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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是需要表达的，文字的方式可以说更容易更多样化。诗歌从古至今，从东到西，都是很重要的表达方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当然也有一个时代为之标记的诗歌。建国后的十七年，最为明显，可以标注的就是“颂歌”现象吧！
建国后的十七年诗歌是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起来的，这段时期的诗歌是对中国新诗的继承与发展。然而同整个中国文学一样,在20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新诗也发生了重大转折。“转折”的征象，广泛表现在各个方面。而主要表现则是，40年代新诗多种艺术构成的关系发生重要重组，出现了在诗歌观念和艺术方法上统一规范的强大要求，并由此出现了具有“当代特征”的诗体形态。
从文化思想层面上说，建国后活跃于文坛的知识分子普遍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新生的共和国颂赞高歌，是与当时的颂歌思潮有密切的关系，考察其文学观念，依然源于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意识。“载道”思想在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大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艺思潮，使颂歌话语具备了稳固的思想基础。不可避免的要求诗歌理论的建设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诗歌理论的指导和规范下, 十七年诗歌创作自然衍生出两大类作品: 一是对时代风云和政治运动呼应和阐释, 抒发昂扬的政治激情, 起着“炸弹和旗帜”作用的政治抒情诗; 二是直接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寻觅诗情, 及时反映祖国工农业建设崭新面貌, 展现人们改天换地的时代精神的叙事写实诗。下面从内容、形式等方面来具体分析“十七年诗歌”：
一、内容方面
这一时期诗歌在内容上多是歌唱祖国、歌唱党和新的社会制度、歌唱工人, 歌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中国的诞生，确实让承受多年战乱之苦的中华儿女高兴异常。他们期待新的国家能够带来新的希望，能够带给人民大众幸福的新生活。自古有“国家不兴诗家兴”的说法，在这个新的时代，也有着“诗家兴”的现象。这“兴”，是高兴的兴，诗人们和人民一样，正经历着一个新的纪元，怎么能不歌颂。当时正受到压制、批评的胡风，也在开国大典后一个月就开始创作3000多行的“英雄史诗三部曲”《时间开始了》，抒写自己对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之情和对未来的憧憬。谁也不会怀疑这些诗歌中情感的真实性，尽管艺术表现上不乏空泛，也缺乏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但由于它们真实地纪录了共和国诞生初期人们的心灵变化和情感波澜，所以具有某种特殊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
五六十年代，形成军旅诗诗歌范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边疆诗人的努力。他们大多是在解放战争初期入伍的, 随着人民的到祖国的边疆。他们中有歌唱在西南的公刘、白烨等, 也有保卫南国边陲的李瑛、张永枚等。他们接受了独特的地理环境、风土民情和民间传统的滋养, 创作出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这些诗主要抒发驻地军人的高度责任感，反映部队紧张而有意义的生活, 歌唱军民鱼水情, 勾描祖国河山的美丽姿态。其中最突出的诗人如公刘，他的《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盟的早晨》等诗, 以劲健的歌声歌唱出边防军人对祖国的忠诚。
二、艺术形式
十七年诗歌采用的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革命现实主义是中国在那个特定时代所提出的一种现实主义称谓, 它倡导诗歌要如实地描写生活, 反映现实。诗人要强调客观存在, 隐藏主观意识。这一创作方法是当时诗歌创作的主导。许多叙事诗都是采用了这种创作手法。诗歌以叙事为主,但却是用诗歌的形式来创作的。在初读这些叙事诗的时候, 如同在读叙事文, 不同的只是文字的排列方式, 诗歌不以抒情为主, 而是以叙事为主。如李季的《客店答问》就是以文艺的方式讲述了一个姑娘远赴新疆探望自己未婚夫的故事, 全诗用的都是最口语化的话语，描绘出了一幅两人问答的对话画面。这种真实就是革命现实主义所营造的。十七年诗歌，最大的感受就是诗歌的写实性很强, 用真实画面抒发真实情感。
托物言志，借物抒情的表现方法托物言志，借物抒情这种表现手法是诗歌创作最常用的手法，这种手法可以增强诗歌的含蓄性和抒情性，诗人可以把不能言表的感情寓以物，以此来抒发心中的所想所感。这种表现方法运用得最到位的就是写景诗，诗人借赞颂祖国的大好河山来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此外，强劲的韵律节奏，大众化、口语化的诗歌语言是十七年诗歌的特点。时代的鼓点, 诗歌具有很强的跳跃性，如郭小川的《向困难进军》就是一首战歌, 诗歌采用了长短句交错的排列方式，抒发了中华儿女克服困难，建设社会主义的壮志豪情。“古典+ 民歌”范式是十七年诗歌流行的诗体范式，它注重从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传统中吸纳艺术经验以滋养诗歌，形成民族的诗歌形式。
三、不足：
“颂歌”时代的颂歌模式，从对政治的依附性发展为政治的替代性, 使浪漫主义诗风蜕变为陈言俗套的复制。虽竭诚地为时代、为人民而歌唱, 但热情有余而冷静不足, 有的甚至专讲大话、空话、假话。正如当时郭小川所批评的“我们的诗如果不能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 只一味喊伟大、伟大, 也只能是表面的轻浮的颂歌。”在语言方面又多以政治口号、概念取代了诗歌语言的含蓄和形象性。政治抒情诗中不可避免地要带有“我”的抒情个性，表现“我”的情感。正如艾青所说“最伟大的诗人, 永远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最忠实的代言人”。
十七年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显示出了诸多特征, 它在艺术形式上对中国新诗做到了很好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诗歌与政治的关系过于密切, 革命现实主义垄断了诗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十七年诗歌的艺术性,诗歌写作过于样板化,诗人过于被动,刻板的现实主义模式下做诗,诗歌情感略显做作,有些诗歌过于平实，削弱了诗歌语言的优美性,这些都是十七年诗歌在艺术上的不足之处。但十七年诗歌是当代诗歌的开端, 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继承和发展了传统诗歌和中国新诗,它的功与过都是留给后来诗人创作的一笔遗产。积极向上的内容、昂扬的情绪扭转了一些诗歌内容上的偏差,这些诗歌是中国当代诗歌中的主架,后来的诗人正是踏着它的足迹一步步的走向进步的。
参考文献：
[1]洪子城,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张志民.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0.
