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债务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本文的任务，就是要对”企业拖欠“这一现象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在经济波动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定性与定量的分析，并对处理三角债问题的基本思路与具体做法，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本文所讨论的对象，是以企业财务报表当中的“人欠货款”为数量界限的企业间债务。由于缺乏债务拖欠时间、企业债务中拖欠部分比例的数据调查，我们主要通过对企业间债务总量的分析来展开讨论。除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之外，我们还利用了两个样本数据，一个是国家统计局提供的“37万家乡以上工业企业”（以下简称37万家）统计资料，另一个是工商银行搜集整理的4000家大中型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以下简称4000家）的统计资料。
一、企业间债务的一般原理
1．1企业间正常信用关系的经济基础：最终产品销售前景
从基本理论层次上说，企业之间的债务，无论是怎样发生的，属于社会总流通手段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现代经济中最经常使用也是最主要的交易手段是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由政府货币当局发放的货币。但交易手段并非必然是由政府发行的，信用手段也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信用或国家信用。从历史上看，纸币的最初形态是私人之间的信用票据以？quot；银行券；而另一方面，商业票据，也就是企业之间的债务凭证，至今仍然是中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而广泛使用的一种交易手段。在企业之间交易中，卖方根据对买方产品销售前景的信任（这是信用的基础），对其实行一定时间内的“赊销”，买方则在一定时间之后再支付货款，在市场经济下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信用关系。
从个别企业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取决于对债务方产品销售前景的预期与信任，而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企业间债务的存在，取决于对最终产品（投资物品、消费物品以及出口产品）的销售前景的预期。在现实中，多数企业之间的交易所涉及的只？quot；中间物品”；多数企业生产的也并非最终产品，或者（如钢材）并不用作最终物品的目的，而是中间物品（钢材并非用作投资的目的，建设厂房，而是用作原材料，加工出其他物品）；但是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来看，只有最终产品的购买能够由货币实现，中间产品的价值才能够以货币形式实现；假定最终产品的购买是必须用货币实现的，①中间产品的价值也就可以最终由货币来实现支付，实现只不过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因此，企业事实上是以最终产品的销售前景为信用保证，赊？quot；中间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问题，企业之间的正常的信用规模，取决于”最终产品“的市场需求规模；一切对总需求（最终产品需求）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影响到企业正常信用的规模。这也就意味着，企业间债务状况，与宏观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密切相关的。这些基本关系在我们分析企业间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问题时十分重要。
1．2总交易量与两种不同的交易手段
虽然企业间债务最终一般还是要由货币来进行支付或结算从而完成交易的全过程，但在一定时间内（在一定的观测时点上），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未付商业票据的价值总额，就是在这一时期内由商业票据为中介的交易活动的总额；企业债务的存在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已经实现交易的商品，有一部分不是由货币中介的，而是由企业间商业信用中介的。公式（1）表达这一关系：
（1）PT＝MV＋D
式中P代表物价水平，T代表交易总量（实物量），M代表货币量（政府信用），V为货币流通速度②，D为在本期内发生的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增量）。等式右边的总和表示的是以一定速度流通的交易手段或信用手段的总额。
在有的情况下，经济现实中的企业间债务会达到或接近某种最大值，虽然还了旧债之后还会再欠新债，但总量基本稳定下来，不再增长（D＝0），社会交易总量PT和经济增长规模的变化，就主要由货币量M和其流通速度V所决定。这是人们通常忽略商业信用存在而只注意研究货币量变动的作用的原因。
但是，相反的情况也会发生，即：给定货币量和流通速度，企业间债务增加，经济活动的规模（PT）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重要关系是本文，特别是在后面几节里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
1．3企业间债务总量无限增长的可能性
假定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没有进出口），也无需向政府交税，只有工资（各种个人收入）是必须用货币支付的，只有消费品是必须用货币购买的（在假定工资只用于消费的前提下，这两个假定是等价的）；所有中间物品以及投资物品都可以在支付相当于工资成本的那一数量的货币之后，用企业间债务的手段进行交易。我们就有了一个极限性质？quot；乘数”，即工资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率的倒数。这一乘数与总贷款额的乘积，就是企业间债务的理论极限值。
而且，这一极限值并不是债务总量的极限，而只是债务增量的极限，因为这里的乘数是本期的工资成本与本期总交易量的比率。这就意味着，如果企业可以不还旧债的话，企业间债务的总量是可以无限地增长下去的，每年都可以增加不超过极限值的一部分债务（这也可以构成一？quot；稳恒态“，steady－state）。这时，要想使企业间债务增长速度放慢，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的供给从而使可支付工资和消费品购买力规模下降并因此使整个经济活动的规模缩小。
这一极限值对于任何一个现实经济来说都显得”太大“，实际债务增量总会小得多。这其实不说明别的，只是说明，人们是”还债的“，企业间的交易并不是只靠相互欠债，企业间信用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接受的信用，一个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地欠债不还再无限地借新债。
因此，问题归结为，人们为什么要还债和企业之间为什么不会无限地借债？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说，这无非是因为欠债和被欠债都是有成本的，而及时还债和不过多向外借债是有好处的。
1．4企业间债务的微观行为分析
现在暂时假定我们将要讨论的企业都是”预算硬约束“的（下一节再放松这一假定），来看一下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说，它借给别人债时和欠别人债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
（1）债权方。作为债权人，进行赊销对他的主要好处是与客户保持长久的交易关系从而保有市场；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生产过程的波动所带来的成本。在经济不那么景气的时候继续给老顾客们发货并给他们一些信贷，也能使生产持续不断的进行，避免今天停产、明天再重新组织起来而引起的”生产重组成本“。
当然，这样作是有代价的，最基本的就是付出隐含的资金利率。一般说来，在商定的时间内，企业间债务是没有利息的，在各国实践中，发生债务拖欠时一般也没有利息惩罚（见Alrandariandschaffer，1995）。隐含在企业间债务中的利息通常表现为提前支付或直接用现金购买时卖方给予买方的价格折扣。如果发生”拖欠“，债权人除了利息损失加大之外，还可能发生资金周转的困难，影响自己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当一个企业允许另一些企业延长还款时间的时候（明知对方要拖欠，还是发货），可以视为一种”让利“行为或”降价“行为，是由于产品滞销或市场需求下降的时候企业不得不降价销售，降价部分就相当于允许拖欠时额外让出的利息（相反的情况是”抢手货“得先支”预付款“）。一般说来，企业不会无限地让不还债的人继续赊购下去。别人长期拖欠不还债，债权人却还继续发货，这种无法用正常经济原因解释的特殊情况当然只能由特殊的体制因素加以解释（见下一节）。
债权人长期拖欠债务，债权人一方还会发生”追债成本“：派人出去追债本身是费时、费力、费钱的，而且在对方”耍赖“的情况下有时还得作出的债务减免之类的”让步“；同时，债权人积极要债，可能使人们认为他自己的财务状况不佳，影响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与信用。这是所谓”消极债主“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见BeggandPortes，1992）。这些成本会从债权人一方阻止债务的无限增长。
（2）债务方。从债务人的角度看，他超过付款期拖欠债款的好处当然是多占有了一部分利息，更可以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的情况下，扩大自己的”灵活性“，没钱也能继续投资、继续生产，或将自己的资金周转用于别的用途，”一块钱当作两块钱用“。但拖欠债务的代价是落下”不讲信用“的名声而使以后再借债发生困难。在商业信用极为重要的经济环境中，为了占一点利息的便宜丧失信用是很不值得的。这是市场经济中不到万不得已企业总是尽可能及时还债的基本原因。
1．5企业间债务的规模与货币量（银行贷款）的相关关系
企业间债务的增长和规模与货币量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一方面，货币越多、越便宜，大家越没有必要相互欠债；而当政府采取宏观紧缩政策的时候，货币供给量越少，企业之间相互拖欠会变得越严重。但是在另一方面，根据前面第1．3小节的分析，货币量越多，企业以货币为基础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信用也会越多。就单个债务人的角度看，它越是能够获得较多的货币（银行贷款），它就越是可能更多地欠债，别人会因为相信它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而较为放心地借债给它；从债权人的角度看，如果他可以较容易地获得贷款，他就可能不那么积极地去”要债“，因为别人所欠债务虽然多一点，他仍可以从银行借到钱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从整个经济的角度看，人们都是在一定量的货币基础上”创造“企业间信用，货币量越多，以此为”准备金“所能创造出的企业间债务的规模就可以越大。
从统计经验上看，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规模的比率一般为一比一（Rostowski，1994）。我国目前企业间债务与企业贷款的比率总的来说还较低，约为67％，所以债务增长还有”余地“。从个案情况看，当企业间债务与贷款比率较低的时候，债务仍会增长；当这一比率接近于一或大于一的时候，债务增长的速度明显下降，企业本身也开始积极清理债务。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关系。
1．6债务总量与债务增量
企业债务总量是指到某一时点为止经济中全部未支付的企业间债务的总和（比如我国1995年末存在的8000亿企业间债务），是一个存量概念；企业间债务增量是在一定时期内新增加的债务量（比如1995年一年间我国企业间债务增加了2000亿元），是一个流量概念。
在一定时期中，企业会还旧债欠新债。新债是在本期发生的，但只要它没有超出还旧债的数量，债务总量没有增加，就可视为没有发生新增债务，因为还旧欠新？quot；还”的过程使用了货币，相当于用货币进行交易，没有用新增债务来中介本期的交易。正因如此，只有本期新增的债务，才与本期的经济活动相关；其他债务存量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但是，企业间债务的存量与增量是相关的：就一般趋势而言，给定其他各种条件（包括宏观经济政策），企业间债务的增长速度会随着债务总量的增大而发生递减；存量相对于整个经济活动以及货币总量的规模越大，增量的相对规模会越小。原因就在于，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间已有的债务越多，建立在一定货币基础上的信用关系越是脆弱，新的信用创造余地越小。就个别企业来说，欠债越多，再借新债；或者别人欠的账越多，自己财务越难以再维持生产，进行更多？quot；赊销“。
