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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车信息：出上海市区，走320国道从上海闵行区上沪杭高速公路，或一直走320国道。两者路况都比较好。
高速公路总里程：195公里。国道分段里程为111-21-36-28公里。
收费标准：沪杭高运公路上海段车辆通行费(莘庄―枫泾)为35元。
沿途看点：浙江嘉善水乡风情以河网交错、湖光水色、水虾鱼菱为特色，包括水乡古镇西塘、银河、汾湖旅游度般区和嘉善旅游区。海宁观潮，盛于明朝，以盐官宝塔一线潮著称。观潮公园门票为15元。盐官东10公里外的大缺口以及盐官西11公里的老盐仓也是观潮的热点地区。掌握好涌潮速度(约每小时25公里)还可体验驱车追潮的乐趣。
外蒲山系嘉兴九龙山近海最大的岛屿，海蚀地貌尤为其特色，门票20元。
嘉兴环城南路的范蠡湖是一处吴越时期留下的著名古迹，相传为范蠡助越王勾践雪会稽之耻后偕西施泛舟五湖之隐居地。国界桥位于嘉兴秀洲区九里(曲)港上，是三孔石柱平板桥，这里原为吴、越两国的分界线。子城是嘉兴历代府衙的所在地和太平天国听王府旧址。昭明太子读书处在桐乡乌镇市河西侧，因南朝梁武帝太子萧统曾在此设馆就读而得名。嘉兴市博物馆内有书画、石器、骨器、陶瓷器、玉器等馆藏珍贵文物近6000件，是嘉兴地区古老历史的缩影。
桐乡乌镇是闻名海内外的历史文化名镇，这里有茅盾故居、林家铺子、古戏台等旅游重点。在乌镇，观赏风景的同时还可亲自动手纺纱、刨烟丝、染蓝印花布等。乌镇的通票票价为50元。走桐乌公路出桐乡15公里即到乌镇。
古镇西塘也是沿途的一大看点。西塘镇内街衢依河而建，民居临水而筑，以桥多、弄多、廊棚多著称。这里曾是吴越两国的交界地。旅游通票为40元。
海宁硖石镇民间良渚文化是环太湖流域古文化的代表，距今5300―4000年，可参观海宁良渚文化博物馆和良渚遗址群。
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资料陈列馆位于余杭镇西郊上湖村。“杨案”为晚清四大奇案之一，感兴趣的可以去看一看。
车到杭州，可游览杭州新西湖十景。当然，那些古老的热门景点更是不能错过。
灵隐寺位于西湖之西，北高峰与飞来峰之间，门票20元。
六和塔在西湖之南钱塘江畔的月轮山上，系南宋僧人智元禅师为镇江潮而创建。门票15元。
“西湖第一胜景”三潭印月是江南水上庭院艺术的代表作。
另外，杭州清河坊历史古街区上的一些百年老店在故地重新开张，再现南宋时代的市井繁荣。
特色饮食：西塘肉嵌鲤鱼、湖蟹、杭州叫化鸡、东坡肉、宋嫂鱼羹、西湖醋鱼、龙井虾仁、虾爆鳝面、片儿川面、知味小笼包、馄饨鸭、荷叶粉蒸肉等。
夜行：乌镇的夜非常幽静，适合漫步赏月，杭州南山路、湖滨路一带的茶馆古色古香，西湖夜游船更能让你体会当年郁达夫等文人泛舟西湖的意境；到杭州知味观吃宵夜最实惠，同时还能欣赏到越剧表演。
盐官观潮景区范文第2篇
人口经济：海宁现辖13个镇，总人口64万。海宁历史悠久。
海宁经济发达，市场繁荣，是我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市）之一，连续三届跻身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 行列，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列全国第22位，是浙江省首批 小康县（市） 之一和浙江省文明城市，素有 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旅游之地、皮衣之都 之誉。2002年，GDP增长率为14.5%，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55.02亿元，人均24207元；财政总收入14.67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6.29亿元；
农业及产品：海宁现有耕地51.22万亩，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24.90万千瓦，农村用电量7.79亿千瓦时，从事农业劳动力11万人。主要农产品有粮、茧、棉、麻、油料等，其中，海宁西瓜、桑苗、斜桥榨菜、盐官汪菜、上河青甘蔗、小湖羊皮、瘦肉型猪等是海宁传统的名特优产品。中国榨菜、欧洲酸菜和日本酱菜，被誉为国际三大名腌菜，以海宁“斜桥”牌为代表的浙式榨菜与川式榨菜齐名列为中国名榨菜之最，斜桥榨菜以其色香味俱佳、入口脆嫩而深受国内外客户的青睐。
工业建设：海宁工业基础良好，涉及到30个大类100多个小类，区域特色经济优势明显。近年来，通过实施 工业强市 战略，海宁正全力打造世界皮革制造基地和全国家纺制造基地、全国经编制造基地，同时，加快发展电子、医药化工、印刷包装三个新兴产业，改造提升机械五金、袜业两个传统产业。
皮革：海宁被誉为 中国皮衣之都 ，是全国重要的皮革生产基地和集散中心。皮革产业经济总量、皮革服装产量、皮革交易量、皮革服装及相关制品出口量均列全国第一. 全年完成现价产值131.5亿元，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的皮革专业市场──海宁中国皮革城是一座大型现代化专业市场，外墙采用铝塑板和玻璃结构相结合的装饰，线条流畅，富有时代感，与皮革城广场融为一体，成为海宁的标志性景观。皮革城内部设施齐全，装修豪华，可与大都市的大型商场媲美。皮革城以商场化的品位、市场化的运作，代表了当今专业市场发展潮流。2003年市场成交额50.26亿元。它是迄今中国规模最大的皮革专业市场，全国皮革业龙头市场，全国皮革服装、裘皮服装、皮具箱包、皮毛、皮革的集散中心，也是皮革价格信息、市场行情、流行趋势的中心。此外众多的国内外知名品牌，皮装如老爷车、啄木鸟、皮尔卡丹、都彭以及雪豹、蒙努、兽王、三星、时丹达、白领氏等，箱包如梦特娇、花花公子、鳄鱼、帕佳图、范斯特、丝利安、万里马、袋鼠等落户皮革城，对提升皮革城形象，扩大皮革城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家纺：海宁作为 中国纺织产业基地 之一，是全国装饰布的主要生产基地和重要集散中心，年产装饰布10亿多米。产品有沙发座垫用布、床上寝具用布、室内装饰用布和衣着两用的织锦缎等，形成了花样设计、纺纱织造、染色整理等专业分工、配套协作的一条龙生产体系。海宁装饰布的产量在全国名列第一，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35%。
经编：海宁经编业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产品品种达到100多种，涵盖了产业用布、装饰用布、服装用布等领域，并已建立了一条从原料、织造、后整理到服装生产的完整产业链。2002年，全市拥有240多家经编企业，技改投入3.9亿元，生产各类经编面料14万多吨，产业用布2万吨，经编运动服装2000多万件
旅游：海宁旅游资源丰富。
拥有世界奇观---钱江潮。雄伟壮观的钱江潮成因除月、日引力影响外，还跟钱塘江口状似喇叭形有关。钱塘 江南岸赭山以东近50万亩围垦大地象半岛似地挡住江口，使钱塘江赭山至外十二工段酷似肚大口小的瓶子，潮水易进难退，杭州湾外口宽达100公里，到外十二工段仅宽几公里，江口东段河床又突然上升，滩高水浅，当大量潮水从钱塘江口涌进来时，由于江面迅速缩小，使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就只好后浪推前浪，前浪跑不快，后浪追上，层层相叠。其次还跟钱塘江水下多沉沙有关，这些沉沙对潮流起阻挡和磨擦作用，使潮水前坡变陡，速度减缓，从而形成后浪赶前浪，一浪叠一浪，一浪高一浪涌潮。盐官观潮胜地公园和沿江百里文化旅游长廊是省重点开发项目，也是国家首次公布的全国43个旅游发展优先项目之一。2000年中央电视台、浙江电视台联合直播 海宁潮 ，海宁已形成了以 一潮三看赏四景 的观潮旅游为特色、以人文景观和历史遗迹的访古探幽为内涵的旅游格局。2002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187万人次，其中海外游客1.5万人次。历代文人墨客，从庄子、司马迁、白居易、苏东坡到王国维、鲁迅、郭沫若等，一睹天下奇观的雄姿后，留下了千余首咏潮佳作；历史伟人孙中山、毛泽东等也有感而发，写下了著名的诗文；盐官是举世闻名的观潮胜地和历史文化名镇，南濒钱塘江，总面积2.54平方公里，是一个千年古镇，它紧靠上海、杭州、苏州等大中城市。
