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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议价权 消费者 竞争性与非竞争性
在市场经济兴起的宏大叙事中，消费者逐渐成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鉴于消费者在经济活动中的弱势地位，对消费者权益进行多维保护成为一个永恒话题。自1984年中国消费者协会成立以后，由其推动的消费者运动在中国已有30余年的历程，但是，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依然面临困境。一方面，消费者运动不断深入，人们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不断强化；另一方面，在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却不断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律理论和实践中对消费者权利发现和体认的不完善。在权力话语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消费者议价权概念，既有理论进路的澄清与辩难，又有现实逻辑的感召与驱动。不仅要肯认不同语境下消费者议价权的殊异化，还要完善议价权实现的制度设计。唯有如此，才能使议价权摆脱羁绊，铺筑消费者权益的自我救赎和社会救济之路。
消费者议价权之应然探幽
在风险社会的时代界域下，异质化的社会风险不断蚀空个体权益的领地，在一个法治经纬的时代，人们应对风险的有效路径一般是规范性的法律，其核心往往是对于权利的诉诸。消费者议价权正是这一时代境遇下权利泛化之征象，对其进行理论层面上的祛魅在证成序列上理应优先于经验事实的分析。
（一）议价权之概念表意
所谓议价，是指在商业交易活动中，买卖双方就商品或服务的价格进行讨价还价，以实现自身利益最优化的过程。经营者出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其使用价值，而是其货币价值（李昌麒、许明月，2007），经营者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势必会在价值规律下呈现定高价的趋势；而消费者为了获取商品或服务的使用价值要付出一定的货币价值，以最低的价格实现获取也是人之本性使然。因此，商品交易活动中买卖双方进行议价是双方心理张力的体现。议价权，即指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与经营者就商品或服务的实际价格进行回缓和博弈的权利。“一项权利之成立，是为了保护某种利益，是由于某种利益在其中”（夏勇，2001）。消费者权利体系伴随着方兴未艾的消费者运动不断完备，将议价权纳入其权利体系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经济权益，体现其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主体地位。
（二）议价权之应然驱动
1.经济法理念原则的时代回应。毋庸讳言，消费者与经营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但是在实践意义上消费者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为了体现法律对社会个体的终极关切和公平正义，国家理应对消费者予以倾斜保护。首先，赋予消费者议价权是经济民主的体现，显著征象是经济法对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的人文关怀。通过消费者议价权的行使，使其拥有了自我决策机制和动力机制，优化市场利益机制的运行。其次，对消费者议价权的体认沿循了经济法对实质公平的追求。消费者相较于经营者在信息占有、经济实力等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如果只追求形式上的平等势必会造成结果上的不平等，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最后，通过赋予消费者议价权来完善其权利体系，对于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都大有裨益，体现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是对经济法社会本位原则的回归。
2.消费者主导下的消费者权利扩张进路。消费者伴随着现代消费者运动的浪潮而勃兴，逐渐成为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消费者是商品经济的必然结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曾写道：“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为生产而生产，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确立消费者的地位，是法律价值判断的结果，消费者并非具象的权利，而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法律对消费者进行权利设计的出发点。消费者议价权是消费者理论的表现形式之一，还契合了消费者理论主导下的消费者权利扩张进路。消费者运动催生出消费者权利不断扩张的权利变迁之维，不仅包括权利主体的扩张，还包括新型权利的确立，消费者议价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是消费者增权趋势下的必然结果。
消费者议价权之实然进路
消费者议价权不仅具有理论层面的自洽，还有经验事实上的证成。就实然层面而言，消费者议价权与其现有权利体系的密切关系构成了议价权成立的现实根基，议价权的现状和困境是对其确立进行的必要性分析，而议价权本身的价值功能则从重要性视角陈明议价权的内在逻辑。
（一）议价权之现实根基
消费者权利自提出以来，其内容不断扩充、体系不断健全，进而成为一个饱受社会关注的社会问题；在性质上，口头上的呼吁逐渐得到政府的认可，最终成为法律明确呈现的法权（钱玉文，2011）。我国目前虽然没有把议价权规定为消费者的基本权利，但是议价权不仅有存在的必要性，而且议价权与现有权利体系的具体权利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议价权与现有消费者权利密切关联。一方面，有些现有权利是议价权的基础，议价权的实现离不开现有权利体系的保障。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了消费者知悉权，这是平衡二者之间的信息分配不对称的重要权利。通过知悉权的确立，消费者可以充分了解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情况和相关信息，而议价权的实现是要以一定的信息获致为支撑的。另一方面，议价权的确定也是某些现有权利得以实现的保证，是其他特定权利的逻辑依归。公平交易权意在保证消费者在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易中获得公平的交易条件，维护消费者的经济利益是其重要旨图，而公平的交易条件关键在于交易过程中双方利益的相当，即消费者所获得的商品或服务与其支付的货币价值相当。鉴于现实中存在的诸多定价乱象对消费者权益的蚀空，引入消费者议价权来确立消费者的定价主体地位，是保障公平交易权实现的重要基础。
（二）议价权之现状分析
固不待言，议价权是一种比较抽象的概念，是一种理念化的存在，通常需要其他权利和配套制度的支持，我国法律目前没有明确规定消费者的议价权，消费者议价权理念的缺失更是给消费者权益造成威胁。现实中，消费者也面临着议价权缺失导致的困境。
第一，在非竞争性领域，尤其是电信通讯、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行业，消费者对其乱收费、乱定价行为可谓是怨声载道，极大地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比如，发生在2013年的“手机流量清零”案件就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讨论，据报告显示，超过七成的用户对月末流量清零很不满，之所以会出现一边倒的舆情导向，根源在于计费机制话语权不对等给消费者带来的不公平感。现行的定价机制由电信运营商单独制定，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消费者毫无议价权，经济利益的对等性明显受损。第二，在竞争性领域内，随着消费品价格的放开，不切实际的定价竞相涌现，尤其是服饰类商品和服务性行业，定价机制的混乱严重侵蚀了消费者的经济权益和公平交易权。一些经营者利用消费者攀比摆阔和讨价还价的消费心理，故意夸大商品价格，背反价值规律的不实标价传递虚假的价格信号，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还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
（三）议价权的价值功能
消费者作为现代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赋予其议价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既有利于法律上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也有利于宏观市场秩序的维护，还有助于微观消费心理的矫正。
首先，议价权有利于保障消费者权益。前已述及，议价权与消费者的其他权利紧密结合、浑然一体，议价权的确立能够和其他权利相互配合，促进其他权利的实现，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将消费者纳入定价机制，也能够体现其市场主体地位，引导经营者尊重消费者权利。其次，议价权有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民主经济，我国法律承认经营者的定价权，却未确立消费者议价权，难免有失偏颇；民主经济的核心在于价格的民主，即价格形成的民主化参与。通过消费者议价权的行使，实际的价格更能够反应供求关系，向其他市场主体传递正确的市场信号。最后，议价权有助于矫正畸形消费心理。攀比摆阔、喜占便宜的消费心理在扰乱市场秩序的同时，更是给了经营者哄抬物价的可乘之机。议价权是给予消费者参与价格确立的机会和过程，通过个体公平的保障促进社会整体公平的实现，其结果就是科学合理价格的形成，该价格参与的过程，即是对消费者该消费心理的祛除过程，是对畸形消费心理的矫正，是实现消费者社会责任的路径之一（于阳春，2007）。
