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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个人能力提升总结范文第1篇
本人主要负责编辑部英文刊与中文刊的编务、稿件和宣传工作，项目申报执行以及其它工作事宜。2020年度个人总结工作主要分为年度工作情况、年度工作占比分析、个人能力分析及提升和对部门建议与意见四个部分，依次展开如下：
一、2020年度主要工作情况
1、中文刊：采编系统处理；电话咨询；法务合同关系处理；财务核账次；网站最新录用文章；整理2019年度稿件引用单页。
2、英文刊：稿件编辑9篇，校对28篇；期刊邮寄超7534册；微信宣传27篇，引用单页宣传2期，外出参会宣传3次；组织会议2次；完成会议纪要16篇。
3、项目工作：完成项目申报2次；参与申报1次；项目组织参与1次。
4、其它事项：财务处理等相关事宜。
二、2020年度工作占比分析
为更好的了解与分析工作中的各项任务，以及为下一年度工作提升指明方向，分析了本年度相关工作的工时占比，具体内容如下：
从本年度的工作时长占比来看，超89%的工作时长在两本期刊的日常工作运营上；且在中文刊与英文刊相比，工时占比较长。
通过分析中文刊与英文刊各自的工时占比，可得出以下结论：中文刊超75%的工时占比为编务工作；英文刊超50%的工时占比为为稿件工作。
三、2020个人能力分析及2021提升计划
通过对2020年度工作时长占比分析可知，在花费工时占比较多的工作事项中，相关能力有一定的提升；在花费工时占比较少的的工作事项中，相关能力较为薄弱。具体分析及提升计划如下：
1、中文刊较英文刊工时占比较多
优势：通过近1年的工作时间，了解了中英文期刊从出版到录用的整个流程；并对英文刊加入SCI/EI的相关流程事项及必要条件有所了解。
劣势：英文刊的投入占比为39%，低于中文刊的投入占比49%，英文刊的投入需增大。
提升：中英文刊的占比主要由工作内容决定，暂无具体提升计划。
2、中文刊中编务占比时长较长
优势：在中文刊编务工作占比达75%，编务工作琐碎繁杂且与财务、作者和行业专家沟通较多，为更好更快的完成编务工作，对琐碎事务的优先级管理能力及效率有所提升与思考，例如编务系统工作模式由原来的整块处理变为每日处理，既缩短了作者投递稿件的周期，还减少了电话咨询的次数。
劣势：中文刊稿件占比时长仅为18%，编辑与校对水平有待提升。
提升：定期总结中文刊编辑疏漏点；总结编辑流程与编辑要点；阅读相关编辑的业务书籍。
3、英文刊中稿件占比时长较长
优势：通过不断编辑稿件，专业英语水平有一定的提升。
劣势：1、国内外科研领域了解不够；2、编委会会务组织能力有待提高。
提升：
1、 国内外科研领域了解不够：以中文刊与英文刊发表作者为基础点，扩展积累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与技术要点；了解英文刊编委技术领域关注点与最新见解。
2、 编委会会务组织能力有待提高：总结会务组织的相关流程；总结会务组织的突发情况类型，并做好应对措施总结。
四、部门工作建议意见
通过近1年的工作与思考，对部门工作提出以下建议与意见：
1、 定期举行相关业务培训并开展业务讨论：通过业务培训可增强被培训者相关能力的提升，也可增强培训者的思考、总结和表达能力；通过业务讨论，可以调动大家的工作积极性并促进流程优化。
2、 相关工作节点输出物实现数字存档：通过数字存档可长久保存避免了历史无法追溯的模糊情况，数字存档是部门历史的有效保留与展示。
年度个人能力提升总结范文第2篇
【关键词】人力资源开发；职工素质提升；探索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 C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7-0181-01
职工素质的高低，事关企业的兴衰成败，决定着企业的竞争力和发展水平。兖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紧紧围绕提升职工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素质和健康身心素质，着力于加强经营管理、专业技术和技术工人三支队伍建设，实施了“职工素质提升工程”，促进了企业科学发展。
一、实施职工素质提升工程的背景
兖矿集团根据企业发展战略，确立了一手抓煤炭资源开发，一手抓人力资源开发的工作思路，有计划、有步骤的全面实施了人力资源开发工作，职工素质及人才工作明显提高。但是，在人力资源方面仍然存在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一是人才总量不足，职工队伍整体素质还不高；二是职工技能素质有所提高，但综合素质亟待改善；三是人才结构不合理，高层次人才少，复合型人才匮乏。以上问题归根结底是职工的素质问题。而职工素质又涉及到价值取向、文化素养、职业道德、专业技能、健康身心、行为习惯等多个方面，必须系统思考，多管齐下，全面启动职工素质提升工程。
二、职工素质提升主要做法
（一）建立体系，构建素质提升长效机制
1.健全了组织领导机制。兖矿集团把实施“职工素质提升工程”纳入党政重要工作日程，组建了专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成立了董事长、党委书记任组长，全体班子成员在内，组织、人事、工会、安全监察、宣传、团委等部门共同参与的职工素质提升工程领导小组，并对有关职责进行了明确分工。
2.完善了工作运行机制。兖矿集团坚持引进人才与培养人才相结合、鼓励自学成才与组织技能比武、岗位练兵相结合。每年定向引进大中专毕业生；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空缺岗位全部实行以竞聘方式确定人选；推行职业资格认证和技能评定，命名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首席技师。坚持把班组建设作为素质提升和展示的重要平台，积极评树班组典型，表彰优秀班组长；扎实的工作为实施职工素质提升工程注入了内在活力。
3.建立了攀升激励机制。兖矿集团建立适合于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多轨制职业生涯规划制度。将职工的晋升通道分为经营管理序列、专业技术序列和操作技能序列三大类别，引导职工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和特点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通道。
（二）扎实推进，拓展素质提升方法途径
兖矿集团坚持多措并举，综合施策，拓展载体，开辟有效途径，促进素质提升工程向纵深发展。
