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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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 )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和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20世…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精选5篇)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理论 《伤寒论》 文化负载词

一、多元系统理论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是由以色列著名学者埃文-佐哈尔(Even-Zohar )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多元系统理论把翻译和译作与所产生和被阅读的文化语境、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许多因素结合在一起,为翻译研究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研究领域。20世纪末,埃文-佐哈尔的同事图里(Gideon Toury)发展了他的理论,提出“描写性的翻译研究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将翻译结果视为既成事实,追寻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译语文化多元系统中的功能和地位,并对此进行“全面历时性描述”(comprehensive diachronic description)。这一描写性的方法适用于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作品或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由于能有效地避免评论者自身所处历史时期的审美期望的干扰,可真正昭示每一个翻译作品的特征和价值。因此,这种方法可以为《伤寒论》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二、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

1.文化负载词。不同民族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环境,由于各自特殊的,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节程中形成了民族间的文化差异,这是产生文化负载词语的根源。按照纽马克的定义:文化负载词是能集中反映或表达某一民族风俗习惯,气质情感,历史典故,思维模式,价值取向,宗教心态等特有事物的词、词语和习语。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语言既折射着民族文化,也随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发展。不同民族生活在各自独特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生活习俗,并在一长期的历史演变和各自政治经济氛围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格。所有这些都会以浓缩了的民族特色的文化负载词进入民族生活习惯。

2.伤寒论文化负载词分类及举例。《伤寒论》专业术语纷繁复杂,是全文的核心,参照魏杰对中医术语的分类,本文按如下分类:

1)按中医病证名:如“中风”,“伤寒”,“风温”,“厥”等一类病名;

2)按中医症状名:如“恶风”,“往来寒热”等,十分准确和形象地描述了病证的特征性及表现;

3)按病因病机名:如“汗家”,“淋家”,“酒客”,“虚烦”等反映疾病特点的词;

4)中医哲学类:如“阴阳”等。

按其他类术语分类:主要用于描述特定类概念,比如方药名:“如苦酒”,“法醋”,

“白粉”,“清浆水”等特殊的煎药方法:古代文字及器物名:如“博棋子”,“索饼”等。

三、《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举例

罗希文译本(以下简称罗译):Treatise on Febrile Caused by Cold (Shang Han Lun)中医上的“伤寒”与西医学的“伤寒”名虽相同,但实际所指却大相径庭。“伤寒”有三层含义,一为多种外感热病的总称,二为感受寒气而引发的病症,三指冬季受寒。而西医学中的“伤寒”则指的是因伤寒杆菌而引起的病症。所以,中医中的“伤寒”不可译作typhoid。中医院校规划教材《伤寒学》把伤寒分为广义的伤寒和狭义的伤寒。广义的伤寒为一切外感疾病的总称,狭义的伤寒为风寒外感感而即发的疾病。罗译“Febrile Disease Caused by Cold”回译为“风寒造成的发热性疾病”这种译法没有全面译出“伤寒”的含义,有两处值得商榷,一是它只强调了外感发热,而广义的伤寒可以表现为发热也可以因患者年老体弱、正气衰微不能与邪抗争表现为不发热;二是广义的伤寒包括中风、伤寒、湿温、热病、温病,而不单只有热病一种。所以,“伤寒”的译法在形式与实质的等值上有不尽人意之处。因为理解上的障碍和对应语的缺乏,在目前翻译实践条件限制下,为了保持特有的文化内涵,音译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较好翻译手段。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世中联,World Feder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Societies )等主持的中医用语英译国际标准化(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简称IS TTCM)审定工作的研究成果《中医基本名词术语中英对照国际标准》(以下简称《术语标准》)中,《伤寒论》书名的翻译采用音译,即译为“Shang han lun”相信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Shang han lun”最终会成为代表一定意义的中医专用术语。

中药方剂数量十分庞大,其名称的翻译也大致经历了一个从拉丁语翻译到英语翻译再

到音译的过程,如“桂枝汤”以前译为Decoction of Ramulus Cinnamomi(罗希文),除decoction外,全部为拉丁文,冗长难念,后来英译为Cinnamom twig decoction(黄海),虽有简化但仍然拗口。目前基本上采用音译法翻译,以利统一。

中医的药物剂型,有些与西医相同或接近,如丸、散、膏、片等,可以直接译作pill, powder, ointment, tablet等。但更多的却是中医特有的,在西医里没有相应的概念,如汤、饮,丹等,这些中医特有剂型的翻译,国内外比较统一,如“汤”译作decoction,“丹”译作bolus.

