“夏，水暴涨，施合于肥”，这两句话点名了时间、地点、主从关系：夏天，广阳乡，肥水给施水供水。因此论者认为施、肥二水在其源头处有人工开凿的“江淮运河”（或称“巢肥运河”）相连，27故道在江淮分水岭，通过淮南丘陵的蜂腰地带，平面长度约4公里左右，开凿年代大约在秦汉以前的战国时期。肥水、施水两条河流都是雨源河，当夏天雨季河水暴涨的时候，肥水可以通过“江淮运河”给施水供水，符合郦道元之说，后来因为岭上水土流失，泥沙沉积，河道年久湮塞，不能通航，并提出史籍中所载的“兑水”即为“江淮运河”，“兑水出分水岭，满宠尝疏鸡鸣坝者此也”28。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第三册在东晋和南北朝时期地图上也标出了运河故道。29但此观点也有学者反对，认为在现代技术条件下开凿河道尚且不易，何况在科学技术水平不甚发达的古代。
笔者认为对于郦道元的两句话可以分开解释，施水和肥水相连并非一定是主流相交，也可能是支流相连。肥水和施水之间存在着通过支流多处相连、“多处通注”的情况，这也是江淮水系中施肥水道的最大特点，大的“通注”至少有三处，分别在将军岭发源处，肥水分出一支流向东注入施水，在合肥城东施水分出一支流向北注入阳渊，再分支流入肥水的阳湖水道和上游联系施水下游联系肥水的阎涧水，因此，“夏水暴涨施合于肥”是普遍现象，不单单在一处相合。至于“施受肥于广阳乡”并非通过所谓运河，而是自然相合，因为两水之间并无高山峻岭，除大潜山等几个小山头外，绝大多数地段海拔只有六七十米，最低处还不到二十米。肥水、施水的源头在古代可以在分水岭的低处很自然地相汇合。
4 古代合肥地区的交通情况
虽然关于肥水、施水的关系问题，众多学者莫衷一是并直接影响到“合肥”地名由来的判定，但肥水、施水在历史上有过紧密的交通联系已成共识。通过对合肥地名的分析，可以看出合肥古代的水陆交通情况以及合肥在当时区域交通中的地位。
4.1 水路――江淮运河
“江淮运河”的开凿，大约在秦、汉以前的战国时代，秦、汉至三国对峙时代达到鼎盛。从合肥地区的古代交通条件上看，古代江淮之间的交通联系是借助于古肥水与古施水进行的。同出于大别山东端江淮分水岭中部、合肥西北的将军岭的二水，虽非同源但源头较近，肥水北流入于淮I，施水南流入于巢湖，再经濡须水进入长江，构成了淮河与长江之间的水运通道，即为隋代大运河通航之前的南北航道，在航道的岸边尚修有陆路，水陆相辅，出入淮南江北，是古代最主要的南北交通主干线（图3）。汉代合肥发展为“输会”，成为沟通东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城市，有着便利的交通，尤其是水路交通作为依托。其具体的交通联系方式，在今天看来，即使肥水、施水并不直接联系，也可以采取以下几种方式通航：季节性运输，即如郦道元所说，夏天涨水时河道满溢可以借助于肥水和施水的支流通航。查史籍，曹操曾四次率水军南下合肥，均在夏季；水路兼运，因肥水与施水之间相隔仅数十里，可以辅助以短途陆运。
直至晋，仍然利用它漕运，但已有衰落之势。“公元七世纪初，隋炀帝下令开“通济渠”、“邗沟”以后，“江淮运河”业已湮塞不通了。” 30唐代德宗时期还曾经有过重开江淮通道用于漕运的讨论，其中提及肥水和施水之间相距四十里，“疏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由此可见，唐代存在水路运输的可能。27
4.2 陆路――寿春合肥线
秦汉时期，长江与淮河之间的陆路交通联系，以寿春线和广陵线为主，而以寿春线为重要。汉代寿春合肥线经寿春、合肥南下后，主要有两条干线。东道由合肥东出巢湖（今居巢区），出昭关（今安徽含山县北），达历阳（今安徽和县），至丹阳渡江，或出巢湖后顺濡须水下，经襄安县城至芜湖渡江，再由丹阳、芜湖东顺中江通道抵达吴县（今江苏苏州）城下，或经宛陵（今安徽宣城）、故鄣（今安徽广德与福建安吉间）抵达钱塘。这是春秋时代即通东南地区的路线，至秦汉仍在使用。西道由合肥沿巢湖西岸经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六，或绕经衡山至枞阳渡江，或向西经潜、皖（今安徽潜山）等地，穿过南岳衡山抵达浔阳江，由此西可通江夏，南可下闽越。
历代史籍记载江淮之间可以通航，秦皇汉武都曾经过寿春、合肥线北上南下，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嬴政东巡山东郡县后，归途是经海路抵琅e，过彭城，再西南渡淮，至衡山，从武关归。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登天柱山的路线，是自浔阳江东下，薄枞阳而出，再北至琅琊，两条路线同一而方向相反，为水路从浔阳到枞阳，再由枞阳登陆北上，经寿春、彭城，至琅琊。这些史事说明寿春、合肥之间有着较便捷的交通线，是当时江淮之间和全国南北交通的重要干线。
唐宋之际，由于江南地区经济巨大的发展，东南地区逐步成为全国经济重心，而运河的开凿和通航，使淮、扬之间的水运跃升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干道，而原寿、庐、巢一线的淮南中部江淮通道，降为淮南道区域内的交通线路。
