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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中国奴隶社会瓦解，封建社会确定的标志，是中国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的分界点，战国即由此起始，在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划时代意义。
壬辰年新春，笔者揽卷闲读，发现史书记载的决定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重大历史演变的三家分晋事件竟与自己生活的方山县有紧密的关系，于是细细查考。遍览史册，找方家求教，终得结论：三家分晋事件就是发端于方山县。
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记载的第一件事即是“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侯国。这标志着新兴地主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推动了封建制度的确立。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战国七雄中的韩、赵、魏三国由此产生，奴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霸权政治从此结束,七雄兼并的战国序幕揭开。
那么“三家分晋”的始发地在哪里？这是史学界一直关注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通过查考史料、实地走访、细心考证并与当地权威史学研究者论证后认为，三家分晋的始发地为今天的山西省方山县峪口镇南村。此说法，既有历史典籍的记载，也有遗址实地的佐证。
一、三家分晋梗概
考究三家分晋事件，我们有必要先对这一重大事件做必要的回顾。
春秋时期长期的争霸战争，使许多小的诸侯国被大国并吞了。有的国家内部发生了变革，大权渐渐落在几个大夫手里。这些大夫原来也是奴隶主贵族，后来他们采用了封建的剥削方式，转变为地主阶级。有的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还用减轻赋税的办法来笼络人心，这样，他们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一向称为中原霸主的晋国，到了春秋末期，国君的权力也衰落了，实权由六家大夫（韩、赵、魏、智、范、中行）把持，另外还包括、栾等大家族。他们各有各的地盘和武装，互相攻打。后来有两家（范、中行）被打散了，还剩下智家、赵家、韩家、魏家。这四家中，又以智家的势力最大。
智家的大夫智伯瑶想侵占其他三家的土地，就对三家大夫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说：“晋国本来是中原霸主，后来被吴、越夺去了霸主地位。为了使晋国强大起来，我主张每家都拿出一百里土地和户口来归给公家。”
三家大夫都知道智伯瑶存心不良，想以公家的名义来压他们交出土地。可是三家心不齐，韩康子首先把土地和一万家户口割让给智家；魏桓子不愿得罪智伯瑶，也把土地、户口让了。
智伯瑶又向赵襄子要土地，赵襄子可不答应，说：“土地是祖业，凭什么拱手让人？”
智伯瑶大为光火，马上命令韩、魏两家一起发兵攻打赵家。公元前455年，智伯瑶自己率领中军，韩家的军队担任右路，魏家的军队担任左路，三队人马直奔赵家。
赵襄子自知寡不敌众，就带着赵家兵马退守晋阳。
没有多少日子，智伯瑶率领的三家人马已经把晋阳城团团围住。晋阳城凭着弓箭死守了两年多，三家兵马始终没有能把它攻下来。
有一天，智伯瑶到城外察看地形，看到晋阳城东北的那条晋水，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晋水绕过晋阳城往下游流去，要是把晋水引到西南边来，晋阳城不就淹了吗？他就吩咐兵士在晋水旁边另外挖一条河，一直通到晋阳，又在上游筑起坝，拦住上游的水。城里的房子被淹了，老百姓不得不跑到房顶上去避难，灶头也被淹没在水里，人们不得不把锅挂起来做饭。可是，晋阳城的老百姓恨透了智伯瑶，宁可淹死，也不肯投降。
智伯瑶约韩康子、魏桓子一起去察看水势。他指着晋阳城得意地对他们两人说：“你们看，晋阳不是就快完了吗？”韩康子和魏桓子表面上顺从地答应，心里暗暗吃惊。原来魏家的封邑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韩家的封邑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旁边各有一条河道。智伯瑶的话正好提醒了他们，晋水既能淹晋阳，说不定哪一天安邑和平阳也会遭到晋阳同样的命运呢。
在这危急时刻，赵襄子派张孟谈偷偷地出城，先找到了韩康子，再找到魏桓子，策反他们反过来一起攻打智伯瑶。韩、魏两家正在犹豫，经张孟谈巧舌一说，自然都同意了。
第二天夜里，过了三更，智伯瑶正在自己的营里睡着，猛然间听见一片喊杀的声音。赵、韩、魏三家的士兵驾着小船、木筏一齐冲杀过来。智家的兵士，被砍死的和淹死在水里的不计其数。智伯瑶全军覆没，他自己也被三家的人马逮住杀了。
赵、韩、魏三家灭了智家，不但把智伯瑶侵占两家的土地收了回来，连智家的土地也由三家平分。以后，他们又把晋国留下的其他土地也瓜分了。
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派使者上洛邑去见周威烈王，要求周天子把他们三家封为诸侯。周威烈王想，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就把三家正式封为诸侯。打那以后，韩（都城在今河南禹县，后迁至今河南新郑）、赵（都城在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至今河北邯郸）、魏（都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后迁至今河南开封）都成为中原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
二、“皋狼”是三家分晋的“始发地”
三家分晋战争是因为“智伯瑶请蔡、皋狼之地，赵襄子弗与”引发的，那么，蔡、皋狼之地具体在哪里？
皋狼之名最早见于《战国策・赵策》：“智伯帅（率）了赵、韩、魏而伐范中行氏，灭之。休数年后……又使人之赵，请蔡、皋狼之地，赵襄子弗与。”
《史记》：“孟增（赵氏之祖）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即以所居之地为号。“智伯之赵，请蔡皋狼之地”，而赵襄子不与，即此。以后《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均有皋狼的记载。
皋狼县为战国时赵地，西汉置皋狼县，属西河郡，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封代共王子刘迁为皋狼侯，东汉末废。
皋狼故城，史书多言在永宁州西。今据戴东原《汾州府志》和胡宗虞《临县志》所载，“当在后周窟胡县地”，即隋之修化县。据考，窟胡县在临县南百里、离石北65里之南村堡。1963年文物工作者在普查中，发现方山县峪口镇南村堡有汉代古城遗址，即皋狼故治之所在。
据考证，城址始建于春秋战国，先后为战国皋狼邑、西汉皋狼县治所，十六国汉刘渊起兵反晋在此建都，称左国城。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形状，南北长约3.5千米，东西宽约2.5千米，总面积近900万平方米。
战国的皋狼城位于中部，城址平面呈梯形。
汉代的皋狼县城和十六国时期的左国城系皋狼城内外套城，内城继续沿用战国皋狼城。外城城址平面呈喇叭型。为加强防守，在套城基础上扩充城的东部――东城。
南村城址独特的布局，为研究战国至晋的历史以及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等方面提供了重要资料。
《方山县志》也将方山的历史沿革记载无误，本县赵庄村和大坪村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鉴定，远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在境内繁衍、生息。县境春秋属晋，战国归赵，始置皋狼邑，西汉置皋狼县属西河郡。西晋置左国城，属西河国。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52）置皋狼县，属怀政郡（离石）。北周静帝大象年间增设窟胡县，属石州，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建方山县。唐高祖武德二年（619）置方州，县属之。
除了地名与史料记载的吻合外，史书还记载了赵氏家族最早的封邑在皋狼，《史记》：“孟增（赵氏之祖）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赵氏先祖孟增，自幼聪明过人，对商朝的甲骨文造诣颇深，因而“幸于周成王”，被周成王召入宫内，当上了讲学的太学士。不久，孟增就得到了周成王的嘉奖，被赐封于皋狼。周成王并以居住地名皋狼（今山西陕西交界之河套地区）赐孟增名为“皋狼”。这是赵氏第一次受赐封。孟增以地名显贵。
河套地区位于北纬37度线以北，一般指贺兰山以东、吕梁山以西、阴山以南、长城以北之地。包括银川平原（宁夏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今分属宁夏、内蒙古、陕西。黄河在这里先沿着贺兰山向北，再由于阴山阻挡向东，后沿着吕梁山向南，形成“几”字形，故称“河套”。而方山县的地理位置正是在晋陕交界处的吕梁山腹地，由此推断方山县皋狼即为三晋分家的皋狼之地。
那么“蔡”这个地方又在何处？据吕梁市离石区政协文史委专家考证，“蔡”地在今天离石区西面二三十公里处的地方（据《离石乡情》载），而方山县的皋狼城就位于离石区北面30公里处。
从史料记载和遗址方位上看，当时，智伯所求蔡、皋狼之地就在今天的山西省吕梁市离石区西北方向的，以方山县峪口镇南村皋狼城遗址为轴心的周边一带。
