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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商隐无题诗范文第1篇
李商隐能独创无题诗体，这与他的一生遭际及晚唐的社会背景是分不开的。李商隐生于元和八年（813），卒于大中十二年（858），他所生活的这四十六年，是“安史之乱”形成的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局面在宪宗朝露出一线转机后又变得愈加黑暗、衰败的时期。李商隐的一生可说是仕途坎坷、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他不仅与唐代其他诗人一样生活在晚唐的黑暗社会里，并受其影响；更由于先受牛党人士令狐楚的提携，后又被属于李党的王茂元招为东床，而不自觉地卷入了朋党斗争的漩涡。牛李两党势力的消长，都在他仕途上投下了浓重的阴影。以至他虽十六岁有“以古文出入诸公间”的才华，有“欲回天地入扁舟”的抱负，而终于一生奔走沉沦幕僚“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袍未曾开”（崔珏《哭李商隐》）。他所生活的晚唐，藩镇割据、朋党争斗、宦官专权。作为有远见的地主阶级人士，他以深切的忧虑注视着唐王朝的命运，渴望为唐王朝的中兴，为挽救危亡尽的自己的一份力。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尽黄昏”的唐王朝已是国运日下。在腐朽势力的重压下，他美好的愿望只能化作一缕如梦如幻的单相思，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诗人面对时世的无能为力就只有借诗歌以抒发自己内心的郁闷和对现实的不满。加之李商隐天生敏感，又因早年失恋，中年丧妻，使他形成了多愁善感的性格。同时，作者又不愿直接倾诉自己的愤慨，这就形成了其独特的“无题诗”的独特风格。
李商隐的“无题诗”从不同的角度可分为不同的类别。李商隐在唐代虽算不上“高产”诗人，但其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他的诗集不像白居易的《长庆集》那样是由自己编定的，也不像韩愈的《昌黎诗集》由其女婿李汉编定。李商隐的诗先前虽有其妻七妹收集，但七妹早亡，所以他的诗到唐末己散佚。宋初杨亿“孜孜求访。共得……二百八十二首”，后来钱若水“留意摭拾，才得四百余首”。现在流传的各本李商隐诗集约六百余首，在其诗歌创作中，无题诗约六十余首。以标题分，有直接以《无题》为题者共十九首（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取诗中二字为题的无题诗约四十余首，限于篇幅，这类“无题诗”本文不作详细论述。以内容分，多以爱情为主，同时杂有政治、咏史、咏物、咏怀等因素，难以确认，众说纷纭。单就其十九首直接以《无题》为题的“无题诗”而言，笔者认为主要以爱情诗和政治诗为主。纯艳情冶游之作的爱情诗，如“白道萦回入暮霞”，冯浩曰：“别情也”，即感伤离别之情。又如“长眉画了绣开”是描写一个女子化妆的模样，而“寿阳公主嫁时妆”则写了一女子为自己不知晓的郎君进行悄然打扮，“近知名阿侯”也属此类。这一类“无题诗”均是为描写爱情之作，语浅意明，表现了对爱情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同时也表达了爱情未果的伤心和失望。而其政治诗也就是学者常认为其无题诗中有所寄托的一类，是影射现实抒发政治失意之作。例如：“八岁偷照镜” 、“照梁初有情”、“何处哀筝随急管”、“重帏梁下莫愁堂”、“昨夜星辰昨夜风”等，这一部分“无题”诗多创作于李商隐在政治上受到排挫之后。如他的《无题・八岁偷照镜》中借写一个聪慧的少女，随着年龄的增长，才华与美丽日渐显露，但由于束缚于环境及人，而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作者这里是少女的自况，慨叹自己自恃才华，却仕途不达。这类无题诗表达的是作者渴求功名的愿望及其对自己政治命运的担忧，同时也表达了作者自己对现实的愤怒与不满。
李商隐的“无题诗”创作贯穿了其诗歌创作的各个阶段。李商隐十六岁便到汴州“行卷”以谋求功名，但他一生官运并不亨通，作者内心的郁闷就只有借诗以抒发。他少负诗名，创作时间跨度较大，其直接以《无题》为题的“无题诗”也是如此。这十九首诗的时间跨度约有三十余年，可以说是贯穿了其诗歌创作的各个阶段。太和二年有《无题二首》（八岁偷照镜），太和九年有《无题二首》（凤尾香罗薄几重），开成三年有《无题》（白道萦回入暮霞），开成四年有《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无题》（长眉画了开），会昌五年有《无题》（紫府仙人号宝灯），大中元年有《无题四首》（来是空言去绝踪）、《无题》（照梁初有情），大中二年有《无题》（近知名阿侯）、《无题》（万里风波一页舟），大中十年有《无题》（待得郎来月已低）、《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从以上的时间跨度可以看出他的无题诗创作正如他所经历的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六朝一样的漫长。而且其各个阶段的创作都有其特定的环境与境遇，如：开成四年的《无题二首》（昨夜星辰昨夜风）就是在他出任校书郎时，他虽勤勤恳恳，埋头公务，但极度寂寞、孤独，且并无多少公务可干。有时回首往事，感慨极多，便写了这《无题二首》，用极为含蓄的手法，来抒发自己的情感。
李商隐无题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李商隐 诗情画意 悲剧人生
一、诗人李商隐
