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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的事迹范文第1篇
关键词：存在 踪迹 延异 德里达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在“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中曾说：“……从哲学开端以来，并且凭借这一开端，存在者之存在就把自身显示为根据【arche（本原），aition（原因），prinzip（原理）。】……作为根据，存在把存在者带入其当下在场。”[1](68-69)存在——根据、本原、原理。的确，这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来始终未变的存在规定。于是，追问万物本原的哲学最终成了存在论，存在的意义也成了西方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存在真的是最后的根据和本原吗？通过对包括海德格尔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传统存在论的解构（déconstruction），德里达发现，存在远非最终的根据和本原。在存在之“前”，还有更古老的“延异”（différance）；而存在自身也早已是“踪迹”(trace)。
一、 踪迹：对“在场-不在场”的绝对超出
但对传统存在本原观的反思从后期海德格尔就已经开始了。海氏后期不仅继续前期的存在之思，而且还给存在打叉；不仅重视在场，还重视非在场；不仅继续思考“本己”（eigen），还追问使“本己”得以可能的“自缘构”（ereignis）。如果说，海氏前期的“思想的事情”无疑就是存在；那么海氏后期关于“自缘构”、“打叉”以及打叉后留下的“踪迹”（spur）的思想还是存在之思吗？它是对前期“存在之思”的深化、因而本质上仍属于存在的时代（epochen），抑或从根本上已超出存在时代或至少摆出某种想超出的姿态？但又是以何种姿态？通过对不在场的思考吗？但不在场根本上不仍是在场的一种方式？通过对踪迹的追问？然而踪迹在他那里究竟占有何种地位？是否已取代了存在而成为他后期思想的主题？这些暂且不谈。此处关心的是，德里达将如何看待海氏思想中这种复杂的局面？
以他一贯的解构策略，德里达说，海德格尔思想中存在着双重指向：时而是从当前（présent）出发，追溯关于作为在场状态（anwesenheit）之存在的更本源的思想；时而质疑这种本源规定本身，把这种规定思为终结（cl ture）：希腊-西方-哲学的终结。这后一种思想方向思及wesen，它甚至还不是在场（anwesen），它超出于在场（présence），它在古希腊之前或超越于它之外。[2](75)
在德里达看来，海氏思想中的这“两种文本、两种姿态、两种视角、两种倾听方式，同时聚集又分离”。[2](75)但这双重姿态真的是“同时聚集又分离”吗？若从海氏思想的整个道路来看，或许它们并不是同时存在、相互交织的双重姿态，而是一个从前者不断向后者返回的姿态：从非本源的“当前”向本源的“作为在场之存在”返回，再从在场向比“作为在场之存在”还要古老、甚至超出存在时代之外的东西后退。但这并非此处所要关心的。我们关心是，正是在德里达对海氏的这种划界中，德里达自己的“思想的事情”显露出来了：那就是他所说的比“作为在场之存在”还要古老或者还要晚到的“事情”。
然则这究竟是何种事情，竟至比在场还古老，甚至在存在时代终结之外？它是不在场吗？不！德里达说，“那被给予我们以在终结之外进行思考者，又并不就是单纯的不在场（absent）”：“不在场或者不给我们以任何东西以供思考，或者还只是在场的否定方式”。[2](76)因此，德里达说，这是一种对于“全部可能的在场-不在场”的“绝对超出”。但虽然如此，它仍然“要以某种方式具有意义”，只是由于它已超出在场-不在场，所以它之具有意义就是以“形而上学本身不可能提出的方式具有意义”。[2](76)那么，这种绝对超出于在场-不在场的不同于存在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德里达说，这就“是”以踪迹之“名”被思考的“东西”：“为了超出形而上学，就必须有某种踪迹被铭刻在形而上学的文本之中，所有的这种踪迹都继续作为符号，只是不再指向另外一种在场，也不是指向在场的另外一种形式，而是指向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本”。[2](76)