4.3 合肥在区域交通中的地位
汉代合肥由于江淮之间交通便利，农业经济较南方地区开发早，较发达，江淮与闽越的交往长期密切，人口流动和迁移频繁，以致《史记・货殖列传》称合肥“与于越、闽中同俗”。同时，随着东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文化不断发展，以及寿春线的发展，合肥作为新的城邑兴起，成为南北输会，合肥与寿春南北相辅，居于江淮地区的中心，北通中原、南达闽越的节点，沟通淮南江北的水运交通线路的交汇点，因此合肥是当时整个东南地区中心城市寿春的副城，承担其运输、仓储等城市功能，是东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物资交换中心。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466.
②班固.汉书・地理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71.
③本文所说的“肥水”即“淝水之战”中的“淝水”，又称“东淝水”，今称“东淝河”，自合肥江淮分水岭北（即将军岭，后人考证即为郦道元所说之广阳乡）向北流经寿县芍陂后入淮河；“施水”即“南淝水”，今称“南淝河”，源自江淮分水岭南，向东南流经合肥城后转南入巢湖。
④班固.汉书（第6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2：1562.
⑤陈梦雷，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第205册）[M].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版： 33.
⑥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二）[M].北京：中华书局，1936：45.
⑦郦道元.水经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46.
⑧郦道元.水经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47.
⑨曾道唯.（光绪）寿州志[M].合肥：黄山书社，2011.转引自史州著.安徽史志综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0.
⑩左辅.嘉庆合肥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2006：67.
1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转引自史州著.安徽史志综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8.
12宋以后为便于区分，此水称南淝河，原肥水称“东淝河”，夏肥水称“西淝河”
13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5.转引自史州著.安徽史志综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8.
14史州.安徽史志综述 [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8.
15闻人诠，陈沂.南畿志[M].济南：齐鲁书，1997.转引自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建置沿革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499.
16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2005：1906.
17《水经》“淇水”条.转引自郦道元.水经注 [M].北京：中华书局，2016，3.
18宗受于.淮河流域地理与导淮问题[M]. 南京：钟山书局.1933：31.
19曾道唯.（光绪）寿州志（卷三“舆地志”“山川”“肥水”条注）[M].合肥：黄山书社，2011.转引自史州著.安徽史志综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0.
20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J] .历史研究，1960（03）：71.
21淠史杭灌区志.转引自宫为之.合肥得名新探[J]. 安徽史学，1995（4）：22.
22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J] .历史研究，1960（03）：76.
23六安地区水利志.转引自宫为之.合肥得名新探[J].安徽史学，1995（4）：22.
