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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范文第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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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范文第2篇
1902年2月7日，周保中出生在云南省大理府太和县湾桥村（今大理市湾桥镇）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父亲奚发霖，又名奚玉龙，是和湾桥相邻的塔桥（今银桥）村人，白族，地皮匠，到湾桥入赘李家。母亲李氏，因家庭贫寒，从小到湾桥李家做童养媳，长大成亲生长子李树材，不久丈夫去世，又招奚发霖为夫。从周保中开始，兄弟依次为奚李茂、奚李盛、奚李兆，均以奚、李取名，以示不忘父系和母系双方的祖宗。
周保中出生后，所处的时代正是清朝晚期光绪执政，朝廷腐败，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加强统治。英、法两国的洋货通过缅甸、越南大量涌入大理，使大理的手工业和大批商人破产，而大理的大批原料被掠夺外运，大理各族人民深受帝国主义的压榨和剥削，生活苦不堪言。
同时，匪患不断，为害一方的土匪打家劫舍，危害人民。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7年）三月，100多名游匪窜入大理境内，四处抢劫和残害人民，大理提督张松林以剿匪为名，纵容部下，抢劫人民财产，妄杀良民邀功请赏，其祸害倍于“匪患”。在帝国主义和清朝各级官吏的压迫剥削下及土匪的抢劫下，大理的广大农村有不少农户家破人亡。
周保中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苦难忧患之中度过的。穷人最怕害病。1908年，周保中6岁那年，不幸染上天花，高烧、昏迷、说胡话。在父母亲的精心看护和各种草药的治疗下，周保中大难不死，病情一天天好转。后来，他的天花是治愈了，可脸上却留下了满天星似的斑痕，俗称“麻子”。
周保中的父亲奚发霖，在收种季节，主要忙于农活；农闲时，就外出为人补鞋修鞋，拼命地挣钱。他母亲里里外外一把手，是个大忙人。但一家一年苦到头，还吃不饱、穿不暖，住的仍然是祖辈留下的一方草房。周保中自幼聪颖，他又是父亲入赘李家的第一个儿子，父母疼爱他，决心再困难也供他读书，先将他送到村里一位杨先生开办的私塾上学，后又到大理城节孝祠读小学。1915年，周保中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大理第二中学读初中。但进入初中二年级不久，周保中家乡又遭兵匪抢劫，家里一贫如洗，他只好中途辍学回家务农。
1916年下半年，年方14岁的周保中因家境贫寒辍学回家务农，他有时放牛，有时上苍山打柴、割茅草，有时下田干农活。他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了犁田、耙田、栽秧等农活。周保中离开了学校，但他很爱学习，劳动之余，他到劝学所或他人处借来各种书籍，孜孜不倦地读书，写了很多读书笔记。同时，他还十分喜欢书法，一有时间就用毛笔练字；逢年过节，他作联写对，还热情地为乡亲书写对联。周保中的才华，受到村里一杜姓大财主儿子杜万荣的嫉妒。1917年春节，周保中正忙着给乡亲写对联，杜万荣想在乡亲面前羞辱周保中，便写了“穷人骨相穷在命”的上联，要周保中对下联。周保中毫不示弱地写下了“富绅强盗富藏奸”的下联，乡亲们大声叫好。杜万荣看到自己反被周保中嘲弄，不服气地走了。大年初一，村子中的大青树上，有人贴出了“富贵全由命定，穷相原是天生”的对联。周保中一看便知是杜万荣不服气所为，于是也回敬了一副对联“再穷无非讨口，不死定要出头，”以示自己的抱负和决心。
生于忧患、长于苦难的周保中，在不断地思索和探求着穷人翻身的道路，他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云南蔡锷、唐继尧领导的护国起义中，悟出了枪杆子平天下和出政权的道理，产生了“当兵出头”的念头。1917年春节过后，周保中说服了父母亲，随同堂叔奚济霖的马帮，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从大理来到了昆明，报名云南陆军一师士官教导队，被录取后参加了训练和学习，年方十五便走上了求索翻身解放的真理之路。
求索真理志不休