也因此，这样一种踪迹也就不再能被形而上学或哲学予以思考：“任何一种哲学因素都还没被准备好去把握它。它就是那逃避把握者。只有在场才能被把握。”[2](76)为了彻底避免重新沦为在场的命运，这样一种踪迹甚至还得必须再次涂抹“它自身”（elle-même）（或译“它本身”）。为什么？因为一旦它不把“自身”涂抹掉，它就重新拥有一个“自身”，就会重新对于自身而在场，就会重新在在场中被把握。而如此一来它恰恰就不再“是”踪迹：踪迹之为踪迹恰恰在于它抹消自身而指向他者。所以德里达说，“踪迹被铭刻在形而上学文本中的方式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至于它必须被描述为对踪迹自身的涂抹。踪迹作为它自身的涂抹而自我产生。逃避自身、逃避那有可能将它保持在在场之中的东西，此为踪迹之所固有。踪迹既非可知觉的，也非不可知觉的。” [2](76)这里再一次显示出德里达对包括海德格尔在内的整个现象学基本精神——回到事情“本身”——的解构。对事情“本身”的信念是现象学得以可能的前提。无论是胡塞尔的“悬置”还是海德格尔的“拆构”（destruktion），其针对的都是偏见：或者是自然态度的偏见，或者是传统存在论的偏见。他们都没有对“事情本身”这个前提表示过怀疑。而德里达所要解构的恰恰就是这个现象学的前提。这一点早在《声音与现象》中就已涉及。德里达在那里写到：“与现象学让我们相信的相反，与我们的欲望不可能不相信的东西相反，事物本身总是自我逃避的”。[3](117)但事物逃避之后必竟还有踪迹。踪迹不是本身，没有本身，因此超出了以回到事情本身为使命的现象学的范围：“踪迹超越于那把基础存在论和现象学深刻地连接在一起的东西。踪迹总是延异着，从来没有自我呈现。它在自身呈现中涂抹自身，在发出回响之际震聋自身，像在延异中书写自身、铭刻自身的a一样。” [2](24)
涂抹自身的踪迹已不再自身在场。不仅如此，甚至连通常以为的在场，也已经是踪迹了。
二、 在场的踪迹化
自《存在与时间》以来，海德格尔一直认为存在被西方形而上学遗忘了，而这种对存在的遗忘实质上也就是对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的遗忘。同时，由于存在在西方形而上学中总是被经验为在场，所以对存在-存在者之差异的遗忘，又成了对在场-在场者之差异的遗忘。在《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中，海德格尔说：“但存在之事情乃是去存在（或是）为存在者之存在。这一神秘多义的第二格的语法形式指示着一种发生，在场者的一个出自在场的来源。但是，凭着在场和在场者这两者的本质，这一来源的本质始终还是蔽而不显的。不但于此，而且甚至连在场和在场者的关系也始终未经思考。从早期起，在场和在场者就似乎是各各自为的某物。不知不觉地，在场本身成了一个在场者。……在场之本质，以及与之相随的在场与在场者的差异，始终被遗忘了。存在之被遗忘状态乃是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的被遗忘状态。”[1]在海德格尔看来，这种遗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连差异的“早期踪迹”都被磨灭了。他说：“存在之历史始于存在之被遗忘状态，因为存在——随其本质，随其与存在者的差异一道——抑制着自身。差异脱落了。它始终被遗忘了。唯差异双方，即在场者与在场，才自行解蔽，但并非作为（als）有差异的东西自行解蔽。相反地，就连差异的早期踪迹也被擦去了，因为在场如同一个在场者那样显现出来，并且在一个至高的在场者那里找到了它的渊源。”[2]
让我们在此稍作停留。
“差异脱落了。它始终被遗忘了。”但不仅差异被遗忘了，“就连差异的早期踪迹也被擦去了……”。海德格尔这里要说的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差异虽被遗忘了，但本来还有踪迹——差异的早期踪迹——留下？而现在，就连这早期踪迹也被擦去了？还是说，“差异的早期踪迹”就是指差异本身？差异，或者说差异的分环勾连本身，就是一道踪迹，而且是早期踪迹？但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这早期踪迹复又被擦去了。然则又是什么把这早期踪迹重又擦去？是否这种擦去又没有留下新的踪迹？如果真的连这种早期的踪迹都被擦得无迹可寻，我们又如何能经验到差异的这种被遗忘？所以，事情必然是，虽然连差异的早期踪迹都被擦去了，但毕竟还是有踪迹留了下来，只要我们还能经验到差异的这种被遗忘本身。