24费逵，舒新城.辞海（下册）[M].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180.
25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辞源（修订本）（第一册至第三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546.
26卢藩.庐州四辨・合肥辨[M].转引自肥西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肥西县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4：761.
27《中国历史地图集》1975年版，东晋和南北朝时期肥水源头处有运河相连。
28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嬴政东巡山东郡县后，归途是经海路抵琅e，过彭城，再西南渡淮，至衡山，从武关归，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年）登天柱山的路线，是自浔阳江东下，薄枞阳而出，再北至琅琊，两条路线同一而方向相反，为水路从浔阳到枞阳，再由枞阳登陆北上，经寿春、彭城，至琅琊。
29欧阳修.新唐书・食货志（卷53） [M].转引自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J] .历史研究，1960（03）：75.原文为：“凡江、淮漕米，以库部郎中崔河图主之。及田悦、李维岳、李纳、梁崇义拒命，举天下之兵讨之。诸军仰给京师。而李纳、田悦兵守涡口，梁崇义~襄、邓，南北漕引皆绝，京师大恐。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以秦、汉运路出浚仪，十里入琵琶沟，绝蔡河至陈州而合。自隋凿汴河，官漕不通。若导流培岸，功用甚寡。疏鸡鸣冈首尾，可以通舟，陆行才四十里，则江、湖、黔中、岭南、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东关，历颍、蔡，涉汴抵东都，无浊河淮之阻，减故道二千余里。会李纳、李洧以徐州归命，淮路通而止。”
30刘彩玉.论肥水源与“江淮运河”[J].历史研究，1960（03）：7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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郦道元传范文第3篇
侧面描写，很多时候是文章生命色彩的火种，能让文章避免单调，充满盎然生机，给读者以美的联想与享受。《三峡》一文也因之而具备了另一种情韵。
文章首段意在写山势的高峻连绵。“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极写山之高巍与绵延，“连”“略无”“隐”“蔽”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雄伟壮观的三峡山势图，令我们眼中有文，心中有景。在那个遥远的交通闭塞、通讯落后的年代，见过高山峡谷的人不少，但有几个人见过那只有在正午才能看到太阳，在半夜才能看到月亮的峡谷呢？郦道元深知这一点，于是一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从侧面写出了作者自身对三峡的流连之意与惊叹之情，犹如苍龙横扫空中，让三峡成为千万人心中的峡中之王！让人对三峡“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极写水势之大与急。水流湍急，交通阻绝，这是人所共识的，也难以与别处之情形区分高低。郦道元的高明之处在于运用侧面描写，他不仅写水，更写王命、写船只，“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没有王命之急，谁会冒死乘船？“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一日来回何其神速！“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扬鞭催马，乘风飞行都不如坐船之快。一句侧面描写，从性命之危、千里来回、风马难及三个角度写尽了水之威，让我们对水流之势有了一个具体形象的感觉，也让我们想到了李白“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轻舟浪漫的情景。