盐官是观赏“一线潮”的最佳地段，又是名胜古迹云集之地，每年吸引大量中外游客。近年来，开发建设了盐官观潮胜地公园，修缮了王国维故居、海神庙、占鳌塔、中山亭、陈阁老宅等一批文物古迹。古镇被评为“浙江省旅游城镇”；“盐官观潮胜地公园及百里文化旅游长廊”项目被国家旅游局首批公布为43个部级旅游发展优先项目之一；海宁观潮被定为浙江省十大旅游景观之一；盐官观潮胜地公园被评为“浙江十大美景乐园”。
钱江潮，又称海宁潮，以“一线横江”被誉为“天下奇观”。海宁观潮之风汉时即已蔚然，唐宋时更盛。北宋词人潘阆所唱“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成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便是当年“弄潮”与“观潮”的真实写照。
钱江潮的形成与月亮、太阳的引力有关。东汉哲学家王充首次提出了“涛之起也，随月盛衰”的论断。后经科学家们长期研究证明：钱江潮是在月亮、太阳的引力和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作用下形成的。“早潮才落晚潮来，一月周流六十四”（白居易诗），钱江潮每日有两潮，农历初一、十五子午潮，半月循环一周，尤以农历初一至初五、十五至二十潮为大，一年有120个观潮佳日。
海宁是观钱江潮之胜地，这与海宁独特的地理条件有关。钱塘江到杭州湾，外宽内窄，外深内浅，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喇叭状海湾。出海口东面宽达100公里，往西至澉浦，江面骤缩到20公里，至海宁盐官镇一带时，江面只有3公里宽。起潮时，宽深的湾口，一下子吞进大量海水，由于江面迅速收缩变浅，夺路上涌的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便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形成了陡立的水墙。
交通：海宁交通便利，境内铁路、公路、水路内接外连，客货运输通畅。市内河港交错，连接京杭大运河；沪杭铁路横贯全境，二级站海宁站为沪杭铁路之咽喉；沪杭甬高速公路和320国道、杭州绕城公路越境而过；01省道横贯全境，东连上海金山直达浦东，西贯杭州钱江二桥。全市拥有通车公路336公里。2002年货物周转量99184万吨公里，客运周转量42906万人公里。
名人：海宁地灵人杰，名人辈出。自唐至清末，海宁共有进士366人。孕育了东晋学者干宝，唐代诗人顾况，宋代女词人朱淑真，明代戏曲家陈与郊，史学家谈迁，清代大学士陈元龙（阁老），诗人查慎行，清代数学家李善兰，国学大师王国维，诗人徐志摩，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漫画家米谷，学者、书法家张宗祥，训诂学家朱起凤，红学家吴世昌，戏剧家沙可夫，教育家郑晓沧，植物学家钱崇澍，中国电影事业的奠基人之一、电影艺术家史东山，版本目录学家赵万里，科学家沈鸿，英语教育家和翻译家许国璋，美术理论家吴甲丰，香港实业家查济民，作家金庸，古书画鉴定家徐邦达，篆刻书画家钱君陶等一大批名人。众多品位高、影响大的名人，为海宁积淀了名人文化的独特领域，在为名人文化召开的各类国际和全国性学术研讨会中，名人文化的研究已从宣传型提升到了学术研究的层次。
盐官观潮景区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清代云南的盐税收入是地方财政的重要支柱，对盐井的开发也形成了新的高潮。盐业的发展，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重要的是促使主要矿产区兴起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这些市镇是有别于传统政治型城镇的新型城市，它们的出现反映出X-商业发展的水平，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这一切都与清政府在云南推行的盐业法律制度息息相关。
作为边疆民族地区，云南自古以来就以盐税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史称“滇南大政，惟铜与盐”。因此，历朝政府都十分重视云南盐政。到清代，云南盐井的开发达到了新的高潮，增开盐井20余处，形成滇中、滇西、滇南三大产区的生产新格局，并建立起了分区管理模式。盐业生产的发展，不仅增加了云南的财政收入，推动了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主要矿产区形成了一些新兴城镇。这些城镇不是传统的政治型城市，而是经济因素主导下的工商业市镇，因而它们的出现，对云南城市化发展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这又与清政府在云南推行的盐业法律制度息息相关。
一、清代云南盐业法律制度的主要内容
清代在云南设有专门机构和专门官吏专司盐务，对食盐的生产、销售、质量标准、价格等方面进行管理。当然，在各个时期，盐业法律制度又有变化。
(一)管理机构
清初，云南盐政由云贵总督总理，并由巡案御史监管，后来设盐法道，作为主管全省盐政的专门机构，同时主要盐井地设有专门的管理人员，如提举、盐课大使、盐法库大使等。
(二)管理政策
1．清初的商包商销制。清初，云南盐业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对云南盐政采取自由政策，《云南通志》称：“我朝因地制宜……国有行引之课，且灶煎灶售，民运民销，立法超轶前代，亦迥殊乎他省。”当时黑盐井的引盐之制“滇盐不行部引，按井给票，商人操办完课”l3J是最有代表性的，政府这样做的目的仅是为了课税。尽管各井的具体情形有所不同，但这一时期，云南盐业法律政策总体上是商包商销，政府不垄断食盐。从盐井数量来看，与明末大致相等，故《中国盐政史》载：清初，录明旧制加以损益，则设黑盐井、白盐井、琅井、云龙井、安宁井、阿陋井、只旧井、弥沙井、景东井、凡九区J。
2．官运官销制度的建立。自康熙中叶起，清政府对云南盐业实行官运官销制度，由政府对盐的产、运、销进行全面控制，即在生产环节实行官督煎，流通环节则实行官运输，而在交易市场则实行官专卖制度，从而实现了政府对食盐的垄断。当然，各大片区建立起官运官销制度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滇西、滇中地区是云南传统的产盐区，因而这一制度建立得较早。而滇南地区，因多系新开盐井，故自雍正后才立官设制，专官专管，改变了原来“夷人自煎食”的分散管理局面。尽管这种封建专制下的“官盐”经济体制存在各种弊端，但不可否认，在自给自足、封闭落后的边疆民族地区，正是有政府的主导，才可能把盐资源开发成一个产业，从而对当地盐资源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这一政策实行了百年之久。
3．灶煎灶卖制度的建立。在盐的官运官销制度中，盐的生产和销售由不同的部门管，这就必然使生产和销售脱节，对盐业的发展不利。因此，嘉庆五年(1800年)，中央政府规定云南各盐井一律是灶户煎盐，灶户出卖，民运民销，这实际上是用商民运销的方式代替了此前的官运官销制度，这～制度又称为“灶煎灶卖，民贩民销”。同时取消了此前按井划界的销售办法，价格由市场调节，故《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三云：“其法无论商民，皆许领票。运盐不拘何井，销盐不拘何地，完课后听其所之。就诸井现煎实数，将定额均莫摊征，有余作为溢课，尽征尽解，所有放票收课事宜，即归井员经理。”同时，卤水由官府分配到灶，各井管理员除拟定票额、发放盐票、按票征税外，其他生产、运输、销售均由灶户和商贩办理，从而改变了产销脱节的现象，使盐的生产和销售能够相对协调。在这一制度下，政府职能更多地体现为宏观管理，这实际上更符合市场规律和经济规律。