李商隐（约812年-约858年），汉族，字义山，号玉溪生，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有七律圣手之称，他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在《唐诗三百首》中，李商隐的诗作有22首被收录，位列第四。王安石曾赞李商隐：“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
他的诗，多借古讽今或缠绵真挚，在广泛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诗构思新奇缜密，语言优美清丽，韵调和谐。被誉为晚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
二、悲剧人生探寻
1.才华横溢却生不逢时
李商隐生活的时代，宦官专权，朋党交争，藩镇势力日益强大，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生活悲苦困顿，晚唐时期是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期。
李商隐童年生活相当艰辛，父亲早年去世，他和母亲、弟弟妹妹们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这些早年的贫苦生活对诗人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青年时代的李商隐才华横溢，更有着事业上的远大抱负，并且关心社会现实、国家命运：“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雏竟未休。”《安定城楼》；他的爱情诗尤其写得缠绵悱恻，广为传诵：“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些爱情诗的绝唱无不体现出诗人高超的艺术成就。
李商隐十多岁时就以文才得到过一些士大夫的欣赏，但动荡的生活时代却不能给有才华有志向的诗人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舞台，随着诗人在政治上的失望，他关注社会现实的诗篇逐渐减少，更多的是用伤感朦胧的语言感叹个人命运的沦落和扑朔迷离的感情。
2.阴差阳错卷入政治争斗
李商隐在当时牛党令狐楚的举荐下于837年考中进士，“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李商隐在这首诗中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个人的踌躇满志：
李商隐中进士后应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聘请，去泾州（今甘肃泾县北部）作了王茂元的幕僚。王茂元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并将女儿嫁给了他。王茂元与李德裕交好，被视为“李党”的成员；而令狐楚父子属于“牛党”。这件事情后李商隐被牛党的人认为是忘恩负义。也将他阴差阳错拖入了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集团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集团在数十年中互相排挤攻击，争斗之中。尤其宣宗即位以后，牛党当权，令狐楚儿子当了宰相，打击一切与李党有关的人，从此负上“背恩”之名的李商隐一直被压抑而抬不起头，景况日下，生活窘迫，成为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也成为他一生悲剧的主要根源。
3.胸怀抱负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如果说无疑被卷入政治争斗带来的后果仅仅只是诗人的生活日渐窘迫也就罢了，最重要的是他日后在政治上的前途也一并葬送了。李商隐的仕途不但短暂而且坎坷。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一些外派官员的幕下供职。这使得年轻时期就胸有抱负的诗人从此郁郁寡欢，日益感伤。
“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寄令狐郎中》）这首诗是作者于公元845年闲居洛阳时，寄给长安故友令狐的。令狐当时正任右司郎中。诗中写到嵩山与秦川远隔，各在一方，寄寓自己的思念之情，接着写收到书信后心中的以及自己的境况。以因病免职闲居茂陵的司马相如自比，倾诉诗人潦倒多病，寂寞无聊的心情，感情真挚而含蓄。但这些没有改变诗人在政治上的境况。
“人生何处不离群，世路干戈惜暂分。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座中醉客延醒客，江上晴云杂雨云。美酒成都堪送老，当垆仍是卓文君。”（《杜工部蜀中离席》）诗中诗人借离别之情反衬自己内心仕途无望、生活潦倒的痛苦。从年轻时诗歌的借古讽今、感慨时代离乱到壮年时诗歌风格的消极落寞，可以说也是诗人悲剧人生轨迹的真实写照。
4.经历坎坷，感语还休
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在苏雪林的《玉溪诗谜》中有关于与女道士、侍女等多人的恋情，也许无从一一证实。但我个人更倾向于在李商隐15首无题诗中，应该有相当部分的诗篇是借事抒情，在当时的现实中，诗人无法直抒心意表达自己对世事的不满和愤慨，内容不便言明，只能借“无题”来表达自己内心不能言说的苦闷和惆怅。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欲语还休的相恋不能相守，夫妻情深却妻子早逝，李商隐的情感经历也许是比较丰富坎坷，加上政治上的被排斥和打击，可以说诗人在隐晦的无题诗中更参杂了诸多人生感慨。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不管诗歌是关乎此情可待成追忆的爱情，还是描写音乐咏物之作，还是“一弦一柱思华年”的生平追忆，诗人欲语还休的坎坷，可望而不可及的伤感在诗情画意中跃然纸上。