四、《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

1.强调对自然对应语的使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在文化、语言和民族心理等方面虽然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异,但其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日常生活体验,却有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如对一些疾病的感受和体验,对一些病理表现的认识和分析,中西方均有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就有了一些较为致的概念和用语。对这些中医概念,可采取相应的西医术语予以翻译,而不必逐字对译。例如“失眠”:insomnia;“头痛”:headache;“呃逆”:hiccup等等。

2.简明扼要,再加注解。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中医最初在西方医学文化中是作为一种弱势文化而存在的。要想让中医在西医强势文化中找到生存空间,让外国人了解并接受中医,早期的中医翻译中,有些术语的确比较冗长,不太实用,但是在中医翻译刚刚起步,中医文化进行推广的最初,这样的翻译探索己经是开创性的壮举了。如罗希文将“奔豚”译为a syndrome characterized by a feeling of gas rushing up through the thorax to the throat from the lower abdomen。在中医翻译初期,这样的解释性翻译是历史的必然,是无法逾越的。

多元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其中各个子系统也会因时间的推移相互转化。随着中医对外交流开展得日益广泛和西方人对中医理法方药认识的更为深入,虽不能说中医文化已在西方医学文化中处于强势,但足以说明国际社会对中医文化更加认同、更加热衷。如果我们留意一下目前的翻译,便会感受到中医英译简洁化的趋势。

中医用语的突出特点是简明扼要,因此在翻译时理应保持这一特点。如目前对“奔豚”的翻译,合理的做法应是先将其译为较为简洁的术语running-pig syndrome,然后加以注解,以利读者理解。

3.保持民族特色和独有概念。中医学具有特殊的认识体系,在思想原则、概念等方面都有自身独到的规定性,在理论系统与操作程序方面,也与现代医学有着强烈的不可相通性。就文化特征而言,中医学只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医学体系,因而具有鲜明的民族性。这一点在翻译时也应予以充分体现。这主要体现在“异化”与“音译”筛龇矫妗

“异化”,就是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结构和语义特色,医学中有相当一部分概念和用语是中医所特有的,在翻译时应该努力保持其原有特质,过分“归化”的翻译往往使译文失去原文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如早期将“风寒咳嗽”译作cough due to wind and cold。现在更多的译者选择了更为“异化”的方式,按原术语的结构将其翻译为wind-cold cough。

4.形神兼备,音意结合。在中医语言中,有些用语的前一部分是具体的,而后一部分却是抽象的。如五脏、肾气等。以前多将“五脏”译作five solid organs,一定意义上揭示了脏器的结构特点,但并不准确。近年来人们逐步采用音意结合的方式将“五脏”译为five zang-organs. “气”,虽统一音译为Qi,但与其相关的用语可采用“音意结合”法予以翻译。如将“肾气”译作kidney Qi等。

5.强调回译。回译,又名翻译还原,就是例如原来是中文,被译成英文,现在再把英文还原成中文。在中医翻译上强调“回译”是为了使英译的中医名词术语在结构上应与中文形式相近,更好地实现在国际交流中信息、的双向传递。如“伤寒”曾被广泛翻译为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意思可能是准确的,但相对于原文较冗长;另外,从翻译方法来看,属于意译,与原文缺乏回译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双向交流。所以,目前逐步被cold attack所取代。

五、结论

根据多元系统理论,不同教育背景、文化程度、工作经历和历史因素对翻译者的翻译倾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于中医英译,单个译者在专业性和语言能力等层次上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译者之间应加强交流和沟通,甚至合作,协调好不同译者间的主体性,将各自对原文不同的理解及不同的翻译风格融合到同一翻译工作中,尤其是中医专业术语这种科技类的译作中。对已有的相关国际标准,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完善、制订和推广。

参考文献:

[1]惠佳蓓.关联理论与《伤寒论》文化负载词英译对比研究: 基于两种译本[D].南京中医药大学.

[2]李照国.中医英语翻译技巧[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16-20.

[3]林巍.中西文化比较及翻译研究[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2.

[4]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态度[J].中国翻译,2000(4):4.

[5]魏酒杰.汉英英汉中医词典[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25.

[6]奚飞飞.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伤寒论》英译的比较研究[D].南京中医药大学.

[7]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闭[J].外国语,2003.(4):59-66.

[8]杨红英.文化负载词语在《围城》翻泽的处理仁丁[J].科教文汇,2008(8):250.

[9]Even-Zohar LPolysystem studies[M].Tel-Aviv: Porter Institute for Poetics and Semiotica(Poetics Today),1990:11.

[10]Newmark 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Hemel Hempstead: prentice Hall,1988:23.

作者简介: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多元系统论 晚清小说翻译 翻译策略 文化原因

1.引言

“多元系统论”是早期翻译研究派符合逻辑的发展和超越[1]。描写翻译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多元系统论”的创始人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佐哈尔将翻译文学置于译入语文学、社会和文化这个多元系统中进行考察,提出“多元系统论”和翻译准则等重要概念。张南峰认为,从清末以来到五四时期,“随着中国文化多元系统从强势变为弱势、从地区大系统的中心走到世界大系统的边缘,翻译系统从中国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走到了中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本文从多元系统论角度阐释晚清的小说翻译,并特别分析林纾和严复翻译策略形成的文化原因。