4．官卖制度的重新建立。清末，中央政府对云南盐政又重新建立了官卖制度，这是由当时的历史背景决定的。一方面，西方列强在相继将云南周边的缅甸、越南、老挝等国变为其殖民地后，对云南展开了广泛的经济渗透和侵略。将大量私盐运人云南边境地区销售即是其经济侵略的重要一环。而国外的盐之所以能大量流入云南销售，最主要原因在于其盐价较云南盐价低。云南地处内陆地区，对外交通闭塞，长期以来存在市场的“孤立”性状况，而且云南盐矿都是井盐，由于技术落后，开采、煎制都比海盐困难，因而成本较高，产量不大，盐产量难以满足全省日常生活需求。故云南历来有“斤盐斗米”之称。据唐代樊绰《蛮书》和元《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从唐至元代，云南食盐还长期充当货币流通，足见其在社会经济中的重要性与价格的坚挺。到清代，即使是康乾盛世时期，食盐都较紧缺，“滇省垦地日广，生齿日繁，食盐不敷”。由此造成盐价高昂，每100斤盐价格在4两以上，导致百姓吃不起盐，故乾隆元年(1736年)朝廷下旨“着总督尹继善悉心妥办，将盈余一项即行裁汰，令盐价平减。纵使昂贵，亦只可在三两以下。若裁去盈余之后，公用有不敷处，另行酌议请旨”。也即国家法定的云南盐价不得超过每100斤3两银，同时还调川、粤盐平盐价。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末年。而云南周边越、缅等国由于盛产海盐，其食盐价格自然较云南低，故“且自缅、越不靖以来，交(即越南)缅私盐价贱于滇盐数倍，而彼族又从而力轻其价。听其贩运，小贩侵灌，大伙拒敌”8。其价格的优势，自然能使其盐在云南倾销同时，清末滇越铁路的开通，使云南的交通出现到国外比到国内各省更为便利的状况，人马运输的传统方式难与现代交通运输方式相匹敌，这为大量国外食盐的涌入创造了便利条件。因此，到清末已有千余万斤外国盐入销永昌、顺宁、临安、开化、广南等云南沿边地区_9J，导致出现了腾(冲)龙(陵)边岸“各司皆食缅甸私盐，一年漏支在三百五十万元”的状况。另一方面，咸丰、同治年间云南的社文秀起义，战火蔓延至滇西、滇中、滇南，而这些都是产盐重地。战争对盐业生产的破坏是巨大的，导致云南盐的生产能力萎缩。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民运民销的盐业管理模式已经难以实行，因而只能将食盐的产、销收归政府，再次实行官卖制度。
(三)规范盐的质量
清代对盐的质量进行严格管理，对盐中掺沙土等行为进行处罚，对短斤少两的行为也进行处罚。煎盐户在盐中掺沙土的，勒令重煎。各盐井管理官员知情而故意纵容的，革职；失察的，降一级调用；知情且受贿的，革职治罚并赔偿。如果在运输中各地方官员发现有掺沙土的，应呈报追查，知情而徇私隐瞒的，革职并赔偿。
(四)规范盐的销售
规范盐的销售主要体现在：一是盐引以300斤为一引，这显然只适用于大商人；又规定50斤的小票，专门提供给小贩。二是国家不直接销售盐，国家盐仓实际上是向盐商批发的，然后由盐商贩到各处销售，故史称“官盐店停撤统运，会城小贩人民赍持现价赴店买运行销，官无随销考成，惟稽查以杜昂贵病民”。三是对盐井的销售范围予以限定，当然，自嘉庆五年(1800年)起国家下令取消了对各盐井销售范围的限定，因此，从法律层面说，各盐井的销售范围是无限制的，但实践中对各盐井销售范围的于预仍然存在。
(五)干预盐的价格
盐关系百姓生计，盐价高昂将使百姓无法承受。因此，国家不得不对盐价进行干预，前述所引乾隆上谕实际上就是由于盐价太高而引起的中央政府的重视和干预。但如果盐价太低，使生产和运销环节缺乏利润，则又会导致盐业生产的停止。这不仅影响人民生计，也严重影响政府的税收。因此，若遇此种情形，政府往往会对盐业采取适当的补助政策，前引“若裁去盈余之后，公用有不敷处，另行酌议请旨”，实际上就是一种补助政策。当时为了平抑盐价，将其控制在每100斤售价3两银以下，只有用每年盐款的盈余(后来甚至动用铜息)进行抵补。
(六)税收政策
云南财政在清代一直是入不敷出，因而也一直是接受协饷的省份。当时财政收入全仰于税收，而云南的税收中除田赋外，最大宗的便是铜和盐。铜矿的开采，主要仰仗中央划拨的铜本，而产品也主要解往京城和他省，故对云南财政的改善难起重要作用。盐产品则在本省销售，因而其利益完全为地方财政所吸收。这对解决云南财政困难具有积极意义。据师范《滇南经费略论》、嘉庆《楚雄县志》卷三、《道光志》卷五十、《光绪志》卷五十八等资料计算，盐税的征收标准为：自嘉庆五年(1800年)改革后，每引征正课银2两1钱1分5厘3毫2丝，公廉银4钱5分9厘1毫1丝7忽，经费银4钱2分3厘3毫2丝。折算下来每100斤盐征的课银是7钱5厘1毫2丝，公廉银是1钱5分3厘3丝9忽，经费银是1钱4分1厘1毫，即每百斤盐征税标准为银9钱9分9厘。当时盐税的收人为：嘉庆、道光年间，云南财政总收入为87万两以上，其中盐税为37万两，占42．53％。据《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七，嘉庆八年(1803年)核定的云南盐税额为37万至40万两左右，这一额度成为之后考评各届政府的标准。据《新纂云南通志·财政考》记载，盐税在万两以上的盐井有黑、元、永三井，以及白井、乔后井、石膏井、磨黑井、抱母井、按版井等。总体而言，盐税在云南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大约是：清初为1／4至1／3，中期达1／3至1／2，末期约占1／3Ej，都在1／3上下浮动。盐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七)鼓励开采
清政府对云南盐业的发展采取了鼓励态度，上述盐业开采政策的不断调整，也可彰显政府对盐业开采的重视。朝廷曾下旨云南地方政府：“着阮元等确查，该御史所奏近日产盐丰旺地方，是否可以多觅子井，招募民人开采。当然，之所以鼓励开采盐矿，一方面是因为盐税在地方财政中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口增长，云南对食盐的需求增加。《清高宗实录》：“滇省政府民夷，生齿日繁，食盐浸广”；《云南通志》：“滇省垦地日广，生齿日繁，食盐不敷”。这正反映了这种状况。这也决定了清代对云南盐矿生产只能采取开辟新井、增加产量的策略。对于其政策效果，据《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四十九《盐务考三·场产》记载，清代新开辟井地约23个(实为24井)，大致是雍正时增开6井，乾隆、嘉庆时增开11井，道光时增开5井，同治时新开2井，至此云南盐井已达30多井。同时，从地域上看，清后期新开盐井多在滇南一线，从而打破了滇中、滇西独占的局面而形成了滇中、滇西、滇南三大片区的生产格局。
二、因盐业生产而形成的工商市镇
(一)工商市镇的分布
清代云南因盐业的生产而产生或发展起来的工商业市镇的分布大致如下：
1．滇中地区。滇中是云南传统的盐业开采地之一，在这一地区，因盐业生产而兴起的市镇主要是白井、黑井、安宁等。白井(即石羊古镇)自汉代开发，唐代扩建，元代设官，明清时达到极盛，清代时，形成了“商贩往来，车马辐辏，视附近州县，颇觉熙攘。诚迤西之重地，实财富之奥区也”的繁荣景象，因而既是滇中的财富之区，又是方圆数十里的商品集散地。街坊集市建设达到了相当规模，形成了“南北通衢，总为一市，诸货齐集”的景象u。据《滇南志略》卷六，白井地区“土瘠民贫，不事纺织，多以卤代耕”，乾隆《白盐井志》也云：“人以煎盐为业，办课用于滇省”。可见正是由于盐业的发展才促使了市镇的形成。到了民国年间，白井地区设立了盐丰县，这正是工商市镇发展的结果。
而黑井地区，据《黑盐井志》卷六所载：“楚雄黑井，蕞尔之地，又在深山大泽之中，男不耕女不织，饮食日用视其井水煮以为盐，上以输课，下以资身”。可见，这里能发展为工商市镇，也全靠盐业的发展。最早记载从唐朝时期即有规模开采，因盐业的兴起，还带动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使其成为滇中地区的一个商贸集散中心，形成了“街衢交通，肆市傍列……其街区不独有前，亦且有后。……其颠巷羊肠而不知其口。肩相摩，趾相蹂，乘骑必须于按辔，步履不容以携手”的繁盛景象。民国在此设盐兴县，也正是工商市镇发展的结果。
安宁则在唐代前期即已发展为一个繁华市镇，故《南诏德化碑》如此描述安宁：“盐池鞅掌，利及群欢，城邑连绵，势连戎癸，远近因依，闾阎栉比”。但到清代，因盐业生产工艺的削减，安宁一度萧条，盐业生产对其市镇发展的影响可见一斑。
2．滇西地区。滇西是云南传统的产盐要地之～，因盐而发展起来的工商市镇主要是乔化井，随着盐的开发，该地区发展较快，形成了“登楼远望，则城郭排列于前，屋宇层层，灶烟冲霄”．的繁荣景象。
3．滇南地区。滇南地区的盐井是清代才大规模开发的，其生产格局是清代奠定的，这一地区因盐而发展起来的工商市镇主要是磨黑镇。据《云南通志·食货志·盐法下》卷七十二、《新纂云南通志·盐务考三》卷～百四十九，磨黑井是雍正初期开采的。在清中期以前，磨黑是默默无闻的。到清末，磨黑盐产量已发展到722万斤，居全省第二，成为滇南食盐生产中心，同时发展成为一个十分繁华的市镇。到民国时期，与一平浪一道成为云南两大食盐生产中心。