反七步诗范文第2篇
一
清人潘德舆曾通论七绝特质，说这一体裁“易作难精，盛唐之兴象，中唐之情致，晚唐之议论，途有远近，皆可循行；然必有弦外之音，乃得环中之妙”（《养一斋诗话》卷二）。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两层意蕴：一、就表现手法言，盛、中、晚唐各有开拓，晚唐以来的七绝，议论成分的突出最引人注目。二、就整体风格言，无论采用什么手法，七绝传统上终是以浑含蕴藉为宗。以下即从手法与风格两点出发，对宋初七绝作一考察。
在表现手法上，宋初七绝有两个特点：第一，随着说理手法的大量运用，写景抒情之中也多掺入议论笔调，两者有时无法截然划分开来。如徐铉《阁皁山》：“殿影高低云掩映，松阴缭绕步徘徊。从今莫厌簪裾累，不是乘轺不得来。”传达对此山的爱赏之情，纯以翻案笔法出之。释赞宁《落花》：“蝶醉蜂狂香正浓，晚来阶下坠衰红。开时费尽阳和力，落处难禁一阵风。”花开难花败易的惆怅，隐然升华到了人生哲理的层次，却又只可意会，不能坐实。穆修《登女郎台》二首其一：“台前流水眼波明，台上闲云鬓叶轻。莫把姑苏远相比，不曾亡国只倾城。”这两首诗的议论成分也有翻案的味道，而作用与徐铉之诗又自不同。女郎台风景虽然秀美，规模却远不能和姑苏城同日而语，穆修并不否认这一点，而是通过倾城与倾国的对比，来转劣势为优势。在他笔下，女郎台比姑苏少了一份危险，却反而多了一份可爱。这些诗都旨在写景抒情，多半并非有意传递什么道理，议论笔法完全是为曲传情、景而服务的；但后者的介入，无疑丰富了诗作的表现手段，可以取得一些单凭描摹或抒发无法获取的艺术效果。由于议论笔调的渗透，甚至以往难以言传的景致，也有了言传的可能。如司马池那首著名的《行色》：“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犹赖丹青无处画，画成应遣一生愁。”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题目，行色似无而有，绝对实写不得，只可用议论侧笔，以虚写虚。描摹行色要同时顾及两层：一是形态，二是情感。此作前半摹态，后半表情，都倚重于议论。前半的比较是精华所在，吴子良就说：“此诗惟第一句最有味”（《荆溪林下偶谈》卷二）；不过后半写愁，也费斟酌。如藉由某一种个别情境来写，则有损于前面营造的抽象韵味；如单纯抒情，两句七言又显得空间太宽，不易填满，因此同样不得不以议论手法故为曲折，最后才逼出一个“愁”字，既增添了诗笔的流转，也使得情绪表达集中于一点，不致削弱力度。这些地方，非议论笔调不能为功，可见参以议论，对宋初七绝更自如地写景抒情是不无帮助的。
这一时段前后，出现了两组纪咏地理古迹的大型联章诗，即由南唐入宋的朱存所作《金陵览古》二百首，以及后来仁宗庆历间杨备的《金陵览古百题》。这类作品初见于五代后唐庄宗时李雄分咏金陵、成都、邺下三地的《鼎国集》②，但李诗现今一首无存，所用诗体已不可考，朱存与杨备之作则均为七绝。写作大型七绝组诗，始于中唐，是一种比较新的现象，就题材来说，基本可分为宫词（如王建、花蕊夫人之作）与咏史（如胡曾、汪遵、周昙之作）两大类，《宫词》以叙事、描写、抒情为主，《咏史》则纯就史事发表议论，表现手段各有取舍，泾渭分明③。朱存、杨备的作品则不然，吟咏古迹，多寄托今昔盛衰之感，但又不时加入一些对历史的理智思考，兼有感性与理性的因素。这一类型联章七绝的存在，也可视为议论笔调渗入抒情写景的一个例证。
第二，唐末五代以来七绝作者，在表现手法上分化比较明显，干谒诗人主要写议论性的内容，其他作者则多重视造境抒情④。但宋初自太宗后期起，七绝作者多有兼写这两种作品的。智圆之作多以说理见长，如《湖西杂感诗》二十首、《嘲写真》、《舟归咏雁》、《诫后学》等。他还用七绝写过不少读后感，如《读王通中说》、《读毛诗》、《读禅月集》、《读项羽传二首》、《读杨子法言》、《读罗隐诗集》等等。但他也有一些七绝，抒怀写境，每以景语作结，以求余韵悠然，如《春日别同志》、《夏日湖上寄太白长老》、《西湖》、《送禅者》、《古意》等。重显诗如《送宝月禅者之天台》、《和颃书记见寄》等，则多以情景抒写取胜，但他也偶有《寄陈悦秀才》等议论直白的绝句。这种兼容并蓄，有时紧挨在同一题目之下，如上引穆修《登女郎台》二首其一，虽阑入说理口气，旨归仍在于写景，其二却与之大相径庭：“女郎名字本风流，好与州人作胜游。倘使此台呼丑女，汝阴城里一荒丘。”专注于议论，而且诗意与前一首的欣赏偏爱似乎不无矛盾。穆修七绝如《过西京》、《赋催妆》、《城南（一作南城）五题》等，多数写得颇为旖旎；而在这一首诗里，他的说理冲动却展露无遗，乃至已顾不上与另一首相协调了。这些作者身份、地域不一，七绝总体的艺术手法倾向也各有侧重，但在维持倾向性的前提下，尝试兼涉其他表达手段，这一点则是一致的。
表现手法的选择与整体风格的形成不是一回事，可也并不是渺不相关的。相对来说，写景抒情，容易造成兴致的杳远；说理议论，容易造成意态的爽利。晚唐五代七绝的议论虽然突出，但运用多限于特定的诗人群体；宋太宗后期以来，栖身方外的僧徒、服膺儒学的官员等各类型的诗人都开始采纳这一手法，加之宋初以来说理笔调向抒情写景的渗透，这两点在某种程度上共同指示着一个趋向，即宋初七绝中，清畅流利的风格愈来愈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二