2.多元系统理论概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佐哈尔在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1978年,佐哈尔首次介绍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它是指在某个社会中相互关联的文学、半文学和文学以外的整个系统,包括“高雅的”、“经典的”文学形式和“通俗的”、“非经典的”文学形式。在创建自己的文学理论的过程中,佐哈尔不仅创造了“多元系统”这个术语,而且把它发展成“多元系统论”,试图用它解释所有书写的功能,从中心的、经典的文本到边缘、非经典的文本。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内容,就是把各种社会符号现象即各种由符号支配的人类交际形式,如语言、文学、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视作一个系统。

翻译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既可占主要位置,又可占次要位置,具体要根据该文化里当时其它文学的状态而定。占主要位置时,翻译在塑造多元系统的中心部分的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具体出现可以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当一个多元系统尚未定型、文学的发展还处于正在建立的状态;二是该文学在一组相关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三是该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原来的文学不单要借助翻译文学来输入新的思想和内容,就是形式和技巧,也需要翻译来提供。所以,这时翻译活动就会占据主要和中心地位,扮演重要的创新角色。相反的,如果原来的文学系统处于强势地位,已经发展完备时,翻译便会处于次要地位,翻译文学在文化系统中就会处于边缘地带。

3.晚清文学翻译

3.1在中国翻译史的地位。

晚清时期的翻译,尤其是在小说、戏剧和诗歌各方面齐头并进。首先,晚清的小说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这是任何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都不能忽视的研究领域。其次,虽然严复的《天演论》在中国思想界打响了轰天炮,但就翻译而言,仅以他的“信、达、雅”翻译原则来囊括整个晚清生机勃勃的小说翻译活动,则有失偏颇。晚清的小说翻译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理应引起翻译研究者的兴趣和热情,然而一度被排斥在“翻译”正殿之外。最后,晚清的小说翻译所呈现出的工具主义和浓厚的政治色彩是前所未有的,它不同于以往只借鉴学习西方仍不失帝国尊严和文化优势的科技翻译,相反,它是士大夫文人对中国文化各层面进行思考和改良的一种努力。

3.2从多元系统论看林纾、严复翻译策略的文化成因。

多元系统论的倡导者认为,接受方的文化决定了翻译家的美学观念,进而影响其翻译过程中的策略。我们知道,在晚清时期,林纾、严复的译作对原作的大量增删极大地影响了译文的充分性,对此,我们应该在大的文化背景下审视其原因。结合多元系统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简要地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文化成因。

首先,是因为晚清翻译高潮的兴起是受当时内忧外困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功利主义的目的,翻译者大都抱着实用主义的心态。当时没有严格的翻译规范,对翻译的本质并没有达到我们现在的认识程度。他们翻译的目的主要是译介传播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而轻视或忽略原作的艺术价值。翻译方法也以意译为主。

其次,对小说的地位和艺术价值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清末各译家虽然态度有所改观,大量译介西方小说,但也主要以译介情节见长,而将小说中优美动人的自然景色描写和人物心理刻画大量删减,在选材上也显得良莠不分,这说明他们并没有认清西方小说的真正价值所在。即使是林纾,他虽然有敏锐的审美感受和极高的鉴赏能力,但也仍不能摆脱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评论名家小说,常常将西方名作拿来和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对比,这都说明他对西方小说艺术价值的理解还是较为肤浅的,他按照自己的认识增删原作也就不足为怪了。

再次,翻译者采用的译法对译作的忠实程度也有很大的影响。林纾是一位不懂外语的翻译家,采用的方法是所谓的“西译中述”的方法,口译者的理解和表达在林纾的翻译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与同时代的译者相比,严复称得上是中西兼通,可他的译作同样的有大量的增删现象。他虽然提出了“信、达、雅”,但在实践中,“达旨”是他采用的主要方法。之所以用“达旨”的译法,首先考虑的是西学论著用汉文表达之难,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便于他“随取发挥”,即结合西哲的论述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严复的用心。

最后,翻译者的文化立场在翻译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译者进行语言转换的背后,实际上是对另一种文化和另一个世界的翻译。在翻译中,译者的文化立场和美学观念也渗透到他的文学翻译、文化译介和思维方式转换的过程中。如果译者以自身文化传统为正统,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另一种文学(文化),那么他在翻译中增删误解原作的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晚清译者们多以高等文明的民族自居,傲视西方蛮夷文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翻译文学在当时的文化系统中属于弱势,处在边缘地位。

4.结语

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在翻译过程中,大到源语和目的语,小到译者的语言功底、翻译方法、文化立场等,都会对文本的转换结果产生影响,而运用这个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翻译背后隐藏的文化因素,以便更好地理解原文和译文。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in.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M].London:Routledge,1993:105-123.

[2]Even-Zohar,Itamar.The Position of Translated Literature within the Literary Polysystem 1990[A].Venuti,Lawrence.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C].London: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00.192-197.

[3]Bassnett &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 Culture[M].London & New York:Pinter Publisher,1990.

[4]张南峰.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多元系统论的角度看中国翻译研究的过去与未来.外国语,2001,(4).

[5]王继权.略论近代的翻译小说.王宏志编.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3-55.

