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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本小说采用评点的形式表达明确的创作思想和批评理论，作为古典文学评论的主要形式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评点形式始见于中国的古代诗文评论，最先出现于宋代的诗话批评，后来又扩大到散文、小说领域，由于对文本的精密分析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明朝后期，评点开始广泛应用于小说批评，17世纪中叶，金圣叹(1610一1661)通过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进一步完善了评点的形式，把中国叙事文学的评论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带来了评点的繁荣。
明清时代，由于中韩两国间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风靡中国的金圣叹评点也自然而然地传人了朝鲜王朝。据笔者调查，多种版本的金圣叹评点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现藏于韩国各图书馆，其中包括1657年在中国刊行的木版印刷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此后数百年间中国国内刊行的石版本、活字本及朝鲜国内的手抄本共数十种。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1657年本在韩国的存在，意味着金圣叹文学评点很早就已传入朝鲜半岛，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西厢记》众多国内版本的存在和韩国国内手抄本的出现则证明金圣叹文学评点在朝鲜半岛流传很广，深受朝鲜文人的喜爱。
从现存文献来看，金圣叹评点本至少在l8世纪中后期传人了朝鲜半岛，最早的记录出现于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文中提到：“圣叹被祸之事，不少概见于书史。译人金庆门人燕，有人潜道之如此，其书绝贵。我英庙乙未，永城副尉申绥，使首译李谌始贸来__册，直银一两，凡二十册，版刻精巧”。(1969：230)这一记录证实，1775年，金圣叹的文学评点已传人朝鲜半岛，而在此之前，韩国文人已经熟知金圣叹。
此外，现存文献中有关金圣叹文学评点的记录也随处可见，如朝鲜王朝文人俞晚柱(1755～1788)的日记《钦英》详细记录了作者从1784年闰3月5日至5月10日仔细阅读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的经过及数次阅读金圣叹评点本《西厢记》的事实；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北学派四大家之一——著名学者李德懋(174l—l793)给同为四大家之一的好友朴齐家 (1750一?)写信，指出其“笔下所淋，眸之所烛，心之所役，无之而非金人瑞”(1983：77)，反映出当时的进步文人也醉心于金圣叹的文学评点；当时中人阶层的文学领袖张混(1759-1828)也证实，自己的儿辈对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赞莫舌扪，爱不手释”，自己也在众人力荐下阅读了此书 (1986：650)。这些都说明，在18至19世纪，金圣叹的文学评点在朝鲜社会传播广泛，得到了各个阶层的喜爱。学术
朝鲜王朝的文人们不仅满足于阅读、欣赏金圣叹的文学评点，还积极借鉴金圣叹评点的文学思想和表现手法进行诗文的创作和翻译，代表人物包括李钰(1760—18l2)、丁若镛 (1762一l836)、金正喜(1786-1856)等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文人、学者。(韩梅，2006：41—100)不仅如此，19世纪，朝鲜王朝的文坛上相继出现了数部评点本小说，如石泉主人(生卒年不详)1809年创作了《折花奇谈》，朴泰锡(1834一?)1852年创作了《汉唐遗事》，水山先生(生卒年不详)对当时最为热门的说唱艺术——盘骚里名剧《春香传》进行了改写，创作了《广寒楼记》。《折花奇谈》继承了爱情小说的传统，但特殊之处在于它讲述的是已婚者的婚外恋情；《汉唐遗事》是一部纯粹虚构的故事，其内容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讲述圣明起兵称帝直到清统一三国建立大唐，基本照搬了历史演义小说的惯例，后半部分以11个结义兄弟的故事为核心，英雄传奇的性质很明显；《广寒楼记》是《春香传》的改写版，讲述了士大夫子弟李桃邻(即《春香传》中的李道令)与妓女之女春香超越身份障碍相爱、分离又团圆的曲折恋爱故事。这3部作品都以汉文写成，并采用评点形式对小说内容进行了评论，标志着韩国古典小说评论的形成，特别是巅峰之作——《广寒楼记》以深入细致的评论代表着韩国古典小说评论的最高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有趣的是，上述3部评点本小说在形式上都表现出与金圣叹评点的诸多相似，如《折花奇谈》和《汉唐遗事》都采用了回首评的形式，特别是《广寒楼记》的两篇序文、读法、回首评、夹批、圈点都与金圣叹评点的体例高度一致，而且其“读法”中列出“宜饮酒读，可以助气；宜弹琴读，可以助韵；宜对月读，可以助神；宜看花读，可以助格”等内容(水山，1997：10)，与金圣叹评点本《西厢记》中的“读法”如出一辙。这说明韩国评点本小说的作者、评点者都极为熟悉并且非常喜爱金圣叹的评点。因此，本文将对以《折花奇谈》、《汉唐遗事》、《广寒楼记》为代表的韩国古典小说批评与金圣叹的《西厢记》、《水浒传》评点进行具体比较，以阐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1．动机论
在金圣叹生活的明末清初，文人把小说、戏剧当作消遣之物阅读，认为它们是“小道”，并未给予重视。因此，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之前，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评点动机：
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之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而幸而犹尚存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以消遣之?……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后之人之读我之文字，我则已知之耳，其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因不得已而取我之文自作消遣云尔……嗟乎!是则古人十倍于我之才识也，我欲恸哭之，我又不知其为谁也，我是以与之批之刻之也。我与之批之刻之，以代恸哭之也。夫我之恸哭古人，则非恸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
(金圣叹a，卷1：3—6)学术
金圣叹表示，自己评点的目的是将其当作人生的“消遣法”，更具体地说，一是为纪念才华出众的原作者，更为重要的是向世人、后人展示自己的文学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这一观点肯定了小说、戏剧的价值，对其创作与评论赋予了重要意义。
关于《折花奇谈》的创作目的，作者只是简单地表示是为了将其作为“闲中玩览之资”(石泉主人，1994：4)，这一说法本身与金圣叹提出的“消遣法”之说异曲同工。而《汉唐遗事》的作者在序文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创作动机：
夫人生此世，疾如石火，幻如泡花，而消遣无法，极可怜闷。故于无消遣之中，强生消遣法，述此而校之评之耳。夫以暂之在我，既无以消遣，则暂在之他人与未来之人，亦复如是。故以无消遣中强生消遣法，自以消遣而兼遗为他人与未来人，亦何不可之有?
