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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商业取代政治成为更广泛的霸权，“日不落帝国”的概念也开始被“日不落公司”的概念所取代。我们每天享用着“日不落公司”们制造的产品，从牙膏到汉堡包，从化妆品到家用电器。这些行业巨无霸的产品由于全球24小时都有人在使用而可以称之为“日不落”。它们覆盖了我们全身上下，如同空气一般普遍。
从商业上，我们必须尊敬这些公司，他们的起源大都源于单纯的梦想。他们显然没有止于梦想。
“日不落公司”们往往拥有庞大的连锁能力。“连”，令他们彼此关联；“锁”，则让他们整齐划一。他们连锁化的产品与服务，源源不断地满足全世界每一片日光下的需要。
有如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在无上的骄傲中沉沦一般，“日不落公司”在眩晕的辉煌中亦慢慢察觉到了一丝阴影的来袭。这些阴影或来源于世界各地巨大的文化差异所引发的沟通障碍，或来源于强大的帝国由于控制不利而产生的“大意失荆州”，更为明显的还有，由于“与时俱进”的人文关怀空前高涨，让人群对“日不落公司”难免求全责备，甚至忽视其作为“商业主体”的特殊使命。
全球战争：“日不落”公司的每日课题
将商业的触角延伸至每一寸日光所在，是每一个梦想成为“日不落”公司的必由之路。金色拱门出现的地方，某种意义上成全了自由和民主的呼喊。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阐释美国梦想的公司，也在近些年的发展中疲于奔命，气喘吁吁。麦当劳，也许至今还处于懵懂中：为何自己就成为了环保人士、动物保护组织、健康组织甚至部分种族主义合力攻击的目标之一。
最为典型的一例便是两名英国环保斗士与麦当劳的诉讼案，一直持续了15年之久，历经英国法庭、欧洲法庭审理，是英国历史上审判时间最长的法律诉讼：整个案子耗时15年、法庭取证313天、结案陈词8周、证人180人。而在正式开庭审理之前，还进行了28次的审前听证会。各种媒体纷纷跟进、无数的报道文章，甚至还有人为此出书300页、拍摄了长篇电视纪录片。但案件至今尚未有最终结论。
20年前，海伦・斯蒂尔和戴夫・莫里斯制作了名为《麦当劳的罪状》的宣传小册子，谴责麦当劳破坏雨林、销售不健康食品、屠杀动物、剥削劳工。1990年，麦当劳以诽谤罪将这两名英国人告上法庭。1997年，英国法院裁决被告罪名成立，需要向麦当劳支付40万美元的名誉赔偿金。两名当事人拒绝支付赔偿金，并向欧洲人权法庭提出上诉。
在今年2月15日的裁决中，欧洲人权法庭指出，英国法庭的审理程序侵犯了斯蒂尔和莫里斯应该享有的“公平审判”和“言论自由”权利，致使他们没有机会进行有效辩护，最后输了官司。欧洲人权法庭命令英国向两名当事人支付3.5万英镑的赔偿，并重新公正地审理“麦当劳诽谤案”。英国有3个月的时间就此裁决提出上诉。
对于斯蒂尔和莫里斯来讲，这是值得纪念的一天。在伦敦市中心的一家麦当劳门口，他们打出了“全球团结抵制麦当劳”的标语。这两名环保运动积极分子高兴地说，他们看到抵抗麦当劳的力量正在壮大，过去的辛苦都是值得的。他们表示，将继续同麦当劳斗下去。
麦当劳还是那个麦当劳，依然“杀鸡宰牛”做汉堡。然而，消费者于她的态度却在慢慢转变。由最初的企盼，到之后的孜然享用，到后来的揣测怀疑，再到后来的消极对视，直至如今被视为一个全球化的威胁而在一些地方遭到抵制。这种战争针对的也不仅是麦当劳，卖全球一种口味的汽水的可口可乐、卖全球一种居家产品的宜家、连小店经营只卖全球一种香味的咖啡，一向品牌形象文雅、克制的星巴克，也在美国和农场主们发生了纠纷。
也许像麦当劳这样的“日不落公司”都需要审慎地想一想：“我究竟做错了什么？”抑或“我究竟忽略了什么？”抑或“他们究竟怎么了，我究竟要怎么做？”回答完了这些问题，营造了我们这个巨大商业社会繁荣表象的“日不落公司”，也许才能得以短暂的安身立命。
