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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the book of chang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asterpieces of ancient china.it is the most philosophical sutra that we can see today.using the related material in unearthed literature,we can find out the appearance of the book of changes of the time,this will be helpful to 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关键词】出土文物/《周易》/孔子
unearthed artifacts/the book of changes/confuc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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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何要用考古资料来进行《周易》研究。第二个问题讨论近年出土的与《周易》有关的材料，分四点，一是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二是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三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四是和《周易》有直接关系的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一、为什么要用考古的材料来研究《周易》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为十三经居首的一部经书。本文这个题目与我近些年来的努力方向和工作有关，那就是怎样用今天考古的资料来论证《周易》，特别是《周易》和孔子的关系。孔子和《周易》到底是什么关系？近几十年来有一种看法，认为不像传统记载那样，孔子与《周易》等六经有直接的关系，六经是自己形成的，有些经的形成甚至是很晚的。
究竟《周易》与孔子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涉及到孔子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如果孔子与六经没有关系，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上、世界文化历史上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孔子之所以重要，究竟为什么？这也关系到，我们怎样去研究孔子？用哪些材料来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主要依据《论语》，但是否只有《论语》？传统的观点认为研究孔子主要是六经（或“五经”），六经都是经过孔子删订、整理、注释，反映了他的思想与贡献。如果否定六经与孔子的这种关系，孔子的形象肯定完全改变。
今天讨论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并不是想论证孔子多么多么伟大，是一个圣人。我们要认识到一点，孔子有他的时代，是他那个时代产生的人物。孔子和六经的关系就代表了孔子与那个时代的关系。我们对孔子的认识实际上就是对孔子那个时代文化、学术的认识的一个核心。特别是《周易》，在今天能看到的经典中是最具哲学意味的。否定了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就是否定了孔子那个时代的哲学水平。如果确定孔子与《周易》确实有关系，那么春秋晚期、战国早中期的哲学是相当辉煌的，已经有像《周易》经传这样的哲学体系了。通过对《周易》与孔子、孔门弟子之间关系的论证，以及《周易》经传形成时代的分析，来探索孔子、七十子、七十子弟子那个时代的哲学思想的水平，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
大家知道我曾说过一句话：“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可给我带来大麻烦了，有的学者有很大误解。其实我的意思是，疑古思潮本身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潮，起了非常重要的进步影响，但今天我们不能以疑古为限，只有怀疑没有建设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去论证，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不能限于疑古，而要释古。怎样释古？仅仅靠古书是不行的，更要注重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考古材料分为考古遗物和出土文献，出土文献就是指竹简帛书。考古发现的文献保存了没有经过后人改动的古书原貌。利用出土文献中的与《周易》有关的材料，我们可以认识当时的《周易》的面貌，对《周易》经传进行深入研究。
《周易》是古代经典里最难懂的，也是古代经典中注释最多的。吉林大学几位学者编了一部《周易辞典》，其中所收的《周易》著作的目录提要，要读一遍也得几个月吧，这其中还不包括古代有而现在已经佚失的。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所列易学书籍已经是洋洋大观。而且，不止中国的，还有日本的、韩国的、现代的、西方的等等。可是，所有这些著作，不管是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研究《周易》所用的材料都用的是传世本。即使是传世本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早在汉代，《周易》已有今古文之别。因此，我们都希望在考古发现中找到更早的《周易》的本子，比传世本更有根据的本子，这在近三十年终于实现了。
二、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
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发现是在1973年。很多人记得马王堆一号墓女尸的发现，这具女尸是汉初长沙丞相夫人辛追，当时轰动一时。二号墓基本被盗空，大家关注的就是随后三号墓的发掘，当时都希望再发现一具古尸。结果，在对三号墓的发掘中，发现了漆盒中的帛书。后经故宫博物院的揭裱专家的技术处理，学者们发现里面竟有《周易》。这是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公元前的《周易》本子。
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是书写精良的两卷帛书，是汉文帝前期的抄本。这座墓的下葬年代是清楚的，在汉文帝前元12年，也就是公元前168年，抄写的时间应比下葬时间要早，而《周易》又是马王堆帛书中抄写时间最晚的，因此我们说是汉文帝前期的本子。帛书《周易》有经有传，但与传世本是不大一样的，下面我们具体看看它的经文和传文。
经文的卦序与传世本不同。传世本是乾、坤、屯、蒙……既济、未济，而帛书《周易》经文是始乾终益，可见它不是一般的《周易》本子。经过释读，发现其中有大量的通假字，这并不奇怪，但为什么卦序不同呢？很容易想到的是传世本是经过改编的，很多学者也认为这是《周易》的原来的卦序。可是，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这个说法不对。因为同一帛书《易传》中显示的卦序是传世本的卦序。如果帛书《周易》的经文卦序是更古的，《易传》的卦序不应是传世本的卦序。如果由古的卦序变成传世本卦序，帛书就不应该保留古的卦序。
我们的意见是，帛书经文的卦序是后来改编的，传世本卦序反而是更古的。一般来讲，先有比较乱的次序，而后才有比较有规律的次序，改编后的应是更合乎逻辑的。香港的饶宗颐先生根据当时发掘简报刊出的帛书前几卦的照片，便推出了六十四卦的卦序，和经文的卦序完全一致。因为，帛书经文的卦序的排列方法是一以贯之的，它用的是“分宫法”，分八个宫，把六十四卦规则的排列起来，而传世本的卦序是不能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推导出来的。有很多学者在做这个工作，迄今为止有两个最好的推导方法，一个是已故的沈有鼎先生的推法，另一个是山东大学李尚信先生的推法。虽然也能推导出来，但用的方法并不简单，而是很复杂。
关于分宫法，过去认为很晚才出现，实际马王堆帛书中就有了，这证明至少在汉代前期已经存在，甚至我们可以设想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分宫理论。因为我们知道汉惠帝四年才废除“挟书律”，帛书《周易》的下葬是在汉文帝前期，那么，本子的形成和分宫法的出现可能更早，因为在“挟书律”废除以后的时间太短，在“挟书律”实行期间更是不可能的。这种分宫的方法是和今本《说卦》中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相呼应的，所以我们认为帛书《周易》经文卦序是按《说卦》把六十四卦重新组织起来的，这便是易学。由于其中体现了阴阳学说的思想，因而作这个卦序的人是一个易学家，他用阴阳思想重新组织、改造了原来的卦序。
下面再说传文。传文共六篇。大家知道传世本《易传》又称“十翼”，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帛书《易传》不是这样，它的六篇包括《二三子问》、《系辞》、《衷》、《要》、《昭力》、《穆和》。
1、《二三子问》这篇记录的是孔子和学生的问答，内容都不见于传世本。
2、《系辞》文字虽有不同，但内容基本上和今本相同，但只包括今本《系辞》上和《系辞》下的一部分。其中的“子曰”部分应是孔子的话，也可能有弟子的发挥。这是《易传》中最有哲学深度的一部分。
3、《衷》主要包括今本《系辞》下的一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是《系辞》中所没有的。
4、《要》记载了孔子“老而好易，居之在席，行之在橐”，和《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的记载相符，证实了孔子和《周易》的密切关系。
5、《昭力》、《穆和》记载了昭力和穆和等很多人向“子”问《易》。在这两篇中，“子”有时又称先生。从人名和事迹来看，这里的“子”不是孔子，应是传《易》的经师。显然，越向前排列的越和孔子接近，到后面变成了传《易》的经师，因而这六篇是按内容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
说帛书《系辞》比今本《系辞》早也是不对的。因为在今本《系辞》中是整段的，有的在帛书本中被割裂为两段，甚至一句被割裂为两句，文句不通。这一点很简单的解释是，秦火之后，编订的学者得到的《系辞》已经散乱，重新编排时没有联接好，把一些简编错，因而今本《系辞》实际更早。另外，今本《系辞》有一章“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在帛书本中没有，我认为很可能是当时脱失了。
总之，编订马王堆帛书的易学家在当时不仅搜集、流传了《易经》，也流传了一些与《易经》有关的传文。今天流传的《周易》是齐田何所传的本子，《易传》里有“十翼”。现在我们见到的帛书中楚国《易传》，与今本相比，不只是文字本身不同，而且思想、学术不同，因为南方的本子不仅经文分宫，而且还有几个地方有数术，如讲“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完全用数术，当时南方有数术是不希奇的。《史记》记载了由孔子到汉代田何的传《易》系统，实际上，在楚国还有另一个系统，这就是帛书本所体现的。
三、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周易》
1977年在双古堆一号墓出土了汉代竹简《周易》。一号墓是汝阴侯夏侯zào＠①的墓。夏侯zào＠①是第二代汝阴侯。夏侯zào＠①的卒年是清楚的，在汉文帝前元15年，即公元前165年。这个时间和马王堆墓葬的下葬时间只差了三年，可以说几乎同时。这座墓在古代曾经有过塌方，竹简在竹笥里，因而被压扁了，像压缩饼干，拿出来放水里，像黑乎乎的树皮。送到北京，经保护整理，发现里面有《仓颉篇》、《诗经》和《周易》。
下面介绍一下双古堆简里面的《周易》。开始报道说，有300多个字的简片，包括今本《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四十多卦，可以看到有完整的卦画卦辞的有九片，有完整的爻辞的有六十多片。经过长时间的整理，全部材料已经发表。原阜阳博物馆馆长韩自强先生最近出版了《阜阳汉简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包括了全部《周易》残简、照片、摹本、释文，简片有752号，内容比较多。这个《周易》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周易》关系怎样？它与马王堆的帛书本是不是一样的呢？不一样，它只有《周易》经文，且每简一条。虽然我们不能确知其卦序，但没有理由认为与帛书经文卦序一样。它有一个特点，在卦爻辞之后，是卜事之辞。这些卜事之辞可与西汉中期褚少孙所补《史记·龟策列传》中龟卜之辞比较，而《龟策列传》的内容是抄录当时太卜占卜的占辞。卜事之辞每卦都有，因而可以肯定应该有六十四条卜事之辞。例如：《同人》卦，爻辞“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卜事之辞说：“卜有罪者，凶；卜战斗，敌强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癃。”又如《大过》爻辞“九二：枯杨生tí＠②，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卜事之辞说：“卜病者，不死；卜战斗，敌强有胜；有罪而迁徙。”当然，占卜不只是卜病、战斗、有罪，还可以卜贵贱、贫富、君子小人等。我们可以看出，卜事之辞给出的判断是与卦爻辞有关系的，如：《蒙》卦卦辞：“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告”在出土文献中作“吉”，应该是“吉”。卜事之辞说：“有求者，得，不喜；罪人，不吉。”为什么呢？这是从卦辞里来的。你初筮本来是吉的，结果你老麻烦神，神说不吉啦！可见判断和卦辞本身是直接联系的。再如《否》卦爻辞“六二：苞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卜事之辞说：“以卜大人不吉，小人吉。”这等于是照抄《否》卦爻辞。
《汉书·艺文志》记载了两部《周易》，一部在《六艺略》，一部在《数术略》。阜阳简的这种《周易》不属易学，这种卜筮也是很浅显的。所谓易学是从一种哲学高度，从阴阳学说分析卦象，得出哲学的认识、人生的道理，所以马王堆帛书《要》篇中孔子跟他弟子强调研习《周易》不是为占卜，而是为了其中的哲学道理，是哲学学术研究。像上面谈到的是否就是《周易》的原貌呢？不是，阜阳简的《周易》实际上是把《周易》退化了，从其中的职官来分析，不会早过战国晚期。从易象研究《周易》，研究其中的哲学道理，至少从春秋就开始了，《左传》、《国语》里很多例子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易学已经开始萌芽。