在整体风格上，宋初七绝的这一趋势有一个发展过程。摹景抒怀之作起初还多保持蕴藉融远之貌。如由南唐入宋的孟宾于，当时诗名藉甚，所作《公子行》、《湘江亭》诸诗，写法皆依循绝句正格。五代后晋时他在中朝应进士举，写过一首诗上献主司：“那堪雨后更闻蝉，溪隔重湖路七千。忆昔故园杨柳岸，全家送上渡头船。”借相同的雨后树上鸣蝉景象，把家乡与京城绾连起来，结尾处全家相送，则期望之殷不言可知，希求主司提拔的意思尽在其中，而又含蓄有致。这首诗在宋初“大播人口”（王禹偁《孟水部诗集序》），传诵颇广，可见当日诗坛风尚所在。由吴越入宋的钱昭度、钱易等人也是如此。像钱昭度的咏方池诗：“东道主人心匠巧，凿开方池贮涟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点点星光倒映池中，比之为一盘围棋，自是切合池形之方的妙喻；而“仙翁”两字闲闲点出，隐用观棋烂柯故事，暗示主人家的庭院美如仙境，则写池而又不限于写池。这一层措意甚是深微。钱易诗多学李贺，造境奇特，七绝写景却仍求融美，如《芦花》：“深溪高岸罩秋烟，飒飒江风向暮天。凝洁月华临静夜，一丛丛盖钓鱼船。”以动衬静，不乏情韵。来自蜀中的田锡绝句仅有两首，都是七言，看来并不着力于此。如《西楼残月歌》：“西楼置酒宾客饮，西楼酒阑夜亦残。汪汪月华如玉盘，酒力不禁明月寒。”实际上是微型化的歌行，整个构思都取自温庭筠的《夜宴谣》，以宴后的冷清与宴会的热闹相对比，酒阑人散后的明月独照是促使情绪转折的关键性意象。但《夜宴谣》篇幅较长，不惮穷形极状，最终以“脉脉新蟾如瞪目”作结，相当具有压迫性，仿佛逼着诗人对这种酒食征逐的生活痛作反省。田锡为求浑融，弃而不用“瞪目”这一极有力的比喻，换成了平淡无奇的“玉盘”，顾及绝句的特质，而不惜降低表达的效果。生长北方的寇准，七绝也谐婉而流丽。以上这些例子时间上先后不一，地域上南北不一，大致可以说明太祖、太宗两朝写景抒怀七绝的主导风格取向。
但也正是自太宗朝开始，这类绝句中流利乃至疏放之作渐渐增多。活跃于太宗、真宗两朝的诗人如魏野、张士逊等人，所作多是这一路数。魏野好以联想衍展成篇，如《留题浐川姚氏鸣琴泉》：“琴里休夸石上泉，争如此处听潺湲。爱于琴里无他意，落砌声声是自然。”此诗切合泉名，把琴声比泉声，这是他七绝常用的写法。另有一部分诗作，设想稍奇，如《雪竹》：“溪南一向几多垂，欲咏终难比并伊。应是（一作似）彤庭将御试，麻衣群见折腰时。”拟喻尤其独特，但把雪竹比作求取功名之辈，奇则奇矣，而一切高情远韵，却都谈不上了。最成功的作品当推《送寿师新加命服后归蜀》：“日照孤云作彩霞，帝乡风送去天涯。野人遥望归何处，万里峨嵋便是家。”从色彩着眼，用“彩霞”比命服，同时以“日”切帝恩，以“孤云”切上人，设喻妥帖通贯。整诗均由这一构思生发而来，名利之事，偏能写得飘逸雅致，不失高人身份，所以难得。但这种例子并不多见。反复使用联想，给人造成得来太过容易之感；这其实是以思理代替了细致的写景、抒情，且又多半为联想而联想，语尽篇中，没有回味，和浑融蕴藉之风距离较远。
张士逊老寿，身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仁宗时两度拜相，官位甚显。他的七绝不少，大多浅白流利。时或由地名自然生发，如《题建宁县洛阳村寺》：“金谷花时醉几场，旧游无日不思量。谁知万水千山里，枉被人言过洛阳。”扣住地名的巧合来写对洛阳的怀念。《云峰寺》：“百越回辕度翠微，全家还憩白云扉。白云知我帝乡去，旋拂征鞍也要归。”扣住“云峰”之名，以白云有情反写自己的眷恋。本地风光，愈见爽利。魏、张一为隐士，一为高官，足见这一风气涉及阶层之广泛。
流利乃至疏放的诗风，在太宗、真宗朝先后两位文坛领袖王禹偁、晏殊的七绝中也有所体现。王禹偁有些作品造语很流便，但他的绝句可贵处也正在于此，即信笔写来，能自然现出作者的神情。如《眼疾》：“古人功业甘无分，往圣诗书合有缘。何事病来花满眼，只将简策枕头眠。”又如《独酌自吟拙诗次吏报转运使到郡戏而有作》：“日高睡足更何为，数首新篇酒一卮。郡吏谩劳相告报，转输应不管吟诗。”寥寥几笔，便勾勒出自己乐道好诗而不介怀富贵的疏放意态。这完全来自于作者的个人气质，绝非刻意妆饰所能办，可谓是一种得之于无心的艺术效果。
晏殊七绝偶发议论，有意不同流俗，如《端午作》：“汨渚沉沉不可追，楚人犹自吊湘累。灵均未免争琼糈，却道蛟龙畏色丝。”意偏而新。其他写景抒情之作，也多清畅明快。如《吊苏哥》：“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称心而言，语激意竭，断非传统的浑含蕴藉所能范围。晏殊和上面列举的几例有几点差别：一、上面几例大体同时，自太宗朝即开始活动，晏殊则于真宗景德间以神童召试授官，年代较晚。二、魏野诗如其名，一向疏野；王禹偁整体诗风也以清畅为主，七绝的风格都符合自己总的创作个性（张士逊存诗不多，无从深论）。而晏殊写作别的诗体，用笔多闲雅细腻，同七绝的作风有一定差距。三、魏野、张士逊、王禹偁三人都来自北方，晏殊则是江南诗人。这些区别都反映出，七绝疏放之风随时间的推移，影响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以上从手法和风格两方面，对宋初七绝、尤其是写景抒情之作进行考察，所有描述都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即七绝中流利疏放之作数量逐步增多，影响明显上升。而这一趋势，也正是此后宋代七绝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注意。
① 参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第四章第二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202页。