日出日落，对于这些已经渗透全球的公司来说，每个时刻都有人起床开始进入他们的产品体系，每个时刻都在进行着残酷的产品市场占有率争夺战，同时每时每刻都可能在他们的领地内有“爆炸案”发生。
公关危机：“日不落”公司的爆炸案
抗议团体的运动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的行动，而当产品的安全性遭受质疑，并且证据凿凿时，一场铺天盖地的危机便一触即发。
进入2005年，众多的日不落公司的产品突然集体落难，纷纷变成有毒之身，消费者们发现自己逃无处逃。
如果你是一个大众报纸的膜信者，你会觉得这段时间，牙膏不能用高露洁了，化妆品不能用SK-II了，逛街不能在肯德基歇歇脚了，强生婴儿油也不能用了，立顿红茶也得小心了。科技永远是一种存在着空间的无限求证，草木皆兵是人们心理上的无底黑洞。在这之间，一些追求新闻哄动效应的大众媒体起着搅拌剂的作用，一切越发复杂。
日不落公司的商人们需要精打细算自己在这场心理浩劫以及产品丑闻中的损失。每一个小小的病毒都会让这些百年巨人庞大的身躯发个抖，直接导致他们的股价如心电图般起伏不定。
即使一个多年来美誉度良好的产品，也会在一夜之间让消费者变得觉得如同魔鬼。
收录一个导致恐慌的样本如下：“英国伦敦《标准晚报》科技记者马克・普里格和贝利卡・劳伦斯4月15日报道称：“超市里出售的数十种牙膏今天接到了癌症警告。除此之外，抗菌清洁产品，包括洗碗液和洗手产品，也同样接到这种警告。研究人员发现，化学物质三氯生能够和经氯消毒的水反应生成三氯甲烷（俗称“哥罗芳”）。如果吸入大量三氯甲烷，就会导致消沉、肝病，有些时候甚至导致癌症。”
当即被列入黑名单的产品有：Dentyl漱口水、高露洁全效清爽彩条牙膏、高露洁全效牙膏、Sensodyne全效护理牙膏、Tesco牙膏、曼塔邓特P牙膏、家护牙膏。
在真相尚未查明的情况下，高露洁就已经遭受了数以亿计的损失。而几个月前，肯德基在中国更是无比惨痛，其在中国的1300多家餐厅均受到直接影响。而SK-II有害皮肤的消息一开始从中国江西传出来的时候，只是新浪网的一条社会新闻，但迅速在点击率的帮助下无限放大最后做成一个“专题”，导致宝洁公司相当被动的局面。
在21世纪，病毒往往以颠覆传统、颠覆生活观念的恐怖面目出现，一发作就让人恍如隔世。科技越发达，人类越觉得危险，连生活起居都阴影重重。你可以把这归结为人们越发脆弱的心理安全系数，也可以归结为媒体的捕风捉影，但事实是，在后工业化时代，我们越想依靠精密的技术数据以及严密的商业词汇逻辑来说服所有消费者，却越难达到。
“日不落公司”们在危机发生之后，总是显得非常强势，真到事情无可挽回，才节节败退，从而导致了危机的扩大化。事实上，对于每一个地区的公关策略，是需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的。
2005年几乎可以称之为危机经济年，唯有为巨头们处理危机的公关公司们乐开了颜。这将是公关业总成交量突飞猛进的一年。事实上，最近几年，公关行业都在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长。这是一个恐慌可以摧毁巨人的时代，口水的处理也显得性命攸关。
“日不落公司”们的下一个任务，将是对他们庞大帝国的应急系统进行调整。他们开始明白，商业帝国的强盛不在于他的触角伸到多深多远，却在于能否在每一个新开辟的疆土上迅速解决问题。但若将危机公关的处理当做是救命稻草的根本，实在是大错特错。不从源头上控制根本，防患未然，品牌的基业将一直被轰然倒塌的阴影所笼罩。
当“日不落公司”在原材料采购、系统配送、研发、质量体系等等影响企业发展的根本环节层面实现高度的连锁化之后，文化，则似乎成为连锁要求的一项例外。为企业文化注入当地的适应性元素，成为众多“日不落公司”的一道命题。
日不落范文第2篇