三、刘渊在此发动匈奴起义，很快了西晋王朝，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内迁少数民族在内地建立的国家政权
龙年元宵节刚过，笔者驱车来到方山县峪口镇南村，站在皋狼城遗址上。确切地说，应该是后来的左国城城墙遗址上。
朔风凛冽。寒风掠过我们单薄渺小的身影，将笔者的思绪吹向了春秋战国，当年的城堡早已不在，只有宽厚夯实的城墙还在述说着什么。
年近80岁，土生土长的南村人闫林保对笔者说：“早些年，在城墙周边的耕地，许多人都在地里刨出过不少铜箭头，后来才听说这是青铜器箭头。”
闫大爷所说的铜箭头究竟为何年之物？学界说法不一，但笔者更倾向于刘渊时期。十六国时期，匈奴人刘渊在皋狼城的基础上建立起匈奴汉国的都城，即从公元140年西河郡内迁吕梁起，这里建为左国城，南匈奴的首脑机关“南单于庭”就入驻这里。这里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匈奴、鲜卑、羯、氐、羌的核心基地，先后辉煌400多年，孕育了一支强大的“离石胡”人，在民族融合史上产生了里程碑的意义。
南单于庭入驻后，对这里进行了创造性经营。沿用并扩展了春秋战国和秦汉城池，背靠东部大山，面向北川河水。依山就势，构筑城垣，东、南、北三面环岗而筑，东城墙沿山脊线而建，内外双城，严密捍御。内城呈长方形，外城随地形呈不规则形变化。总体建设为内城、西城、东城三个部分，成为城套城、城包城，内外结合，互为照应的军事城防。最周长9932米，总面积达到8.7平方公里。
这里作为南单于庭匈奴左部帅驻地，统领并督察匈奴五部军事。当时曹操把匈奴五部分布到石楼、汾阳、文水、忻州和祁县一带，其领导核心就在方山县左国城。
南匈奴统治集团在这里生活、开会、娱乐、研究内部事务，处理各种问题，协调五胡之间及胡汉之间关系。
西晋惠帝建武元年（304年），南匈奴首领刘渊根据当时天人环境，在此作了当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报告认为“魏晋代兴，单于空有虚号而无尺土之业，各王侯都降同普通老百姓。当前形势和任务是：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为我们兴邦复业提供了天赐良机”！于是，在晋朝皇族骨肉相残、胡人受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大背景下，一个以刘渊为皇帝的匈奴汉国迅速孵化出巢。刘渊在此发动匈奴起义，很快了西晋王朝，统治了山西大部分及长安、洛阳等中原的核心部位。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内迁少数民族在内地建立的国家政权。
三家分晋范文第2篇
一、晋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
20 世纪初到1978 年以前是晋国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这一时期，恰是中国史学界经历大变革的时期。20 世纪初，伴随着西方实证主义方法的传入和新材料的发现，中国学人将之与自己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相结合，采用新材料与旧文献相互发明的二重证据法，研究上古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在新思想的冲击下，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崛起，对旧的古史系统以及记载这些旧史的古文献提出了怀疑。他们提出了所谓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这一古史观对当时中国的历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对传说时代及其人物的认识上。这一时期，学者们绝大多数都接受了进化史观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西周至战国历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比之下，晋国史的研究成果则寥若晨星，仅有容庚的《晋侯平戎盘辨伪》、杨树达的《赵孟疥壶跋》和王玉哲的《晋文公重耳考》，其研究内容尚徘徊在传统的研究范围内。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晋国史研究引起史学界的注意，开始有学者专门研究晋国的问题。如常正光的《春秋时期宗法制度在晋国的开始解体与晋国称霸的关系》、应永深的《论春秋时代鲁国和晋国的社会特点兼及儒家和法家产生的历史背景》、张以仁的《晋文公年寿辨误》。
考古发现也给晋国史研究带来了契机。建国后，考古工作备受重视，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山西省考古所在山西境内开展了多次调查和发掘工作。1965 年11 月到1966 年5 月，考古工作者在牛村古城附近发现并发掘了侯马盟书。盟书及其反映的历次盟誓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刚一发现便震惊了学界，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郭沫若在《文物》1966 年第2 期上率先发表《侯马盟书试探》，随后盟书发掘者张颔也发表《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此外还有陈梦家的《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将出土盟书与周代的盟誓制度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学者对侯马盟书研究的热情也未减弱。如陶正刚和王克林的《侯马东周盟誓遗址》、唐兰的《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朱德熙和裘锡圭的《关于侯马盟书的几点补释》、李裕民的《我对侯马盟书的看法》等。1975 年，《文物》杂志在第五期上专门刊出一组四篇关于侯马盟书的研究文章。
总体来看， 1978 年之前受当时史学研究风气和政治环境的影响，晋国史研究虽然已经起步，但是成果还非常有限。
二、晋国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
1978 年到2000 年是晋国史研究的形成与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从事晋国史研究的学者大增，山西境内的高校和相关刊物也积极搭建平台促进晋国史研究的展开。同时伴随新的考古发现，晋国史研究在时空上也得到了拓展，开始从山西学者研究的重点发展为全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界迎来了新生。在历史研究走向正轨的同时，大量考古发现的资料也为研究地方史提供了新机遇，在春秋时期与楚国长期争霸的晋国历史的研究也被山西学者日益重视起来。1979 年，罗元贞先生率先在《山西大学学报》上发表《晋国的爰田与州兵》。1982 年，张颔发文呼吁: 晋国地望在山西，作为山西省的史学工作者和考古工作者于晋国史和晋国文化的研究有着不可推却的责任，这不仅是山西社会科学的一件大事，就是对于全国史学界来说，也是不可漠视的重要课题。同时《晋阳学刊》开辟晋国史研究专栏，为晋国史研究搭建平台。山西学者也纷纷在《山西师大学报》等刊物上发表晋国史研究的文章。晋国史研究逐步引起山西史学界和全国学术界的重视，进而促进了我国国别史、区域文化研究的形成。与此同时，位于史籍记载的陶唐故地临汾的山西师范大学率先建立了晋国史研究室，该研究室的常金仓和李孟存通力合作在1988 年出版了《晋国史纲要》一书，该书结合古文献和考古资料，首次将晋国的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全书共分十六章，二十余万字。该书在注重传统政治史的同时，也开始重视晋国的其他领域，尤其是对晋国的经济发展分门别类，并对戎狄关系、思想文化等都设列了专章详细论述，颇有新意。尽管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本书在许多问题上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细致，但《晋国史纲要》仍然是晋国史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成为此后晋国史研究者的必读著作。1999 年，李孟存、李尚师又在《晋国史纲要》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出版《晋国史》，第一次完整地展现了晋国的历史。
由于春秋时期是晋国发展的鼎盛时期，记载这一时期晋国历史的文献非常丰富，加之晋都新田出土的大量考古资料的佐证，为这一时期的晋国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此晋国史研究最初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春秋时期。学者们围绕这一时期晋国的各项制度、人物、史事、对外关系、思想特征、世族等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注的焦点有晋作爰田、晋文公史事和思想、晋国的县制等方面。晋作爰田是学者们争论比较大的课题。1982 年，林鹏发表《晋作爰田考略》，引起了学术界对作爰田的大讨论。不久，李孟存、常金仓随即发表《对〈晋作爰田考略〉的异议》。之后，双方以《晋阳学刊》为阵地，展开了交锋。林鹏发表《再论晋作爰田答李孟存、常金仓二同志》、李孟存和常金仓回应以《爰田与井田与林鹏同志再商榷》。此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相关文章有罗元贞的《论晋国的爰田与州兵》、李民立的《晋作爰田析兼及秦制辕田》、邹昌林《作爰田和小土地占有制的兴起》、周苏平的《论春秋晋国土地关系的变动》、周自强的《晋国作爰田的内容和性质》、袁林的《爰田( 辕田) 新解》。