5.落寞凄凉，英年早逝
情感上的坎坷，政治上的冷遇，人情的世态炎凉，无一不映照着诗人生活上的落寞凄凉。“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登乐游原》）诗中伤感低沉的悲观格调可以说是诗人生活中落寞凄凉心情的真实写照。当然，可以说落寞成就了李商隐在诗坛上的成就，让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的创作当中去，但落寞失意也应该是诗人英年早逝的一个重要原因。46岁，正当壮年，却英年早逝，不能不说是诗人一生悲剧的延续所致！
三、悲剧原因探寻
1.社会和时代的原因
李商隐生活的时代是晚唐最内忧外患的时期，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相对盛唐的繁荣，对当时的当权者来说无疑也是一种悲剧！李商隐和杜甫一样，动荡黑暗的社会不但不能给他们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施展才能的大环境，反而使他们成为了政治争斗的牺牲品！
2.个人原因
性格决定命运。李商隐是一位才华出众的诗人，可他毕竟是一个文人，缺乏一个政客的敏锐和圆滑！在当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事下，无法理顺也左右不了自己处境的艰难，更无法看透那些正党争斗中的是是非非。当然，如果他能在当时的动荡环境里敏锐感受到自己的处境，也许晚唐就少了一位有才情的诗人。
记得曾有位哲人说过，得到过失去了其实也是一种悲剧！作为诗人李商隐来说，他的才华曾得到过诸多人的肯定，他的诗歌的成就在当时的诗坛也是有目共睹，然而半生的怀才不遇，曾经积极的人生态度遭受黑暗现实无情的冷遇，诗人凄凉的心境可想而知，悲剧一生，关乎社会，关乎个人性格，无论是诗人性格导致也好，是时世弄人也好，在后人为他人生慨叹唏嘘的同时，李商隐诗歌优美清丽的语言、朦胧真挚的诗情画意以及他作为诗人的光芒永远闪耀在中国的诗坛！
参考文献：
[1]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李商隐无题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李商隐；咏史诗；无题诗；性格互补
一.咏史诗――诗人心中无限的执着
在李商隐诗歌作品中，他的咏史诗可谓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永恒”，沉郁深婉，悲壮朦胧。在诗歌中，他通过“以古鉴今”和“借古讽今”的手法表达诗人自己的人生情感，流露出诗人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报国情怀。
1.“济苍生，安社稷”的壮志凌云
李商隐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的诗人，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文著，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学习中不可避免的接受了儒家“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积极用世。“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可见诗人对政治抱有极大的热忱，为了实现这种理想，他进科举、入仕途。在政治上，诗人向往的是儒家思想中的治世理念，即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模式，圣君模式、忠君爱国模式。在封建社会里，皇权高于一切，皇帝的贤明与昏庸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朝代的兴衰和存亡。“自叹离通籍，未尝忘叫阍”（《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安危须共主君忧”（《重有感》），并把“欲回天地”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并在自己的在诗歌中不予余力地以古代兴亡之事来谏言统治者，提出了“成由勤俭破由奢”（《咏史》）的道理，希望通过最高统治者的自救来挽救晚唐的颓败。可惜了一代文人的真知灼见，可惜了大唐王朝。
2.“忧黎元”的民本思想
孟子提倡“民贵君轻”告诫统治者要注意民心所向。李商隐的社会理想亦是如此，主要表现在“忧民”。李商隐的“忧民”寓于作品中，表现在民本思想里。民本思想是春秋以来社会的普遍思潮，它包含了以德为政和对民众的重视。我们从李商隐诗歌中所反映出来的由皇帝的荒淫无度带来的民不聊生和藩镇割据给人民带来的战争，可以看出诗人忧国忧民的传统士大夫形象。
二、无题诗――诗人心灵的无奈寄托
在晚唐社会现实面前，李商隐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他选择了用诗歌去释放自己的情感，用诗歌去抚慰内心的创伤，寄托自己的情思。在这种背景下无题诗就应运而生。通过无题诗我们才发现了诗人的另一方面：委婉含情、无奈的心境。这与咏史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为他由关注社会转向关注自身，由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当然对于社会和自身的关注以及兼济与独善的追求并没有断裂，仍和谐地统一在他的思想及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完美的人格倾向。