四、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周易》
上海博物馆1994年由香港购回的战国楚简，总的说来，年代可能在战国晚期前段，即公元前300—前278年之间。竹简中有《周易》，是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周易》最早的本子，但也是只有经文，没有传文。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简本《周易》各卦都有彩色的符号，这种符号的用途不完全清楚，但经学者研究，如果依照传世本卦序，符号的分布便得到合理的解释，这证明简本的卦序就是传世本一样的卦序。有兴趣的，请看《中国思想史研究通讯》第二辑姜广辉先生的《上博藏楚竹书〈周易〉中的特殊符号的意义》一文。
这个简本在校勘上有很大意义。其间确有比传世本以及马王堆帛书等本优胜的地方。比如帛书本有一些错误，与简本比照，就可知道致误的原因。例如《大畜》九五，今传本“fén＠③豕之牙”，首字简本作“芬”，是音近通假，帛书本作“哭”，过去无法理解，现在知道是“芬”的形讹。
简本还证明帛书本有些地方胜于今传本，如《随》上六，简本“从乃＠④之”，帛书本第三字作“＠⑤”，只是把上半字写错，而今传本作“维”，估计是字的残脱。
但是有些地方，简本不如帛书本，如《颐》初九今传本“观我朵颐”，“朵”字帛书本从“手”“短”声，古音对转，合于情理，简本作“＠⑥”，就不对了。“＠⑥”其实是错字，应从“duān＠⑦”声才对。简本的错字还有不少，如《讼》九二“三百户”，简本竟把“百”错为“四”字。另外，若干地方还不如今传本。
这些表明，不管是上博的楚简本，马王堆帛书本，双古堆汉简本，都是《周易》一书传流过程中的链环，但它们并没有直接承袭的关系。《周易》在西周已基本定型，简本、帛书本和今传本没有根本上的差异。
五、湖北省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
大家知道，古有三《易》之说。《周礼·春官·太卜》曰：“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汉代还有人见过《连山》、《归藏》。东汉桓谭说：“《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又云：“《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可是《汉书·艺文志》对此未载。后代虽有著录，但皆被疑为伪书。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收有辑本。
1993年在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出土了一批易占竹简。这座墓为战国晚期的秦墓。这批竹简经过学者的研究整理，被认为是《归藏》。
对照这个竹简本《归藏》和《周易》、辑本《归藏》，我们可以研究它的年代和它与《周易》的关系。一种情况是，卦画相同，但卦名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例子还是不少的。比如，《周易》的《谦》卦，《归藏》作“陵”，“谦”与“陵”不管音与义都是没有关系的；《周易》的《家人》卦，《归藏》作“散”，“家人”与“散”也是没有关系的。可见《归藏》有些卦名是和《周易》不一样的。可是仔细想一想，有的卦名虽不一样，但是它们还是有关系的，比如《坎》卦，《归藏》作“劳”。辑本“劳”写作“荦”，“荦”是“劳”的假借。“坎”和“劳”字本身好象是没有关系，但《说卦》中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坎”就是“劳”。现在我们看到，《归藏》“坎”就叫“劳”。为什么呢？《说卦》有解释：“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这个解释完全是从《周易》来解释的，不是从《归藏》解释的。所以《归藏》把“坎”做“劳”，这一条就足以说明今天见到的《归藏》不仅晚于《周易》，而且是从《周易》来的，是从易学来的，是从《说卦》来的。这绝对不是《说卦》抄《归藏》，因为如果《说卦》抄《归藏》，一定按《归藏》上讲，而《归藏》有一个特点，坤卦是首卦。因而，《归藏》是从《周易》而且是从《易传》来的，出现还是比较晚的。《归藏》的时代性可以从此看出来。还有一种，《归藏》的卦名是从《周易》联想来的。《鼎》卦，《归藏》做“zī＠⑧”。“zī＠⑧”是小鼎，这是连类而及。
第二种是文字形体不同，但还是同一个字。比如，《坤》，在《归藏》作“＠⑨”，其实这还是“坤”字，汉碑里有此写法。从大，申声。又如《周易》的《明夷》卦，辑本《归藏》做“明＠⑩”，“＠⑩”是“夷”字古文。
第三种就是通假字。《周易》的《需》，《归藏》作“溽”，《剥》卦作“pú＠（11）”。有的通假不太容易想到。比如，《蛊》卦，《归藏》作“夜”，看起来没有什么关系，但“蛊”在《后汉书》里通作“冶”，“夜”与“冶”又是相通的。特别是在汉代，常用通假字。又比如，guài＠（12），《归藏》作“＠（13）”，其实是“jì＠（14）”。在古音中都是见母月部，是同音字。
还有的就是增字。《家人》卦，在出土的《归藏》中是“散”，在辑本中是“散家人”。还有《小畜》、《大畜》，在辑本里，作“小毒畜”、“大毒畜”，多了一个字。我猜想，这可能是传抄的原因。“散”就是“家人”，当时注：“散，家人。”后来抄在一块了。“毒”、“畜”通假，“小畜”就是“小毒”，当时是“大毒”、“小毒”，后来加了一个“畜”字。《恒》卦，《归藏》简作“恒我”，“我”是衍字，大概是联想来的，因为还有一处出现，就是“恒娥”，“恒”就是“常”，“恒我”就是“嫦娥”。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讲到了很多类似的例子。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错字。比如，《豫》卦，马王堆帛书《周易》写作“余”，这是一个假借字。王家台简写作“介”，这个比较奇怪，辑本作“分”。这是由“余”错为“介”，“介”又错为“分”。又比如《睽》卦，王家台简作“＠（15）”，辑本作“瞿”。古文字里“睽”写作“＠（16）”，由此错为“＠（15）”，由“＠（15）”错为“瞿”。当然这是我们的推想，不过从这些推想，可以看出，它对于我们研究古文字很有用处。《周易》的《中孚》卦，简文作“中绝”。实际上，“孚”的古文和“绝”字所从的“色”非常相似，以致讹误。
简本《归藏》有700多片，多有卦画、卦名、爻辞、卜例、故事。通过其中的卜例可以研究《归藏》的时代。这些卜例现在看来都不是真实的。有的是神话传说，有的是历史人物。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简本和辑本的《归藏》涉及的人物有女娲、黄帝、蚩尤、丰隆、舜、鲧、夏后启、羿、嫦娥、河伯、桀、殷王、伊小臣、周武王、穆天子、赤乌（见于《穆天子传》）、宋君、平公等。这里面的人都是有名气的。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涉及到了宋君和平公。历史上有名的平公有两个，一个是宋平公（前575—前532）、一个是晋平公（前557—前532）。不管是谁，都是公元前六世纪后期也就是春秋晚期的人物，可见这种《归藏》是不会早的。有人认为是商朝的《归藏》，这怎么可能呢？从它和易学有关来看，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战国比较晚的作品，不可能太早。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历史上确乎有“三易”。可是《连山》、《归藏》大概都已佚失了。究竟是否夏有《连山》，殷有《归藏》，还可以进一步讨论。至少有这种说法。今天我们发现了《归藏》，但这种《归藏》仅系占卜之书，而且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所以《汉志》未收它。它是比较晚出的，在易学上没有太大的价值。
今天我们研究孔子，马王堆帛书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孔子与《周易》经传的关系。孔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学术上与占卜的《周易》分道了。帛书《要》篇里面说，孔子与占卜的“史巫”是同途殊归。孔子建立的易学的传统，是我们中国哲学传统的核心。占卜的材料虽然和研究《周易》的本子有关系，但和易学没有多少关系，必须区分开来。
（本文系李学勤先生2004年10月21日在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所作学术报告，由宋立林、崔冠华、李燕根据录音整理）
字库未存注释：
＠①原字灶的繁体
＠②原字左禾右弟
＠③原字左豕右贲的繁体
＠④原字左田右上崔下商去亠和两点
＠⑤原字上灌去氵下商去亠和两点
＠⑥原字左上山下元右攵
＠⑦原字瑞去王
＠⑧原字上才下鼎
＠⑨原字叟下又变为大
＠⑩原字外尸内二
＠（11）原字左亻右璞去王
＠（12）原字快去忄
＠（13）原字上四下左炎右化去亻
＠（14）原字上四中厂内剡
归去来辞原文范文第2篇
本文在考古新资料的基础上，仍然用数据"说话"，重新理顺《连山》和《归藏》的演进史，使其更加贴近历史实况。
一《连山Ⅰ》《连山Ⅱ》《连山Ⅲ》
四盘磨数卦是个最好的切入点。四盘磨数卦在归并前，营数一的理论概率只有0.000061（见《衍》），营数三归一后的理论概率也只有0.012，营数一难得一见。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3个四盘磨数卦里，营数一就没有出现，以致人们认为四盘磨数卦是没有"一"的。
四盘磨数卦的"揲筮营数"从一至八是连续的，经过把营数二、四归六、三归一，这就去掉了营数二、三、四，"实际营数"只剩一、五、六、七、八。卜师在实践中，为了提高营数一的出现次数，就把概率较大的营数五归一，但这样一来营数就少了1种，只剩一、六、七、八。为了保持5种营数，又增加1变，于是出现了营数九。这就是《衍》文未曾谈到的、在殷墟小屯地出土的六数卦，本文称为"小屯数卦"。
肖南在《安阳殷墟发现〈殷墟〉卜卦辞》中记录了小屯数卦的3个六数卦：
七七六七六六贞吉（甲）
六七八九六八（乙）
六七一六七九
由此可知小屯数卦的营数频度、频率分布是：
一 六 七 八 九
频度 1 7 6 2 2
频率 1/18 7/18 6/18 2/18 2/18
从小屯数卦的营数止于九可以断定，小屯数卦是8变筮法。避免复杂的概率计算，本文只是简单指出，符合小屯数卦的初策是66策、67策、68策。统计计算的结果表明，在这3种初策中，以66策的实际频率与理论概率的偏差（或标准方差）为最小，由此可知，小屯数卦的初策是66策。
小屯数卦的筮法是：先把初策66随机分为两束，分别揲4，把揲余策放置一旁，完成第1变，以前一变的过揲策为下一变的初策，重复8变，以第8变的过揲策除以4，就得到一个揲筮营数；如得到营数二、四归六，三、五归一，则最终得到实际营数。这一过程重复6遍，得出6个营数，就是一卦。
小屯数卦是四盘磨数卦的一个突变卜种，其营数一的概率为0.153，是四盘磨数卦的12.75倍。所以小屯数卦中的"一"并不罕见。
四盘磨数卦与小屯数卦的实际营数都是5种，5种营数可组成56=15625个六数卦。《连山》卦就是以5种营数构成15625个六数卦为标志性特征的，自然，四盘磨数卦和小屯数卦都是《连山》卦。为便于称引，四盘磨数卦的筮书称为《连山Ⅰ》，小屯数卦的筮书长江为《连山Ⅱ》。只要把《连山Ⅰ》中的营数五改为营数九就成为《连山Ⅱ》，简单的作法是把营?quot;五"在竹筒上刮掉，改作九，当然，更可能借此机会把80000字的《连山》卜辞再修订一遍，这就成为"小屯版"的《连山Ⅱ》。
《连山》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营数六，其次是八。营数六在甲骨文中写作" "，营数八在甲骨文中写作" "。" "（六）像个山峰，"八"也似峰形。半数以上的营数六和八重叠成六数卦，恰似层峦迭嶂，这就是"连山"一词的来历。
小屯数卦的发现证明：营数止于九的数卦早在商代后期就出现了。这一结论迫使我们必须重新考虑齐家数卦（见《衍》）在演化中的位置，使《衍》文所衔接的筮卜进化链中的错误得以纠正。
张政火良先生在1980年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时，还不知有营数止于九的小屯数卦，根据当时的资料，他推测营数九（齐家数卦）是在西周中晚期出现的。他在《帛书〈六十四卦跋〉》（见《文物》1984年第3期）中也写道："把百十来个古筮排排队，可以看出九是西周中期以后出现的。"
《大衍在召唤》始发于1994年，肖南先生的文章已面世整整5年，但由于笔者孤陋寡闻竟然不知有小屯数卦，所以数卦的年代均彩张政火良先生的说法。不料由此而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衍》文出现了系列性失误，笔者深感无地自容，愧对读者。
忆想当年，笔者面对与《连山》同样是15625卦的齐家筮法，按年代还必须把它衔接到凤雏数卦和张家坡数卦这两种《归藏》卦的后面，真是绞尽脑汁，步履维艰。明知齐家数卦是《连山》卦，却又说需要经过卜态变换转化为64个"奇偶卦"之后，再查《归藏》。这一极其错误的结论不但影响到此前的张家坡数卦，而且也涉及到此后的"春秋筮法"。现在看来，"奇偶卦"在西周时代是决不可能出现的超前思维，这种只有两个"实际营数"的数卦估计是在春秋时代出现的。现在有了小屯数卦，齐家数卦的年代问题浮上水面。齐家数卦是西周中晚期的遗物吗？
以我今天的认识来看，齐家数卦应当在灭商之?quot;小邦周"的遗物。齐家数卦是在陕西扶风县齐家村发现的，发现地点正们于三千年前"小邦周"的都城"岐邑"的手工业作坊区和平民区。而凤雏数卦是在岐山县凤雏村发现的，发现地点属于岐邑的王室宗庙遗址。这两个出土地点在今天虽然分属两县，但其距离不远，均在三千年前的岐邑内。
齐家数卦用5种营数组成15625卦，它的筮书就是《连山》，因此就是不折不扣的《连山》卦，本文称为《连山Ⅲ》。齐家数卦与小屯数卦一样，营数止于九，与小屯数卦的区别是营数有五无七，七与三都归一。由于营数七的再现概率是0.311，所以归并之后营数一的概率提高到0.318，是小屯数卦营数一概率0.153的两倍多。可见出现齐家数卦的技术性原因也是为了加强营数一的出现概率，是小屯数卦的突变种。适于齐家数卦的营数同样是66、67、68，与小屯数卦是一致的，计算表明他们选用了67策。周人为什么不用66策，而莫明其妙的采用质数67为初策？这一问题曾困惑我数年之久，后面将对此给出解释。
在我看来，齐家数卦是落后的周人在创立《归藏》之前，消化吸收了"东方人"的小屯数卦而创造的。由于小屯数卦的发现及齐家数卦年代的重新定位，可能使《连山Ⅰ》的起源至少提早了半个世纪，它很可能在殷代中期就已出现，后来演进为《连山Ⅱ》。"小邦周"把它改造为《连山Ⅲ》，那也只是流行于周原一带的地方性卜种。即便这一结论错了，将来经C14测定，齐家数卦确属于西周中晚期，它也是《连山Ⅲ》有幸在岐邑存活到西周中晚期而尚未灭绝的一块社会化石。由于它有8变，可能周人称之为"八索"（见《衍》），而不称《连山》，或者"八索"只是个俗称。转贴于 二、《归藏Ⅰ》《归藏Ⅱ》《归藏Ⅲ》
就考古资料而言，已发现了两种《归藏》卦，它们就是"凤雏数卦"和"张家坡数卦"（见《衍》），本文把它们所用的筮书分别称为《归藏Ⅰ》和《归藏Ⅱ》。而曾被认为是归藏系统的齐家数卦因重新鉴定为《连山Ⅲ》，已被提早到"小邦周"时空。