(朴泰锡，1915：1)
根据以上两段引文，比较朴泰锡和金圣叹的动机，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人都认为人生短暂，值得珍惜，都将现在的自我称为“暂有之我”，金圣叹形容人生就像“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朴泰锡比喻人生“疾如石火，幻如泡花”。其次，两人都把自己创作、评点小说或戏剧称为“消遣法”，希望通过它为自己为他人以及后人留下“消遣”之资，借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金圣叹提出的“恸哭古人”没有出现在朴泰锡的文章中，究其原因，金圣叹评点的对象《西厢记》是前人的作品，朴泰锡则是“述此而校之评之耳”，并无“古人”——原作者让他凭吊。
《广寒楼记》对创作、评点乃至改写的动机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
作广寒楼记者，其必有恸哭古人、留赠后人之意也。呜呼!自吾以前而有千世万世之人，自吾以后而有千世万世之人。自吾以前千万世之人，吾可得以知其名也。自吾以后千万世之人，吾不得以知其名也。吾可得以知其名者，则其人皆有所留赠于吾。而吾之所以恸哭者，其人之迹也。吾不得以知其名者，则吾亦有所留赠于其人。而其人之所以恸哭者，吾之迹也。
(水山，1997：l0)
以上引文是说，《广寒楼记》的作者根据古人之迹——《春香传》对原作者进行了凭吊，对《春香传》的改作和评点创作出《广寒楼记》，也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和痕迹留给后人，让后人凭吊。由此看来，上述引文无论从内容还是表达方式上，都全盘接受了金圣叹在《西厢记》两篇序文中所表示的“恸哭古人”“留赠后人”之意(金圣叹a，卷1：7—9)。《广寒楼记》中还特别提到：“春之玉貌冰心，松竹之节，可谓千古之佳人烈女也。若使施耐庵、金圣叹之流出于东方，则必铺张翰墨之场，留为吾辈清玩，不翅西厢之传奇。”(云林樵客，1997：3)这明确表示《广寒楼记》的创作和评点是深受金圣叹评点中动机论的启发与鼓励。
抛开文学评点的主观目的，仅就评点的客观作用而言，金圣叹在《水浒传》总评中指出：“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账过去。……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金圣叹a，卷1：29—30)金圣叹认为，小说、戏剧本是作者精心创作的结晶，但大部分读者只看作品的内容梗概，不能领悟作品在结构、表达上的诸多精妙之处，枉费了作者的一番苦心，评点者只有深入分析“作者之意思”，才能让读者能够真正地理解、欣赏作品的真髓。这一点也引起了韩国文人的共鸣：学术
书有生动处、关键处、照应处、起伏处，若看者昧作者之意，不知为何言，则如矮子看场，但听人之言笑而随人言笑，人日好，我亦日好，人日不好，我亦日不好，亦何有于消遣?
(朴泰锡，1915：1)
在以上引文中，朴泰锡指出，作品出自作者的精心构思，如果读者不能理解“作者之意”，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和欣赏作品。由此看来，朴泰锡也认为，评点的价值在于点破“作者之意”——创作意图和写作技巧，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这大概就是他不辞劳苦对自己的作品又进行评点的原因。
正是由于韩国评点本小说的作者和评点者接受了金圣叹评点中所表明的动机，因此，《广寒楼记》中直接将其作者比做金圣叹：“若夫锦心绣口，千幻万变，提古人之性情，焕时人之耳目，则水山与圣叹，虽谓之同，可也”。(小广主人，1997：9)这也进一步说明韩国古典小说批评的出现的确受到了金圣叹评点的启发和鼓励。
2．结构论
金圣叹尤为重视作品的首尾照应以及各部分之间的连接方式，留下了很多关于结构的论述。他说：“篇各成文，文各有意，有起有结，有开有阖，有呼有应，有顿有跌。”(金圣叹b，卷10：52)在具体的评点中，金圣叹也常用“照应”“呼应”“伏线”“起伏”等评语。这一观点也突出表现在韩国古典小说的评点中。如《汉唐遗事》评点中多次高度评价作品起伏剧烈、变化多端的结构，“今此书虽多有段落而忽起忽伏，正如兵家八阵，皆逐天文气候山川向背利害，随时而行，以正合以奇胜”，多次用“遥遥相应”“下文伏线”等加以评论。(朴泰锡，1915)在《广寒楼记》中，水山也曾评价说“今见广寒楼记第二回，则行文曲折”。(1997：43)表现了作者对结构的关注，关于金汉去汉阳寻找李桃邻求救的内容，评点者以“伏线”二字做评，点明了这为后来金汉与微服私访的李桃邻中途相遇埋下了伏笔。论文摘要：由于中韩两国间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风靡中国的金圣叹评点传入了朝鲜半岛，受到朝鲜王朝文人的喜爱。19世纪，朝鲜出现了数部评点本小说，对作品进行细致的批评，标志着韩国古典小说批评的真正形成，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韩国古典小说《折花奇谈》、《汉唐遗事》、《广寒楼记》的评点与金圣叹文学评点的比较分析显示，朝鲜王朝文人正是受到金圣叹评点动机的极大鼓舞，才开始从事评点本小说的创作和评论的。在实际的作品批评中，朝鲜王朝文人从金圣叹评点中汲取了很多营养，借鉴了金圣叹关于结构方式、人物形象化等方面的文学思想，并进行了发挥和创造，促成了韩国古典小说批评的诞生。
论文关键词：金圣叹；文学评点；文学批评；韩国古典小说
0．序言
评点本小说采用评点的形式表达明确的创作思想和批评理论，作为古典文学评论的主要形式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评点形式始见于中国的古代诗文评论，最先出现于宋代的诗话批评，后来又扩大到散文、小说领域，由于对文本的精密分析而受到读者的欢迎。明朝后期，评点开始广泛应用于小说批评，17世纪中叶，金圣叹(1610一1661)通过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进一步完善了评点的形式，把中国叙事文学的评论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带来了评点的繁荣。
明清时代，由于中韩两国间的文化交流非常密切，风靡中国的金圣叹评点也自然而然地传人了朝鲜王朝。据笔者调查，多种版本的金圣叹评点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六才子书西厢记》现藏于韩国各图书馆，其中包括1657年在中国刊行的木版印刷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和此后数百年间中国国内刊行的石版本、活字本及朝鲜国内的手抄本共数十种。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1657年本在韩国的存在，意味着金圣叹文学评点很早就已传入朝鲜半岛，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西厢记》众多国内版本的存在和韩国国内手抄本的出现则证明金圣叹文学评点在朝鲜半岛流传很广，深受朝鲜文人的喜爱。
从现存文献来看，金圣叹评点本至少在l8世纪中后期传人了朝鲜半岛，最早的记录出现于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长笺散稿》中，文中提到：“圣叹被祸之事，不少概见于书史。译人金庆门人燕，有人潜道之如此，其书绝贵。我英庙乙未，永城副尉申绥，使首译李谌始贸来__册，直银一两，凡二十册，版刻精巧”。(1969：230)这一记录证实，1775年，金圣叹的文学评点已传人朝鲜半岛，而在此之前，韩国文人已经熟知金圣叹。
