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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三农问题研究关于三农问题的几项政策性思考
“三农”问题，是上上下下十分关注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实行家庭经营的基本经济制度，给农民以生产经营自，极大地解放农村生产力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开始进入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主要是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近年来特别是去年以来，中央连续两年发出一号文件，为解决“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真金白银”的政策措施，“三农”工作出现期盼已久的重大转机，呈现多年来少有的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的喜人局面。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三农”问题，既有农业外部的问题，也有农业内部的问题，积累多年，十分复杂，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到彻底解决。从根本上来看，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走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道理很简单，只有农民数量减少了、市民数量增加了，农产品才有更大的消费空间，农民的生产成果才能顺利地转化为直接收益；只有工业的实力增强了，才能够反哺农业，惠及农村。目前，××的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还不是很高，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能力还不是很强。因此，我们要顺应发展大势，遵循经济规律，努力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根据发展的实际情况，着力激活农业的内部活力，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益，尽可能多的增加农民收入。
最近，我到澧县、桃源等区县市的部分乡镇，与县乡村干部座谈，到农户家走访，了解“三农”，问计“三农”，收获和启发很大。我感到，当前农村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农产品加工和流通问题。现阶段，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在生产环节上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关键是要开展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搞活流通，使农产品卖得好价钱。我市这些年在培育壮大农业龙头企业、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产值过百万元的有多家，流通型农民专业协会有多家。但相对于我们这样农业比重大、农村人口多的地区来说，显然是数量偏少、规模偏小、带动力偏弱，还不能让农民从加工环节、流通环节获取更多、更稳定的收益。特别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种养规模迅速扩大，到了急需引进加工龙头企业予以消化的阶段了。像桃源县枫树维回乡的牲猪，去年全乡养殖规模上百头的就增加了多户，没有加工企业，效益就上不来。
二、土地流转问题。随着中央一号文件的贯彻落实，特别是省政府宣布从今年开始取消农业税，农民从承包的土地上将获取更多的收益，很多弃田务工的农民纷纷要求收回承包地，这就使过去处置土地过程中存在的流转不规范、抛荒地拍卖还债等问题集中暴露出来，引发大量纠纷。另外，一些地方、一些农民群众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没有很好地理解和贯彻，也引发了不少的土地纠纷。据统计，××年，全市发生农村土地纠纷多起，占农村各类纠纷的，今年仍呈上升趋势，成为当前农村的一个热点问题。
三、乡村负债问题。前些年，由于教育“两基”达标、兴办集体企业、治水修路、买税填税等原因，乡村两级形成了大量的债务。在这里面，尤为突出的是基金会问题。据统计，年月底，全市共有农村合作基金会家，股金余额亿元，放款余额亿元。在中央亿元再贷款资金的支持下，经过全市各级各部门的努力，已累计兑付股金亿元，占全部股金余额的，目前还有亿元的缺口。要想尽快把剩下的股金兑现给股民，靠以吃饭为主的市县财政来解决，难度是很大的。现在，部分股民情绪较大，上访不断，给农村稳定带来了压力。
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问题。目前，农村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遇到了很多困难，已严重影响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一是工程老化病险严重，效益急剧衰减。我市小型农村水利工程大多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过几十年超负荷运行，大多老化、失修、病险严重。全市座小型水库中，有多座存在不同程度病险，高达。全市小型蓄水工程应蓄水亿立方米，目前实际蓄水能力亿立方米，仅占应蓄水量的。处小型机电设施，已全部达到或超过了使用期限，设施完好率不足，实际排灌能力下降为万亩，仅占设计能力的。全市灌溉渠道工程硬化率仅为，土渠卡、堵、淤、漏现象普遍，渠道水利用系数只有—，部分渠道仅为，实际灌溉面积仅为设计灌溉面积的。二是工程投入严重匮乏，投入渠道越来越窄。长期以来，农村水利建设资金主要由各级财政投入和群众筹资投劳。而近几年来，国家对我市水利投入逐年下降，××年为亿元，××年减少到亿元，××年只有亿元了。从××年起，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将完全取消农村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这对我市的水利建设，尤其是江河湖库的治理构成了较大的压力。三是基层水管单位生存困难，技术人员流失严重。由于水费长期收缴困难，到位率低，大部分基层水管单位专业人员纷纷自谋生路，造成工程技术人才大量流失，人员素质逐步下降。目前，全市基层水管单位人员人，具有中专以上学历的仅占，具有初级以上职称的仅占。