凤雏数卦是1976年在陕西岐山县凤雏村出土的，也是武王伐纣之前"小邦周"的遗物，很可能属于周文王时代。《衍》文曾算出凤雏数卦的初策是60，使用的营数是一、六、七、八，其营数的归并规则是营数三归一，二与四归六。
张家坡数卦出土于陕西长安县张家坡，那里是西周都城丰镐遗址。在位50年的周文王于死前的第二年迁都都丰邑，因此这些卜骨也属于西周早期遗物。不论这些卜骨究竟属于灭商之前、还是灭商之一，但有一点可肯定，那就是这些卜骨的主人是"凤鸣岐山"的周人，而不属于商王直接统治下的商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张家坡数卦初策与凤雏数卦一样，初策也是66，不同的是实际营数是一、五、六、八，归并规则是二、四归六，七、三归一。与凤雏数卦的根本区别在于，凤雏数卦"有七无五"，张家坡数卦"无七有五"，其目的同样是为了加强营数一的概率，使概率颁趋于均衡。
东汉哲学家桓潭在《新论》中写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古老的《连山》比后起的《归藏》字数更多，竟然是《归藏》的18.6倍，对这些"离谱"话学者们几乎一致认为"断无是理"，甚至认为是"作伪"。近代学者余永梁先生在《易卦爻辞的时代及作者》一文写道："桓潭《新论》，《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夏《易》详而殷《易》简，未知所据。何以《连山》反比《归藏》、《周易》多，从中也可看出’作伪’的痕迹了。"
作伪者肯定不是文盲，总要对《连山》和《归藏》略知一二。"《连山》伏牺、《归藏》黄帝"，"夏曰《连山》、殷曰《归藏》。"这总该要知道吧；伏牺比黄帝更早，商汤赶走夏桀，更是历史常识。作伪者怎么连这么点事都不懂就作起伪来，且非愚之极矣。
可以根据桓潭的话计算《连山》和《归藏》的每条卦辞的平均字数。《连山》的卦数是15625，《归藏》有4096卦，可得《连山》为
80000字÷15625条=5.12字/条
《归藏》为
4300字÷4096条=1.05字/条
先看第一个结果，《连山》每条卦辞的平均字数是5.12字。据邓球柏先生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易经》的字数是4934字，其每卦有1条卦词，6条爻词，64卦共有卜词（1+6）×64=448条，加上《键》《川》两卦分别多出"迥九"、"迥六"，共有卜词450条，每条卜辞字数是4934÷450=10.96字/条，与《连山》的5.12字/条相比，显示出"殷《易》简，而周《易》详"，而决不是相反。由于《连山》有15625卦，所以它就必须洋洋洒洒80000余言。看来《连山》 5.12字/条，准确无误。在世界史上，《连山》可能是3000多年前世界上字数最多的一部书了。
反倒是《归藏》平均1.02字/条把人给搞湖涂了。每条卦辞只能写上一个字的卦名，连两个字的卦名都不能有，这可能吗？那时有4096个单字吗？是桓潭有误吗？他既然把古老的《连山》字数说得很准，似乎也没有理由怀疑桓潭说《归藏》4300言就没的根据。
我们还是按着历史的足迹进行描述。现在终于闹明白了，应当是"殷曰《连山》、周曰《归藏》"。《连山》与《归藏》是两大政治实体的产物，没落的大商王朝就像15625卦的庞然大物《连山》那样日暮途穷，而只有4096卦的《归藏》随同旭日东升的"小邦周"而冉冉升起。"小邦周"首先在筮法上与大商王朝划清界线，这样一来有许多疑难就迎刃而解了。周人首先把引进的小屯版《连山Ⅱ》改进为齐家版的《连山Ⅲ》，并改名为"八索"，还把初策66增加一策，以质数67为初策。的确，如果单从技术层面上分析，就很难解释这些现象。
后来，《连山Ⅲ》还是被废除了，凤雏版的《归藏Ⅰ》取代了它。这是小邦周筮法与大商筮法的彻底绝裂。
再后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们都清楚了：牧野一战，商军倒戈，纣王自焚于鹿台，大周王朝开国。
如果再联系到《史记·周本记》所说的西伯"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的传说，那么文王被纣王囚于？里而演八卦的历史真象，就是把《连山Ⅲ》数卦中的5个营数中的营数五去掉，仅仅只是去掉了1种营数，卦数却减少了11529卦，15625卦的《连山Ⅲ》也成为只有4096卦的《归藏Ⅰ》。无疑，《归藏Ⅰ》的出现是个巨大的历史性进步。敢一起对神圣的筮法作出如此重大改革的人，也只能是像周文王这样的人物了。越想越觉得文王演《"易"》确有其事，只是并不是把8卦重为64卦。殷至西周，绝无爻卦。
可以把凤雏时代《归藏Ⅰ》的每卦平均字数视为与《连山》相差无几，那么《归藏Ⅰ》的字数应当是
4096条×5.12字/条=20971字
这就是"小邦周"时代凤雏版《归藏Ⅰ》的字数与后来张家坡版《归藏Ⅱ》的字数，大约是21000言。
在我个人看来，张家坡数卦是武王灭商之后的产物。它与凤雏数卦的不同点是把凤雏数卦"有七无五"改为"无七有五"。这意味着在周初曾对《归藏Ⅰ》又进行了一次全面修订，这只要在竹简上把营数七刮掉，改作"五"就成。当然，周朝的建立必然要对卦辞进行全面审查与修正，去掉陈旧的卦辞，加进新思想、新内容，于是隆重推出张家坡版的《归藏Ⅱ》。
笔者在《衍》文中错误地认为，张家坡筮法应把所得出的数卦再变换为"奇偶卦"，并以"奇偶卦"编写筮书。那是由齐家数卦所引起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所导致的错误结论。现在可以认为，当把齐家数卦从西周中晚期提前?quot;小邦周"的时空，西周后期筮法的演进只有两种走向：可能张家坡筮法一直使用到西周末；再一个可能是出现营数止于九的新筮法。筮法变动涉及到营数，一定要修正筮书；但是，即便筮法不变，六数卦也不变，也可能修订筮书。不论出现了哪一种可能，在西周中晚期，对《归藏Ⅱ》又进行过重大修正，桓潭说《归藏》4300言，就是暗示！前面算出的《归藏》每条卦辞的平均安数只有1.05字，一定是出于计算思路上的僵化。
我们先把修正后的筮书称为《归藏Ⅲ》。《归藏Ⅲ》不是按"奇偶卦"编排的，而是按"三数卦"编排的。六数卦可看作由上、下两个三数卦重叠而成。上面的一个三数卦称为上卦，下面的三数卦就称下卦。4种营数可组成43=64个三数卦。《归藏Ⅲ》首先就是以64个三数卦为纲排列的。每一个三数卦都有一条"卦辞"。
其次，每个三数卦都有3个营数位置，《归藏Ⅲ》在每一个三数卦的后面都重复列出了3个营数位置的各自4个营数，即一、五、六、八，每一营数都有1条相关的"营辞"。这样，3个营数位置共有12条营辞。所有64卦的每一卦的后面都有这样的1条卦辞和12条营辞，共有卜词13条。64个三数卦共有卜辞
13条×64=832条
这样，当经过揲筮得出一个六数卦后，先于《归藏Ⅲ》中查得"上卦"的卦辞，再分别看第一、第二、第三个营数位置的3条营辞；同样，再找出"下卦"的卦辞和3条营辞。上、下两卦共有2条卦辞和6条营辞，断卜就是根据这8条卜辞作出的。
《归藏Ⅲ》在编排上不分上、下卦，总共就是64个三数卦，上卦、下卦通用。共有卜辞832条。按桓潭的说法《归藏》4300言，其平均每条卜辞的字数就是
4300字÷832条=5.17字/条
《连山》是5.12字/条，与《归藏Ⅲ》几乎相等，只是微微提高了0.05字/条，又有谁能说这仅仅只是巧合。
桓潭说"《归藏》四千三百言"，显然指的是《归藏Ⅲ》。桓潭的确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他说《归藏》4300字竟然"毫厘"不差！使人感到大为惊奇的是，事过千年，《连山》和《归藏Ⅲ》的字数桓潭是怎么知道的？假如桓潭没说过"80000"和"4300"这两个数字，我们对《连山》和《归藏》所作出的有关结论的是否正确，又有谁来作证？我们又将从何处下手解决这个问题？
《归藏Ⅲ》平均5.17字/条说明，它的卜辞与《连山》在表述方式上基本相似。也就是说，《归藏Ⅲ》基本上只是选编《归藏Ⅱ》卦辞，在4096条卜辞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精选出832条，并重新分配在三数卦和营数之下，也不排除充实了少量新卜辞，但在卜辞表述的繁简上，一如其旧。由此还可以想到，虽然桓潭并未说过《归藏Ⅰ》和《归藏Ⅱ》是21000言，但这也是精确无误的。
《归藏Ⅲ》是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前只有卦辞，人们把六位数卦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种示兆方式可称为卦的"整体示兆"。从《归藏Ⅲ》开始打破了整体示兆的局限，人们已经深入到卦的内部，以上、下两个三数卦及各个营数综合示兆，可称为"结构示兆"。正是由于出现了结构示兆，才从4096卦、21000字的《归藏Ⅱ》演化为只有832条卜词、4300字的《归藏Ⅲ》。
"示兆体"由整体发展到局部，无疑是认识上的突破，其意义是深远的。后世《易经》的编排体例就是《归藏Ⅲ》的直接延续和发展。由此看来，还是先有64个三数卦，而"八卦"是后来出现的。 三、《连山》万物之数、"归藏之数"、《周易》万物之数精确值、《周易》万物之数当量值
笔者近来发现，最早的万物之数是15625，而不是《系辞》所说的11520。《连山》共有15625，15625就是最早的万物之数。在我个人看来，"万物之数"在其发生时应当是这样一个概念：筮卜可以用来卜测世间万事万象，世间万物的所有变化也无一不能从卦中显示出来，所以15625对他们来说就是"理论"上的"万物总数"。换句话说，世间所有"事项"，一件不多，一件不少，就是15625件。
用《连山》总卦数减掉《归藏》总卦数，得
15625-4096=11529
这个差数11529就是《系辞》所说的万物之数11520的精确值。《周易·系辞上》："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一个"当"字说明，作者也知道11520只是个近似值，而不是精确值。《系辞》作者用360天/年作为365天/年的"’当’期之日"，是同样的道理（见《衍》）。
56-46=15625-4096=11529≈11520这个算式，最少也是"1根绳拴了9个蚂蚱"，它把《连山》、《连山》总卦数、《连山》万物之数；《归藏》、归藏之数、《归藏》总卦数；《周易》、《周易》万物之数精确值、《周易》万物之数当量值，这9者紧紧的拥抱在一起，显示出《连山》《归藏》和《周易》的一脉单传。
《归藏Ⅰ》的创立者必须解释，《归藏》比《连山》少了11529卦到哪里去了，否则人们使用《归藏》就会心存疑虑。回答是，11529卦已"回到老家去，藏而匿之"，后人解释说这个老家就是黄土地。我想，那时11529只能叫"归藏之数"，不能称"万物之数"。因为人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骗不了人，这就是"归藏"一词的本意。
由于岁月流失，15625这个数值随同《连山》已在人们记忆中淡化、消失，但"万物之数"的概念还留在人们心头，人们重视"万物之数"甚于"归藏之数"，于是张冠李代，把"万物之数"的头衔扣在了本是"归藏之数"的11529的头上，但那时还没出现11520。11520是后来西汉象数学家们的得意之笔。他们用易学常数凑出万物之数的"当量"值11520这件事，肯定不会发生在西周或春秋战国时代。11520一旦出现，11529就逐渐消失在历史深处，无人知晓。
归去来辞原文范文第3篇
一、爱
推导提示:“爱”在古代常有“吝啬,舍不得”的意义,“舍不得”自然就会“喜欢”并加以“爱护”喽。由“喜欢”可推出“亲爱的,心爱的”(如“爱女”)
成语助记:爱莫能助 爱屋及乌 节用爱民 爱不释手 爱毛反裘
二、安
推导提示:“安”的本义即“安全、安定”;“安全”了就会感到“舒服、安逸”;后又用于使动义“使安”,由此又可推出“奉养”、“安抚、安慰”等义。
成语助记:居安思危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既来之,则安之 安之若素 安然无恙 安土重迁 安居乐业 安身立命
三、被
推导提示:“被”的本义就是“被子”。“被子”不正是“覆盖”在身上取暖的吗?由“覆盖”义引申出“遭受”等义,“穿”不也是把衣服“覆盖”在身上吗?
成语助记:被坚执锐 泽被后世 被发左衽 被褐怀珠 被甲枕戈 扇枕温被
四、倍
推导提示:“加倍”是后起常用义, “倍”的原义是“反”,即“背向、背着”,故而又可引申为“违背”,这一义项意义与“背”同。
成语助记:事半功倍 乡利倍义 倍道而行
五、本
推导提示:“本”是指事字,指草木的根,(今有词语“根本”)比喻为“基础、本原”之义;事物的“本原”不容易弄清楚,所以需要“推究”;“本原”虚化而为“本来、原来”之义。
成语助记:追本溯源 舍本逐末 本性难移 变本加厉 英雄本色 无本之木
六、鄙
推导提示:“鄙”原义为“边邑”,边境自然环境“鄙陋”,故有“鄙陋”之义,“鄙陋”自然会受到“轻视”;后也常用作自谦之词,如“鄙人”。
成语助记:肉食者鄙 卑鄙龌龊 贵远鄙近
七、兵
推导提示:“兵”的本义为“兵器、武器”。引申为“持兵器的人,士兵、军队”,“军事、战争”当然跟兵器武器有关。由“战争、军事”义引申出“侵略”、“战略,战术”等义。
成语助记:短兵相接 兵不血刃 兵不厌诈 兵强马壮 兵出无名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兵临城下 兵戎相见 哀兵必胜 按兵不动 厉兵秣马
八、病
推导提示:“病”原义为“重病”,取其比喻义为“缺点、毛病”;得了重病就会感到“困苦”并为之“担心、忧虑”。
成语助记:病入膏肓 蚌病成珠 贫病交攻 无病 同病相怜 愁潘病沈
九、察
推导提示:“察”本义为“观察、仔细观看”,这样便能“看清楚”;“看清楚”便能“了解、理解”事物,使事物变得“清楚、明白”。
成语助记:察言观色 明察秋毫 习焉不察 静观默察
十、朝
推导提示:“朝”本义为“早晨”,读“zhāo”;古代臣在早晨需拜见君主,故有“朝见”之义;由“朝见”而有“朝廷、朝代”之义;“朝见”其使动义即为“使朝见”。
成语助记:朝三暮四 改朝换代 朝秦暮楚 朝野上下 朝不保夕 朝成夕毁 朝闻夕死 朝歌夜弦 朝发夕至 朝令夕改 六朝金粉 只争朝夕 班师回朝 枵腹终朝
十一、曾
推导提示:隔两代的亲属叫“曾”;后借为“增”义。虚化为“曾经”(念céng)。
成语助记:似曾相识 曾经沧海 曾几何时 曾母投杼 曾参杀人
十二、乘
推导提示:“乘”本义是“驾车、乘车”;由这一意义引申出“乘船”之义;“乘车”必先“登”车,故有此义;上了车,人与车相接,故有“连接”义;人上了车,人便有了“凭借”。做名词时指“兵车”,后又作量词以计算车马,一“乘”计有一车四马,故又有“四”之义。
成语助记:乘人之危 乘坚策肥 乘龙快婿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衣轻乘肥 因利乘便 有机可乘
十三、诚
推导提示:“诚”本义是指“真心,不诡诈”,故引申出“真实的”;进一步虚化为副词“实在,的确”、“果真”等义。
成语助记:诚惶诚恐 开诚布公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心悦诚服
十四、除
推导提示:“除”本义为“台阶”。又特指“宫殿上的台阶”;“任命、授职”不正是在“宫殿上的台阶”下进行的吗?“台阶”要经常打扫,故又引申出“清除、去掉”之义;岁月“去掉”,则是岁月“流逝、过去”了。
成语助记:除旧布新 斩草除根 兴利除弊 清宫除道 安良除暴
十五、辞
推导提示:“辞”在古代有两种基本义(写法也不同):一是“口供”,一是“不受”。由“口供”引申为一般的“话、言辞”。既是“话”,一种可能成为“借口”,落下“口实”;一种则因为“言之成文”是富有文采的“文辞”,也就自然成为“一种文体”(如“楚辞”)
成语助记:不辞而别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辞不达意 辞微旨远 卑辞厚币 一辞莫赞 假人辞色 大放厥辞 万死不辞 一面之辞 义不容辞 以文害辞 溢美之辞
十六、从
推导提示:从”的本义是“跟随”,引申出“归顺”、“参与”、“随从”等义。“追赶”正是紧紧“跟随”敌人的形象。“随从”乃是较亲密之人,引申出“次于最亲的人”也是顺理成章。
