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差十万人家(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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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分类:文学
摘要

一、大明碑概况 大明碑为淡红色砂砾石质,高1.2米,宽0.8米,厚0.2米,圆额,正中双线勾勒“大明”二字,故名。正文楷体阴文,计7行,满行25字,计132字,字2厘米见方,局部漫漶不清,周饰卷云纹。通高1.73米,碑身高1.28米,宽0.57米,厚0.18米。碑座为覆…

大明碑为淡红色砂砾石质,高1.2米,宽0.8米,厚0.2米,圆额,正中双线勾勒“大明”二字,故名。正文楷体阴文,计7行,满行25字,计132字,字2厘米见方,局部漫漶不清,周饰卷云纹。通高1.73米,碑身高1.28米,宽0.57米,厚0.18米。碑座为覆斗形,高0.44米。正面上宽0.73米,下宽0.84米,浮雕火珠纹,侧面上宽0.4米,下宽0.78米,浮雕莲花纹。现摘录正面碑文如下:

钦差巡抚甘肃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徐批允又同\钦差巡抚甘肃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会\钦差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理粮饷\题过新边扒沙土门二处新务戍军凡军民新开田亩永不起科

万历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钦差督理粮储屯田水利陕西布政使分守西宁张蒲\南京湖广道监察御史立石

背面文字大多漫漶不清。残存文字记录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平羌将军达云率军收复松山后,筑打土门城、开荒给地、引水灌溉等事宜。由土门守备立石。

二、大明碑树立缘起

青海一带,长期以来主要由藏族部落驻牧,只有零星蒙古部落。嘉靖三十九年至万历十年间,蒙古俺答袭据青海,留其子丙兔居青海,宾兔居松山,与河套蒙古连成一线。“时为陕西患者,有三大寇,一河套,一青海,一松山。”?q?自此,河西一线,被蒙古部落南北夹击,边患频起,凉庄不宁。俺答归顺后,出现过短暂和平。万历十年(1582)俺答去世后,蒙古各部落互相为战,烽火复起,战事不断。三边总督李汶和甘肃巡抚田乐决计改变被动现状,制定了先攻青海、再收松山、后筑新边以断绝松山通道的战略部署。万历二十三年(1595),从五月到十月,先后主动进攻青海甘山、南川、西川等地,取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青海蒙古势力。大小松山是河套进入青海的重要通道,“盖松山左拥兰靖,右护凉古,前逼庄浪,两河则腹心,甘镇则咽喉。”万历二十六年(1598)三月、七月、九月,甘肃巡抚田乐、凉州总兵达云率两河五道官军,分三次出击,击败占据松山的宾兔、阿赤兔等部落,彻底收复了大小松山。松山蒙古部落退至贺兰山一带。兰州以北,西至凉庄边墙,东至黄河,北至腾格里沙漠南缘的松山地区,全部被明军收复,凉庄与靖虏相连,河西通道畅通。战役结束后,田乐上奏修筑“新边”,得到批准。万历二十七年修筑新边370里。万历二十八年二月,朝廷派李汶、田乐等官员,到扒沙、土门等地阅视新边沿线军务、屯戍等事务,在土门堡树立了大明碑。

三、大明碑校补

“钦差巡抚甘肃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徐”:即时任甘肃巡抚徐三畏。字子敬,号理斋,直隶任丘人,万历五年(1577)进士。万历二十六年七月,升右佥都御史、甘肃巡抚。但这年的松山战役有关碑文、奏议、叙功人员中都未提及。说明或任命后实未到任,或记载有误,其任职或在万历二十七年田乐离任后。万历三十三年(1605),加兵部尚书衔,次年接替李汶任陕西三边总督。

“钦差巡抚甘肃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徐三畏之前,田乐任甘肃巡抚。田乐,号东洲,直隶任丘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二十年(1592)升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甘肃。万历二十三年,击退青海蒙古,加兵部左侍郎衔。万历二十四年(1596)升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衔。万历二十六年六月,以恢复松山功,加兵部尚书衔,九月加太子太保,树碑纪功。万历二十七年四月,加太子太傅。