1.拓展提升载体。一是积极开展学习型组织创建活动。二是以知识考试、技能测定、群众评议、绩效考评的四合一评价为基本依据，采用阶段性、不间断、浪推浪前进的推动办法，动态评定星级员工，引导和激励每一个员工由低到高向素质金字塔的顶峰攀升。三是推行自我岗位描述。将课堂与现场结合起来，激活了职工学习的动力，提高了职工的综合素质。
2.拓宽培训渠道。一是请进来传艺。兖矿集团先后邀请南开大学等著名大学教授、学习型组织培训师以及引进设备厂家的专业技术人员，到企业授课辅导，帮助大家开阔视野，增长才干。二是送出去培训。与各类高等院校开展“人才共建”，选派有培养潜力的优秀青年职工和经营管理、技术人员到高校学习深造。
3.创新方式方法。本着实际、实效、实用的原则，兖矿集团鼓励各基层单位创新素质提升的方式方法，形成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生动局面。东滩煤矿扎实推行手指口述，确保安全生产。
（三）注重结合，推动素质提升深入开展
1.注重内培与外引相结合。兖矿集团采取多种措施提高职工素质，目前，拥有本科以上学历人员13300人，其士、硕士近700人；“泰山学者”特聘专家2人；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7900人，高技能人才10480人，被评为2012年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2.注重安全培训与业务技能培训相结合。把安全教育与业务技能培训有机结合起来，实行安全素质提升效果与全员安全奖惩挂钩考核，提高了职工的安全意识和业务技能水平。
3.注重知识测试与实战技能考核相结合。兖矿集团在全公司推行了月度、季度业务技能知识考试，并与月度工作收入进行挂钩。同时，组织开展了多种形式的职工技能大比武和不同层次的各种技术培训，鼓励职工尽快掌握新工艺、新技术，进一步提升职工的综合素质。
三、取得的主要效果
1.职工队伍的素质意识和能力观念进一步强化。广大干部职工更加认识到，自身素质和能力是立身之基、干事之本。工作优劣看技能、收入高低靠贡献、个人发展凭素质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在学习和实践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积极性不断增强。
2.职工队伍的实践应用能力进一步增强。2012年，煤炭生产经营总量、营业收入、资财总额创历史新高。煤炭生产经营总量1.13亿吨，同比增加2221万吨，增长24.46%，营业收入1000亿元，同比增加159.96亿元，增长19.04%。年末资产总额1800亿元，总资产增长率28.83%。全年上缴税金92. 05亿元，同比增长10.24%，社会贡献总额268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2.67亿元。特别“双亿”经营目标的突破，推动兖矿规模当量迈上新台阶。先后有4项国家“863”计划课题通过科技部验收，6项课题分别列入国家“863”，“973”计划。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44项，专利授权95项，技术转让收入8911万元，体现了科技应用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新增强。
3.职工队伍综合素质进一步提高。素质提升工程的实施，强化了职工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认同，兖矿集团先后有劳模2000多人，其中，全国劳模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8人。兖矿集团列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第129位，较2011年上升10位；按净利润排名，列中国企业效益200佳第116位；按海外资产排名，在中国100大跨国公司中排名第24位；
四、今后素质提升思路与措施
（一）树立正确的人力资源观。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企业第一资源、人才优势是最大优势”的观念，始终把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两个调整”、“两个优化升级”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起抓。坚持把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作为培养、选拔、评价、使用人才的主要标准。摒弃唯资历、唯学历的思想，努力在实践中造就人才、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
年度个人能力提升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体质指标；中学生；大连
中图分类号：G635.5？摇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1-0135-02
一、引言
身心健康和各项身体素质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中学阶段，中学生群体的体质健康状况广受关注，主席在“十二运”开幕之际强调：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虽然表明：中小学生的耐力素质指标持续下滑趋势已经得到一定程度遏制，但是大连市初、高中学生近五年健康体能状况总体上均没有显著改善。因此，青少年体育教育工作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切实抓紧抓好。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1.研究对象。大连市2007—2012年参加《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的全体初、高中男女学生，含城市和农村。
2.研究方法。本研究的调研数据来自2007—2012近六年各年度大连市初、高级学校向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数据管理中心申报的基础数据，根据研究需要对与中学生身体形态、机能及素质相关并综合考虑测试样本数量、男女中学生的生理特点等因素选定本研究指标。对本研究选定的相关指标采用EXCEL再进行分类测算、汇总并制作图表。
三、研究结果与特征分析
1.身体形态。近六年大连市初中学生标准体重仍不足30%，高中男生已达40%；偏轻体重倾向初中生超过45%，高中生近40%；农村中学生的肥胖率突增，特别是高中；农村标准体重的中学生高于城市。