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渡边淳一的热度逐渐降温，转而进入了较为理性的思考阶段，认识到：在渡边淳一的作品中，真正具有人文价值，能够启人深思的，并不是他后期创作的那些轰动一时的长篇情感小说，而是早期那些严肃的中短篇小说和人物传记，比如1965年荣获新潮同人杂志奖的短篇小说《死化妆》，1970年荣获直木奖的中篇小说《光与影》，还有1980年荣获吉川英治文学奖的长篇传记《遥远的落日》，由此也可得出“叫座的不一定叫好，叫好的不一定叫座”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遥远的落日》是渡边淳一所有作品中费时最长、费力最大的一部作品，从开始写作到出版发行，总共经历了8年时光。为了写作这本书，他从日本到美国，从欧洲、中南美洲到非洲，追寻享有世界声誉的日本著名细菌学家野口英世的人生轨迹，亲身采访伴随野口成长的亲属、老师、同事、助手、学生及朋友，实地参观野口工作过的场所，翻阅大量有关野口的传记，进而以准确、翔实的第一手材料，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伟大的功绩也有致命的性格缺陷的野口英世的真实形象，从而带给我们无尽的感动和启迪。
野口英世，原名野口清作，明治九年（1876年）出生于日本福岛县耶麻郡翁岛村大字三之和字三城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三岁时不慎烫伤了左手，落下了终身的残疾，被起了个“手槌”的绰号。家庭的贫困，身体的残疾，使野口只能通过优异的学习成绩，来换取社会的认可。在他的恩师小林荣、同学八子弥寿平、朋友血胁守之助等人的无私援助下，野口读完了小学，通过了医师开业资格考试，当上了高山牙科医院的讲师，后到北里研究所和横滨检疫站工作。但他并没有满足，仅凭与弗莱克斯纳教授的一面之缘，只身前往美国，从私人助手做起，通过对蛇毒和梅毒螺旋体的研究成果，最终成为美国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主任研究员，闻名世界。后来，野口因赴非洲研究与鼠疫、霍乱并称“世纪三大传染病”的黄热病，于昭和三年（1928年）不幸以身殉职。
日不落范文第3篇
乐观的人，把落日当做一杯咖啡，还冒着热气儿，喝下它，会提神醒脑。有什么可担心的？人间有多少病，地上就有多少草药，只要你肯去寻找。
有些人的落日镶在身体上，比如老去的人。
志贺直哉的《老人》里有这样一段―――
“隔着一个火钵，老人和女子对坐着。老人看着女人的手背上有涡的柔软的手，就觉得自己那双皮包骨的干枯的手，再也不敢伸出来了。他伤心自己已没有气力拥抱女人的手臂，更伤心自己的心，不肯跟别的老人一样地衰老。”
那个老人的落日尚有余温，所以伤心归伤心，却远没有到欲绝的地步。
几个月前，收到一个读者的来信，他说他是在狱中服刑的犯人，今年刚18岁，是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在高考前失手把同学打成了重伤，不得不用自己大好的青春时光来埋单。
他不知道和谁说话，他的世界仿佛随时就要天黑了一般，阳光正在慢慢散去。
后来，他在报刊上获悉了我的地址，然后给我写信。他说他喜欢我的文章，那里漾着的暖，让他得以保留着一丝生的快乐。他把我当成最后的稻草，他心灵上唯一可以依靠的一点光。落日前的那点灰烬，还散着余温。
我不知道我的文章还有这等功效，可以令一颗悬崖边上的心，回过神来。
很快我给他回了信。我害怕若是我不回信给他，本来在边缘的他会彻底掉下去，一辈子都爬不上来。我知道我不是天使，可我愿意因为我那一点点儿的善挽救一个人。
我告诉他，任何时候，都不要绝望。如果因错过日出而落泪，那么你看到的日落也是浑浊的。擦干眼泪，才能更清晰地去欣赏生命中剩余的彩虹。
他得到我的鼓励，仿佛看到了某种光亮，接二连三地来信，从信的内容上看，他的心态正一点点好起来。
日不落范文第4篇
聆听爷爷
我又梦见了爷爷。