因此，尽管我们并不知道在现实中企业间债务的实际极限是什么，但是由于以上两个小节所分析的种种原因，我们可以期待：给定货币供给的增长率（政策），给定经济的增长速度，企业间债务的增量随总量的扩大而递减（若货币供给增长率发生较大变化，债务增量会突然以较大幅度增长），至少，债务与交易总量的比重会发生递减。
企业间债务不会无限地增长，这个理论上的结论对于分析现实中债务的增长变动情况，也许是有用的。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初期，债务增量数额很大（见表1，主要工业企业的数据）；但在这之后，随着债务总量的进一步增大，债务增量下降，增幅递减，而不是每年保持同样的增长幅度。1988－1989年实行宏观调控后主要企业间债务增量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1987年的0.76％猛增至1989年的3.98％，但随后逐步下降；1993年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企业间债务与工业总产值的比率从前一年的0.3％一下子猛增至14.63％，但在1994年这一比率已经下降至10.91％，债务增量的绝对值也开始下降。
二、中国现阶段企业间债务增长的特殊原因
2．1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企业间债务正常的”体制性增长“
国有企业的一个基本体制特征是”预算软约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就一定相互拖欠债务。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企业仅与中央计划当局发生”垂直的“经济联系，企业之间并不发生直接的财务往来，交易的支付直接通过统一的银行帐户进行划拨，所以并不会发生所谓”三角债“现象。只有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当中，当集中计划的经济体制已经解体，生产经营决策权已经下放到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发生横向财务关系的情况下，”三角？quot；才会发生。这就是说，“三角债”是“改革了的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债务拖欠”现象。在现实中，所有实行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经济，都发生了“三角债”从无到有、迅速膨胀的问题，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转轨时期，企业间债务总额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一种正常现象。我们称这种因体制变化所引起的企业间债务增长为“体制性增长”。我们当然很难确切地在统计上确定已经发生的企业间债务中有多少属于体制转轨时期的“体制性增长”（在本文后面的分析中我们将忽略这个问题，但仍请读者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当作“问题”加以对待的只是超出正常的“体制性增长”的突发性“膨胀”或“额外增长”。
2．2国有企业的特殊问题
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的体制特征决定着企业间的债务，可能会大大超出“预算硬约束”条件下的债务水平。这是对于国有企业间债务过度增长的一个最基本的体制原因。这一基本原因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有企业本身享有“国家信誉”的背景，借债较容易。法律上说，国有企业是国家作为所有者和债务人的“无限责任公司”，只要国家“不破产”，企业的“信用等级”就总会好于别的企业。这是人们较容易借钱、借债给国有企业的原因，无论它们是否欠债不还。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有企业债务，一定程度上具有与法定货币同样的性质。
第二，在历史上，国有企业一般不会破产，亏损由国家补贴。财务状况不好的企业仍要生存下去，债务也就必然不断增加，不会因破产清偿而被勾销。不能破产，企业欠债就没有了最后的惩罚，债务的增长也就会“无所顾忌”，不良企业吃整个经济的“大锅饭”，占用盈利企业的资金，无法实现优胜劣汰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最终也会将盈利企业拖垮。
第三，在历史上，企业债务增加后，国家银行注入新的偿债资金“清理三角债”（1986年以后国家曾多次为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更增强了人们对国有企业债务有国家作保证的预期。
正是在这种特殊制度背景下，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很容易膨胀，超出企业自身的偿债能力；而且，国有企业事实上能够通过扩大企业间债务拖欠，扩大其事实上的“购买能力”，从而导致总需求的膨胀或减缓总需求缩减的速度。国有企业间“三角债”，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企业以国家信用为背景自主先导发行的准货币”，也是货币发行“倒逼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见樊纲，1994，1995）。
假定D为企业间债务总额，ΔM为国家银行事后为“清欠”而注入的货币，则
式中的m可以定义为“企业间债务引致货币供给的系数”。假如“为清欠三元债务注入一元货币”，则m的经验值为3。
国家银行“注资清欠”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对国有企业间债务行为的预期并因此而影响到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企业的行为。国家银行注入的资金越少，或者所承诺注入资金减少，m的“预期值”（Em）越低。理论上说，Em越低，“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间相互拖欠的数额会越小。所以，企业间债务在理论上是“预期货币供给系数”的函数：
（3）D＝f［Em］
任何经济中企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与其他企业在体制上和行为上的差别，就在于Em较高从而拖欠行为会较为严重。但这并不否定同样是在国有经济条件下，Em仍会是一个可变的量，并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政府的一个政策变量。这一点在理解解决企业间债务拖欠问题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2．3企业为什么被严重拖欠时还会继续“发货”
中国国有企业在被严重拖欠的情况下还会继续给予其他企业“发货”并继续进行生产，除了前面所说过的（A）为了保持与客户的长期关系，（B）为了防止生产停顿之后发生“生产重组成本”等一般性的经济原因，以及（C）企业“预算软约束”这一基本的体制性原因之外，还有以下一些较为具体的经济原因与社会原因。
（1）为了能发放奖金与增加福利。对于国有企业来说，现行体制是，工资、奖金的发放和利润提留取决企业是否在本期内有“销售额”；而只要产品已经发出，就算作发生了“销售”，就可以动用企业现有的资金或者有资格向银行借款发工资、发奖金、提福利、提留利润进行各种支出。企业可以不关心自己的实际财务状况被债务人拖垮（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债权人对于借出债务的风险考虑也会小得多），但总是会出于管理者和工人的现实利益（不是所有者的利益）而关心是否发得出工资。因此，只有当企业间拖欠已经使企业可动用的资金（包括自有资金和银行可能的贷款额度）“用完了”的时候，企业即使继续生产也不再能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才会有较为强烈的动机，停止在收不到货款的情况下还继续发货。
由此可见，在国有企业的体制条件下，企业间债务的增量，会更接近上一节所说的“理论极限”－－只有“工资成本”构成对企业间债务增长的限制。
这一因素，并不是在任何时候、任何企业都一直起重要的作用。在高涨期之后、紧缩刚开始的时候，许多企业还有利润、也还有现金，还能发奖金，这一因素的作用就大些；一般地说，对于有利润、有现金的好企业，这个因素的作用总会大一些，而对于其他一些企业，当问题已经是没有现金、发不出工资的时候，这个因素当然谈不上多大了。
（2）为了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在现行银行体制下，国有银行在分配贷款指标的时候，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标准，其中重要的一个标准就？quot；企业的产品有市场“。在这种条件下，只要能够”发货“，无论是否收得到货款，企业都似乎更便于证明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以此作为申请贷款的理由。
（3）为了”社会安定“。作为国有企业，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国家的社会职能。别人欠债不还，企业到头来会拖欠工人的工资。但据企业管理者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解释，即使这样，只要生产还在进行，工人每天能有事作（同时企业和政府承诺以后一定补发工资），也比工人无事可作要更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也构成”不付钱也发货“的一个重要原因。
2．4其他体制缺陷的作用
债务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P键词：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内部控制
一、 引言
2011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专项审计显示：截至2010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 174.91亿元，占当年GDP的1/4，超过当年全国财政总收入 。2014年，为积极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要求测算债务相关指标，评估地区债务风险状况，对债务高风险地区进行预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应“建立规范合理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着力防控债务风险”。
相关法规及政策的出台已凸显出当前建立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机制的紧迫性，但由于相关数据及信息披露有限，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量化和预警研究尚未得到深入开展，目前针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问题的研究主要有：裴育、欧阳华生（2007）从理论高度阐述了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的目标及其构建;许争、戚新（2013）、倪筱楠等（2014）、朱文蔚、陈勇（2015）则依照债务资金流向，从借、用、还三个环节依次选取风险衡量指标，构建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评价机制 ;缪小林、伏润民（2012）按照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内部结构风险和外部负担风险分类，讨论了风险指标的选取，并利用HP滤波分析判断了债务风险的长期波动趋势 ;陈梦秋、宋良荣（2013）尝试为地方财政编制资产负债表，并据此从静态、动态两个维度选取风险评价指标，构建债务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郭宇、庄亚明（2014）基于系统工程论，通过社会经济、举债程度和偿债能力三个子系统构建了风险系统的多层次预警指标体系和机制。
虽然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尝试探讨了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测算和评价方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首先，缺乏必要的理论基础及依据。多数研究对指标的选取设置没有进行充分论证，注重实践应用而忽视了理论研究，理论基础的薄弱导致债务风险评价体系的科学性受到影响;其次，所建立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相对狭隘。多数指标体系不能全面反映与债务风险相关的各项因素，偏重个人主观经验，缺乏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发展历程和特有背景的客观考量。因此，找到一种科学合理的理论作为基础及依据，结合我国特有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特征与制度背景，构建一套客观全面的风险评价机制成为亟需，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目的。
二、 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特征及内部控制的适用性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存在以下特征：