西周时期的晋国早期历史，由于史籍记载缺失，且无系统的考古资料佐证，因此研究相对有限。直到20 世纪90 年代，天马曲村遗址发掘报告公布，西周时期的晋国史研究才有了突破。在这一遗址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晋侯墓地，从1992 到2000 年共发掘了9 组19 座晋侯及其夫人的墓葬，除车马坑和个别陪葬墓与祭祀坑外，基本上已揭露完毕。晋侯墓葬出土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玉器、漆器、原始瓷器等，许多青铜器的铭文还载有晋侯名号。天马曲村晋国遗址的发现作为我国20 世纪考古最重要的发现和成果之一，其材料一经公布便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也掀起了晋国史研究的热潮。对晋侯墓地及其出土器物的研究成为20 世纪90 年代至今晋国史研究的主流。2000 年之前，学者们对晋侯墓地年代学、出土器物及其制度、墓地制度、晋国迁都等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代表性著论有: 邹衡的《论早期晋都》《晋始封地考略》，北京大学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马曲村遗址考古队的《天马曲村遗址晋侯墓地及相关问题》，李学勤的《晋侯邦父与杨姞》《〈史记晋世家〉与新出金文》《试论楚公逆编钟》《晋侯苏编钟的时、地、人》，王人聪的《杨姞壶铭释读与北赵63 号墓主问题》、李伯谦的《从晋侯墓地看西周公墓墓地制度的几个问题》、张长寿的《关于晋侯墓地的几个问题》等。
单件器物中晋侯稣钟、楚公逆钟、晋侯夨方鼎和杨姞壶是研究的重点。而晋侯稣钟又是重点中的重点。对其讨论的文章之多堪为诸器之首。晋侯稣钟完整地记载了周晚期某王三十三年，晋侯稣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除了这场史书无载的重要战争外，铭文还记录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个记时词语，对于研究西周历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全篇铭文用利器刻出，笔画流畅整严，为我们研究西周晚期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鉴于晋侯稣钟的这些重要价值，从1996 年开始，它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1997 年《文物》杂志专门组织多位著名专家对晋侯稣钟进行笔谈。
晋国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还带动了晋文化以及三晋文化研究的展开。1988 年，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旨在挖掘和研究山西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其研究重点就是晋国和韩赵魏三晋历史文化。1997 年，李元庆集多年研究成果而成的《三晋古文化源流》出版。他通过对山西地区历史与文化变迁的宏观研究，提出三晋古文化研究的三个历史层面和三大理论层次，并呼吁构建晋学研_______究。1998 年，三晋文化研讨会召开，会议围绕西周到战国，主要是春秋和战国时代的晋国文化和韩、赵、魏三晋文化这个中心议题展开了学术探讨。在此次研讨会上，多位学者积极响应李元庆提出的构建晋学研究的建议。如张有智的《二十一世纪呼唤晋学读〈三晋古文化源流〉》、高增德的《时代呼唤晋学或晋文化学兼评〈三晋古文化源流〉》。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禁锢的解除和各地学术交流的加强，晋国史研究开始蓬勃发展起来，而且它的发展一直是和山西区域历史文化结合在一起的，又是与中华历史文化的研究密切相关的。
三、晋国史研究的繁荣阶段
21 世纪以来晋国史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旧有研究领域在继续深化的同时有所突破。在人物方面，由于地方文化研究的兴起和繁荣，促进了卿大夫一级人物的研究，使其和国君一样成为研究的重点。尤其是对赵氏人物的研究最为集中，成果最多。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 晁福林的《试论赵简子卒年与相关历史问题》、张润泽和孙继民的《赵简子平都故城考》、董林亭的《论赵盾》、白国红的《赵氏孤儿史实辨析》等。
与之相关的是世族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家族研究成为热点。晋国的公族和主要卿大夫家族基本都已被研究。其中卿大夫家族成为高校硕士学位论文的集中选题。截止2014 年，相关硕士学位论文已经达到10 篇之多，所涉家族包括韩氏、智氏、羊舌氏、魏氏、荀氏、郤氏、栾氏、中行氏、范氏等。此外出现了一批相关的学术论著，如聂淑华的《晋国的卿族政治》、白国红的《世族的崛起与春秋政治格局的演变以晋国赵氏为个案》、曹丽芳的《晋国中行氏兴灭及世系考》和《晋国知氏兴灭及世系考》、张海瀛的《赵简子家族与早期晋阳文化》、杨秋梅的《春秋时期的晋国公族及其特点》、白国红的专著《春秋晋国赵氏研究》、王准的博士论文《春秋时期晋楚家族比较研究》、李沁芳的博士学位论文《晋国六卿研究》。其中《春秋晋国赵氏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
该书上溯赵氏祖源，详细介绍赵氏家族由弱而至强胜，由中衰至复起，最终建立国家的历史过程，并对多个复杂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成为家族研究的一个范例。比较研究开始运用到家族研究当中，如王准的《春秋时期晋楚家族比较研究》。他引入文化比较的方法，将春秋时期晋楚两国的家族划分为公族、公室与卿大夫家族三个部分，解析三种家族形态与内部结构，进而分析其地位变化，总结其发展规律，还探讨了这些家族的地域特点对国家、社会产生的历史影响。
制度方面，县制、田制、军制、法制仍然是研究的重点。与世族政治相联系的家臣制度开始受到关注，如杨小召的《春秋中后期晋国卿大夫家臣身份的双重性》、谢乃和的《春秋时期晋国家臣制考述》等。
晋国有着悠久的史官文化，但此前却无人问津，这一时期开始有学者涉足这一问题。如，胡恤琳和韩晓霞的《从董氏家族看晋国史官的优良传统》、崔凡芝的《晋国史官及其职责》、畅海桦的《试探晋国史官地位嬗变之因》、樊酉佑的硕士论文《晋国史官研究》等。
历史地理方面，马保春的《晋国历史地理研究》和《晋国地名考》二书具有代表性。两书相辅相成，构成了晋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完整体系。前书在总结前人对晋国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晋国疆域内的地理单元进行了划分，并由此对都城变迁、疆域发展、县制、卿大夫领地、交通和军事地理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后书则按历史聚落、乡邑、城邑地名，历史国族地名，历史政区地名，历史区域地名，山川地貌地名，关隘交通地名，宫室、田亩地名进行划分，一一考证，共收集了450 个左右的晋国及与晋有关的地名。
在考古方面，伴随着晋侯墓地考古发掘简报全部公布，人们对其研究进入高潮。首先是上海博物馆于2002 年4 月出版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一书，并同山西省文物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织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展，同年上海博物馆又出版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并召开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此次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的76 位正式代表参加，并有许多学者列席和旁听了会议。学者们主要围绕晋侯墓地的性质、墓葬的排序和年代、墓主的身份、埋葬制度、器用制度、青铜器铭文和装饰艺术、随葬品反映的女性地位等议题展开讨论。此次研讨会是学术界对晋侯墓地的一次集中讨论，极大地推动了晋国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以此次会议为契机，晋国史研究得到了更多学者的关注，为晋国史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其次是对晋侯墓地第六次发掘报告公布的M114 出土的叔夨方鼎的研究。由于叔夨方鼎可能与晋国的始封君叔虞有关，因此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文物》2001年第8 期在公布发掘简报的同时，刊发了李伯谦的《叔夨方鼎铭文考释》。同年《文物》第10 期上又发表了李学勤的《谈叔虞方鼎及其他》。《文物》2002年第5 期还刊登了多位学者关于叔夨方鼎及相关问题的研究笔谈。2002 年上海博物馆召开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有8 位学者就叔夨与唐叔虞、燮父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其后随着羊舌晋侯墓地的发现，对叔夨方鼎的讨论基本结束。