“你不再愿意听爷爷讲故事了。”梦里，爷爷的神情写满了孤寂，眼神空落落的。“你长大了，烦爷爷唠叨了。”
夜复一夜，我总是在爷爷寂寞的声音里惊醒。
窗外，皎洁的月色像一位洞明世事的老人，淡定地微笑着。温和，慈祥。
儿时，这样的夏夜，我总会陪着爷爷坐在我们家高高的草堆旁，听爷爷百讲不厌地诉说他们那一辈人充满苦难和传奇的故事：民国，抗日,土匪,解放,……
爷爷没读过书，但他说故事的口才一点也不比单田芳差。那些对我们这代人而言遥远得恍若隔世的历史，在他娓娓的讲述中重现，鲜活生动，恍然如昨。
爷爷讲故事的时候，总喜欢用他粗糙的大手，轻梳我的头发，仿佛在梳理那有些凌乱的记忆。
儿时的我总是在睡意朦胧中“嗯”、“哦”地应付着爷爷，以示我是他忠实的听众。
第二天，从爷爷山响的鼾声里醒来时，我总能发现爷爷的睡相孩子一般，那一道道岁月与生活的年轮里，惬意和满足像清晨的阳光一样洒落。
我在爷爷的讲述中一天天地成长、懂事。
爷爷在我的倾听中一天天地开心、老去。
随着在外上学、工作，回家的机会越来越少，我只有过年时才有机会聆听爷爷那已经诉说了无数遍的故事。
成长了的我没有一丝睡意，虔诚地、充满敬意地聆听、解读着爷爷那一代人的昨天。
爷爷去世后，爸爸告诉我：弥留之际爷爷还惦记着还有故事没给我讲。
每年的清明节，我都会尽量赶回家，到爷爷的墓前陪陪爷爷，为他讲述我的故事。我和爷爷三代人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因为爷爷的离去而结束。
我知道，无论什么时候，爷爷都需要一个忠实的听众，我则需要爷爷教给我一些历史，在那些历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
其实，很多时候，倾诉、聆听、需要和爱是可以划等号的。
一张发票
在家从不自己洗衣服的爸爸将我堆了已经一星期的衣服洗净晾干，还将我乱七八糟的书籍资料整理放好。
在所有的兄弟姐妹中，只有我享受到这份“殊荣”。而爸爸已经65岁了。
一种感动，充盈了双眸。
然而这种感动持续没有两分钟，冷汗就从我的头上流了下来：父亲将我揣着发票的那件衬衣也洗了！那张发票是我为一家公司编排内刊应得的2000元酬劳和1000元的报销凭证。
我急忙取下衬衣，翻开口袋：完了，发票被揉得烂成一团缩在衣袋的角落里。
我心烦意乱，责怪爸爸：“爸，你洗衣服的时候怎么也不翻翻口袋？你知道不知道这张发票有多重要？没有发票，我拿什么去结帐、报销？我三天三夜的辛苦被你全毁了！”
爸爸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颤抖着双手掰开那已经面目全非的纸团，局促不安地说：“我没洗过衣服，没想过要翻口袋……发票坏了，3000元钱，怎么办？能不能跟人家说说，请领导开开恩？”
我没好气地说：“说也没用，人家只认发票！”
本来想利用“五一”假期陪爸爸到处转转的，可发票被洗坏了，我心里有气，整天窝在家里看书，爸爸则一连几天一个人早出晚归，每天回来都显得很疲惫却很开心。
“老爸你居然还有心思开心？！”爸爸的健忘让我失去了理智，说了一通很难听的话。爸爸一声不响，任我数落。
五月六日中午，爸爸神情黯然地踏上了回家的列车。
五月七日那天下午，我硬着头皮到公司找到经理。
“我知道了。”我还没开口，经理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你父亲几天前已经找过我们的值班人员，他今天早上还特意来找过我。”
原来，父亲那几天早出晚归是在根据我书桌上的名片找公司的驻地。他将一切错误都包在自己的身上，希望公司能网开一面……
“将发票洗烂了，这不是你爸爸的错，是你自己马虎大意。结帐没有问题，希望你能从这件事中有所感悟，别又再丢失什么，”经理意味深长地说，“65岁的老人还为你洗衣服……”
连夜，我赶回老家向父亲认错，请他宽恕我的不对。
父亲紧蹙的眉头舒展开了。
一张发票，让我从此学会了重新审视自己与父辈的关系。