2.身体机能。①男生1000米/女生800米。大连市近六年中学生的循环机能良好以上比率初中总体增加，高中有下降态势，初中不及格率显著下降，高中却明显增加。超过40%的中学生需要努力提升心血管系统机能。②肺活量。大连市初中学生呼吸机能良好以上水平连续两年呈下降态势，高中有提升，农村好于城市。不及格水平城市呈上升态势，初中好于高中，城市好于农村。中学生总体需要加强呼吸机能的比例超过70%。
3.身体素质。①掷实心球。近六年大连市中学生上肢力量良好以上水平初、高中学生均有较大幅度提升，初中好于高中，农村初中优秀率提升超过20%，不及格率整体下降，农村中学生下降幅度显著，总体城市中学生超过40%有待提升上肢力量，农村则少10%。②立定跳远。近六年大连市中学生下肢力量初中下降，高中提升，农村好于城市，城市初中生下降幅度较大。不及格率初中生有一定程度提升，特别是城市增长幅度较大，城市高中生略有下降，农村则有小幅增加，中学生总体超过40%需尽快提升下肢力量。③仰卧起坐。大连市中学三四年级女生近六年腹肌力量优秀水平城市下降，初中好于高中，农村大幅度提升。中学生不及格率大幅度下降，农村好于城市。平均超过45%的学生仅处于及格水平，超过一半的中学女生腹肌力量有待提升。④坐位体前屈。近六年大连市中学生柔韧素质有提升，初中好于高中，良好以上水平接近60%，不及格率有回升，农村高于城市，高中不如初中，超过40%初中学生柔韧素质有待提升。
4.健康体能综合情况。①总分。大连市初中学生健康体能总平均分近六年呈缓慢上升态势，城市增长13分，总体上农村高于城市，但依旧没有突破及格水平。城市男生分数最低，农村女生分数最高，相差6分，仅农村女生达到了良好水平。（详见下页图1）②评定等级。近六年大连市中学生健康体能综合评定优秀率总体上是提升态势，高中好于初中，不足10%。初中良好以上水平不足50%，高中略好。不及格比例初中高于高中，平均不足20%。城市初中生健康体能综合评定及格及以下水平比例最高，农村高中生较低。（详见图2）
四、结语
近六年大连市中学生在身体形态方面：标准体重比例不足三分之一，城市初中生偏轻体重倾向和农村中学生的肥胖现象较为突出。身体机能方面：呼吸机能连续呈下降态势，农村好于城市，大多数中学生亟待提升。循环机能初中明显好于高中，需要努力提升的比率远远低于呼吸机能。身体素质方面：上肢力量有较大幅度提升，初中好于高中。下肢力量初中下降，高中提升，农村好于城市。女生腹肌力量农村大幅度提升，不及格率大幅度下降，有待提升的比例超过一半。柔韧素质有提升，多数达到良好以上水平。健康体能总平均分：健康体能总平均分缓慢上升，尚未突破及格水平。综合评定优秀等级：总体提升态势，高中好于初中，达到优秀的比例偏低，不及格比例仍较高。
参考文献：
[1]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结果[R].2011-09-02.
年度个人能力提升总结范文第4篇
本文旨在分析消费率这个关系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问题。笔者的主要观点是人口结构变动将驱动未来十年消费率反转，实现从“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向“中国消费”的转型，并由此深刻影响中国和全球的经济格局。在这个过程中，主动的体制和政策变革将有利于经济转型的平稳进行。
消费长周期上半场：
中国为什么“不消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在上世纪90年代相对稳定，2001年以后呈现下降趋势。居民消费率从2000年的46％下降到2010年的34％，总体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2000年的62％下降到2010年的47％。过去十年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为34％，比此前（1978年－2010年）的历史平均水平低了12个百分点。
中国居民消费率的大幅降低并非历史个案。国际经验显示，由于工业化推动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居民消费率往往在一段时间内经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横向和纵向的国际比较均显示，中国居民消费率和总体消费率的绝对水平显著低于其他国家。2010年中国居民消费率比美国1930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低了16个百分点，比日本1955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低了19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率是否在统计上被低估是个有争议的话题。我们从住房消费入手，估算居民消费率被低估3个－4个百分点，但这并不改变其2001年以来总体下降的大趋势，也不改变中国消费率显著低于其他国家的基本结论。
中国过去十年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既反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也有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上升的原因。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8年期间，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下降幅度约6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2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估算，居民消费率下降三分之一是受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另外三分之二反映居民储蓄率上升。
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和居民储蓄率的同时上升主要反映两个方面的变化：在收入的分配过程中，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形成挤压，同时居民内部财富和收入分配日益不平衡，造成平均储蓄率上升。
在此过程中，人口结构的变动既是这些不平衡的关键驱动力量，也是相关体制、政策扭曲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的支持因素。