在叔夨方鼎之外，晋侯稣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对象，虽然没有出现20 世纪90 年代末那样的高热现象，但是由于其独特的价值，仍然留有许多研究的空间。21 世纪以来，晋侯稣钟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铭文、所涉地理问题、年代和历法、形制等方面。除了个别青铜器研究高热之外，晋国青铜器的系统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代表研究成果有: 蔡鸿江的博士论文《晋系青铜器研究》、李夏廷有关流散美国的晋式青铜器系列文章和专著《晋国青铜器艺术》; 《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汪涛的《两周之际的青铜器艺术以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为例》、李朝远的《晋侯青铜鼎探识》、周亚的《关于晋侯苏鼎件数的探讨》、杨晓能的《从北赵晋侯墓地M113 出土铜卣谈商周青铜礼器外底的动物图像》; 李晓峰的硕士论文《天马曲村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铭文集释》、赵瑞民和韩炳华合著的《晋系青铜器研究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等。
晋侯墓地的墓主排序问题、出土器物与制度、墓葬制度等问题的研究也在深入当中。此外还有一些系统性的专著问世，如宋玲平的《晋系墓葬制度研究》和刘绪的《晋文化》等。
第二，新材料的出现为晋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进入21 世纪，与晋国史研究有关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最著名的有羊舌晋国墓地、横水倗国墓地、大河口霸国墓地等。其中羊舌晋国墓地是继曲沃北赵晋侯墓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其墓葬等级很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相关成果有吉琨璋等《曲沃羊舌晋侯墓地1 号墓墓主初论》和《再论羊舌晋侯墓地》、马冰的《也谈曲沃羊舌M1 和北赵晋侯墓地M 93 的墓主》、田建文的《也谈曲沃羊舍墓地1 号墓墓主》、王恩田的《西周制度与晋侯墓地复原兼论曲沃羊舍墓地族属》、李建生的《曲沃羊舍墓地几个问题的思考》、孙庆伟的《祭祀还是盟誓: 北赵和羊舌晋侯墓地祭祀坑性质新论》等。
倗国西周墓地和大河口霸国墓地经发掘已知皆为狄人墓地，所发现的随葬品等级很高。目前，对于这两个墓地的研究还在深入当中，其与晋国之间的关系涉及周代的政治架构、族群关系等，对晋国史研究来说也是很重大的课题。
新见传世青铜器和竹简的发现也为晋国史提供了新的材料。如新见公簋和清华简《系年》。《考古》在2007 年第3 期刊发了朱凤翰先生的《公簋与唐伯侯于晋》一文， 公簋首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该簋是一件香港收藏家的私人藏品，簋腹内底部有铭文四行共22 字。内容是讲公为他的妻子姚作此簋，恰值周王命唐伯为侯于晋的时候，时间在周王廿八祀。这一铭文与晋国名晋的由来， 公与晋国的关系，燮父被封侯于晋的年代问题紧密相关。而这些问题恰是晋国史研究的关键问题。此文刊出后，立刻引起学术界对该簋的关注。相关研究有孙庆伟的《公簋、晋侯尊与叔虞居鄂、燮父都向》、彭裕商的《觉公簋年代管见》、李伯谦的《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尹松鹏的《公簋铭文唯王廿又八祀与西周年表》、张俊成的《公簋与商周族及其称谓问题》、张卉的《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问题刍议》等。
清华简是清华大学于2008 年7 月收藏的一批战国竹简，经碳14 测定，年代为战国中晚期，文字风格以楚国为主。清华简中的《系年》简共138 支。整理后，全篇分为23 章。《系年》记载了西周初年到战国前期的诸多史事，其中关于晋国史事的记载颇多。相关的研究文章主要有: 胡凯和陈民镇的《从清华简〈系年〉看晋国的邦交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程薇的《清华简〈系年〉与晋伐中山》、李学勤的《由清华简〈系年〉论〈文侯之命〉》、晁福林的《清华简系年与两周之际史事的重构》、马卫东的《清华简〈系年〉三晋伐齐考》、张少筠和代生的《清华简〈系年〉与晋灵公被立史事研究》。
第三，伴随着新材料的出现、科技的进步、跨学科理论的引入和认识的更新，人们对晋国史研究的范围已经突破政治史、经济史等领域，开始从新的视角，运用新的方法对晋国史研究进行新的尝试，从而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如性别研究、音乐学研究、人口研究、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等多个方面。其中性别研究比较深入。20 世纪80 年代，女性研究兴起，极大地促进了性别研究的开展。晋国女性在春秋时期的耀眼表现和西周墓葬中男女差异都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因此在性别研究方面不仅涉及到了对当时人物的考辨、王室女性形象、女性对国君的影响，而且分析了晋国墓葬中的性别差异。相关研究成果有: 陈芳妹的《晋侯墓地青铜器所见性别研究的新线索》、赵剑莉的《晋国夫人考》、张丹绮的《春秋时期晋国王室女性形象分析》、张浏森的《论七位女性对晋文公重耳的影响》、林永昌的《西周时期晋国墓葬所见性别差异初探》、耿超的《晋侯墓地的性别考察》等。
跨学科方法的引入也较为明显。如李亚峰的《晋国人口知多少?》采用人口学的理论和方法，结合文献材料估算出晋文公和晋平公时期以及晋国后期中心地区最高人口总量，并对晋国人口增长做了总体上的定性和定量分析。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晋国史的音乐学研究得以开展。如: 任宏的《西周时期七代晋侯金石用乐的组合与编列》、索美超的硕士论文《晋国乐舞考略》、任宏的硕士论文《晋侯墓地出土乐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晋侯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在材料公布伊始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但是限于技术问题，许多问题无法解决。进入21 世纪，新的科技手段被应用到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研究中，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相关研究文章有杨颖亮的《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的合金成分、显微结构和铅同位素比值研究》、胡东波和吕淑贤的《应用X 射线成像对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研究》。
2014 年，李尚师的《晋国通史》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既是国别史中的通史，又兼具纪事本末体和纪传体两种体例，还吸收了志书的一些特点的新型史学专著。该书是在他和李孟存教授合著的《晋国史》、《晋国人物评传》及其独著的《先秦三晋两个辉煌时期暨治国思想》三本专著基础上，立足文献史料，又结合考古材料而写成的。全书共分33 章，另有10 个附表，分别介绍了晋国上自国君，下至三教九流的人物; 晋国所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和特点; 晋国社会阶级结构和各阶级、阶层状况及其变化; 晋国的制度、对外关系和政策; 晋国地理、地名和疆域的演变; 晋国最高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及由此形成的晋国政治特征; 晋国的治国思想及文化成就等。
四、晋国史研究之展望
毫无疑问，晋国史研究从通史研究的附属，逐渐成为国别史研究的重头，进而得到不断的深化，不仅使人们认识到了晋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先秦区域历史文化的研究。百年来晋国史研究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将近四十年的蓬勃发展，晋国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面对未来，晋国史研究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同时，积极吸收新的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建国后成为历史学界的指导思想，在其指引下新中国的历史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作为中国史学研究指导思想的地位是不能动摇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积极吸收新的理论成果，拓展研究的领域，形成新的历史认识。如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将历史时间区分为三种: 长时段，也叫自然时间或结构，主要指历史上长期不变或变化极其缓慢的现象; 中时段，也叫社会时间或局势，主要指在一定时期内发生变化，形成一定周期和节奏的现象; 短时段，也叫个体时间或事件，主要指历史上突发的现象。布罗代尔认为三种时段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历史，这三种时段彼此关联，长时段起长期决定性的作用，是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制约中时段及其演变，中时段只能对历史进程起直接的重要作用，而短时段不过是长时段在历史表层的一种反映。