(二)盐业法律制度对工商市镇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盐官观潮景区范文第4篇
关键词： 汀江流域； 地理环境； 客家族
一、 本课题的提出
汀江流域位于闽粤边区，并与赣南接壤。域内包括福建省的长汀、连城、武平、上杭、永 定5县和广东省的大埔县，其中福建5县历史上都为汀州所辖。该区域除连城县为“非纯客住 县”之外，其余都是“纯客住县”［1］94，即当地居民几乎都是客家人。客家，是 中华民族中极富特性的一个族群：其民族属性在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鉴别中才被最终认定为 汉族［2］100，但客家人的汉族认同却比其他族群要强烈；该族群至迟在唐宋之前即 已集居于汀江流域一带［1］94，但客家人却习称河南的光山、固始、灵宝及陕西的 渭南、商城、山阳等地为其先人之祖地［3］24。另外，客家文化被认为是古代中原 文化的“正统”继承者，但事实上其文化却具有鲜明的非农本主义甚或返农本主义倾向，还 有容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为一体的特征，这些为客家族群更增加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客家的人种起源和形成背景，近百年来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课题。历代北方汉族 移民在闽粤边区保存了古代中原汉族文化，从而形成一个既区别于少数民族，又不同于汉族 其他族群的汉族客家民系这一观点，最初由罗香林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至今仍在这一 问题的解释上有一定的权威性。那么，历代北方汉族移民何以能在闽粤边区保存古代中原汉 族文化？罗香林的结论是：该地区“山脉绵延”，“交通难阻不便，外地人难以入侵”，所 以 这里的历代北方汉族移民及其后裔不仅能够在人种上“与外族比较少点混化”［1］73 ，而 且“比较能够保存他们固有的语言和习惯”［1］106。围绕客家的人种起源是否以 北方汉 族移民为主体这个问题，学术界的争论经久不息，但在把客家族群的形成归结为闽粤边区地 理环境闭塞这一点上，客家研究者中几乎已成共识。然而问题是，用地理环境的闭塞性或许 可以解释数量不多的移民何以能保持以母语为主的文化，但毕竟无法说明历史上为何有大量 移民集结于闽粤边区，更无法解释作为闽粤边区地域文化集团的客家族群具有强烈的汉族认 同、非农本主义倾向以及海洋文化特点等的理由。
这样，闽粤边区的地理环境在历史上究竟是何状况就成为问题的关键。笔者自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对汀江流域客家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4］41-290，这个以交 通史和产业 史为线索，重新检证汀江流域的历史地理环境的研究作业，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份。作为这项 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汀江流域在历史上并非闭塞之地，它既是山海交接地，又居交通要道 ，还是铜铁、林木、烟草和纸张等的重要产地。
笔者的研究主要受下述先行研究的启发。一是中川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中川氏曾 明确指出，整理唐代以来闽粤赣边区的社会经济史料，是弄清楚客家的起源及形成不可或缺 的前提［5］96-102。受此影响，笔者的客家研究从一开始就关注客家形成地的产业 变迁及其地理环 境的背景。二是谭其骧的历史地理研究成果。谭氏制作的宋代福建地图和宋代广东地图上有 矿场分布的标示［6］34-35，这些标示成为笔者研究矿业与客家族群形成之间关系的 契机。三是宫 崎市定的中国近代社会研究成果。宫崎氏指出上海开埠曾引起“旧交通路废弃，新交通路兴 起”的“交通大变革”，并根据这一视角解释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时间和地点［7］36- 48，受这一 研究的启示，笔者认识到要把握客家族群形成的自然背景，必须先弄清汀江流域在交通史上 的地位与变化。
二、 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交通与地理位置的特点
据地方志记载，历史上汀江流域河流密布［8］《山川》三。在没有公路和铁路的时 代，这些河流构建了当地天然的交通网络。这里通过考察当地以汀江水系为主体的水路网络 以及连接当地与其他地区的主要交通干道的状况，探讨该地区在上海开埠前旧的交通路上的 地位。
1. 以汀江水系为主体的水路网络
（1） 汀江水系。汀江是福建西部最大的河流，属于韩江上流。其主流源于宁化县木马山，南流至大埔县三河 堤，与梅江合流为韩江，全长200余公里。主要支流中，最大的是濯田河、桃溪河、旧县河 、黄潭河、永定河和金丰溪。
汀江主流自木马山发源后，在崇山峻岭中蜿蜒迂回，经40余公里至长汀县庵杰乡大屋背村， 从一处名之“龙门”的地点流出，始称“汀江”。汀江主流穿过汀州城，经策武、河田 、三州，在水口村与濯田河汇合。濯田河源自长汀县古城镇元口村，全长60余公里，有支 流近160条。汀江主流与濯田河汇合后继续南流，在武平县湘店乡河口村与桃溪河合流 。桃溪河发源于武平县大禾乡贤坑村，全长30余公里，武平县北部大小河川几乎都是桃溪 河的支流。与桃溪河合流后的汀江主流，流量增大，河面加宽，南流至上杭县临城乡与旧县 河合流。旧县河发源于连城县曲溪乡黄胜村，全长110公里左右，较大的支流有20余条。绕 上杭城三面迂回之后，汀江主流继续向南流入永定县境，在洪山乡河口村与黄潭河汇合 。黄潭河发源于上杭县古田镇笔架山，全长约140公里，蜿蜒流经上杭、永定两县数乡镇， 较大的支流有30余条。继续南流的汀江主流在永定县仙师乡又与永定河汇合，长约90公里的 永定河源自永定县坎市镇竹子炉，较大的支流有40余条。发源于永定县苦竹乡的金丰溪在永 定县境内长约60公里，于大埔县茶阳镇融入汀江，主要的支流约有15条。
（2） 汀江航道。自古以来汀江水路就是人们把山区的产品运至沿海平原，又把沿海平原和海洋的产品送 往山区的交通干线，然至端平三年（1236），为方便“官盐”的运输，政府清理河道，开通 了汀江航道，使这条水路交通线变成重要的“官道”。绍定五年（1232）前，根据政府规定 ，当时汀州6县居民中，长汀、宁化、清流3县居民食“福（州）盐”，上杭、武平、连城3 县居民食“漳（州）盐”。从福州至汀州，交通不便，途中费时颇长，以致食盐质次量不 足，“福盐”额度为“每年八中纲”，但“实搬到盐四中纲，多至六中纲”［8］《税 赋》。因 此，汀州及其邻近的虔（赣）州一带，盐价高腾，两地居民常常苦于“食盐不足”。而另一 方面，与汀州一水相连的潮州一带却为盐的产地，于是当地居民中从事食盐走私者辈出。据 史料记载，每到秋冬季节，走私贩盐者数百成群，往来于虔汀漳潮徇梅惠八州，成为当地治 安的一大危害［9］卷196《嘉七年二月辛巳》，致汀州政府就此多次向朝廷奏请， “更 革”食盐配给路线。胡太初在《临汀志》中记载，“前长汀县宰刘元英为检院申请，欲令汀 民与长汀、宁化、清流并照上杭、武平、莲城体例，改运漳盐。郡守赵崇模申请谓搬运漳盐 ，系遵陆路，恐脚夫有改，反为一方之扰，莫若改运潮盐。绍定五年，准尚书省札，从本路 郑转运之请，许本州及诸县艰于运福盐者改运潮（盐）。本州具申朝廷，乞行下诸监司移文 潮州，立定体例”［8］《税赋》。端平三年，为便于作为“官盐”的“潮盐”运到 长汀，长汀 县知事宋慈炸除暗礁，疏通河道，开通了长汀水口至上杭回龙间的汀江航道［10］273 。嘉 靖三十年（1551），汀州府知事陈洪范整治回龙滩，使汀江主流长汀水口至永定峰市段全线 开通［11］369。但峰市至大埔石市之间的河段有暗礁乱石密布的棉花滩，如当地谚 语“十里棉花滩，江水天上来”所形容，那里船只无法通行。