成语助记:从壁上观 从长计议 从善如流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 从一而终 过从甚密 三从四德 力不从心 弃笔从戎 何去何从 择善而从
十七、殆
推导提示:殆”本义是“危险”,它与“精神疲倦”、“懈怠”的意义有着因果关系,它们之间是一种因果引申。后又虚化为表猜测的副词。
成语助记:百战不殆 殆无孑遗 车殆马烦 知止不殆 殆无虚日
十八、当
推导提示:当”原义是“面对、对着”。“阻挡”当然要“面对”,对着某个时候某个地方自然就是“处在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由互相“面对”引申出势力“相当”。由“相当”引申出“适合、适当”等义。
成语助记:门当户对 锐不可当 当仁不让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独当一面 当机立断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当务之急 当之无愧 老当益壮首当其冲 安步当车 长歌当哭 对酒当歌 豺狼当道 快意当前 螳臂当车 一马当先 旗鼓相当 万夫不当
十九、道
推导提示:“道”本义是“大路”。路的作用是“引导”人到某地,故有“引导”之义(后写作“导”);抽象意义即“途径、方法”;又特指“正当手段”(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途径和方法往往是一种“道理、规律”;道理和规律需要“述说”,而后成为“思想、学说”。
成语助记:道听途说 康庄大道 道不拾遗 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志同道合 道路以目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东道主 分道扬镳 安贫乐道 问道于盲 师道尊严 旁门左道 朝闻道,夕死可矣 指名道姓 筑室道谋 津津乐道 离经叛道 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文以载道 头头是道 坐而论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二十、得
推导提示:“得”本义为“得到”。“得到”就有“收获”,也说明“能做到”“实现”目标,此外还可表达“事情做对了,正确”的意思。由“正确”的意义引申出“得当、合适”;进一步虚化为“应该”。
成语助记:得过且过 得不偿失 怡然自得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得寸进尺 得不偿失 得陇望蜀 得其三昧 得心应手 得天独厚 得鱼忘筌 楚得楚弓 患得患失 难得糊涂 相得益彰 志得意满 傲睨得志 情非得已 人人得而诛之 探骊得珠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百思不得其解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一无所得 智者千虑,必有一得
二十一、度
推导提示:“度”本义为“量长短”,引申出“计算”和“量长短的标准”之义。心里“计算”表达为“推测,揣度”;由“标准”则引申出“尺度”,进一步又引申出“法度、制度”。
成语助记:审时度势 置之度外 度日如年 风度翩翩 普度众生 金针度人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宽宏大度 挥霍无度 度长大 暗度陈仓
二十二、非
推导提示:“非”本义为“不对的,不合理的”。作动词时即“认为不对”。词义是否定的,故而虚化为否定副词。
成语助记:大是大非 非亲非故 非我族类 今非昔比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文过饰非 物是人非 为非作歹 习非成是 泥古非今 面目全非 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二十三、复
推导提示:“复”的本义是“回来”“返回”。故又引申“回复”(话回来)“报复”(行为的回来)“还原”(返回不就是回到原处?)。虚化为副词即为“再、又”。
成语助记:周而复始 髀肉复生 故态复萌 无以复加 无往不复 万劫不复
二十四、负
推导提示:“负”的本义是“用背驮物”。故有“背、载”之义。抽象表达为“承担”(如“负债”);背上背物,即背上有所“靠”,再引申为“依仗、凭借”;古代“败”用“北”表示,而“北”即“背”字,故又有“败”义。“失败”了当然“对不起”人(自己或他人)。
成语助记:忘恩负义 忍辱负重 负荆请罪 负屈含冤 负隅顽抗 久负盛名 披裘负薪 皇天不负有心人 决一胜负 负弩前驱 不负众望
二十五、盖
推导提示:盖,原为茅草编织物,用来盖屋或遮蔽身体,引申出一般的器物的盖子和车盖。作动词时即为“遮蔽、掩盖”之义。把别人“盖”住自然就是“胜过、超过”别人。
成语助记:盖世奇功 盖棺论定 官盖如云 欲盖弥彰
二十六、故
推导提示:“故”有两个基本义:一为“缘故”;一为“旧的”。由“缘故”虚化引申出“所以”和“故意、特意”(反向引申,故意即是无缘无故)等义。由“旧的”引申出“衰老”和“故人(有时特指前夫或前妻)、老友”等义。由“衰老”进一步引申出“死亡”之义。
成语助记:一见如故 明知故犯 故步自封 故弄玄虚 革故鼎新 欲擒故纵 不经世故 非亲非故 平白无故
二十七、顾
推导提示:“顾”基本义:“照顾”。由“照顾”可以引申出“顾念、顾惜”、“回头看”等义。“只”、“只是”是作为副词用。
成语助记:顾此失彼 顾名思义 顾盼生姿 顾全大局 顾影自怜 顾左右而言他
二十八、固
推导提示:“固”本义指“城墙坚固”。城墙坚固自然就能“坚持”不败,进一步引申出“顽固”之义。坚固有难以改变一直这样的内涵,故又虚化成副词“本来、原来、当然”等义。
成语助记:固若金汤 君子固穷 根深蒂固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二十九、归
推导提示:“归”的基本义是“女子出嫁”。出嫁就是成年女子回到另一个家,故有“回家”、“回国”之义,也即“归附、附属”于夫家了。出嫁含有把女儿送给别人之义,故又借作“馈”字而有“赠送”之义。
成语助记:之子于归 归心似箭 返璞归真 殊途同归 物归原主 解甲归田 完璧归赵 宾至如归 铩羽而归 众望所归
三十、国
推导提示:古代的“国”本义是“国都、首都”的意思。“国都”是一个国家的代表,所以又引申出“国家”的意义,并成为后来的主要意义。
成语助记:安邦定国 国破家亡 国泰民安 经国之才 倾国倾城 共商国是
三十一、过
推导提示:“过”的本义是“走过、经过”。“走过”别人自然就是“超过”了别人,做事“超过”太多会变成“过分”,物极必反,事情做得“过分”容易出现“过错”,出错当然就会被“责备”。
成语助记:过犹不及 闻过则喜 过江之鲫 文过饰非 白驹过隙 雁过拔毛有过之而无不及 矫枉过正 瞒天过海 秋风过耳 闭门思过
三十二、何
推导提示:“何”本义为“负戈而行”,故有“负荷”之义,是“荷”的初文。古人看见荷戈而行的士兵,第一个念头就是“他们往何处去?去干什么?”所以又用作疑问代词“什么”,进一步引申出表示程度的副词“多么”之义。
成语助记:何去何从 何罪之有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何足挂齿 出何典记 相煎何急 于心何忍 相去几何
三十三、恨
推导提示:恨的本义是“感到遗憾”,程度加深即可引申出“怨恨、怀恨”之义。
成语助记:相见恨晚吞声饮恨
一失足成千古恨
三十四、胡
推导提示:胡,原指“兽颈下垂的肉”,(月,即“肉”)匈奴等一带少数民族多吃兽肉,故又称匈奴、西北各民族为“胡”。后又借为疑问代词“什么,为什么”。
成语助记:胡服骑射 伊于胡底
三十五、患
推导提示:患的本义是“担心、发愁”(患,由“串”和“心”组成,一串串的“心”,说明心事重重。自然是有发愁的事。)引申出“忧患、麻烦”。
成语助记:患得患失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内忧外患 患难之交 防患未然 采薪之患 肘腋之患
三十六、或
推导提示:或有两个基本义:有人,有的人;或许,也许。由“有的人”引申出表示只有一部分的“有的”意义。
成语助记:多言或中 智者千虑,或有一失
三十七、疾
推导提示:“疾”,甲骨文字形,像一个人腋下中箭之形,故本义为“中箭受伤”(此义消失)。后引申为一般的疾病。疾病自然会使人“痛苦”,因而令人“痛恨、厌恶”。由于弓箭速度很快,故“疾”又引申出“快速、急速”之义。
成语助记:疾恶如仇 积劳成疾 大声疾呼 痛心疾首 疾首蹙额 眼疾手快讳疾忌医 奋笔疾书 愤世疾俗 衔枚疾走
三十八、及
推导提示:“及”的本义是“赶上”。由此引申出“比得上”、“达到”等义。由“达到”引申出“趁着(那个时候)”“涉及”等义,再虚化为连词“与”。
成语助记:望尘莫及 触手可及 鞭长莫及 及时行乐 爱屋及乌 迫不及待 驷不及舌 言不及义 过犹不及 噬脐何及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风马牛不相及 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十九、即
推导提示:即的本义是“走近、靠近”,(甲骨文字形是“俯身就食”之形),故引申为“立即、马上、就”等义。“走近”高处就是“登上”之义了。
成语助记:可望不可即 若即若离 即事穷理 稍纵即逝 一拍即合 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四十、既
归去来辞原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周代金文；甲骨卜辞；军事铭文；同义动词；词源语用；社会历史观念
中图分类号：H3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1—0117—10
近年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殷周金文中的同义词进行考察。张桂光选择三组金文单音同义词“岁一年祀”、“人 民”、“父考”，结合出土材料与传世典籍，从词义的侧重、用法、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通行时间等方面辨析同义词异同点。武振玉对两周金文中“祈、乞、降、妥、赐、求、追”等10个含有“祈求”义的动词进行归纳；把殷周金文中的运动类动词根据运动的方向性分为表示由彼及此、由此及彼、上下方向、含有“循”义、没有明显方向五个大类；依据征战进程，把征战类动词分为“兴兵、备战”类、“攻击、追击”类、“守卫、防御”类、“战果”类四个大类；把“承继”类动词分为表示“接受、承受”义、“继承、踵继”义、“遵循、效法”义、“秉持、保有”义四个大类；分析了由“赏、赐、贶、趋、馈、赍、贿、赠、畀、舍、授、禀、遗、降、绥、宾、令、休、惠、等”等词构成的同义词系统的特点。谌于蓝对金文中的同义词进行了全面梳理。杨怀源解析了金文中“休”的语义系统，依据《说文》释义分析了“休”所在的“赐予”同义语义场的构成情况。李发全面整理了甲骨卜辞中军事活动中的校阅礼制，从文字学和历史文献学角度对建旗聚众、检验训练、犒劳军士等涉及到的动词进行了梳理和疏证。
目前殷周金文同义词研究的主流思路，是按语义类别进行分类和断代描写。其优点在于可以对每一时代的每一类语义所涉及的词类进行详尽描写和归纳。其弱点也显而易见：一是强调共时描写而对历时现象解释不够，对词的来源挖掘深度不够；二是强调从语言学角度对词的语义场意义的归纳，忽视了对词汇使用过程中隐含的社会历史意义的考察；三是强调对词所在句法环境的描写，对语义场内部词的差异性、抽象语义考察不够；四是描写着眼点较分散，对属于同一性质材料中的用词关注不够。鉴于以往研究者考察视角分散于两周金文所有材料中，缺乏集中的观察点，对语言中动词的研究过多地集中在平面描写上，本文集中观察两周军事类铭文，以动词同义语义场为基础进行研究。本文整理其中各具特点的六组同义动词，探讨其历时来源、语用语法差异、相关同义语义场内部差异性，并探究同义词差异性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价值和意义。一、追、逐
“追”甲骨文字形从“止”从“师”，“逐”甲骨文字形从“止”从“豕”，异体或从“犬”，或从“兔”。《说文》“追”“逐”互训，都有“追赶”、“追逐”义。二者在甲骨卜辞中的语用对象差异明显。杨树达认为“二字用法划然不紊，盖追必用于人，逐必用于兽”。陈梦家…埘、姚孝遂等亦持此类观点。“追”的对象是“人”，“逐”的对象是兽类。“追”甲骨卜辞如：“戊午卜，贞：雀追亘，有获？”（《合集》6947正）“贞：犬追亘，有及？”（《合集》6946正）“贞：呼追，及？”（《合集》566）“逐”甲骨卜辞如：“癸丑卜，王其逐豕，获？允获豕。”（《合集》10230）“贞：翌辛巳王勿往逐兕？弗其获。，，（《合集》10401）“丙申卜，争贞：王其逐，遘？”（《合集》10345正）先秦典籍如《公羊传·庄公十八年》：“夏，追戎于济西。”《左传·隐公十一年》：“公孙与颍考叔争车，颍考叔挟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
到西周军事铭文，“追”、“逐”用法发生了颠覆性变化。“追”一方面保持了殷商甲骨时代的“追赶”、“追逐”意义，铭文如：
追搏于世。（多友鼎，《集成》5.2835）
余命汝驭追于襄，汝以我车宕伐猃狁于高陵。（不其簋，《集成》8.4328）
冬率有司师氏奔追御戎于碉林。（冬簋，《集成》8.4322）
王令我羞追于西。（不其簋，《集成》8.4328）
令汝羞追于齐。（五年师使簋，《集成》8.4217）
王令敌追御于上洛愁谷。（敌簋，《集成》8.4323）
另一方面，在非军事铭文中，“追”引申出“追悼”、“追祭”义。铭文如：
追孝于高祖辛公。（典钟，《集成》1.246）
其用追孝于其辟君武公。（孟姬旨鼎，《集成》7.4071）
用追孝于皇祖皇考。（邡公诚，《集成》9.4600）
用追孝于厥皇考。（伯虎鼎，《集成》7.4073）
其用追孝于朕皇祖帝考。（叔买簋，《集成》8.4129）
其用追孝于皇考己伯。（兮仲钟，《集成》1.70）
“逐”在金文中出现6例，多作人名，只有一例动词：“卑复虐逐厥君厥师’’（《集成》9.4469，冉）。意义由“追逐”引申为“驱逐”、“放逐”。涉及的宾语对象由兽类变成人。从殷商甲骨卜辞到西周军事铭文，“追”“逐”意义、用法差异加大的原因，主要源于社会时代和词汇内在意义取向的变化。
从社会时代变迁看，甲骨卜辞时代，战争与祭祀是国之大事，战争也和田猎关系密切，而田猎与农垦区的开辟密不可分，很多重要的农垦区由田猎区发展而来。殷商时代虽然农耕已较发达，但仍与田猎互补。“追”主要反映战争，用于追逐、追赶敌人。“逐”主要反映田猎，用于追逐兽类。到西周军事铭文时代，战争、祭祀仍是社会主流文化，农耕文明基本上代替了田猎文化。伴随着社会生产力、冶金技术、铜器加工工艺的提升，刻铸铜器来记功和追祭先祖成为更盛行的主流文化。金文已见不到田猎的记载，相关记载是田地的分类更加精细、耕作方式有较大改进、田地管理更加科学、农作物品种更加多样化、赐予贵族和有战功将领以田地和农民、解决粮食纠纷等。这也是周王朝以农业耕种为国之根本的反映，田猎经济基本上退出了主流。“追”反映的社会文化背景增加了新的要素，“逐”反映的社会文化背景则逐渐萎缩、消隐。
从词汇内在的意义取向看，两个词基本义都是“追逐”，但其深层意义指向却有很大差别。“追”足“杀”，使对象离开或消失；“逐”是“获得”，使对象被带回。“追”的运动线是单向而无结果的、开放性的，为其词义引申留下了空间。“追”没有留下动词的结果指向，人们引申出了“追回”一义以指明，在此基础上引申出“追回亡灵”以求保佑的“追悼”、“追孝”，使之适应新增的文化要素——追祭先祖，使词义有向褒义发展的可能性。“逐”的运动线是双向的，闭合而自足，非常具体。“追回”与“逐”的意义内涵重合，由于词义系统闭合自足，没有太大的引申空间，加之“逐”的对象也有了很大变化，“逐”被迫变成开放性的运动，去补充“追”已放弃了的原始义“使对象离开”，而在附加有贬义趋向的感彩义上与“追”有所区别。“逐”的对象是动物，当其对象用“人”时，就带有贬义色彩。金文和先秦典籍也证实了这一点。