田乐离任时间,当在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壬寅至甲辰间。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甘肃巡抚田乐以病辞本兵任,未允。万历二十七年正月庚寅,兵部还在覆奏甘肃巡抚田乐松山善后事宜疏。壬寅,兵部覆奏科臣张辅之奏言时还称为甘肃巡抚田乐。到了甲辰,称呼变为原任甘肃巡抚田乐。二月辛酉,也称为原任甘肃巡抚。上述称呼的变化,说明了田乐离任甘肃、实任兵部尚书的时间。也说明徐三畏任职甘肃在万历二十七年田乐离任后。与这年三月徐三畏开始为安排甘肃降夷上奏的记载是一致的。同时,田乐熟悉甘肃事务,任职兵部,也是阅视大臣的合理人选。

明代在边督抚多加兵部尚书衔。田乐在万历二十六年亲自率军荡平松山蒙古部落,六月,加兵部尚书衔。九月,再次击退松山蒙古部落后,在扒沙住七昼夜筹划边垣,上疏修筑新边。说明田乐既是松山疆域的收复者,又是修筑新边的策划者。为记其在甘肃功勋,故碑文中沿用原任职衔。但从上下文意分析,碑文中的“同”,是类同之意,与同进士出身的“同”是一个含义。“ 会”用于多部门官员共同参与的活动。说明朝廷专命田乐以巡抚甘肃、赞理军务的身份和地方督抚、御史进行阅视,时任职务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尚书。故碑中缺文为“兵部尚书田”。万历二十八年二月,正在阅视土门、扒沙期间,田乐上奏议叙十一年李汶、霍鹏斩获功。自己时为抚臣,自乞免叙。后来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田乐又奏其七镇阅视之功。说明参加了这次阅视活动,是以兵部尚书身份参与的。

“钦差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理粮饷”:即时任三边总督李汶,李汶字宗齐,别号次H,直隶任丘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万历二十二年(1594),升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万历二十三年,组织田乐、达云击退青海蒙古部落。万历二十六年十二月,以恢复松山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万历二十七年,组织修筑“新边”和沿边城堡。二月乞罢,职务为总督三边太子太傅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因筑新边等功,加少保。后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月,叙扫除松山、创筑新边功,加少傅。万历三十四年(1606)离任。故碑中缺文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少保李”。

“钦差督理粮储屯田水利陕西布政使分守西宁张蒲”:张蒲,河南偃师人,癸酉举人,万历二十四年任陕西右参议,驻凉州。万历二十六年,参加松山战役。《定松山碑》记载其职衔为“凉州粮储分守右参议”。万历二十九年三月升右参政。万历三十二年十二月,以阅视去任。明以布政使司所属参政、参议分别领守各道。故碑文缺文为“分守西宁、凉州参议。”

“南京湖广道监察御史”:南京都察院下设湖广道监察御史,监察两湖,并临时受命监察外地。协管右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等军,及江淮八卫、华阳五府、荆襄楚三府长史司等。明以御史临时委派巡按地方。本次阅视活动,始于万历二十七年十一月,朝廷派御史杨宏科、姚思仁、于永清、徐元正、赵文炳、李思孝、毕三才、吴楷八人阅视各边。其中,吴楷巡按陕西,但吴楷未任过湖广道监察御史。而湖广道监察御史毕三才在之前巡按陕西,这次有可能也一同阅视。这个湖广道监察御史当是毕三才。

扒沙,即今古浪县大靖镇,蒙语,意为天市,明属小松山范围。万历二十六年被明军收复。万历二十七年,明朝在修建新边时,展筑扒沙城。在万历二十八年的阅视后,为纪收复松山功,取大治、稳定之意,更名为大靖,沿用至今。

大明碑反映了明朝的阅视制度。明代阅视官员一般是给事、御史等官,阅视事务是职权内事务。兵部职方司“以时修浚其城池而阅视之”,逐步形成了阅视八事:积钱谷、修险隘、练兵马、整器械、开屯田、理盐法、收塞马、散叛党。阅视时间上,结合吏部三年、六年、九年考核,一般是三年一阅。万历十八年七月,万历说“三年阅视是常差,如今要特差”,增加了特殊情况的阅视。这次阅视人员有兵部、御史以及地方督抚等官员,反映了多部门会同地方共同阅视的史实。