从汀州城到三河堤，汀江航道总长度约为225公里，根据河道情况可将其分为四段。一是 汀州城至上杭城，约120公里，此段河面较宽，流速较缓，普通船只较易通行。二是 上杭城至峰市，约60公里，此段因河床较窄且倾斜度较大，水流湍急，船只航行比较危险 。三是峰市至石市，约10公里，此段船只无法通行，货物往来只能靠陆运。四是石市至三河 堤，30余公里，此段河道条件较好，普通船只可顺利航行。
（3）汀江流域内其他水系。汀江水系之外，汀江流域各县境内还有其他水系河流，其基本情况为：长汀县境内有闽江水 系的陈连河和童坊河以及赣江水系的古城河［10］74-76；连城县境较大河流有8条， 3条属汀江水系，4条属闽江水系，1条属赣江水系［12］102-104；武平县内汀江、梅 江和赣江水系流域面积所占比例分别为40.5%、54.1%和5.4%［13］100-102；上杭 县 总面积的95%以上为汀江流域，其余为九龙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4］98；永定县内汀 江流域面积所占比例更高，达97%以上，其余也为九龙江或梅江水系流域［11］ 86；大埔县内汀江水系流域面积所占比例不大，主要为梅江流域或韩江流域。
上述汀江及其他水系的河流大多河面狭窄，水流湍急，且险滩较多。尽管如此，历史上 这些大小河流构建起连接汀江流域内各乡村以及与外地区之间的交通运输网络，其中汀江主 流则犹如主动脉。
2. 汀江流域与外地区之间的主要交通路线
在汀江流域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通网络中，下述四个方向的交通路线最值得关注。
（1） 潮汕方向。汀江—韩江航道是汀江流域与潮汕地区之间最主要的交通线。汀江航道在三河堤与韩江航 道相接，从三河堤沿韩江南下130公里左右可抵达潮州，再航行60余公里即至汕头。汀江流 域一带至今还流传“上河八百艘，下河一千艘”的谚语，这是指汀江—韩江航道上几乎总是 有一千七八百艘船在航行。但关于其具体含义，有人解释为往汀州城方向的约800艘，往 潮汕方向的约1 000艘；也有人解释说是汀州城与峰市之间的航段上往往有800艘船在航 行， 石市与潮汕之间的航段上往往有1 000艘船在航行。不管何种解释，它都反映了历史上 汀江—韩江航道上运输繁忙的景象。据东亚同文书院1910年的调查记录，当时航行在汀 州城至峰市之间河面上的船只，平均每里约有两艘［15］卷14。按汀州城与峰市之间 的航段长180公里计算，这一航段上即有700多艘船在航行。参加这一调查的东亚同文学院学 生留下 的调查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依稀可见昔日繁华昌盛一大府城的风采，然掩饰不住今朝的 衰颓和中落。”［16］212在这里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信息：一是清末民初时期 ，汀江航道上平均每里河段就有二艘船在航行；二是清末民初之前，汀江航道上交通运输更 加繁忙。
汀江—韩江航道之外，汀江流域与潮汕之间的主要水路还有从永定码头经茶阳到潮汕以 及从武平码头经松口到潮汕这两条。历史上，武平至潮汕的水路曾经非常方便，武平境内的 中山河—中赤河—下坝河流入广东蕉岭后与石窟河合流而汇入韩江。正德十二年（1517）以 前，当地居民利用这条水路与潮汕地区进行物资交换。就在正德十二年，南赣巡抚王守仁镇 压闽粤赣边区农民起义后，为防止新的农民运动，封闭了下坝河以下七处河口。但即使这样 ，当地居民还是充分利用这些水路，或用木筏往返运输生活物资，或把木头、竹筏直接放入 水中，任其漂流至潮汕［13］263。另外，上杭、武平与潮州、惠州一带之间还有许 多陆路，据清人杨澜记载，此种“小径”达数十条之多［17］卷2。
潮汕一带，自古以来就利用海路与外交往，自明以降海洋贸易愈发盛行，北至“乍浦、苏 松、天津、关东”，南达“香山、崖山、高、雷、琼、崖”，并“与朝鲜、琉球、吕宋、安 南、占城、满刺迦、擢罗、日本如邻人互通有无”［18］卷14，卷38。
（2） 梅江流域及粤东北方向。汀江与梅江在三河堤一带。从三河堤沿梅江航行80余公里，可到梅州城。在梅州城沿 梅州官道往南，可与潮汕官道相接，在很少取海路往来华南华北的时代，人们大多通过这两 条官道往来于潮汕和华北之间；从梅州城沿水路往南，可至汕尾，在那里能出海；从梅州城 往西70余公里，可抵达兴宁城［19］483。兴宁城是闽粤赣边区交通要道的枢纽， 古来就 是三省重要的物产集散地。从兴宁城经70余公里水路或15公里左右的陆路都可到长乐 ［ 19］484。出长乐越过岐岭到龙川，在那里可利用东江水路到韶州。韶州为粤湘赣边区交 通 要冲，从那里可至郴州。开元十七年（728）之前，横贯中国南北的交通线路中，从长安经 襄州至郴州，然后经韶州到广州的“郴州路”，是开元十七年（728）之前最重要的南北通 道。另外，从韶州越过大庾岭到赣州的“大庾路”与“郴州路”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主要的 南北通道，但它在开元十六年（727）经修整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商道［20］8- 10。 据《宋史》蔡挺传记在，仁宗年间（1022-1063），江西提点刑狱蔡挺与其兄广东转运使 蔡抗从大庾岭山脚往上15公里铺设砖路，并从大庾岭到广州的驿路两边都种植松树。这个传 说从一个则面显示了这条通道在中国交通史上的重要地位。
（3） 赣南方向。汀州—瑞金通路是汀江流域与赣南地区之间最主要的交通线。汀州城与瑞金城之间的主 要交通路线有二条，瑞金一带的人称之为“东路”和“东北路”，长度分别约为40公里和45 公里 ［21］。从瑞金城沿贡水航行50余公里至会昌，再航行80公里左右抵达于都，在那 里继续去水路北上，经宁都至鄱阳，可连接长江航道。而若从瑞金城往西可至赣州城，在那 里沿赣江经吉安可连接长江航道。在上海开埠前，从广东往北去几乎都要走这条赣江—长江 航道，但上海开埠后，广东北运的货物大都改取海路到上海，走赣江—长江航道的减少了70 -80%［22］274。另外在赣州，若沿章水往西约60公里即抵达大庾岭，翻过大庾岭可 到粤湘赣三省的最大物产集散地韶州。［22］301-305
（4） 漳州方向。从汀州城经陆路去龙岩，换水路至漳州。或者，从永定城经3天的陆路和1.5天的水路抵达 漳州［11］368。这两条交通路线是汀州流域与漳州之间的主要通路，尤其在汀江 航道 开通之前，它们也是汀州流域与外地之间的主要商道。明代初期，朝廷在宁波、泉州和广 州设置了市舶司，但泉州百姓因在元代时深受色目人的欺压，所以反色目人的情绪非常强烈 ，在这一背景下，漳州月港和福州港取代泉州成为国际贸易港口。［23］90
3.历史上汀江流域地理位置的特点
首先，汀江流域是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山海交接地。如“南方被称之为山泽之国，然仅 汀州处于万山”一句所示［24］卷3，该地域山脉绵延，险峰林立。其中海拔在千米 以上的就有不少，还有很多低山和丘陵。如长汀县，就地型而言，可分为中山、低山、丘陵 、盆地、台地5种，但其中最多的是低山，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另一方面 ，则如上所述，山区的汀江流域通过汀江—韩江航道与沿海平原及海洋直接连接起来，在 经济上 成为海洋经济“潮州圈”的一部分［19］74，在文化上也融合了妈祖信仰等海洋文化 的元素。
其次，汀江流域是中国历史上所谓“交通大变革”前交通要道上的连接点。如前所述， 交通路线把汀江流域与韶州、赣州、潮州等历史上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上的交通要冲相联结。 韶州在唐代以后，随着华南地区的开发和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而成为贯穿中国南北最重要的 交通干线上的一个要冲；赣州由于宋代在开封和临安建都，也成为南北交通干线上的重要连 接地［19］37；进入明代以后，潮汕和漳州月港一带的民间海洋贸易越来越繁荣， 特别是 随潮汕地区与长江流域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由“汀江—韩江航路”和“汀州 —瑞金通路”连接而成的交通运输要道在全国交通网络上的地位也就越来越重要。连接 汀江航道与汀州—瑞金通路的汀州城，汀江航道上下航段交接地的峰市，有水路或陆路通 往瑞金、赣州、梅州和潮汕的武平，位于汀江航道、梅州航道及韩江航道交汇点的大埔，是 这段交通运输要道上的四个纽结。
上述特点也把汀江流域与通常因交通不便而致闭塞的山区明显区别开来。