二、征、伐
两剧金文中“征”的对象有四方、楚荆、南尸、南淮尸、东尸、无需、商等。“伐”的对象有南淮尸、东尸、南国、东国、商、鄂侯驭方、鬼方、虎方、淖黑、楚伯、荆、楚荆、宿夷、内国、郐、海眉、商邑、至、西俞、荀、鄂、角、角津、桐、通、溟、参泉、裕、敏、阴阳洛、长必等。“征”的对象范围较宽泛，伐大四方，包括很多小国在内，最小也是一个方国。“伐”的对象较笼统，可以具体到很小的地点。大的范围用法同“征”，小的地点如商邑、都、京师、阴阳洛、长必等。“王征南淮尸，伐角津，伐桐、通，寥生从。”（寥生，《集成》9.4459）“王南征，伐角。”（鄂侯鼎，《集成》5.2810）可看出“征”和“伐”的对象有明显差异。
金文中“征”与其他动词连用的情况仅见两种：于征伐、征行。第二例中“征”与“行”连用，说明其意义不与“伐”接近，而与“行”义近。“伐”在金文中与其他动词连用有11种之多：于伐、于征伐、来伐、克伐、内伐、各伐、出伐、敦伐、扑伐、刺伐、搏伐。“征”和“伐”在与其他动词连用上存在着数量卜的不平衡。
两词在金文中意义和用法的差异源于甲骨文。“征”甲骨文从方框从“止”，孙诒让认为“征”有“征行”、“征伐”两义。罗振玉认为“征”与“正”同字，征伐义。王国维认为“正”以“征行”为本义，而许慎所释是引申义。吴其昌认为卜辞“征”象止向预悬鹄的之方域进行。甲骨文“征”象人的脚向一个目标前行，表示笼统的位移过程，强调“行军”。这就导致“征”偏向在前面加方位词。如果与动词连用，则是偏向与位移动词连用。甲骨文如：“癸未卜，黄贞：王旬亡祸，王来征人方？”（《合集》36496）“贞：平往征……”（《合集》6728）金文中多见“南征”、“东征”用法。
“伐”在甲骨文中从“人”从“戈”。张秉权认为象戈头斩人颈之形。陈梦家认为卜辞“伐羌十”即是杀人牲以祭祀。郭沫若认为是以戈伐人，戈必及人身。李孝定认为卜辞伐某方是征伐某方。伍仕谦认为“伐”都与用兵器杀人有关。罗琨认为“伐”字本义专指断人头。“伐”甲骨文字形是以戈击人，表示具体的杀人动作，对象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群体，这导致它在金文中征伐的范围可大可小。
这一行为本身为“伐”的引申发展赋予了丰富的外延空间。它既可与位移动词连用，表示去杀伐，当引申到一定的抽象程度时，它也可作为上位概念出现，在前面使用一些具体的杀伐动词，形成动词连用格式。甲骨卜辞如：“己丑卜，贞：令戊来，曰，探伐工方，十月。”（《合集》39873）“辛丑卜，贞：工方其来，王勿逆伐？”（《合集》6199）“贞：王比口或册伐召方，受又？口册伐召方，受又？”（《合集}33020）“戊巳卜，宾贞：其专伐？”（《合集》7603正）。由于“伐”的概念义本身不带有方向要素，所以它一般不直接与方位词组合，但可以和位移动词连用。甲骨卜辞如：“戊巳卜，宾贞：迄步伐工方，受又又？”（《合集}6292）“贞：惟王往伐工方？”（《合集》614）“庚午贞：乙亥其延伐？”（《合集》32258）“……其敏来伐……”（《合集}3676）
相较于甲骨卜辞，金文“征”、“伐”语用特征有所不同，在对象和用法上有所发展。甲骨卜辞中，对中原殷王朝和周边外邦方国的战争都可以说“征”，甲骨卜辞如：‘‘癸口王贞：羌其征？”（《合集》20531）“壬口口内贞：卫其来征我于兹宋？”（《合集》6882）“癸丑贞：王征召方，受又？”（《屯》4103）“丙辰卜，宾贞：王隹用方征？”（《合集》6657）金文未见外邦、诸侯对周王朝的军事行动称为“征”。“伐”在甲骨文中主要用于殷王朝对外邦方国的征伐，不见于方国对中原的征伐。究其原因，“伐”一词重在“杀伐”，血腥气味浓重。作为殷王朝的档案，记述外邦方国对自己征战，要回避“伐”一词。这与《孟子·告子下》“伐者，敌国相征”有差异，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孟子》用“敌国相征”来界定“伐”，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殷商甲骨卜辞记录的“伐”是用来表现血淋淋的战争杀戮场面。
在西周金文中，“征”只用于西周王朝对外邦、诸侯的征伐。如：
唯王来征人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小臣俞犀尊，《集成》11.5990）
师众仆不从王征于方。（师旃鼎，《集成》5.2809）
唯九月鸿叔从王员征楚荆。（鸿叔簋，《集成》7.3950）
唯十又三年正月初吉壬寅，王征南夷。（无其簋，《集成》8.4225）
西周王朝对外的征伐可称为“伐”，同时外邦对西周王朝的征伐亦可称“伐”，前一种情况如：
伐鄂侯驭方，勿遗寿幼。（禹鼎，《集成》5.2833）
唯王于伐楚伯在炎。（作册矢令簋，《集成》8.4301）
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东国。（明公簋，《集成》7.4029）
后者金文如：
淮夷敢伐内国。（录冬卣，《集成》10.5419）
南淮夷迁殳，内伐溟、昴、参泉、裕、敏、阴阳洛。（敌簋，《集成》8.4323）
亦唯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禹鼎，《集成》5.2833）
用狁放兴，广伐京师。（多友鼎，《集成》5.2835）
在殷商甲金文和西周金文中难觅方国之间和诸侯之间的征战是否用“伐”一词，但东周诸侯之间的征伐均可称“伐”，又多了一层新的含义，《左传·庄公二年》说“凡师有钟鼓曰伐”，突出“伐”激烈的杀戮场面。
西周金文时代，“征”的正统意义得以显现，东周铭文如：“以征不义之邦，奋桴振铎。”（中山王错鼎，《集成》5.2840）这与《孟子》“征者，上伐下也”的观念有密切联系。孟子的“征”观念始于西周金文时代，并非殷商观念。史家所谓正义战争的观念反映在用词上。为了弥补“征、伐”同义语义场中“征”的发展变化而引起的用法空位，西周金文中“伐”的用法由殷商时期的单向变为双向，与殷商甲骨卜辞时代“征”的用法一致。
三、归、班、还、反
“归”卜辞或释为“还”。卜辞如：“辛卯卜，争贞：勿令望乘先归，九月。”（《合集》7488）“贞：令归？六月。”（《合集》3948）“己亥卜，觳贞：翌庚子王涉归？’’（《合集》5231）“贞：勿呼归？”（《合集》4194）《说文·止部》：“归，女嫁也。从妇省。”《易·渐》：“女归，吉。”孔颖达疏：“女人生有外成之义，以夫为家，故谓嫁日归也。”《国语·晋语四》：“秦伯归女五人。”韦昭注：”归，嫁也。”而又有《广雅·释言》：“归，返也。”《诗经·小雅·出车》：“执讯获丑，薄言还归。”从字形上见，“归”的造词本义为“女出嫁”，卜辞军事卜辞开始所用的“还”都是其引申义。金文如：“王隹反，归在成周。”（晋侯苏编钟）
“班”本义是以刀分瑞玉，《说文·珏部》：“班，分瑞玉。从珏从刀。”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从分省，会意，分亦声。”《尚书·舜典》：“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由“分瑞玉”引申有“分开”义。《集韵·删韵》：“班，别也。”《左传·襄公十八年》：“邢伯告中行伯日：‘有班马之声，齐师其遁？”杜预注：“夜遁，马不相见，故鸣。班，别也。”由“分开”引申为军队离开征伐中的驻扎地，向原驻地返回。《尚书·大禹谟》：“班师振旅。”孔传：“遂还师。”《逸周书·克殷》：“乃命宗祝崇宾飨，祷之于军.乃班。”孔晁注：“还镐京也。”《世说新语·德行》：“遂班均而还，一郡并获全。”金文：“王令御于上洛谷，至于伊班。”（敌簋，《集成》8.4323）
《说文·部》：“还，复也。”又《说文·彳部》“後，往来也。”《尔雅·释言》：“还、复，返也。”《广雅·释诂二》：“还，归也。”《诗经·小雅·何人斯》：“尔还而人，我心易也；还而不入，否难知电。”郑玄笺：“还，行反也。”“还”有“后退”义。《玉篇·是部》：“还，退也。”《仪礼·乡饮酒礼》：“主人速宾，宾拜辱；主人答拜，还宾拜辱。”郑玄注：“还，犹退。”《汉书·周昌传》：“昌尝燕入奏事，高帝方捌戚姬，昌还走。”颜师古注：“还，谓却退也。”金文：“唯还自征。”（鄂侯鼎，《集成》5.2810）
“反”后起区别字为“返”。《说文·部》：“返，还也。《商书》曰：‘祖甲返。”’承培元引经证例：“此引《书》证字也。祖甲无返事，大甲有返事而无其文，此当为‘祖伊返’之讹也。返，今经传多作反。”《广雅·释诂二》：“返，归也。”《古今韵会举要·阮韵》：“返，还也。通作反。”《孙子·行军》：“粟马肉食，军无悬瓴，不返其舍者，穷寇也。”金文：“王隹反，归在成周。”（晋侯苏编钟）
班、还、反、归这四者的差异主要是：“班”是表示停止行进、战斗而向反方向折回，表示的是回师的开始。如：“王隹反，归在成周。”（晋侯苏编钟）“王令敌追御于上洛谷，至于伊班。”（敌簋，《集成》8.4323）指的就是到达伊地之后就停止追击而回来了。其传达的信息是：此次征战到此为止，告一个段落了。“归”强调回来的结果，即已到达目的地。如：“王隹反，归在成周。”（晋侯苏编钟）“公归祀于周庙。”（冉方鼎，《集成》5.2739）“……归，献【于灵公】之所。”（庚壶，《集成》9733）有少数时候“归”和“还”的意义和用法很接近。如：“唯叔从王南征，唯归。”（唯叔鼎，《集成》5.2615）“伯懋父北征，唯还。”（吕行壶，《集成》15.9689）“班”强调回师的开始，“还”“反”强调回师的过程，“归”强调同师的结果。从《说文》释义看，“还”的意义应是双向的，指征战的全过程，包括从兴兵到征伐到回来的全部。它传达的信息应是一次征战完成了。从实际用例来看，与“反”没有太大差别，都重在强调回来的过程。如：“唯还自征。”（鄂侯鼎，《集成》5.2810）差异在于两词的用字，“还”用的是本字，“反”用的是假借字。
四、即、组、征、行、往
“即”的甲骨文字形，姚孝遂认为象人就食于簋之形。《说文·p部》：“即，即食也。”林义光《文源》：“即人字。即，就也……象人就食之形。”《易·鼎》：“鼎有食，我仇有疾，不我能即。”高亨注：“《说文》：‘即，就食也。’此用其本义。”“即”有“就”义，引申为“依就、从、来犯”。甲骨卜辞：“贞：方其大即捍。”（《合集》151正）“庚辰贞：方来即，使于犬延。”（《合集》32904）《尔雅·释诂下》：“即.尼也。”郭璞注：“尼者，近也。”《诗经·卫风·氓》：“非来贸丝，来即我谋。”郑玄笺：“即.就也。”《沦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邢疏：“就近之则颜色温和。”由此引申出在战争中开赴某地、到某地之义。铭文：“唯白犀父以成师即东。”（竞卣，《集成》10.5425）
“组”是“徂”的假借字。西周新产生词。从“彳”同义，《说文》中“徂”从“且”声，释义为“往也”。《尔雅·释诂上》：“徂，往也。”《方言》卷一：“徂，往也。徂，齐语也。”《尚书》·说命下》：“自河徂毫。”《汉书·武五子传》：“朕命将率，徂征厥罪。”颜师古注：“徂，往也。”由“往”义引申为“至、到”。《诗经·大雅·云汉》：“不殄秤祀，自郊徂宫。”王引之《经传释词》：“徂，犹及也，言俘祀之礼，自郊而及于宗庙也。”铭文：“今余弗暇组。”（师袁，《集成》8.4313）
《说文》“征”从，与从“彳”部为异构。《说文》释“征”为“正行也”。《尔雅·释言》：“征，行也。”《诗经·小雅·小明》：“我征徂西，至于艽野。”郑玄笺：“征，行也。”《楚辞·离骚》：“济沅湘以南征兮。”于逸注：“征，行也。”金文：“王南征，伐角通。”（鄂侯鼎，《集成》5.2810）“征”的意义发展接近于“伐”，可与“伐”“行”等词连用。
“行”甲骨文字形罗振玉认为象四达之衢，屈万里认为卜辞中有“道路”义。《尔雅.释宫》：“行，道也。”《诗经·豳风·七月》：“女执懿筐，遵彼微行。”毛传：“微行，墙下径也。”《左传·襄公几年》：“魏绛斩行栗。”杜预注：“行栗，表道树。”《国语·晋语四》：“夙夜征行。’’韦昭注：‘‘行，道也。”在此基础上引申出“行走”义，甲骨卜辞如：“辛末卜，行贞，其乎永行，又遘？”（《合集》23671）“贞：非行，灾，不雉众？”（《合集》26887）“贞：弼用非行，惟恤行用，灾羌方，于之不雉人？”（《合集》26896）《说文·行部》：“行，人之步趋也。”《释名·释姿容》：“两足进日行。行，抗也，抗足而前也。”《墨子·公输》：“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左传·僖公五年》：“虞不腊矣。在此行也，晋不更举矣。”《国语‘周语中》：“是行也，秦师还，晋人败诸崤，获其三帅丙、术、视。”金文：“唯寞南行。”（墙盘，《集成》16.10175）
“往”甲骨文从止王声。于省吾认为“往”之“止”表示行动义。孙海波认为“往”表示“去往”义。甲骨卜辞：“辛聚壬王勿往于田，其每。”（《合集））28605）“丙寅卜，王，己巳步往易日。”（《合集》21079）“戊寅卜贞：王弋于丘，往亡炎？王占日：引吉。唯王二祀乡日。”（《合集》36734）《说文·彳部》：“往，之也。”《广雅·释诂一》：“往，至也。”《易·系辞下》：“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史记·项羽本纪》：“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金文：“既死霸壬寅，王往东。”（晋侯苏编钟）“往”与“伐”“彳”等词连用。仅见一例，字形从彳从止，意义与“往，，近，金文中与“往”连用：“既死霸壬寅，王往东。”（晋侯苏编钟）
该组表示行军的同义词源于一般行为动词，“即”、“征”、“行”、“往”产生于甲骨卜辞时代，“组”产生于两周铜器铭文时代。语法特征有差异，“即”、“往”带的是方位词作宾语。如：“唯白犀父以成师即东。”（竞卣，《集成》10.5425）“既死霸壬寅，王往东。”（晋侯苏编钟）“征”不带方位词作宾语，如果要表示运动方向则前加方位状语。如：“隹王南征，在口。，’（小子生尊，《集成》11.6001）“王南征，伐角”（鄂侯鼎，《集成》5.2810）“行”“组”是不带宾语的。从语源来看，“即，，源于“就食”，“征”源于“向某个目标前行”，“行”源于“道路”，“往”源于“脚趾”，而“组”的本字也与“道路”相关。就行军过程而言，“即”强调靠近某地。“征”和“行”强调向某地行军的过程。“往”强调出发，《说文》释“往”为“之也”，《说文·之部》：“之，出也。”《礼记·祭义》：“如语焉而未之然。”俞樾《群经平议》：“此之字乃其本义。未之者，未出也；如语焉而未之者，如语焉而未出也。”强调行军的目的地。
五、俘、取、获
“孚”甲骨文以手抓人形，是“俘”的古字。甲骨卜辞：“四日庚申亦有自北。子既告日：昔甲辰，方征于有，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六月在敦。”（《合集》137反）《说文·人部》：“俘，军所获也。从人孚声。”《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楚子使师缙示之俘馘。”杜预注：“俘，所得囚。”《孔子家语·相鲁》：“裔夷之俘，敢以兵乱之。”“俘，军所获虏也。”拿《陈情表》：“今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李善注引贾逵《国语注》：“伐国取人日俘。”甲骨文多见“俘人”等用例。《尔雅·释诂下》：“俘，取也。”邢疏引李巡日：“囚敌日俘，伐执之日取。”《左传·成公十二年》：“俘我王官，剪我羁马。”南朝·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小则俘民略畜，大则攻城剽邑。”金文如：
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俘马……匹，俘车卅辆，俘牛三百五十五牛。（小盂鼎，《集成》5.