四、新边屯田概况

屯田是明朝解决戍军粮草、稳定边防的一种有效方式。新边内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宜于开荒种田。沿线各营堡驻扎军队后,为了稳定军心,解决粮草,鼓励戍军开垦荒田。采取分屯置戍的方式,屯田和戍守相结合,划分区域屯田,并进行戍守,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新边双墩以西各营堡,驻扎士兵2420名,粮草转运烦杂,需要给予鼓励,大兴屯田。大明碑背面记录,万历二十七年三月,修筑土门城后,对驻扎军队给地耕种,“守备给地六十五亩,中军给地,百守所名分地三十五亩……使古浪二坝河水浇灌。”在万历二十八年的这次阅视中,颁布了新开荒田永不交纳粮草的命令,并树碑宣示。甘肃巡抚徐三畏曾请求对归顺部落给予房屋、月粮、地亩、耕牛、籽种等,得到批准。这些部落也成为民屯的一支力量。大明碑就是修筑土门城,鼓励新边土门、扒沙一带军民屯田,免征粮草的证据。此后,在万历三十四年,徐三畏上疏,凉、永沿边一带,地广民多,每遇虏患,趋避为难。申请在黄羊川(今黄羊河)、湖边(今土门镇胡家边)等地筑团庄以便收敛。《秦边纪略》记土门堡地平水顺,麦豆、青稞、黄米为古浪属堡之最。新边屯田活动一直持续到崇祯年间。崇祯十三年《参戎王公碑记》,记录大靖参将王孟颜“开垦酸茨沟荒地,增粮百石,以资课税”的屯田史实。

五、结语

大明碑记录了明朝在万历二十八年二月派三边总督、甘肃巡抚等要员巡视新边的历史。从侧面反映了明朝获胜松山、开疆拓土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反映了明朝屯田和阅视制度。是现存研究松山战役和新边的珍贵实物资料,对研究明朝军事、屯田、阅视、书法等具有重要价值。

[注 释]

张廷玉:《明史・西域传二》。

梁云龙:《荡空松山碑》。

参差十万人家范文第2篇

明清地方官学的生员,都有固定的额数,早在洪武二年(1369)就规定:府学40人,州学30人,县学20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实际上各地不断“扩招”,远远突破了规定的员额,而这种“扩招”也为国家所认可,但学生因此分成了三六九等。只有一部分生员,能够享受国家提供的廪膳,也就是免费享受官方提供的伙食,这部分生员,称之为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在员额之外增加的名额,称之为增广生员,简称增生。再后来,在增广生员又额外增取,取附在诸生之末的意思,称附学生员,简称附生。廪生、增生、附生统称诸生,俗称秀才。

无论是要成为廪生,还是增生和附生,都要经历漫长而繁难的考试之路,甚至要付出一辈子的心力。没有被录取到府、州、县学学习的士子,无论年龄大小,从少年壮艾到白头老翁,一律称为童生。由于这些读书人主要学习儒家经典,也称“儒童”。在齐如山先生看来,并不是所有的读书人都是童生,只有那些报名参加童生试的人才是。“因为既经报考,则县中及学中之档案上,便都有了名字,总是在国家衙门中报过名的人了。倘未经报考过,则国家的机构中没有姓名,便只是平民而已。”(《中国的科名》)

要进入各级官学,获得生员的资格,具有秀才的名分,需要通过县试、府试和院试三级考试。这三级考试,是童生为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统称“童生试”,也称“童试”,俗称“小考”。

县试是童生试第一个阶段的考试,由各县或州的长官主持。应试的童生,需要向本县或州的礼房报名,填写姓名、年龄、籍贯及三代履历,并需要有一同考试的五人相互作保,还要取得本县认保廪生的作保,保证没有冒籍、匿丧、顶替、假造姓名等项,而且身家清白、不是倡优皂隶的子孙,才可以参加考试。考试有五场,其中第一场最重要,所以称之为正场。考试内容包括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每考试一场,都要淘汰一部分人。县试录取的名额,曾规定为最后录取即入学名额的三倍,康熙三十九年(1700)之后,不作限制。县试合格的,才可以参加第二阶段的府试。