[6]朱光潜.谈翻译.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7]埃文・佐哈尔.张南峰译.多元系统论[J].中国翻译,2002,(4).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多元系统;符号现象;翻译文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3-0209-02

一、作者简介

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他曾在欧美多所大学做客座教授和访问学者,并且他能够使用10几门语言,其中包括母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以及英语,法语,德语,瑞典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俄罗斯语等主要欧洲语言。他主要研究的是文化领域,所以根茨勒说“他主要不是翻译理论家,而是文化理论家”。但是,他提出并发展的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在世界翻译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理论综述

多元系统理论是埃文-佐哈尔1969年首次提出来的,并在其随后的研究生涯当中发展和完善成一个理论。其理论基础是俄国形式主义和捷克结构主义。该理论认为,各种符号现象,即符号主导的人类交际方式(文学,语言,文化,社会等),不是由互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而是必须视为有许多不同的系统组成的多元系统。这些不同的系统互相交叉,部分重叠,在同一时间内各有各的行为,却又相互依存,并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任何符号多元系统,都只不过是一个较大的多元系统的组成部分。

三、主要观点

埃氏1990年在《今日诗学》杂志发表了“多元系统研究”,里面涉及翻译文学方面的论述可以分为5个部分:

1.翻译研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尽管翻译对某个文化的成型有巨大的作用,但针对翻译的研究相对来讲非常少。并且,翻译从来没被视为一个整体,只是被当作零星或个别的作品来研究。埃氏呢,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对翻译进行研究,即把翻译文学当作一个系统来对待。

埃氏认为,各个翻译作品之间至少在两方面相互联系:⒈在本国文学对外国作品的选择方面,选择原则都与本国文学中其他并存系统相互联系;⒉在翻译作品所采用特定的规范,行为模式和政策(即文学形式库)方面,这些都取决于他们与其他本国并存系统之间的关系。

埃文-佐哈尔把翻译文学看作文学多元系统里不可分割的一个系统,同时也是最活跃的一个系统。翻译文学并不是一直都处于文学系统的边缘地位的,有时候它会占据系统的中心位置。

2.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处于中心位置,意思是指,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翻译文学会积极参与文学多元系统中心的塑造过程,成为文学革新力量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并因此有可能促成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在这种情形下,原创作品与翻译作品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而且通常是主流作家创作出那些最杰出或最另人赞赏的翻译作品。那么这些使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的特定条件具体有哪一些呢?有三种情况:一是当一种文学多元系统尚未定形,也就是说该文学还很“幼嫩”,处于正在建立的状态。例如,墨西哥刚刚建国的时候,其文学系统内的作家们尚不能立刻创作出各类文学类型的文章,很难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因此翻译外国的文学作品就成了其填补这一文学空白的有效手段。二是当一种文学(在一组相关的大的文学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或尚还“弱小”,或两种情形皆有,比如,西班牙文学通过翻译引入一些经典化(如具有革新意义的诗)及非经典化(儿童文学、通俗小说等)的英语文学作品;三是当一种文学出现转折点、危机或真空阶段。当文学系统中已确立的模式不能再满足新生一代的需要,尤其是当转型时期到来之时,本土文学作品都不能被读者接受,这时文学真空就出现了,此时,外来模式更容易渗透进本国文学当中,因此,翻译文学就占据了中心位置。

3.所谓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就是指翻译文学在文化多元系统中构成一个边缘系统,采用二级即保守的文学模式。在这种情形下,翻译文学不会对重要的文学进程产生积极的影响,而是只会照译语文学中固有的某种文学模式早已确立的规范,成为保守力量的一大支柱。而与此同时的原创文学可能在不断探索新的规范和模式,但翻译文学却死守着刚刚或早已被确立的系统中心拒之门外的规范。

4.埃文-佐哈尔指出,说翻译文学位于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或边缘位置,并非意味着整个翻译文学都处于统一位置。作为一个系统,翻译文学本身也有层次之分;在某部分翻译文学占据中心位置的时候,另一部分翻译文学仍然处于边缘位置。当有强大的外部干涉之时,占据中心位置的最有可能是文本来源为主要文学的那部分翻译文学。比如说,处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希伯来文学多元系统中,翻译自俄语的文学作品毫无疑问占据着中心位置,而其他译自英语,德语,波兰语以及其他语言的翻译作品显然处于边缘地位。

埃文-佐哈尔和其他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表明,翻译文学通常处在的位置是边缘地位。因为从理论上推断,一个文学系统不可能长期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转型期或危机阶段。此外,各类多元系统的构造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文化间的差异是非常大的。例如,显然,法国文化系统(自然包括法国文学),比其他系统更加一成不变。这个特点,结合在欧洲文学系统中法国文学长期处于的传统中心地位,使得法国翻译文学处在一个非常边缘的地位。与法国文学相似的有英国文学,但俄国,德国以及斯堪迪纳维亚文学在这方面却是与之截然不同。