三、 清末民初前汀江流域的自然资源与产业结构特点
上述地理位置的特点不仅促进了汀江流域中转贸易的发展，而且也对当地自然资源的开发 和利用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自然资源特点
这里从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和矿物资源三方面，就汀江流域自然资源的特点作一概观。
“山三分、水一分、田一分”，这种耕地面积的低比率，是汀江流域土地资源方面最突 出的特征。汀江流域群山连绵，山间盆地和河谷总面积的比例很低，且单块盆地和河谷面积 也很小。如长汀县的低山和丘陵占了全县面积的71.11%，而且其中适合于农耕的盆地极 少，只有全县面积的6.59%；盆地大多狭小，面积最大的城关盆地也只有64平方公里左右 ［10］63-67。在汀江流域各县的县志中随处可见的“岭岭相叠，山比田多”、“ 山多林 密，然耕地只居一二”这类记述，即如实反映了这种耕地面积比率极低的实际状态。汀江流 域土地资源的再一个特征是耕地严重不足。嘉靖元年（1522），该地区人均占有可耕地数“ 远远低于同一时期全国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和福建省同一时期的人均占有可耕地数”［ 25］159。至20世纪50年代土改之前，在该地区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最多的长汀县，人均占 有可耕地数为1.8亩，即便是地主，人均占有可耕地数也只有5.85亩［10］125。汀 江 流域土地资源的第三个特征是大多数耕地在土质上，更适宜于种植大豆、蓝 、烟草等经济作物。永定县及其邻近的上杭县、大埔县的部分地区，种植烟草的条件十分优 越，明代中叶以来，这些地区一直是重要的烟草产地。［11］198
罗香林曾就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荒废”状态指出：“宋元以前，有很多畲族人定居于 客地的山陵。因畲人实行火耕，森林未能保存。客家进入这些地区后也未曾进行过造林。” ［1］108罗氏在这里是说客家中心居住地的森林资源是在客家迁徙于此之前就已经被 破 坏殆尽。但根据有关记载，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即设置汀州之初，连汀州城也是 猿、象出没［8］《山川》。可见当时该地区曾是原始森 林茂密之 地。明清时代，汀江流域是重要的木材产地，清人郭柏苍在《闽产异录》中记道：福州、兴 化和龙岩的杉木不及延州和建州，但延州和建州的杉木又不及汀州。汀江流域所藏的矿物资源种类甚多，藏量也很丰富。在历史上、尤其在宋代，这个地区是 最重要的矿产地之一。上述粮食资源的匮乏和森林、矿物及经济作物等资源的富足，正是汀 江流域自然资源状况的基本构图。
2.产业结构特点
汀江流域历史上产业结构特点完全是该地地理环境的产物。汀江流域因受自然资源 的限制，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始终未能成为地区经济的基础，甚至连居民的口粮也早在 宋代就依靠从外地“进口”［4］121-123；而矿业、林木业、手工业和流通业则 受惠于 上述交通状况，成为推动该地社会发展的基本产业部门。就时期而言，宋代，矿业成为全部 地区经济的支柱；明清二代，汀江流域依然靠输出山区特产以换回粮食等民生必须物品，而 在输出商品中，木材、土纸和烟草居于前三位。这里仅对汀江流域开发初期即宋代的矿业作 一考察。
宋末元初，汀州流域“畲人”尚多，刀耕火种仍广泛留存。刀耕火种通常被看作相当落 后的农耕方式，但大泽正昭在他的唐宋代经济研究著述中指出，刀耕火种的农耕方式“作为 与其他生产活动并行存在的方式是有效的”，而且事实上“刀耕火种与其他生产活动结合的 情况也十分普遍”［26］83。宋代汀江流域，“民罕以耕家自力”［8］《风俗 形势》。
而由下述资料可推知，当时与农业并存、确切地说是为农业提供了基础的是昌盛的矿业。
首先，仅笔者所见，有名字留存于史料的宋代汀州的矿务、矿场和矿坑就有50余处。而宋 时称之为“场”的矿产地，一般是采掘规模较大，并附属精炼场的官营或半官营的矿山 ［27］158-162。宋代汀江流域不仅官营铁矿产地多，而且技术也较为先进，在当时 全国仅有的11处湿式收铜矿场中，上杭的赤水铜场即为其中之一。
其次，唐宋时期汀江流域福建境内属上杭县面积最大。而上杭的行政机构设置、升格和 搬迁几乎都与矿业有关。大历四年（769）为管理铁税，设置了上杭场，场政府机构设于铁 矿集中的湖雷下堡。保大十三年（955）上杭场政府机构移至禾 丸梓堡，那一带至今仍被称为 “铁乡”。根据当地人所说，这一带人靠制作铁器谋生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宋末元初。 淳化五年（994），上杭由场升格为县，县府也由禾丸梓堡迁往100公里以外的白砂里。近年 有关方面在白砂里发现了宋代铁精炼炉的遗址，可见宋代的白砂里也是一个铁矿产地。以后 ，上杭县府于咸平五年（999）从白砂里移至语口市（今日的旧县全坊村），当时那里设有 语口铁场。上杭县府又于天圣五年（1027），因钟寮场一带“矿冶兴隆，商客云集”，搬至 钟寮场，至乾道三年（1168），由于钟寮场衰颓，县府又搬迁至来苏里郭坊。根据《郭氏族 谱》记载，郭坊始祖郭福安是山西太原人，宋代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率家族和100 多名矿冶技术人员来到钟寮场，奉命设立矿场，并教附近乡人冶炼技术。由此可见，宋代 设置上杭县的目的与唐代设置上杭场的目的一样，都是为更有效地管理矿业，而由此也可推 知当时汀江流域矿业所具的重要性。武平也和上杭同时由场升格为县，武平铁场的存在则是 这一行政机构变动的社会经济背景。
矿业也推动了汀江流域的流通业和城市的发展。斯波义信就曾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中 ，把汀州城视作宋代城市发展的一个典型事例［28］310-313,343。宋代汀州的坊市 人口也 明显增加，至开庆元年（1259），已达73 139户，150 484口［8］《户口》 ，就户数来 说，已接近当时该地区总户数的33%。推动这一城市发展、坊市人口增加的主要因素，即是 当时该地矿业的兴盛。在汀江流域的开发和地域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矿业也是最为重要的动力。汀州人口从元和 年间（806-820）的2 618户到元丰三年（1080）增长为81 454户，到开庆元年进而 增长至223 432户、532 681口［8］《户口》。作为人口激增的社会性要因 ，除了先住民中编 户有大量 增加之外，另就是外来移民大批迁入。通常，大规模外来移民迁入，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 是外部有大量流民产生，二是本地要具备接受并能使之定居的条件。客家研究界大多以黄巢 之乱引发大量流民，而闽粤赣边区远离战地且外地人难以入侵，犹如“世外桃源”。但如上 所述，以汀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边区耕地资源匮乏，宋时又处在刀耕火 种依然十分普遍的阶段，仅靠农业，根本无法解决大量外来移民的吃饭问题。而如果对照汀 江流域的人口变动与矿业的发展状况，则可见人口的激增与矿业的繁荣在时期上具有惊人的 一致性。
综上所述，汀江流域虽为山区，但在历史上因“汀江—韩江航路”而和民间海洋贸易盛行 的潮汕地区相连接，进而通过“汀江航路—汀州瑞金通路”，成为以赣州为中介的潮汕地域 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交通运输要道上的一个连接点。汀江流域的这一地理位置不仅带来繁荣 的中转贸易，而且使它利用特有的山区自然资源成为海洋经济对外输出的产品生产基地。汀 江流域的这一特点显然不同于一般山区的地理环境，与“闭塞性”无缘，甚或可说具有“开 放性”。