而这也正是海德格尔自己不得不承认的。他说：“可是，唯当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揭示自身，从而已经留下了一条踪迹，而这条踪迹始终被保护在存在所达到的语言中——这时，存在与存在者之差异作为一种被遗忘的差异才能进入一种经验之中。”[4](57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说：在叙述了对早期踪迹的涂抹之后，海德格尔因此就能够以一种无矛盾的矛盾的方式，记载、会签对踪迹的确认。[2](26)差异的早期踪迹被涂抹了，但有一道新的踪迹留了下来。踪迹被重新确认了。于是形而上学的文本中其实已充满了踪迹。然则这新的踪迹是如何留下的？“……差异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揭示自身，从而已经留下了一条踪迹……”。这说的是什么？差异随在场揭示自身之际就已留下踪迹——这说的难道不是：在场已经是踪迹？是对差异的早期踪迹的涂抹而遗留的踪迹？难道不是：在场已经是踪迹了，已经是涂抹的效果了？而这也正是德里达从其中得出的结论。他说：对差异的早期踪迹的涂抹与它在形而上学文本中的迹化（tracement）是“相同的”，这迹化必定保存了它所抑制或抛弃的东西的标记，[2](25)即保持了早期差异的标记，于是成了新的踪迹。由此德里达就能够说，差异的“早期踪迹”虽然丧失了，然而这种丧失自身复又在一个文本之中被庇护、保藏、注视、推迟，以在场的形式，以本己性的形式，而后者自身复又只是一种书写效果。[2](25-26)在场原来只是迹化的效果，书写的效果，是一种涂抹了差异的早期踪迹的踪迹。于是在德里达看来，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等级就被颠倒了：在场成了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它不再是最终的所指。它成了一般化了的指称结构中的一个函数/功能。它是一道踪迹，一道涂抹了[差异的早期]踪迹的踪迹。[2](25, 76-77)
早期差异虽然已经随着在场者之在场而揭示自身，但正如海德格尔本人所说：“无论如何，差异都没有作为这样一种差异而被命名出来。因此，差异之澄明也并不能意味着差异显现为差异。”[4](578-579)同样，在场虽然是迹化的效果、书写的效果，是踪迹的踪迹，但在场毕竟不是作为“踪迹本身”显现。换言之，虽然在场是踪迹的效果、踪迹的踪迹，但踪迹“本身”并不就是在场。踪迹既非在场也非不在场。在场只是传统形而上学给予踪迹的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或命名。正如德里达所说：“必须要认识到：对踪迹的所有规定——人们给予它的所有的名称——都属于那遮蔽了踪迹的形而上学文本而非属于踪迹自身。” [2](77)当然，不属于踪迹自身，并不是因为踪迹好像真的有一个在场的、现成的自身。恰恰相反，“没有踪迹自身（elle-même），没有本己的(propre)踪迹。” [2](77)踪迹之为踪迹，恰恰在于它总是要抹去自身，在于它“自身”就是一个否定自身、涂抹自身的“悖论结构”，否则它就不是踪迹而又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实体”了。[2](25)
这就是德里达对海德格尔的“解-构”：海德格尔已看到在场-在场者的存在论差异总是被遗忘了，也就是说，存在（在场）总是被当成了存在者（在场者），因此他总想从存在者（在场者）“返回”到那被遗忘了的本原或根据：存在（在场）。但毕竟，他尚未看到那被经验为在场的存在自身也成了踪迹，成了踪迹的踪迹；他尚未意识到，在场、本己性自身正是这种踪迹的效果、书写的效果。他虽然也已思及了踪迹——既思及了差异的早期踪迹，也思及了对差异的早期踪迹的涂抹本身仍留下的踪迹——但他毕竟没有看到，或即使隐约看到了却没有充分自觉到，踪迹恰恰构成了对任何一种本原的解构——因为传统形而上学所理解的任何本原都是在本己（本真）意义上的永远自身在场的本原。但即使如此，他对踪迹或涂抹的艰辛丰富的探索，毕竟极大地激发了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更为彻底的解构。[5](83-84)当然，近代以来思及踪迹的思想家并非海德格尔一人，但对德里达影响最深的无疑是海德格尔。这正如德里达自己所说，人们总能够在形而上学的话语中识破这种处于延异运动中的踪迹，特别是在现代哲学话语中，比如尼采、弗洛伊德、勒维纳斯等，尤其是在海德格尔的文本中：它激发我们考问当前的本质，当前的在场：何谓当前？何谓在其在场中思考当前？[2](24)显然，正如我们刚才所说，这当前或在场的本质，在德里达看来就是踪迹。而这种思想恰恰是由海德格尔激发出来的。