5.那么翻译文学所处的地位对翻译规范,行为模式以及政策有什么影响?埃氏认为,翻译作品与原创作品在文学行为上的区分,是由特定时间下翻译文学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如果翻译文学处于中心位置,翻译作品与原创作品的界线就模糊了(diffuse)。在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参与创造新的、一级(primary)模式,译者的任务相应地就不是仅仅在本国的文学形式(repertorie)中寻找现有的模式,而是乐意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此时,译文更倾向采取异化的翻译,译文在充分性(adequacy)方面接近原文的可能性更大;在文学多元系统处于稳定状态,即翻译文学处于边缘位置时,翻译文学的行为就截然不同,此时,译者的任务就是为外国文本寻找最佳的现存二级模式,译文也更倾向于采取归化手段,追求译文的可接受性,其结果导致译本的充分性不足。

由此看来,不仅是翻译的社会文学地位取决于翻译在多元系统内的位置,而且翻译实践也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此。从这点来看,翻译不再是本质和界限都固定不变的现象,而是依赖于其在特定文化系统里位置关系的一项活动。

多元系统理论的出现对翻译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朝着一个更加描述性而非规定性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Even-Zohar, Itamar. “Introduction( to Polysystem Studies)”Poetics Today 11:1 (1990a).

[2]Gentzler, Edw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Rev 2nd ed. Clevedon, Buffalo, Toronto, and Sydney: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2001.

[3]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00.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

【作 者】侯万锋,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硕士。兰州,730070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7)04-0001-005

Diverse Integral and Politics Integrate of Multinational Country Hou wanfeng

Abstract:how to coordinate with national integrated multi-ethnic relations are multinational political integration to solve the basic problems facing the modern multi-ethnic country’s basic problems. “Pluralistic one," ethnic structure of the multi-ethnic country is notable features. China is a multi-ethnic nation’s main structure of the multi-ethnic country. “Pluralism and unity t" Theory is a mainstay of China’s national multi-ethnic structure of the theory of sublimation,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China’s multi-ethnic countr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is theory,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of our multi-ethnic country will be the starting point starting point pattern.

Key words:diversity and unity;multi-ethnic country;political integration

在多民族国家里,每一个民族既具有民族属性,也具有国家属性。民族属性表现出的多元性是多民族国家的特点与各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国家属性表现出的统一性又是现代民主国家政治整合的必然要求。这就使现代多民族国家面临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协调民族多元与国家一体的关系,如何保证多元性与统一性的有机统一,即政治整合问题。“多元一体”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显著特征。从多民族国家的多民族结构的类型看,我国是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国家。这种多民族结构,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它是由56个民族单位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整体。如何把“多元一体”理论与我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分析中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显著特征

从国内政治和国家层面看,一个国家的民族结构是指“构成国家的人口的民族组合及其相互关系,它偏重于国家这一特定社会范围的民族构成。这种民族结构一般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以数量构成即一国之内民族的数量;二是性质构成,即国家范围内民族之间发展状况、经济形式和族体形态等方面的不同组合;三是相互关系,即,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①(P119)从民族数量构成看,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数量是一个,这种类型国家的民族结构就是单一民族结构,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数量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这种类型国家的民族结构就是多民族结构。如果仅从民族的数量构成看,在现代社会,纯粹的单一民族结构是不存在的,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只是一种理想。即使像日本、朝鲜、孟加拉等所谓典型的单一民族国家,也都包含有其他民族成分。因此,多民族结构是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普遍现象。

民族理论研究多民族国家有着多样化的民族结构。从一国国内层面看,多民族国家的民族结构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单一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在这种类型的国家里,居住着多个民族,但主体民族只有一个,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绝对多数,其他民族种类虽多,但人口数量却不大,都是少数民族。二是两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内存在着多个民族,其中有两个民族的族体规模较大,其人口在全国人口数量中占绝大多数。有两个民族是主体民族,其他民族则为少数民族。三是多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这种国家里不仅民族数量繁多,而且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民族的族体规模较大,在全国人口数量中占绝大多数,其他民族族体规模较小,人口数量也相对较少。四是尚未形成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在这样的国家里,国内的民族种类很多,但各个民族的族体规模较为均衡,各民族人口数量相当,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或多个主体民族。放眼当今世界各国,“如果按一个国家境内人数最多的民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世界各国区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在95%以上,第二类在95%―75%之间,第三类在75%―50%之间,第四类在50%以下,那么,这四类国家的数量各占1/4左右。”②(P44)显然,这四类国家中的每一类仅从民族构成的数量看,都不是单一民族组成。在现实的国家中,的确有个别国家是民族成分相对单纯,民族构成相对单一如朝鲜、韩国、日本、孟加拉国、埃及、丹麦等。在朝鲜和韩国,朝鲜人都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5%以上;在日本,大和民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在孟加拉国,孟加拉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7.7%;在埃及,埃及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9.8%;在丹麦,丹麦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7.3%。但即使如此,这些国家在主体民族之外也还存在着其他民族集团,并非单一民族结构,而是多民族结构。正如有学者指出:“没有一个现实的民族国家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在主体民族之外还存在着少数民族是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现象。”③(P49)