2839）
俘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多友鼎，《集成》5.2835）
俘戎俘人百又十又四人。（冬簋，《集成》8.4322）
“复”甲骨文罗振玉认为象捕鸟在手之形，孙海波认为甲骨卜辞用屈万里认为“堡”与“获”为古今字《说文·犬部》：“获，猎所获也。”王筠《说文句读》：“《夏官·大司马》：‘获者取左耳。’郑注：‘获，得也。得禽兽者取左耳，当以计功。’案：此获之本义也。”它应是狩猎时代的产物，由猎获禽兽引申为在战争中俘获。当用于战争、狩猎的擒获时，可与“征”、“执”、“擒”等连用。甲骨卜辞：“庚午卜，贞：其有获羌？”（《合集}39493）“贞：旨获羌？”（《合集}39492）“贞：戊不其获羌？”（《合集～39488）“贞：雀弗其获征微？”（《合集}6986）“甲寅卜口贞：其获征土方？”（《合集》6452）“己亥卜，争贞：令弗其获执亘？”（《合集》6952正）“……狩获擒鹿五十又六。”（《合集》10308）《诗经·小雅·出车》：“执讯获丑，薄言还归。”《礼记·檀弓下》：“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郑玄注：“获谓虏之。”金文如：
获馘四千八百口二馘。（小盂鼎，《集成》5.2839）
休获厥君驭方。（禹鼎，《集成》5.2833）
俾克厥敌，获馘百。（冬簋，《集成》8.4322）
“取”商承祚认为甲骨文从又从耳，作以手取人耳之形，《说文·又部》：“取，捕取也。从又耳。”《周礼·夏官·大司马》：“（狩）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诗经·大雅·皇矣》：“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毛传：“馘，获也。不服者杀而献其左耳，日馘。”《诗经·鲁颂·泮水》：“矫矫虎臣，在泮献馘。”郑玄笺：“馘，所格之左耳。”它是上古战争中杀人取耳的真实写照。甲骨卜辞如：“戊寅卜，亘贞：取牛，不齿？”（《合集}8803）“……辰卜，古贞：呼取马于以三月？”（《合集》8797正）《左传·僖公二十二年》：“且今之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集韵·厚韵》：“取，获也。”《诗经·豳风·七月》：“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甲骨文中常见取马、取牛等，这是“取”意义的引申。温少峰、袁庭栋认为殷王征收牲畜，以供国用，在卜辞中称为“取”。说明在甲骨文时代“取”的意义已经既可用于战争也可用为一般的行为动词。
金文中见到的“获”可用于获人和获馘。“取”仅见于取金的用例。“俘”的对象可是人、马、车、牛、馘、金、贝、戈、器、胄等，即凡是战争中所有的获取都可以称为“俘”。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人部》：“俘，引伸之，取物亦日俘。”《尚书·汤誓》：“俘厥宝玉。”孔传：“俘，取也。”可见，“俘”的造字、造词本义已较模糊，其意义和用法已覆盖了“获”和“取”。后两者的地位逐渐下降，处于退出“俘获”语义场的边缘，把它们承担的意义和用法交给了“俘”。“获”在西周金文中仅见5例，“取”1例：“征繁汤员采，取厥吉金。”（晋姜鼎，《集成》2826），“俘”有25例。“俘”与“获”还有一个意义上的区别是，“获”有着眼于一场战争的高度，隐含了能不能战胜对方的话题。“俘”站的角度是获取了什么、获取了多少。如：“希侯获巢，俘厥金胄”（希侯鼎，《集成}2457）暗含的前提条件是只有获巢才能有所俘。又如：“休获厥君驭方。”（禹鼎，《集成》5.2833）修饰语用“休”，关注重点是征战是否顺利。“俘”是在战胜对方之后对战利品的获取，如：“癸未，戎伐荀，衣俘。”（多友鼎，《集成》5.2835）
六、处、戍、次“处”的意义为驻守边防，为西周时新词。其最初动词义为“居住”。《说文·几部》：“处，止也。”《广雅·释诂二》：“处，尻也。”《易·系辞下》：“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庄子·至乐》：“鱼处水而生，人处水而死。”《墨子·节用中》：“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宫室之时，因陵丘掘穴而处焉。”《山海经·南山经》：“鸟栖林，鱼处渊。”《淮南子·汜论》：“燕雀处帷幄而兵不休息。”铭文如：
延令臣谏口口口亚旅处于。（臣谏簋，《集成》8.4237）
余处此南疆。（南疆钲，《集成》1.428）
“戍”为驻守军事要塞以防备外敌的入侵。“戍”产生于殷商时期，郭沫若认为甲骨文字形示人以戈戍守，人立在戈下。姚孝遂认为卜辞“戍”或用作动词，乃戍守之义。李孝定认为甲骨卜辞之“戍”有“戍守”义。甲骨卜辞如：“贞：勿呼雀戍？”（《合集》3227）“王惟次令五族戍羌方？”（《合集928053）“癸巳卜，王其令五族戍？伐灾。”（《合集》28054）“甲寅卜，乙王其田于丰，以戍擒？”（《怀》1444）
“戍守”意义得到了继承。《说文·戈部》：“戍，守边也。从人持戈。”《诗经·王风·扬之水》：“不与我戍申。”毛传：“戍，守也。”《史记·陈涉世家》：“发左适戍渔阳。”司马贞索隐：“戍者，屯兵而守也。”铭文如：
师雍父戍在古师。（禹廛瓦，《集成》3.948）
司从师雍父戍于古师。（司卣，《集成》10.5411）
“次”义为在行军打仗过程中的临时驻扎。“次”产生于殷商时期，是一个名词，军队驻守之地，甲骨卜辞如：“癸未王卜，在惠次贞：旬亡祸？王占日：吉。在五月甲申祭祖甲勐日蓖甲。”（《合集》35886）“癸……卜，王：旬亡祸？在五月在惠次。”（《合集936495）“癸丑王卜贞：旬亡祸？在齐次。”（《合集》36821）“己酉卜贞：王其田无炎？在黄次。”（《屯》92182）“次”在西周才出现动词用例，这可能是在名词基础上引申出来的动词义。传世文献中“次”使用较普遍，可以用作名词，表示古时用帷幕遮蔽的歇息或更衣的处所。如《仪礼·士冠礼》：“请醴礼宾，宾礼辞，许，宾就次。”郑玄注：“次，门外更衣处也，为帷幕簟席为之。”作名词时，也特指途中止宿的处所。《易·旅》：“旅即次。”王弼注：“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秣马蓐食，师陈焚次。”杜预注：“次，舍也。焚舍，示必死。”它可以用作动词，表“驻留、止歇”义。《广雅·释诂四》：“次，舍也。”王念孙疏证：“为舍止之舍。”《尚书·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孔传：“次，止也。”《左传·庄公三年》：“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唐·李白《永王东巡歌十一首》之七：“王出三江按五湖，楼船跨海次扬都。”铭文如：
辰在戊寅，次于淄。（叔夷钟，《集成》1.272）
复造必邦，在止师次。（中，《集成》3.949）
这一组同义词情况较复杂。“戍”的动词词性和“戍守”语义均继承于殷商甲骨卜辞次只是继承了甲骨卜辞时代的“歇息之所”这一语义特征，而表示动词词性的用法始于两周军事铭文时代。其名词性语义由“用帷幕遮蔽的歇息或更衣的处所”引申为“军队驻守之地”。其动词性语义由“止歇”引申为“军队驻守”，再引申为“军队在一地驻守两宿以上”。“处’’则是两周军事铭文中的新词，由一般行为动词“居住”引申为“军队驻扎”。
七、结语：同义动词的差异性及其社会意义
两周军事铭文中的同义动词，有些是从殷商甲骨卜辞中继承和发展而来的，有一部分是两周时期新产生的，这就使得这些同义动词在词义来源、用法上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同义词的抽象程度存在差异。如“征”、“伐”都可以表示“征伐”义，但是从实际用例看，“征”的意义更抽象，更加偏重“征伐”过程的“行军”一面；而“伐”的意义则更具体，重在杀伐。及物性质的同义词的宾语对象性质亦有不同。“征”的宾语对象在范围上较大，重在对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采取军事行动；而“伐”的宾语对象所涉及的范围则是可大可小。
同义词来源不同，它们在词义发展引申的过程中，在某一语义枝上相同或相近了。如“即、组、征、行、往”一组，“即”表示靠近餐具去吃饭，引申出“依就”；“组”来自齐方言“徂”，表示“去、往”义；“征”本义是向目的地前行；“行”本义为道路，后引申为“行走”；“往”本义为“行走”。这些词用在军事活动中，自然引申出“行军”义，构成一个来源复杂的同义系统。有些同义词反映的概念意义源于同一个动作行为的不同阶段，在上位概念上形成同义关系。如“俘、取、获”一组，《周礼·秋官.朝士》：“凡得获货贿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郑玄注：“俘而取之日获。”三个阋在后代的区别所在，“俘”是动作，“取”是结果，而“获”是一个泛称、是一个上位概念。
同义词反映社会现象，当社会时生变化时，同义语义场内部的关系也随之作出调整。如“追、逐”一组。甲骨文时代离造字时代较近，字形义往往直接反映相应的词的概念所指，“逐”字形上从“止”从“豕”，也可以从“犬”、“兔”等，主要反映狩猎文明的社会文化现实；而“追”字形上从“止”从“师”，“师”就是军队，反映社会战争现状。到了金文时代，甲骨文中以字形表意功能逐渐减弱，抽象的趋势更加明显。农耕经济成为核心、主导经济，田猎从经济大流中隐退。“逐”造字反映的社会现象也随之消隐，“逐”的对象向“追”的对象靠近，挤占了“追”的很小一部分对象空间，“追”在保留原来的一大部分对象的同时，又发展了新的对象空间。这就是伴随着铸造青铜器记功、追悼先祖社会现象的盛行，它又可以用作“追祭”先王的祭祀动词了。
同义词的内在深层语义对词的演变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性作用。如“逐”的对象是动物，而当其对象用“人”时，就带有贬义色彩。“追”的对象是人，当‘‘追”的对象是已逝世的先辈时，就是追忆、追祭，就带有褒义色彩，这样就造成两个词在金文中的差异。先秦典籍中“追”、“逐”有褒贬义之分亦可能是由此而来的。甲骨卜辞中“追”的意义指向“杀”和“逐离”入侵者，而“逐”的意义指向“猎取”和“获得”猎物。“追”的意义指向比“逐”更具单向性和开放性，这为其词义引申留下了空间。由于“追”具有单向性指向，人们用“回”来指明动作方向，引申出了“追回亡灵”以求保佑的“追悼”、“追孝”，这也使得“追”的词义有向着褒义方向发展的可能性。“逐”的意义指向具有双向闭合的自足特征。“追回”又与“逐”的意义内涵重合，其词义系统又闭合自足，引申空间不大，加之“逐”的对象由于狩猎时代的逐渐远去而有了很大变化，“逐”被迫开放，去补充“追”已放弃的原始义“使对象离开”，其贬义趋向的感彩义又与“追”有所区别。
归去来辞原文范文第5篇
从这二十二条记载看，基本可以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引证《周易》经文来说明一个问题，或阐述自己的看法；一种是以《周易》或其它筮书进行占筮，以预测事情的吉、凶、祸、福。在有关占筮的记录中，又有一爻变，数爻变，六爻不变等不同情况。现从二十二条筮例中，选取十三条代表不同情况的例子，试解如下：
（一） 引证《周易》经文说明问题或阐述观点。
《左传·昭公元年》：“晋侯求医于秦，秦伯使用权医和视之，曰：‘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赵孟曰：‘何谓蛊？’对曰：‘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皆同物也。’”
这里，医和引了《蛊》卦卦象分析晋侯的病，没有涉及及卦爻辞。
《左传·宣公六年》：“郑公子曼满与王子伯瘳语为卿，伯谬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这里，伯廖只说像“《周易》《丰》之《离》”，并未具体引用爻辞。“《丰》之《离》”，是指《丰》卦上爻由阴变阳，这样就变成《离》卦。《丰》卦上爻辞为：“丰其屋，?其家，窥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觌，凶。”意思是有高屋大厦，但家里被阴影遮蔽着，从外向里看，悄然无人迹，三年见不到动静，凶呵！
春秋时代，人们尚未以“九”“六”代表一卦的阴阳爻，故伯廖用“《丰》之《离》”的方式，说明他引用的是《丰》卦上六爻辞。这种方式是春秋人谈爻的惯例，在下面的事例中，我们会看得很清楚。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部于蔡墨……对曰：‘……《周易有之，在《乾》之《?ァ吩唬骸扒绷?鹩谩！逼洹锻?恕吩唬骸凹??谔铩！逼洹洞笥小吩唬骸胺闪?谔臁！逼洹??吩唬骸翱毫?谢凇！逼洹独ぁ吩唬骸凹?毫??奘准?！薄独ぁ分?栋?吩唬骸傲?接谝啊！比舨怀?????芪镏????！?/p> 由这一段记载，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春秋时代，人们以《周易》占筮或论事，尚无“九”“六”之称，故蔡墨称《朝气》卦初九爻谓“《乾》之《?ァ贰保怀凭哦?澄健捌洹锻?恕吩弧???谔铩?保怀粕暇咆澄健捌洹??吩弧翱毫?谢凇保怀朴镁拧捌洹独ぁ吩弧??喝ǎ?奘子摇?保怀啤独ぁ坟陨狭?澄健啊独ぁ分?栋?吩弧??接谝啊?薄?/p> 在这里，蔡墨旨在引《易》论龙，故只举《乾》《坤》卦中称龙之爻，如“《乾》之?ァ保ā肚?坟猿踟常?弧捌洹锻?恕贰保ň哦?常?弧捌洹洞笥小贰保ň盼遑常?弧捌洹??贰保ㄉ暇咆常?弧捌洹独ぁ贰保ㄓ镁牛?弧啊独ぁ分?栋?贰保ā独ぁ坟陨狭?常┑龋?っ鞴糯?娴挠辛??/p> 前人杜预在注《左传》时，以为蔡墨将《乾》卦“用九”称作“《乾》之《坤》”，是指《乾》卦六爻由阳变阴。故注谓“《乾六爻皆变”。
尚秉和先生认为：蔡墨举“《乾》之《?ァ贰薄捌洹锻?恕贰薄捌洹洞笥小贰薄捌洹??贰钡龋?际侵傅囊回潮洹＞佟啊独ぁ分?栋?贰保?彩侵傅囊回潮洹U馐堑笔敝苋顺曝车墓呃?9视凇坝镁拧背啤捌洹独ぁ贰保??换嶂噶?橙?洌??欠褐父秘灾??潮湮?へ场I邢壬?担骸啊兑住酚凇肚?防ぁ范?灾?螅?雷冈唬骸?镁牛杭?毫??奘准?！?唬骸?昧?豪?勒辍！?我玻吭唬捍耸ト私倘酥?呃?玻?钦即且病G易ň腕呤彼?鲋?回逞裕?锹哿?持?刎砸病！啊逼湓弧??毫??奘准????勒辍?撸?蛩?陨昝鳌?拧????乇渲?濉！薄笆褂龃素远??辰员湔撸?创舜钦贾??蚍且病！薄啊?镁拧??昧??ㄖ溉?涑梢回逞远?！保ㄉ弦?约?惺稀吨芤坠朋呖肌び镁庞昧?猓ㄒ唬?罚?/p> 若以筮法考之，尚氏此说确实很有道理。