首先，主体多元，管理权责不清。在目前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体系中，举债主体包括融资平台公司、地方政府部门及机构、经费补助事业单位等，债务监管主体包括财政、审计、贷款银行等部门。但在诸多的参与主体中，作为主要监管部门的地方财政只能掌控部分债务，绝大多数存在于融资平台公司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债务由各单位独自管理，其来源渠道复杂，投资方向多样，财政部门难以对该部分债务实施统一有效的直接监管。这种复杂多元的系统使债务的借、用、还被隔绝于不同主体而难以明确权责，在面临债务风险时不能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增加了债务风险向财政风险甚至金融风险转化的可能性。
其次，“重借轻还”，风险意识淡薄。由于债务偿还期限通常大于领导干部换届周期，上界地方政府举借的债务常常由下届地方政府承担偿还，而当本级政府面临债务偿还危机时，最终会由上级政府“买单”，这种举借权力与偿还责任上的时空分离，导致地方政府管理人员的风险意识相对淡薄，极易出现过度举债行为。此外，我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和不尽完善的干部考核机制使得部分地方政府在举借债务时，考虑的不是长远发展战略和财政承债能力，而是短期经济效益及“形象工程”。淡薄的风险意识和“重借轻还”的管理态度无疑加重了地方债务负担及债务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最后，机制缺失，监管乏力。监管机制的缺失，首先表现在债务的计量管理基础薄弱。目前，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尚未形成统一的统计系统和信息反馈路径，信息分散、统计不准确、反馈不及时都增加了债务管理的难度，降低了债务管理的精度，使得大量透明度差的隐性债务游离于地方财政和人大的监管之外。其次在于缺少统一的风险控制机制。我国至今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债务风险评价和预警机制，难以对整个债务系统实施全面的风险预警和控制，这是债务监管面临的突出问题。
内部控制理论自18世纪产业革命后，伴随企业实践发展至今，内部控制的具体目标也由最早的保障财物安全和信息真实，扩展至经营效率以及战略正确性，以风险管理为起点的内部控制，逐步成为现代公司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前述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存在的管理权责不清、风险意识淡薄、风险控制机制缺失等特征及问题，内部控制恰好是一种在多环节系统中分配权责、实施监督的有效管理机制，有利于克服债务管理中的权责不清;同时，作为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机制，内部控制能够有效增强地方政府的风险意识，促使其着眼于长期发展，立足战略层面对债务进行科学规划和管理 ;风险控制方面，内部控制是一种主动的风险应对机制，可以融入到日常管理中，在事前、事中、事后对组织实施连环不间断的动态管理过程，可以有效弥补风险控制机制缺失问题。
此外，内部控制在行政管理及国家治理中的实践应用也较为普遍。诸多学者认为内部控制能够保证政府有效履行公共受托责任，对于提升单位管理和国家治理水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也有学者进一步探讨了内部控制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中的应用逻辑、作用机理和面临困境 ，并尝试将内部控制理论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范问题相结合，探讨基于内部控制的债务风险防范方法 ，但内部控制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中的实践应用尚未有学者展开进一步的讨论。
三、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机制的构建
1. 风险指标的选取设定。COSO在《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中指出，内部控制系统由相互关联的五项要素组成，分别是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它们相互联系，又分别适用于特定目标类别，共同构成能够对环境变化连续反应的一个整体。本文基于该五项要素构建了债务风险评价的基本框架，结合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有限可得的数据资料，共设置了16项风险评价指标，构建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控制环境。结合COSO内控整体框架，本文将控制环境设定为债务运行的经济基础和财政基础，从经济和财政两大视角出发，为控制环境选取了七项评价指标。经济基础方面，参考黄运（2002）;肖红叶等（2007）;郭玉清等（2015）的研究成果，选取地方“GDP增长率”和“人均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用“第三产业增加值GDP占比”和“商品出口额GDP占比”反映经济发展结构。财政基础方面，选取“地方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支出比”衡量地方政府财力及其流动性，用“财政支出贡献率”（财政支出/GDP）反映地区经济对财政支出的依赖度，以反应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2）风险评估。风险评估要素旨在识别和分析系统活动中与实现组织目标相关的风险，以合理确定风险对策。参考黄燕芬、邬拉（2011）;缪小林、伏润民（2012）等人对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所面临风险的分析及研究，本文将风险评估要素分为规模风险、结构风险和运行风险三类，分别设置风险评价指标，以求全面识别和评估风险。
规模风险即债务总量超过地区经济承载能力，导致债务无法按期偿还所带来的风险，本文从当前规模和发展速度两个角度评估，使用“债务率”（年末债务余额/当年综合财力）和“负债率”（年末债务余额/GDP）两项国际通用指标衡量债务的相对规模，用“债务增速与GDP增速比”衡量债务相对发展速度。结构风险指标参考缪小林、伏润民（2012）的研究成果，选取“担保债务风险”（年末担保债务余额/财政收入）、“逾期债务率”（年末逾期债务额/年末债务余额）两项指标组成对结构风险的评估，其中，“担保债务风险”反映地方政府的或有债务风险，“逾期债务率”反映地方政府当前积累的信用违约风险状况。运行风险选取“债务依存度”（当年新增债务额/财政支出）衡量，反映财政支出对务资金的依赖性。
（3）控制活动。本文参考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及财政部相关规定，对各地区的政府性债务相关管理制度和风险控制措施进行评估，我们选用各地区在2013年政府性债务审计公告中披露的地区债务管理制度数量作为对该要素的评估，设置“债务管理制度”指标，制度数量和涉及内容越全面，债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越小。
（4）信息与沟通。在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评价体系中，地方政府应及时收集与传递有关债务规模、来源、当前使用情况、偿还情况、政府承债能力、可能面临风险等的信息。本文借鉴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团队依据各地信息公开申请、网络、出版物等渠道，搜集相关信息制定的“财政透明度指数”来衡量地方政府性债务信息与沟通指标，完善的信息披露可以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机制，降低债务风险。
（5）监督。本文将监督要素设定为以控制债务风险为目的，对债务资金运行有效性进行的监督评价活动。本文从审计视角出发，评估地方政府性债务的监督要素，并借鉴朱荣（2014） 的研究方法，用各地政府性债务审计公告中披露的审计查处违规金额数量衡量“审计执行力度”，查处金额越大，表明审计执行力度越大，监督作用越强。
2. 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由于表1所列指标的量纲和数量级存在差异，考虑我国相关数据获取困难，样本量有限等因素，本文选取均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对负向指标取倒数，得到各指标最终的评价值，将其调整到方向一致可加总的状态，使得债务风险越大，最终评分越大。
对于指标权重的确认，本文采用专家评判法和熵值法分别为主因子和次因子赋权。通过向业内专家发放调查问卷的方式，获得主因子指标的重要性判断矩阵，通过一致性检验后，确定主因子权重。本文手工整理了2013年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专项审计结果，即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3个计划单列市的债务审计公告及其相应年份的统计年鉴，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最后得到了27个地区2012年末次因子指标的相关数据，考虑样本数量能够满足客观赋权法的计算要求，因此采用熵值法计算次因子指标权重。最终得到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分布，如表1各指标后括号内数值所示。基于地区i第j项指标的评分和权重分布，测算其政府性债务的总体风险：
由此得到相关地区的政府性债务风险评分，分值越大，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越大。同时，根据本文所构建的风险评价机制得到债务风险最终评分，可以追溯定位关键风险点，找到“五要素”中具体薄弱环节所在，为后续风险管理和相关措施改善提供有效参考和指引。
四、 结论
本文以内部控制理论为基础及依据，结合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特征及制度背景，探讨了内部控制理论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管理中的适用性。内部控制的风险管理本质为其在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中的应用奠定了较合理的理论逻辑和实践基础;同时，内部控制理论的应用也有利于解决当前债务风险评价模型普遍缺乏理论依据的问题。本文从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等多维度出发，构建了涵盖经济基础、财政基础、规模风险、结构风险、运行风险等方面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价机制，为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风险评价与预警、控制及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参考。
参考文献：
[1] 审计署.第35号公告《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1.
[2] 裴育，欧阳华生.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理论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7，（3）：110-119.
[3] 许争，戚新.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研究――基于东北地区某市的经验数据[J].科学决策，2013，（8）：30-47.
[4] 倪筱楠，王莉，袁若愚.基于模糊综合判断法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价[J].企业经济，2014，（5）：156-159.
[5] 朱文蔚，陈勇.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评估及预警研究[J].亚太经济，2015，（1）：31-36.
[6] 缪小林，伏润民.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生成与测度研究――基于西部某省的经验数据[J].财贸经济，2012，（1）：17-24.
[7] 陈梦秋，宋良荣.基于资产负债表的地方政府负债融资信用评级指标体系研究[J].金融经济，2013，（6）：21-23.
[8] 郭宇，庄亚明.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系统的构建[J].统计与决策，2014，（4）：151-154.
[9] 小林，伏润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内涵与生成：一个文献综述及权责时空分离下的思考[J]，经济学家，2013，（8）：90-101.
[10] 孙芳城，李松涛.浅议内部控制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J].商业会计，2010，（16）：61-62.
[11] 张少春.抓实抓好内控规范实施工作努力打造行政事业单位管理“升级版”[J].中国财政，2013，（16）：8-10.
[12] 杨兴龙，何国亮，内部控制服务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逻辑和机理[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10）：63-69.