只有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突破传统的通过宏大叙事建构起来的以政治演变为主导的通史性研究范式，更加重视那些在晋国六百余年的时间中所出现的诸如物种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和地质变化等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被忽略的现象。如，晋国在六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是一个长期不变的因素和一种长期起决定性作用的结构，但是在六百余年的时间里，气候因素却在发生着变化，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水文的变化和动植物的更替，由之还会造成气候灾害的消长，这些都会影响到晋国的政治、外交、战争、社会、日常生活的发展。它又提醒我们，每个区域社会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是互为发展条件，其间之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变化都是推动区域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晋国的发展不仅受到西周王朝的影响，而且在其独特的区域环境中与周边部族和国家的互动也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次，积极引进多学科研究的方法，拓宽研究视角，积极开展比较研究。多学科研究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新趋势。在晋国史研究方面，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研究相结合便是很好的范例。但是要想继续深入研究，这些就显得很不够。不过现在的已有成果显示，在青铜器研究上，已经出现采用先进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青铜器的工艺进行科学解释的成果。也有学者在人口研究方面，用人口计量学的方法，利用数理模式，进行科学统计和计算，得出相对精准的结果。但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使用在晋国史研究方面还很有限，急需加强。如，应用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加强对晋国政治结构的研究; 应用中心地理论、共同体理论和方法，重新认识晋国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等。而现在科技的发展和其他学科研究的进步也为我们尝试应用多学科成果提供了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吸收也必将为晋国史研究的深入注入新的活力。
另外，比较研究还相当薄弱。有学者在评介《春秋晋国赵氏研究》时指出: 春秋时期家族兴起是一种普遍现象，政出家门是各国皆有的问题，加强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赵氏家族的历史和当时社会的变化，比如齐国陈氏是可以与赵氏家族进行比较研究的绝佳资料。除此之外，晋国和楚国作为春秋时期长期的对手，其发展道路、霸业模式、社会特点、集体心理等各个方面都有进行比较研究的必要。其实，晋国和其他诸侯国之间也有很多比较研究的课题值得开展，在晋国内部各家族之间的比较研究也有开展的必要。
第三，宏观和微观研究都有待进一步加强。近百年来的晋国史研究比较重视微观领域，对人物、事件、组织或制度等已做了较多的考证、叙述，其面貌已相对清晰。但是还有一些领域的研究没有开展，如聚落研究和日常生活研究。众所周知，聚落是文明的根系，它的存在推动了文明的互动，最终促成了文明的统一。聚落又分为城市聚落和乡村聚落，进行聚落研究有助于全面了解晋国基层的发展状况。与之相关的还有日常生活的研究。历史研究本质上是对人的研究，那么对人的日常生活的研究就是其内在之义。可惜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着力，现在考古学资料和聚落考古的发展已经为我们展开这项研究提供了可能，只要我们把眼光向下，这些研究不仅会为晋国史研究增添新的内容，而且必将成为晋国史研究新的热点。
宏观研究方面一直是晋国史研究的短板。近些年也有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但是数量非常有限。只有王万辉的《重新认识晋国在中国古代史的地位》、李尚师的《晋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几篇而已。晋国在先秦史上的地位非常重要，不仅是周代重要的封国，而且是春秋时期的霸主。其霸主的地位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盟主地位，而且反映在政治体制先进、经济强盛、文化繁荣上，尤其是晋国尚武、尚法、尚能的发展道路以及具有变革精神、开放精神和包容精神的思想理念，不仅对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有学者提出，从方国到帝国，晋是方国的终结者，又是帝国的前提和前夜。因此，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度去研究晋国史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此外，对晋国政治体制结构的研究也应该引起注意，封国政治体制研究是周代政治体制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春秋之后，晋国政治体制结构的变化又对此后中国中央集权体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晋国政治体制的结构及其变迁是今后应该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四，晋国史研究也应该走古为今用的道路，为现实服务也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晋国史在这一方面有着独到的优势。一个身居山林，拜戎不暇，立国环境如此险恶的地方封国能够在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的局面中不仅得到了成长，而且成为诸侯的霸主，其经验教训值得进行全面总结。尤其是晋国的变革路径、制度革新、经济政策、民族观和政策，以及价值理念、人才观等，都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对地方文化建设和经济转型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另外，晋国又是法家思想的发源地，儒家思想的重要传播地，是名商巨贾的实践之所。研究他们的思想文化，有助于理解山西地区民众的集体心理和思想意识的渊源，有助于我们传承优良的文化传统。
三家分晋范文第3篇
晋商最早是指在明清时期从事手工业、商业和金融的山西商人的总称。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晋商在中国商界的活动跨越了五个世纪，创造了在海外开展对外贸活动的辉煌，在中国商业发展史上绽放出璀璨的光芒。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骄傲地说：“鄙人在海内外十余年……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明清时期，晋商在中国商界取得辉煌成绩的原因，归根到底，起到重要影响的是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
自20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儒家思想和晋商的钻研取得了丰厚的成绩，有代表的如吕金记的《论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构建中的现代价值》，崔秀芬、付金凤的《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张正明先生的《晋商兴衰史》等都在儒家思想和晋商方面进行了丰硕、详实的研讨。
虽然学术界对儒家思想和晋商研究比较多，但是直接论述儒家思想对晋商影响的成果较少。因此，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以晋商为鉴，剖析儒家思想对晋商的影响，全面分析儒家思想对晋商兴衰的影响，以期对这一问题做出客观而全面的评价。
一、儒家思想与晋商概述
（一）儒家思想概述及其历史影响
1.儒家思想的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学术界都认为，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春秋末期，孔子主张“仁”，创立了儒家学派。到了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发展、完善，使其更能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战国末期儒学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到了汉代，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用了其主张，使儒家文化取得了正统位置。再后来，儒家思想继续吸收其他学派的精华，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引领了中国文化长达几千年。直到1919年爆发，儒学随着封建社会的破产逐渐没落。