三、 比存在还古老的延异
把在场解构为踪迹，并没有最终解构掉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因为，虽然在西方形而上学中存在总是被理解为在场，但存在自身并不就是在场。所以要彻底解构存在之思，还必须直接对存在进行解构。为此，德里达诉诸于他著名的“延异”（différance）。
“延异究竟是什么？”
这是许多人向德里达提出的问题。但德里达之所以诉诸于“延异”，恰就是要解构这个问题，更准确地说，这个问题中的“是”（存在）。正是在这种解构中，延异与存在的关系才被澄清：延异所要动摇的正是这个“是什么”中的“是”、即存在的统治。
德里达说，延异处处动摇和质问的是存在——作为在场或存在者整体（étantité）的存在的统治。[2](22)正因为延异动摇的是存在，质问的是在场，所以我们就不能再用存在和在场来述谓延异：“延异不存在或不是（n’est pas，is not）。它不是一个在场的存在者，无论这个存在者多么卓越、唯一、重要或超越，如人们希望的那样。” [2](22)而且，说延异不存在，不是在场者，也并不等于说延异是不在场者：因为即使是不在场者，也已经是了。但延异根本就不“是”，它不去“是”——它要动摇的恰恰就是这“是”的统治。或更严格地说，它总是在是的同时又涂抹是，让是成为踪迹。与踪迹一样，或毋宁说作为踪迹，延异超出于在场-不在场的对立之外。但同时，德里达也承认，延异对“作为在场或存在者整体（étantité）的存在之统治”的动摇，恰恰是通过海德格尔所揭示的存在论差异才得以可能。他说，如果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差异不在某种程度上被打开，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也不会被理解。[2](22)何以如此？因为延异动摇的是存在的统治，或作为在场的存在的统治。但如果没有海德格尔对存在-存在者或在场-在场者的存在论差异的打开，存在如何能重新被唤回？又如何能再去动摇它？所以延异正是“通过”存在论差异而可能。
然则，是否因此就可以说，延异与存在论差异就是一回事，或用德里达的话说，延异就“定居在存在论差异的间距中”？对于这个问题，德里达说，“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回答”。[2](22)这意味着什么？让我们具体来看。
一方面，德里达说，就其自身的某一面而言，延异当然只是存在或存在论差异的历史的、时代的展开（déploiement）。延异的那个a就标志着这种展开的运动(mouvement)。[2](23)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这里竟说“延异自身”（elle-même）！延异有自身吗？他不是一再说延异没有自身，而且恰恰是对自身的解构吗？这是德里达的笔误吗？抑或相反，是他故意耍的一个花招？因为，如果不是就其自身而言，延异如何能是，而且“是存在或存在论差异的历史的、时代的展开（déploiement）”？不正是在存在的时代，才有自身可言吗？所以延异、踪迹在存在论中，在形而上学的文本中早已获得自身了。正是由于获得了自身，延异才成了存在论差异，成了此差异的历史的、时代的展开，而踪迹才被经验为在场，在场才被经验为在场者。也正因此，把延异经验为存在论差异，就仍还处于形而上学之内，一如把踪迹经验为在场也同样处于形而上学之内一样。所以——