消费者议价权之建构路径
对消费者议价权的法律证成，最终还是要落脚于法治层面的议价权之图景构想。实践语境下的议价权建构，宏观上要进行竞争性领域与非竞争性领域的区分，微观上要注重具体制度的设计，包括法律表达、自治实现和救济途径等。
（一）不同语境下消费者议价权的达致路径
1.非竞争性领域内的消费者议价权。在非竞争性领域内，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考量，往往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或国家垄断，或自然垄断，垄断的最终目的也是通过公共产品的集中化供给来维护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此类具有公共性质的产品或服务，要回归社会公益的本位，以维护大多人的利益为指向，赋予其较大的议价权。比如，在水热电气等公共服务领域，该类公共产品的价格制定和变更都要将广大消费者视为定价主体，通过一定形式的具体程序来保障消费者的议价权，具体包括民意调查、购买力估算、听证制度等等。国家公力在此领域内也要发挥积极作用，对于未经社会听证的价格变动要予以取缔，同时保障听证程序合法进行，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竞争性领域内的消费者议价权。与非竞争性领域不同，竞争性领域中的市场竞争较为充分，不允许合法垄断的存在，各市场主体在一个发育充分的市场环境中自由竞争。而市场经济发育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自主定价，所以在竞争性领域，竞争的自主性弱化了商品或服务的社会公益性色彩。既然市场主体自主定价，受制于资本的逐利性、市场道德的下滑和消费心理的作祟，难免会出现哄抬物价以牟取暴利的情形，对消费者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在竞争性领域给予消费者议价权也是必然的。要切实保障竞争性领域中的消费者议价权，首先要维护竞争，反对垄断，禁止经营者之间通过联合或协议定价；政府价格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成本价格和销售价格的监管，加大对不合理定价的处罚力度。
（二）法治图景下消费者议价权的微观型构
1.法律表达的完善。诚然，议价权具有很强的理念性和非正式性，很难通过具体的规则加以实现，但是仍然要将议价权纳入立法高度加以表达，“将柔性的自然权利变为刚性的法律权利”（刘干，2008）。唯有如此，才能更有效地培育市场主体的“权利本位”观念。一方面，消费者意识到自己是有议价权的，强化自身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自觉抵制不当定价行为，必要时候可以通过投诉或者诉讼加以维权；另一方面，消费者议价权的确立是对经营者的钳制，提醒经营者与其相对应的消费者是有议价权的，在实际的定价过程中不仅要合法，还要合理，杜绝乱定价。
2.消费者自治实现。消费者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与核心，议价权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靠其自身来实现，外部的保障远不及内部的自觉。首先，消费者要树立权利意识和维权意识，在实际交易中要自觉行使权利，维护自身利益；其次，消费者要树立正确的消费心理，摆脱攀比心理的束缚，培养正确的消费观念，不给经营者以可资利用的心理漏洞；最后，消费者要自觉监督经营者的定价及行为，增强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一旦发现不合理定价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以自觉行动维护价格秩序。
参考文献：
1.李昌麒，许明月主编.消费者保护法[M].法律出版社，2007
2.夏勇.人权概念起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3.钱玉文.消费者权利变迁的实证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后悔权 法律特征 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3.8 【文献标识码】A
随着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这预示着“互联网+”将成为商业经济的重要平台，消费者的“后悔权”将会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行使。研究消费者“后悔权”的法律特征及其应用，不断完善消费者“后悔权”的规定，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消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消费者“后悔权”产生的时代背景
“互联网+”催生了消费者“后悔权”的诞生。2012年11月，易观国际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于扬在易观第五届移动互联网博览会的发言中，首次提出了“互联网+”的理念，随后引起了相关学者的关注。2014年11月，总理出席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时指出，互联网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工具。自此，“互联网+”逐步成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工具。在“互联网+”的背景下，人们的行为模式、商业的营销模式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为此，2013年10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作出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决定，“后悔权”作为消费者的一种法定权利正式诞生。
产能过剩促进了消费者“后悔权”的应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逐步从物资短缺发展到产能过剩，而且结构性矛盾突出，加上我国有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因此，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内部消费需求不足。①在当今国际金融海啸影响刚刚减弱、欧债危机频发、国内急需大力刺激消费的大环境下，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政策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成为我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②而且受国际金融海啸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乏力，世界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投资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开启了新一轮的全球经济结构重整。可以预见，在十三五时期，我国产能过剩将更加突出，经济的增长对内需的依赖程度必然增加。在这一背景下，国内消费市场呈现出买方市场的特点更加突出，消费者对商品选择的空间更大。为了维持市场的繁荣，鼓励大众消费，以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消费者的权利将更加得到尊重，消费者“后悔权”会更加普遍得到应用。
广告量增决定了消费者“后悔权”的发展。在消费市场萎缩的背景下，商品的广告量并没有明显减少。相反，近年来，广告量逐年递增，而且被查处的虚假广告量也递增。在这一背景下，难免有消费者受不良广告的引诱或误导，激情购买一些消费品。当他们真正见到广告宣传的产品后，又会因广告不实或激情减退等多种因素而产生后悔。为了维护消费者的权益，满足消费者实现“后悔权”的需要，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改中，“后悔权”便出台了。在实践中，行使“后悔权”的消费者会越来越多。
适应国际惯例决定必须实行消费者“后悔权”。消费者“后悔权”是世界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各项法律法规的规定应当与国际接轨，也就催生了消费者“后悔权”。消费者“后悔权”在英美被称为冷却期或冷静期（cooling-off period），在德国被称为消费者撤回权或撤销权（right of withdrawal），在法国与欧盟则被称为反悔权或后悔权（right to regret）。③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深度融入国际社会，在华工作生活人员也逐年增加，为了满足包括保护国际友人在内的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需要，也应该实行消费者“后悔权”。
消费者“后悔权”的法律特征及应用