② 参看赵望秦：《大型咏史组诗辑目》，见所著《唐代咏史组诗考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212页。
反七步诗范文第3篇
何谓“文体意识”？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解释，即“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应当明确的是，此处的“文体特征”实际上指的是既定的文体规范，本文中所谓的文体意识的“强弱”用来指称人们对于文体规范认同或遵守程度的大小。众所周知，唐代古文运动和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复古运动，骈体文和台阁体诗及八股文的盛行是两次复古运动的发起者要分别面对的文坛现实，以复古求新变是他们的共同选择。然而，相同的初衷却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前者以革新取胜，后者则以拟古而告终。原因何在？抛开已有的各种答案，仅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文体意识的强弱导致了唐、明两代的复古者在文体的创新与守成上各居一端，特色分明。大致说来，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们文体意识相对较弱，他们重视学习典范的文体，但更重视打破典范以开创新文体，而明七子派的文体意识过于强烈，循规蹈矩，难于出新。
一般而言，文体意识比较强的人们最热衷于确证规范、辨析源流，而韩愈并不擅长此道。为了跟俗下流行的骈体文相对抗，韩愈大力倡导三代两汉的散体单行的文体，称之为“古文”。可以说，作为文体范畴的“古文”一词的发明专利应归之于韩愈，在他之前尚未有人使用过。按理，作为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应当对这个具有标志性的语词详加解析，并对古文与骈文的关系、自己所学习？quot；古文“与所创作的”古文“之间的区别多加阐释。然而，《韩昌黎文集》中仅有四篇文章提到”古文“一词，均比较简略，没有一处作过特别的说明，可见他的辨体观念之淡薄。实际上，韩愈重视的是创作，他的许多古文理论都是围绕创作而发的。
与此相对照的是明七子派文人。他们的文学复古运动以诗歌见长，在散文方面出于对抗时文的需要，虽然提出了”文必先秦两汉“的口号，但真正能够落实到创作实践中并自成一家的只有康海一人。然而，他们关于”古文“的论议却比比皆是。基本上是以时代先后品评取舍，一味地追求高古，而无视秦汉以后散文的存在价值。如李攀龙”秦汉以后无文矣“（《答冯通府》，《沧溟先生集》卷28）、李梦阳”西京之后作者无闻矣“（《论学》上篇，《空同集》卷61）、王世贞”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卷3）等等。这些偏激的说法和目空一切的作风即源于他们对经典文体的过分推崇。
在诗歌方面，七子派受严羽、高??等人”取法乎上“的心理影响，在追求具有”第一义“的作品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辨析诗歌体式流变、严格维护其规范性始终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提出的许多主张和口号，？quot；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47）；“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王世贞传》）等等，听起来“霸气”十足，大都遭到了人们的诟病，被视为“退化论”的典型。如果暂不考虑其他原因，单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他们文体意识过于强烈，狂热追求古之高义（最高范式）的必然结果。追求古之高格、正格的观念，使他们往往从诗歌体裁流变角度来确定师法对象，即使对于向来所推崇的诗圣杜甫也多有非议。在《明月篇序》中，何景明更是明确指出了杜甫诗？quot；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大复集》卷14），并认为”其调反在初唐四杰之下“。在自成一家与遵章守体的选择中，他们竟出人意料地更看重后者，可见其在对待文体时”伸正绌变“观念之顽固。
说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复古的过程中，韩愈与七子派文人文体意识的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待古人语言的态度上。古文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古道，复兴儒学，但韩愈并未放弃对文辞的追求。它曾声称自己虽然”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quot；。（《答刘正夫书》，《韩昌黎全集》卷18）在语言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上，他强调“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昌黎全集》卷34），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韩昌黎全集》卷16），决“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不仅如此，在古文创作中，他还能够积极吸收当时的口语和骈文的语言的菁华，从而使他的古文具备了“文从字顺”、个性鲜明的特征，促使了新文体的诞生。