1.“楚雨含情皆有托”――政治寄托
冯浩认为，在李商隐的无题诗中“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言情少。”诗人是“显言不可而曲言之，庄语不可而漫语之。”这也正如李商隐自己所说“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献河东公和诗启》）确实，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有一部分带有政治寄托。这种寄托或隐或现，含蓄地隐藏在诗歌中。这是诗人在不得志时消极避世的感情流露。
2.大爱无疆的博爱精神
李商隐的社会理想复杂甚至矛盾，但其中有一点是清晰可见的。那就是在李商隐的咏史诗和无题诗中都无一例外的关心社会现实和注重对社会问题的思索，这是诗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和外化，故诗人也就有意无意中将自己的社会理想追求蕴藏于诗歌当中，表现出了鲜活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号召力。强烈的关注社会现实，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出了大公无私的博爱情怀，这也是李商隐咏史诗中社会理想的外延和深化，这也是对咏史诗中那种民本思想的补充和具体化。
三.互补人格形成的各种因素
通过上面分析李商隐的咏史诗和无题诗，我们知道李商隐在这两类诗歌体裁中都寄予了自己的理想追求，我们也发现在这两类诗歌中体现了诗人的双重性格：痴情的追求与痛彻的失落。诗人的双重性格在咏史诗与无题诗中形成互补关系具有自身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必然性。
1.互补生成的可能性
李商隐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树立了兼济天下的理想追求，为此他积极用世，考科举，入仕途，可是现实没有给他实现的机会。为此，李商隐后期一度接近佛道，向往那种神仙逍遥的生活，何况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曾到玉阳山学道，更容易使诗人在极度悲凉的时候，通过宗教无形的精神力量来安慰自己。可是李商隐并不是常人，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诗人，执着的追求必定使他无法达到佛道万事皆空的境界，反而会更将他的追求强化。这种儒道互补的人生模式造就心理上的矛盾冲突也为他的互补人格的提供了心理因素。
2.现实造就下的互补关系
李商隐无题诗范文第4篇
关键词：李商隐；爱情诗；意象；意象特征
古来情语爱迷离是晚唐诗人李商隐爱情诗最显著的特点。李商隐的爱情诗既刻画出两情缠绵缱绻、执着深沉、纯净悠远的意境，同时又由于社会的种种不幸以及个人浓重的身世之悲，爱情诗又打上了时代感伤的烙印。诗人往往不愿直接表达感受而闪烁其词，他善于把爱情生活中最难抒写的感情借用一系列的意象或隐比符号来表达，同时运用了大量的隐喻和比兴手法，隐约其义，忽断忽续，或彼或此，使人产生朦胧的审美感受，从而呈现出一种深刻的迷惘惆怅、刻骨寂寥悲剧色彩。这对后世的情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商隐爱情诗的意象
所谓“意象”，即内在之意诉诸外在之象，象者所以存意。换言之，象是意的载体和表现符号，意是象的内涵所指向的对象，“意象”一词的产生及其内涵的延进在中国由来已久。至唐，“意象”的审美内涵趋于相对稳定，意象之论进入诗、书、画等不同艺术门类。在李商隐的爱情诗中，他善于运用朦胧意象、动物意象、景物意象和典故意象来营造意境，以表现自己真挚深沉的爱情。
1.朦胧意象
诗贵朦胧，诗贵含蓄。李商隐的爱情诗十分注重创造一种怅惘迷离、冷隽含蓄的朦胧意象，诗意含而不现，蕴意深广，从而引发读者的无限联想和遐思，千回百转，回味不穷。这正是李商隐爱情诗之所以能深深吸引人的重要原因。李商隐运用象征等表现手法，将比喻与象征融合起来，塑造了很多朦胧意象。李商隐的诗歌，由于在内容上侧重表达人生体验与感受，在艺术上追求心象与物象的统一，所以借题抒怀，寄托身世，便成为他创作中一种自觉的追求。而且，他所要抒写的体验与感受，往往比较深细隐微。要借物象来表现心象，靠一般较为明显的比喻往往不足以充分有效地表达。因此，他常常需要运用一些朦胧意象来传达意境。
李商隐的爱情诗正是运用大量的朦胧意象来寄寓诗人的美好爱情。比兴、象征手法的广泛运用，使得诗歌内容的蕴涵和诗歌意象的暗示性大大增强，诗境的朦胧程度也大大增加了，阅读的难度也随之加大，同时也增强了诗歌的耐读性。
2.动物意象
在李商隐的爱情诗中，他还善于通过具体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思想感情，创造了很多生动的动物意象来表现诗歌的内容和蕴涵。
譬如《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生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两句说春蚕到死才停止抽丝，蜡炬燃尽方停流烛泪。句中的“春蚕”意象比喻对所爱者至死不渝的挚爱思念，以及终生不已的别离之恨。这里，烛泪难止，蚕丝不尽，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痴情苦意和对爱人无限的相思之情，春蚕吐丝结茧，昼夜不止，直到生命的休止。而燃烧的蜡烛，照亮了别人，燃烧了自己，用自己的烛泪化作了光明。“丝”字是“思”的谐音，象征着诗人的刻骨相思之情。“泪”字则生动贴切地写出了诗人黯然神伤的凄凉情境。因此，李商隐的爱情诗，即使读者不能理解其中深刻的含义，也会被诗中生动形象的动物意象所打动。