消费者“后悔权”具有行使上的法定性。“后悔权”即法律所确立的消费者在符合法定条件时，仅依单方意思表示即可在一定期限内无条件解除合同的一项权利。④由于这项权利是由法律规定的，无论经营者同意还是不同意，消费者都可以行使“后悔权”，即消费者的“后悔权”具有法定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这就是消费者的“后悔权”的法律表述。而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的这种“后悔权”不以经营者的意志为转移，给予了消费者极大的鼓舞和选择的自由，对于促进国内消费具有重要意义。虽然消费者享有这种“后悔权”，但并非没有限制。消费者“后悔权”对于消费者购物方式有明确的界定，必须是通过网络购物、电视购物、电话购物或邮购商品，才能享有“后悔权”。在大型超市、商场等实体店购物不能享有“后悔权”。
消费者“后悔权”具有权利上的单方性。单方性是指只需经过商品购销的一方同意就可以实现的权利。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消费者行使“后悔权”无需说明理由，这就决定了消费者在行使“后悔权”时，只需要消费者单方面作出决定，不需要征得经营者的同意。因此，经营者不得以未经协商征得其同意为由，拒绝消费者的“后悔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一规定，应当说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消费者和经营者相比较，属于弱势群体，其合法权益应当得到公权力更多的保护；二是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中，信息不对称，加上我国虚假广告大量存在，本来处于不利地位的消费者，更加容易受到宣传的误导。为了维护各方权益的平衡，故赋予了消费者“后悔权”。
消费者“后悔权”具有商品上的限定性。消费者“后悔权”行使的限定性表现三个方面。一是对购物方式进行了限制，“后悔权”的行使仅限于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中使用，而不能在超市、商场等购物场所时使用；二是对所购商品进行了限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进一步规定，消费者在行使“后悔权”时，下列商品除外：（一）消费者定做的；（二）鲜活易腐的；（三）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四）交付的报纸、期刊。这是因为消费者定做的商品通常是由经营者根据消费者对商品外观或者功能上的特殊要求而加工制作，基本不再具有一手市场上的流通性。⑦鲜活易腐的商品不易保存，显然不适合退货。下载、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以及报纸、期刊属于接收就可以使用，而且可以反复使用的商品，如果允许退货，就会出现个别消费者利用这些商品的特殊性，使用后又退货的情形。这不仅对经营者不公平，而且还会助长消费者的不诚信品质。三是对退货商品的拆封作了明确限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进一步规定，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这就是说已经损坏的商品不能享有“后悔权”。
消费者“后悔权”具有条件上的模糊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后悔权”的出台，无疑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加了保障。但这种“后悔权”具有模糊性，给“法”的执行带来了困难。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作出了“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这一规定无疑是正确的，但“完好”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完好”的规定，是指商品的完好还是指包装的“完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二是“后悔权”主要规定的是非现场交易的商品，那么，商品如果在退货运输过程中遭遇破损的责任该如何划分，举证责任该如何分配等，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这必然给消费者“后悔权”的行使带来困难。
消费者“后悔权”具有立法上的缺失性。由于事物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而“法”一旦颁布，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决定了“法”天生就具有滞后性和缺失性，“法”的这种特点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同样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的“后悔权”的缺失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消费者的界定，这是一个长期具有争议的问题。《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那么，这里的消费者包括个体消费者，那么，是否还包括团体消费者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经常因为消费者的范围界定而出现难以解决的纠纷。二是关于消费纠纷解决的办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协商、调解、投诉、仲裁和诉讼五种方式。但是，由于“后悔权”主要出现在网购、邮购中，在难以协商的情况下，调解几乎难以应用。因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分处异地，几乎不可因为一件商品而千里奔走。如果消费者和经营者不能面对面，又如何调解呢？如果投诉，也会因为经营者和消费者分处异地，效果难以保证；仲裁和诉讼因为成本高、程序复杂，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这两点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中，没有得到应有的明确，应当说是一大遗憾。只能期望在实践中，逐步出台一些司法解释予以弥补。
消费者“后悔权”法律规定的完善建议
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使消费者“后悔权”更加明确、具体和实用，既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促进“互联网+”在商业贸易中的发展。为此，就《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提出以下建议：
完善消费者“后悔权”的法定范围。由于消费者的“后悔权”仅限于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的商品，排除了现场购物的“后悔权”。其实在现场购物中，由于经销商的推销，也会极大地误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特别是随着虚假广告、虚假宣传的泛化，消费者受误导的现象有增加的趋势。因此，建议在“后悔权”的范围上，增加因受商家虚假广告、宣传的误导，现场购买的商品，只要没有损坏，7天内消费者可以行使“后悔权”。当然，对于虚假宣传和误导，消费者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不仅有利于促进国内消费，而且有利于规范商家的广告、宣传行为，促进市场秩序的净化。
完善消费者“后悔权”的主体范围。由于现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主体范围没有界定，导致消费主体是否包括团体消费者没有定论，增加了不应有的纠纷。从理论上讲，既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主体并没有限定为个体消费者，只要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就是消费者。那么，随着人们经济意识的增强，同事、朋友之间为了节省成本，也可能凑合成团体进行消费，也是为了生活需要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也理应属于消费者的范畴。但由于法律界定不明确，给经营者留下了推诿的空间，给团体消费者留下了维权的困难，给工商行政管理等执法机关维权执法增加了难度。建议立法机关或执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国家工商总局，明确界定消费主体包括团体消费者。
完善消费者“后悔权”的退货条件。鉴于消费者“后悔权”的退货条件中，关于“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的界定非常模糊，建议国家立法机关或执法机关以立法解释或行政解释的形式，对“商品的完好”进行明确界定。从立法的宗旨上看，“商品的完好”应当理解为商品本身完好无损，包装可以复原。由于这种理解属于学理性解释，无法律效力。因此，建议作立法解释、司法解释或行政解释，用以指导相关部门调解消费纠纷，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其他因商品性质不宜退货的商品应在消费者购买时确认，而这种确认在网络销售中，可能因商家标注在网页最下面的不显著位置，容易被消费者忽略，⑤引发不必要的纠纷。建议增加要求商家必须在消费者下单时提供不适宜退货的确认按键，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⑥