府试由各府或直隶州、厅的长官主持,经过县试考试合格的童生都可以参加。但府考不是一府的统一考试,往往是三、四个县合在一起考试。考试题目不能完全一样,但也不能差别太大,以免或难或易,相差悬殊。考试一般有五场,分别是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等。与县试一样,府试录取的名额,一度规定为最后录取名额的两倍,康熙三十九年之后,也不作限制。府试合格的,才可以参加第三阶段的院试。

在童生试的三级考试中,以院试最为郑重。院试也称院考,由各省的学政主持。因为学政是皇帝钦派各省主持考试的,官衔是钦命提督某省学政,所以也称学差;因为学政又别称提督学院,简称学院,所以由学政主持的这一级考试称为院试。报名手续与县试、府试相同,乾隆五十七年(1792),为了防止认保廪生作弊,又增加了派保廪生一项,也就是除了自己找一位廪生作保之外,有关部门还要派一位廪生作保。院试不在省城举行,而是齐集考生到各府应考。正场考四书文两篇,五言六韵试帖诗一首,初选取中的,还需要复试一场,但一般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县试、府试和院试都中了第一名,那就是“小三元”。

虽然经过艰难的考试,获得了生员的资格、秀才的名分,但实际上,由于廪生、增生、附生都有一定的名额,“新来的”只能为附学生员。只有当本府州县学的廪生或增生,或者因为年深出贡,或者因为考取了拔贡或优贡(也就是取得到京师国子监读书的资格),或者乡试中举或中副榜,或者因为捐贡、丁忧、病故而出缺,新进学的生员,在岁、科两次考试中名次居于一等前列的,才有可能依次递补增生和廪生的空额。这里除了要有等待的耐心,还要有坚忍的努力。

本来,府、州、县学的生员,和国子监的监生一样,是要在学肄业的,并有月课和季考。明朝初年规定,府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授各一人,下设训导,府4人、州3人、县2人。这些教官,每月都有功课,生员则要到学听教官讲书。但清朝中后期以后,各级教官往往选派年齿衰迈、迂缓无能、才具平庸的人充当,或者是一些闯茸驽弱的卸职官员,他们因循怠惰,苟且塞责。教官既无心教,生员也无心学,甚至根本不到学校,月课和季考成为摆设。结果,生员在学期间最重要的活动,是学政主持的岁试和科试。

明清两代提学官在任三年期间,按规定要对所辖区的生员考试两次,第一次是岁试或岁考,轮流在所辖府州举行,考试内容一般是四书文、经义及论、策等。岁试以黜陟生员,考试分为六等,一等前列者,视廪生有缺,依次补充,其次补增广生。一二等给赏,三等如常,四等挞责;五等降等;六等黜革。实际上,考试最终列下等的很少,尤其是清中期以后,大都列前三等。

第二次是科试或科考,科试是确定参加乡试资格的考试。考试结果也分为六等,按次增补廪生和增生,以及名次居前给赏的规定,与岁试的规定相同。此外,一、二等可以参加乡试,三等不能赴乡试,四等以下挞责、降等和黜革。乾隆二十三年(1758)规定,除了一、二等之外,大省的三等前十名、小省的三等前五名,也有资格参加本省乡试。

进学成为生员、得了秀才的名号之后,除了少数希图在科举的征途上走得更远而会继续用功之外,很多人已经是心满意足,即此止步,不再翻动书本,更少开笔作文。三年两次的考试,也就成为这些人最痛苦的事情。所以,每当听到岁试或科试的通知,这些人便临时抱佛脚,拿起书本赶忙用几天功。“书生本是秀才名,十个经书九个生,一纸考文传到学,满城尽是子曰声。”说的正是这一现象。 然而,秀才不只是有要参加考试的义务,更享有多种经济和社会权利。顺治九年(1652)在各个学校所立的卧碑说得很清楚:“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皇朝文献通考》卷六十九)部分享受廪膳的生员,明朝初年“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后来又规定每天米一升,鱼肉盐醋,都由官府供给,再后来增加到“廪馔月米一石”。一些贫穷的生员,还可以从本学学田的租赋中,获得所谓“膏火之费”的资助。