3.典故意象 李商隐的爱情诗运用了大量的典故意象，而且往往能用得恰到好处，有如神来之笔。凡经史子集、神话传说等，在他的诗中一经使用，便赋予新的内涵，大大丰富了诗作的思想内容，起到了深化主题的作用。广采神话传说入诗，惯于用典，长于用典，是李商隐诗歌非常突出的特点。神话的特征就是奇特的想象。正因为神话是虚构的且富有奇特的想象，再加上李商隐善于隐晦自己的感情，所以更增加了诗的迷离特色。如《重过圣女祠》:“萼绿华来无定所，杜兰香去未移时。玉郎会此通仙籍，忆向天阶问紫芝。”这里的“萼绿华”、“杜兰香”、“玉郎”均为传说中的神仙。作者用萼绿华下降人间，并无固定的住所；杜兰香升天而去，只是不久前的事，来反衬圣女长期沦谪不归的处境。追忆往昔玉郎助之登仙籍和天阶采芝的情景，与今相对比，更突出了此时的怅惘落寞之情。诗中三处用神话典故，表面上意在突出圣女的心境，实咏女冠的生活遭遇。因为神话本身就引人产生奇特的想象，所以从诗中的“沦谪迟归”，不难想象这寄寓了作者的人生感受。
李商隐爱情诗中使用的所有典故，都经过精心的选择，他用这些典故来点染他的哀愁、彷徨、伤感等感情，既丰富了诗歌的思想内涵，又深化了诗歌主题。
4.对后世诗歌发展的影响
李商隐凭他深厚的诗歌素养和高超的艺术造诣，写出了大量的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感情真挚、情调缠绵、风格独特的爱情诗。这些爱情诗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鉴赏价值和历史价值，是唐代诗歌中的奇葩，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珍品。李商隐爱情诗中脍炙人口的，为历代广为传诵的是那些寄托痕迹似有似无的作品。这些爱情诗有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基调凄婉，主题内涵多是抒写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中的离别与间阻、期待与失望、执著与缠绵、苦闷与悲愤。牵情寄恨，情真理至。李商隐这类诗悲剧色彩较浓，爱情虽间阻但不作绝望之辞，因此愈显凄美。
李商隐爱情诗的意象朦胧迷幻，这是李商隐爱情诗的主要艺术特点。自唐代以后，尤其是五代时期，李商隐的爱情诗对后世的情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④①
参考文献：
李商隐无题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冯舒；冯班；李商隐；西昆
作者简介：周小艳，女，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周杰，女，河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2-0141-06
冯舒，字巳苍，晚号癸巳老人，明末诸生。冯班，字定远，号钝吟、钝吟老人，自号“二痴”。兄弟二人为江苏常熟人，师从钱谦益，为“虞山诗派”的中坚人物，号称“二冯”或“海虞二冯”。
二冯诗学是在对明代思潮的反思中形成的。明七子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强调了形式风格的古典性，但将诗歌引至死拟古人的狭小境地，牺牲了情感的真实性；公安派、竟陵派强调情感的真实性，但脱离了诗歌经世致用的现实作用，亦牺牲了形式风格的古典性。钱谦益认为明七子和竟陵派“学古而赝”、“师心而妄”[1]（P758）的两种病症之根在于脱离了诗歌的本质特征，背离了儒家经典的轨道。所以，钱谦益将诗歌引入“诗言志”传统，从情感上贯通古今，从而将复古与言情融合。“夫诗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风识浪奔昏交凑之时世，于是乎朝庙亦诗，房中亦诗，吉人亦诗，棘人亦诗，燕好亦诗，穷苦亦诗，春哀亦诗，秋悲亦诗，吴咏亦诗，越吟亦诗，劳歌亦诗，相舂亦诗。”[1]（P758）诗歌是内心情感的真挚流露，只有发自内心之作才为诗，那种一味模仿古人、无病之作，既无益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与抒发，亦无益于社会。所以“有真好色，有真怨悱，而天下始有真诗”[1]（P758）。故而钱谦益评价诗歌以性情为先，只有真情之作才能称之为诗歌，然后才可以以诗歌之标准衡量之、品评之；否则，一切皆为无根之谈。
钱谦益以真情而非形式风格作为衡量诗歌的标准，从根本上抹杀了各种诗歌题材和诗歌风格之间的差异，从性情的差异性上肯定诗歌形式风格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各种风格特征和各个时代之诗歌的地位是平等的，不必强分初、盛、中、晚，亦不必强分唐、宋之优劣。这样就从根本上了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论，为中晚唐诗、宋诗争得了与盛唐诗同等之地位。
二冯继承钱谦益诗论，不遗余力地抨击七子派和公安派、竟陵派，认为“王、李、李、何之论诗，如贵胄子弟倚恃门阀，傲忽自大，时时不会人情；钟、谭如屠沽家儿，时有慧黠，异乎雅流”[2]。二冯又继承了钱谦益之性情论，从古今性情相通的角度融合复古与性灵。然二冯与钱谦益不同之处在于取法晚唐，以晚唐诗为基础，“建立了以象征性比兴为核心，崇尚细腻功夫与华丽文采的诗学，这种诗学对晚唐诗歌的审美价值作了正面的论述与肯定，确立了晚唐诗的地位”[3]（P148）。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晚唐热。关于此点冯班曾自言：“自束发受书，逮及壮岁，经业之暇，留心联绝。于时好事多绮纨子弟，会集之间，必有丝竹管弦，红妆夹坐，刻烛擘笺，尚于绮丽，以温、李为范式。”[2]