[13] 药清，董玲.基于内部控制视角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研究[J].财会通讯，2014，（3）：106-1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基于风险防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研究”（项目号：14AGL008）。
债务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债务重组幅度；财务状况改善；平滑利润；扭亏；上市公司；新会计准则；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750（2012）01007205
一、 引言
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定做出让步的事项。债务重组本是在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债务重组减少债务人的负债金额，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财务状况，使债务人获得新生，从长期来看，债务重组对债务人是利好的。实务中由于债权人做出让步，债务人通常会因债务重组产生收益。因此，一些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并将债务重组视为盈余管理的手段之一。我国1998年首次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1999年1月1日起实施）以来，进行过两次修订，修订的核心问题是关于债务人债务重组利得的会计处理问题。其中，1998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要求“债务人将债务重组利得计入当期损益”，2001年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2001年1月1日起实施）则要求“债务人将债务重组利得计入资本公积”，2006年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范围内施行）又回到了1998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的处理思路，允许“将债务重组利得计入当期损益”。《企业会计准则――债务重组》的两次修订被认为是为了限制上市公司利用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
债务重组的动因到底是什么？是亏损企业扭亏、盈利企业平滑利润等盈余管理的要求，还是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改善财务状况的需要？目前，相关研究大都关注债务重组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很少涉及其他因素对债务重组的影响。本文以2007年沪深两市获得债务重组利得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债务重组的影响因素，以寻找债务重组的真实动因。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债务重组的动因理应是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但是大多数研究认为企业债务重组是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其动因是平滑利润或扭亏。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实施后，债务重组利得的会计处理又发生了变化，这引起了学术界对债务重组动因的进一步思考与热烈讨论［12］。本文在对债务重组与财务状况改善、平滑利润及扭亏等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研究假设，以探究债务重组的动因到底是什么。
（一） 财务状况改善与债务重组
通常情况下，债务重组前债务人资产负债率较高，并且出现财务困难，偿还能力不足，再融资能力受到严重影响，企业存在通过债务重组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财务状况、增强融资能力的动机。企业资产负债率越高，企业债务利息的负担越重，企业面临偿还到期债务的压力越大，再融资能力受到限制越多。此时，为维持持续经营，企业往往会寻求债权人的支持，进行债务重组。尽管债务重组可能会产生一些收益，但是债务重组的主要动机应当是改善现有的财务状况，而不是为了盈余管理。颜敏和王平心对我国1998年债务重组准则下债务重组收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发现，债务重组收益与资产负债率显著相关［3］；谢海洋和王秀芬的研究发现2001年债务重组准则下较高的资产负债率对债务重组收益影响较大［4］。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新准则下财务状况改善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幅度显著相关。
（二） 平滑利润与债务重组
平滑利润是企业盈余管理主要动机之一。吴战篪、罗绍德等人认为如果公司当年的盈利状况良好，就可能会通过盈余管理的方式保留一部分利润储备，以便在未来获利不好的时候予以转回，达到平滑利润的目的［5］。魏涛、陆正飞等人认为利用非经常性损益是企业盈余管理的惯用手段，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都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盈利公司盈余管理的主要是为了平滑利润［6］ 。颜敏和王平心的实证研究发现，1998债务重组准则下上市公司债务重组收益与营业利润率显著相关［3］。由于2006年准则恢复了1998年准则对债务重组收益的处理方式，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新准则下平滑利润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幅度显著相关。
（三） 扭亏与债务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股票特别转让处理规则》、《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我国上市公司连续2年亏损就要被特别处理（ST），连续3年亏损就将被暂停上市，如果暂停上市后第一个半年度公司仍未扭亏，交易所将直接做出终止上市的决定。因此，扭亏对于中国的上市公司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陆建桥、赵春光等人认为国内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出现亏损以及由此引发的特别处理和退市［78］。陈晓等人在考察中国A股上市亏损公司的扭亏行为时发现亏损公司利用关联交易活动和重组活动扭亏为盈［9］。谢海洋和王秀芬研究2001年债务重组会计准则下的盈余管理行为时发现，对债务重组收益影响较大的因素之一是扭亏［4］。樊懿芳与纪岩对新准则下债务重组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发生债务重组的公司通过债务重组进行了盈余管理，且扭亏与债务重组程度显著相关［10］。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假设3。
H3：新准则下扭亏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幅度显著相关。
三、 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样本为2007年进行债务重组并产生债务重组利得的A股市场上市公司。2007年进行债务重组的上市公司共计229家。本文剔除了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2家，剔除了前一年有关数据缺失的公司及虽进行债务重组但涉及金额不大无需披露的公司42家，剔除了发生债务重组亏损的上市公司79家，剔除了资产负债率高于300%、营业利润增长率高于3000%的公司 32家，得到最终样本为74个。
本文样本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使用的统计软件包括EVIEWS6.0、Excel等。
（二） 模型与变量设定
1. 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前述假设。回归模型为：
DEPi =β0+β1CLEVi +β2ORGROi +β3CLOSSi ＋β4MAFi +εi
其中，DEPi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债务重组幅度；CLEVi、ORGROi、CLOSSi为解释变量，分别代表财务状况改善、平滑利润和扭亏；MAF为行业控制变量；β0为截距，β1、β2、β3、β4分别代表模型各变量的回归系数，εi为随机干扰项。
2. 变量的含义
本文以债务重组幅度变量（DEP）为被解释变量。债务重组幅度变量是指上市公司当年债务重组利得与公司期初负债的比值，即标准化的债务重组利得。取债务重组利得与期初负债得比值，可以使不同规模样本公司具有可比性，同时又体现了债务重组的程度。
解释变量有三个。一是资产负债率差额（CLEV）。用债务重组前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变化来表示财务状况改善情况，其计算公式为CLEV=(公司2006年末负债总额/2006年末资产总额)－(2007年末负债总额/2007年末资产总额)。二是营业利润增长率（ORGRO）。用债务重组前后上市公司营业利润率的变化来体现利润平滑幅度，其计算公式为ORGRO＝(2007年营业利润－2006年营业利润)/2006年营业利润。三是扭亏（CLOSS）。这一变量为虚拟变量。本文设定样本中2006年亏损、2007年净利润为正的公司CLOSS=1；2007年营业利润亏损、2007净利润为正的公司CLOSS=1；2007年净利润为正的ST公司CLOSS=1；其余的公司设置为CLOSS=0。利润平滑和扭亏是盈余管理实证研究通常选择的变量［11］。
控制变量为行业变量（MAF）。不同行业的资产负债水平、盈利能力有着较大的差异，可能会对债务重组幅度产生影响。本文将所有样本分为制造业与非制造业两大类，设定行业为控制变量。行业变量为虚拟变量，MAF=1代表制造业，MAF=0为非制造业。
四、 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我们根据研究模型涉及的主要变量，计算了各个样本的描述性统计量，如表2所示。
（二） 相关关系分析
我们对样本公司进行了变量的相关关系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列示的模型中各变量相关关系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相关关系分析中，债务重组幅度（DEP）与资产负债率变化（CLEV）、扭亏（CLOSS）都显著正相关，而与平滑利润（ORGRO）正相关但不显著。各变量相关分析的结果基本上支持本文的假设1和假设3，即财务状况改善、扭亏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幅度显著相关；而不支持假设2，即平滑利润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幅度显著相关。
（三） 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分析
本文建立的多元回归方程检验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调整后R2为0.18，拟合度不是很高，但是F值为3.43，显著性水平0.013，模型整体上有显著统计意义。表4中，债务重组幅度DEF与CLEV、CLOSS分别在10%和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假设1和假设3成立，即财务状况改善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幅度显著相关，扭亏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幅度显著相关。但是利润平滑与债务重组幅度相关度很低且不显著，假设2未通过检验，这说明平滑利润对上市公司债务重组幅度的影响不显著。另外，行业控制变量也不显著，说明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在债务重组幅度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
五、 结论
本文以2007沪深所有进行债务重组并产生利得的非金融行业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新准则下上市公司债务重组的动因。研究结果表明：新准则实施背景下，财务状况改善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幅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实现扭亏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幅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平滑利润，即营业利润增长率与上市公司债务重组幅度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上述结论表明，企业进行债务重组的目的更多的是为了改善财务状况或扭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结论无法排除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但也提供了企业通过债务重组的其他动机――改善财务状况的支持证据。会计信息使用者需要对不同原因导致的债务重组进行区分，以判断企业债务重组后的业绩变化，若企业因改善财务状况进行债务重组，企业预期的盈利可能会增加，是利好信息；若企业因扭亏等盈余管理进行债务重组，企业预期的盈利可能会减少，是利空信息。会计准则制定者和金融监管当局若要避免企业通过债务重组进行盈余管理，需要对亏损企业和高资产负债率企业的债务重组信息披露做出更为严格的规定，如要求其披露更加详细的信息，以维护投资者利益，实现资本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参考文献：
［1］翟胜宝，郑洁.会计准则、证券监管规则与盈余管理――基于债务重组准则变迁视角［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1（4）：4652.
［2］刘泉平，张政伟.新会计准则引发的思考［J］.会计研究，2006（3）：710.
［3］颜敏,王平心.上市公司1999年债务重组准则盈余管理实证研究［C］.中国第二届实证会计国际研讨会论文,2003.
［4］谢海洋.债务重组准则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财会通讯：学术版，2005(10)：8487.
［5］吴战篪，罗绍德，王伟. 证券投资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与盈余管理研究［J］.会计研究，2009（6）：4249.