与韩、柳等人不同，明七子派在诗文的语言体式上一味地追求高古，以古为雅，对古人经典性的文章顶礼膜拜，亦步亦趋，从而形成了以革新为目的，又以拟古为能事的奇怪现象。众所周知，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中最大的弊端是摹拟，他们自己也深知摹拟的危害，可还是热衷于摹拟，颇为费解，个中原因，从文体学中我们可以找到了答案。李梦阳曾公开向追随者宣称：“学不的古，苦心无益”（《答周子书》，《空同集》卷61）。他作诗为文好用古词古语，以致“割缀古语，用文已露，痕迹宛然”（《艺苑卮言》卷4）的现象在所难免。其诗因体裁所限所用古语弊病还不甚严重，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空同集》）李攀龙有过之而无不及。王世贞曾说他的文？quot；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艺苑卮言》卷7）总之，七子派的文章之所以令人难以卒读，就是因为他们一味地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以至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如王世贞竟然不无伤感地认为：”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为《史记》，何也？西京以还，封建、宫殿、官师、郡邑，其名不雅驯，不称书矣，一也；其诏令、辞命、奏疏、赋诵鲜古文，不称书矣，二也……“（《艺苑卮言》卷3）即使司马迁再生，也写不出象《史记》那样古雅的文章，就是因为当今标示典章、名物的词语已经不如西汉时那么古雅了。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世易时移，语言也在发展，古语今言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可在七子派文人的心目中，古代语言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不可代替。这种落后的观念必然导致创作的贫乏，他们的散文多是追古逐雅的摹拟之作，缺乏反映时代风貌和表现个人内在情感的鲜活气息，而且晦涩难读。作为秦汉派，他们在明代文坛上最终难与唐宋派相抗衡，仅从语言体式方面来看，这也是命定的结局。
受复古特点的影响，复古者都重视”法“，且重视的程度与复古者的文体意识成正比。七子派文体意识强，对古法就格外看重，几乎人人都讲法，实际上是在示人以摹拟之门径。当然，李、何以及王世贞、李攀龙等七子派成员在对？quot；法”时也主张“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强调“拟议以成变化”，但因为他们对法过于着重，所讲之法也不外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一必虚，叠景者意必二”的“顿挫倒插之法”（李梦阳）或“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何景明）的遣词造句之法，缺乏对创作主体的真切关注以及对文体多样化的积极追求，以致“我”成了经典文体的奴隶，“变化”成了一句空话，摹拟现象的流行与泛滥也就不可避免了。
与七子派相比，韩愈关于“法”的观念就比较灵活。他讲的“法”总是“师其意不师其辞”、“务去陈言”、“文从字顺各识职”、（文？quot；无难易，宜其是尔“等大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规则技巧。这些都体现了韩愈对创造力的重视，或者说，对文体成规的漠视。
韩愈与七子派文体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待文类融合现象的看法。文类是指文学作品的类别形式，亦即狭义的”文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导致了文学作品表现内容的变化，从而也决定了其表现形式（文类）的变化。这就是说，无论何种文类，它的生成、演变、融合、消亡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古文运动中，韩愈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能够打破文类界限，广泛地汲取其它文体的优长，把它们巧妙地融合进自己的古文创作中，如碑志文多有史传特色，序记文常穿插议论成分（类似杂文）。尤为可贵的是，他还能够吸账?反对怠辨槲摹暗妮蓟?，融骈入散，从而使文章读来音调优美、节奏明快，句式错落有致。