此外，现存文献中有关金圣叹文学评点的记录也随处可见，如朝鲜王朝文人俞晚柱(1755～1788)的日记《钦英》详细记录了作者从1784年闰3月5日至5月10日仔细阅读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的经过及数次阅读金圣叹评点本《西厢记》的事实；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北学派四大家之一——著名学者李德懋(174l—l793)给同为四大家之一的好友朴齐家 (1750一?)写信，指出其“笔下所淋，眸之所烛，心之所役，无之而非金人瑞”(1983：77)，反映出当时的进步文人也醉心于金圣叹的文学评点；当时中人阶层的文学领袖张混(1759-1828)也证实，自己的儿辈对金圣叹评点本《水浒传》“赞莫舌扪，爱不手释”，自己也在众人力荐下阅读了此书 (1986：650)。这些都说明，在18至19世纪，金圣叹的文学评点在朝鲜社会传播广泛，得到了各个阶层的喜爱。学术
朝鲜王朝的文人们不仅满足于阅读、欣赏金圣叹的文学评点，还积极借鉴金圣叹评点的文学思想和表现手法进行诗文的创作和翻译，代表人物包括李钰(1760—18l2)、丁若镛 (1762一l836)、金正喜(1786-1856)等朝鲜王朝后期著名的文人、学者。(韩梅，2006：41—100)不仅如此，19世纪，朝鲜王朝的文坛上相继出现了数部评点本小说，如石泉主人(生卒年不详)1809年创作了《折花奇谈》，朴泰锡(1834一?)1852年创作了《汉唐遗事》，水山先生(生卒年不详)对当时最为热门的说唱艺术——盘骚里名剧《春香传》进行了改写，创作了《广寒楼记》。《折花奇谈》继承了爱情小说的传统，但特殊之处在于它讲述的是已婚者的婚外恋情；《汉唐遗事》是一部纯粹虚构的故事，其内容大致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讲述圣明起兵称帝直到清统一三国建立大唐，基本照搬了历史演义小说的惯例，后半部分以11个结义兄弟的故事为核心，英雄传奇的性质很明显；《广寒楼记》是《春香传》的改写版，讲述了士大夫子弟李桃邻(即《春香传》中的李道令)与妓女之女春香超越身份障碍相爱、分离又团圆的曲折恋爱故事。这3部作品都以汉文写成，并采用评点形式对小说内容进行了评论，标志着韩国古典小说评论的形成，特别是巅峰之作——《广寒楼记》以深入细致的评论代表着韩国古典小说评论的最高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有趣的是，上述3部评点本小说在形式上都表现出与金圣叹评点的诸多相似，如《折花奇谈》和《汉唐遗事》都采用了回首评的形式，特别是《广寒楼记》的两篇序文、读法、回首评、夹批、圈点都与金圣叹评点的体例高度一致，而且其“读法”中列出“宜饮酒读，可以助气；宜弹琴读，可以助韵；宜对月读，可以助神；宜看花读，可以助格”等内容(水山，1997：10)，与金圣叹评点本《西厢记》中的“读法”如出一辙。这说明韩国评点本小说的作者、评点者都极为熟悉并且非常喜爱金圣叹的评点。因此，本文将对以《折花奇谈》、《汉唐遗事》、《广寒楼记》为代表的韩国古典小说批评与金圣叹的《西厢记》、《水浒传》评点进行具体比较，以阐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1．动机论
在金圣叹生活的明末清初，文人把小说、戏剧当作消遣之物阅读，认为它们是“小道”，并未给予重视。因此，金圣叹在评点《西厢记》之前，详细解释了自己的评点动机：
几万万年月，皆如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无不尽去，而至于今年今月而暂有之我。此暂有之我，又未尝不水逝云卷，风驰电掣而疾去也，而幸而犹尚存暂有于此。幸而犹尚暂有于此，则我将以何等消遣以消遣之?……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后之人之读我之文字，我则已知之耳，其亦无奈水逝云卷，风驰电掣，因不得已而取我之文自作消遣云尔……嗟乎!是则古人十倍于我之才识也，我欲恸哭之，我又不知其为谁也，我是以与之批之刻之也。我与之批之刻之，以代恸哭之也。夫我之恸哭古人，则非恸哭古人，此又一我之消遣法也。
(金圣叹a，卷1：3—6)
金圣叹表示，自己评点的目的是将其当作人生的“消遣法”，更具体地说，一是为纪念才华出众的原作者，更为重要的是向世人、后人展示自己的文学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这一观点肯定了小说、戏剧的价值，对其创作与评论赋予了重要意义。
关于《折花奇谈》的创作目的，作者只是简单地表示是为了将其作为“闲中玩览之资”(石泉主人，1994：4)，这一说法本身与金圣叹提出的“消遣法”之说异曲同工。而《汉唐遗事》的作者在序文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创作动机：
夫人生此世，疾如石火，幻如泡花，而消遣无法，极可怜闷。故于无消遣之中，强生消遣法，述此而校之评之耳。夫以暂之在我，既无以消遣，则暂在之他人与未来之人，亦复如是。故以无消遣中强生消遣法，自以消遣而兼遗为他人与未来人，亦何不可之有?
(朴泰锡，1915：1)
根据以上两段引文，比较朴泰锡和金圣叹的动机，我们可以发现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人都认为人生短暂，值得珍惜，都将现在的自我称为“暂有之我”，金圣叹形容人生就像“水逝云卷，风驰电掣”，朴泰锡比喻人生“疾如石火，幻如泡花”。其次，两人都把自己创作、评点小说或戏剧称为“消遣法”，希望通过它为自己为他人以及后人留下“消遣”之资，借此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二者唯一的区别在于金圣叹提出的“恸哭古人”没有出现在朴泰锡的文章中，究其原因，金圣叹评点的对象《西厢记》是前人的作品，朴泰锡则是“述此而校之评之耳”，并无“古人”——原作者让他凭吊。
《广寒楼记》对创作、评点乃至改写的动机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说明：
作广寒楼记者，其必有恸哭古人、留赠后人之意也。呜呼!自吾以前而有千世万世之人，自吾以后而有千世万世之人。自吾以前千万世之人，吾可得以知其名也。自吾以后千万世之人，吾不得以知其名也。吾可得以知其名者，则其人皆有所留赠于吾。而吾之所以恸哭者，其人之迹也。吾不得以知其名者，则吾亦有所留赠于其人。而其人之所以恸哭者，吾之迹也。
(水山，1997：l0)
以上引文是说，《广寒楼记》的作者根据古人之迹——《春香传》对原作者进行了凭吊，对《春香传》的改作和评点创作出《广寒楼记》，也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和痕迹留给后人，让后人凭吊。由此看来，上述引文无论从内容还是表达方式上，都全盘接受了金圣叹在《西厢记》两篇序文中所表示的“恸哭古人”“留赠后人”之意(金圣叹a，卷1：7—9)。《广寒楼记》中还特别提到：“春之玉貌冰心，松竹之节，可谓千古之佳人烈女也。若使施耐庵、金圣叹之流出于东方，则必铺张翰墨之场，留为吾辈清玩，不翅西厢之传奇。”(云林樵客，1997：3)这明确表示《广寒楼记》的创作和评点是深受金圣叹评点中动机论的启发与鼓励。学术
抛开文学评点的主观目的，仅就评点的客观作用而言，金圣叹在《水浒传》总评中指出：“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账过去。……吾特悲读者之精神不生，将作者之意思尽没，不知心苦，实负良工。故不辞不敏，而有此批也”。(金圣叹a，卷1：29—30)金圣叹认为，小说、戏剧本是作者精心创作的结晶，但大部分读者只看作品的内容梗概，不能领悟作品在结构、表达上的诸多精妙之处，枉费了作者的一番苦心，评点者只有深入分析“作者之意思”，才能让读者能够真正地理解、欣赏作品的真髓。这一点也引起了韩国文人的共鸣：
书有生动处、关键处、照应处、起伏处，若看者昧作者之意，不知为何言，则如矮子看场，但听人之言笑而随人言笑，人日好，我亦日好，人日不好，我亦日不好，亦何有于消遣?