过去十几年中国人口结构变化遵循两个大的趋势。一个是人口红利：青壮年人口增多，抚养比下降；把年龄在25岁－64之间的人看做是生产者，其余主要为消费者，则生产者人数在1995年－2000年间超过消费者，其后持续上升。另一个趋势是城乡转移：在农村不充分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转移到城镇工作。
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人口红利的两大力量叠加，一方面提高了经济的供给能力，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体现为潜在增长率上升；另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的供大于求，就业压力大，竞争导致工资增速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
很少有国家出现这种人口红利期与城乡转移期的重叠。其他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都是城乡劳动力转移基本完成（城镇化率达到70％）以后才出现人口红利。中国人口红利与城乡劳动力转移叠加的独特状况不仅在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压低了工资，而且使得一些不利于消费扩张的体制因素和政策安排变得“可持续”，为企业和政府部门挤压居民部门提供了空间。
企业对居民部门挤压的一个体现是企业的储蓄率和投资上升。中国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和金融压抑，造成企业向居民部门分红不足，居民向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资金却不能有效分享企业收益。
企业可支配收入的快速上升刺激了投资，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扩张，但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压制了工资上升的幅度。没有劳动力的充分供给，企业的高投资必然导致工资快速上升，利润率收缩，最终企业的高储蓄、高投资也不可持续。
政府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挤压表现在两个方面。税收增长显著超过经济增速，但政府对居民部门的转移支付不足，压制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长。同时，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造成政府在支出上偏重投资，而公共服务支出增长慢。
一个结果是政府储蓄率（政府储蓄占政府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从1999年的15％上升至2008年的39％。政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共服务和转移支付，也影响居民的储蓄率。国际对比显示，政府转移支付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占GDP比重较低的国家，相应的居民储蓄率也较高。
政府对居民部门消费的挤压有体制、政策设计的因素，但和人口结构也有一定的关系。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提高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投资率上升有其合理性，而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需要扮演关键的角色。但这里面有一个是否适度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投资，将其未来的产出效率与居民放弃的当下消费造成的损失相比，不一定体现最有效的资源配置。
在企业和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收入挤压的同时，居民部门内部贫富差距也在拉大。2002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是农村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的13倍，2010年上升到16倍。由于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低，收入分配和财富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全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
两个因素的影响尤其之大。一是税收结构不合理，过多地依赖流转税 （增值税、关税、营业税等），本质上是消费税。由于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占其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高，消费税具有累退性质，低收入群体的有效税率超过高收入群体，拉大了居民的当期收入差距。
另一方面是房价的快速上升拉大了居民的财产差距，而财产代表的是永久收入，其影响更为深远。从实证数据看，过去五年，房价增长快的省份，消费增长相对慢一些。房价快速上升本身也反映了人口红利增加和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造成对住房的投资性需求。
最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在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将原先由企业和政府承担的相关储蓄部分转移到居民部门，客观上扩大了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会平均储蓄率的增加、抑制了居民消费。
消费长周期下半场：
消费率趋势性上升
展望未来，人口结构等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并将带领中国消费长周期迈入下半场，消费率将反转并呈现趋势性上升。根据官方的统计，中部和西部的消费率近年来持续下跌，但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率已经企稳，从2008年的31％的低位上升至2010年的32％，显示消费长周期的拐点可能已经出现、或者接近出现。