完善消费者“后悔权”的解决途径。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后悔权”的解决途径仍然是传统的协商、调解、投诉、仲裁和诉讼五种方式。这五种方式，在实践中要么因为难以操作，而在解决纠纷中效果不佳。要么，由于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加上消费者“后悔权”所涉及的商品基本上都是小额消费品，而影响到“后悔权”的行使。消费者行使“后悔权”虽然是法定的权利，但在所涉商品经济价值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消费者如果采取仲裁和诉讼的办法解决纠纷，必然因成本太高而得不偿失，从而会影响到消费者维权的积极性。因此，建议做出立法补充，增加如因消费者“后悔权”的行使发生纠纷，在调解难以达成协议，且仲裁和诉讼无法进行的情况下，由经营者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12315”消费者维权中心，查明事实真相，根据公平原则提出处理意见。通过赋予工商部门对“后悔权”的行政裁决权和强制执行权，工商管理部门通过管理网络接受对“后悔权”纠纷的举报与处罚，而且处理会更加快捷、高效。⑦如果经营者拒不履行的，由经营者所在的行业协会进行必要的惩戒，直至媒体曝光等解决办法，以增加解决纠纷的可行性，提高经济效率。
完善消费者“后悔权”的配套措施。为了发挥消费者“后悔权”的作用，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后悔权”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配套措施建议。一是鉴于消费者“后悔权”无需说明理由，为防止消费者恶意利用“后悔权”，建议明确设置“后悔权”的交易金额下限。二是鉴于我国已经跨入了法治建设的时代，公民、企业的诚信已经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因此，建议建立公民、企业诚信档案，在“后悔权”中，增加互联网环境下的公民、企业诚信活动记录，进而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严重不诚实诚信的行为给予记录并公布。三是鉴于在“后悔权”行使中，经营者和消费者往往处于不同的城市，真正进入诉讼程序后，成本高、难度大，对于选择权管辖的法院容易出现分歧，建议将交货地点明确为合同履行地。因消费者“后悔权”引发的民事诉讼由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并明确赋予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权。
（作者为北京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李中：“新常态下我国需求调控的战略转向”，《理论导刊》，2016年第1期。
②徐微：“论网络消费者的特殊权利保护”，《人民论坛》，2013年11月中。
③曹阳：“我国消费者后悔权及其制度初步研究”，《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
④王华：“后悔权的立法审视与实践展望”，《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⑤刘凯湘，罗男：“论电子商务合同中的消费者反悔权”，《法律适用》，2015年第6期。
⑥陈菁：“新消法中网购‘后悔权’的完善”，《人民论坛》，2015年3月中，第134～135页。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金融立法；金融消费者；法律实施；效果评估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2)01－0051－02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2.01.13
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不断强化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注，或立足区域实际，或借鉴域外经验，或进行试点规范，都对建立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作出了积极探索。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纳入金融立法“十二五”规划中，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建议。
一、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建议摘要
《人民银行“十二五”立法计划建议表》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改变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障规定不足的现状，维护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维护金融稳定。相关立法建议如下：
一是将普通个人投资者纳入金融消费者保护范畴。借鉴美国模式，在中央银行下设相对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作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管机构，从而明确中央银行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主导地位和职责[1]。
二是规范金融消费者保护主管机构承担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和颁布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规章制度；监督、检查上述规则的贯彻执行；受理、调查、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负责金融消费者投诉的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建立金融消费者投诉数据库；推进金融知识教育；促进对弱势群体、小微企业和欠发达地区的金融服务。
三是明确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纳入中国人民银行监管职责范围。赋予中国人民银行执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检查监督权、行政处罚权，建立新型金融产品与服务的监督检查制度。
四是授权建立金融消费纠纷的非诉处理机制。提出以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为代表的独立第三方非诉处理机制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主要防线。
五是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金融法律制度。建议把《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制定同《人民银行法》的修改相结合，并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理念贯穿到商业银行的经营理念和日常经营、风险控制等各个环节，系统、全面、规范地推进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
二、技术修正
为促进立法通过，本文谨作两点技术修正：
（一）现阶段不宜上升到全国人大立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层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初级立法以条例为宜。一是条例是国家权力机关或行政机关依照政策和法令而制定并的，针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的某些具体事项而作出的比较全面系统、具有长期执行效力的法规性公文。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涉及到各金融监管部门、工商管理部门和其他社会组织，涉及面广，协调难度大。以中央政府的名义立法保护，有利于统筹全局、全面推动工作开展。二是由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国内立法还缺乏素材和经验，若直接上升到法律层次，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都缺乏相对成熟的管理与服务体验；反之，立法层次过低，则难以发挥应有的规制效果。
（二）目前不宜将普通个人投资者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一是由于金融投资行为并非出于生活需要与金融机构从事交易，所遵循的也是“买者自负”、“风险自担”等市场交易基本原则[2]。可以在初次立法中适当区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的边界，分别加以保护和平衡。如借鉴世界银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良好经验建议（草案）》，仅针对最常用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最基本的保护[3]。二是统一法学概念，协调立法的现实需要。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各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规章都将个人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作了明确界分，如果在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中对金融消费者作扩张性解释，可能引发法律解释冲突，造成法条竞合。
三、法律实施的效果评估
针对上述立法建议，本文以决策管理的角度，从可行性、可接受性和可靠性等三个方面对该方案的实施效果加以评估，并构建了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效果的评估框架（见图1）[4]。
（一）可行性评估