对于生员来说,最有价值的是优免各种“杂泛之差”,即各种官役和差徭。为了使得生员得以专心肄业,明清两朝都明文规定:“至于一切杂色差徭,则绅衿例应优免”“嗣后举贡生员等,着概免杂差”(《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一应杂色差徭,均例应优免”,优免不仅限于生员本人,而且惠及家人。明代有“除本身外,户内优免二丁差役,有司务要遵行,不许故违”(《礼部志稿》卷二十四)的规定,清朝则有“凡生员之家,一应大小差徭,概行永免”的做法。

明朝张居正改革,实行一条鞭法,将计税基础由按人丁、按地亩的两税法,统一为按地亩折算缴纳,将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改实物、劳役的征收方式为合并征收银两。雍正朝实行“摊丁入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一举取消了人头税。在国家的赋税、徭役统一以田亩为征收对象,又由于生员有各种优待,所以许多人家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将自己的田地“诡寄”在生员的名下,以逃避赋税和各种“杂泛之差”,这就造成了“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五万,则民以五万而当十万之差矣;一县之地有十万顷,而生员之地九万,则民以―万而当十万之差矣”,极大地加重了百姓的负担。顾炎武因此认为,生员对于自己的乡亲,“无秋毫之益,而有丘山之累”,并有“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也”的说法。

参差十万人家范文第3篇

最近,与几个经营画廊的朋友聊天,问:“是否有兴趣经营中国当代摄影作品?”不少朋友持这样的态度——油画为上,中国书画次之,装置艺术等用来装点门面,以表示不落伍。至于摄影作品,“由于它在公众印象中的可复制性,以及其本身大多为写实作品,与现实主义油画在表现手法上重合,引不起藏家兴趣”。

事实上,除了郎静山等早期摄影家的作品,作为艺术价值和文物价值兼顾的物件,引起拍卖行的关注之外,当代摄影作品的市场,一直偏弱。虽有2006年纽约苏富比王庆松《跟我学》以318400美元成交的历史纪录,可其他作品的拍卖行情,就乏善可陈,最高不过百万港币。事实上,《跟我学》在2011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时,以20万到60万港币的起拍价再次入市,最终流拍。即使是市场上比较多见的郎静山作品,其成交价格也不高。比如香港苏富比2012春拍的郎静山《锦盒》,共5幅作品,总成交价437500港币。可谓名气大于价格。

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当代艺术摄影作品能拍出300万美元的高价。比如辛迪·雪曼(Cindy Sherman)的《无题第96号》,在2011年5月纽约佳士得拍卖会上,拍得389.05万美元,比王庆松作品高十余倍。

10倍,就是中国当代顶尖摄影艺术作品与国际最高价的价差。而其艺术价值本身,当无这么大的差距。无论从哪个方面比较——画幅、拍摄制作手段、表现手法、制作技法、艺术特色等,中国当代艺术摄影和国外相比,其差异性都不如中国书画与西洋油画大。从价差十倍而艺术上绝无十倍之差,可见——中国当代艺术摄影,是有投资空间的。

在中国艺术摄影市场波澜不惊之时,仍有人在不间断地摸索创新。比如光路社。3年来,上海的光路创意摄影社举办了“此处山与水”抽象摄影展、“辰山问春”创意摄影展,应邀参加上海第十届国际摄影艺术展览、中国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创作上呈现丰收之态。在最近于上海莫干山路50号爱普生影艺坊举办的《非常摄影》光路社作品展上,能看到风格多样,表现手法丰富的不同类型摄影作品。而艺术家、策展人、观众也畅谈了对中国当代艺术摄影市场的看法。这个市场的价值何在,对于未来的藏家、有兴趣者来说,确实值得探究。

中外摄影市场差距20年

在中国工艺美术学会设计分会摄影研究中心副主任周祖尧看来,中外摄影市场的差距是20年。当然,此20年之谓,不仅是从艺术摄影拍卖价格上考量出来的。周祖尧说:“欧美的艺术摄影,早已为千家万户所欣赏,而中国老百姓对艺术摄影的理解,还处在‘照片能印一千张一万张,不具有收藏价值’的阶段。”