五、主产粮区财政负担重问题。××是粮食主产区，根据《粮食风险基金管理办法》，地方财政必须在上级财政的补贴下，配套设立粮食风险基金。这样粮食生产越多，配套越多，给粮食主产区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一方面，配套资金总额较大，地方财政无力支付。—××年，市财政预算共安排粮改配套资金亿元，平均每年在万元以上，最多的××年为万元；粮改配套支出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每年在以上，最高的达到。另一方面，国有粮食企业包袱沉重，地方财政无力化解。到去年底止，全市粮食企业亏损挂帐累计达到亿元，其中政策性挂帐亿元，经营性挂帐亿元。目前还有多名企业职工没有置换身份，按有关政策需安置资金多万元。沉重的财政负担，使得地方政府缺乏促进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不利于中央鼓励粮食生产政策的落实。
边调查，边思考，我感到化解农村经济中的这些突出问题，必须更多地运用市场的办法、经济的办法。从完善、配套政策上出实招。为此，有必要实行“五个一”的政策，使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在具体经济政策上得到更好的落实。
⒈减少一块税收。主要是减少针对农产品加工和流通企业的各项税收，用宽松的税赋环境，促使更多的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更多的农产品流通专业协会成长、发展、壮大，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⒉放开一块政策。主要是放开土地流转政策，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⒊挂上一块欠帐。对农村基金会欠款问题，由国家安排农村信用社挂一部分帐，继续安排一部分再贷款资金，同时，延长已下拨的第一、二期再贷款的偿还期，豁免利息，彻底解决遗留问题。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今年以来，三农问题被提高到“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工作被强调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社会各界便纷纷热炒“三农问题”。此刻应该提示的是有关背景：十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广泛讨论和相关政策研究。兹摘要如下：
1989－1991年出现了改革以来首次农民收入连续3年增长速度为负数的情况。农业部范小建副部长曾经骑自行车考察20多个县，他关于农民负担过重的政策建议得到当时农业部刘中一部长的重视，中央十四大之前的十三届八中全会上，也有很多老同志提出过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意见。
1993年农业部刘江部长组织大批干部下乡蹲点，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司杜鹰司长通过安徽调研写出了“一个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也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当年5月《经济日报》发表文章指出，解决农业问题“功夫在农外”。
此后，由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和“过热”，这些同志所提出的问题被宏观环境的变化和城市改革加快掩盖了。
1994－1995年粮食产量在需求拉动和价格政策刺激下大幅度增加的时候，少数坚持搞农村基层调研的人提出“新一轮粮食过剩”的可能，1995年有“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以及对过度紧缩影响就业和内需的不同意见，1996年则有“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等文章引起讨论。1996年秋季，以“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为标题的文章，发表在《战略与管理》上，明确分析了“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对三农问题的影响。……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从基层调研出发、比较实事求是的政策研究工作，都发生在1997年再次出现“卖粮难”之前，对那以后的问题，确曾提前予以警示。看来，不是对三农问题的认识不到位，而是总理所强调的“科学决策”客观上没有条件实行；或云“非不能也，而不为也”。
一、“三农”问题是怎样被提出的？
社会上一般误认为“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才被决策层采纳的”。但有“温三农”绰号的温铁军却不能苟同。他在20__年4月9日回答安徽《决策咨询》编辑部记者采访时，针对性地回顾了十多年来关于三农问题的提出和观点的形成过程。
记者：温铁军同志，从我能够搜集到的资料看，是您早在1996年就把“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作为两个制约三农问题的关键提出的。我们的问题是，您为什么把农民问题置于三农问题的首位，为什么说“中国并不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是一个农民大国”？还提出“中国还没有形成真正的农业经济科学”；要想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进行综合的改革，并且出路在三农之外，这如何理解？
温铁军：看来，你们是有备而来。但这几个问题在我1993年以来的文章中都作了很详细的说明，拿来读一下答案就出来了。为了不耽误读者的时间，也给你们一个“独家”，我想换个话题。
安徽不仅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之一，其实，也是我们10年前讨论并且基本上形成三农问题的主要观点的地方。因此，尽管我历来不愿意参与北京学术界的争论，但却认为应该把三农问题提出的过程作为背景介绍给安徽的读者。
其实三农问题的有关讨论的源头是比较远的，并不是近来才提出。而且应该说是科学决策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说远，可以从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讨论开通城乡的政策算起；因为从那以后，耕地的“双重功能”问题、“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的问题等等，农村政策负责人早就都提出来了。其实，我们历来就强调城乡二元结构属于中国的“基本体制矛盾”，直到去年党的十六大把这个观点写入正式文件。所以，应该说经历了18年的反复了。
说近，可以从1991年后的关于农民负担的调研和政策讨论算起；从那以后，今天才引起人们关注的农村的税费改革、金融改革、机构改革和流通改革等，各种“农业外部”宏观环境的改革早已相继进入试验课题，至今也有十多年了。