另一方面，德里达说：“关于存在的意义或真理的思想，把延异规定为存在者的-存在论的差异，在存在的问题视域中被思考的差异，不仍是延异的内-形而上学的效果吗？延异的展开或许不只是存在的真理，或存在的时代性。” [2](23)注意，德里达说，延异的展开或许不只是存在的真理。换言之，延异或许有另外的展开形式。所以德里达接着说：“或许我们必须尝试着思考这前所未闻的思想，这沉默的迹化（tracement）：存在的历史——它的思想卷入到希腊-西方的逻各斯，一如它通过存在论的差异产生出来——只是diapherein(区分)的时代。因此，我们甚至就不再能够把延异的展开称作‘时代’（époque），时代性的概念属于作为存在历史之历史的内部的东西。既然存在除了把自己隐藏在存在者中之外，从来就没有一个‘意义’，从来没有被如此这般地思考和言说，那么，以某种极其陌异的方式，延异就比存在论差异或存在的真理还要‘古老’。正是在这个年代（ ge），人们可以把它称为踪迹的游戏。这种踪迹不再属于存在的视域，但是它的游戏却带来存在的意义并为之划界：踪迹的游戏或延异，它没有意义且不存在。……对于存在于其中游戏着的这个无底棋盘来说，没有持存，没有深度”。[2](23)
如是，延异就不是存在，也不是不存在，而是干脆别于存在。它比存在还要古老。当然这种古老并不是时间意义上。其实它要说的或许就是：一切显现出来的存在，貌似坚实稳固的事情本身，其实早已经是踪迹，是踪迹的游戏的效果，是延异的效果。我们能把握到的只能是在场、存在，只能拥有关于存在的真理。
延异处于存在时代之外，并非形而上学所能把握。然则我们该如何思考、如何命名这别于存在者，这处于外部者？然而，问题或许首先是，它能否被命名？命名意味着什么？命名，给予一个名字，一个专名：proper name，一个本己的、固有的、专有的名字。然而，何种东西才能有资格获得这种专名意义上的名字？难道不是那首先已有其本己、固有、专有之（propre，eigen）性的事物吗？因此难道不是那已先有其自身者吗？然而，以延异之名思考的东西有其本己、固有、专有之性、之自身吗？没有！延异恰恰是对自身、本己的解构。德里达在“延异”一文中曾经专门加了一个注释讨论在场、本己、自缘构、存在论差异与延异的关系。他在那里指出，如果在场的礼物是自缘构（ereignen）的所有物（eigentum），那么延异就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本己化（propriation）过程：它既不是肯定（自缘构：appropriaton），也不是否定（自褫夺：expropriation），而毋宁是别一回事（l’autre）。自缘构构出一个“自身”、一个“自己”。德里达指出：存在、在场与本己化（-propriation）之间组成了一个链条。在这个链条中，“eigentum”起到了一种不可还原的作用。但延异恰恰是对“eigentum”、对“自身”、“自己”的解构。所以德里达的延异不仅不是海德格尔前期说的存在，而且也不是后期说的自缘构。它完全是与此无关的别一回事（l’autre）。
所以这别于存在者、外于形而上学文本者，本不可以命名。然而，我们毕竟还是命名了。不是吗？我们不是以延异之名在思考它、言说它吗？而延异，作为名字，却已经是形而上学的了。正如德里达所说，对于我们来说（千万不要忽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引者），延异仍保持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名字。它在我们的语言中接受的任何名字，作为名字，都是形而上学的。当这些名字把对延异的规定言说为在场与在场者之间的差异时，情形尤为如此。[2](28)那有别于存在者不得不用我们的语言来说，不得不在我们的语言中接受名字。因此，连延异这个名字也是形而上学的了。我们可以感受到，德里达这里是如何在拼命地想通过撞击语言的界限，来显示、暗示、指示某种超出形而上学语言、超出形而上学文本之外的东西或事情。[3]因此对于这样一种比存在更古老、不断地涂抹自身、延迟自身、在替代链条中自我脱位的东西，根本就没有名字可言，所以连“延异”也不是它的名字：“‘延异’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纯粹的命名统一性”。[2](28)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才说延异既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因为无论是词还是概念，都已经预设了某一个自身同一或统一的意义，已经预设了自身性、同一性——而这恰恰是“延异”所指的那回事要进行解构的。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版。
[2] 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paris : les dtions de minuit, 1975, c1972.