冯班感叹宋代“江西”以来诗文风雅之道的丧失，倡导晚唐诗风的复兴。于是，冯班从诗歌发展观上建立了其晚唐、“西昆”诗学的理论支点。从继承的角度讲，“诗妙在有比兴，有讽刺。离骚以美人喻君子，国风好色而不淫是也”[4]（P276）。而古今诗人继承讽刺比兴传统者，李商隐当属其一，“唐香艳诗必以义山为首，有妆里，意思远，中间藏得讽刺”[4]（P276）。李商隐诗继承了诗教的比兴传统，集萃了先秦汉魏、六朝、唐代诗歌之精华。从变革的角度讲，“‘昆体’壮丽，宋之沈、宋也。开国之文必须典重。徐、庾化为沈、宋，温、李化为杨、刘，去其倾仄，存其整赡，自然一团元气浑成。李、杜、欧、苏出而唐、宋渐衰矣，文章之变，可征气运”[4]（P55）。徐、庾艳体诗乃诗歌变革之先导，为盛世之音的前兆。而晚唐之温、李，犹若齐、梁之徐、庾，亦是诗歌变革之先行军，“西昆诗派”可比初唐四杰，为盛世之音的开创者，符合诗歌发展的规律。
继而，二冯从辨析体制的角度彻底摧毁了七子的汉魏盛唐拟古准则。首先，明确诗与文的分界，“南北朝人以有韵者为文，无韵者为笔，亦通谓之文。唐自中叶以后，多以诗与文对言。余按有韵无韵皆可曰文，缘情之作则曰诗”[2]。保证了诗体的纯粹性。其次，在诗体内部模糊诗、乐府、歌行的分界，指出诗无定体：“古诗皆乐也。文士为之辞曰诗，乐工协之于钟吕为乐。自后世文士或不闲音律，言志之文，乃有不可施于乐者，故诗与乐画境。文士所造乐府，如陈思王、陆士衡，于时谓之乖调。刘彦和以为无诏伶人，故事谢丝管。则是文人乐府，亦有不谐钟吕，直自为诗者矣。”[2]乐与诗一样，是生与民具，诗合于乐，则为乐之词也，而乐府所采之诗即为合乐之词，所以乐府与诗在合乐的角度并无太多区别，汉乐消亡前之诗即为乐府，乐府即为诗。“伶工所奏，乐也；诗人所造，诗也。诗乃乐之词耳，本无定体。”[5]唐人律诗，亦是乐府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诗与乐府之别。破除了乐府与诗之间的隔阂，又重新确立了诗与乐之间的关系，并通过解构乐府词与乐的关系，打断人对音乐的追念；同时将乐府写作方式汰存为赋古题和赋新题二种，示人坦易可行之途。
最后，二冯校定《玉台新咏》和评点《才调集》、《瀛奎律髓》，“从文本的校勘、辑佚、考订入手，由文本研究推广到诗史研究，通过诗史研究和选本评点来表达自己的诗歌观念”[6]。并以此教授后学。冯武《二冯评阅才调集凡例》曰：“两先生教后学，皆喜用此书，非谓此外者无可取也。盖从此而入，则蹈矩循规，择言择行，纵有纨绔气习，然不过失之乎文。若径从江西派入，则不免草野倨侮，失之乎野，往往生硬拙俗，诘屈槎牙，遗笑天下后世不可救。”[7]从“西昆”与“江西”对举的角度肯定并推广晚唐、“西昆”诗风。
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评价西昆体曰：“西昆集中的诗人大多师法李商隐诗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西昆集中诗体大多为近体，七律即占有十分之六，也体现出步趋李商隐、唐彦谦诗体的倾向。……西昆体诗人学商隐的艺术有得有失，其得益之处为对仗工稳，用事深密，文字华美，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都是晚唐五代诗风的延续。”[8]（P29）这段话亦可以用之于冯舒、冯班。冯舒、冯班不仅以文本批评的方式宣扬晚唐诗歌，推广诗歌理论，且他们诗歌创作中重视用典、追求比兴、文字华美等特点均与李商隐、西昆派一脉相承。可以说，冯舒、冯班的诗歌创作是李商隐和西昆诗风在清朝的回响，亦是晚唐五代诗风的延续。本文从题材和艺术表现力两方面论冯舒、冯班诗歌创作对李商隐诗风的继承。
就题材而言，咏物诗在冯班诗集中占据很大的比重，所咏之物多是自然界或日常生活中一些纤小的事物，常见的动物有“巧语斜飞百草芳，红闺日暖觉春长”1的燕子，“露洗风吹赤玉寒，当庭抝颈锦毛攒”的鸡，“翦翦身材绿作衣，帘前声唤为朝饥”的鹦鹉，“一从玄露下青冥，嘒嘒高枝镇不平”的蝉，“何年变化别青陵，栩栩随风力不胜”的蝴蝶等；常咏的植物有“今日不堪帘外树，一枝和粉弄残阳”的梅花，“攒红铺绿正芳菲，好似文君锦在机”的蔷薇，“风吹露湿一枝枝，带子埀阴是后期”的桃，“浓扫匀铺绿不休，最宜长路水悠悠”的草，“檀心一点余春在，莫似寻常看白花”的梨花，“何人扇上画，特遣不宜秋”的石榴，“桃花丰态海棠名，映石穿阶到处生”的秋海棠，等等；日常物品有“一尺清光势似钩，锷边名姓旧来雠”的小刀，“双双桂叶聚，愁态满香台”的愁眉，“龙脑熏多入缕香，轻云一叶照人凉”的美人手巾，“山骨何人琢，床头作六安”的枕，“萤尾衔光翻觉冷，蝇头欲堕莫频挑”的灯，等等。李商隐的咏物诗很少有那些具有巨大力量和崇高悲壮感的事物，亦多选用纤细微小之事物，如“徒劳恨费声”的寒蝉，“并应伤皎洁，频近雪中来”的蝴蝶，“皎洁终无倦，煎熬亦自求”的灯，“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的柳，等等。
且冯班咏物诗的意象多与义山咏物诗有所重合，如蝉、蝴蝶、燕子、鸳鸯、灯、镜、柳、梅、桃等。李商隐把个人的身世遭遇及悲剧心态与所咏之物紧密结合起来，托物寓怀，并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历程。诗人笔下的物象，如嫩笋、牡丹、秋蝉、锦瑟等，不但能够展示诗人在不同时期的心灵轨迹，而且在这些极具悲剧性的物象身上，凝聚着出身卑微的诗人在宦海生涯有的感情与心态。[9]故李商隐的咏物诗在意象色彩的选择上偏于萧索，如双双对对的鸳鸯，在李商隐的笔下为“云罗满眼泪潸然”，柳为“如何肯到清秋日”的弱柳，花为“芳心向春尽”的落花，萧条之气贯穿笔端，映射出李商隐的不幸遭遇和凄凉身世之感。冯班笔下的物象，梅花亦是“正到暄春恨过时”的晚梅，树亦是“萧条似海槎”的枯树，灯亦是“轻煤拂落残书卷”的寒灯，蝴蝶亦是“栩栩随风力不胜”的弱蝶，衰落之意亦见诸笔端。冯班的咏物诗走的亦是咏物托怀的路数，悲鸣无告的寒蝉、难耐风雨的弱蝶、饱受摧残的衰花，都是诗人沉沦世俗、伤友思国心情的凝结。