所谓可行性是指采用这一方案的困难程度，以及所需要的时间、人力、物力、资金和技术的投入[5]。本文重点评估其在立法层级、时间安排和管理协调方面的情况，而立法层级方面，本文前面已提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初级立法以条例为宜，在此不再论述。
1.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宜在“十二五”期间出台。一是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十二五”期间重在强化对各部门法的完善。二是金融消费纠纷日益增加，消费者对立法规制的期待愈加强烈。来自泰州、无锡、阜阳、蚌埠的调研显示，仅从2010年7月至2011年5月，四市人民银行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受理投诉486件，且主要集中在征信和银行卡领域，反映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与征信管理条例出台、银行卡管理办法修改的衔接、协调要求较高。而这两项法规、规章也已纳入金融立法“十二五”规划。
2.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成本适当。一是立法资源上，可以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为蓝本，吸收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试点经验和国际社会的治理规则。二是立法技术相对成熟，强调清晰、细致和可操作性。三是管理成本上相对较小，由人民银行承担金融消费纠纷的监管职责，不涉及到另设机构、招募人员和增加拨款的各项支出。
（二）可接受性评估
所谓可接受性是指它能对实现目标起到多大的作用，这是对选择某个方案的回报。本文重点评估其的立法价值和社会效应。
1.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价值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填补了经济立法的一处空白，增加了对专业性强和商业惯例复杂的金融业务的专项保护，与国际立法趋势同步、协调发展，有利于在国际范围内争取和维护我国的金融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二是带动了经济法学的前沿研究。中国知网2011年的数据显示，有关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文献多达185篇，且80%以上集中在2005年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研究继国际金融危机研究之后，日益成为各类研究机构的热议话题，学术研究的热情和金融实践的要求表现为正相关。
2.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凸显了对弱势群体的倾斜保护。一是从消费者角度而言，在传统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合同关系被认为平等主体间的“私法关系”，强调自治和契约自由。随着全球金融业的竞争加剧，消费者逐渐取代经营者，消费者期待引入监管当局“扶弱抑强”，改善自身与金融机构实质交易地位不平等的关系，以达到对实质正义的追求[6]。二是从金融监管者角度来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以维护金融业的稳定和金融机构的垄断利益为己任，而金融全球化条件下，客观上要求更多考虑金融市场的良性发展、增进社会福祉、强调企业社会责任，金融监管目标也从“管制”趋向“放松”，使监管部门可以将更多的行政资源投向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7]。
（三）可靠性评估
所谓可靠性是指方案被选择后出错的程度，表示选择某方案后要承担的风险。本文重点评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后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和法律风险。
1.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会增加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虽然人民银行作为监管部门，承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督管理职责，可以节省组织营建、人员招聘和固定资产等各项开支。但金融机构履行消费者保护义务也存在以下几点不利因素：一是会增加其工作负荷，如成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建立健全消费者投诉处理工作台账、向社会公布产品规则和风险说明等。二是会增加其经费开支，如拨付消费者教育宣传经费、添置办公用品、增加专业人员等。三是可能存在监管重叠，如向监管机构报送内控制度、统计分析和案件汇总等资料，可能会与各金融监管部门的专业监管要求重叠，存在多头报送、多头管理的情况，极易引发权威数据不准确或相关数据结论冲突。但从长远来看，有利于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2.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部门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第三方必须有所限制。从传统上的法律关系表述而言，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之间为平等民事主体的民事法律关系，监管部门作为第三方居中协调，并对处于弱势的消费者一方实施“倾斜”保护，而问题在于监管部门的“倾斜”力度有多大。本文认为，监管部门处理金融消费纠纷的作用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专业。通过对金融政策的解读、金融知识的介绍和金融产品与服务的专业评价，给消费者一个合法合理的说法。二是居中。监管部门不偏不倚，公平处理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之间的纠纷，既不放任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侵权行为，也不鼓励对金融消费者的过度保护，尤其是通过普通金融产品和金融风险产品的区别对待，逐步树立起“卖者有责、风险自担”的市场原则。三是快捷。金融消费对时效性的要求甚为苛刻，监管部门区别于仲裁和诉讼程序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其提供了解决金融消费纠纷的高效渠道，可满足金融消费者的快捷需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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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4篇
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电子商务法草案，这一话题引起热议。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应注意电商权利和消费者权利之间的平衡，有的建议明确电商为第一责任人，加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
立法要考虑电商和消费者之间权利平衡
在分组审议时，徐显明委员说，电商给人民群众消费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按理论讲，在立法上消费者的积极性应该很高，但现实并非如此，反而是电商的积极性更高。
“电商想赶快制定这部法律，规范自己?不是，他们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自己。”徐显明说，因此制定电子商务法就要考虑电商的权利和消费者权利之间的平衡，如果这个平衡不能保持好，过度地对电子商务给予保护，过度地给他们开辟渠道，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不公平的。
万鄂湘副委员长以草案第五十三条规定为例，指出该条在他看来明显是偏重保护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和电子商务经营者，而没有加大力度去保护消费者。
该条规定：电子商务经营主体应当依法保护知识产权，建立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明知平台电子商务经营者侵犯知识产权的，应该依法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施。
“一般在民法上除了‘明知’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可以加大电商或卖家的责任，那就是‘应当知道’。”万鄂湘解释说，比如商品上面已经标明“高仿”，还有的以非常低的价格，大大低于正常品牌价格，来诱骗消费者去点击的，电商推脱说不明知真假，那就应当属于“应该知道”。
万鄂湘说，如果把“应该知道”这个概念加入规定，就加大了卖家和电商的责任，这样才能对消费者的保护起到具体的作用。
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应作更具体规定
“对这部法律来说，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是第一位的。”傅莹委员说，电子商务是一个特别好的新业态，现在最让人头疼的是不诚信问题，假、不诚信会毁了一切。她认为，这部法律要抓住核心问题，解决或者至少推动电子商务活动往诚信方向走。
何晔晖委员认为，制定电子商务法最核心的问题是争端发生后如何保护消费者的权益，通过什么途径解决假冒伪劣的问题、产品损坏之后谁来赔付的问题等。
何晔晖说，争议的解决涉及到生产企业、经营者和第三方平台以及物流公司。一旦发生产品方面的问题，消费者是找厂商，还是找卖货的，还是找送货的?发生损毁、丢失、价格的不真实，找谁打官司?