根据以上对汀江流域历史地理环境的分析，笔者想就客家形成的自然背景指出两点。第 一，从连接汀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的交通路线看，闽粤赣边区和粤湘赣边区在历史上是一个重 要的交通圈。这里值得注目的是这个交通圈内大多数地方的方言，在言语学分类上是被称 作为客家语的。根据这个交通圈和方言圈的重合性，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客家的形成与其 说是历代移民在封闭的深山维护自己固有语言的结果，还不如说是这个交通圈内的居民在互 相交流基础上形成共有文化过程中的产物。第二，中国大陆与汀江流域具有相同地理特征的 只有梅江流域，而在母语及民族认同方面与汀江流域居民最为接近的也是梅江流域的居民。 由此可知，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两地的地理环境与客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和共性， 因此在研究客家形成的背景问题上，实有必要对汀江流域和梅江流域所具有而其他地域所无 的山海联结之地这种独特地理环境加以更深入的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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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武平县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武平县志［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14］ 上杭县地方志编辑委员会.上杭县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15］ 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福建省［m］.东京:东亚同文会,1920.
［16］ 日本东亚同文书院.沐风木节雨［j］.学 生(11).东京:东亚同文会,1913.
［17］ 杨澜.临汀汇考［m］.光绪四年刊本.
［18］ 乾隆潮州府志［m］.光绪十九年刊本.
［19］ 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广东省［m］.东京:东亚同文会,1917.
［20］ 青山定雄.唐宋时代の交通と地志地义の研究［m］.东京:吉川弘文馆,1963.
［21］ 曾国藩.江西全省舆图［z］.同治七年刊本.
［22］ 日本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江西省［m］.东京:东亚同文会,1918.
［23］ 朱维.福建史稿［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
［24］ 乾隆汀州府志［m］.同治六年刊本.
［25］ 王东.客家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6］ 大泽正昭.唐宋畲田考［m］∥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纪念论集刊行会.中国社会 制 度 文化史の诸问题.东京:中国书店,1987.
盐官观潮景区范文第5篇
商界
本港首只人民币房地产信托基金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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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日前，本港首只以人民币计价的房地产信托基金“汇贤房耗”登场，每份基金单位定于5.24至5.58元(人民币，下同)，计划发售20亿个基金单位，息率介乎4至4.3厘，最多集资约111.6亿元。从长实分拆出来的汇贤房托，主要资产为北京东方广场。市场消息指，按每手1000份单位计算，不计手续费的每手入场费约5580元。汇贤房托今次将发售40％权益，上市后，市值达280亿元。不过，奇怪的是，在人民币升值潜力及北京最具实力的广场物业的吸引下，市场却未见争抢盛况，原因为何?
解读
本港人民币离岸中心逐步成形，继多间香港上市公司发行人民币债券后，长实亦分拆内地资产，推出全港首只人民币房产基金。不过，这虽是本港首次，但于长实而言，却驾轻就熟。六年前，长实捆绑大堆乙级商厦，分拆为“泓富”，欲做“香江第一REIT”，可惜功败垂成，股价至今未能回升至招股价。
今次长实再次推出“汇贤房产基金”，资产组合中的东方新天地，已落成10年，项目位处甲级地段，写字楼每月租金约250元每平米，而商场则每平米租金1500元以上，现时商场出租率百分百。按此计算，单就东方新天地的商场及写字楼，每年租金收入可达20亿元(长实及和黄各占项目三成三及一成八权益)。那么，为何市场反应冷淡呢?
虽然东方新天地实力雄厚，但租金回报的上升空间不大，这是市场观望的原因之一。根据本港财经媒体报道，曾经租用东方广场楼面达七年的知情者说，东方广场的租金于2008年已达顶峰，并开始回落。当年最高达每平米1800元，而现时每平米约1500元，未能重回当年水平。
有业内人士说，汇贤的亮点在于能以人民币报价、交易及派息。若将预期今年人民币升值2至3％的因素计算在内，汇贤房托年息率约介乎7至7.3厘，高于本港上市房托基金平均数的5.7厘至5.9厘年息。
不过，坊间认为，人民币升值只是市场的期望。从另一角度而言，上市公司推出人民币房产信托，也可说是将人民币汇率风险转嫁给投资者。再进一步看，当基金价位因受欢迎而上升时，因购入的成本上调，最后亦可能抵销人民币的升值回报。
而且，由于其他房产基金的表现让人失望，令投资者留下各种负面印象，所以即使汇贤的资产质素不俗，市场仍将抱观望态度。
由此，不少香港财经人士皆指，可视汇贤为一只投资成本较低、具币值升值概念的人民币基金，它适合那些看好人民币会继续升值、并有大量人民币存款的投资者购买。
中产居民拦挡工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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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落成、入伙已逾30年的香港首个大型私人屋苑――美孚新村，近日成为媒体的焦点。追本溯源，在1990年代中期，毗连美孚新村的石油气库因安全理由搬走，令原属油库的土地丢空，而在约10年前有发展商申请在该空置土地兴建新楼，遭有关当局否决。如今，发展商重新申请的计划于月前得到政府批准，旋即引来居民强烈反对。因此，出现了香港难得一见的情景：一群中产居民档在工程车前阻止工人动工，并走上街头抗议地产商的发展计划。
解读
美孚新村的问题牵涉众多因素，实非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事件属私人业权争议，与法例未有抵触，在双方各执一辞下，相信事件最终须由法庭裁决，才能平息争拗。
这一事件凸显了香港现行法例的漏洞，即剩余地积比率拥有权归属的问题。在香港兴建楼宇需受一系列法例的监管，而地积比率就是其中主要一项。为确保新建楼宇不会带来额外的环境问题，地积比率限制了土地的发展密度，间接规范了土地兴建的楼宇数量。根据法例，发展商的兴建项目不能超出地积比率上限，但法例未曾言明兴建时所余的地积比率归谁所有，是负责整个项目的发展商，还是真金白银购下业权的小业主?这是整件事件的关键。一方面，发展商统筹了整个发展计划，由土地拍卖、兴建到销售均一手包办，将剩余地积比率归入地产商的权益亦无可厚非；另一方面，小业主购置物业时，多会考虑楼宇的格局及相邻设施、地理位置、单位座向等因素。如在单位落成多年后，地产商仍可动辄增减楼宇，影响原有物业环境，对小业主就很不公平。反过来，如果小业主在既有楼宇上增建，以至于用尽地积比率，又是否可行呢?这些问题是必须厘清的。
同时，把事件放入一个宏观的背景下分析，即可看到香港有关土地权益的矛盾正日渐升温，不限于乡村地区，甚至连发展多年的中产小区亦受到波及。受制于法规及中立原则，政府处理土地争议时，只能被动应对。在这情况下，地产商借着资源优势及对技术问题的掌握，在与小业主的对立中占据较有利位置。这次事件迫使社会中产走上街头，对政府是一个警号：如何完善法规、妥善保障小业主应有权益，是需要急切思考的重要课题。