与此相应的是七子派与八股文的关系。八股文可以说是明清两代对文人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一种文体。无论是它”代圣人立言“的体制还是”八股“的程式都极大地抑制了士人的创造性，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挥。反对八股文风始终是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古文与”时文“（八股文）势同水火。然而，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八股文可以说是古代许多文体的综合，如金克木先生就曾指出？quot；分析八股文体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汉文文体传统。”实际上，在当时就有人尝试打通二者的界限，唐宋派唐顺之、归有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既是时文名家，又是古文圣手。尽管黄宗羲等人认为归有光的古文受到了时文的不良影响，“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明文案序上》），但不可否认，时文关于起转承合的讲究也对归有光古文的结构体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可见，唐宋派在对待不同甚至相对的文类时能象他们的祖师韩愈一样，具有比较开阔的胸襟，七子派则显得过于拘谨了。
“以文为诗”是韩愈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大胆实践，也是他文类观念开放的明证。历来的诗论家对此看法不一，或以“诗文相乱”指责他，或以“诗文相生”肯定他。这些不同的评价也反映出了评价者文类观念保守与开放的程度。对韩愈的“以文为诗”我们固然不能盲目推崇，但更不能全盘否定，正是由于他在文类融合的问题上具有开放的态度，他才能够在盛唐这一诗国高潮之后别具手眼，另树诗风，从而在唐诗发展史上写下了极具个性的一笔。
反七步诗范文第4篇
何谓“文体意识”？按照陶东风先生的解释，即“一个人在长期的文化熏陶中形成的对于文体特征的或明确或朦胧的心理把握。” 应当明确的是，此处的“文体特征”实际上指的是既定的文体规范，本文中所谓的文体意识的“强弱”用来指称人们对于文体规范认同或遵守程度的大小。众所周知，唐代古文运动和明代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两次复古运动，骈体文和台阁体诗及八股文的盛行是两次复古运动的发起者要分别面对的文坛现实，以复古求新变是他们的共同选择。然而，相同的初衷却带来了不同的结果，前者以革新取胜，后者则以拟古而告终。原因何在？抛开已有的各种答案，仅从文体学角度来看，文体意识的强弱导致了唐、明两代的复古者在文体的创新与守成上各居一端，特色分明。大致说来，以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们文体意识相对较弱，他们重视学习典范的文体，但更重视打破典范以开创新文体，而明七子派的文体意识过于强烈，循规蹈矩，难于出新。
一般而言，文体意识比较强的人们最热衷于确证规范、辨析源流，而韩愈并不擅长此道。为了跟俗下流行的骈体文相对抗，韩愈大力倡导三代两汉的散体单行的文体，称之为“古文”。可以说，作为文体范畴的“古文”一词的发明专利应归之于韩愈，在他之前尚未有人使用过。按理，作为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应当对这个具有标志性的语词详加解析，并对古文与骈文的关系、自己所学习？quot；古文“与所创作的”古文“之间的区别多加阐释。然而，《韩昌黎文集》中仅有四篇文章提到”古文“一词，均比较简略，没有一处作过特别的说明，可见他的辨体观念之淡薄。实际上，韩愈重视的是创作，他的许多古文理论都是围绕创作而发的。
与此相对照的是明七子派文人。他们的文学复古运动以诗歌见长，在散文方面出于对抗时文的需要，虽然提出了”文必先秦两汉“的口号，但真正能够落实到创作实践中并自成一家的只有康海一人。然而，他们关于”古文“的论议却比比皆是。基本上是以时代先后品评取舍，一味地追求高古，而无视秦汉以后散文的存在价值。如李攀龙”秦汉以后无文矣“（《答冯通府》，《沧溟先生集》卷28）、李梦阳”西京之后作者无闻矣“（《论学》上篇，《空同集》卷61）、王世贞”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艺苑卮言》卷3）等等。这些偏激的说法和目空一切的作风即源于他们对经典文体的过分推崇。
在诗歌方面，七子派受严羽、高棅等人”取法乎上“的心理影响，在追求具有”第一义“的作品方面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中，辨析诗歌体式流变、严格维护其规范性始终是他们关注的焦点。他们提出的许多主张和口号，？quot；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潜虬山人记》，《空同集》卷47）；“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明史·李攀龙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明史·王世贞传》）等等，听起来“霸气”十足，大都遭到了人们的诟病，被视为“退化论”的典型。如果暂不考虑其他原因，单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他们文体意识过于强烈，狂热追求古之高义（最高范式）的必然结果。追求古之高格、正格的观念，使他们往往从诗歌体裁流变角度来确定师法对象，即使对于向来所推崇的诗圣杜甫也多有非议。在《明月篇序》中，何景明更是明确指出了杜甫诗？quot；辞固沉著而调失流转，虽成一家语，实则诗歌之变体也“（《大复集》卷14），并认为”其调反在初唐四杰之下“。在自成一家与遵章守体的选择中，他们竟出人意料地更看重后者，可见其在对待文体时”伸正绌变“观念之顽固。