李商隐与冯班同生于乱世，同沉沦于宦海，故冯班的诗歌尤其是咏物诗和咏史诗与李商隐具有跨时代的心灵契合，或者说冯班在生于晚唐的李商隐身上寄寓了生于明清易代的自己的某些寄托。故冯班诗歌的题材以及情感基调都是延续李商隐而来。比如，冯班还创作了一类无题诗和戏题诗，显然也是受李商隐无题诗的影响。此外，冯班的咏史诗如《古城台》、《夫差庙》、《故陵》等，也能找到李商隐咏史诗的痕迹。
就艺术表现力而言，冯氏兄弟努力学商隐，注重比兴手法的运用和典故的使用，追求辞藻的华美流丽，追求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
首先，李商隐精于用典，常将古人的言论或事迹提炼出来，蕴含在诗歌的人物、事件和背景当中。由于很多典故已经被不同的诗歌内容和意境反复使用，所以典故本身的最初意义慢慢积淀两层乃至多层的意蕴和内涵。“恰如其分地用典往往能在非常有限的篇幅里表现丰富而复杂的内容，扩大诗歌的内涵，使本来难以明言的情意得以顺畅地表达，通过古今的对比，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9]（P63）如著名的《锦瑟》：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中间两联连用了四个典故：“庄生晓梦迷蝴蝶”化用《庄子·齐物论》庄周梦蝴蝶的故事；“望帝春心托杜鹃”化用蜀王望帝死后魂化为杜鹃，每到暮春啼血不止的故事；“沧海月明珠有泪”化用《博物志》海中鲛人泣泪成珠的故事；“蓝田日暖玉生烟”化用司空图“诗家美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10]（P1581）首句的“无端”又与尾句的“惘然”之情相互照应，中间两联沧海、月、明珠、泪、蓝田、日、玉、烟等众多意象的反复叠加，又以四个典故连环围绕虚幻悲苦的惘然之情反复诉说，构筑出全诗迷离虚幻的艺术境界。而冯班亦是用典的高手，如《和钱牧斋宗伯茸城诗次韵四首》其一：
熏风长日正悠悠，兰室新成待莫愁。一尺腰犹红锦襻，万丝鬟更玉搔头。已障画扇登油壁，好放偏辕促玳牛。争似秣陵桃叶渡，风波迎接隔江舟。
据姚弼《钝吟集笺注》（稿本）所指，诗中共用了十五个典故。熏风长日：长日助威棱之气，熏风同长育之恩；兰室：梁武帝《河中之水歌》“卢家兰室桂为梁”；莫愁：《初学记·释智匠古今乐录》石城西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谣；一尺腰：庾信《昭君词》“围腰无一尺”、温庭筠《张静婉采莲歌》“宝月飘烟一尺腰”；锦襻：《贾谊传注》中师古曰“偏诸若今之织成以为腰襻”；万金鬟：辛延年《羽林郎》，“一鬟五百万，两鬟千万余”；玉搔头：《西京杂记》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搔头；画扇：王献之《团扇歌》“七宝装画扇”；油壁：《苏小小歌》“妾乘油壁车”，《北史·恩伟传》油壁者，加青油衣于车壁也；偏辕：《世说·汰侈》王恺与石崇竞相夸衒，有不及崇处，乃密货崇帐下都督及驭车人问牛所以驶。驭人曰，牛本不迟，由将车人不及制之耳，急时听偏辕则驶矣。玳牛：《艺文类聚》梁吴均赠周兴嗣诗“朱轮玳瑁牛”；秣陵：《吴志》张纮谓孙権曰“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桃叶渡：杨氏六帖补桃叶渡在秦淮口；风波：《桃叶答歌》“桃叶复桃叶，渡江不待橹。风波了无常，没命江南渡”；迎接：王献之《桃叶歌》“桃叶复桃叶，渡江不用檝。但渡无所苦，我自来迎接”。几乎无一字无来历。且用字精妙，仅用正、新成、待、犹、更、障、登、放、促、迎接几个字贯穿熏风、长日、兰室、莫愁、腰、锦襻、万丝鬟、玉搔头、画扇、油壁、偏辕、玳牛、秣陵、桃叶、风波、江舟众多的意象。“犹”、“更”两个虚词的使用尤为生妙。
其次，李商隐的诗歌，结构回环曲折，跌宕起伏，或两路夹写、或明暗对比、或回环照应，常常出人意料。如上文所引的《锦瑟》一诗，颈联一句中既用两事，而每句内又各含两意：一意，沧海月明而珠偏有泪，蓝田日暖而玉已生烟，下三字与上四字似作反照；一意，唯沧海月明故明珠有泪，唯蓝田日暖故暖玉生烟。两意都解释得通，然两意截然相反。冯班的诗歌亦得义山诗的妙造，如《风人体二首》：
拟绣田田叶，寻丝底为荷。城头无雀网，自是欠楼罗。
半夜寻遗风，谁知暗里环。夹河飞白鸟，争奈两边鹇。
第一首两联之间绣与丝、叶与荷、城与楼、网与罗之间来回照应，结构回环往复。第二首，每联之间夜与暗、白与鹇两相照应，结构巧妙。王应奎评这两首诗的结构云：“尚有丝绣双关，不独荷叶而已；尚有城楼双关，不独网罗而已；尚有暗夜双关，不独佩环而已；又有夹河双关，不独白鹇而已。”[2]冯班巧用双关句法，妙作艳体，让人耳目一新。再看冯舒的《丙戌岁朝二首》其二：
喔喔荒鸡到枕边，魂清无梦未安眠。起看历本惊新号，忽睹衣冠换昨年。华岳空闻山鬼信，缇群谁上蹇人天。年来天意浑难会，剩有残生只惘然。1
首联写现实，无梦、无眠；颔联写梦幻，“惊新号”、“换昨年”；颈联以典故贯穿历史；尾联回到现实，抒发感慨。首先，首联与颔联之间形成真与幻的对比，突出诗人思念故国之心为切；其次，颈联与尾联之间为历史与现实的回环，点明无力回天之感慨；最后，首以现实开始，尾以现实作结，然情思却大有不同，陡然递进，方见转折。冯舒此诗的结构在真与幻、历史与现实的交织中，围绕着人生的变换、历史的兴亡来回跳越，既翻出新意，又不离本旨。