可见,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由多民族组成,民族多元在多民族国家具有普遍性。单一民族结构的国家只能被看作“理想中国家形式”,甚至被看作“一场虚构”。④(P266-267)民族多元是当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活生生的现实。但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这些多元的民族并不是被放任的,都是要凝成“一体”的国族。“国内各民族形成一个统一的国族,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⑤(P350)统一国族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国家一体的过程。也就是基于现代国家的多重统一性展开,即国家的统一性、领土的统一性、法律与制度的统一性;经济生活方式与规则的统一性;核心价值的统一性等。正是借助这些统一性获得实现的国家的一体。显然,“多元一体”是多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

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阐析

从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类型看,我国是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多民族国家。根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全国人口12.9533亿人,汉族人口11.5940亿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91.59%。其他55个少数民族的人口0.10894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8.41%。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占绝大多数。这种多民族结构,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它是由56个民族单位构成的多元一体的整体。即“它的主流是由许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了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统一体。”⑥(P3-4)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中,“多元”、“一体”各有不同的指代和涵义。“多元”指我国56个民族单位,“一体”是指中华民族。“众多民族各有其发展的历史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多元性;有着长期在同一国家共处并发展其统一不可分割的联系,最终自觉联合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⑦(P252)在这里,中华民族“不是中国各民族相加之和的称谓,而是一个复合民族的称谓,它是指中国版图这个共同区域里生息的各个民族的语言、经济、文化的相互渗透、交融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心理素质的复合民族。”⑧它“具有中国国家象征,由中华各民族共同组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与中国同义。”⑨(P5)中华民族的“多元”,表现为民族的多元,即中国56个民族,包括汉族这一主体民族在内一样是平等的,是多元中的一元。多元不仅仅是民族的来源的多元,而是文化、风俗、经济等多方面表现的多元,其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多元。中华民族的“一体”,最根本的是国家的一体或政治的一体,是国家疆域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各民族血脉相连和利益相关的不可分割性,各民族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与各民族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相互交融性和凝聚力。“‘一体’绝不是主体民族对非主体民族的同化,而是各民族文化的互动,最终形成各民族共有的‘合文化’的过程,这个合文化的根本是各民族共创、共治、共有中华,国家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完全一致、重合。”⑩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中,56个民族是基层,汉族虽是主体民族,但和其它55个少数民族是同一层次的民族单位,具有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是高一层次的民族实体。

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形成的过程中,“多元”和“一体”始终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如林耀华先生所说的,“认识到多元一体,或说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几千年来,中国这个辽阔版图上发生过无数次分分合合的事件,但无论是分是合,多元与一体这一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始终没有停止它的矛盾运动。[11](P305)”国内也有学者从现实出发,认为,“‘中国’则主要是一个定义为具有56个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一个政治概念了。因此,‘多元’与‘一体’的关系应当表述为‘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的关系。[12]”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理解,“多元”是以“一体”为前提和基础,是在国家领土完整和民族统一条件下的“多元”;“一体”必须以多元民族文化为载体,是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一体”,抹杀“多元”,否定“多元”,不尊重和保护“多元”的利益,必然会危及“一体”的整体。

三、“多元一体”理论为多民族中国的政治整合提供理论依据

“多元一体”理论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它是研究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多元一体”理论的逻辑推演,以中国地域文化的多元特征为起点,在多元的地域文化的交融和汇集过程中,汉族逐渐成为多元一体的凝聚核心,它从中原扩展到中国的北部、南部和西部,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作为这一理论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范围基本对应于中国的国家疆域,尽管“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但“同时从宏观上看,这两个范围基本上或大体上可以说是一致的”。[13](P3)显然,“多元一体”理论中的中华民族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概念而言的,而中华民族之所以时至今日依然被概括为多元一体,这本身就表明中华民族是由多元的诸民族构成的,是相对于中国这个国家实体而存在的。可见,“多元一体”理论是从当代中国各民族关系现状和大局来探讨或建构中国各民族相处和联系的历史过程。它是以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论为参照框架,结合中国各族体历史发展的状况,以族体为中心的一种观照方法,为如何理解现实中国国内各民族的关系和互动提供了一个富有创见的思路,这对我国相关学科的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民族工作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指导意义。

“多元一体”理论也是研究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的重要依据。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作为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应该以这一理论为其研究的重要的理论起点。这主要可以从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所涉及的几个方面加以说明:一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的切入点就是中国的多民族结构,就是在中国民族构成上的多样性以及各民族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利益要求和文化诉求,在充分尊重各民族的各项权利,并未从国家层面予以关注。“多元一体”理论无疑提供了理论指导。正如郝时远研究员对“多元一体”理论的解读:在5000多年发展过程中,中国经历了多次领土盈缩、朝代更迭,但生息繁衍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在互动交融中构建了“文化多样、国家一体”的多元一体格局。[14](P46)主要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多元”与“一体”的关系问题,亦即基于我国多民族的状况,基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现实发展起点、民族成分多样与宗教的信仰的差异,把国内各个民族统一到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从制度、法律和政策的设计上协调好“多元”和“一体”的关系。显然,“多元一体”理论对“多元”与“一体”的相关界定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理论铺垫。