追求真理，贯穿着周保中一生的人生轨迹。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周保中的思想经历过三次蜕变和升华：第一阶段是1917年至1920年，“从军出头”阶段。周保中离家投军，到云南陆军第一师教导营当学兵。后随军经贵州、四川、鄂西和陕南，参加“靖国护法”战争，由中士、上士升任少尉排长、中尉连长。周保中后来在回顾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时说：“从少年读书时代到参加云南陆军出征四川、贵州、湖北等省那一时期，我充满着军国主义、富国强兵和从军出头的思想。”第二阶段是由“从军出头”到信奉三民主义，具有了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周保中从军后，在“靖国护法”的旗帜下转战南北，目睹了滇桂军阀借护法之名，行争权夺利之实，广大劳动人民深受连年军阀混战之苦，民不聊生。周保中又在思索着振兴民族之出路，并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他回顾说：“直到1919年，思想起了变化，开始对现实政治不满。一方面由于实际生活的教育，另一方面，由于自己经常寻找宣传新思想的报纸杂志阅读，我对于中国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如废督裁兵、反对军阀混战，对内民主自由，对外独立解放等，已有了明确的认识。1920年到1924年这一时期，受到孙文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而受孙文主义学说影响尤为强烈。”这一时期周保中不仅接受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且投身于北伐战争，转战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奋不顾身地参加了攻打南昌、袭击雨花台等著名战斗，多次荣立战功，成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少将副师长。第三阶段是“毫不犹豫地站在革命战线上。”正当北伐军将士用鲜血和生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时，开始向共产党人动手了，就连共产党人林伯渠担任过党代表的国民革命第六军也被解除了武装，上海、武汉、长沙，充满了白色恐怖。的倒行逆施，的血腥屠杀，并没有吓倒在共产党人林伯渠、张伯简引导下逐步信仰社会主义革命的周保中。他在给同学赵荣光的信中道：“我于十五年（指民国十五年，即公元1926年）春，在西北国民革命失败后，重返回广东，此时已得了解中国的环境是需要革命的。外受帝国主义种种压迫，内受军阀官僚贪官土劣的摧残，不惟中国民族丧失了政治地位、经济地位、连垂死的生命也难保了，这时不急起直追努力革命，尚待何时？在我个人有了这种认识要向革命的道路走去。这并非我个人有什么天才，更非喜欢好乱以流血为快，实乃物质环境所驱驶，历史革命所昭示，更加上现制度的催迫着，于是乎毫不犹豫地站到革命战线上，勇往直前地对着目标走。”周保中毫不犹豫地站到革命战线上，于1927年7月上旬，在白色恐怖之下，毅然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把自己交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向着共产主义的目标勇往直前。
1928年4月，中共湖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时任驻湖南六军少将军事参议的周保中的中共党员身份暴露，下令通缉周保中，他只好离开长沙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做军运工作。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周保中到苏联学习。中央军委书记找他谈话和交待学习任务。周保中听了中央这一决定后，十分兴奋。是啊，当时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故乡，是共产党人的圣地。到革命的圣地去进一步探索和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怎能不叫人高兴。党组织给他弄到了一张名叫“周保中”的出国护照，从这时起“周保中”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奚李元。后来，“周保中”这个名字，响遍了东北的白山黑水。