(朴泰锡，1915：1)
在以上引文中，朴泰锡指出，作品出自作者的精心构思，如果读者不能理解“作者之意”，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和欣赏作品。由此看来，朴泰锡也认为，评点的价值在于点破“作者之意”——创作意图和写作技巧，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这大概就是他不辞劳苦对自己的作品又进行评点的原因。
正是由于韩国评点本小说的作者和评点者接受了金圣叹评点中所表明的动机，因此，《广寒楼记》中直接将其作者比做金圣叹：“若夫锦心绣口，千幻万变，提古人之性情，焕时人之耳目，则水山与圣叹，虽谓之同，可也”。(小广主人，1997：9)这也进一步说明韩国古典小说批评的出现的确受到了金圣叹评点的启发和鼓励。
金典说说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典权 性质 存废 出路
一、典权概述
（一）典权的概念
在传统学说中，所谓典权，指支付典价，占有他人的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权利。占有他人不动产的一方，为典权人；收取典价而将自己的不动产交典权人的一方，为出典人；作为典权客体的不动产，为典物；典权人为占有、使用收益他人不动产而付出的的对价称为典价。
（二）典权的性质
关于典权性质，学界颇有争议，概括起来有三种学说：用益物权说、担保物权说、特种物权说。
1、用益物权说
该种学说认为典权属于用益物权，代表学者有、郑玉波、梁慧星等。其主要观点是：第一，典权以对典物使用价值的支配为内容，突出其“使用、收益”的作用；第二，典权属于主物权，可以独立存在；第三，典权人支付给出典人的是典物的对价，不同于担保物权所担保的借款；第四，出典人有权以原价回赎。在典权关系中，出典人仅需以原价就可以回赎典物，且出典人对典物实际价值与典价之差额没有清偿责任；如果出典人认为不值得回赎典物，可以抛弃回赎，使典权关系消灭。担保物权中，债务人对担保物实际价值低于债权之差额负清偿责任，且当担保物消灭时，被担保债务并不随之消灭。
2、担保物权说
该学说认为典权是担保物权，代表学者是余戟门。其理由是：第一，典权与质权并无严格区别。我国民间设定典权多因经济困难，由出典人单方发动，为融通资金而出典不动产，有借贷关系的存在，以典物作为贷款担保。第二，典权制度的回赎有债务清偿性质。若以典价作为设定典权的对价，则典权消灭时应没有返还对价义务，所以出典人返还典价实际上具有清偿债务的性质。第三，若按照体系解释的方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将典权规定在质权与留置权之间，因此，典权应当属于担保物权。
3、特种物权说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先生持此观点，他指出：“民法上之典权，实兼有用益物权及担保物权两方面性质。”该学说认为：第一，典权的使用收益效能不是其主要目的，不能以法条中规定为“使用收益”，就认定它是用益物权；第二，典权在历史上一直扮演着担保物权的角色，现代社会中其也兼具担保金钱债务的功能；第三，典权虽然有担保的功能，但并不是纯粹的担保物权，其并不是从权利且必须以债权的存在为前提。
上述三种学说中，用益物权说为目前学界的通说。但是，笔者更加倾向于第三种学说，即特种物权说。通说认为典权属于用益物权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对典权所下的定义：“称典权者，谓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之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之权。”但是不能仅因为典权具有一定的使用、收益权能就确定其为用益物权。再者，若典权属于用益物权，则典价就是典权人取得典权而付出的对价，典权期限届满，出典人无需返还，然而事实是典权期限届满后出典人仍需返还典价给典权人，故典权并不是用益物权。笔者认为，典权是我国所特有的一项物权制度，最原始和主要的功能在于它是一种融资手段，能够使需要资金的出典人从典权人处获得资金。而典权人能够借贷给出典人大量的资金正是由于典权制度可以确保其债权的实现。并且在我国古代，典质并用，是最原始的担保方式。从典价的确定来看也是如此，典权若仅是使用收益之权，那么典价就只应与租金相仿，而与典物的价值无关，但典价的多少显然是由典物的价值决定的。因此，担保是典权的一项主要功能。另一方面，典权制度中典权人对典物所拥有的使用、收益权能又使其具有了用益物权的特性。所以，笔者倾向于认为典权是一种特种物权，它兼具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两方面的性质，并且从其功能看是以担保物权为主、用益物权为辅。
二、典权存废之争
现在不少学者对于典权的存废都有自己的看法，大致可分为两种观点：保留论和废除论。
（一）保留说
典权保留说所持的主要理由有：
第一、典权是我国独特的不动产物权制度，它侧重于保护弱者地位的出典人的利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理念；第二，典权可以同时满足用益和融资需要，并且在典物的使用收益上对典权人并没有限制，极其接近所有权，这是其他任何用益物权所不能比的；第三，随着人们私有房屋增加，其所有房屋因种种原因长期不使用而又不愿意出卖时，设定典权可以避免出租或委托他人代管的麻烦。第四，典权制度能对少数人基于习惯设定典权的做法加以规范。
（二）废除说
典权废除说所持的主要理由有：
第一、物权虽有固有法的性质，各国的物权制度各有其特点，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各国市场相互融通，各国物权制度也日趋国际化，为适应物权法的国际化趋势，不应予以保留。第二、典权兴起的原因是我国古代认为变卖家产为败家之举，现代社会市场经济发达，社会观念已经改变，急需资金时可以出卖或者抵押不动产，所以典权已无保留的必要。第三、典权是我国特有的制度，各国法律除《韩国民法典》外均无规定，应予废除；第四、典权易产生纠纷。
（三）《物权法》采纳废除说的恰当性
基于对以上两种观点的分析，笔者认为《物权法》中没有对典权制度进行规定是恰当的，具体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如前所述，关于典权应属何种物权、具有何种性质，在理论界是有争议的，并且笔者认为典权应属一种兼具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两种性质的特种物权。由于其性质的模糊性，若在物权法中将典权规定在用益物权一章，则其会与其他用益物权的属性存在冲突，引发《物权法》用益物权中的理论出现矛盾；同样，若将典权规定于担保物权一章，也不能与担保物权的理论保持一致。所以，为了保持立法的严谨性、使每种物权的性质具有相对一致性，《物权法》中不对典权制度予以规定是明智之举。
第二，从功能上来看，典权制度在我国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由《物权法》规制的必要。典权在我国古代最原始的功能是为出典人在不失去不动产所有权的前提下筹集所需要的资金，在古代融资手段稀少的环境下，具有一定的担保功能。然而在现代社会，融资手段多种多样，人们完全可以通过买卖、抵押等方式筹集资金。
第三，典权制度倾向于保护出典人，这在现代社会可能会导致有失公平。典权制度中的出典人是为了筹集资金而不得不出典不动产，处于典权关系中的弱势一方，故在典权制度中的风险负担、回赎权等方面有保护出典人的倾向。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典权人有可能拥有多处不动产而将其出典以不至于闲置，显然，此类典权人不属弱势，而典权的有关制度对其的过度保护有可能导致不公平发生。例如，在回赎权上，出典人行使回赎权仅需向典权人为回赎的意思表示并归还典价而无需典权人同意，出典人完全可以在典物市价低于典价时放弃回赎、在市价高于典价时回赎典物。目前我国房地产业价格不稳定，典权的这种功能极易造成投机的发生，从而使典权人对于典物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处于不稳定状态，出现有失公平的情况。
三、典权制度的出路探讨
我国《物权法》最终采纳了废除说的观点，没有对典权做出规定，然而这并不能表明典权制度在我国就没有适用和规制的必要了。如前所述，笔者认为《物权法》中没有规定典权制度是恰当的，并且在今后制定我国民法典是也无需追加典权为用益物权之一种，但是，在用益物权体系中不规定典权制度并不意味着完全的抛弃典权，典权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特有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对其进行一定的改造，使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找到典权可以生存、发展的出路。
（一）在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上，不宜追加典权为用益物权
《物权法》中并没有规定典权制度，没有承认其通说所认可的用益物权属性。而今后我国在制定民法典时，笔者亦认为没有必要追加典权为用益物权。第一，如前所述，典权性质不能确定，笔者认为它是兼具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性质的特种物权，基于典权的这一特点，不能适应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的体系。同样，将典权在将来的民法典中以物权之一种进行规定仍会破坏物权体系的纯粹性；第二，物权具有法定性，一项新的物权种类被法律所设定，不单单是一个简单的法条问题，其所包含的配套制度建构问题也是需要考虑的。如果在将来的民法典中规定典权为物权之一种，那么随之而来的立法成本问题是不能被忽视的。
（二）典权发展的可能性方向