人口年龄结构显示生产者/消费者比例在2015年或更早见顶，然后逐渐回落。工资的上升显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拐点可能在2004年－2005年就已经发生，我们估算，农村可转移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已经从2005年的1亿左右下降到2010年的3000万左右，可转移的空间已经大幅减少。
劳动力供给的紧张将增加工资上涨的压力，挤压企业部门的利润，提高家庭部门收入在GDP分配中的占比。同时，青壮年是社会上的生产者和储蓄者，而老人和小孩则是净消费者，所以随着人口红利时期结束，青壮年的相对人数下降，家庭的平均储蓄率会降低。
从体制和政策层面看，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总体收入增长放缓，政府和企业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挤压将越来越不可持续，改革的压力在增加。新一轮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税制改革、金融改革以及房地产调控，都将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并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分配的差距，进而提高总体的消费率。
近几年，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扩大。截至2011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2004年翻一番。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4.7亿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与人数上升至2010年底的8.4亿人，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补助标准未来几年将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改善缩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并降低预防性储蓄，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
税制改革可以在降低税负和结构调整两个方面影响消费。降低税负有利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而税收结构调整（降低增值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增加资源税、房产税等财产性税收）有利于缩小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差距。
金融体制的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资本市场深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将降低金融压抑，减少企业部门在收入分配中对居民部门的挤压。利率市场化和资本市场深化有利于提高居民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利息收入，分享企业赢利。资本账户开放将扩大居民境外投资渠道，在收益和分散风险上取得更好的平衡。
另外，抑制房地产投资性需求和保障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需求的政策若能长期坚持，将促进房价向合理水平回归，缩小居民的财富和收入差距，进而提高居民部门的平均消费倾向。
基于上述的人口结构变化和制度变革等因素，我们根据一个跨国计量模型估算，至2020年，居民消费率将提高6个百分点、达到40％；政府消费率（主要是公共服务支出）上升3个百分点，达到17％。消费平均年增长13％，比前十年上升1个百分点，消费总额将从2010年的19万亿元增加到64万亿元。中国将拥有世界第二的消费市场、世界第一的社会零售总额。
“中国消费”
将改变宏观经济格局
“中国消费”时代的来临，将伴随居民部门与非居民部门之间的再平衡，以及居民部门内部的分配再平衡，对宏观经济意义重大。
首先，总需求将实现由投资向消费、由外需向内需的结构性转变。预计从2012年开始，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将超过投资，成为拉动总需求的最大力量，同时贸易顺差将继续降低。
从总供给的角度看，促进消费上升所涉及的金融、企业治理、税收、政府职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将有利于改善供给，提升生产效率，虽然不能改变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趋势，但有助于控制其下降的幅度。笔者认为，人口结构变动造成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将是推动这些改革的重要力量。
在货币环境方面，随着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社会总体融资条件将没有过去十年宽松。伴随储蓄率下降的货币长周期的下半场将体现为货币增长放缓，货币增长方式回归到主要靠信贷投放而不是外汇占款，导致货币政策易紧难松（人口结构变动导致经济的供给能力相对于消费潜力的下降）和房地产的去泡沫化（见《财经》2012年第4期“货币长周期的逻辑”）。
CPI通胀的压力可能增加，但最终结果要看政策对通胀的容忍度。笔者认为，人口结构等经济供给面变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通胀的趋势性上升。在一个逐渐老龄化的社会，政策对通胀的容忍度难有显著的增加。预计未来十年CPI通胀率平均为3％－4％，比2000年－2010年高1个百分点。
通胀的结构将发生改变，消费品价格相对于投资品价格上升，不可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价格上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均衡水平将温和上升。私人部门对外汇资产需求的上升可能对人民币的名义汇率有贬值压力，但贬值幅度将受到限制，背后的逻辑是贬值导致总需求很快超过总供给，通胀上升，政策紧缩，支撑人民币相对其他货币的名义汇价。