[3] jacques derrida：la voix et le phénomène，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7.
[4]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1996年12月第一版。
[5] jacques derrida：de l’esprit，heidegger et la question, ditions galilée, 1987.
being and trace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to heidegger, the western philosophy always regards being as the last origin or ground. derrida deconstructed this traditional view. he said that being is not the last origin or ground: being itself has always been the trace, and there is also differance before the epoch of being.
keywords: being, trace, differance, derrida, heideg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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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cques derrida：marges de la philosophie，第24页；海德格尔引文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1996年12月第一版）第577－578页，译文有改动，参见heidegger：holzwege,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80.第359－360页。
保尔的事迹范文第2篇
《夏洛的网》是由达科塔 范宁/DakotaFanning（弗恩）、朱莉娅 罗伯茨/JuliaRoberts（夏洛配音）、多米尼克 斯科特 凯伊/DominicScottKay（威尔伯配音）主演的剧情片。
本片中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令人始料不及。落脚猪威伯尔出生在阿拉布尔先生家的猪圈里，弗恩收养了它，但是它还是被卖到了朱克曼家的谷仓里，在那里，威尔伯和蜘蛛夏洛成为了朋友。然而一个坏消息打破了谷仓里的平静：威尔伯在圣诞节将会被人杀死，做成熏肉火腿！作为一只猪，悲痛欲绝的威尔伯似乎只能接受任人宰割的命运了。然而夏洛却说： 我救你。 于是，夏洛在猪栏上织出了文字，这些赞美威尔伯的文字彻底改变了威尔伯的命运，让威尔伯在集市的大赛上赢得特别奖，和一个安享天年的未来。但在这时，夏洛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 但它留下了它唯一的东西 卵。
威伯尔和夏洛，第一次在朱克曼的谷仓里相见时，威伯尔认为夏洛很残酷、喜欢嗜血。但后来，夏洛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了它的想法。夏洛用蜘蛛丝编织的是一张爱的大网，这网挽救了威尔伯的生命，更激起了你我心中无尽的爱与温情。
电影《夏洛的网》是一个蜘蛛和小猪的故事，一个写给小孩，也写给大人的故事。导演选取了一些地方来突出场景的一种怀旧又永恒不变的特色，如 阿拉布尔一家人住的房子 、 朱克曼夫妇住的房子和拥有的农场、熏肉厂以及其它建筑物 ，还有片中出现的玉米地。
影片的背景乐，让我难忘。看完了电影，我便一直反复地听，这首歌曲。
平凡的奇迹
当你每天醒来的时候
不要忘记自己的梦想
把它牢牢的记在心中
因为我们都是这平常奇迹中的一部分
平凡的奇迹
保尔的事迹范文第3篇
法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共有38处，列为国家文化遗产的共有约4.4万处，这些散布在法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历史建筑是法国人的骄傲，每年吸引全球游客逾8000万人次，居世界首位。而在遗产保护方面，法国也走在世界各国前列。