在我国《物权法》没有对典权制度纳入规范，未来民法典也不会追加典权为用益物权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典权制度将在社会生活中消失。典权不被归入物权体系中，但并不能排斥当事人通过意识表示自愿设立典权合同，在当事人有需要时，可以设立这种既有担保功能有有用益功能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交易。由此，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原有典权制度的基础上将其改造成能够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的制度，这里我们可以参照和借鉴韩国债权性典权制度。韩国债权性典权是指仅订立了典权合同而没有进行登记，不具有物权效果的典权，并且同我国传统的典权制度相比，韩国典权制度更加侧重于保护典权人。 而正如笔者前文所述，我国传统典权制度对于出典人的过度保护已经失去了其基础，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典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理，我们可以参照债权性典权适当调整典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适用能够达到平衡的状态。故笔者认为，要使典权这项我国特有的制度继续适用和发展，就不能一味的坚持所有传统典权制度的要素，应适应时代的要求在权利义务内容上有所调整和改变。而在我国台湾地区，传统的典权制度也在发生变化--一种典权的变形将租赁与抵押权合并适用的制度：出租人将不动产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预先支付一笔租押金，租期届满返还承租人；承租人为确保到期收回租押金，要求出租人在租赁物上设立抵押，以供租押金返还的担保。这种适时调整制度设置的态度，对于传统典权的发展，笔者认为是十分可贵的。所以，笔者认为不将典权纳入物权体系并不是根本的废除典权制度，可以通过合同特别法的形式对典权制度加以规范，并调整、改进典权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典权成为一种人们可以选择适用的法律制度。
四、结语
典权作为我国所特有的传统民法制度，其性质和存废都是饱受争议的。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典权制度也应适应时代做出一定的调整与改变，才能得以在现有的法律体系下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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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典说说范文第3篇
中国古典美学的评价标准是以善为美，道德因素制约着《金》所获得的审美评价，而《金》所突出表现的是它的“真”，就是因为以真为美，省略了过滤生活原貌的一切环节，才把一众古代小说皆避讳的性事写得龙飞凤舞。这是由它所追求的美学风貌决定的，以追求最大限度贴近现实为旨归，以日常市民生活为审美领域，以生活丑、人性恶为审美对象。以真为美，那就不必排除生活丑、只有以善为美才会把它们从审美客体中剔除。所以，就《金》所表现出的美学精神而言，是不存在古典美学意义上有关丑与恶的的，也谈不什么化丑为美。
关键词：金瓶梅 审美标准 古典美学 伦理道德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毋庸置疑，《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海内外的高度重视，然其获得评价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是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有人认为它是带有严重自然主义的文学作品，它甚至被大多数的读者视为“”。小说美学家叶朗则认为：“凡是研究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美学的人，都不应该忽略《金瓶梅》这部书”。而笔者也认为，从美学角度来看，《金瓶梅》的确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
《金瓶梅》是第一部将目光投向日常生活的小说，它无论是题材内容和审美意识都有别于之前的小说，相对于《三国演义》的王侯将相、《西游记》的神魔历险，《金瓶梅》显得更“真”更“切”，更开阔更多姿；它是第一部以非正派人物为主人翁的长篇小说。它在艺术上更考究，较符合生活的本来面貌。同它之前及同时代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相比，它的艺术结构更有机完整，人物描写更细腻具体，手法也更为成熟。由于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的不同，以及作家审美观和创作手法的差异，使《金》的美学风貌有别于其之前的作品的风格。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都以正面人物为描写对象。以四大名著为首的古典小说，遵循的是古典美学的审美观，以美的人和事物作为审美的重点，而《金》却把描写重点放在了“丑”的事物和人物上，这明显与传统的古典美学相悖。
在中国，受儒家文化的浸染，形成了重视社会伦理情感的哲学基调，哲学与伦理学、政治学高度融合。与此相联系，中国的古典美学的最高标准是伦理性的善，而非实体的美。我国古代神话中的女娲、干戚等形象都是以善良、英武传世。庄子在《人间世》中描写了一大批残缺、外貌丑陋的人，却受到当时人们的喜爱和尊敬，这就是所谓的“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换言之，只有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善”方能称得上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美”，才能成为审美对象，配合具有能力的审美主体才构成审美活动。即使《金》中的西门庆风流倜傥、潘金莲貌美如花，但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善”，他们对的极端追求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所回避的，所以我们不认为他们美，他们的不美是不合伦理。《金》背离儒学伦理，这是我们认为他们丑陋的根本原因。
但如果我们都只是以中国古典美学精神作为唯一的评定标准，那么对《金》中极力铺陈围绕性事的怒骂调笑，必然是批判的。
总的来说，中国对美的认识，重点放在了社会伦理道德层面，西方则更强调对美的形式分析。中国视“丑”是道德之恶，西方则视之为形式的不和谐。在古希腊的文艺作品中，即使描写了丑，也是把它放在被批判的地位上。希腊雕塑《众神与巨人之战》等描绘的就是“丑恶势力”最终被打败的场面。虽然在古希腊文学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畸形怪物，但他们都是作为“美”的陪衬物出现，用来衬托美的伟大。
在西方古典美学中，强调的是美与丑的对立与矛盾，丑只能服从美的一般法则，只因为丑可以提升美，具有间接的审美价值才得以进入艺术领域。如果从西方古典美学的定义来看，《金》中的潘金莲与西门庆等人物都是“美”的，他们在形式上是整齐的统一和谐的。他们在作品中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出现，来成为审美主体所关注的审美客体的，这样，他们就自然不能成为西方古典美学中定义的“丑”了。
中国古典美学的评价标准是以善为美，道德因素制约着《金》所获得的审美评价，而《金》所突出表现的是它的“真”，就是因为以真为美，省略了过滤生活原貌的一切环节，才把一众古代小说皆避讳的性事写得龙飞凤舞。这是由它所追求的美学风貌决定的，以追求最大限度贴近现实为旨归，以日常市民生活为审美领域，以生活丑、人性恶为审美对象。
以真为美，那就不必排除生活丑、只有以善为美才会把它们从审美客体中剔除。所以，就《金》所表现出的美学精神而言，是不存在古典美学意义上有关丑与恶的的，也谈不什么化丑为美。它之所以不被认为“美”，不被认为是中国古典美学“美”的审美客体就在于评价标准，《金》中的性事不过是一个人生而具有的本能，上至圣贤君王下至黎民百姓，谁没有亲历过，但由于道德因素的存在，使得这个人本能性的“好之物”成为了人皆“恶之物”。《金》的审美魅力，不在于作者对生活丑、人性恶所作的否定和批判，而在于那些丑与恶的感性形式活脱逼真。倘若将“以真为美”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评价标准，《金》的审美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现在来看，把《金》看作审美客体是具有颠覆性的，使得中国美学的评价标准不仅局限在“以善为美”这个点上，可是这种颠覆并不是对冲的，而是补充性的，它丰满了中国美学的内涵，扩大了其内容。它的出现使得中国古典美学从此多了一个审美的主题――“丑”。笔者认为，这个“丑”是针对传统标准而特意划分出来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丑”，只是为了与传统区别而称为“丑”。在相对保守的含义界定之下，《金》的“美”只有以“丑”的形式存在，才被纳入到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框架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客体。
金典说说范文第4篇
老百姓的实用理财工具
“虫吃鼠咬……破皮袄一件!”当铺掌柜手拿完好的八成新的皮袄吆喝着。这是电视剧《大宅门》中的一个镜头，也是人们头脑中长期以来对典当行的固有印象。但是在今天，这一切早已成了历史，现代的典当行绝不姓“穷”，而是一种融资手段。
这是一家典当行，但其店面却更像是一家幽静的银行，所有的操作都是在计算机上完成，完全是一种现代企业的感觉。“带着您的房产、有价证券、珠宝首饰来，盘活资产、轻松理财、发展事业。”国内最大的当铺之一上海东方典当有限公司就这么“当街吆喝”着!