［6］魏涛，陆正飞，单宏伟. 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07（1）：113121.
［7］陆建桥.中国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1999(9)：25-35.
［8］赵春光.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论《资产减值》准则的政策涵义［J］.会计研究，2006（3）：1117.
［9］陈晓，戴翠玉. A股亏损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与手段研究［J］.中国会计评论，2004 （2）：299310.
［10］樊懿芳，纪岩. 债务重组与盈余管理――基于2007年深市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财会通讯:综合,2009(2)：123126.
［11］付小平. 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方法综述［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3（5）：3942.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the Debt Restructuring under the New CAS:
Based on the Statistics of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2007
WANG Tiandong, LU Wenyuan
债务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基金项目：辽宁省教育厅一般项目“政府干预对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的影响”（W2011124）；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青年项目“银行参与公司治理的行为研究”
作者简介：宋淑琴（1980-），女，辽宁大连人，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司治理和资本市场研究。Email：maiqiner@yahoocomcn
摘 要：本文在揭示银行和债券投资者参与治理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2006—2010年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的治理效应，并从信息不对称视角分析了信息披露质量对两种债务治理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贷款能够显著降低成本，但同时又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绩效，说明银行贷款只是发挥了部分的债务治理效应，但长期贷款能够显著提高公司绩效，降低成本。债券既能够显著降低成本又能够提高公司绩效，并且其治理效应要强于长期银行贷款。信息披露质量只能显著影响债券的治理效应，而且仅限于显著提高公司绩效方面，而不能显著影响成本约束。
关键词：银行贷款；债券；信息披露质量；债务治理
中图分类号：F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3005708
一、引 言
债务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关键的公司治理手段之一[1]，是因为债务能够发挥破产威胁、财务约束和相机治理的作用，并降低成本，平衡治理结构主体间的利益，约束管理层无效的决策，从而有利于公司价值创造[2-3]。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特殊的制度背景决定了我国特殊的治理模式。我国的治理模式既不同于英美，也不同于日德的典型治理结构模式。对于以英美为代表的发达资本市场国家而言，实行以证券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制，公司主要通过发行债券从资本市场筹措债务资本，对银行贷款的依赖较小，因此，债券投资者在资本市场上能够通过债券定价机制发挥治理作用，提升公司绩效。对于以日德为代表的银行主导制国家而言，银行贷款是公司的主要融资方式，日本实行主银行制，德国实行全能银行制，银行既是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又是公司的大股东，能够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因此，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上述两种典型公司治理模式可以看出，债权集中程度不同，参与治理的作用机理是不同的。而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因为目前我国债券市场主要以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为主，企业债券（含公司债券）发行规模有限，但近几年企业债券融资规模逐年上升，说明债券投资者在债权人中的地位逐年上升。那么，随着资本市场不断发展，我国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能否产生治理效应呢？债权人存在参与公司治理激励的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那么，信息透明度能够改善银行贷款和债券的治理效应吗？基于上述疑问，本文从债权人参与治理的作用机理差异出发，研究信息透明度对银行贷款和债券治理效应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在分析了银行和债券投资者参与治理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检验银行贷款和债券的治理效应，并研究了信息透明度对两种债务治理效应的影响以及二者影响的差异性。
企业债券包括一般企业债、集合企业债、公司债券；其他债券包括国际机构债、资产支持证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可转债和可分离转债存债。
二、文献回顾
相对于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不仅是公司的主要融资方式，而且能够制约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公司价值。Jensen[4]开创性地认为债务可以限制过度投资问题，
从而抑制管理者进行非效率投资，
提高公司绩效。Shepherd等[5]发现存在银行监督的前提下，尤其在企业出现高成本的时候，银行债务能够有效抑制管理者的成本。
如果债务的治理效应能够被市场投资者发现，那么便会产生“信号效应”[6]。Mann和Sicherman[7]运用事件研究方法发现，企业发行股票与发行债券对股票超常收益率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但债券公告的负面反应小，这说明投资者对于债务的治理效应抱有一定的信心。
Harvey等[8]研究发现，在新兴的和转型的国家中，债务融资对公司成本的影响被称为典型的“极端” 问题。Tian[9]以中国公司为样本，分析负债的约束作用，结果表明负债的约束作用不明显。
连军等[10]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联系以及制度环境差异对银行贷款治理效应的影响，该研究发现，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的银行债务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能够发挥一定的债务治理作用。田侃等[11]以中国转型期特有的制度架构为背景分析债务契约的治理绩效，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方法揭示债务治理绩效的“次优”特征，该研究发现，债务在预算软约束条件下能够显著增加管理层在职消费，显著降低公司绩效，但能够显著地抑制大股东的“隧道效应”，从而证实了债务契约在公司治理中有着典型的“次优”特征。
信息不对称是理解债务治理问题的关键，由于信息不对称使得债权人无法了解债务人完全偿还债务本金和利息的可能性，为了保证债务的安全，债权人有监督债务人的动力。根据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能够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Ross[12]以及Leland 和Pyle[13]几乎同时将逆向选择问题应用于资本市场，提出了债务融资的信号理论。这说明了在存在有效信息传递机制的前提下，投资者以负债比例来区分公司质量是因为投资者相信债权人能够实施有效监督，债务越高说明债权人认为该公司质量越好。Myers和Majluf[14]研究了信息不对称对融资成本的影响，由于信息成本等的存在使得企业内部融资成本小于外部融资成本，外部融资中债务资本成本小于股权资本成本。这说明了债权人监督的信息成本小于分散投资者监督的信息成本。信号传递理论和融资优序理论成立的前提是存在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有效的价格信号机制。当价格信号机制受到限制时，银行的信息优势在信息不对称下的债务治理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因为银行的信息优势使得在监督过程中的信息搜集成本远远低于公众债权人[15]。公开债务在证券市场上公开发行，拥有众多的个体投资者，每个投资者都要对企业进行调查和监督，就会造成信息生产和监督成本的重复和浪费[16]，因而很容易产生“搭便车”现象，而不愿意自己付费收集信息进行监督。由此可见，信息不对称是债权人产生参与公司治理激励的根本原因。
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看出，目前关于债务治理研究仍然存在下列两个方面的不足：首先，现有关于债务治理的研究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不同性质债务的治理效应研究；二是不同期限债务的治理效应研究。不同性质债务研究分析了银行贷款和债券治理的不同结果，但对于二者参与治理的作用机理分析还不够明确，银行作为集中债权人，其监督成本低，当公司经营出现“状况”时，银行会指派特定信贷工作人员实施现场审查和监督，如果情况无好转，则会采取要求提前还贷等约束性措施。而债券投资者作为分散债权人，其直接进入公司实施监督的成本高，主要是通过证券市场定价机制对公司进行治理。其次，关于信息透明度对债务治理影响的实证证据不够充分。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根本原因是双方信息不对称，银行作为集中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除了它是大债权人以外，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优势，即信息优势，因此，公司透明度能够影响银行利用信息优势参与治理的激励。另外，作为分散债权人的债券投资者，由于其信息成本比较高，因而参与公司治理主要依靠公司披露的公开信息，因此，信息披露程度也能够影响债券投资者的治理效果。本文正是基于上述研究不足，分别研究信息披露质量对银行贷款和债券两种不同债务治理效应的影响。
三、实证研究设计
（一）假设条件设计
1银行贷款治理效应
在我国银行作为大债权人参与治理主要是基于对企业贷款使用的监管。在签订信贷契约时，银行为了避免贷款风险会加上一些限制性的条款，如贷款期间不能发放股利、贷款期间不能变卖固定资产等防止产生大量现金流出而影响到期还本付息的约束。但由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使得这些限制性条款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管理者掠夺债权人的行为。因此，银行在贷款期间持续性监管企业贷款的使用情况，其监管的频率与银行对借款企业的信用评级直接相关，信用评级越高，贷款监管频率越低。如果发现借款企业存在违反信贷契约条款，或存在影响到期还本的因素，就会采取现场监督、改变信用政策、甚至是要求提前还款等应对措施。因此，管理者为了避免出现违约的情况，会定期保留现金流进行还本付息，降低了管理者能够自由支配的现金流，从而限制了管理者的在职消费。当借款企业经营出现困境、无法偿还债务时，银行可以通过申请破产保护债权。破产威胁能够激励管理者努力工作，提高公司绩效。
但银行对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监管力度是不同的，从而使得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治理效应不同。理论上讲，短期债务能够有效控制投资不足问题[17]。而长期债务的约束作用主要体现为可以阻止新的资本流入，即表明长期债务通过对企业再融资的约束，可以防止管理者过度投资行为[18]。然而，由于不同国家的研究环境差异，对长短期债务研究结论是不一致的。我国学者李世辉和雷新途[19]的研究发现，短期负债主要抑制显性成本，而长期负债主要抑制隐性成本。而陈建勇等[20]的研究却发现，较高的短期债务比例会引起较大的投资扭曲。宋淑琴[21]的研究也发现，短期债务能够显著增加管理者的成本。本文认为银行对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的监督力度主要取决于信贷风险的大小。我国上市公司短期偿债能力较强，发生财务危机的概率很小[22]，则银行缺乏对短期债务的监督激励。一般而言，长期借款主要用于项目经营和固定资产构建等资本性投资，银行在完成了投资项目的评估后，需继续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依据银行与公司达成的协议，银行定期收集公司的经营财务信息，当银行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不满意时，可以对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提出质疑。由此可见，银行发放长期贷款过程中存在监督激励和治理渠道。袁卫秋[22]的研究也证明了我们的预期，他研究发现，长期贷款比率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1：银行贷款存在治理效应。