白山黑水斗日寇
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略战争，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此时，周保中先后在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学习已经有3年。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头，周保中向组织申请回国抗日，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同意了周保中回国抗日的申请。1931年11月，周保中经天津、北京到达上海。中央军委书记亲自找周保中谈话，具体布置周保中到东北领导抗日的任务。
1932年，周保中去到东北哈尔滨，任满州省委委员、军委书记。满州省委指派周保中到宁安组织和领导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当时的吉东地区，既有抗日自卫军，抗日救国军，还有大刀会、红枪会等组织，这些抗日武装成份不一，派系间矛盾尖锐，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周保中靠讲诚信，捧真心，坦荡磊落，做各抗日武装的工作。1932年5月9日，周保中在宁安县花脸沟做群众工作时，被自卫军士兵发现，把他当作“日本探子”捆绑着送到自卫军总部。周保中直率而又凛然不可犯地说：“我不是日本探子，我是从关里来的。听说你们抗日，才奔你们来的。”当自卫军将领们问周保中对东北局势有何见解时，周保中从世界形势讲到东北战局，并对自卫军应采取的救国方略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意见。周保中入情入理的分析，有胆有识的见解，推心置腹的话语，深深打动了自卫军将领们，他们即刻给周保中松绑，并留他在自卫军总指挥部工作。1932年8月，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聘请周保中为总参议，周保中率部打宁安，攻安图，战桦甸，在战斗中冲锋在前，受伤不下火线，用真心诚意抗日的行动赢得了抗日民众的信任。一天，在总指挥部，救国军的吴义成指着周保中说：“从前，刘备三顾茅庐请来个诸葛亮，如今，我们一条绳子绑来个参谋长。”敬仰之情，溢于言表。
从1932年初到1945年秋，周保中在东北历任中共满洲省委委员和军委书记、中共吉东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兼政委、东北抗联教导旅旅长、苏联红军长春中央警备旅司令部副司令、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中共东北局委员等职。在这14年里，日寇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使周保中和抗联战士，长年过着餐冰饮雪，吃草根树皮的生活，经历着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的艰难困苦的考验；敌人使尽各种伎俩，甚至悬赏“一两肉一两黄金”，周保中丝毫没有动摇过。他左腿中弹，用修大车的钳子；腹部受伤，肠子流了出来，塞进去坚持指挥战斗。周保中在东北抗战14年中，以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在白山黑水和东北广大人民一起，奋勇抗日14个春秋，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保中按照党中央的指示，率部立即投入了解放东北的战斗。1946年4月，他指挥攻打长春，歼灭军2万余人。在著名的辽沈战役中，周保中在如何对待长春市内跑出来的难民问题上，与发生了分歧。坚持“外不许进，内不许出，让老百姓和抢粮”的方针。周保中找到后据理力争说：“林总，我知道你是从整个战局出发，考虑问题是慎重的，但你想过没有，长春人民在14年的抗战以及这两年的解放战争中，付出过重大牺牲，对我党有过巨大支援，难道我们能看着这些有功的人民，就这样地倒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吗？”经争论，接受了周保中的意见，修正了“内不准出”的规定，同意安置从城内逃出来的难民。在东北三年解放战争中，周保中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东满军区司令员、吉林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为东北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