草案第六十三条规定，电子商务活动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的，可以通过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组织、行业协会或者其他依法成立的调解组织调解，向有关部门投诉，提请仲裁机构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解决。
不过何晔晖指出，对消费者来说，上述解决问题的渠道，表面上看方法很多，路子很宽，但实际上真正发生问题后真不知去找谁，草案规定太原则。
第三方平台应为第一责任人
草案第五十八条规定：消费者通过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商品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要求赔偿。
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不能向消费者提供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或者其他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可以要求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先行赔付;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向消费者赔付后，有权向平台内的经营者进行追偿。
莫文秀委员指出，上述规定对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法定先行赔付责任作出了规定，但仅限于不能向消费者提供平台经营者真实名称、地址或其他有效联系方式的情形。
“这一规定是否有利于消费者权益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有利于促使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加强监督管理，值得斟酌研究。”莫文秀建议对第三方平台承担法定先行赔付的责任作进一步研究，努力做到权利与义务对等。
侯义斌委员也表示，根据近年的电子商务活动实践，他认为第五十八条规定还不能有效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应该作出较大的修改。
“实践中出现较多的问题是，通过相应的电子商务平台提供虚假商品或者出现一些其他问题后，电子商务平台往往是把责任推给商户，而消费者很难向商户取得赔偿或者追究责任。”侯义斌说。
他举例道，9月份，他的一位同事曾从某电商平台购买两本书，但是在前几天该平台又扣了他同事两本书钱，他同事找到平台后，询问原因，却被告知让找书店。
“我就不明白，书钱是平台扣的，为什么让消费者去找书店?按照草案现在的规定，首先要求消费者向第三方平台的商户去追责，在实践当中消费者是难以完成的。”侯义斌说。
因此，他建议加大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将第五十八条修改为：商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对其提供的商品质量负责，服务提供者应当对其提供的服务质量负责。消费者通过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电子商务平台为第一责任人，应当为消费者实行先行赔偿，同时向商品生产者、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追责和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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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法草案一审：平台方“先行赔付”引权责对等争议
12月25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对电子商务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在会上，常委会组成人员针对“权益保护”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立法遵循的原则是促进发展、规范秩序、保障权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尹中卿指出，“既要保障电商消费者权益，也要保障电商经营者权益。”
而在电子商务几方参与者权益都要考虑的前提下，针对第三方平台的监管讨论自然浮上水面。
“这部法律起草目的到底是什么?是综合性的还是侧重于保护哪一方?大家集中的意见认为还是综合性的保护。如果从这个原则出发，我感觉整个法律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和公平竞争秩序维护方面还是偏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说，“比如说垄断行为，第三方平台假如对本身自营的商品有意提高价格，或者做一个假的打折活动，结果价格比平常还高，像这类行为，我们认为应该也属于不正当竞争行为。”
“权益保护”最受立法者关注
电商法草案由全国人大财经委牵头起草，20xx年底正式启动立法，专门成立由12个部委参加的立法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值得关注的是，立法过程中召开的数次研讨会，包括两次国际研讨会，还邀请了联合国贸发会、美国、欧盟、日本等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的知名立法专家。
草案对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电子支付、快递物流、数据信息、争议解决、消费者权益保护等作出专门章节的规定。根据草案，电商不得刷好评、删差评，不得骚扰或威胁交易对方，迫使其违背意愿修改评价，违者最高可罚50万元。
而在12月25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中，常委会组成人员针对电子商务各个参与主体的“权益保护”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比如7天无理由退货，这样的要求对规范市场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但有的网店仍有自己的霸王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说，“从法律上，应尽可能拉平对电商和网商责任和义务的要求，对这部法律来说，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应该是第一位的。电子商务中，现在最头疼的是什么?是不诚信。电子商务是一个特别好的新业态，但是假、不诚信会毁了一切，所以我觉得这部法律要把核心问题抓住，核心的问题还是诚信。”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莫文秀指出，“与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相比，电子商务经营者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如果电子商务第三方平台通过修改规则，损害电子商务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如何解决由此引发的争议，需要进一步研究。目前草案没有对此作出规定，不利于电子商务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电商企业必须遵循国家法律政策层面上对商业活动的规制，承担商业经营者都应遵循的基本义务与社会责任。”
聚焦第三方平台“先行赔付”
在电子商务几方参与者权益都要考虑的前提下，针对第三方平台的监管讨论亦浮上水面。
尹中卿认为，“第三方平台在电子商务中发挥着很重要的枢纽作用，对第三方平台规范严一点好还是松一点好?严了，可能限制或阻碍发展;松了，可能也会对电商经营者、消费者造成不公平，甚至垄断。”
针对第三方平台“先行赔付”问题，多位委员认为草案需要作出修改。
保护消费者权益议论文范文第5篇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入的同时,市场消费空间和消费层次不断拓展,各生产经营者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进行市场争夺,侵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如雨后春笋般频频发生,消费者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本文在明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基本概念的基础上,首先从分析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的弱势地位入手,在阐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立法宗旨的基础上,提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这一基本精神理论基础;然后从科学技术高度化、经营扩大化、产销过程与流通机构复杂化、法律制度不健全等方面分析了消费者问题出现的成因,并列举了在经济迅速发展、消费者生活需要被不断满足的同时,出现的一些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严重社会问题;在消费者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本文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的进程,介绍了我国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立法的发展;接着又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取向问题做了探讨,安全价值、公平交易价值和福利价值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在价值取向中都是以消费者利益为第一位的,由此也反映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精神;最后,文章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关于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具体规定,以及维护消费者权益的有效途径方面,进一步论证了“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这一中心论点。