核电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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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日本福岛核电站因地震泄漏核辐射――3000多公里外的问题，构成了本港的公众恐慌。抢购食盐，反映本港社会脆弱一面；而更让本港民众惶惶不安的，是内地将在广东及海南兴建电厂对本港的影响。
解读
日前，香港也出现“抢盐潮”，有多份香港报章以“盲抢盐”(粤语谐音盲肠炎)形容今次事件。上水、大埔及深水各区零售点出现抢购食盐人龙，深水有超市一度逾300人抢盐，四吨食盐半日被抢空且涨价10倍。有盐商称，零售点一个上午盐销量为平日20倍，批发存货亦被抢光。盐难入口，相信连中小学生也不会相信食盐防辐射!社会奇观，当然可以一笑置之，但这种因谣言而起的哄抢式民众行为，其实何止在食盐?换个角度，香港社会民智仍待开发，这种“盲抢盐”，套用本港的财经术语，不知是“危”还是“机”?黄秋生不是说吗，盐要是真的可以抗辐射，香港人直接睡在盐堆里好了。
福岛核危机，亦令市民关注距离香港仅50公里的深圳大亚湾核电厂。大亚湾核电厂于1980年代后期兴建后，先后四次举行大型评估及演习，较早前已计划明年再有大型演习。而传媒翻查资料，过去四次大型评估或演习，政府并没有对外公布详情。坊间担忧，如大亚湾核电厂发生大型事故，情况会如何呢?港媒呼吁，政府应考虑纳入民众参与，一来可释公众疑虑，二来，万一发生事故时，社会仍能保持镇定，冷静应对。本港有专家指出，大亚湾核电厂较日本福岛迟20年建成，且香港受地势影响，不会出现如日本的大地震和海啸，公众毋须担心。这种评论，于民众而言，实难接受。如能彻底预测，则非意外了。
最高工时：5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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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据悉，困扰港府日久的最低工资立法尘埃落定后，下一波将掀起“最高工时”的讨论，因为不少雇主会暗示员工接受“有薪加班”，甚至“无薪自愿加班”，否则要被解雇。所以，最高工时问题，探求的不只是简单的员工保障，更是香港社会公义价值观的一次探索。
解读
最高工时的讨论，将成为香港市民、议员、商界、社会运动人物和政府的一场硬仗。政府和商界方面，很可能搬出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例子以坚持其立场。而根据近年最权威的国际研究报告，香港提出最高工时，比欧洲慢了一个世纪!欧洲从19世纪起已有法例约束工时，到了1920年代，每天10小时工作已经相当普及，美国和新西兰受其影响，也在20世纪立法每周工时不能超过48小时。一战后，部分欧洲国家、地区更将一周工时定为40小时。在二战后，工作时数的限制录入了欧美国家的宪法乃至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之内。香港今时才开始讨论最高工时，已蚀底近百年!
如果把制定了工时上限的国家和地区以小时数分类，法定每周工时上限为35至39小时的，有法国和比利时；每周上限为40小时的包括加拿大、美国、纽西兰、奥地利、俄罗斯和中国等。而把最高工时定在48小时的国家少之义少，只有突尼斯、老挝等。
最高工时的设定，考虑到了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何况，对香港这样的城市来说，实在没有必要以劳力不停加班来支撑经济发展。如何提升人力资源的质素，促进港人的创意进发，才是本港必须思考的问题。
眼下，坊间担心的是，讨论到最后，香港会不会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把每周最高工时定在50小时以上的发达经济地区?
人物
官员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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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近日，港府陷入一场管治危机，涉及的并不是经济发展、贫富悬殊等问题，而是官员的健康。在今年内，已有教育局局长孙明扬、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林瑞麟、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刘兆佳，先后因健康原因入院手术，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更因病辞职，加上年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亦曾入院，一连串政府决策层官员的健康问题，令市民忧虑会危及政府日常运作。
解读
香港高官的伤病潮指出了一大问题――如何平衡隐私与公众知情权。眼下，接连有高官入院，但政府的消息并不透明，多数是传媒直接向高官查询，政府及后才公布消息。有论者指，官员的病情属于个人隐私，除非官员愿意主动公布，否则政府不应代为消息，以免侵犯个人权益。如要公布消息，政府须厘订有关准则：官员病况是事无大小一一公开，还是选择性公布?
诚然，官员的健康状况对政府施政有一定影响，而且官员身为公众人物，就须牺牲部分个人权利。为减少不必要揣测，消除公众疑虑，政府制订机制公布讯息合情合理。对此，政府毋须杞人忧天，害怕消息愈透明，社会愈恐慌。须知道。一个运作成熟的现代官僚架构，官员短暂缺席实无碍于部门的日常运作。观乎这次刘吴惠兰辞职事件，有关部门运作如常，可见此言非虚。所以，政府应趁此契机，主动制订一套清晰的消息机制，加强透明度，而非被动地核实消息、消极应对，让人产生反应迟缓之感。
另一方面，这次伤病潮暴露了一个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即主要官员问责制的成效。现行的高官问责制是由前任特首董建华所制定，希望藉此加强官员的问责性及使决策部门与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现任特首曾荫权为深化此项改革，增设了副局长及政治助理等职位，冀为香港培养更多的政治人才。可是，这次个别官员因病去职，曾荫权却表示倾向从政务官中找接任人，而无意擢升现时的副局长，这一举措值得深思。一来，这反映了政府对新晋政治人才的能力尚未完全放心，问责制改革未能达到培育政治人才的目的；二来，显示政府仍未放开视野，未能勇于引进体制外的人才任职。如何加强培训、开拓招才引士的渠道，提升政府管治水平，是港府必须思考的问题。
声音
和黄：“我们的时代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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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由
日前，长江实业公布了2010年的业绩。直至上年12月31日，旗下公司和记黄埔，收益总额这3200多亿元，增幅为8％。是次和黄业绩造好，超出市场预期，幕后功臣竟是旗下3G业务。
解读
千禧年之始，和黄便涉足3G通讯市场。当时李嘉诚以高价投得欧洲的3G牌后，便投放大量资源发展3G通讯，甚至不惜牺牲印度庞大的2G市场。不过，在往后10年间，3G成了和黄业绩的“毒瘤”，年年亏损，拖低母公司的业绩。当时有人预计，和黄的3G市场，曙光难现，不可能赚钱。但如今和黄3G业务转亏为盈，原因何在?
据公司的业绩报告指，英国和意大利的海外3G业务，为公司带来近30亿元的盈利，可谓居功至伟。再者，近年智能手机普及，无线频谱需求量大增，单计使用和黄的3G用户数量，已有2900多万户，可见潜力巨大。
纵使如此，我们亦难以估计，3G会否为和黄带来长远稳定收益。首先以海外业务为例，2012年第一季，英国政府将会拍卖新的无线频谱，和黄的“3英国”势在必得，但据摩根士丹利的消息，英国的电讯管理局有意容许电讯供货商将部分2G频谱，转作3G用途。
这个消息，是“3英国”的一大隐忧。虽然“3英国”向监管机构施压，以便使其投得新频谱，不然则威胁退出流动电讯市场。一旦英国政府不卖帐，和黄的海外3G业务将损失惨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