“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写三峡之秋的清冷肃穆。虽较为抽象，却也是所有山林峡谷深秋之共色。而郦道元借猿猴与渔歌之声让三峡之秋别具情怀。“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当猿猴绵长凄异的悲啼在空旷的山谷间回响的时候，当渔夫的歌声在水面上飘荡回环的时候，我们心中涌起的又是什么感受呢？郦道元运用侧面描写的手法，融情于景，同时也让读者的心绪随着这样的描写生发出来，涌起丝丝的惆怅。
《三峡》正因为运用了侧面描写的方法而使文章变得张力十足，使得本来抽象的描述变得具体可感，使得文章有了一种可以亲近的面目。
郦道元传范文第4篇
中山市格兰特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在广东较为罕见的国有企业，公司在澳大利亚上市，长期以来格兰特专注于工程玻璃生产，样板工程遍布全国各地，其产品畅销全国各省和港澳地区，并出口东南亚、中东、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成为中国玻璃深加工行业内的知名企业。
作为格兰特实业公司奠基者之一的总经理郦江东，却与大多数国企单位管理者不同，他并非是一位拥有行政级别的企业官员，而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这种情况在我国大多数国企中十分少见，或许这种聘用制施实与广东较为开放的经济思维有关。在门窗及配套件行业中，往往民营显得更加有活力，而郦江东总经理却让格兰特成为了一家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国有企业。郦江东总经理本人也是一位十分务实的管理者，他喜欢强调效率，在生产上他常谈到的词是“工业化”，在售销上他常说的是“市场”。在对于如何提升企业竞争力，使其能在市场中灵活的周转，郦江东总经理有着他独道的看法。
广州铝门窗幕墙展会之后，我们来到中山，对格兰特公司进行采访。郦江东总经理向我们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况，并谈了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独到见解和体会。
记者：郦总，您好，格兰特是国内知名的玻璃生产企业，那么格兰特的主要产品是什么？
郦江东总经理（以下简称郦总）：格兰特的生产核心还是以镀膜玻璃为主，平时我们所说的LOW-E玻璃就是镀膜玻璃，就是在玻璃上镀上一层金属膜，镀膜的制作是在中空环境下通过磁场加电场作用，将银等金属材料通过浅射在玻璃上，使其具有更好的隔热性能，镀膜的材料有很多，主要是对材料的导电性有要求，导电才能形成低辐射，金、银、铜都可以做LOW-E玻璃，但金太贵，而铜有颜色，银则不偏不倚，没有颜色，所以银是最好的材料。镀在玻璃上的银能将不需要的紫外线等光波阻挡，红外线都反射回去，起到保温的作用，夏天阻止室外的热量进入，冬天阻止室内的热量流失。单银LOW-E玻璃现在市场上已经很多，我们就做双银LOW-E玻璃，就是两层镀膜，目前国内能做双银LOW-E玻璃的就只有这么几家，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做三银LOW-E玻璃。
在研究隔热的同时，我们还尽量让玻璃通透，LOW-E玻璃的一大特点就是太阳光中的可见光可以透过玻璃，在保温的同时还解决了光污染的问题，镀膜玻璃就像是一面通明的窗帘，一方面隔热，一方面又不影响视线。玻璃通透人通过窗户看外面也舒服，而一些特殊的场所，例如大型商场的一、二楼，通常都是大型落地窗，因为他需要让顾客看到里面，而我们现在做的三银LOW-E玻璃不光有着更好隔热性，而且通透性比过去双银的更好。
记者：看来镀膜玻璃的制造成本不低，那么请问郦总，高成本的镀膜玻璃主要功能是隔热，节能效果如何？
郦总：现在幕墙整个都是玻璃，如果不能保温，那么空调制能的能耗将非常大，而且现在幕墙的玻璃使用面积是超出规范的。双银LOW-E玻璃的隔热性能对于节能有重大的意义，如果说北方还能靠晒太阳取暖，那么南方降制冷只能靠空调。南方采用双银LOW-E玻璃是最好的，因为需要遮阳，玻璃有两个指标，一个是U值，即单位面积每升高一度的热量传递，这个指标重要，但在南方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SC值（遮阳系数），这是一个对比值，比对三毫米白玻太阳能透度，三银的LOW-E玻璃sc值0.32，但是可见光的通透过率可以达到60%，在视觉上感觉不到镀膜，让太阳的热光变成冷光。一方面透光，一方面隔热，将两个矛盾体统一在一起。在广东的夏天，空调只要开几分钟就能迅速降低室内温度，而且不用遮阳，当然，如果觉得阳光刺眼还是需要拉窗帘的，像我的办公室，因为向北，所以一年四季都不需要拉窗帘。而这优良的节能性能这更是使得空调的装机容量要重新计算，普通的中空或着单银就能够节省一半的空调机数。