鞠躬尽瘁孺子牛
1949年8月，周保中奉命从吉林赶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第四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会后，总司令接见了前来参会的周保中，并深情地对他说：“西南白族的儿子，你在东北戍边18年，我代表人民感谢你。”与到饭店看望周保中时，一进门，就说：“白族兄弟，你辛苦了。”周保中听到称自己为“白族兄弟”，非常激动，握着和的手，久久不放。坐定后，说：“我们这是第三次见面了。前两次都是把你派往北方，这次可是把你派到南方了呀！”接着说：“是呀，现在西南、华南及陕西、湖南、湖北许多地区还在手里。云南省地处祖国西南边疆，是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全省4000多公里国境线呀！组织上认为派你去云南最合适。”
对周保中说：“原来曾考虑把你留在中央军委，但云南省地处西南边疆，同缅甸、老挝、越南接壤，地位重要，情况复杂，那里必须有适当的领导干部。你是云南出生的，因抗日的关系在云南群众中有威望，因此与朱总司令、少奇同志商量后，最后决定派你到云南去担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主持云南工作”。周保中接受党中央调他回云南工作的任务后，带着严重的风湿性心脏病，于1950年2月20日，与二野四兵团的陈赓、宋任穷等领导一起，率部队进入昆明城，受到昆明12万人民群众的夹道欢迎。此后，周保中又开始了艰苦的云南重建工作。
周保中回到云南后，先后担任中共西南局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共云南省委委员、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云南省协商会议主席、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统战部长、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由于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赓将军先是指挥部队作战，后于1950年6月前往越南帮助工作，所以，云南省的主要工作担子压在了周保中身上，真是身兼十数职，日理万机。周保中在接管政权、巩固革命新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整顿金融和市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解放初期云南的革命和建设呕心沥血、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云南是多民族的边疆省，又是和平解放，建国初期，复杂的民族关系和紧张的阶级关系交织在一起，阶级斗争和境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同时存在。周保中首先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起义人员、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亲自做过工作的有原省民政厅长杨文清、参议会议长龚自知、起义将领安恩溥、龙泽汇、余建勋、谢崇文等人，辛亥革命和护国起义元老李鸿祥、王九龄、赵钟奇、马伯安、周钟岳、由云龙等人，民族工商界的王少岩、杨克成、孙天霖、李琢庵、缪天宝等人，与他们建立政治上和感情上的联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同时，周保中还着力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少数民族上层代表人物一道工作。他亲自做过团结工作的有傣族地区的召存信、刀京版、方克光、多永安等，景颇族司拉山，傈僳族裴阿欠、霜耐冬，彝族茶光周，藏族喜饶活佛、松谋活佛、汪学鼎等，拉祜族李光华、张光明，苗族王有道、项朝宗等等。经过一系列的争取和教育，疏通了民族关系，增进了民族团结。