说最近，也得从1996年“三农问题”这个概念的正式见诸报刊发表算起。那以后的问题，似乎更加复杂、日益严峻。因此，最少也有7个年头了吧。
1985年农村政策部门提出的开通城乡的建议没有条件实行。1988年价格改革失利、通货膨胀发生，1989年搞“关停并转”导致城市“三角债”、经济下滑，在这样的宏观变化影响下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开始连续3年下降，这在改革后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时，农业部范小建司长（现任副部长）骑自行车微服私访了20多个县，了解农民负担问题，并把调查结果上报给农业部，指出农民收入下降导致相对负担很重，已经影响到党和农民的政治关系。刘中一部长对他的调查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且力排众议，决定以个人名义实事求是地向上汇报。这时期，还有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很多讨论。可见，90年代初期就已经发现并涉及到了三农问题的相关内容，政府有关部门是清楚的，只是还未引起社会上足够的重视。
第二次关于三农问题的深入讨论是在1993年。政府换届之后，农业部的刘江部长组织人员到各地蹲点，当时农村实验区办公室主任杜鹰同志（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农村司长）带人在安徽蹲点，对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各部门做了大量调查，形成了题为“农业大省面临的困境”的调查报告。该报告那时就已经强调，农业农村问题涉及到包括财政、金融、税收、计划和工商等的宏观政策和外部环境，不应该再就农业谈农业。刘江同志也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1993年年中，我作为调查组成员，根据安徽调查在《经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题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的文章，认为农村问题主要受宏观政策影响，而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
之后的 1993到1996年期间，由于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涨期，需求拉动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收入又有增长，农村困境相对缓解；同期的城市改革力度加大，反映农村问题的声音虽然小了，但讨论却在不断深化。
一方面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朱副总理曾经强调“三不”，即：土地不能动，粮价不能低，负担不能重；另一方面，从1993年开始，在和陈俊生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下，现在人们重视的问题，如土地制度、税费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农村金融改革和乡镇企业的股权交易，以及西部贫困地区和山区、牧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都已经列入政策试验课题。
尤其是在1995年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江总书记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指出三大差距在扩大,并警告这样下去“恐会酿成大祸”（后来此话不幸而言中），使政策界在认识上有所转变。例如，当时尽管没有宏观部门统一协调，但仍然形成国家11部委于1995年自动联合起来，开展农村小城镇改革发展试验的现象，并在江苏昆山召开了第一次“小城镇改革与发展经验交流会”。这在25年的改革决策中是前所未有的，表明决策研究领域的大多数同志对三农问题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此外，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数千万农民工进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问题也提出来了。随之，国务院发展中心、中国社科院、农业部农研中心等8个单位的专家联合研究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这就涉及城乡二元结构如何突破、城镇化如何发展等课题。具体政策实验也相继开展。可以说，从9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问题不断演化，有关部门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有好的研究思路和具体做法。
在1995年秋粮上市之前，我们对中部粮食主产区进行调查。认为用价格政策过度刺激粮食生产，会导致1995-1996粮食年度出现过剩。在一次全国政协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把粮食可能出现过剩的问题提了出来。与我同感的还有前国家体改委农村司的李铁，不过，那时我们确实是“少数”，尽管也汇报了，可那些跟从主流的人却没反应，我就写了“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大胆分析“丰收的代价”，从粮食周期这个农民都懂的常识谈起，分析粮食问题与财政、金融、外贸等宏观政策的相关。这与1993年写“功夫在农外”的思路是一致的。
由于1996年粮价继续提高、继续刺激粮食高产，因此，当年粮食产量提前4年实现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目标。从当时来看，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确实挺上去了，以粮为纲的感觉似乎又有了。但其结果是什么呢？由于人口并没有随着粮食产量而增长上去，也就是说，消费并未增长上去。简单说就是：有了20__年的粮食产量，而没有20__年的人口，必然出现过剩。正是基于此，“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一文才被许多报刊转载，大家开始觉得这种提法有意思了。学术界也有类似的研究，例如北京大学宋国清教授关于粮价被动地受物价指数影响的量化研究，针对性地对当时主流认定粮价带动物价的观点提出反诘。