在展出开幕当天,对观众做的小调查中,可以了解到,大多数观众对何为艺术摄影,何为纪实摄影,并不明晰。大多数观众认为,一幅摄影作品的成功,在于按下快门的那一刻。这与法国摄影大师布勒松的理论,倒是“不谋而合”。可抓拍大师布勒松的理论,大多数时候指的是新闻纪实类摄影,而非全部摄影门类。固然每一幅摄影作品,都是通过镜头与快门相结合产生,可不同的摄影门类,不仅使用的摄影器材不同,对快门的掌握,也不尽相同,在风光类、构成类摄影中,往往需要使用慢门,曝光时间非常长,这时候,就不能说是决定性的瞬间了。称之为“决定性的一刻钟”‘“决定性的一小时”,可也。

在上海市艺术摄影协会副会长,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光路创意摄影社社长管一明看来,国内能静下心来搞创作的摄影艺术家,还不够多,难以产生更多的有艺术价值的作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摄影家协会前副主席、上海哈苏沙龙会长杨信生更是直指国内不少作品,在洗印加工和制作上,与国外艺术家存在差距。杨信生说:“这样的差距,也许都是在细节上,但确实影响作品的艺术含金量。细节决定成败。就像两块玉,产地、成色,各方面都差不多,可一块有瑕疵,哪怕很小的一个瑕疵,而另一块没有瑕疵,你说价格相差会是多少?何况中国艺术摄影和国外艺术摄影,艺术家的‘产地’、‘成色’还不同。”

看来,中外艺术摄影市场的差距,是由作者、作品和观众、买家的观念,双双造成的。目前来看,即使是国外较好的摄影作品,流入中国藏家之手的,也少之又少。

创作收藏好时候

虽然目前国内的艺术摄影市场尚未真正启动,可管一明对前景非常看好。管一明说:“首先,国内艺术摄影,在拍卖市场虽然建树尚不大,可在有些领域,市场已经启动。比如五星级宾馆的墙面补白,许多已经使用摄影作品。”

管一明此话不假。比如2012年6月,在上海花园饭店3个楼层的客房内,就举办了上海城市艺术博览会,来自海内外的55家画廊在一个个客房中进行艺术品的展示和交易。其中就不乏小幅摄影作品。

如果说,这只不过是临时性的摆放,相当于一次小型的拍卖会’那么,坐落在南京路步行街路口的66层高楼——世茂皇家艾美酒店,其进门就是一幅摄影作品:一位穿着泳装的妇女在海滩上休息。据酒店方透露,这是一位国际摄影师的作品。

CCM创意总监王振宇,也是光路社的成员,他透露,目前五星级宾馆收藏摄影作品,甚至都有了偏好与口味,比如上海大多数宾馆,今年比较热衷于全抽象的摄影作品。

参差十万人家范文第4篇

世界上发达国家对残疾人事业的重视令人赞叹不已。在美国,为了让残疾人充分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残疾人的社会福利由联邦和州两级政府的财政共同承担,扶持力度非常大,少量来自社会赞助。在1973年制定的《残疾人康复法案》中,美国要求每一个联邦机构采取行动,雇用或扶持残疾人;从联邦得到超过2500美元以上合同的雇主,必须雇用残疾人。英国1944年就为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出台了《残疾人就业法案》,规定达到或超过20名雇员的雇主必须至少雇用3%的残疾人,而且为残疾人就业提供必要的准备,设立康复中心,开设职业训练课程。德国对集中安置残疾人的庇护(福利)工厂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无与伦比,其中包括企业一旦出现亏损,政府即给予财政补贴。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十一五”时期,全国有1038万残疾人得到不同程度的康复,特殊教育学校发展到1704所,残疾少年儿童义务教育水平明显提高,接受社会救助的城乡残疾人达到5861万人次,城镇新就业残疾人180万人次,累计扶持农村贫困残疾人解决温饱618万人次。广大残疾人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要看到,中国残疾人事业基础比较薄弱,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政策措施还不够完善,残疾人总体生活状况与社会平均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大部分残疾人受教育程度不高,致使其就业层次受到限制,多数残疾人只能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收入偏低,且很难实现稳定就业等。

中国“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健全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为残疾人生活和发展提供稳定的制度性保障”。