假设1a：银行存在参与公司治理的激励和优势，因而银行贷款总额能够制约经营者的在职消费，同时提高公司绩效。
假设1b：银行在长期债务中存在监督激励和治理渠道，则长期银行贷款能够更好地约束管理层的成本，提高公司绩效，发挥债务治理效应。
2债券治理效应
相对于银行债务治理而言，债券治理效应不仅体现在现金流约束和破产威胁两个方面，债券投资者还可以通过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来保护自身利益，从而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当债券发行企业经营业绩下滑时，债券违约风险增加，债券投资者抛售债券，债券价格下跌，债券融资成本上升。因此，债券发行企业为了降低融资成本，管理者会努力工作，提高公司绩效，向证券市场传递利好消息，提高债券价格。
另外，在现金流约束和破产威胁治理效应上，银行贷款和债券融资发挥的功效是不同的，这取决于两种债务的“软硬”程度。债务产生治理效应需要建立在企业健全的债务合同履行机制之上，如果没有健全的债务合同履行机制，债务不但不会产生治理效应，反而会成为借款企业侵占债权人利益的来源。债务合同的约束力取决于债权的集中度。相对于债券而言，银行可能导致债务的“软约束”，因为银行在处理债务问题时可能面临“投鼠忌器”的问题。可以通过债务再谈判进行债务重组，从而产生“软约束”；而债券投资者是分散的，借款企业与债券投资者进行再谈判的成本很高，从而产生“硬约束”。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2：债券存在治理效应。
假设2a：债券是“硬债务”，因而能够很好地制约经营者的在职消费，提高公司绩效。
假设2b：无论在降低成本还是提高公司绩效方面，债券的治理效应均大于长期银行贷款。
3信息披露质量与银行贷款和债券治理效应的影响
由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信息是债权人进行项目决策的基础。按照信息的公开程度分为公开披露的信息和非公开披露的信息。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中介机构相对于债券投资者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具有获得信息的规模经济。银行之所以具有信息优势，能够获得资本市场中其他利益相关者难以获得的信息，Lummer 和 McConnell[23]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银行投资于信息收集技术，从而使它们在评价借款机会的风险程度上具有竞争优势；二是银行可以通过与企业的信贷业务来了解企业的信息，因而银行在收集借款企业信息方面具有优势。因此，相对于债券投资者，银行的信息成本低。另外，银行具有识别借款企业会计信息盈余质量的能力，所以，银行无论是在签订契约还是在事后贷款监督中，都会利用其信息收集技术，对企业提供的信息进行加工，而提高信息质量。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公开披露信息的依赖相对较小，而债券投资者因为其高昂的信息成本，会产生“搭便车”行为，从而对公开披露信息的依赖相对比较大。
债券投资者利用公开披露信息判断借款企业质量，从而在证券市场上产生合理的定价机制。因此，能够激励债券发行企业的管理者努力工作，提高公司绩效，提高债券价格。但是管理者在披露信息时是有选择性的，当问题越严重时，管理者会选择隐瞒信息，从而降低信息披露质量，所以，债券投资者在公开披露的信息中很难读出管理者的成本信息。因此，信息披露质量不能影响债券对成本的制约。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3：信息披露质量只能影响债券的治理效应，不能影响银行，而且信息披露质量对债券治理效应的影响仅限于提高公司绩效，而对降低成本没有影响。
（二）研究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上市公司2006—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CSMAR（国泰安）金融数据库、深圳证券交易所网和巨潮资讯网等相关网站。在样本选取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这是因为金融类公司的资本结构受到诸如储蓄保险等显性（或隐性）投资者保险计划的强烈影响，使得金融类公司的资产和债务有其自身的特性，与非金融类公司的债务不具有可比性，而且法规对金融类公司的最少资本金要求管制更为严格，这也许会直接地影响到它们的债务利率和期限选择。（2）剔除拥有B股或H股公司，因为外资股的股价与公众A股的股价不同，而且证券交易机构的监管标准不同。（3）按照上下浮动1%的比率剔除异常值的公司，以避免异常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4）剔除在这5年中ST类的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异常，或已连续亏损两年以上，若这些公司纳入研究样本中将影响研究结论。（5）剔除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6）剔除没有银行贷款和债券的上市公司。根据上述原则，共得到351家上市公司的观测值，文中相关数据的处理和检验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完成。
（三）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债务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债务定期付息产生现金流约束，从而约束管理者的在职消费，降低了成本；二是债务融资约束而抑制了非效率投资行为，从而增加公司绩效；三是由于债务的破产威胁效应而激励经营者努力工作，提高公司绩效。本文只研究前两个方面，因为债务破产威胁效应在财务困境公司才会起到作用，而本文的样本为财务正常公司，不适合研究债务的破产威胁效应。
（1）成本的计量
目前度量成本的比较有代表性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采用权益市账比来度量成本；二是采用管理费用率与总资产周转率来衡量经理层的在职消费和非效率投资产生的成本。本文采用James等[24]的做法，以管理费用率作为成本的替代变量，即管理费用率等于当年管理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因为本文认为，根据我国的国情，经营者的成本与管理费用的记录内容是比较吻合的。
在管理费用中，所占比例较大的费用主要是差旅费、办公费和业务招待费等，其次是提取的坏账及存货跌价损失等，这些费用都与管理层的行为有密切关系。差旅费、业务招待费和办公费等反映经营者的在职消费，提取的存货跌价准备和坏账准备反映了企业的剩余损失。
（2）公司绩效的计量
目前学术界对公司绩效的衡量问题未能达成共识，有代表性的指标主要有三种：一是利用财务指标，如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和总资产报酬率等；二是托宾Q值，三是经济附加值（EVA）。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完善，为托宾Q值计算带来了障碍；EVA是会计利润的计算基础上扣除了股权资本成本，目前股权资本成本的计量存在很大争议，EVA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受到质疑。因此，本文选择了总资产报酬率衡量公司绩效。
2解释变量
（1）债务变量
主要研究银行贷款和债券两种债务的治理效应，为了剔除规模差异，本文分别以银行“贷款总额/总资产”、“应付债券/总资产”来表示两种债务的存量。为了深入研究银行贷款和债券治理效应的差异，从期限一致的角度，还以长期贷款总额为解释变量，反映长期债务中，银行贷款和债券的治理效应差异。
（2）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诚信档案”中“信息披露考评”的结果作为信息披露质量高低的替代变量，该考评结果是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2001年颁布）打分确定的。之所以选择这一考评结果作为信息披露水平的衡量标准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该考评机制的考评对象为深交所所有上市公司，保证了该机制的完整性；二是该机制同时考察了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和强制性信息披露两个方面，保证了考评结果的全面性。另外，由于交易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状况进行评级也体现了结果的公正性和客观性。自2001年以来，深交所在每年年初对挂牌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状况进行考评，分“优秀”、“良好”、“及格”与“不及格”四个等级进行鉴定并对外披露，本文将其评价结果分成两部分，考评结果为“优秀”和“良好”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较高，而考评结果为“及格”和“不及格”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较低。
3控制变量
本文除了控制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其他债务三个公司特征变量外，还控制了实际控制人性质和年份。因为国有产权和非国有产权上市公司的公司绩效和管理者在职消费是不同的。而且，不同年份的经济状况也将导致公司绩效和管理费用的差异。
各变量的含义及具体说明如表1所示。
（四）模型设计
本文为了揭示不同类型债务的治理效应，以及信息披露质量对不同债务治理效应的影响，设计四个模型。模型（1）检验银行贷款、长期银行贷款和债券的治理效应，模型（2）至模型（4）分别检验信息披露质量对银行贷款总额、长期贷款总额和债券治理效应的影响。为了解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内生性问题，模型中所有的解释变量均为滞后一期的变量。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总资产报酬率的最高值约为0870，最低值约为0688，标准差为0109，说明各公司资产盈利能力差异较大；总资产报酬率的均值约为0062，低于目前我国一至三期的贷款利率（665%），由此可见，我国上市公司整体经营盈利能力偏低。管理费用率的最低值近似于0000，最高值约为0217，标准差为0028，说明各公司管理者的成本差异性较小，均值为0045，相对较低。从银行贷款总额和债券总额的均值可见，我国上市公司总资本中银行贷款约占0263，其中长期贷款仅占0080，债券融资仅占0005，这说明了银行贷款在上市公司债务融资中的绝对地位。从银行贷款期构成看，我国上市公司的贷款主要依靠短期贷款，长期贷款比例低。从信息披露质量均值可以看出，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71%左右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被评为“良好”以上，说明信息披露质量较高。从实际控制人性质可以看出，696%以上为国有上市公司。
（二）回归结果分析
1银行贷款和债券的治理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由表3可以看出，银行贷款总额与总资产报酬率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银行贷款不但没有提高公司绩效的作用，反而显著降低了公司绩效，这与假设不一致，但与田侃等[11]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银行贷款总额与管理费用率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银行贷款能够显著降低成本。由此可见，银行贷款在降低成本方面能够明显起到积极作用，而在提高公司绩效方面明显起到消极作用。长期银行贷款总额与总资产报酬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管理费用率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在银行贷款中，长期银行贷款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绩效，产生真正的治理功效。债券总额与总资产报酬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与管理费用率在1%水平显著负相关，说明债券融资也能够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绩效，很好地发挥债务治理效应。在控制变量中，实际控制人性质并不能显著影响公司绩效，但是却显著影响成本，实际控制人性质与管理费用率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国有上市公司更容易产生成本。其他债务与总资产报酬率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管理费用不相关，说明其他债务不能很好地发挥债务治理效应。