说到底，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复古的过程中，韩愈与七子派文人文体意识的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待古人语言的态度上。古文运动的最终目的是恢复古道，复兴儒学，但韩愈并未放弃对文辞的追求。它曾声称自己虽然”志在古道，又甚好其文？quot；。（《答刘正夫书》，《韩昌黎全集》卷18）在语言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上，他强调“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昌黎全集》卷34），主张“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韩昌黎全集》卷16），决“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不仅如此，在古文创作中，他还能够积极吸收当时的口语和骈文的语言的菁华，从而使他的古文具备了“文从字顺”、个性鲜明的特征，促使了新文体的诞生。
与韩、柳等人不同，明七子派在诗文的语言体式上一味地追求高古，以古为雅，对古人经典性的文章顶礼膜拜，亦步亦趋，从而形成了以革新为目的，又以拟古为能事的奇怪现象。众所周知，明代七子派复古运动中最大的弊端是摹拟，他们自己也深知摹拟的危害，可还是热衷于摹拟，颇为费解，个中原因，从文体学中我们可以找到了答案。李梦阳曾公开向追随者宣称：“学不的古，苦心无益”（《答周子书》，《空同集》卷61）。他作诗为文好用古词古语，以致“割缀古语，用文已露，痕迹宛然”（《艺苑卮言》卷4）的现象在所难免。其诗因体裁所限所用古语弊病还不甚严重，其文则“故作聱牙，以艰深文其浅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空同集》）李攀龙有过之而无不及。王世贞曾说他的文？quot；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艺苑卮言》卷7）总之，七子派的文章之所以令人难以卒读，就是因为他们一味地在故纸堆中讨生活，以至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如王世贞竟然不无伤感地认为：”呜呼！子长不绝也，其书绝矣。千古而有子长也，亦不能为《史记》，何也？西京以还，封建、宫殿、官师、郡邑，其名不雅驯，不称书矣，一也；其诏令、辞命、奏疏、赋诵鲜古文，不称书矣，二也……“（《艺苑卮言》卷3）即使司马迁再生，也写不出象《史记》那样古雅的文章，就是因为当今标示典章、名物的词语已经不如西汉时那么古雅了。这是多么荒唐的逻辑！世易时移，语言也在发展，古语今言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可在七子派文人的心目中，古代语言具有无比神圣的地位，不可代替。这种落后的观念必然导致创作的贫乏，他们的散文多是追古逐雅的摹拟之作，缺乏反映时代风貌和表现个人内在情感的鲜活气息，而且晦涩难读。作为秦汉派，他们在明代文坛上最终难与唐宋派相抗衡，仅从语言体式方面来看，这也是命定的结局。 受复古特点的影响，复古者都重视”法“，且重视的程度与复古者的文体意识成正比。七子派文体意识强，对古法就格外看重，几乎人人都讲法，实际上是在示人以摹拟之门径。当然，李、何以及王世贞、李攀龙等七子派成员在对？quot；法”时也主张“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强调“拟议以成变化”，但因为他们对法过于着重，所讲之法也不外是“大抵前疏者后必密，半阔者半必细，一实者一必虚，叠景者意必二”的“顿挫倒插之法”（李梦阳）或“辞断而意属，联类而比物”（何景明）的遣词造句之法，缺乏对创作主体的真切关注以及对文体多样化的积极追求，以致“我”成了经典文体的奴隶，“变化”成了一句空话，摹拟现象的流行与泛滥也就不可避免了。
与七子派相比，韩愈关于“法”的观念就比较灵活。他讲的“法”总是“师其意不师其辞”、“务去陈言”、“文从字顺各识职”、（文？quot；无难易，宜其是尔“等大原则，而不是具体的规则技巧。这些都体现了韩愈对创造力的重视，或者说，对文体成规的漠视。
韩愈与七子派文体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他们对待文类融合现象的看法。文类是指文学作品的类别形式，亦即狭义的”文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导致了文学作品表现内容的变化，从而也决定了其表现形式（文类）的变化。这就是说，无论何种文类，它的生成、演变、融合、消亡都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古文运动中，韩愈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能够打破文类界限，广泛地汲取其它文体的优长，把它们巧妙地融合进自己的古文创作中，如碑志文多有史传特色，序记文常穿插议论成分（类似杂文）。尤为可贵的是，他还能够吸账炊缘”骈文“的菁华，融骈入散，从而使文章读来音调优美、节奏明快，句式错落有致。