财政政策方面，政府的储蓄率下降以及其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将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政府的财政收支将没有过去十年那么宽裕。这不一定体现为财政赤字增加，而是通过政府的投资率下降来实现。政府降低投资率将增加非政府部门的发展空间。
第二，随着政府储蓄率的下降，未来财政政策在逆周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多地依靠税收、转移支付和公共服务开支的调整，而不是投资的变动来实现。财政政策的调整对总需求的影响将变得更间接些，为达到效果所需要的时间更长些。财政政策对一般居民生活的直接影响将加大，也意味着居民部门对财政及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参与度将增加。
中国的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将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
首先，中国的消费将构成全球总需求的重要部分。中国消费总量到2020年时可能仍不及世界第一的美国，但社会零售总额超过美国的可能性大，主要反映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较低，商品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较大。对贸易伙伴来讲，中国的商品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将比美国更大。
其次，中国需求结构的变动对贸易伙伴有不同的影响。一方面，越来越多国家的出口增长将更多依赖中国的消费品进口；另一方面，因为投资率下降，中国的大宗商品等投资品的进口增速将会下降。这将抑制与投资联系较紧的大宗商品价格，而对消费类大宗商品价格有上行压力。
年度个人能力提升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消费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产业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居民各种消费内容和形式及其互相配合、互相作用的方式，它可以分为消费层次结构（生存性、享受性和发展性消费品的消费比例）、消费支出结构（不同内容的消费项目，如衣、食、住、行、健康、教育、娱乐、旅游等的消费比例）、消费形态结构（实物消费和劳务消费的比例）和消费主体结构（高、中、低收入阶层在人数、消费总量、消费层次、消费内容和消费形态上的比例）等类型。消费结构升级表现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结构从较低生活质量标准向较高生活质量标准演变的过程。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对于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优化和升级产业结构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我国消费结构升级的阶段性特点
以满足吃穿为重点的温饱型阶段（1978—1984年）。在这一阶段，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的重点主要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即解决温饱问题，所以这一阶段食品和衣着消费占到居民消费支出的70%—80%。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是该时期的主要消费热点或标志性商品。
一般耐用消费品普及阶段（1985—1991年）。这一阶段是我国城镇居民在解决温饱之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进行的第二次消费结构升级过程。在这次升级过程中，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是该时期的主要消费热点。城镇居民消费从千元级迈向万元级，形成了以家用电器普及为代表的耐用消费品热潮。
以居住、家庭设备等为重点的优化生活品质阶段（1992—2000年）。在这一阶段，我国正式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劳动力等要素的市场化也逐步展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迈上新的台阶，家庭消费呈现出新的变化趋势：居民的住房消费支出增加，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空调、大容量冰箱、影碟机、组合音响、家庭影院、高清晰度彩电、中高档乐器（如钢琴）、健身器材、手机、个人电脑等多种新一代消费热点产品大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城镇居民用于通讯、旅游和健康的支出增加。
以住房、汽车、教育文化、旅游等为重点的享受型和发展型阶段（从2001年起）。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是指本阶段的完成过程。这一阶段，家用汽车、住房至今等十万元至几十万元的大型耐用消费品成为城镇居民关注和消费的热点，以教育为龙头的教育、通信、文化娱乐、旅游等服务类消费大幅攀升。对我国城镇居民而言，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本质是生活质量从小康向富裕的过渡和转变。
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意义