从回归系数看，长期债务中，银行贷款和债券都能够提高公司绩效和降低成本，但是两种债务发挥治理作用的大小不相同，从提高公司绩效方面看，债券发挥的治理效应要大于长期银行贷款（0354>0138）；从降低成本方面看，债券发挥的治理效应也要大于长期银行贷款（-0114>-0064）。总之，债券的治理效应大于银行贷款的治理效应。
模型（1）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的预期结论。
2信息披露质量与债务治理效应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信息披露质量对债务治理效应的影响，在模型中加入了信息披露质量与贷款总额、长期贷款总额和债券总额的交互项。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信息披露质量与总资产报酬率（ROA）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公司绩效越高。但贷款总额与信息披露质量的交互项、长期银行贷款与信息披露质量的交互项与总资产报酬率均未呈现出显著相关性，说明银行在实施贷款监督时不依赖于公开披露的信息，因而信息披露质量不能影响银行贷款的治理效应。由表3模型（4）回归结果可知，债券总额与总资产报酬率正相关，但不显著，债券总额与信息披露质量的交互项与总资产报酬率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信息披露质量能够显著影响债券融资提高公司绩效。表3中三个交互项与管理费用率却未呈现出显著相关性，说明信息披露质量不能够显著影响银行贷款和债券对管理者成本的抑制问题。
五、结论与启示
从上述实证研究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银行贷款产生了部分的理论上预期的债务治理效应，主要体现为能够显著降低成本，再一次验证了田侃等[11]的“次优”债务治理理论。而长期银行贷款能够产生理论上预期的债务治理效应，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绩效。我国银行贷款整体上之所以未表现出完全的债务治理效应，是因为长期贷款比例太小，弱化了长期贷款治理效应的表现。（2）债券融资能够产生理论上预期的债务治理效应，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绩效。而且无论在降低成本还是在提高公司绩效方面，其治理效应都大于长期银行贷款。（3）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只能影响债券的治理效应，而不能影响银行贷款；而且信息披露质量对债券治理效应的影响仅体现在提高公司绩效上，对降低成本没有影响。
上述研究结论基本验证了理论预期的假设条件，为了提高我国债务治理效应，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彻底贯彻和落实“十二五”规划，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定价机制，为债券发挥治理效应提供更完善的治理渠道。（2）为了提高银行贷款的治理效应，银行需加大对短期贷款的监管，公司也可从融资政策出发，提高长期贷款的融资比例。（3）证监会加强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管，使得信息质量能够真实地反映公司质量，提高公司信息透明度，从而保护银行和债券投资者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Williamson，OE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Finance，1988，43（3）：567
[2] Larry，H P， Claessens， S，Djankov， S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from Control of East Asian Firm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0，58（2）：81-112
[3] Bolton， P，Dewatripont，MContract Theory[M]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5
[4] Jensen，MC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 Corporate Finance and Takeover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6，76（2）：323-329
[5] Shepherd，JM，Tung， F，Yoon，AH What Else Matters for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 Case of Bank Monitoring[J]Bos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2008，88（4）：991-1041
[6] 龙建辉 银行监督与公司治理效率[D]杭州：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7] Mann，SV，Sicherman，NW The Agency Costs of Free Cash Flow：Acquisition Activity and Equity Issues[J]The Journal of Business，1991，64（2）：213-227
[8] Harvey，C.，Lins，K.，Roper，A.The Effect of Capital Structure when Expected Agency Costs Are Extrem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4，74（1）：3-30.
[9] Tian，LHBank Lend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Government Ownership in China[R]Working Paper，2005
[10] 连军，刘星，杨晋渝政治联系、银行贷款与公司价值[J]管理评论，2011，（5）：48-57
[11] 田侃，李泽广，陈宇峰 “次优”债务契约的治理绩效研究[J]经济研究，2010，（8）：90-102
[12] Ross，S A The Determination of Financial Structure：The Incentive-Signalling Approach[J] 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7，（8）：23-40
[13] Leland，H，Pyle，DInformation Asymmetry，Financial Structure，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The Journal of Finance，1977，32（2）：371-388
[14] Myers，S C，Majluf，N S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4，（13）：187-221
[15] Rajan，R G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ommercial Banking Viewed through and Incomplete Contract Lens[J]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1998，30（3）：524-550
[16] Ran，TS，Ramakrishnan，R，Anjan，VThankor Information Reliability and a Theory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84，51（3）：415-432
[17] Thomas，S Y，Ronald，F SBond Indenture Provisions and the Risk of Corporate Debt[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982，（10）：375-406
[18] Berglof，E，Thadden，ELShort Term versus Long Term Interests： Capital Structure with Multiple Investor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4，109（4）：1055-1133
[19] 李世辉，雷新途两类成本、债务治理及其可观测绩效的研究——来自我国中小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8，（5）：30-37
[20] 陈建勇，王东静，张景青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投资效率[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80-92
[21] 宋淑琴信贷契约治理效应研究——来自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2011，（5）：30-36
[22] 袁卫秋 债务期限结构的经济后果——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财经论丛，2007，（2）：61-67
[23] Lummer，ST，McConnell，JJFurther Evidence of the Bank Lending Process and the Capital-Market Response to the Bank Loan Agreements[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9，25（1）：99-122
[35] Ramakrishnan，RTS and AVThakor，Informarion Reliabilityanda Theory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J]Reviewof Economic Studies，1984，（51）：415-432
[36] 姚立杰，夏冬林我国银行能识别借款企业的盈余质量吗？[J] 审计研究，2009，（3）： 91-96
[37] 谭劲松，宋顺林，吴立扬公司透明度的决定因素——基于理论和信号理论的经验研究[J]会计研究，2010，（4）：26-33
债务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所谓债权期限结构是关于债权融资中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的选择及其比例的确定。由于以往对资本结构的，只关注长期资金，因此，在资本结构的研究中也就不存在债权融资期限结构问题。随着融资中短期负债的急剧增加，短期负债也逐渐被纳入到资本结构研究中来，进而导致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的结构选择问题随之产生。对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研究虽然最早的可以追溯到1974年Merton在《杂志》第29期上发表的论文“公司债务的定价：利率结构的风险”。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假设资本市场是完美的条件下，得出了债务期限结构与企业价值无关的结论。但是真正系统开始对债权期限结构进行研究的却是Barclay and Smith于1995年发表的《公司负债的期限结构》，他们最早将债权期限结构归纳为三类：契约成本假说、税收假说与信号假说。随后，Stohs＆Mauer于1996年发表的《公司负债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Guedes＆Opler于1996年发表的《决定公司发行负债的期限的因素》，以及Scherr＆Hulburt于2001年发表的《小规模企业的负债期限结构》，促使债权期限结构选择问题成为公司金融研究的又一个热点。我国对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杨兴全、郑军（2004）对国外企业负债期限结构的理论假说和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归纳了五种类型的假说：成本假说、信号传递假说、清算风险假说、期限匹配假说和税收假说。袁卫秋（2004）也对债务期限结构理论进行了综述，将债务期限结构理论划分为基于契约成本的理论、基于信息不对称的理论、基于税收的理论和基于期限匹配的理论四种。杨兴全、吕珺（2004）以部分行业为例，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负债融资期限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为期限匹配假说和清算风险假说提供了经验支持，为成本假说提供了部分支持，信号传递假说与税收假说并未得到实证结论的支持。肖作平、李孔（2004）对负债期限结构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从个别简单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市场价值、帐面价值公司规模、固定资产比率和加权平均资产期限显著地上市公司债务到期结构；敬志勇（2004）对负债期限结构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期负债期限与上年度负债期限存在密切关系，二者呈正向变动关系。负债期限与公司的财务灵活性有密切关系，负债期限与公司的资产负债比率呈正相关，与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呈负相关，与公司成长性不相关，与公司规模存在负相关关系，负债期限和借款期限与公司的盈利能力负相关。