周保中还先后到保山、德宏、怒江、临沧、大理、丽江等地视察和调研，主持制订了《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权机构组织暂行条例》、《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等政策法规，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周保中由于在战争年代5次负伤，在工作中积劳成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胆结石等多种疾病，1953年5月总理派专机将周保中接到北京治疗。从1953年5月至1964年2月，周保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病床上渡过的。在这些年里，他先后担任过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常委、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和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等领导职务。同时，他以顽强的毅力，一边与病魔作斗争，一边撰写文史资料。周保中先后撰写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概况》、《东北抗日游击运动和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和他的队伍》、《永不褪色的红旗》等文史资料共70多万字，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真是躬鞠尽瘁，死而后已。
民族英雄范文第3篇
古代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蜀汉丞相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可中国历史上真实的孟获的生平事迹却淹没于历代正史，散落于乡俚民间。
历史上的孟获，三国时彝族首领，建宁（今云南曲靖）人，生卒年代不详。《三国志》本传以及后朝的官定正史中均未记述孟获其人，他的相关事迹仅在《汉晋春秋》和《襄阳记》等书中有零星记载。《三国演义》小说中“七擒孟获”是艺术家对有关历史添油加醋的虚构。历史上的孟获为南中豪强，深受当地人所信服，他本来臣服刘璋；刘备入蜀之后，南中孟获也因此臣服刘备，成为蜀汉的一部分。刘备白帝城殡天，居住在蜀汉西南边境的少数民族上层发动叛乱；越(今四川西昌东)叟帅高定元杀郡将举兵称王；太守朱褒据郡不受调遣。益州郡大姓雍杀太守正昂，蜀汉政府另派太守，又为雍执送东吴。孟获追随雍起兵反蜀汉，并诱煽夷人同叛。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亲率大军分三路征南中（蜀汉以巴蜀为根据地，其地在巴蜀之南，故名）。诸葛亮南征的三路大军中，西路军由诸葛亮自己率领攻击越的高定，之后进击益州郡。东路军由门下督马忠率领，其战役目标为直取最东面的郡朱褒。而李恢率领的中路作为奇兵，由平夷县翻山越岭、长途奔袭迂回到益州郡，以期实现与诸葛亮大军的胜利会师，对雍叛军形成最后的战略合围。李恢大军长途奔袭之时，南中内部混乱，高定元部下杀雍，孟获代立为首领，成为最大的反叛力量。真实孟获并不是《三国演义》“七擒孟获”中所形容的那样的有勇无谋之辈，正好相反，他孔武有力、骁勇善战，而且性格豪爽，为人仗义，雄才大略，在军事上御下有方。他以南中三郡的云南、永昌和建宁为依托，广揽部落才俊，积蓄力量，时刻等待着崛起的时机。李恢攻入益州郡一带之后，原本要发生在李恢和雍之间的战斗，变成了李恢和孟获的遭遇战。李恢孤军深入，与孟获叛军接战后互有胜负，不得已据守孤城昆明。孟获乘机占据地利把昆明包围得铁桶一般。李恢的兵力不及孟获军马的三分之一，又没有诸葛亮大军的消息，形势十分危急。幸而李恢作为蜀汉的一代名将，没有惊慌失措，而是利用欺骗手段派亲信赴孟获大营麻痹孟获，说：“官军的粮食吃完了，打算撤退。我和我们中间有些人本来就是南方人，过去久离家乡，如今得到机会回来，不想再返回北方，想与你共同谋划大事，坦诚相告，只是望你们暂缓攻城，容我做些准备。”孟获相信了他的话，所以放松了守备。李恢于是乘机出击，才一举击溃孟获军的包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明保卫战”。斯战后，孟获则邀集各少数民族部落头人，重新厉兵秣马，准备与诸葛亮的蜀汉大军决战。