2011年5月1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纲要提出的很多内容具有突破性。如:要加强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残疾人基本生活。将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全部纳入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要大幅增加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建立残疾人托养服务体系,为智力、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托养服务提供200万人次补助。扶持1000万农村贫困残疾人改善生活状况。要加强残疾人康复和残疾预防工作,有效控制残疾的发生和发展。

在全国各地区的“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都成为了重要内容。例如,辽宁省委、省政府提出,“十二五”时期要解决好几十万城乡残疾人贫困问题,使残疾人基本生活、医疗、康复、教育、就业等基本需求得到制度性保障,为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促进残疾人状况改善和全面发展。

“十二五”时期辽宁省具有为残疾人提供就业的发展基础。2010年,辽宁省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8278亿元,“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1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6000美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2004.8亿元,年均增长24.3%。“十二五”期间,预计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0%。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1708万人,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城乡三项医疗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以上。城镇净增就业4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下。

参差十万人家范文第5篇

一、云南省城乡社会保险的现状

云南省社会保障制度经过近些年来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四部分在内的框架体系,而社会保险正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在社会保险体系中,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是基本保障,在社会保险中占的份量重、难度大、困难多,参加的人数多,群众关注的程度最高,而且其运行机制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应加倍重视。本文现结合云南省各政府职能部门尤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的数据试对现行社会保险体系进行研究。

(一)养老保险

云南省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是与全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同步发展的,目前已初步形成了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对云南企业改革和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发挥了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功效。截止到2010年末全省参加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317.42万人,其中:参保职工225.08万人;离退休人员92.34万人。年末企业参保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人均待遇水平1281元/月,全年当期收缴基本养老保险费144.78亿元,基本养老金支出142.23亿元。

在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基本稳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时候,农村的养老保险仍处在改革之中。原已开展的以个人缴费为主、完全个人账户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老农保)缺少社会统筹的部分,不具有互济性,且完全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取决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多少,这在很多经济不发达区域尚不具备推行的基础,最终于2009年国家又推出了新型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新农保)。截止2010年底,云南省已在37个试点县开展工作,覆盖率达到了28.6%,试点县60岁以上的农民每月可领取55元基础养老金;全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总人数已达684.62万人,其中: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533.37万人。全年领取农村社会养老金人数122.62万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收入21.99亿元,资金支出7.23亿元。

其他的城镇居民即将可以享受到的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已于今年7月份进入试点阶段,在现有规则下至少可以与农村居民享受同等待遇。

(二)医疗保险

目前云南省的医疗保障制度已经形成了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以各种形式的补充医疗保险为补充,以社会医疗救助为底线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基本框架。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已经全部覆盖职工和居民,截止2010年底,年末全省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总人数达到820.48万人。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414.77万人,全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98.22亿元,其中:保险费征缴收入86.37亿元;基金支出87.58亿元。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405.71万人,全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资金收入6.78亿元,医疗保险基金支出6.63亿元。

在农村实行的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称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农合)。2010年底,全省在实现全面覆盖的基础上,参合人数达到3412.15万人,参合率达95.29%,新农合补偿限额明显提高,参合农民得到较大实惠。全省乡级住院补偿比例为70%-75%,县级住院补偿比例为55%-65%,州(市)级住院补偿比例为45%-55%,省级住院补偿比例为30%-40%;2009年至2010年,全省新农合最高补偿限额由2万元提高到了3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累计支出总额为43.5亿元,参合农民受益8043.52万人次,人均受益2.36次。

(三)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

失业、生育和工伤保险在云南省均是城镇社会保险体系的部分,到目前为止,仍与农村无缘。失业保险金是采取单位与个人共同承担的方式进行,充分发挥了失业人员的保障效应。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为育龄妇女和职工提供了意外伤害的保障。2010年末,全省参加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人数210.23万人,全年生育保险基金收入2.92亿元,基金支出1.69亿元。全省参加工伤保险人数为227.37万人,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人数4.61万人,当年基金收入5.72亿元,支出4.35亿元。

二、云南省城乡社会保险的异同

根据以上内容和数据进行计算和整合,可得出下表,从而可清晰地展现出云南省城镇社会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险之间的共同和差异之处。