对于公司成立至今5年，公司总经理王福明可以说是感慨万千，他说：“东方典当是2002年成立的，现在已经有5个年头了，而这5年恰恰是上海典当行业发展最快的5年。上海典当行业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987年正式恢复，然后到1995年则进入了规范整顿期，期间没有批准过新的典当公司，最后直到2001年才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而对于当前的典当行业，王福明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很多人认为典当是属于穷人的，这其实是一个误区，准确地来说，现代典当是富裕起来的老百姓短期融资理财的工具。2001年整个上海市场只有12家典当行，一年的营业额只有7.8亿元，而到2006年，上海已经有120家典当服务网点，全年的营业额已经突破了96亿元。从目前来看，房地产已经成了典当行业的重头，65％以上的业务都是与房地产相关，而东方典当则达到了80％以上。其实从另一个方面说，东方典当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上海整个典当行业的规范发展。”的确，5年来，东方典当丰富了现代典当行业的内涵，创造了多项新型的融资模式，树立了东方典当在行业和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特色，它引导和稳定了一批中高端融资客户群体，
目前，许多家庭的投资均有部分在股市、楼市上，这部分家庭资产往往就陷于固化状态。在家庭发生紧急情况或再投资需要资金的情况下，容易造成家庭资金链的紧绷甚至断裂。在这种情况下，典当融资作为一种剂可以大大缓解家庭的资金危机。如今人们典当的目的大致分三类：一是应急型典当，为了应付突发事件，以广大普通社会公众居多；二是投资型典当，为了从事生产或经营，通常是中小企业的老板；三是消费型典当，既不为应急也不为赚钱，而纯粹是为了满足某种生活消费。
度身定做巧解资金难题
许多人可能会想，自己平时收入挺稳定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额外支出，怎么会用到典当呢?其实不然，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能与典当结下不小的缘分。比如现在出境游市场的火爆，也提升了广大市民筹措出境旅游保证金的融资需求。在目前已开发的各条旅游线路中，如澳大利亚游、欧洲游、南非游、土埃游等，一般团费均低于2万元每人次，而相应的保证金款额则从5万元至30万元不同。而目前许多市民的积蓄投入在房产、炒股、办企业等各项经济消费或投资上，没有足够的现金做担保，因此，保证金的筹措准备，往往成为了广大市民事先准备出境游计划的一个关键，也成为了出境旅游市场的一个门槛。面对出境旅游市场的扩容和短期融资需求的迅速增加，东方典当和各大特约旅行社共同构建了一条全国首创的全面“零保证金境外游计划”。市民只要事先持自己可合法处置的房产、有价证券、大宗物资、珠宝首饰、名贵钟表等动产、不动产或财产权利到东方典当，通过质押或抵押的方式，预约办理相关的担保手续，在获取东方典当提供的相关担保手续证明后，便可选择与东方典当合作的任何一家特约旅游服务机构办理相关的出境游手续。
另外，随着人们对于房产典当的逐步了解和接受，一种全新的典当融资模式也悄然兴起，即“东典融资一卡通”，这是由上海东方典当发行的融资卡。它在原本房地产典当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以“随时、随地、随客”的特点，吸引了更多的中高端投资客户。该一卡通是客户以自己的房产为抵押，申请办卡，典当公司会根据房产的情况，给与此卡一定的额度。有了这张卡后，以后遇到资金急缺情况时，可以根据金额直接到典当公司提取，不需要其他繁琐的手续。一旦申请成功，即可享受不限用途，任意取款的融资服务。一卡通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拥有一卡通的客户如果需要资金50万元以下，当天即可取款，50万元以上提前一天预约、次日取款。而且，一卡通是按天计息的，不取款就不计息，且借款期限可以延长，还款可以分步进行，大大降低了客户的时间成本和融资成本。
中小企业融资绿色通道
而对于许多“小老板”来说，典当往往就能及时解决他们资金上的燃眉之急。对于一些民营中小企业来说，时常会遇到资金周转不灵的情况，典当行的出现，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快速的融资渠道。据统计典当顾客当中，90％属个人典当行为，10％是中小企业典当，但典当金额却各占一半。
金典说说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 《金瓶梅》是出现在中国十七世纪的一部杰出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全书在全部和真实中再现了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的历史。依据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可以去了解、去研究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史、时代风俗史和人的风貌史。
《金瓶梅》是出现在中国十七世纪的一部杰出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全书以极其细腻人微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全部和真实中再现了中国十六世纪的社会生活和风俗。美国大百科全书对《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成就作过高度的评价，称它为“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金瓶梅》杰出的写实成就，对后来描写现实的古典小说产生了巨大影响。被称为我国现实主义高峰的古典小说《红楼梦》，便正是在借鉴《金瓶梅》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而出现的又一部文学名著。今天，《金瓶梅》已被中外学者公认为一部突出的古典现实主义杰作，《金瓶梅》自然是名副其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第一原则，是它的真实性。
这里所讲的真实性，借用张德林先生在《关于现实主义创作美学特征的思考》一文中的话讲，就是指“体现在这类作品密切反映社会生活、时代精神、人生命运的‘现实性”和‘现实感’上面……它的特色同时也表现在，以生活的本来样式、原有形态，作如实的客观描绘”。借宋之名写明之实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之所以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奇书”之一，就在于它在反映晚明社会的时代风貌和广大市民阶层的 日常生活、思想感情方面，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广阔的现实生活图景。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 日趋繁荣。这主要表现在这一时期国内大小市场与商品流通扩大，城镇人口增加。原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集市，在工商业发达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工商业市镇象苏州吴江县的震泽镇，杭州府钱塘县的唐栖镇，湖州府归安县的双林镇等等，都是当时工商业发达的重镇。市镇之外，还出现了较大的城市。南北两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四方财货骈集”“南北商贾争赴”。 j运河两岸的淮安、济宁、东昌、临清等地，也是“四方百货，倍于往时”。工商业城镇的兴起和发展，促使城镇居民大量从事工商业活动和商品贩卖活动，有所谓“今夫天下之人，不为商贾者寡矣”l4j之说。特别是商人，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不断扩大商品贸易市场，足迹遍及各省区，许多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在商人的收购贩运之下，行销全国。隆庆年间，明政府又撤销“海禁”，允许商人到海外通商贸易，进一步刺激和推动了国内商品货币经济的繁盛和发展。
伴随着明代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出现，一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也应运而生。嘉靖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特别是白银的大量输入和普遍使用，直接刺激了封建统治阶级贪婪享受的欲望，他们不思政务，一味地聚敛钱财，贪赃枉法，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的糜烂生活中。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也引起了全国居民各阶层在社会生活和社会道德方面的变化，“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逐末游食、生活奢华、贪财好色等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成了那一时期的主要特色。封建的伦理纲常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冲击下，也正在走向崩溃的边缘。