最后，李商隐的诗歌往往具有很深沉的人生主题，并将其融入到身边平常而细小的事物之中，再配以绚丽的辞藻和回环曲折的结构，形成一种细小而伟大的巨大魔力，而这一切既来源于诗人的敏锐感知、对语言的把捉能力及对结构的运筹帷幄，又在于诗人以丽与伤形成的强烈对比。感伤的主题以感伤的词语出之，平常易见，然感伤的心绪以明快妖艳的词语出之，效果加倍。历代学李商隐者多着意于他的精美辞藻和独特娴熟的行文技巧，往往忽视他忧国忧时和自慨身世的两大人生主题与形式技巧之间的联系。而在冯班的诗作中屡屡见到这种情思。平常易见的事物经过融入诗人感时伤世的深刻主题内容的熔铸，就变得不平凡起来。以事、景与人物心情的强烈对比，突出强化感伤的主题色彩，再以艳丽的辞藻和回环的结构出之，不失直露，而达到隐晦蕴藉的艺术效果。如李商隐《杜司勋》云：“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惟有杜司勋。”以伤春来伤时、伤别、伤人。“高楼风雨”象征着混乱的政局，“短翼差池”象征壮志未遂，而第三句引杜牧之诗句点明题旨，第四句以感叹杜牧之才华感叹自身，“惟有”二字，感慨颇深，诗坛寂寞，知音稀少，而又沉沦下僚，均可见于言外。冯班作《春分日有寄》云：
池塘狼藉草纷纷，日带嫣红露有文。刻意伤春春又半，可知愁煞杜司勋。
不仅化用义山的诗句，亦用义山诗的诗意，表达忧国忧时的主题。全诗看似在漫不经心之间信笔书来，描绘一幅美丽的春分景象。然首句中狼藉的池塘和纷纷的乱草却不是春天应有的景象，而是以此不协调的景象象征着时局的动荡。“春又半”、“愁煞”既巧妙化用李商隐的诗句，又不为泥滞，并带出感伤的主题色彩。再看冯班的《林桂伯墓下》：
马鬣悠悠宿草新，贤人闻道作明神。昭君恨气苌弘血，带露和烟又一春。
首句写景，言说春去春回，岁月常新；次句写事，英雄虽已离别，但化为神明常守左右，其精神和魅力永存；三、四两句用典感怀，连用王昭君被迫远嫁异族和苌弘被谤死后一腔精血化为碧玉的两个典故，既表达了对抗清英雄瞿式耜的崇敬与怀念，也表达了诗人如昭君思念故国之心和如苌弘般对故国忠贞不渝之心。诗人的情思在写景、写事、用典中穿梭，结构回环往复，相互照应，包罗时间与空间的巨大跨度，以宿草、明神预示时间、空间以及心志的永恒，意味曲致绵长。然而从字面上看，只是淡淡写来，好像漫不经心，哪怕是写忧国忧时的巨大人生主题，亦选用马、草、露、烟等寻常意象，笔触极其空灵。
冯舒、冯班的诗歌就题材、艺术技巧和含蓄蕴藉等方面都对李商隐的诗作进行了学习与借鉴，而不像朱庭珍借纪昀之言所讥：“但取其浮艳尖刻之词为宗，实不知其比兴深微，用意曲折，运笔生动沉着，别有安身立命之处。”[11]（《筱园诗话》卷一）米彦青在谈冯班对李商隐的接受时说：“在冯班的诗中，对于用词的雕琢使诗歌有涵量，有深度，故而能以最少的字眼来换取最大的表现力。只是与义山诗相比，尽管文辞、声律上修整得十分工致，气度的安详与意象的浑融则稍有不及。”[12]然而冯班诗作中又有很多诗引人称道，“就在于诗人能够贴近历史来发挥想象，创造出了一种形象生动的史境。诗人把比兴、写景、用典自然地熔裁诗中，虽然表达的是具有政治色彩的美刺主题，但却能够写得蕴藉含蓄，辞采华美，绮艳整丽，充分体现了温李范式和绮丽风采”[12]。所言极是。
由于个人才力的限制，冯班 “所作虽于义山具体，而堂宇未闳，每伤纤仄”[13]（卷十五）。故钱良择曾曰：“钝吟诗，是以魏晋风骨，运李唐才调者。正如血皴汉玉，宝光溢露，非复近代器皿，然却是小小杯荦之属，而非天球重器也。……独精于艳体及咏物，无论长篇大什，非力所能办。凡一题数首，及寻常唱酬投赠之作，虽极工稳，皆无过人处。盖其惨淡经营，工良辛苦，固已极锤炼之能事。而力有所止，不能稍溢于尺步之外。殆限于天也。”然他又肯定了冯班学李商隐之精妙，曰：“定远诗谨严典丽，律细旨深，求之晚唐中亦不可多得。……视李而逊一筹，视温则殆有过之无不及也。……近人诗都易入眼，钝吟诗却不易入眼；近人诗都不耐看，钝吟诗却耐看。总之工夫深耳。”[2]既指出了冯班诗歌的不足，又极大地肯定了他学李商隐的成就。钱良择所言虽不为错，然应分而言之，冯班的诗歌当分为早期和晚期。其早期诗歌多无太多的人生感慨和时代主题，较多宴饮游玩之作，或可称为戏笔，难免“纤仄”。然诗人在这些诗作中锻炼了对于语言、字句、结构等的把捉能力，可以说冯班早期的诗歌创作是诗人对“西昆派”乃至李商隐诗歌技巧学习和熟练的过程。后来，诗人经历了科举失利的巨大打击，又经历战争的洗礼和亡国的巨大悲恸，对人生和社会制度以及时代兴亡的感触更加深刻。诗歌的主题内涵亦发生变化，开始慨叹自身的怀才不遇和忧国忧时。而在这两个主题的选择上与李商隐又近了一步。如果说冯班的早期诗歌主要是学商隐诗的诗歌技巧，与“西昆派”更加接近，而在冯班诗歌创作的后期，他的心境与李商隐更加接近了。所以在冯班的诗歌中既有对字词的锤炼、声律的修整、典故的繁用、结构的巧妙布置，又有很深沉的人生感慨，并能将这种人生感慨和诗歌技巧巧妙融合，以创造一种含蓄蕴藉的艺术情思，达到与李商隐诗歌契合的审美状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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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庆甲. 瀛奎律髓汇评[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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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9] 许琰. 《西昆酬唱集》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10] 刘学锴，余恕诚. 李商隐诗歌集解[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11] 郭绍虞编选，富寿荪校点.清诗话续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