欧阳修在《易童子部》中也说：“《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谓也？曰，释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则变。坤爻八，六则变，《易》用变以为占，故以名其爻也。”尚氏之说与欧阳修此论正同。
他们认为，在《周易》筮法中，“九”“六”变，“七”“八”不变。《周易》以变为占，故以“九”“六”作为一卦阳爻与阴爻的代表符号，并于六十四卦之首的《乾》《坤》两卦，设“用九”“用六”，告诉人们，凡占筮得老阳之数“九”，此爻须由阳变阴。如遇老阴之数“六”，此爻须由阴变阳。其余遇“七”“八”则不变。以此启“九”“六”之用。
案之《参同契》：“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虚。”所谓“二用”，即指“用九”“用六”而言。意思是说，《乾》《坤》两卦的“用九”“用六”虽然没有爻位，但占筮时，“用九”“用六”的变化原则，却时时周流运行于《乾》《坤》卦的六爻之间。
若按杜预注，“用九”指《乾》卦六爻全变而成《坤》卦，则是“二用”有爻位而不“周流”了。杜预正是这么理解的，故接着在“见群龙，无首吉”名下注曰：“用九爻辞。”如按杜解，“用九”是“爻辞”，则《乾隆》卦共有七爻了，尚秉和先生问道：“古今岂闻有七爻这卦哉？”（《周易古筮考·用九用六解（一）》）
杜注虽有不妥，然而也向阳花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若“用九”称“《乾》之《坤》”，只是泛指乾爻变坤爻，而不是指六爻全变，那么，设若蔡墨当初不是举例论龙，也就是说，不是只讲一爻变之卦，而是例称“《乾》之《?ァ贰保ㄒ回潮洌?弧捌洹抖荨贰保ǘ?潮洌?弧捌浞瘛保ㄈ?潮洌?弧捌洹豆邸贰保ㄋ呢潮洌?弧捌浒?保ㄎ遑潮洌?欢?亮?橙?涫保?指萌绾纬莆侥兀?/p> 对此，尚先生亦未作出正面回答。只是说：“使遇此卦而六爻皆变者，即此辞职占之（按：指“用九”之辞）则非也。”（同上）然而问题在于，使不“即此辞占之”，而是只论六爻全变，若不称“《乾》之《坤》”，又该如何称呼呢？
宋人朱熹可能也考虑到这点不好办，故在《易学启蒙》卷四中说：“六爻变，则《乾》《坤》占‘二用’，余卦占之卦彖辞。”??这是折中之辞。
杜预是古人，又是名家，所以他的这段“用九”注，引起后人不少争论，仿据《左传》文意而考之，问题仍未得到圆满解决，故稍费笔墨，对此问题作如上辨析。
（二） 以《周易》或其它筮书进行占筮。 首先，我们选几例一爻变的记载。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秦伯师于河上，将纳王，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继文之业，而信宣于诸侯，今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晋侯辞秦师而下。”
这里记载了晋臣狐偃劝晋文公去勤见周襄王（当时襄王被狄后击败，流落在郑国汜地）晋文公听了狐偃的建议后，先让卜偃以龟甲卜一下，得到“黄帝战于阪泉”的吉兆，文公还是不放心，再主用蓍草占筮一下，结果演算出的卦为“《大有》之《睽》”。“之”，变的意思，“《大有》之《睽》”即《大有》卦变为《睽》卦。通过《大有》卦与《睽》卦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是因为《大有》卦九三爻由阳爻变为阴爻才成为《睽》卦的。因而“《大有》之《睽》”，是指本卦《大有》卦因九三爻变，从而得出变卦《睽》卦的。如前所述，这种“x卦之x卦”的方式，是春秋时代人们谈爻的惯例，下面所遇者，皆同此例，不再赘述。
《大有》卦九三爻辞：“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故卜偃说这是吉卦，象征战胜狄兵受到周王的晏请，还有比这更大的吉祥吗？更何况从筮得的卦象看，内卦由《大有》卦的乾为天，变《睽》卦的兑为泽，而《大有》卦与《睽》卦的外卦相同，皆为离，离为日，有天变为泽以迎日之象，这也正是天子降尊以迎接公侯的卦象，这样还不可以吗？更何况支《睽》卦而单论《大有》卦，其下卦乾为天为父，上卦离为火为子，也有天子降尊以迎公的意思呵！
晋文公听了卜偃的分析，辞秦师而去。
由这一卦可以看出，卜偃以“象”“辞”兼取的方式，对事物吉凶进行推断分析，其中以取象为主，取辞则取本卦变爻之辞。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美之……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据于蒺藜”，所恃伤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无所归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当之矣！‘遂取之。”
齐棠公死了，崔武子前去吊丧，他看到齐棠公的遗孀棠姜很美，要取棠姜。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到困卦六三爻变，而成为《大过》卦。史官们为了奉承崔武子，都说这是吉卦。给陈文子看，因为筮得卦为《困》卦六三爻变，这样，《困》卦内卦就由坎变为巽，在《说卦》中，坎为中男，坎变巽，巽为风，故陈文子说：“夫从风。”，巽又为长女，内卦位置在下，所以文子又说“风陨妻”，据此卦象，文子认为：“不可娶也！”他又进一步引证《困》卦六三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并一一讲解这段爻辞，说明不可娶棠姜的道理。但崔武子色迷心窍，不听陈文子这一套，说：“一个无夫之妇能有何害！这些凶险她原先的男人都承担了！”
于是娶了棠姜。
由这个筮例可以看出，陈文子分析此卦时，既用卦象进行分析，又引本卦变爻之辞进一步说明，也是采用“象”“辞”兼取的做法。
《左传·闵公元年》：“毕万筮仁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复之，从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毕万想到晋国去做官，不知仁途如何，于是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屯》卦。初爻变，这样就成为《比》卦，辛廖说：“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屯固比入”??这是春秋时代人们对《屯》《比》两卦卦义的解释。由此可证，早在春秋时代，即已有对各卦名义的解释了。今本《杂卦》曰：“屯，见而不失其居。”即有“固”义。《彖》中也说：“比，辅也。”《象》《比》：“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亦可见《比》有亲辅之义，故曰“比入”。辛廖先从解释卦的名义入手，下面“震为土”指《屯》卦初爻变，内卦由震变坤，坤为土，故曰“震为土”，即震雷变成坤土的意思。震又为车，坤为马（《说卦》称乾为马，可见周人在春秋时代的象亦有与《说卦》异者）故曰：“车从马。”据《说卦》，震为足又为长子，故下面说“足居之，兄长之”；“母复之”，坤为母，在《屯》卦中，二爻至四爻互卦成刊，《比》卦内卦为坤，两卦皆有坤象，故称“母复之”。《屯》卦与《比》卦的外卦都是坎，《国语·晋升语》筮例中称“坎为众”（见后）可见在春秋时代，坎象众，故曰“众归之”。“六体不易”一句，杜预注“初一爻变，有此六义，不可易也”，故“六体不易”之义，似指前文中的“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复之”，“众归之”而言。又因《国语·晋语》诬例中说“震，车也，车有威武”（见后），再结合前而说的“屯固比入”之旨，故辛廖总结此卦说：“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
在这一卦中，辛廖纯以卦象推断事物吉凶，一字未提卦辞。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生敬促。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它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至如归于王”。犹有观焉，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陈厉公生敬促时，厉公让周史以《周易》占筮一下。所得本卦为《观》卦，因其爻变而成为《否》卦，《观》卦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意思是臣子朝见国王，做王的宾客。这当然是吉爻。故周史先引本卦变爻之辞，说明厉公生的这个孩子将来必定会大有作为，若不在陈国，也一定会在别国得志，若不是他本人，也一定会是他的子孙。因为这卦有“光远而自它有耀”之象。
周史接着分析卦象：“坤，土也。”指《观》卦的内卦为坤，坤为土。《左传》《国语》筮例皆称坤为土，与《说卦》称坤为地稍有不同。“巽，风也。”指《观》卦外卦为巽，巽 为风。“乾，天也。”指变卦《否》卦外卦为乾，乾为天。“风为天于土上，山也。”《观》卦变《否》卦，是因为《观》卦的外卦由巽 变乾，巽为风，乾为天。由巽 风而变乾天，故曰“风为天”。而《观》卦与《否》卦的内卦皆为坤，坤为土，故曰“风为天于土上”。同时，《否》卦二爻至四爻互卦成艮，艮为山，故周史说：“风为天于土上，山也。”若舍“互卦”得出艮山，则《观》《否》二卦别无“山”象。所以，此卦向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远在春秋时代，人们在运用卦象分析问题时，已经使用互卦之法。可知互卦法由来久矣！
鉴于在《否》卦中，其外卦为乾，乾天位置在上，其内卦为坤，坤土位置在下，二爻至四爻互卦成艮，艮山据于坤土之上，乾天之下，有山生林木而成材之象，故周史说：“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接着又指出：“庭实旅百。”因为《否》卦中，二爻至四爻互卦成艮，艮为门庭。“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否》卦的外卦为乾，乾为金为玉。内卦坤为布帛（见《说卦》）又，乾为天，坤为地，故称“玉帛”，又称“天地之美具焉”！下面“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然而这“观”字之中还有观望等待之义，所以应该在他的子孙后代身上。“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异国乎。”风是飘忽不定的，故有出在异国之象。周史据此认为：基在异国的话，必在姜姓主政的地方得势（因为只在姜姓分封在泰山之后），那里“山岳则配天”。因为这正与变卦《否》卦中互卦艮山，配外卦乾天的卦象相符。
在这一卦中，周史既引本卦《观》卦的变爻之辞，又分析本卦和变卦卦象，对事物进行推断，但其中以分析变卦卦外貌为主。
《国语》中无一爻变筮例。《左传》中有关一爻变的筮例，共有十一条记载，我们从中选取以上四条作为代表，其余七条筮例的解占之法，与此基本相同，即不一一列举了。
二爻变筮例，《左传》《国语》及其它先秦典籍，皆无记载。 三爻变筮例，考之《左传》，也没有记载。《国语》中有两条记载： 《国语·晋语》：“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升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内外，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众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济，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众顺而有威武，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疆，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居乐出威之谓也！是二者，得国之卦也。’……”
晋文公想依仗秦国的帮助重返晋国，因前途未卜，于是亲自以《周易》占了一卦，问：“还有晋国吗？”得卦为“贞《屯》悔《豫》，皆八也。”前面已经讲过，古人称本卦为“贞”，变卦为“悔”。就是说，晋文公重耳所得的这一卦，本卦为《屯》，其初九 爻，爻、九五爻共三爻变而成为《豫》卦。筮史可能看到《屯》卦内卦震为车，外卦坎为险陷，有震车遇坎险之象，于是都有说：此卦不吉，恐怕事情行不通！不是有作为的卦爻。