儒家思想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统领着学术界，其核心思想是“仁”，认为人必需“仁义礼智”四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精神、道德等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2.儒家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
儒学中有非常丰厚的经济思想，这些思想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各个方面都有关联。
就生产方面，儒家提出要仁者爱人，恪守礼。
在事关分配问题方面，儒家思想家主张重义而轻利，儒家经济伦理的基本内容是义利观。孟子曾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至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
在交换上，儒家的观点是，人与人的来往是经济交往的实质，而并非物与物的交换。儒家提出诚信价值观，强调重公共福利、抑制自身利益，重他人的利益、抑利己主义，重名分、抑僭越，重礼让、抑侵占。孟子又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而对“信”，“子贡问政，子曰：‘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足以见得信的重要性。
关于消费，儒家有禁欲说，提倡从俭。孟子曾说：“养心莫善于寡欲。” 这都意味着节俭戒奢。荀子则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 儒家强调知足，他们对社会稳定的主张是应该让统治者和劳动者满足节俭、禁欲，但这并不是俭到粗陋失礼，低于自身所处的阶层，失掉身份的俭。
3.儒家思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儒家思想的经济基础。纵观整个社会来看，这是一种基于宗法的“家国式”的社会。儒家“重义轻利”“利济苍生”的义利观确保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的生产、分配、消费、交换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在其“义利观”上得以体现，促使人们能恪守义利并重、诚信仁义的商业道德。自强不息、修身自律的精神是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激励着经营者发展。儒家强调的“克勤克俭”等优秀传统，都对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总而言之，儒家经济思想在推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方面起了无可代替的重要作用。
但是，儒家思想具有两面性，在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同样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一些副作用。
（二）晋商的内涵
山西的简称为“晋”，是因为它曾长期作为古代晋国的领地，凡从事手工、贸易、商品和金融等的山西商人均可称之为晋商。从明初到清末的长时间内，晋商一直都是国内最大的商帮，也是国际贸易的主要力量。
汉代以后，又经过隋唐和宋元等朝代的发展，三晋大地到处都有富可敌国的商业大贾，他们是明清期间晋商的先驱，对早期晋商文明的兴盛起了促进作用，唐朝建立后，曾最定太原为“北都”，使太原成为当时繁A的商业城市。后来，到了宋代，山西商人成为中国商业的支柱。直到明代中叶，一大批山西商人成为集团，被人们称为晋商。明清时期，晋商的商业文明出现了高峰，出现了王登库、范永斗等皇商和大盛魁通事行、复恒当典当行等商号以及著名的日N昌、蔚泰厚等十大票号，是当时国内最强大的商帮之一，在国际贸易中也雄踞一方。
二、儒家思想对晋商兴盛的积极影响
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作用于晋商，是他们赖以存在的基础。晋商以“仁、义、礼、智、信”为根基，构成了自身的一套商业价值理念。
（一）晋商恪守以义制利的义利观
在经商上，提起义就自然而然想到利。义和利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儒家倡导“义”作为基本道德标准。在涉及到义利的问题上，孔子曾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 足以见得，孔子提倡先义后利、重视义轻利，强调应该先有义再得到利。孔子以后，孟子也认为追求好的生活是人们的正常欲望，认为富乃“人之所欲”，但是他认为相比之下“仁义”更为重要。荀子从人性的角度出发，认为“今人之性，生而好利焉” ，认为义利的欲望是人的本性；他认为人有好义和好利两种，所谓“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欲利不克其好义也” 。不要以利克义，然而可追求义利合一。
晋商一直都坚持义利为本。儒家的义利观渗透于晋商的日常商业中，“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茎，无往而不利” ，祁县乔致庸认为做生意有三项重要：一是守信，二是尚义，三才是取利。 正是因为秉持这一理念，乔家基业才越来越大。
晋商时时都坚持做“善贾”“良贾”，践行诚信的商业道德，辈辈相传。正因为如此，晋商的品质与气质才如此杰出，使得“轻财尚义，业商而无市井”的形象深入人心。梁启超曾褒扬：“晋商笃守信用。”很少听到晋商有欺骗的事，晋商始终秉持仁义的经商之道，才使得他们在商业方面取得如此巨大成就。
（二）晋商奉行和衷为贵的经营理念
“以和为贵”是儒家向来奉行的思想，儒家秉持“和”的价值观。《论语》中载：“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将“人和”作为事物成败的要害。荀子同样有“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 之说。中华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明清晋商，在经商过程中重视发扬儒家的“和”的思想。“和衷为贵”即追求和谐，又讲究团结，这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商帮内部团结
晋商在平日的商业往来中注重发扬团体的力量，他们是团结于乡里间的友情，用精神上信奉关圣和会馆的维系方式，以及通^商会立法的方式加强了解，通过讲相与、讲帮靠、讲义气，平衡商号间的关系。例如，榆次常家庄园王盛林掌柜在东家遇到资金困难时，向其“相与”了三四千两白银，天亨玉在毫无本钱的情况下完全依靠“相与”借款维持，渡过了关门的危机。
2.商号内部和谐
晋商中大多数企业都有明确的号规用来规范东家和掌柜、掌柜和职工、分号和分号、职工上下级、总号和分号、本号和他号之间的关系。例如，大德通票号号规规定：“各处人位，皆取和衷为贵，在上位者固宜宽容保护，谨慎不偏袒；在下位者亦当谅解自重，不得放肆。倘有不公不法之徒，不可朦胧含糊，外请者就便开销；由祁请用者，即早着令下班回祁出号。珍之重之。” 晋商通过制订一整套规章制度来约束商票的内部人员，从而使得内部关系协调稳定。
3.对待顾客谦和礼让
晋商对待客户始终谦虚谨慎，晋商实际上早就把顾客认为是上帝。晋商在《贸易须知辑要》中就指出：“但做生意的人，事无有大小，只要有钱问买卖物，他即是个花子也可交接，所以生意无大小，上至王侯，下至乞丐，都要圆滑、谦恭、和平应酬为本。” 只有始终保持“和”，消费者才能从内心深处认可企业改革，这才能使交易关系融洽起来。晋商待人平和，为人忠厚，从而使赢利和交友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三）晋商具有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否亦为之。” 出于对利益的追求，晋商身上表现出罕见的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使晋商得以长久叱咤于商场。
儒家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晋商有许多自强不息成功的例子。其中最大的典型就是山西太谷的商人王相卿，也是大盛魁商号的其中一个创始人，年幼时他为生活所迫经历了很多苦楚，后来他随军做了贸易，勤劳艰辛，后来在西部创办了“吉盛堂”商号，其后改名为 “大盛魁”。王相卿在经历艰辛之后终于成功创业。大盛魁的财神像前供奉一根弯曲的扁担，一块做过秤砣的石头和两个破货筐，还有一碗小米粥的意义在于警醒大盛魁的后人，尊奉祖宗在创业经历的艰难，珍惜来之不易的财富。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到雍正时 “大盛魁”商号已经是一家颇有声望的商号了。
晋商在创业过程中，勇于冒险，勇于扩新。山西地处黄土高坡，自然条件比较差。因此，他们所需要的物资要在长期的长途运输后才能获得，“时有骑匪出没，杀人越货，呼救无求，失财殒命为常事。每一失事，损失动辄数万，商人屈死沙野，人们尚不知其死所。茫茫戈壁和漫漫流沙中的旅途，其险如履薄冰”。正是因为勇于进取的创业精神才使得晋商称雄于商界。随着晋商的发展，他们的势力还扩展到海外各地。
三、儒家思想在晋商衰败过程中的消极影响
经过五百多年辉煌的山西商人，到20世纪初时开始走下坡路，山西商业资本已经不再显赫，一部分通过转型，得以艰难发展，大多数在转型中失了先机，转型失败。儒家思想根植于晋商，给晋商带来兴盛的同时也为其走向衰落埋下了种子。
（一）“和”字当头、墨守成规，缺少竞争和创新意识