也正因为诸葛亮与李恢、马忠合兵之后反复权衡，觉得孟获在当地夷、汉人中威望都很高，于是才毅然决然对孟获采取“攻心为上”之策，定计将其生俘，并纵归使其再战。“七纵七擒”，乃后人杜撰。但孟获感于诸葛亮不杀的大恩大德，兵败师疲之后，乃心悦诚服，死心塌地归降蜀汉，当是历史事实。当年秋，南中四郡（越、益州、永昌、）悉平。诸葛亮大量起用当地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把夷人渠帅移置成都为官，并任命孟获为御史中丞的高官。其后便将南中的牛马特产充实蜀国军资，全力以赴，准备北伐。自此近四十年，南方各郡，百姓安居乐业，生产恢复，赋税丰余，成为蜀汉的战略大后方。
桀骜不驯的孟获，担任蜀汉高官之后，对蜀汉幼帝和诸葛先生真诚拜服，五体投地。故而终诸葛亮之世，直到蜀后主刘禅降魏，他居官一生，均兢兢业业，造福乡梓，有大功于南方彝族与其他各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相互之间的大融合。诸葛亮病重，临终时特地召来孟获，当面嘱咐他说：“我虽死了，幼主阿斗仍在，你每年今日至少去看望他一次。”这天正是立夏时节，孟获是个直性爽快人，一经答应，就要做到，从此，每年立夏日都要往成都拜见蜀主刘禅。数年后蜀汉后主阿斗降魏；再后，晋武帝司马炎把阿斗掳到洛阳，孟获不忘诸葛亮所嘱，每年立夏日仍然带了亲兵护卫前往洛阳看望阿斗。此人粗中有细，唯恐阿斗被亏待，每次都要亲自用大秤称量阿斗体重，一再告诉晋武帝，如有丝毫差池，他是决不答应的。武帝见他如此认真，便想出一个主意，知道阿斗喜食粘甜，每届立夏，便命人早早煮了豌豆糯米饭给他吃，此时新豌豆上市，又甜又香，做成饭糯香可口，阿斗至少要吃两大碗，等孟获到来称人，都比上年重了几斤。而从此，立夏煮食豌豆糯米饭和称人便在民间传开，相沿成俗。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孟获的英名永远鲜活在川、黔、滇等南方诸省汉、彝族的父老乡亲心中。孟获的籍贯和家世，多与南中大姓有关。现在云南昭通第三中学内著名汉代“孟孝琚碑”是清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在昭通县县城南十里白泥井出土的。该碑记载汉代孟姓在历史上是南中的最著名的两个大姓之一。除此而外，有关孟获祭祀的历史非常久远。据目前发现的实物资料，最早是唐代和宋代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西南诸省或建祠庙，或附祀土主庙以祠孟获者多处。仅西昌县石柱子土主庙、青龙寺、五显庙均设像祭祀。民间所供五显埴神，其画轴左侧第三层排列中有一孟获像，俗称“扫坛蛮王”。坐落在大渡河畔的石棉县，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四周群山环抱，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高，又被称为天然氧吧。这里民族风情浓厚，有着藏彝走廊之称。目前石棉县将打造另一旅游胜地――“孟获城”。据传，“孟获城”是三国时期孟获被诸葛亮释放后，率领残余军队一路北上，来到一个叫李特子（今石棉县栗子坪乡孟获村境内）的地方，孟获观察此地形，发现山势险要，森林茂密，易于隐蔽，易守难攻，是个绝佳的用兵之地，于是决定在此地驻扎，修筑工事，安营扎寨，孟获城由此得名。
拖乌山位于石棉县和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之间，以山顶为界，连接两县的是108国道线和正在兴修的雅西高速公路。半山腰上，居住着孟获村120户村民。对面十公里外的山下，正是孟获村村民们在2006年前居住的地方――孟获城。冬日的孟获城也不失它的美丽，村民们关牲口的篱笆小房“披金挂银”，牛羊在雪景中散步……这里是一个充满传奇的地方。孟获城里有关于诸葛亮和孟获的传说。“打开孟获城，世上无穷人”。村民们无限敬仰英雄，都知道孟获城城垣下埋着无尽的宝藏和令人遐思的历史遗迹。“孟获城”有着优美的自然环境，民族风情浓郁的彝家院落，保护完整的原始森林。四川省雷波县境内，至今也仍然留存着多处三国时期彝族首领孟获与诸葛亮从交战到讲和的遗迹，流传着汉彝英雄儿女大智大勇的故事，见证了汉彝多民族之间从冤家械斗到携手共进的沧桑巨变。雷波县马湘海龙寺庙里的孟获殿是汉族群众为孟获修建的庙宇，在全国独一无二，是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今天的雷波县县政府在旅游开发中注重强化文化含金量，大打孟获牌，以弘扬彝族悠久的传统文化，造福当地民众。
民族英雄范文第4篇
1、虎门销烟和民族英雄林则徐有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奋力抗英而闻名中外，成为一代名臣、民族英雄，也一直倍咱们后人称颂。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林则徐因为禁烟和抗英而成了朝廷的一名罪臣，并且还遭受了5年悲壮的流放生活。