与此相应的是七子派与八股文的关系。八股文可以说是明清两代对文人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一种文体。无论是它”代圣人立言“的体制还是”八股“的程式都极大地抑制了士人的创造性，限制了思想的自由发挥。反对八股文风始终是七子派文学复古运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在他们看来，古文与”时文“（八股文）势同水火。然而，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八股文可以说是古代许多文体的综合，如金克木先生就曾指出？quot；分析八股文体若追溯本源就差不多要涉及全部汉文文体传统。”
实际上，在当时就有人尝试打通二者的界限，唐宋派唐顺之、归有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既是时文名家，又是古文圣手。尽管黄宗羲等人认为归有光的古文受到了时文的不良影响，“时文境界，间或阑入”（《明文案序上》），但不可否认，时文关于起转承合的讲究也对归有光古文的结构体制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可见，唐宋派在对待不同甚至相对的文类时能象他们的祖师韩愈一样，具有比较开阔的胸襟，七子派则显得过于拘谨了。
“以文为诗”是韩愈在诗歌创作领域的大胆实践，也是他文类观念开放的明证。历来的诗论家对此看法不一，或以“诗文相乱”指责他，或以“诗文相生”肯定他。这些不同的评价也反映出了评价者文类观念保守与开放的程度。对韩愈的“以文为诗”我们固然不能盲目推崇，但更不能全盘否定，正是由于他在文类融合的问题上具有开放的态度，他才能够在盛唐这一诗国高潮之后别具手眼，另树诗风，从而在唐诗发展史上写下了极具个性的一笔。
反七步诗范文第5篇
然而，《雁门太守行》实在是一首晦涩难读的唐诗。初读此诗，一头雾水，感到诗人在“卖萌”；反复诵读，还是感觉很“绊”；即使经过老师指导后诵读，也不得要领。学习此诗，困惑有三：
一、《雁门太守行》是一首七律吗?
《雁门太守行》每句七个字，共八句，像一首七律，但是全诗不押韵，也不对仗，显然不是七律。那它是什么体裁的古诗呢?
我课下查阅相关资料：我国古代的诗歌，自唐代之后，分为两大类——古体诗和近体诗。古体诗以“乐府”为主，继承了汉魏的诗体；近体诗是唐代新兴的诗体，就是我们常说的“格律诗”。格律诗产生于盛唐至“安史之乱”之间，为了与当时的“古诗”相区别，格律诗也称“近体诗”“今体诗”，它有固定的模式，讲究严谨的节奏、韵律、音调与对仗，如杜甫的《登高》是一首七律，王之焕的《登鹳鹊楼》是一首五绝。李贺生活在中唐时期，《雁门太守行》应当是一首七律，可是又不像。
进一步请教老师才明白个中差异。原来，并非所有唐诗都是“格律诗”，唐代许多诗人还擅长写“歌行体古诗”。“歌行体”亦称“古诗”“古风”，是古代诗歌的一种体裁，汉魏以下的乐府诗常题名为“歌”或“行”。“歌行体”的特点是格式和节奏上没有严格要求，也不甚讲究平仄，每句字数五、七言为主，可参差不齐，可变韵，每首句数不限于八句。晋代陶渊明的《饮酒》就是“歌行体”诗歌，诗仙李白一生没写几首“格律诗”，写得最多的是“歌行体”，如《行路难》。中唐诗人李贺写的《雁门太守行》是“歌行体七言古诗”，不能因为它共写了八句、每句七个字，就认为它是一首七律。其题目“雁门太守行”是乐府旧题，全诗不讲究对仗，中间有换韵现象。
可是，这些诗歌常识，我们在七年级之前还没学过，所以诵读《雁门太守行》这首“歌行体七言古诗”时感到莫名其妙。
二、怪异、晦涩难懂的诗句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这样的描写，违背了自然规律。不是“黑云压城”吗?怎么又“甲光向日”了，到底是阴天还是晴天?夸张也不能不讲自然规律啊!
“塞上燕脂凝夜紫”，“半卷红旗临易水”。塞上在哪里?怎么一下子又到易水了?兵是哪里来，又到哪里去?总是一头雾水，没说清楚。
仗打了没有没说，却只说“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我向老师请教这个问题，老师说没法给我讲清楚。但老师讲了一个关于“意象美”的我听不懂的道理。他说，在唐代，李贺是一个很独特的诗人，时称“鬼才”“诗鬼”。《雁门太守行》善于熔铸词采，创造出新奇瑰丽的诗境，描绘的是一种“意象美。
老师不解释我不明白，越解释我越不清楚。
三、《雁门太守行》的主题思想是歌颂平定叛乱的英雄吗?
关于《雁门太守行》的主题，老师讲课的时候说：它是一首咏史之作，生动地记述了平定藩镇叛乱的一次战役。据史载，元和四年(809年)，王承宗的叛军攻打易州和定州，爱国将领李光颜曾率兵驰救；元和九年，李光颜身先士卒，突出吴元济叛军的包围，杀得敌人狼狈逃窜。《雁门太守行》应该是对此次平定叛乱所作的描述。
但果真如此吗?我上网一查却发现：《雁门太守行》作于807年，当时李贺只有十七岁，这时离“平定藩镇叛乱”还有两年的时光，李贺怎么会提前写下这样一首“平定藩镇叛乱”的诗歌呢?莫名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