注1:表中资料整理时间截止至2010年底。

注2:表中人均待遇标准是以当年基金支出除以享受待遇人数粗略计算得出,未将基金支出中的管理费等各种费用去除,因此将比实际结果略高但不影响分析。

(一)共同性

1、城乡社会保险发展快,覆盖广

近几年来,云南省的社会保险体系不论是城镇还是农村均有重大发展。在城镇,城镇居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已经进入试点阶段,医疗保险实现了全覆盖;在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不但突破了从无到有,而且新农保和新农合的覆盖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值得一提的是农村社会保险体系在前些年曾严重滞后,自开展农保工作以来,关于农村养老保险争议较多,农保工作相当长时间内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而由于认识尚未完全到位导致筹资成本较高,也制约了新型合作医疗的发展。在云南省政府的领导及各部门积极努力之下,虽然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新农合已经实现了全部覆盖,参保率也达到了95%以上,新农保的试点范围目前也已扩展到60%以上,全省对2012年完成全面覆盖充满信心。

2、城乡社会保险体系仍很脆弱,缺乏内生性

云南省城乡社会保险体系的覆盖得力于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得力于云南省政府的积极引导,得力于云南省各地州及下属各部门的通力合作,不可谓是不兴师动众。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各项社会保险尤其是养老保险参保率其实并不高,即使参保的居民也多选择较低的缴费级别,基金收入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各级财政的补贴。仅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为例,从云南省财政厅给出的数据,我们可知全年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和财政补助资金收入6.78亿元,其中各级财政补

助竟高达5.42亿元!这意味着将近80%的资金来源于财政补助,这种多靠外部财政支援的社会保险体系是十分危险和脆弱的,随着时间的累积,老年和易患病人口的增加,基金将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长久发展下去,必然给财政造成重大压力。

(二)差异性

1、城乡居民对社会保险的意识观念不同

在中国自古就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在人们丧失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之后主要依靠下一代来赡养。随着时代的发展,城镇居民的后代很多变为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的能力十分有限,加之城镇居民容易接收到先进的思想,在观念上有了很大的转变,懂得了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的重要性,因此城镇居民社会保险虽然参保率不高,但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加入,而是迫于经济上的压力。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参保率低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当然也存在经济因素的制约,但是更大程度上是观念仍未转变,即使经济稍显富足的家庭也都是想将资金用在家庭及后代身上,而并不放心将资金交出为自己加入各种保险计划。以大理州新农合的建立过程为例,在每年的筹资阶段,除了地方党政部门,全县各乡卫生院基本上半数出动、村卫生所是全员出动宣传筹资。尽管经过了两轮发展,但部分乡镇的筹资仍然需要长达1~2个月的动员才能达到80%以上的参合率。

2、社会保险的城乡待遇差别较大

从表1不难看出,各项社会保险的人均待遇水平城镇明显好于农村的情况,尤其是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险待遇水平几倍甚至十几倍于农民,这在农民收入本来就与城镇居民有较大差距的情形下,无疑让人担忧社会保险乃至整个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性问题。表2列出的是近五年来考虑社会保险及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云南省城乡居民收入情况,虽然有社会保险等制度的调节,收入比仍然居高不下,社会保险本应起到的互济调节作用可见十分微弱,农民的生活水平令人堪忧。

资料来源:对近五年云南省统计年鉴整理计算得出

三、针对云南省社会保险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经济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

社会保险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如若连眼前的温饱问题都还没处理好,人民是不会关心将来的老龄及疾病等问题的,因此首先还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将“三农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上,大力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而对于边境一线、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特殊贫困的区域,由于农村集体与农民经济水平相对较低,不完全具备开展社会养老保险条件的,应采取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社会养老保险相结合的模式,逐步提高社会化养老的水平。

(二)财政支持继续向农村倾斜

在处理“三农问题”的。政府应克服困难,取消借口和理由,改变观念,社会保险的补贴力度要向农村贫困地区倾斜,促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和快速建立。否则,单纯依靠农村集体、社区或农民个人的力量,农村社会保险体系建设只会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会越变越糟,社会发展会越发不协调。

(三)继续完善制度,增强信任感

无论是城镇社会保险体系还是农村社会保险体系,都应纳入法制化轨道,给予法律保证。同时采取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基金管理层次、规范和完善业务管理制度、健全基金运作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制度能够长久稳定地运行下去,让人民群众增强信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