2、虎门销烟（1839年6月）指中国清朝政府委任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的历史事件。此事后来成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南京条约》也是此次战争时签订的。1839年6月3日（清宣宗道光十九年岁次己亥四月廿二），林则徐下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鸦片，至6月25日结束，共历时23天，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总重量2376254斤。虎门销烟成为打击毒品的历史事件。虎门销烟开始的6月3日，民国时被定为不放假的禁烟节，而销烟结束翌日即6月26日也是国际禁毒日。
（来源：文章屋网 ）
民族英雄范文第5篇
“欧洲拉登”VS“民族英雄”
相比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的名气似乎稍低；但是，他却有着一个较为异类的“欧洲拉登”之名。能与世界头号拉登齐肩，或许不仅仅在于其相貌的相似，更在于内在气质如出一辙?1946年6月，卡拉季奇出生于黑山北部贫民家庭，童年在监狱中度过。1960年，卡拉季奇在萨拉热窝大学医学院求学。1975年，他还曾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回国后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然而，在冷战即将结束，国际格局大变动，以及随后南斯拉夫局势走向混乱之时，他弃医从政，于1990年创建了波黑塞尔维亚，并当选为党主席。南斯拉夫政体体制与格局的转变，为卡拉季奇施展政治抱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在随即的政治活动中，他可谓“平步青云”，1992年就当选为波黑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政治真空的急剧变换，使得原先的民族矛盾在现实利益政治的煽动下，迅速激化起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积极力量，可以成为相关族群团结的内在动力，但是，对于不同民族之间，这又成了种族冲突的刽子手。甚至，在冷战结束后的地区民族冲突中，各种极端形式屡见不鲜，诸如非洲和巴尔干的种族清洗，足够令世人震撼。
卡拉季奇一度成为内战时期塞族的精神领袖和民族英雄，当然，这位塞族精神领袖也让各种非塞族民族经历悲惨遭遇。卡拉季奇恪守“大塞尔维亚主义”，当他执政后，这种极端民族主义政策的双刃剑效应肆虐共和国境内。当时的内战造成14万人被杀，200多万人无家可归。在种族矛盾错综复杂的局势下，卡拉季奇的政治命运也变幻莫测。1996年年初，在波黑塞族总统选举中，卡拉季奇遭到失败：同年5月18日，他辞去了塞尔维亚总统职务，并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与此同时，这也是国际社会对其“追杀”的开始。2001年，卡拉季奇被塞族除名；而在2004年，他还出版了爱情小说《夜晚的奇迹记事》，同时出版了若干诗集。过去的10多年来，对于卡拉季奇来说，既是风声鹤唳，也是处惊不乱。或许这也与他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的良好心理素质相关。他化名德拉甘・达比奇医生，行医撰文，并公开演讲，过着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在贝尔格莱德，卡拉季奇居然能伪装成平民，出行并无限制，直至不久前被捕，这让他隐居时身边的熟人惊叹不已。
几家欢乐几家愁
7月31日，卡拉季奇第一次出现在海牙国际法庭。根据相关程序的要求，正式审判可能需要再等几个月。这位“隐身专家”的被捕，曾成为众多看家的话题。现今，对于卡拉季奇的命运问题，或许并无太多悬念。早有法国与俄罗斯相关媒体透露，如果不出意外，卡拉季奇将可能被判终身监禁，而不会是死刑。海牙国际法庭关押着37位巴尔干地区的“国际战犯”，卡拉季奇将成为第38位顾客。这些囚犯的罪行也是大同小异，可以说，都是同一个地方来的，奔向同一个结果。卡拉季奇被指控在1992年到1995年期间，在波黑境内对波斯尼亚穆族、波斯尼亚克族等其他非塞族人犯下了灭绝种族罪、谋杀、迫害等11宗罪。当中，影响最大的是围困萨拉热窝长达3年有余，以及1995年在波斯尼亚城市斯雷布雷尼察杀害了大约8000名阿尔巴尼亚裔的穆斯林男子，后者成为战后欧洲最为残酷的屠杀事件。