从消费主体结构变化趋势来看，我国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将表现为社会结构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农民变市民，蓝领变白领，中等收入水平的人群在人口中的比重极大增加。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稳定的社会结构，它在效率和公平方面都能使大多数社会成员满意。根据调查，中等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达1.1，即这类人群每增加1元收入就可带动1.1元的消费。在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橄榄型社会结构将逐步形成，这将带来巨大的、快速而稳定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从而有利于民众的就业、收入与产业利润在良性互动中增长，促进和谐社会向前发展。最近，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许多出口导向型企业陷入亏损或倒闭的境地。面对严酷的现实环境，我国必须从以投资和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向以消费拉动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即在保持投资和外贸合理增长的同时，充分利用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机会拉动经济增长，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度（目前我国这一指标为50%左右，美国等发达国家为70%左右）。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需求层次的逐步升级，产业结构将沿着“轻型化”阶段—“重工业化”阶段—“高加工化”阶段—“高服务化”阶段这一路径演变。第一次消费结构升级强烈拉动了我国轻工、纺织产品的生产，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第二次和第三次消费结构升级有力地驱动了我国电子、钢铁、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兴旺和发展。目前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呈现出新的趋势，城镇居民对节能环保和智能化的新一代家电产品、教育、电脑和互联网、住房、汽车、医疗保健、保险、旅游、文化娱乐等的消费需求迅速增长。这一升级过程将持续数十年的时间，如果能够抓住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良好机会，我国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将得到迅速发展，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将得到很大提升。
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障碍
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加，使居民减少现期消费而增加储蓄。我国居民减少现期消费而增加储蓄，主要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劳动就业制度的市场化改革，对居民收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不仅使居民的收入来源和收入构成发生了变化，而且失业现象的存在增加了居民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这迫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减少现期消费；另一方面，原有的各种福利制度已经被取消，新出台的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制度的改革短期内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居民的支出负担，在当前社会保障体制不完善的背景下，居民支出预期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从而促使居民节制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
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居民所得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减小。近10多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下降显著。与此相伴随的是，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速高于名义GDP增速(更是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速)，企业利润增长也大大高于GDP增长速度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低，居民所得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减小，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
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偏小，其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通常在60%以上。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低于20%。《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对大多数中等收入消费者来说，经济实用的基本生活用品仍是消费主流，千元级、万元级的消费已基本满足，受购买力的制约，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潜力仍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积蓄，才能得以充分释放。这说明，要充分发挥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除了扩大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外，还需进一步提高其收入水平。