关键词: 消费者权益 基本精神 消费者问题 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 价值取向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理论基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有关保护消费者在有偿获得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免受人身、财产损害或侵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对居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提供特别保护的法律,是以保护消费者权利为主要内容的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广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所涉及消费者保护的各种法律规范所组成的有机整体。如由消费者保护基本法和其他专门的单行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其他法律和法规中的有关法律条款的规定组成的有机整体即为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指国家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在我国广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包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广告法》、《价格法》、《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等的诸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而狭义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仅指1993年10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是国家对基于消费者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维护真正的公平交易市场秩序的法律。之所以说是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而给予的特别保护,是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而决定的。消费者的弱势性,是指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在购买、使用经营者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过程中,因缺乏有关知识、信息以及人格缺陷、受控制等因素,导致安全权、知情权、自、公平交易权、受偿权、受尊重权、监督权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造成消费者权益的损害。
㈠、消费者的地位决定着消费者始终处于弱势
首先,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是一种非专业对专业,非知情人与知情人的关系。经营者通晓商品的技术性、了解市场行情、掌握顾客心理、具有一定的销售技巧,可以说知己知彼;而消费者却缺乏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相关知识,所接受的消费信息大多是经过加工的、有促销和诱导作用。消费者难免不被经营者所操纵,并与之建立非公平的交易契约。加之,商品与服务技术含量的提高,会增加经营者的强势地位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即强势更强、弱势更弱。
其次,现代市场经济简化商品交换程序,加速流通速度的客观要求,使消费合同具有了定式合同或者附从合同的特征。合同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这一传统合同理论,对于消费者来说,已不够真实。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条件是由经营者事先规定的,消费者完全是处于单纯地表示接受合同内容的被动地位,无讨价还价、参与合同内容形成的自由,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地位缺乏实质性保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是个人对组织的关系,在市场交易活动中,消费者多是单个的自然人,经营者多是有组织的法人,交易其实双方地位便不均等,特别是面对集团化的大型垄断企业,消费者往往被迫接受垄断高价。生产经营的集团化、跨国化在形成企业大型化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增强经营者的强势地位,加剧着消费者的弱势地位。
第三,经营者利己行为严重。现代市场经济中不正当竞争的加剧,使得有些商品供给者视损害消费者利益为获取利润的途径之一,他们置诚实信用等商业道德原则于不顾,竟相采取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或限制性商业行为,在质量、价格、计量、商标等各个方面竭尽各种欺诈手段,坑害消费者,其结果仍然是消费者遭受损害。
最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实力地位是非均等的。经营者经济实力雄厚,而作为个体的消费者则受其财务收入水平的硬约束。他必须在效用最大化与交易费用最小化之间做出选择。无论是交易前的信息收集,还是权益受损后的索赔对消费者来说都不经济,他为此付出的交易费用都实际增加了消费的支出。消费者通常是选择牺牲少量效用,换取交易费用最小化。
㈡、低质量的消费结构,必然决定了市场交易中消费者的弱势性。
首先,低质消费者的需求必然是一种数量型需求,消费者本身缺乏对商品的质量要求。对消费者来讲“不求好、只求有,不求精、只求多”,中国粗放式生产经营的需求原因正源于此。
其次,低质消费者的购买选择权受到很大限制。由于经济状况决定的消费结构、使消费者的需求被限定在最狭窄的商品可选择的范围内,被压缩到最低数额限量,消费者自然难有选择。而自主选择权是消费者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消费者增强谈判实力,抗衡经营者权利的重要内容手段之一。放弃或丧失了选择权的消费者注定处在被动、不利地位,弱势性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三,在低质消费中,价格的贵贱往往成了消费者购买与否的主要依据。
㈢、传统文化的影响也决定着消费者的弱势性。
传统文化对消费者弱势性的形成是一种潜意识的影响,主要造成消费者心理和人格上的缺陷,在面对经营者的市场
交易中自感“矮人三分”,处于弱势地位。
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定过程中加大了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加重了经营者的义务负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十分明确,正如其第一条规定的:“该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的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一立法宗旨完全是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出发的,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是本法的精神主旨。之所以认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就是本法的基本精神是有其深刻原因的,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消费者问题的出现是社会的一大问题,消费者运动的发展,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完善都是从社会实际出发的,基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制订过程中必然是以消费者利益为第一位的,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自然而然的成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二、由于消费者的弱势性及社会生产的发展因素,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常常遭到侵害。
因瑕疵商品(包括服务)以致生命、身体健康或财产之安全受到侵害,或因不公正契约导致所从事之交易不能获得公平合理待遇等消费者被侵害问题自古既已存在,但偶发的,个别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尚未形成社会问题。然而,经济发展迅速先进国家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已不是偶发的,个别的消费者被侵害问题,而是多数消费者经常被侵害的社会问题,这一般称之为消费者问题。消费者问题的发生原因甚多,而且错综复杂,并相互影响,究其主要原因,简述如下:
(一)科学技术高度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消费者很难了解产品的性能、结构和功能;企业生产的众多高科技新商品,在为消费者带来许多便利的同时,其复杂性与危险性亦随之与日俱增,消费者的危险也随之而来。
(二)经营扩大化
(三)产销过程与流通机构复杂化
(四)不正当竞争行为多样化
(五)消费者信用低质化
(六)消费者团体意识淡薄化
由于经营者互相结合成为商会或同业公会,具有完善的组织及丰足财力,形成压力集团及利益团体,强力影响政府之决策及立法。所以,尽管消费者愿意争取并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但因为消费者多属零散群众,欠缺共同利益及权利意识,在加上未具有丰足财力,因此不足以与作为压力集团及利益团体的经营者对抗。
(七)法律制度不健全
从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史来看,消费者问题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并尖锐化的。尤其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消费者利益的损害,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所共有的一种突出现象。中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直至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着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说直到目前仍然属于初创阶段。在这一阶段,损害消费者利益问题必然十分严重。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限制了商品生产和交换,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是消费品短缺,而不是消费者保护问题。在经历“”造成的社会动乱和经济停滞之后,从1979年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市场经济的极大发展。各种家用电器、化学化纤制品、美容化妆品、各类饮料、食品和药品的大量生产销售,在满足消费者生活需要的同时,却发生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严重社会问题。因产品缺陷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情况日益突出,饮料瓶炸裂、电视机显像管喷火爆炸、燃气热水器煤气泄漏、食品中毒等事件时有发生;一些不法厂商大肆粗制滥造,生产伪劣商品,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不少地方发现制造、贩卖假药,劣药和有毒食品,从工业酒精兑水作为饮用酒销售等严重危害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犯罪活动。由此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逐渐的形成了全国性的消费者保护运动。