《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正是在于，它“以生活的本来样式、原有形态”，将这样一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时代的特点，做了如实的客观描绘。 首先，《金瓶梅》在反映市民阶层的生活中，全面真实地展示了当时社会商品经济发达繁荣的情况形象地反映了明代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阶级关系的变化。
古代中国文化的特征之一，是重义轻利，把义和利看成是君子与小人的界限，特别是在商品经济极不发达的王朝，历来有“君子不言钱”的遗风。这种传统思想的一个副作用，就是中国历史鄙弃商人，抑制商人。从汉朝到唐代以前，商人一直是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阶层生活在社会上。可是在洋洋数十万言的长篇巨著《金瓶梅》中，我们却找不到一处鄙夷商贾的描写。作品反映市民生活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各阶层已经放弃了强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大量地从事于贸易经商，走上了逐末营利的道路。例如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避难西门庆家之后，除帮助其岳父管理店铺外，自己后来还与人合伙经营做买卖；李瓶儿与家境寒微的医生蒋竹山成亲后，只过 了三日，李瓶儿就拿出三百两银子，与他开了个生药铺。就连常时节在得到西门庆五十两银子的周济后，还从中拿出了“十五两银子做本钱，在家开了个小小杂货铺儿”…… 作品最真实、最突出的是表现在对一些商贾的描写上。它不仅对公然逐利的商人追求金钱的活动作了多方面的描写，而且还反映了这个处于封建社会“四民”(士农工商)之末的、一向受压抑和歧视的商人阶层 ，是怎样利用金钱的力量，跻身到官场的行列之中。小说中“破落户”出身的商人西门庆，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清河县，他先后开了生药铺、绒线铺、解当铺等六七处铺子。同时，“外边江湖上又走好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腊，伙计主管的有数十”。他还派人进行长途贩运，远到南京、松江、湖州、杭州等地。随着西门庆财富的积聚，他又利用贿赂的手段，两次官袍加身，跻身到了封建社会的政治大舞台。从此以后，他“豪富满天，金银广布，身居着右班左职……就是内相廷官，那个不与他心腹往来”。真可谓财势双全，志得意满。
商人出身的西门庆，利用金钱的力量，爬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行列之中，朝中的官员也与他“往来”，这不正说明了公然逐利的商人阶层地位的提高，以及社会对商人传统偏见的改变吗?《金瓶梅》以处于封建社会“四民”之末的商人发迹史贯通全篇，真实地反映了明中叶以来资本主义萌芽所带来的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其次，小说在描写典型人物的典型活动时，真实而又广泛地暴露 了明代后期在商品经济和金钱的冲击、腐蚀下，官场的黑暗，吏治的腐败，世风的衰败，反映了一个荒唐、堕落的社会景象。通过西门庆进京给当朝宰相蔡京送礼时“相遇的都是各路文武官员，进京庆贺寿诞，生辰纲不计其数”的描绘，反映了当时官场贿赂公行的恶习；通过封建官吏在处理国家事务时，那种受金钱物欲所支配而贪赃卖法、徇情枉法事例的描写，反映了明末吏治的腐败；通过社会各阶层对于金银财物的狂热追求，以及对社会上各种寡廉鲜耻行为的描写，反映了明末社会风气的糜烂和封建伦理道德的崩溃……总之，百回巨著《金瓶梅》，“篇篇皆是朋党争斗、钻营告密、亵渎贪饮、荒淫、贪赃豪取……穷极逸乐、诬谤倾轧、谗言离间之事耳”。有人把《金瓶梅》说成是明朝中晚期的一部社会政治史、时代风俗史，是再恰当不过了。
《金瓶梅》就是这样的作品：它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样子，将体现在这部作品“密切反映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现实性’和‘现实感”’，作了客观的再现和反映。这种真实生动的再现和反映现实生活的创作方法，显示了我国小说史上现实主义的深化和成熟。
《金瓶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而又深广的现实世界。然而，作为一部世情小说，《金瓶梅》着重描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家庭生活。它通过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来反映社会的人情世态。正如鲁迅所说：“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
世情小说主要是描摹人情世态，反映日常生活，其特点是以俗人、俗事为基本内容，它面向现实，面向人生，因而也就自然要求有极强的真实感。《金瓶梅》对西门庆家庭生活的描写，同样也是本着这个原则进行的。它按照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形，相当丰满完整地再现了一个封建豪绅之家的真实面貌。
人是构成家庭的基本细胞。作为一部讽世刺时的暴露性小说，《金瓶梅》主要写了西门庆一家贵族男女的恶行，如西门庆的奸刻、贪婪，生活的；潘金莲的淫恶毒辣、刻薄无情；陈经济的下流……这些罪恶发生在一个集富商、官僚、恶霸于一身的封建家庭之中，都是真实的。然而，人也不能脱离社会单独生存，也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制约。晚明时代，商品货币经济虽然对封建的纲常名教起了一定的分解作用，但世世代代积淀下来的封建伦理观念也不能不对任何一个人发生作用。再者，作为一个封建豪绅之家，也会有普通人家正常的生活外观，并不会人人都充满了邪恶。对于西门庆一家，孟玉楼有一句话说得好：“虽是一家子，有贤有愚，莫不都心邪了吧”。与潘金莲相比，吴月娘就显得比较安分，与人相处，也能宽容大度，对家中的仆婢，一般也不轻易责骂。李瓶儿虽属轻贱妇女的一类，但她的性格“谦让”、“和气”，在家庭纠纷中，善良温驯，对仆婢也比较厚道，因而赚得仁义人之名。《金瓶梅》没有把西门庆一家的贵族主子写成清一色的坏人，而是遵照现实生活，写出了各种各样的贵族主子，因而真实地表现了一个封建贵族之家应有的面目。
《金瓶梅》除了写西门庆家中的贵族主子，还写了在西门庆家中受主子役使的仆婢。《金瓶梅》中的这些仆婢，也都是按照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形塑造出来的，因而他们的性情行为、命运变化也都是丰富复杂的。在生活中，有像孙雪娥这样的女性，本是陪床丫头出身，因自身有几分姿色，被收用为侍妾；后来主子一死，又一变为奴，最后变为娼妓。有像庞春梅这样恃宠张狂的丫头，仗着主子的宠爱，反过头来虐待自己的姐妹；到做了主人之后，更是骄横霸扈，盛气凌人。也有像宋惠莲这样的女性，自身虽然轻浮轻贱，但良心还没有泯灭，当得知自己的丈夫被西门庆设圈套陷害时，她没被金钱、权势所俘虏，而是以死抗争。而更多的则是逆来顺受，默默无言地受主子役使。《金瓶梅》就是这样按照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性，写出了丰富多彩的人物现象，显得非常真实、生动。
细节的真实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征。伟大的古典文学家曹雪芹特别强调指出写家庭生活的作品要有“家庭闺阁中的一饮一食”的细节描写。《金瓶梅》这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主的长篇世情小说，在细节的真实性上，已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小说对西门庆一家的衣着、饮食、用具等“家常日用”就作了非常具体真实的描写，具有浓郁的生活色彩。小说还特别注意到家庭生活中一些琐碎细腻的细节描写，而所有的这些细节描写又是那样的真实，真实中既表现了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又从这些真实的生活现象中，显示出其本质意义来，从而将生活的真实上升到艺术的真实。譬如说，作品中对西门庆家庭内妻妾之间的争宠斗妍、争风吃醋、发泄怨愤等家庭琐事进行了大量细腻的描写。这些平淡琐细的细节描写，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细琢磨一下，它们却很容易触发人们各种不同的思绪。在这里。我们固然看到的是生活中一些极平常的家常口角，但我们不正是从这些琐碎细腻的家常口角中，看到和感受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给妇女带来的不幸吗?这不仅是中国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悲剧，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悲剧。因此这些琐碎细腻的细节描写，仍然有不是让人一看了之，还要人反复玩索的艺术张力。