谦让是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基本态度，但是一些晋商对儒家“和”的概念理解发生偏移，一味退缩、忍让于市场竞争中，进取和竞争意识不足。晋商在创业成功之后，不思进取，从而丧失了良机。由于帝国主义经济渗透到中国，全国范围内先后成立了许多银行，汇兑、存款也并不是只有一两家独专。它们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便给独占汇兑业务的山西票号带来了冲击。
晋商在上述形势面前，瞻前顾后，没有及时向现代银行改组。蔚丰厚票号掌柜李宏龄曾多次提倡，函劝祁县、太谷、平遥各帮票号顺应形势，效法近代银行组织、管理方法，集股500万两白银实行票号大合作，成立股份银行，以求发展。因为“晋商各号，情势涣散，向来各做各生意，断不能联为一气” 的原因，这项富有远见的建议被守旧势力激烈反对，李宏龄也遭打击成为异类。最终，山西票号奄奄一息。
（二）封建忠君思想使晋商经营风险增加
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士农工商的等级思想观念明显。受其影响，晋商总是十分依赖于封建政府，晋商依赖于清政府给予的特权，和清廷建立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则损的关系。当社会比较安定、政府财政充足时，晋商的发展也相对平稳，而一旦政府面临困境，他们便深受其害。后期山西票号主要业务大多是服务于封建政府，为封建官员垫付了大量资本。据统计，粤海关从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到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就先后由新泰厚、协成乾、志诚信等票号借垫清廷指派“西征”和洋务军费款项142万两。 票号与政府之间债务关系不断发展，使得晋商的企业运营风险增大，最终败落。
（三）“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制约晋商发展
“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是晋商生存发展中具有的浓重观念。在明代的时候，晋商赚得的资本用于置地就已经很常见。后来到了清代，晋商置办土地和购房建房者就更加屡见不鲜，平遥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传统保守思想的影响下，晋商把利润放在土地上，大量商业资本又流回土地，无法完成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这不仅大大限制了商业活动的发展前景，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传统封建社会，不利于新经济因素的成长和发展，对晋商自身的转型也极为不利。
受这一风气的影响，清末民初许多晋商越来越从最初的轨道偏离，其挥霍奢侈程度是令人惊诧的。东家纸醉金迷，疏治理，伙计自然就涣散。又受到外来资本主义的影响，晋商不能适应资本的发展要求，最终走向了衰落。
三家分晋范文第4篇
【关键词】装备制造业 晋江 技术创新 策略
一、 晋江市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现状
（一）晋江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
据相关调研数据显示，晋江市装备制造业企业有800多家：纺织机械制造企业2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4家，行业年产值约8亿元；制鞋机械企业4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4家，行业总产值约7亿元；石材机械制造企业有20多家，规模以上企业有2家，行业年总产值约4亿元；工程机械及配件企业有20多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8家，行业年产值10多亿元；农业机械制造企业大约有10家左右，规模以上企业2家，行业年产值4亿多元；晋江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200多家，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企业23家，行业年总产值20多亿元，是晋江市装备制造业中企业最多、从业人员最多、总产值最高的行业。
（二）政府出台科技扶持政策
近二年，晋江市政府为推动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晋江市装备制造业的发展。
（三）部分企业开始重视知识产权
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不少企业家开始关注知识产权，关注专利。多数企业在近四、五年间开始关注专利、申请专利。但大部分还局限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发明专利较少，形成不了有效的威慑力、竞争力。
（四）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
近年来，晋江市装备制造业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以多种形式与省内外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开展产学研合作。产学研合作的积极开展，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
二、亟待解决的共性和关键技术难题
（一）共性和关键技术难题之一：现代设计、研发方法
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技术，已经比较普遍地运用于晋江装备制造业中。晋江市大部分制造业都已经使用AutoCAD或CAXA电子图板等的二维CAD，也有一些企业运用三维CAD。例如：晋江三力机车和福建威盛机械已采用PROE2000i和CAXA实体设计；泉州精镁机械采用Solidworks。运用CAD/CAM于CNC加工中心的企业也有不少，如：晋江三力机车、晋江宏基机械、晋江佶龙机械等。
现代设计就是用现代的、高科技的手段和技术来改造传统的产品设计方法，从而建立起一套适用于现代社会的产品设计方法。因此，晋江装备制造业发展，必须要重视现代设计、研发方法的学习、培训，强化现代设计、开发的手段，这是晋江装备制造业亟待解决的共性和关键难题之一。
（二）共性和关键技术难题之二：可靠性系统工程
可靠性是一系统工程，要由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诸多技术环节，一环扣一环认真执行；可靠性又要有一严格的科学技术系统，要有严谨的科技人员、精确的测试仪器与精密制作设备为支撑。
调研中发现，晋江市装备制造业企业仿制国外新产品的能力一般还是较强的，所制造出来的样机和产品，其功能、性能基本接近国外机型的水平，唯独可靠性较难以达到。如今不少装备制造业国产化产品，难于打入国际市场的主要瓶颈在于可靠性。
因此，产品可靠性，是企业能否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可靠性系统工程，是晋江装备制造业亟待解决的共性和关键难题之二。
（三）共性和关键技术难题之三：先进加工、检测等仪器设备
晋江装备制造业发展迅速，已从创业初期家族式小作坊，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制造业。
然而，对于大多数企业，如何通过技术改造，添置先进的加工、检测等仪器设备，以及如何实现先进的加工、检测等仪器设备资源共享，是晋江装备制造业亟待解决的共性和关键难题之三。
三、构建技术创新体系的思路
（一）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
晋江装备制造业的崛起，得益于晋江经济腾飞，得益于晋江轻工业迅猛发展。然而，晋江市的装备制造业，存在着基础较差、设计制造能力较弱、制造工艺不配套，资本、土地投入有限，人力资源匮乏等不足，这与东北老工业基地重型制造业、与大三线内地的军工制造业，与长三角、珠三角崛起的新兴制造业等，无论在发展历史、装备规模、人才实力乃至国有资本投入等等，都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必需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构筑区域行业研究中心
为加大研发力度，推动技术创新，晋江市分别构建了“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等诸多中心，还有公共技术创新信息平台等。这许多“中心”、“平台”共同目的，都是为解决各个企业研发中心自身局限性，创造一个共同开发的平台，研究攻克行业间共性技术难题，同时开展行业技术服务。建设晋江市装备制造业研发中心，可以把现有的几个“中心”联合起来，集中人力、集中资源，形成名符其实的研发中心。政府可以比较集中地加大对“中心”的投入，通过若干年努力，培育一批优秀的科技开发人才，配备先进完善的检测试验仪器设备，建设成为晋江品牌的区域技术创新平台。
（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当前，晋江大部分装备制造业企业在专利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是比较薄弱。企业对此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对此，必须加强专利工作：通过各种途径，进一步宣传专利基本知识，宣传国家、地方政府有关专利优惠政策；充分运用专利信息库，及时掌握国内外同行业专利动态；企业开发新产品，应该把主要创新点及时申报专利；还应该把关键创新技术，通过多项专利或多项权利，形成保护圈，以巩固专利技术阵地不被攻破；企业应该更加注重申请发明专利；企业应该定期派人接受专利培训，培养专利人。