天下所有的父母一生都在为子女开出一张张随时可以报销的“发票”――钱财、责怪、怨言、委屈、失败、倾诉、悲伤等等，这些发票永远不会遗失和洗坏，因为，这张发票已被深深烙上了父母爱的印章。而作为子女，我们给父母报销过多少“发票”呢？
妈妈的行李包
妈妈从家乡来省城看我，每次都要给我背来许多家乡的土特产，行李包每次都被塞得鼓鼓囊囊的。
每次去车站接妈妈，看见她那被沉重的包裹压得佝偻如弓的瘦弱身躯、满头眩目的白发和皱纹里晶莹的汗珠，我的心里总是充满了酸楚与不忍。
“妈，你什么都不用带，城市里什么都有。”我说。
“城市里什么都要钱。”妈妈每次都这样回答：“再说，外面卖的哪有自己家里种的好吃？自己家里种的味道纯正，没被化学品污染，还便宜，不花钱。”
“你这么大年纪了，背这么多东西太辛苦了。”
“等妈妈老得走不动的那天，就没有人为你背了。”妈妈微笑着擦擦汗，“所以，趁妈妈还背得动的时候，我要给你多装一些。”
我告诉妈妈，我已经长大了，早已学会了照顾自己。
“你八十岁了，还是我的儿子！”在妈妈的眼中，我永远是需要照顾的孩子。
日不落范文第5篇
1月19日,在过去9年接受了多次政府援助之后,有近50年历史的日本乃至亚洲最大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下称“日航”)因负债超过250亿美元(1美元约合92日元),不得不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公司股票也将于2月20日从东京股票交易所摘牌,由此成为日本历史上除去金融业外最大的破产案。
尾大难掉 破产保护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丁敏表示,日本政府尽量不允许企业破产,因为一旦破产就相当于把责任推向社会,就可以不还债了,而且还造成员工大量失业。按照日本的危机对策,政府一般会撮合企业重组,渡过难关。
美国媒体评论说,日航太大,就像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对美国的影响那样巨大。日本大约有3000家公司同日航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有经济来往,万一日航破产,其中约有1500家小公司(年销售少于1000万美元)将受到严重影响,这绝对是日本政府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日本运输大臣前原诚司表示,“如果日航不是日本最大的航空集团,肯定要让它破产清算。”
根据重组方案,日航将在截至2013年3月的3个财政年度内裁减1.57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员工总数的30%;取消不盈利的国内外航线近50条;具有官方背景的日本企业再生支援机构(ETIC)将向日航注资3000亿日元,和日本发展银行一起向日航提供共计6000亿日元贷款,并支持日航为期3年的大规模重组计划,到2013年3月的财政年度实现1.36万亿日元集团利润。
根据相关安排,日航总裁西松遥将辞职,管理权将很快移交京都陶瓷公司(下称“京瓷”)名誉董事长稻盛和夫。近日,稻盛和夫本人已经表示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出任该职务。稻盛和夫之所以能将京瓷培育成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电子零件厂家,除了经营手腕受到好评外,他还是接近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商界名人之一,拥有“亲企业家”绰号。