记者：我们知道有一些产品虽然节能，但是生产能耗大，那么请问郦总镀膜玻璃生产耗能大么？
郦总：玻璃镀膜是一种物理手段，而不是熔置，能耗相对较低。一平米的镀膜玻璃制作大约用电三到四度。而原片玻璃则需要大量的能耗，而且污染也大，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停止了原片玻璃的生产，我国承担了世界原片玻璃55%以上的产能，就是说全世界其它国家加起来也没有中国多。格兰特现在已经不生产原片玻璃了，只做镀膜能耗相对较低。
记者：市场上的玻璃品种很多，而格兰特选择将镀膜玻璃做为主要产品的初衷是什么？
郦道元传范文第5篇
中国许多词语，其实都有渊源。
比如“谒见”，如今属于敬辞，多指晚辈或下官进见或请见长辈或高官。至于谒见程序，并无硬性规定，求见者瞅不冷子给主人塞张“金卡”，抑或寒暄两句即打道回府，均可。但是早年间，谒见却有严格仪轨，求见者必须先将“谒”呈上，由下人转交主人并获得批准后，拜见才能正式开始。“谒”由竹木削制而成，上写姓名、籍贯等个人简况，相当于今日之名片。
谒见一般比较正式，因而请见者若吃了闭门羹，会觉得很没面子。楚汉相争时，有一儒生郦食其想谒见刘邦，阐释定国安邦之宏图大计。刘邦让手下传话说，军情紧急，没功夫听儒生瞎叨叨。郦食其的热脸贴上了刘邦的冷屁股，不禁气得大声喝道：老子不是什么儒生，是高阳酒徒，再去给我通报。这一声高叫，估计得超过一百二十分贝，直吓得“使者惧而失谒，跪拾谒，还走，复入报曰：‘客，天下壮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谒。’”刘邦这才将召见郦食其，听他絮叨了一番，并任命其为广野君。以后，郦食其去劝降齐王田广，未果，被烹。高阳酒徒于是再也做不成。
“谒”有时也可充当礼单。据《史记》记载，当年刘邦还在老家沛县当亭长时，一次去县长的朋友吕公家参加宴会。当时萧何是操办宴会的秘书长，规定份子钱少于一千者，只能坐在堂下吃喝。刘邦“乃绐为谒贺曰‘贺万钱’，实不持一钱。谒入，吕公大惊，起，迎之门。”萧何知道其底细，对吕公说，姓刘的这小子惯会说大话使小钱，用不着搭理他。但吕公见过刘邦之后，不但将其引入上座白吃白喝，还把自己的闺女许配给了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吕后。
司马迁说，吕公如此器重刘邦，是因为他会看相，觉得刘邦气宇不凡，前途无限。但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吕公毕竟阅历丰富，明白刘邦之“混混”技能已经出类拔萃，赶上机会，凭此手段定可成就一番事业。萧何则不明此理，因此后来只能给刘邦打打下手，这还是他弯子转得快，不然早被老刘同志收拾了。
到了东汉，“谒”之名称被“刺”所取代，材质仍为竹木之类。有人还在“刺”上添加了官职年龄等内容，专供拜见上峰之用，名曰“爵里刺”。这种官场名片有专门的书写格式，要把所有的内容在“刺”的中央写成一行，不能拆分，故而也叫“长刺”。
其时，民间也多用“刺”向他人表示问候。东汉末年有一名士叫郭泰，字林宗，因其品行端正学养深厚，被读书人奉为偶像。一次他外出闲游时赶上下雨，遂将头上所戴之巾的一角随便垫了起来，结果立即被众人仿效，成为流行式样，被称为“林宗巾”。据《后汉书》记载：“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收到的名刺居然经常用车拉运，这郭林宗的名头确实够大，估计拉回家能省下仨月俩月的柴火钱。不过，郭泰名头虽大，却从未涉足官场，没写过“爵里刺”。结果，当时许多入仕的文人被砍了脑袋，郭泰却能独善其身。比郦食其强。
宋代“名刺”之称犹存，但已改用纸张，因此也叫“名纸”。当时的名刺，大都由当事人亲自书写。南宋张世南在《游宦纪闻》一书中，便记录了秦观、黄庭坚等人拜谒一个叫常立（字子允）的人时，所用名刺的“石本墨迹”。其中秦观的名帖写的是：“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从落款日期看，这应该是拜年所用的名帖。当时，名帖已开始具备贺卡功能，南宋周密《癸辛杂识》云：“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佥名其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