二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研究的目的就是强调多元共存的统一与协调,是在坚持国家统一性和整体性基础上的协调性和有机性,就是要把国内各个民族统一到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在尊重各民族多元差异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政治一体和文化一体的目的。不断促进从各民族认同向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升的过程,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的过程。在这方面,“多元一体”理论提供了一把钥匙。费孝通先生在对“多元一体”理论阐释中,认为“多元一体”理论中的中华民族包括56个民族已结合成相互依存的、统一而不能分割的整体,在这个民族实体里所有归属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层次的民族认同意识,即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感情和道义。中华民族作为一个高层次认同的民族。这种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高层次的民族可说实质上是个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其间存在着相对立的内部矛盾,是包含了差异的一致,并通过消长变化以适应于多变不息的内外条件,而获得这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15]

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多民族政治整合的现实起点

多民族国家的多元一体,即凝成国族的过程大部分还没有实现,民族一体远未完成建构,民族和国家一体还停留在国家政权层面,这是一种低水平的整合。从现实看,世界上许多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发展中已暴露出不整合的因素,有的国家已深受其害。如冷战结束后,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新世纪以来,英国的北爱尔兰、加拿大的魁北克、印度的克什米尔等地区和非洲的一些多种族、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冲突和矛盾。“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既是民族确立自己的疆域和空间活动范围即领土的过程,同时,也是共同体成员形成一种联系形式的过程,是共同体成员确立一种可见外延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一种排斥性的政治认同以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地域构成了具体空间,构成了建构共同体和民族性的现实基础。现代国家的国民是通过领土聚合在一起的,民族的整合是在领土范围内进行的。一个国家在逻辑上只能有一个民族(nation,国民意义上的民族),但是国民却是由一个以上的具有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口集团组成的。国家疆域的确定性和疆域内人口的非均质性,使整合过程成为必要。”[16]从国家层面看,目前多民族中国政治整合面临的潜在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政治上的统一与民族多元之间的矛盾。如何在尊重各民族多元差异的基础上把国内各个民族统一到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中,并把各民族认同上升为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国家向心力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多元一体”是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的客观概括。“多元一体,或说多元中的统一,统一中的多元,这一对矛盾确实主导着中华民族的现实格局和历史进程。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连绵不断的发展,终于形成今日这样的统一国家;这样一种汉族和少数民族插花分布,交错杂居而又各有畛域的分布格局;这样的一套建立在互补共生的基础之上,由多种经济文化类型构成的完整的体系。凡此种种,甚至包括我国现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无不与‘多元一体’这个特征密切相关。几千年来,中国这片辽阔版图上发生过无数分分合合的事件,但无论是分是合,多元和一体这个对立统一体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侧面始终没有停止它的矛盾运动。一般说来,在国家的政治统一时,文化多元这个侧面会得到强调并得到合理的体现;而在天下动荡时,政治统一这个侧面又会顽强地上升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当务之急。”[17](P9-10)基于“多元一体”现实,有学者指出,“在国内政治层面,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内部的诸民族对中华民族及其相对应的中国的认同情况,依然是当代中国内部整合的重要事项之一。[18]”因此,“多元一体”从现实角度看,它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起点。

第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构成的现实情况,而国内各个民族对这个现实的认同程度,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命运。“在具体的‘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各族体是如何从多元认同于一体的,这种认同过程主要是通过何种方式、何种步骤进行的,是少数族群中精英人物的认同带动整个族群的认同,还是通过文化的传播、文明的扩张,使得一个地区、一个族群的百姓对‘中华民族’有了共同的体认,这些具体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19]当前,国内各个民族对中华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仍然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也是当前我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现实难题。

第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的现实写照,基于历史和国情的一体多元政治结构则是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现实依据。政治结构的一体多元是以民族结构的多元一体为基础的,不同时期多元政体形式表明多元内容是变化的,而这些变化的多元都处于统一中国的行政一体中。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将政治结构的一体多元纳入其“天下体系”中,统一多民族中国从政治结构上是一体多元的,秦汉时有皇帝封“王”、“侯”、“君长”的属邦或属国,隋唐以后有“藩属国、羁縻州府、土司制、正式州府,这些多元共同隶属于统一国家的一体之下;各种社会性质政权的多元,亦归属于统一国家的一体之中。[20]1840年后,晚清中华民族政治结构遭遇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严峻挑战,“晚清统治阶级从构筑政治结构的工具理性着眼,改变原来‘天下体系’中‘腹地’与‘边疆’之间层层淡化的行政管理体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分封众建的局面,淡化民族多元性和政治结构的多元性,加快‘腹地’与边疆的‘一体化’进程,通过扩大‘腹地’来增强一体的核心力量而减少多元的政治存在。”[21]虽经努力,但以失败告终。与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相适应,新中国开始重建政治结构的一体多元。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和中央政权的双重认同中,多元的政治结构紧密地统一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体制中。既在行政上建立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又承认和发展多元,给民族地方一定的自治权以满足少数民族的自治要求。现阶段,又通过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使各民族以完全平等的方式建立起新的一体多元的政治结构。它不以追求民族结构的一体化和政治结构的一体化来保护一体,而以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强盛、各民族的富裕、实现整体现代化来保障一体。但在实现政治结构与民族结构多元一体的结合中,基于民族与政治的差异性,往往会有一些矛盾和冲突。因此,当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必须以协调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为起点。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仍是当代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现实起点。