卡拉季奇曾经是塞族人的英雄，至今在塞尔维亚仍有不少支持者，大部分是一些极右的民族主义者。比如，在卡拉季奇被捕次日，就有不少支持者在贝尔格莱德与警察发生冲突。示威者高喊口号，表达对于卡拉季奇被捕的愤怒之情，并向警察投掷杂物。因为在这些人眼中，卡拉季奇依然是他们的民族英雄。但是，在另一头，卡拉季奇的被捕却是一件令人大快人心之事。如在曾经被卡拉季奇围困多年的萨拉热窝，市民纷’纷庆祝他的被捕。由此观之，如今卡拉季奇早已成为一个历史符号，即对塞尔维亚的政治事务并没有太多的影响力，即使是示威者，也难以影响到现今塞尔维亚迪奇政府的稳定。但是，他仍成为不同种族之间纷争、敌对甚至是仇恨的交接点。应该说，从他竞选连任总统失败后，其威望逐渐式微，只有极右民族主义分子仍在精神上追随他。但这并不能表示，巴尔干地区的民族矛盾得到化解；作为影响地区稳定最大的内部因素，即种族矛盾依然存在，余热尚存。
作为俄罗斯与欧美战略交汇之地，巴尔干地区承载了双方，太多的恩怨情仇。历史上，各种矛盾纷争，都可以看见背后“无形的手”的影子。因此，大国因素成为巴尔干地区冲突的重要外在干预力量。即使从冷战结束后的情况来看，北约轰炸南联盟就是最大的一次较量。自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治经济实力的下降，从巴尔干地区的国际格局中也可以窥见一斑。对于俄罗斯来说，巴尔干地区的纷争，已逐渐倾向于美欧天平一端。对于自身传统势力范围的事务，俄罗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是北约轰炸南联盟时期，俄罗斯也只能用强烈的愤怒表达自己的不满。卡拉季奇的被捕，俄罗斯自然表示严重关注。7月22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涅斯捷连科表示，卡拉季奇被捕完全是塞尔维亚内部事务，但希望对他的审判具有公正性；逮捕卡拉季奇是塞尔维亚履行对联合国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刑庭)的义务。俄罗斯希望“对卡拉季奇的调查和审判具有公正性”。对于前南海牙国际，法庭，俄罗斯自然难以掌控，所以俄罗斯希望尽快结束前南刑庭的工作，并把所有未结案件移交给前南地区各国的司法机构。俄罗斯的道义关注，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俄罗斯对于巴尔干地区事务控制能力的下降。因为，在实力不够，对于事务发展难以掌控时，必须诉诸道德与法律，以求获取道德制高点。
卡拉季奇的被捕，欧盟各国与美国自然表示欢迎。特别是在欧盟看来，这是塞尔维亚新政府合作诚意的表示，而塞政府也是忙于献礼，及时将卡拉季奇献给海牙法庭。事实上，欧盟此前的关注点在另一名前波黑塞族将军姆拉迪奇身
上，而卡拉季奇的被捕则是一个意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积极赞赏塞当局的努力，并称这对于塞加入欧盟是十分重要的。今年4月底，欧盟与塞尔维亚签订了一份稳定与联系协议，这被看作是塞加入欧盟的前奏。双方签署协议的条件是，只有塞尔维亚与海牙法庭合作，协议才能生效。塞尔维亚的诚意获得了欧盟的认可，如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21日夜间表示，在塞尔维亚向欧盟靠拢的道路上，逮捕卡拉季奇是一个重要的步骤。但仍有不少欧盟国家表示，即使逮捕了卡拉季奇，塞尔维亚仍不能寄希望于加入欧盟；甚至有些欧盟国家强调，只有逮捕所有的战争罪犯嫌疑人，才会考虑塞尔维亚的入盟问题。对于双方这一次合作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塞方也想趁热打铁，如积极恢复向承认科索沃的欧盟国家派遣大使。
其实，从卡拉季奇被捕后，美欧与俄罗斯相关各方的态度来看，巴尔干地区事务的主导权已掌握在美欧一方。这是冷战结束后，特别是北约轰炸南联盟以来，双方在南欧利益博弈的一种事实。如今，俄罗斯尽管实力有恢复上升之势，但与昔日苏联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卡拉季奇的被捕与引渡、塞尔维亚与欧美积极合作的态势、科索沃的独立，以及亲欧美政权的建立，凡此种种，皆凸显了美欧对于巴尔干地区事务的主导影响所在。所以，从大国关系来说，卡拉季奇被捕其实是各方实力的另一次证明而已。这就是，知识与话语的产生，其实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权力关系。
在事实与法律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