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大力提高知识产权创造、管理、保护、运用能力，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也是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互利共赢的迫切需要。要确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三家分晋范文第5篇
晋城处于“综改试验区”和“中原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的交会区。近年来，按照“争先综改，竞逐中原”的战略指导，依托秀美的自然风光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晋城围绕建设区域性生态旅游文化休闲中心，深入推进文化强市战略，在加大景区开发力度的同时，健全旅游要素，加大品牌营销，旅游产业呈现出强劲快速的发展态势。2012年共接待入境旅游者9.6万人次，创汇4563.95万美元，接待国内旅游者1686.94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49.88亿元，旅游总收入152.84亿元。旅游总收入、接待入境旅游者，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收入增幅均居山西省第一，被誉为“晋城现象”。2013年上半年晋城接待入境旅游者48207人次，同比增长14.92%；旅游外汇收入1881.5万美元，同比增长15.29%；接待国内旅游者95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47%；国内旅游收入82.15亿元，同比增长36.53%；旅游总收入83.34亿元，同比增长34.94%。
晋城旅游为资源型城市转型跨越发展找到了正确方向和突破口，成为山西综改区建设的典型样本；晋城市与中原经济区的深度对接融合正在全面展开，优势效应正在凸显。作为中原经济区城市旅游联盟8省35个城市的轮值主席城市，晋城于7月16日启动了“第二届中国（晋城）太行山国际旅游文化节”，向世人展现了“晋善晋美尽在晋城”的无限魅力。通过与中原市场签订合作协议、搭建合作平台、旅游线路、展会联合推广、联盟城市确立实现与中原各城市的深度对接，晋城市正努力构建大旅游发展格局，以更加开放的理念，在更大空间、更高层面上推广城市旅游品牌，塑造城市形象。
文化山川相得益彰
晋城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相传女娲氏、神农氏，以及尧、舜、禹都曾在这里活动。女娲补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神农躬耕等众多的神话传说就发生在这里。仰历史文明之光，这里还曾哺育和造就了一大批历史名人，从战国名相蔺相如，元代外交家郝经，治黄水利专家贾鲁，晋代医学家王叔和，唐代高僧慧远，唐末五代山水画家荆浩，明代经济学家王国光，明代数学家和汉学家张敦仁，明末诗书家张慎言以及清代文渊阁大学士、《康熙字典》总编纂陈廷敬、到当代人民作家赵树理，都是晋城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更加难得的是，晋城山川秀美、风光旖旎，底蕴深厚的文化遗存和峻险奇秀的自然风光相得益彰，旅游资源丰富和独特。这里有华夏始祖炎帝神农尝百草的羊头山，有决定华夏一统的秦赵长平之战古战场，有世界围棋发源地棋子山，有皇城相府、柳氏民居、湘峪三都古城等极具特色的古城堡、古村落，有北方的溶洞白云洞，有被誉为“太行至尊”的王莽岭，有以红豆杉、猕猴和娃娃鱼闻名的蟒河自然保护区。目前，全市共有国家5A级景区1家：皇城相府；国家4A级景区7家：王莽岭、珏山、青莲寺、蟒河、柳氏民居、历山舜王坪、丹朱岭；国家3A级景区5家：羊头山炎帝陵、大粮山、孙文龙纪念馆、湘峪三都古城、天官王府；国家AA级景区5家：山里泉、海会寺、棋子山、凤凰欢乐谷、沁水示范牧场。A级景区达到18家，数量位居山西省前列。
这些丰富而独特的旅游资源成为晋城旅游竞逐中原得天独厚的优势。
竞逐中原
势不可挡
“借一片蓝天，展翅翱翔。”晋城市市委书记张九萍对“争先综改，竞逐中原”的战略内涵如此解读。
自古以来，晋城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于山西，但晋城的经济结构与河南兄弟市高度趋同，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发展。同时，随着晋城与中原的经济联系、行政区划、市场因素、交通障碍等诸多壁垒被逐步打破，晋城与中原由交流合作上升为深度融合。
晋城市旅游文物局局长粱红兵思考得很深远一一按照晋城市委、市政府“竞逐中原”的整体部署，如何使晋城旅游在更广阔的中原市场中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和品牌的提升引领？如何发挥旅游先行带动相关产业全面竞逐中原的优势？如何使晋城旅游趟出一条“勇”“快”竞逐中原的路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跟进搭建好平台？“顺天时，乘地利，借人和。晋城旅游应与河南市场水融，一体发展。”晋城旅游运筹帷幄，布下“区域合作，携手共赢”的发展“大棋局”。
晋城与中原经济区的旅游融合使得两地旅游高潮迭起。为实现资源共享，线路对接，晋城市加入“中原经济区城市旅游联盟”，与河南省的焦作、新乡、济源等城市签署了旅游合作框架协议，在信息互通，景区互推，资源互补，客源互荐，服务互助方面展开合作，先后推出“山水焦作，经典凿城”等精品旅游线路10多条。
正值旅游旺季，在珏山、皇城相府景区，从中原地区北上和由此南下洛阳龙门石窟的游客络绎不绝。据统计，去年，河南省的焦作市、新乡市与山西省晋城市互荐游客达30多万人次。其中，通过河南新乡一晋城旅游热线前往王莽岭的韩国游客近2万人次，在王莽岭掀起了“韩国热”。
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在“竞逐中原”的征途上，晋城旅游砥砺奋进，抱团前行。以往，皇城相府曾是晋城在中原市场的“形象代言”，而焦作云台山是与之资源互补产品中距离最近的知名品牌。所以，皇城相府与云台山的紧密合作，奠定了晋城旅游与中原市场合作交流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云台山一皇城相府黄金旅游通道。之后，随着晋城王莽岭、蟒河、珏山等景区的不断崛起，晋城旅游与焦作云台山的合作交流更趋多元化，焦作一晋城旅游线路产品日益成熟。
作为中原经济区城市旅游联盟8省35个城市的轮值主席城市，晋城以高起点的规划与策划，筹划新的旅游合作发展蓝图——6月29日，“中原经济区百万人游晋城”活动火热启动；旅游进社区、进行业、进校园、进会所让中原游客喜闻乐见；派发优惠旅游票券泽及千万百姓……
“文化山水游”是凿城旅游发展的战略。于7月16日举行的“第二届中国（晋城）太行山国际旅游文化节”，高潮迭起，异彩纷呈——中国（晋城）太行山文化艺术节、中国（晋城）棋子山国际围棋文化节、“晋善晋美尽存晋城”旅游文化节及中国（晋城）投资贸易洽谈会交相辉映，彰显着晋城从三皇五帝的尧舜禹时代薪火相传的文明，诠释着晋城“山水为形，文化为魂”的精神内涵。
国际花园城 时尚旅游地
竞逐中原，千帆竞发。晋城并不满足于中原旅游线路的精彩“搭配”，而力争以“主角”的身份登上中原旅游市场的舞台。
2012年，国际花园城市综合金奖“花”落晋城。由此，晋城又多了一张金质的城市“名片”。任何一个知名旅游景区周边必然有一个“不夜城”。晋城存充分整合旅游景区产品的同时，把晋城中心城市作为线路产品的核心内容，丰富到旅游产品线路中。
在晋城市委、市政府“对接长三角，竞逐大中原”的部署下，晋城旅游整合皇城相府、王莽岭、蟒河、珏山、凤凰欢乐谷等景区资源共同开拓窖源市场，多次组织重点旅游企业赴上海、南京、杭州等长三角地区用真心、真情、真意宣传晋城旅游，推出联票政策，受到广泛欢迎，成功探索出旅游捆绑营销的“南京模式”。今年一季度，来自上海、杭州、南京、北京、内蒙古、河北等大江南北的旅行社来晋城考察踩线、合作洽谈、签订协议。自4月起，南京一晋城的旅游“直通车”已经正式开通，南京百人首发团、内蒙古百人踩线团纷至沓来，开启了晋城作为旅游目的地的三日、四日旅游产品，这标志着以晋城五大景区为主的太行山多日游精品线路将逐步常态化。
旅游基础设施和环境的改善，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商家和旅行社接踵而至。晋（城）新（乡）高速晋城段已经开通，多条高速公路使晋城到郑州机场、洛阳机场的车程均缩短在1小时以内，上海及长三角与皇城相府商议中的40架包游振翅待飞，“赏洛阳牡丹，游晋城风光，品山西美食”精品线路游正在掀起晋城旅游的新一轮高潮。
“通过长三角高端市场的检验，倒逼了我们旅游内部要素服务质量的提升。”晋城市旅游文物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长三角客源市场的撼动下，中原旅游市场也在稳步升温。晋城旅游部门针对中原市场，整合城市夜景、特色洗浴、农产品购物点等要素，推出了以城市为核心的9条二日游旅游精品线路，“One Night In晋城”旅游产品正在中原市场火热销售。
如今，晋城已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自主产品线路，正在由以前的“过路游”华丽转身，提升为“过夜游”。
“中国慢生活”的晋城模式
经过晋城市委、市政府多年来科学规划，旅游产业正在成为晋城经济转型非煤产业的主导。
但如何提升晋城旅游质量，实现从观光型旅游向休闲度假型旅游的跨越是摆在晋城市旅游管理者面前的问题。“关键是让游客住下来。”粱红兵局长提出，打造“沁河流域30平方公里传统村落保护区”，构筑“中国慢生活旅游新地标”。
如果说2012年8月，世界旅游小姐中国年度冠军总决赛在蟒河景区举行，是时尚与生态巧妙对接的话，那么以皇城相府为代表的沁河流域乡间古堡群就是历史与文化的完美融合。通过旅游与文化的结合，晋城让游客走进来，住下去，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