多元系统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多元化;高等教育服务;学生管理体系

引言

高职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的类型,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注重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但从现实看,我国高职学生管理者服务意识比较淡薄,管理体系基本功能是教育与管理,服务学生的观念也没有树立。针对这些问题,如何在理论的指导下构建一个以服务为理念的高职学生管理的治理体系,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而鲜有人研究的现实课题。

1多元智能理论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教授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不同于传统的智能理论。传统的智能理论偏重于单一的语言和数理逻辑能力,没有意识到人类智能的多元性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要地位。加德纳强调人类的智能是多元发展的,他指出人类存在着相对独立的九种智能,即言语—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能力、音乐—旋律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知智能、自然观察智能、存在智能。加德纳认为这几种智能是独立发展的,但是都会受到教育和环境的影响。加德纳十分重视实际能力的提高。新的智能理论更能适应教育的发展。在高职教育领域,把多元智能理论作为管理的指导理论显得尤为重要。高职教育的对象即高职学生大多不适应应试教育模式,高考的失败更加强了他们的自卑甚至是自暴自弃的心理。但是,如果高职教育的管理者和教育者能够运用多元智能理论,在现实生活中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智能,冲破传统偏见,彰显自己的个性,就能让每一个高职学生树立对自己的职业技能的学习兴趣,扬长避短,充分发展自己的独特的智能强项。毫无疑问,多元智能理论将对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事实上随着越来越多的多元智能理论的著作的出版,在我国国内也涌现了众多的研究多元智能理论及其应用的论文和刊物。它们的出现启示了我国的素质教育,譬如田友谊的《多元智能理论及其对教育的意义》和陶西平的《借鉴多元智能理论—换一种眼光看教育》等;多元智能理论也对我国教育界对于学生评价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如王瑜的《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学生评价研究》;多元智能理论也激发了教育研究者对学生个性教育研究的兴趣,如周龙影、欧阳华的《从多元智能理论看因材施教》和郭秀红的《多元智能教育理论与个性教育》。还有更多的教育者关注多元智能理论对高职教育的教学课程改革以及教学模式改革的影响等,譬如诉叶兰、秦欣梅、詹莎的《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等职业教育创新》,蒋满英的《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职课程设计研究》,梁爱民、周莉莉的《多元智能理论与多元化大学英语教学模式研究》,骆焕丽的《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职业学校学生评价研究》。然而,运用多元智能理论指导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问题治理体系的研究几乎没有,这表现在理论上对它的认识水平还存在欠缺,在实践中对它的应用还是空白。因此,对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高职院校学生管理体系,亟需进一步深入系统的研究。

2高等教育服务理念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美国的高等教育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美国高校的重要职能之一就是教育要为社会服务。教学一直被人们看作是教师直接为学生服务的事业。汉姆(ham)在其论文中提到,在今天这样一个竞争的社会里,大学生希望被当作顾客对待,而不是被看成学生。我国受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影响,一直把教育排除在第三产业之外,对高等教育服务的研究起步也相对比较晚,人们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不但无法从理论上认识高等教育服务职能的性质、作用和任务,更无法正确理解学生是高等教育服务的对象而非产品,高等教育的服务职能根本得不到正确的理解。在国内,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产生教育产业化的理念。厉以宁、杨德广、张铁明等专家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教育产业的产品是高等教育服务,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学生是消费者和需求者,作为服务主要提供者的教师有责任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满足学生的发展要求。在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中,特别强调要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强化服务功能,发挥辐射作用,加强为本地区和相关行业企业开展服务的能力建设,提出示范校要建设成为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的重要基地。但从现实看,我国高职学生管理者服务意识比较淡薄,管理体系基本功能是教育与管理,服务学生的观念也没有树立。学校传统的以控制为基本手段的管理模式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迫切要求高等院校的管理者从控制走向服务。

3构建基于多元智能理论的服务型高职学生管理体系

1)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指导,树立多元教育管理观,构建管理者服务意识。转变传统的以管理代替服务的做法,增强服务意识,构建以服务学生为理念的、操作性强的高职学生管理问题治理体系,突出高职教育管理的服务功能。2)以多元智能理论为指导,使学生管理体系“多元化”,力求因材施“管”,启迪学生潜能,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构建一个各部门协同创新的治理体系,该体系既要体现“一体化”也要体现“多元化”,这是高职学生管理领域一个创新研究。3)对学生管理服务型治理体系的现实效果进行评估和分析,建立一套因材施“管”的“多元化”管理体系,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诠释高职学生管理工作,从而实现被服务者和管理者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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