消费信贷发展水平较低。自1999年以来，我国消费信贷总额从1996年的1396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4亿元，增长了近17倍。消费信贷品种从单纯的住房贷款扩充到现在的10多个品种，主要包括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汽车贷款、助学贷款、医疗贷款、旅游贷款等。但我国消费信贷发展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总体规模偏小，结构也不合理。2006年我国消费信贷总额占当年GDP的比重仅为11.46%，其中住房消费信贷在消费信贷总额中占82.5%，其余品种之和所占的比重还不足20%，也就是说，我国居民非住房消费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低于2%（近5年美国居民每年非住房消费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均超过20%）。消费环境的不完善抑制了居民消费愿望的实现。我国居民的消费软环境不容乐观。各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时有发生；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包括市场准入、行业规范、产品或服务质量等级与标准，以及对违规经营行为进行惩处的有关法律与规定都不健全；执法不严,处罚过轻,使经营者违法成本过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缺乏足够的力度。这种不良的微观消费环境对消费者的信心产生消极的影响，直接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愿望。
促进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的对策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不低于GDP的增长速度。通过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拉动内需增长，关键要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在分配领域的不同作用，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分配制度的改革要以市场调节为基础，妥善处理好市场调节和政府管理的关系：能由市场调节的，政府不干预；能由企业管好的，政府不包办；对市场不能解决或解决不好的，政府要加强管理，而且必须管好；政府要通过减税等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和增加劳动者收入；要完善与劳工工资有关的法律法规，除各地根据实际情况规定最低工资水平之外，还必须规定劳工工资在一定条件下的增长幅度。通过多种措施，确保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不低于GDP的增速，更好地发挥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是持续提高消费率的重要途径。这需要多种政策和措施的协同作用，如出台市场效率与社会公正相协调的政策，完善个人所得税征收和社会保障体系，赋予劳动者和其雇主分享利润的权利等。但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对于提高劳动者薪酬水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的可持续途径。提高劳动力素质要从两个基本方面着手：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教育程度（重点是普遍提高大众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质量），另一方面提高劳动者的技能水平（重点是普遍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并提高培训质量）。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居民整体消费倾向以及最终消费率将逐步提升。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广大居民的消费率。我国自2005年以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各项政策陆续出台，但要达到预期效果，还需要将它们转化为有效的措施。要以住房、教育、医疗、就业和养老为重点，继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体现制度设计的人性化和科学化，提高社会对居民未来生活安全的保障能力，以逐渐减弱居民对未来支出的不安定心理，使其减少防范性储蓄，增加即期消费。
优化消费软环境，维护和增强消费者信心。优化消费软环境，维护和增强消费者信心是促进居民消费增长的必要措施之一。首先，要持之以恒地开展诚信体系建设，将社会信息化和诚信榜进行有效对接，进一步促进企业加强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其次，在继续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的同时，以健全法规实施机制为重点，切实加强市场秩序监管力度，提高对假冒伪劣和商业欺诈行为的惩处力度，提高违法者的侵权成本。再次，保持消费者维权渠道的畅通无阻，随时便捷地提供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信息和知识援助信息，降低消费者的维权成本。
完善消费信用体系，促进消费信贷的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发挥消费信贷对消费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关键在于完善消费信用体系，促进消费信贷的持续健康发展。应加快个人征信体系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健全消费信贷法制环境，建立和完善信贷保险制度和消费者个人破产制度，在搞好风险管理的同时，加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消费信贷产品的创新与推广，大力拓展消费信贷供给渠道，形成多层次的、面向不同群体的消费信贷供给市场，从而推动最终消费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