《金瓶梅》虽然写的是西门庆一家的兴衰史，但作者并没有囿于家庭的范围，把它与整个社会割裂开来，而是把它放在了晚明社会这个历史大舞台上，通过它与整个社会的交往，展示了一个混浊黑暗的现实世界。西门庆书房中的“往来书柬拜帖”和“中秋礼物帐薄”两件东西，特别是书中通过西门庆同朝廷权贵蔡京以及其他官吏往来的大量描写，反映了西门庆与各级官府的关系，说明了西门庆之所以能在那个社会上为非作歹、步人官场，正是因为有从上到下的已被金钱所腐蚀的各级封建官吏的庇护和支持，所以张竹坡在书中评点道：“西门之恶，纯是太师(指蔡京)之恶也。夫太师之下，何止百千万西门，而一西门之恶已如此，其一太师之恶何也。”由于《金瓶梅》在描写家庭日常生活中紧密联系了时代、社会，因i酊作品所反映的生活现象，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社会历史内容，而且又给了人们以重大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文学是人学。文学作品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除了描摹一些反映社会生活的细节材料外，主要还是通过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来达到这一 目的的。诚如恩格斯所说：“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中国古代小说“典型论”的历史轨迹，早在叶昼、金圣叹等古典小说批评家评点《水浒传》时就已出现。例如金圣叹指出：作家要创造具有个性化的性格特征的典型形象，必须经历一个贯穿“因缘生法”规律和从“格物”到“物格”的过程，做到深刻认识和充分驭御生活的真谛和人物的性格，才能循“因”就“缘”、合“理”合“法”地进行典型性格的创造。这里，金圣叹把创造具有个性化特征的典型形象作为对作品的重要审美判断。而张竹坡在对《金瓶梅》的评析中，又丰富和发展了金圣叹的典型论，他明确主张把“情理”与典型结合起来，在述之以情、喻之以理的过程中，实现通过艺术典型而达到以“情”动人和以“理”喻人的效果。l91在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刻画上，《水浒传》已经写出了许多富有个性的典型人物。从《水浒传》到《金瓶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塑造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可以说从《金瓶梅》开始，我国古典小说才真正走上了“人学”的道路。
作为以写人为活动中心的长篇世情小说，《金瓶梅》塑造、刻画了许多类型的人物形象。《金瓶梅》塑造、刻画这些人物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从现实生活的丰富复杂性出发，将他们作为一个复杂的灵魂来解剖，既有对人物丑恶灵魂的描写，又有对人物人性情感的描画。例如，西门庆对奴仆，残横凶暴；对上司、有体面的人，则温文尔雅。对财富，他贪婪吝啬，但为了攀附权贵，笼络朋友，他又慷慨大方。他偏狭阴险，但有时在妻妾、情人面前，他又是情浓意切。再如庞春梅，在西门庆家中，她恃宠生娇，粗野残忍，做了周守备少奶奶(后被册封为正室夫人)之后，她更加横暴。为了报复当初在西门庆家中与孙雪娥结下的冤仇，她对被变卖在周守备家中为奴的孙雪娥百般。但她也是一个世俗常人，并不是时时都摆着一副凶神恶煞的面孔。她也有她的情义，当初在西门庆家中，她得到过潘金莲的厚爱，因而当得知潘金莲在西门庆死后也被打发出来时，她曾哭哭哀求周守备把潘金莲买来。有时她又能不念旧仇，宽宏大度：当初是她在西门庆死后，首先被吴月娘卖出去，并“教她磬身儿出去，休要带出去衣裳”。但后来二人在永福寺相遇，她不仅对吴月娘以礼相待，而且后来还帮助吴月娘打了一场官司，解救了被诬陷讹诈的吴月娘。
鲁迅曾把《红楼梦》的美学价值，归结到它的真实——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又把它的真实描写的伟大成功 ，归结到它的打破人物性格单一性的结局，亦即没有将小说中的好人一味地说好，坏人一味地说坏。《金瓶梅》虽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略逊于《红楼梦》，但由于作者从一种客观的、更贴近生活的创作方法和态度出发，没有将人物简单化、脸谱化，所以书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形象，大都能为读者所接受，显示了作者成熟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观念。
《金瓶梅》不仅多层次地刻画了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性，而且更值得称道的是，对于同一类型的人物，作者又写出了他们不同的个性。比如潘金莲和李瓶儿 ，虽然都是，但作者还是写出了她们之间的差别：潘金莲毒辣阴险，且性格多疑，“专一听篱察壁，寻些头脑厮闹”。李瓶完全不同，软弱老实，性格温和，“好也在心里，歹也在心里，姊妹之间，自来没有个面红面赤”(主要指李瓶儿嫁给西门庆之后)。再如春梅和秋菊，同是潘金莲的丫头，但她们的个性却迥然不同：春梅“性聪慧，喜谑浪，善应对”；秋菊则“为人蠢浊，不任事体”。其他人物，也大都形象鲜明，各有各的独特个性。这种写人物“犯笔而不犯”(同中有异)的艺术表现特点，是《金瓶梅》现实主义的突出成就之一。
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作品在刻画、塑造人物形象时 ，还注意到 了人物的性格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创作取得了很大成功。譬如说 ，李瓶jln了西门庆家做了六太太之后，性情发生了极大变化 ，一改前期贪淫歹毒的性格特征，变得软弱老实、温驯善 良了。有人指出李瓶儿性格前后期反差较大，是矛盾的。我们说，这正是作者运用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性格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诚如郑庆山先生在《金瓶梅论稿》中所指出的那样：李瓶儿“是一个仅次于潘金莲的人。花子虚和蒋竹山满足不了她的欲望，最后都被她厌弃……西门庆对她宠爱有加，无欲不足；她又领教过他的鞭子，慑于他的威猛，温和顺从，实自然之理。”这种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 ，它说明，人的性格可以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发生转化。再如潘金莲，在《金瓶梅》中，她是一个的坏女人典型，由于她的，使她成为作品中的之魁。然而如果把她的，看作“本自天生，则良心为不可必”。对整部作品分析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潘金莲的，也有形成的社会环境。小说写她最初并不，从她与张大户、武大郎的不幸结合上看，当初她与西门庆的私通，虽然是不道德的，但这时也不能把””二字扣在她的头上。
此时她的所谓“”，主要是包含了一种对不幸婚姻的畸形反抗。真正意义上的是潘金莲到了西门庆家之后。在西门庆这个多妻多妾的家庭里，为了满足自己的，她开始与众妻妾争宠夺爱，想尽一切办法取悦于西门庆。可是后来随着西门庆不断征逐女色，她也变成了一个嫉妒狂和报复狂。可以说，是这个一夫多妻制的社会，是这个娼妓制度的社会，还有晚明以来社会上普遍存在的的社会风气，造成了潘金莲的性格。这种典型环境下典型性格的真实性描写，突出地表现了《金瓶梅》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取得的高度成就。
恩格斯曾对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的现实主义价值做过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 ’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8](v462、463)同样有价值的是，中国伟大的古典现实主义作品《金瓶梅》，则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反映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时期的现实主义历史。依据这部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可以去了解、去研究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史、时代风俗史和人的风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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