法国向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首先是从法律层面不断充实历史文化遗产的界定与保护。
1887年，法国通过法律保护具有国家历史及艺术价值的纪念性建筑和艺术品，出台了有关遗产保存的若干章程，规定国家必须参与历史古迹保护工作。由此，法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
1913年，法国立法设立了专门负责对历史古迹分类的机构，并且将所有古迹登记造册。被确认为历史古迹的私人财产第一次跻身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与公立机构享受同等待遇。1930年，自然遗产首次以法律形式受到保护。
1943年，距历史古迹四周500米范围内的区域被法律划定为受保护区域，任何人不得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随意改动原建筑风格。这一举措有效地遏制了乱拆乱建行为，避免古建筑陷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尴尬。1988年政府以免除继承税的方式鼓励私人所有遗迹向公众开放。自2003年以后，政府对遗产的保护工作逐渐下放到地方，并进一步扩大公共开放程度。
其次，政府注重加强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投入。法国文化部长奥雷莉·菲莉佩蒂说，文化遗产行业能为法国创造大批就业机会和大笔收入。她认为这对于国家经济复苏会起到支撑作用。2013年，法国政府在编制预算时，计划为文化、科研及传媒产业共投入35.5亿欧元，其中文化遗产保护7.76亿欧元，属于文化遗产保护之列的历史性建筑保护3.22亿欧元。
此外，法国政府出台政策，鼓励有实力的基金会、企业和个人出资支持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个人可以获得相当于捐赠数额66%的税收优惠，企业从营业税中扣除相当于捐款60%的税款。此外，政府简化了遗产保护性基金会成立和运作的手续，并给予税收优惠支持。
对于发展旅游业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的压力，许多文化遗产单位依靠常态化运行机制，进行自我保护。
凡尔赛宫作为法国王室最华丽和著名的宫殿，属于世界文化遗产，是法国第三大旅游景点，2011年吸引609万人次参观。凡尔赛国家博物馆馆长卡特里娜·贝卡尔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法国对文化遗产的管理更多依靠的是一种常态化的运行机制。
凡尔赛宫在安全保障方面的措施一丝不苟。进入城堡大门之前参观者必须进行安检。游客被要求寄存包括拐杖、雨伞、刀械等尖锐物品以及童车、箱包等笨重物品。相机三脚架、复制品、石膏模型也不能带入展厅内。凡尔赛宫全天候使用录像监控系统。每个展厅有专人巡视，对不当参观行为进行阻止。游客在展厅内禁止使用闪光灯。展示区域和观众停留区域被严格分开，观众不得触摸花瓶、雕像等文物。 凡尔赛宫还拥有一支专属消防队，24小时待命，以防出现火灾等紧急情况。
保尔的事迹范文第4篇
沈阳中街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它不仅是沈阳自明清以来历史悠久、交易繁华的商业街，而且清朝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营造和使用过的宫殿建筑群，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5月上旬我在中街采访，发现北中街一处建筑工地颇具神秘感。此地已被围板圈住，大门紧闭，严禁外人入内。我家曾居住在八王寺地区，常听祖辈父辈讲白塔、长安寺、九门、中街、故宫的逸闻轶事。此工地位于北中街路北，九门路南，北面正对清盛京城“九门”遗址，南面正对通天街，疑似一处清代遗迹，有可能是消失了380多年的努尔哈赤的早期寝宫。我几次采访均被拒绝，无奈只能透过围板间的空隙和大门打开的瞬间，按动快门抢拍了几张图片。
捕捉新鲜信息，抓住受众关注的热门话题和重大事件，选择题材和表现题材进行深入报道，是体现摄影记者素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也是媒体在竞争中赢得受众的重要条件。