由于以往对债权期限结构的研究并不是很重视，因此关于债权期限结构的研究文献分散在不同学者对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选择的研究上。国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短期负债与长期负债的选择提出了个人的观点，从而形成了非常丰富的影响债权期限结构选择因素的观点。本人在研读文献的基础上，将涉及到债权期限结构影响因素的文献加以归纳，出了可能影响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14个主要因素，希望能为其他同行者对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一点帮助。
二、影响债权期限结构选择的因素
影响债权期限选择的因素主要有：资产期限、成长性、企业质量、管制行业、企业规模、资产折旧、信息不对称、利率、财务杠杆、企业价值波动性、自由现金流量、信用级别、非债务税盾。
1.资产期限。为了降低融资成本，降低清算风险，负债的期限应该与资产期限相匹配。因此，资产期限是影响负债期限结构的一项重要因素，企业的负债期限与资产期限正相关。Myers（1977）认为投资不足问题能通过这一匹配原则加以缓和，Myers认为投资不足问题起源于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可以通过将公司的负债期限与资产期限进行匹配来部分解决。期限匹配可以保证偿还债务与产生现金流量基本相称。当负债的期限结构比资产的期限结构短时，公司可能没有足够的现金流量偿还到期本息；另一方面，如果负债的期限结构比资产的期限结构长时，那么来自资产的现金流量就会停止，而公司依然需要保持足够的清偿能力。Emery（2001）认为公司通过匹配债务和资产的期限能避免条款贴水。
根据Stohs and Mauer的研究，认为资产期限要与负债的期限相匹配，因此具有较多固定资产的公司应当有较多的长期负债。因此，债务期限应与资产期限正相关。根据成本理论，公司的负债期限与资产期限应当匹配。Stohs and Mauer，Aydin Ozkan证实了上述理论，而Goswami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拥有资产期限较短的公司总会发行长期负债而拥有长期资产的公司总会发行短期负债。
2.成长性。当一个公司具有较多成长机会时往往会拥有较多的短期负债，其结果是负债的总体平均期限较短，Easterwood and Kadapakkam，Barcklay and Smith，Aydin Ozkan证实了上述理论。
Stulz（1990），Hart＆Moore（1995）认为有较少增长期权的企业应发行更多的长期债，因为长期债在限制管理者随意性方面更有效。Myers（1977）认为拥有较多增长期权的企业应使用期限较短的债务。
企业投资机会的变化对债务期限有直接效应，增长期权的增强提高了企业短期债的使用；更多的成长期权导致更低的杠杆。但Stohs and Mauer，Mauer and Ott认为公司的成长性不会影响负债的期限结构。
3.企业质量。公司采用负债期限结构可以传递有关公司资信情况的信息，Flannery（1986），Kale and Noe（1990），Goswami，Stohs and Mauer证实了上述理论。
Flannery（1986），Kale—Noe（1990）研究了当企业家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有关企业质量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时，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信号含义。Kale—Noe假设长期债务的定价比短期债务对企业价值的变化更敏感。这样，虽然企业的错误定价会导致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都被错误定价，但导致长期债务定价的错误程度更高。如果债务市场无法识别高质量和低质量的企业，则价值被低估的高质量企业将会发行数量较少的、定价被低估的短期债务。相反，价值被高估的低质量企业将发行数量较多的、价格被高估的长期债务。然而，理性的投资者在对公司的风险债务定价时考虑到了企业的这些动机。因此，在市场处于分离均衡时，两种期限的风险债务都将被发行且被正确定价：高质量的企业将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务，低质量的企业将发行更多的长期债务。但是，如果高质量的企业认为通过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务将其与低质量企业相区分的代价太高，或低质量的企业认为冒充高质量的企业去发行较多的短期债务收益更大，则分离均衡的市场将不会存在，因为此时两种类型的企业将发行相同期限的债务，即存在一个混同均衡的债务市场。
Diamond认为，关于项目未来盈利拥有好的私人信息的借人者希望借入短期债务。因为，一方面质量最好的企业其投资项目被清算的可能性最低，企业家的非金钱利益因此而过早丧失的可能性也最低；另一方面，它们有很大的可能性需要再融资，而在再融资时有机会显示自己是低风险，从而可以继续支付较低甚至更低的利率。相反，关于项目未来盈利拥有坏的私人信息的借入者希望借入长期债务。因为，一方面，当它们需要再融资时，它们不得不披露自己是高风险，从而必须支付相对较高的利率，甚至被拒绝融资；另一方面，质量最差企业的投资项目很有可能在项目实施途中被迫清算，企业家的非金钱私人利益也会因此而过早丧失。但是，由于投资者预测到此类企业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此这类企业最终会被驱逐出长期债务市场，只能发行短期债务。这样，市场上最终发行长期债务的是质量适中的企业。因此，Diamond认为债务契约是企业风险的非单调函数：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风险最低和风险最高的借入者都拥有较多的短期债务，而风险适度的借入者则拥有更多的长期债务。
4.管制行业。Smith（1986）认为，受到管制的行业中的经理比没有受到管制的行业中的企业经理对于未来的投资决策，有较少的自由支配权。企业管理中，经理自由支配权的减少降低了长期债务产生不良后果的动机。因此，成本暗含了受到管制的企业比未受到管制的企业将拥有更多的长期债务，因此行业对企业的债务期限具有重要。成本理论表明公司规模越大，冲突越小，因而规模较大的公司越倾向于进行短期负债，Malitz，Titman and Wessels，Stohs and Mauer，Aydin Ozkan，证实了上述理论。
5.企业规模。Jalilvand-Harris（1984）认为，大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与问题相对较小，其所拥有的有形资产也较多，因此，大企业较容易进入长期负债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大企业通常需要较多的剩余资金，因此，大企业也倾向于发行长期债务。对于小企业而言，通常只能发行短期债务。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其在市场竞争中失败的概率较高；另一方面，由于小企业中管理者通常持有较高比例的股份，因此小企业中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问题（如风险转移、求偿权稀释等）更为严重。为了控制两方面的贷款风险，债权人不得不缩短债务期限。因此，通常认为，债务期限与企业规模呈正向单调关系。
6.资产折旧。Myers的表明，企业负债的期限不仅取决于它的有形资产的寿命期限，而且取决于它的无形资产（增长期权）的有效期限。Hart—Moore（1995）证明较慢的资产折旧意味着更长的债务期限。
7.信息不对称。Flannery（1986），Kale-Noe（1990）了当企业家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有关企业质量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时，企业债务期限选择的信号含义。Diamond（1991）则研究了有关企业质量的非对称信息和企业家的非金钱利益两种情况同时存在下的企业负债期限选择问题。Flannery（1986）认为，在混合均衡中，由于长期负债产生较大的信息成本，信息不对称性严重的企业（如高增长型企业）将选择更多的短期负债，而信息不对称较小的企业选择更多的长期负债。总之，信息传递假说认为，优质企业偏好选择短期负债向市场传递其质量类型的信息。
8.利率。Brich＆Ravid（1985）提出，在利率的期限结构为向上倾斜的曲线时，企业发行长期负债的前期利息费用大于展期的短期负债。发行长期负债降低了企业预期的纳税义务而增加了企业市场价值。相反，当利率的期限结构为向下倾斜的曲线时，选择短期负债能够提高企业的价值。因此，负债的期限结构与利率的期限结构呈正相关。
9.财务杠杆。财务杠杆较高的企业由于清算风险很大而有选择长期负债的动机，财务杠杆较低的企业由于清算风险很低而有选择短期负债的动机。当其他情况保持不变时，财务杠杆较高的企业将选择更多的长期负债融资，负债的期限结构与财务杠杆正相关。
10.税率。由于利息与租金在财务报表中记入成本而使债务具有“抵税效应”，因此税收会影响负债的期限结构。但是，税率对不同期限负债的影响在理论上并未达到统一。Schole-Wolfson（1992）基于不同企业面临的边际税率不同提出了税收的客户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每个企业都知道短期债务的不断展期或多次发行的交易成本很高，但仍然只有部分企业能够发行长期债务，而这部分企业就是边际税率较高的企业。原因是边际税率较高的企业发行长期债务能够获得很高的税盾收益，而边际税率较低的企业所能获得的税盾收益却较少，发行长期债务会让其面临过高的风险。因此，Schole-Wolfson（1992）认为债务期限与企业的边际税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Harwood和Manzon（1998）表明具有高边际税率的企业比低边际税率的企业使用更多的长期债务。Stohs and Mauer证实了上述理论，但Barcklay and Smith，Aydin Ozkan没有证实。
11.企业价值波动性。Kalle el ad.（1985），Sarkar（1999）证明了最优的债务期限与企业价值波动性呈负相关关系。原因是，企业价值波动性较低，避免了企业由于担心可能发生的破产成本而频繁地对其资本结构进行调整，这些企业就会倾向于发行长期债务而不是短期债务。即任何价值波动性高的企业都将由于对资本结构的关注而定期地发行短期债务。
12.自由现金流量。Jensen（1986）认为，当管理者存在着利用公司自由现金流收益从事获得非金钱私人利益的过度投资道德风险行为时，短期债务融资有利于削减公司的自由现金流量，并通过破产的可能性，增加管理者的经营激励。Hart和Moore（1995）认为，短期债务融资契约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公司的清算与约束管理者对自由现金流量的随意决定权方面，而长期债务融资契约的治理效应主要表现为防止管理者的无效率扩张。因此，具有大量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应发行更多的短期债务，债务期限与自由现金流量负相关。
13.信用级别。Diamond（1993）分析了公司的信用级别对债务期限的影响。他认为高信用级别的公司发行短期债务的原因是因为公司再融资的风险小；低信用级别的公司正是为了减少再融资的风险而趋于发行长期债务。而信用极低的垃圾证券由于极大的逆选择成本丧失了长期负债的能力。因此，短期债务的借款者有两种类型：信用级别较高的公司和极低的公司；处于两者之间的则发行长期债务。Fama（1990）认为相对私人借贷，银行在监督贷款上有比较优势，为了使监督行为的有效性达到最大，大多数的银行借款是短期的。即公司风险越大，越趋向于短期银行借款。
14.非负债税盾。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及长期待摊费用摊销等均可在税前列支，他们同债务利息一样具有抵税作用，通常称这类虽非负债但同样具有抵税作用的因素为“非负债税盾”。非负债税盾可以替代负债的抵税作用，非负债税盾越大，越可以较多地使用短期负债，因而拥有大量非负债税盾的企业可以比没有这些税盾的企业更多地利用短期债务抵税。Bradlley et al（1984）研究发现非负债税盾和财务杠杆正相关；Titman＆Wessels（1998）研究并没有发现非负债税盾对杠杆呈显著关系；Wald （1999）研究表明非负债税盾和财务杠杆负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