司空季子却说：吉！在《周易》中，《屯》卦和《豫》卦卦辞都有“利建侯”（《屯》卦卦辞：“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屯》卦初爻爻辞也说：“盘桓利居贞，利建侯。”《豫》卦卦辞：“利建侯行师。”）如果不能重返晋国，以辅佐王室，哪里能谈到“建侯”？我祈命于筮：“还有晋国吗？”筮辞告诉我：“利建侯。”??这不就是得国之语吗？吉祥没有比这更大的啦！震为车（案《左传·闵公元年》辛廖称“震为土，车从马”是亦解震为车，可证春秋时代震有车象）坎为水，坤为土。《屯》卦含有物力雄厚的意思，《豫》卦含有欢乐愉快的意思。震车遍内外（《屯》卦内卦为震车，《豫》卦外卦为震车），土地人民都顺从你（《豫》卦内卦为坤，《屯》卦二爻至四爻互卦为坤，坤为土、为众、为顺），又有长流不竭的泉源资助着你（《屯》卦三爻到五爻互卦成艮象，《豫》卦二爻至四爻互卦成艮象，艮为山，《屯》卦外卦为坎水，《豫》卦三爻到五爻互卦也为坎水，水在山上，有泉源之象，故曰：“泉源以资之。”）土地物力雄厚，又乐其所有（《豫》卦有娱乐之义），如果不是重新得到晋国，还有什么能担当这些卦象？震为雷为车，坎为劳为水为众（这些都有是春秋时代人们对卦象的解释），论卦以内卦为主，《屯》卦的内卦震有雷车之象，外卦坎有水与从之象，震车有威武，坎水象征民众顺从，可以说文武俱备，实力雄厚得很呵！所以这卦称做《屯》卦。《屯》卦卦辞说：“元亨，利贞。勿用有修往，利建侯。”论卦既以内卦为主，《屯》卦内卦为震，震为雷为长，所以称做“元”（《左传·襄公九年》穆姜引《周易》曰：“元，体之长也。”《文言》《乾》曰：“元者，善之长也。”）民众顺从会合，所以称做“亨”，内卦为震雷可以宜物而干大事业（《左传·襄公九年》：“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文言》释“利贞”亦同）所以称做“利贞”。同时，卦象中震车动而向上，坎水顺而向下（由此“车上水下”亦可窥春秋卦变法之一斑！）因古“伯”“泊”字通用。故有震车泊于坎水之象，所以在小事上还有阻难不顺之处。因此卦辞才说：“勿用有攸往。”但卦象中有着一人行动，众人顺从而有威武之旨，因而卦辞又说：“利建侯。”坤为母，震为长男，母亲老了，孩子却能顶事了，有欢娱之象，所以称做《豫》卦。《豫》卦卦辞说：“利建侯行师。”就是指的《豫》卦卦象中居内有坤母之乐，出外有震车之威，故这二卦都是重返晋国，建立功业的卦呵！
在这一卦中，司空季子先以本卦脏乱变卦卦辞解占，接着详细分析本卦与变卦之象，并结合卦象进一步解释了本卦及变卦的卦辞。
由前面的例子，我们已经知道：凡一爻变之卦，若引辞，皆引本卦变爻之辞。而此卦却引了本卦及变卦卦辞，未涉及本卦及变卦爻辞。这是它解占与其它一爻变之卦不同的地方。
这一卦中有一个筮数，那就是“得贞《屯》悔《豫》，皆八也”。
这个“皆八也”，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我们先看这一卦的变化：
根据前人讲的占筮变化原则，在这一卦中，应该是初爻由九变八（老阳变少阴），爻由六变七（老阴变少阳），九五爻由九变八（老阳变少阴）这样才对。怎么会是“皆八也”？
为了解开这个“皆八”之谜，前人作了种种解释。
有的说，这一卦是初筮得《屯》卦，再筮得《豫》卦。此两卦皆是六爻不变之卦，故称之谓“皆八也”。
此说显然不通。通观古人注释，从未见有人解初筮之卦为“贞”，再筮之卦为“悔”者。同时，由《左传》《国语》的筮例看，在春秋时代，凡称“八”者，都有是数爻变之卦。如《左传·襄公九年》的“《艮》之八，是谓《艮》之《随》”（解见后）及《国语·晋语》中的“得《泰》之八”（解见后），皆为其证。故此说不通。
另有一说，认为《屯》卦的内卦为震，《豫》卦的外卦也是震，在由《屯》卦变《豫》卦时，只有《震》卦的两个阴爻，即六二爻与六三 儿童节不变，仍为“八”，故称“皆八”。
然而问题是：《屯》卦的上六爻，其筮数也是八而未变，若按此解，何以独指六二、六三两爻，而不及上六爻呢？再说，《左传·襄公九年》筮例中“《艮》之八，是谓《艮》之《随》”中，六二爻也为“八”而未变，可为什么就不称做“贞《艮》悔《随》，皆八也”？
可见此解亦不通。
因此，对于《左传》《国语》中出现的这几个“八”，后人皆莫名其妙。以筮法中“九”“六”变，“七”“八”不变的原则来解，总是不通。
这样，有人只好归于《连山》《归藏》筮法了。说《连山》《归藏》筮法用“七”“八”，不用“九”“六”。然而这《连山》《归藏》久已亡佚失传，后人何以会知道其用“七”“八”而不用“九”“六”？更何况，即便此说成立，《连山》《归藏》筮法用“七”“八”，不用“九”“六”，那么，为什么在所有筮例中只见用“八”，却从未见用“七”者？故此说一出，又遭到别人的非难。
孔子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关于“八”字之解，阙疑可也。
《国语·周语》：“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
成公归晋之时，晋升人为他占了一卦，得《乾》卦，其初九，九二、九三这三爻皆变，这样就成了《否》卦。筮人根据《乾》卦内卦由乾变坤的情况，结合卦象乾为天为君，坤为地为众（见《说卦》），有天变地，君变民之象，所以说他“配而不终”，又因为《乾》卦内卦三爻皆变，因而进一步得出“君三出焉”的结论。
这一卦纯以分析本卦和变卦卦象，对事物进行推断。筮人在进行分析时，没有引用本卦或变卦的卦辞用语爻辞。对卦象的分析民比较简略。
四爻变之卦，考之《左传》《国语》及其它先秦典籍，皆无记载。 五爻变筮例，《国语》不载，只有《左传》中有一条记载。 《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无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各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姣，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是鲁宣公的妻，成公的母亲，她与大夫叔孙侨如通奸，无德，成公十六年，叔孙侨如与穆姜阴谋鲁成公，结果失败，穆姜因此被迁东宫。这时，她用《周易》占了一卦，问自己的前途，得“《艮》之八”史官说，“是谓《艮》之《随》”，可知“《艮》之八”，就是《艮》卦变《随》卦的意思。
史官说，《随》卦有外出之义，必须速速离开这里！穆姜不同意史官的分析，说，算了！《周易》中《随》卦卦辞说“元鹿利贞，元咎”，接着好一一讲解了“无亨利贞”四字之义：“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上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案《国语·晋语》筮例，司空季子说：“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左传·昭公十二年》子服惠伯解卦时，也说：“元，善之长也。”其解“元”“亨”二字，与穆姜大同小异，由此考之，卦辞“元亨利贞”四字，早在春秋时代，恐已成为“四德”，并有了统一的解释。穆姜无非在此引述其解而已。穆姜认为：自己是一个妇人，而以祸国，是身在下位而行不仁之事，这不能叫“元”，使国家不得安宁，这不能叫“亨”，作乱害了自己，不能叫“利”，放弃自己尊贵的位置，与臣子做姣媚之态，这不能叫“贞”。有此“四德”的人，方可“《随》而无咎”。我这四条一条不占，怎么能称《随》呢？是我自己取来的祸害，能够无咎吗？必定死在这里，聘书不去了！
在这一卦中，《艮》卦的初六爻，九三爻，爻，六五爻及上九爻共五爻皆变，才能得出《随》卦。
根据筮数变化的原则，这一卦应该是《艮》卦初爻由“六”变“七”（老阴变少阳），九三爻由“九”变“八”（老阳变少阴），爻由“六”变“七”（老阴变少阳），六五爻由“六”变“七”（老阴变少阳），上爻由“九”变“八”（老阳变少阴），只有六二爻为“八”（少阴之数）不变。在这五个变爻中，初爻、四爻和五爻都有是以“六”变“七”，三爻和上爻是以“九”变“八”，也就是说，此卦共有三爻由“六”变“七”，有两爻是以“九”变“八”。
那么，这“《艮》之八”在这进而是什么意思呢？
是以筮数“八”表示此卦的变爻吗？若以“八”表示变爻，则此卦的五个变爻中，有三爻以“六”变“七”，只有两爻以“九”变“八”，那为什么不称此卦为“《艮》之七”，而偏曰：“《艮》之八”？
有人说，“《艮》之八”是指由《艮》卦变《随》卦时，只有六二爻筮数为“八”而不变，故“《艮》之八”是指六二爻筮数为“八”，其余爻摄制组为“九”“六”变爻。
若按此说，则“八”是专指一卦的六二爻为少阴之数“八”。但是，正如我们在前面讲的，《国语·晋语》筮例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其由《屯》卦变《豫》卦时，六二爻也是不变爻，其筮数亦为“八”，为什么此卦不称“《屯》之八，是谓《屯》之《豫》”，而称“贞《屯》悔《豫》，皆八也”？
可见此说不通。
对于这一卦的筮数“八”，古人还是不得其解。
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人认为：《国语·晋语》的“现《屯》悔《豫》，皆八也”筮例，和这一卦的“《艮》之八”“是谓《艮》之《随》”极可能是以《连山》《归藏》筮书占筮的。只因为《连山》《归藏》筮法已亡佚失传，所以这“八”字也成了千古不解之谜！
此说的根据是，在《国语·晋语》筮例中，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后，筮史都认为不吉，司空季子却说：“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筮史认为不吉，是以《连山》《归藏》解占，司空季子说吉，是以《周易》解占，故特总说“是在《周易》，皆利建侯”。本卦亦同，得卦为“《艮》之八”，筮史说“是谓《艮》之《随》”，并认为必须速速出，这也是以《连山》《归藏》解占，穆姜偏以《周易》解占，于是说明“是于《周易》曰……”。
这种说法，恐源于《左传正义》孔颖达疏语。但考之《国语·晋语》中另一个谈筮数“八”的卦例，这一解释又不通了。当然，下面筮例不见得是五爻变。
《国语·晋语》：“十二月，秦伯纳公子……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济之矣，何不济之有！’……”
秦穆公接纳了晋公子重耳，并表示愿意帮助他重返晋国，董因迎接重耳，这位晋公子问：“我这次能行吗？”董因给他占了一卦，“得《泰》之八”，这一卦的卦象是天在下而欲升于上，地在上而将降于下，董因据此称为“天地配亨”。“小往大来”是《周易》《泰》卦卦辞，意思是失去的小，得到的大，据此董因说：“这次行了，你必定会得到晋国！”
卦中“得《泰》之八”一句，古人之注皆不通。韦昭注《国语》于此句，认为是指“遇《泰》无动爻”。近人释此筮例，亦从韦说。然而若《泰》卦确无变爻，则《泰》卦内卦三阳爻的筮数，应该是少阳之数“七”。外卦三阴爻应为少阴之数“八”。按照古人占卦的惯例，筮卦以内卦为主，董因为何不说“得《泰》之七”，而偏听偏信说“得《泰》之八”呢？再者，通观《左传》《国语》所有筮例，凡无变爻的卦，都有称做“其卦遇x”如《左传·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之卦即无变爻，文中称做“其卦遇《蛊》”（其解见下），《左传·成公十六年》晋楚鄢陵之战的筮例，也无变爻，称做“其卦遇《复》”（解见下）。由此可证，凡无变爻之卦，都称做“其卦遇x”。反之，凡称“八”之卦，都有变爻，如前所举“《艮》之八”，“是谓《艮》之《随》”“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皆为其例。故韦昭注谓此卦无变爻，是不对的。由上面所考看来，“《泰》之八”当有变爻。
于是又有人说，“《泰》之八”是指所得《泰》卦初爻、二爻、三爻以“九”变“八”，四爻、五爻和上爻不变，仍为“八”，故称之谓“《泰》之八”。如按此说，那么，根据《左传》《国语》中以《周易》占事的通例，此卦应称做“《泰》之《坤》”才对，又何以称“《泰》之八”呢？
种种不通之处，很难自圆其说。
在此情况下，于是又有说此卦当初恐怕是“《泰》之《剥》”音讹在而成“《泰》之八”。然而筮例中既有“《艮》之八”“贞《屯》悔《豫》皆八”，可证当初并非音讹而误。
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董因引“小往大来”以解占，“小往大来”是《周易》《泰》卦卦辞，这就可以毫无疑义的断定此卦是以《周易》解占，而不是用《连山》《归藏》之类筮书，因而也就驳倒了筮数“八”的卦例仅限以《连山》《归藏》占筮的说法。
通过以上三个筮数“八”的卦例，可以看出：古人对于《左传》《国语》筮例子中的这几个“八”字，虽然绞尽脑汁也难得其解，这就不能不使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周易》筮数中“九”“六”变，“七”“八”不变的原则，是否是《春秋》时代人们以《周易》占筮的原则？或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则？只因这些原则后来亡佚失传，以致后人无法用“九”“六”变，“七”“八”不变的方法，对这些筮例中的“八”作出正确解释？
以上只是笔者的一种猜想，总之，关于这个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六爻全变之卦，《左传》《国语》及其它先秦典籍中皆无记载。 六爻不变之卦，《左传》中有两条筮例。 《左传·僖公十五年》：“秦伯伐晋，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车败。’诘之，对曰‘乃大吉也，三败必获严明君，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实落材亡，不败何待！’……”
在解这一卦时，卜徒父可能是观象出辞：初爻至四爻为大坎，坎为河，二至四爻互卦为兑，兑为毁折，三爻到五爻互卦为震，震为车，因此，从卦象分析来看有坎水使震车毁折象，故卜徒父说“涉河，侯车败”，秦穆公问他这话怎么讲，卜徒父回答：“是大吉之卦，三败之后必获晋君。”所得的卦为《蛊》卦，卦中说“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这段文字《周易》中没有，或出自《连山》《归藏》抑《大次杂易》等其它筮书）。“三去”即“三驱”的意思，古“去”“驱”字通用。《比》卦卦辞有“王用三驱”即其证。然而清人顾炎武认为“去”字在此作“除”字在此作“除”字讲，即于一千乘中，每次除去三百三十三，三次去九百九十九，这样还余一乘??此为另一说，然此解稍觉牵强，备考可矣。
卜徒父进一步分析卦象说：狐蛊必定象征晋君，《蛊》卦的内卦是巽，巽为风，外卦是艮，艮为山（古人以内卦代表筮者，以外卦代表对方）现在是秋天了，正是以我方秋风海外侨胞落花流水对方山木之果，进而伐取其材的时候，所以我方一定会胜利。山木果实落花流水了，树木本身也被子砍伐了，那能不败！
这一卦溉有变爻，卜徒父解此卦先引卦辞，后释卦象，并以卦象反证于卦辞，以此推断事情的吉凶。
《左传·成公十六年》：“晋升楚遇于鄢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嘁，射其元王，中厥目。”国嘁王伤，不败何待！公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