三、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及其立法发展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日益增长,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消费者保护组织的不断发展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十分缓慢,消费者保护运动起步较晚。据有关记载,1981年春,中国外交部接到联合国亚洲太平洋经济社会理事会将于1981年6月在泰国曼谷召开“保护消费者磋商会”的会议通知。中国派朱震元同志以中国商检总公司代表的名义参加此次会议。这一次会议开阔了中国代表的眼界,了解了消费者运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为维护自身权益、争取社会公正自发成立的有组织地对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进行斗争的社会运动①。1983年3月21日河北省新乐县维护消费者利益委员会成立,1983年5月21日正式定名为“新乐县消费者协会”,中国第一个消费者组织率先成立,1984年8月广州正式成立广州市消费者委员会。1985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发文批复同意成立中国消费者协会。之后,各省市县相继成立各级消费者协会。消协组织的成立和发展,为中国保护消费者运动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使消费者权益得到合法保护、并使这种保护规范化、扩展化。
我国消费者保护立法采用一般法律模式,其优点在于 “消费者权益保护”观念通过一部单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予以强调和昌明,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相互地位,具体规定了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及其法定职责,其中某些规定可以作为裁判规范加以适用,并与其他单行法规中有关消费者保护的规定相互衔接,可以发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重要作用。1994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消费者的9项权利,具体包括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结社权、获知权、受尊重权和监督权。
目前,国家颁布的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法规400余件,其中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余部逐步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基础、《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食品卫生法》、《价格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组成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使消费者权益在法律有了切实的保障。
四、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价值取向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本法在价值取向上也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体现出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其主要包括:安全价值、公平交易价值、福利价值。
(一)安全价值。消费者追求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包括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等多个领域,安全 权是消费者所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通过交易能否满足当事人的利益,主要强调交易的结果,主要是由赔偿来保障的,通过事后的救济手段使消费者权利受到保障,其基本内容包括:
1、强调消费者不受不合理危险的侵害。
2、不受不卫生因素侵害。
3、人身安全不受侵害
消费者的安全权是一种绝对权力,不以国家是否规定而消失,经营者应对安全权给予充分的保障。安全价值的实现手段包括:
1、通过明确安全要求来实现。
2、通过消除安全隐患来实现。
3、通过有效的消费教育来实现。
安全价值取向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明确安全权,来对消费者进行保护,不安全权受到侵犯时,制定出相应的赔偿措施。主要是通过赔偿机制的事后救济手段来保障。
(二)公平交易价值。强调消费者与经营者交易过程中应当获得平等的待遇,消费者购买的消费品与其交付的货币价值相当,其基本内容包括:
1、消费者与经营者建立消费关系,应当由消费者自主决定,不得强迫交易。
2、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应当建立在充分了解交易条件的基础上自愿做出。
3、在交易过程当中,消费者的自由意志应当得到充分尊重。
4、消费交易结束对消费者公平,消费者支付的货币与其所获得的消费品价值相当。
公平交易价值的实现途径主要有:
1、通过净化规范交易环境实现。
2、通过直接规定交易条件实现。
3、通过制裁不诚实的交易行为与交易习惯实现。
(三)福利价值。社会公共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者也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其基本内容包括:
1、对消费需求的满足,从量的角度来自要求有能够满足消费需求的消费品存在。
2、对消费需求的满足,从选的角度要求消费资料和消费服务能够最大程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福利价值的实现途径主要有:
1、借助国家公权力对消费关系的适度干预。
2、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功能实现。
安全价值、公平交易价值、福利价值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体现出的基本价值,在价值取向中都是以消费者利益为第一位。通过其价值追求可以看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身就是消费者的法律,是消费
者利益维护的切实保障,其所反映出的基本精神是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具体规定的精神体现。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消费者所享有的权利和经营者应负担的义务,这一规定对于平衡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不平等地位具有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地位不均匀,消费处于弱势的地位,为实现双方的地位平等,交易公平,国家对消费者给予了特别的保护。体现在法律规范上,即国家通过立法形式,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对经营的活动进行一定的限制与约束,偏重其义务规范,对消费者偏重于其权利规范,并对消费者的权利的实施给予保障。对消费者特别保护还体现在法律适用上,当消费者的权利与其他权利保护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消费者的权利。通过对消费者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规范,使消费者在消费活动中享有充分权利,而改变其相对于经营者的弱势地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规定中,除对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的义务进行规定外,在救济手段上也体现出了国家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当消费者权益受侵害时,通过无过失救济的赔偿机制,使消费者的权益得到保护。除此之外国家还通过下列一些手段来保护消费者权益:
1、国家通过制定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规范从而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首要条件。
2、行政机关通过实施有效的行政行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发挥直接作用。
3、司法机关通过解决消费争议和打击经济犯罪来保护消费者。
4、仲裁机构通过发挥自身解决消费争议的独特优势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经济有效途径。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规定上,不难看出,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的规定是从消费者利益出发的,本法是保障消费者的权利和权益,约束经营者的经营行为的基本法律,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
随着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出现的消费者问题,引发了消费者权益保护运动,也直接促进了消费者保护立法的发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正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制定出台的。这部法律是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消费者问题而制定的,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消费者的特别保护,所以维护消费者利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也正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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