中国民航大学李小今教授认为,稻盛夫和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在一些关键性岗位上曾经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而且日本也是一个非常重视人脉的国家,这个老人在日本政界、金融界的人脉资源可以为日航再次崛起提供重要保障。然而,稻盛和夫此前毫无航空业管理经验,日本《东京新闻》就质疑说,“稻盛和夫虽然接过大印,但已经说好不领工资,而且每个礼拜只上班三到四次。这样的舵手,能把日航带出困境,重上蓝天吗?”
在日航申请破产保护后,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随后表示,“日本政府将全力支持日航。今天是日航‘重生’的开始,今后日航需要任何的帮助,日本政府都会提供,直到日航成功实现重组。”为此,政府已经授意有政府背景的ETIC作为日航的受托人,负责重组,并对此进行短期注资。此外,相关方面已请求日航主要债权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免除日航的3500亿日元债务。业内人士表示,“由于政府的鼎力相助,日航未来的生存问题不用担忧,但其经营前景仍不确定。”
日本航空资深专家Osuke Itazaki 指出,“ETIC对日航的重整计划应该能使其在财政业绩上有所改善。但关键问题是日航的管理文化和战略方向能否得到提高,仅仅解决日航的财务问题不能改变这些问题的存在。否则即使日航财务状况好转,未来几年日航仍将被日本全日航空公司(下称“全日空”)超过。
内忧外患 破产之路
资料显示,日航创建于1951年,最初以一家私有制公司的形式建立。1953年,日航被政府所持有,1987年日本政府又将日航售出。2002年,通过重组并购日本的国内支线航空公司―――日本佳速航空公司,日航设立了新集团,更换了新的品牌标志,直至今天。
从1951年只有数架租赁飞机发展成拥有近280架飞机及近5万名员工的航空公司,日航曾被很多日本人看作日本战后繁荣的象征。但是,近年来日航却饱受运营成本过高以及经济不景气之苦。
在过去的4年间,日航有3年出现亏损。仅去年4-9月,日航就亏损了15亿美元。现在日航总资产只有1.5亿美元,还比不上一架全新的波音787客机。“日航机制不灵活,摊子铺得太大了,再加上金融危机影响,就扛不住了。”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亚洲非洲研究部副主任王泺认为。
据了解,1953年日航成为日本国有航空公司后,在自民党长期执政时期,日航成为政府拉动就业的政策工具,增加大量没有盈利的航线,负担越来越重。同时,日航本身成为国土交通省官员退休的“好去处”,企业越来越官僚化,活力渐失。公司内林立的各种工会组织及巨大的养老金支出,也使日航的境况雪上加霜。截至去年3月,日航的养老金缺口高达3300亿日元。
此外,从上世纪中叶开始,以新干线为代表的高铁在日本迅速发展。“虽然国内航线收入相对高一些,但是在高铁竞争的压力下不得不退出,去经营国际航线,而国际航线的风险相对较大。”中国民航大学民航经管研究所所长李晓津说。
综合日航破产的原因,大致有5点:一是高企的劳动力成本。日航的劳动力成本是行业内最高的,这同它的“老牌”有关。因为“老牌”,日航的工会也是最顽固的;而经营效率方面,日航则比其竞争对手,例如全日空要低得多。更重要的是,日航一直以航空路线的“大而全”自豪、为其覆盖力感到自豪,忽略了取舍和优化,不愿意放弃很多无利可图的航线。在“9 11”之后,航空市场急剧收缩,规模越大则受到冲击越大。与此同时,日航庞大的员工队伍与臃肿的组织结构,却导致了其成本居高不下。
二是新交通工具――高铁的兴起。日航最大的对手也许不是全日空等公司,而是日本新干线(高铁)。新干线发轫于上世纪70年代,也是日本航空业全盛转衰的起点。当时,日本经济发生了巨变,以京都经济圈为主的三大经济圈形成,城市化率已经接近80%,城市集聚效应相当显著,大量的人口生活在几个超级经济圈内,于是短途的高速铁路几乎覆盖了最有经济价值的人群,也就是说,对于日本国内航空航线而言,它的超远距离的“黏合经济活动”优势几乎丧失。