2007年沈阳瓮城遗址出土，2010年9月以覆盖玻璃罩的形式重新与市民见面。2011年4月，中街修建人防工程时挖出沈阳鼓楼遗址。我均在第一时间采访了受众关注的新闻。鼓楼遗址位置就在沈阳故宫的西北角。据说这座鼓楼是370多年前，皇太极改建当年的盛京时修建的。北中街地处沈阳老城区中轴线上，这里发现清代遗址引起我的极大关注。
摄影思维比拍摄技巧更重要，价值取向是新闻摄影绕不开的一道坎。对于反映重大新闻事件来说，组照代表完整性，单幅体现典型性。由于拍摄客观条件受限，拍摄的角度不好，我匆匆拍摄的一组图片竟引起了涟漪效应。
《沈阳日报》图片见报第二天，《华商晨报》5月26日一版刊登《中街疑现努尔哈赤寝宫》。5月27日《辽沈晚报》A10版、《沈阳晚报》第5版，分别刊登《沈阳北中街发现疑似多铎王府遗迹》、《市考古所：中街清代遗址身份待解》。众报媒以各种新闻特长，图文并茂地回答了沈城受众的关切。
作为摄影记者我对北中街清代遗址是否是努尔哈赤的“故居”更为关心。7月2日，在沈阳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再次采访了疑为努尔哈赤早期寝宫遗址。当日，新华社播发了我拍摄的五幅新闻图片。详实地反映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发掘遗址现场工作的情形，全国有影响的网站和报纸，几乎都刊用了沈阳北中街清代遗址的图片。
该遗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进院落，南北通长41.5米，东西宽度不详。一进院仅发现大门和南围墙。大门为南向，东、西各发现3块柱础石。南围墙为包砖墙结构，宽1米。二进院整体坐落在高台基址上。遗址废弃堆积中出土了大量的绿釉琉璃建筑构件，有板瓦、筒瓦、滴水、花砖、串珠纹砖、砖雕等。瓦当、滴水当面和部分模印花砖上均为莲花纹饰。沈阳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证实，此处清代遗迹出土的“绿釉瓦当”，只有亲王一级才可以用。
7月31日，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揭开了380多年的历史之谜。位于北中街路北的清代早期遗址为努尔哈赤的住所罕王宫，它是沈阳故宫的组成部分。罕王宫与沈阳故宫大政殿为同时期建筑，两者的关系真实体现了清早期“宫”与“殿”分离的满族宫廷建筑特征。清初盛京城的建设，采用的是藏传佛教曼陀罗理论，城市建设外圆内方，道路呈放射状，并非正南正北，这在沈阳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全国也是惟一保存下来的。
在罕王宫南侧偏西不远的地方，还发现了豫亲王府遗址。豫亲王多铎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最年幼的嫡子，也最受宠爱，他的王府离沈阳故宫最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豫亲王府被日本人占领。新中国成立后，几经辗转成为沈阳某部门的档案存放室。王府里唯一保存下来的石雕影壁，仍保存在沈阳故宫大政殿东侧。
沈阳罕王宫遗址曾入围201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终赛。鉴于罕王宫的重大价值，沈阳市政府决定在罕王宫和豫亲王府遗址处，开辟2000平方米的“罕王宫殿遗址广场”，借鉴雅典新卫城博物馆的保护展示理念，采用玻璃走廊，建筑沈阳标志性的文物景观工程。
保尔的事迹范文第5篇
今天，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读了《昆虫记》这本书。
《昆虫记》共十卷，可直接译为《昆虫学的回忆》。每卷由若干章节组成，是法布尔对昆虫最直接的研究记录，真实地记录着法布尔毕生研究昆虫的成果。在法布尔哪个时代，，昆虫学家主要是在实验室里做解剖与分类的工作，研究的是死昆虫。法布尔是第一个用田野实验的方法研究活生生的昆虫，研究昆虫本能与习性的昆虫学家，因此他成为了昆虫行为学的开山祖，《昆虫记》也因此在科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法布尔书中所讲的是昆虫的生活，但我读了却比看那些无聊的戏剧小说更有趣味，更有意义。他不去做解剖和分类的工作，却用了观察与试验的方法，实地记录昆虫的生活现象、本能和习性之不可思议的神妙和愚蒙。我们看了戏剧小说中所描写的用类的命运，受得深切的铭感，现在见了昆虫界的这些悲喜剧，正式这一种迫切的动心，令人想起种种事情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