三是安全性对市场的影响。1985年8月12日,日航发生全球航空史上最大一次空难――波音747空难,520多人遇难。以后的10年,乃至今天一直困扰着日航的发展。空难后的大量经济赔偿、安全的品牌特征对市场的影响与冲击、安全管理与社会责任的承担等大量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加上美国“9 11”事件的发生,令航空业的安全性备受质疑,而高铁技术的不断改进,则在安全上日益提高。
四是成本比较优势的倾斜。突破了传统铁路“慢速瓶颈”的高铁,相比航空有着不可比拟的成本优势。同样的运输总成本,航空是高铁的7倍以上。日航的快速发展,缘于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尤其是在20世纪80-9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航空步入了快速发展期,运力规模与网络急剧扩张。然而,随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当今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世界经济危机,原油价格的快速上涨、日本经济的衰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市场需求大幅缩减,可以说,日航的破产也折射出整个航空业的窘境。
五是国字号企业自身弊病的总爆发。日航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由于长期的经济、政治与企业发展的纠缠不清,致使日航的运营与管理体制日益僵化,对政府的依赖性日益加强,致使企业失去活力与创新的动力,从而最终走向衰败。官僚“政绩思想”导致的决策失误。《华尔街日报》专栏编辑约瑟夫 史坦伯格撰文认为,日本错误地希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刺激航空业发展,使日航成为受害者。政治家希望将当地的交通便利当作自己的“政绩”,于是各地频频修建飞机场,以保留本地的建筑工作岗位,拉拢选票。日本《经济新闻》分析称,日本一些官僚和政治家大搞“面子工程”,肆意建造地方机场,然后施加政治压力,要求日航开辟新航线。新航线缺少足够乘客,日航造成巨大损失。此外,国营体制所不可避免的大锅饭,退休职工包袱过重等现象,日航一一占全。
日航破产 一石千浪
日航破产,既是世界航空业陷入萧条的一个真实写照,也给世界航空业带来重新洗牌的新变化。有分析认为,尽管由于日航处在亚洲的龙头地位,其破产案是日本历史上第六大破产案,但日航申请破产保护对非日本航空业者的影响则将是有限的,相反对日本其他航空公司是个利好,促使行业内会重新组合。
日航一直被认为是“支撑国民荣誉感”的企业,递交破产申请显示了鸠山政府决心摆脱“政府不断救助,企业不断变成僵尸”的传统做法。目前,日本政府债务已经推高到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整体公共债务大约占GDP120%以上)。面临金融危机及财政入不敷出等压力,已经无力继续背负这副重担。
从政治上看,目前执政的和渊源深厚的自民党不同,更容易放开手脚。而政府中主导日航重建的两名关键人物日本国土交通大臣前原诚司和副首相兼财务大臣菅直人的态度也相当激进。前原曾说,日航的问题“被自民党拖了太久”,政府将找出最终的解决办法。他认为无法适应市场竞争的企业应该破产重组。而菅直人则直接表示希望日航走法律重组程序。
有分析认为,作为财务大臣,菅直人希望在今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前向选民展示政府为节约公共资金所做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如果漂亮地解决了日航这一“老大难”问题,无疑将是政绩上亮眼的一笔。
虽然鸠山内阁的坚决态度令人意外,但还是没有勇气打破日本的“封闭文化”――让外资参与日本航空的破产重组。根据日本《企业再生法》,日航原有的股东将被全部“消灭”,债权人将获得股东资格,并引入新的资本方。
日航破产,世界航空业变脸。谁会是变脸之后的最大受益者?对此,中国民航大学李小今教授认为,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东航”)包括其他航空公司可能都会受益,毕竟在现在市场不景气的前提下,像日航这样一个超大型的企业,它面临破产保护,对其他企业来讲可能更多是机会。因为日航如果要降低成本,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先收缩航线、减少航班,留出来的市场份额会给其他航空公司带来机会。
短期来看,主要是原来日航直飞的航线可能会留给其他航空公司,对东航来讲,确实有很大的机会得到发展的契机,现在日航飞中国大陆的主要航点包括北京、上海、西安、青岛、大连。其中东航作为基地的西安、上海、青岛与日航在对飞,这对东航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契机。但日航退出的都是其运营亏损的线路,中国民航如何填补日航收缩这部分航线带来的空白,建设好国际航空枢纽将成为严峻挑战。
日航的危机和寻求战略合作者也引起了世界上各大航空公司和联盟的兴趣。它们寻求与日航在某些航线联合运营,集中协调航班时刻,统一服务标准,由此扩大联盟和公司的市场份额与收入。
日航目前与美国航空公司、英航同属“寰宇一家”。“天合联盟”的主要成员美国达美航空公司希望通过投资10亿美元,来拉拢日航脱离“寰宇一家”,转投“天合联盟”。10亿美元的投资包括5亿美元的资本(现金)投资,3亿美国的短期收益保证以及2亿美元担保融资。如果日航愿意脱离“寰宇一家”,“天合联盟”成员航空公司还将另行支付2000万美元的脱离费用。虽然代价高昂,但“天合联盟”希望通过日航扩大其全球网络,特别是扩充通往日本和中国的航线网络。面对达美航空公司的挑战,美国航空公司表示愿意向日航出资14亿美元,帮助其渡过难关。
共同社此前报道,日航若与达美航空结盟,将为日航带来每年约1.58亿美元的协同效应,是与美国航空结盟的3倍。这两大航空公司之一重组日航成功,对于中国航空公司来说,绝对是挑战大于机会。因为,以东京机场为枢纽的“日美航空运输集团”来说,无疑将获得占领亚太航空运输市场的绝好机会,东京机场对中国和欧美市场的“虹吸效应”将更为明显。
日航发展大事记
1951年,日航作为一家私营企业挂牌成立――从菲律宾航空公司租借了一架DC-3实现了首航。
1953年,日航进行了国有化改制。
1987年11月18日,日本政府将其拥有的日航34%的股份全部出售,日航重新私有化。
1992年,随着日本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日航宣告了自私有化以来的首次亏损;直到1999年,日航才重新盈利。
2001年,美国“9 11”事件发生之后,日航的客运量直线下降,日本发展银行向日航发放了2400亿日元(约合6亿美元)的援助贷款。
2002年10月,日航重组并购日本第三大航空公司――日本佳速航空(Japan Air System)。
2003年SARS期间,日航获得价值700亿日元的政府紧急援助贷款。
2004年日航集团成立,当时为日本最大、全球第六大客运航空公司。
2005年,日航集团已拥有日本空中通勤、日本航空快运等7家附属航空公司,以及其他下属公司和关联公司等共计380多家。
2005年到2006年3月之间,全日空的国内航线载客量超过了日航。
2006年,日航首席执行官西松遥提出了一项极具争议的、价值1470亿日元的股票议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