1997年后粮食果然积压，重现了1984年粮食大规模增产后出现的卖粮难问题。因此，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又连续下降，农业农村的矛盾又开始凸现出来，继而引起了那种“王顾左右而言他”式的讨论。我又写了有一定针对性的“关于农业农村问题的不同意见分析”先内部征求意见，到1996年秋季，我在《战略与管理》上公开发表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综合以往政策试验的研究成果，提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认为只有宏观政策对应解决，或缓解这两个基本矛盾，三农问题才能得到合理地解决。
至此，三农问题作为一个概念正式见诸报刊。需要再次强调一下，三农问题的提出过程由来已久，大多数人的意见是一致的，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从1985年“开通城乡”的提出；到1991年范小建的调查、刘中一部长对调查报告的肯定，和十三届八中全会前后的讨论；再到1993年杜鹰同志主持在农业大省安徽的调查被刘江部长肯定；最后是1996年以后关于粮食政策的不同意见……；总之，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二、“三农”问题是怎样被研究的？
记者：这期间，决策层对解决三农问题搞过一些试点吗？
温铁军：在1993-1994年期间，直接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指导的农村实验区办公室提出了第二批试验课题，其中就有在安徽太和等地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那时就认为，税费改革是
深化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一个重大突破。但之所以这样强调，是因为当时是把税费改革与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结合在一起。
这与后来搞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最大的不同在于：1993年税改与粮改相结合的办法本来就是基层创造的，很有“中国特色”：在免除农民税费的同时，一亩地缴一百斤粮。全国当时2亿亩耕地，那么国家会得到至少20__亿斤的粮食储备，足够平抑市场，不用担心粮食安全问题。而且，这20__亿粮食是按公粮方式收的，没有成本。正常情况下，政府手中只要掌握1500亿斤粮食就够了。当时全国有5个省份分别布置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有的地方农民缴100斤粮食不够，提高到120斤，复种指数高的“吨粮田”也不超过150斤。由于基本上防止了跑冒滴漏，把这些粮食折算成现金，农民负担最多也就70多元。
其实，坚持农村调查的人当时不光是提出问题、进行调查，而且还通过实验进行具体政策操作。除了上述涉及中长期发展的政策试验课题外，1993年还在河南搞了商、粮、供、贸、物五大流通系统全面改革的流通体制改革实验。也就是说，无论是发现问题还是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都早已不在单纯农业领域中了。
客观上看，1995年我们为什么说“粮食问题不是粮食的问题”，1996年又写了“制约三农问题的两个基本矛盾”？其实主要就是根据上述的实验课题，根据基层的经验，从客观实际入手，逐步创造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因此，1993年以来的那些成果，都是根据基层经验和科学试验提出的，相关的政策思路也是清晰的。
综上所述，如果要按照温总理强调的，改变那些不适合或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或者上层建筑，既不能照搬某种理论，也不能就粮食谈粮食，就农业谈农业。需要认真反思 ，不惟书、不惟上，重新端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
三、由决策层的重视到全社会的关注
记者：决策层和全社会是如何重视和看待三农问题的？
温铁军：中央对这个问题在政策层面上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地深化。比如，1998年同志到苏南视察，指出乡镇企业是农村发展的大战略，同一年又指出城镇化是个大战略。同志对
我们在政策科学中的试验和国家各有关部委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予以肯定，决策的科学性逐渐在中央层面上反映出来。1998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正式形成了一个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跨世纪的农村工作指导性文件。之所以说这个文件的意义非常重大，是因为它把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城镇化都作为农村发展的大战略肯定下来。尤为重要的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开宗明义地指出，农村改革是党领导下的农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这个提法之所以很重要，就在于重新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
接着，1999年前后，中央的农村政策讨论中就不再单纯强调以往的农业结构调整。取而代之的是所谓农村经济的重大战略结构调整，这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在决策思路上的一个重大提法，它与以往在决策领域中做的研究和实验还是相关的。可见，中央对三农问题认识的程度是相当高的。
在中央科学决策的鼓舞下，1999年夏季，我根据那几年的课题研究和在中国农大做的博士论文摘要，改写成“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1999年12月份的《读书》杂志上，不仅把现在的三农问题，也把100多年来历史上的三农问题做了分析。到20__年，我又进一步把课题报告扩充为一本书，正题是《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副题还是“三农问题的世纪反思”。没想到的是，课题和文章都分别得了奖。这也许表明了学术界的认可。到这时，三农问题在理论上的梳理大体上也清楚了。
20__年初，湖北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把三农问题形象概括为三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同期，1999年上海学者曹锦清到河南农村基层考察以后写出《黄河边上的中国》；李昌平又把他的信引发的一系列的事情，写成《我向总理说实话》，于20__年出版，进一步引起社会广泛反应。他们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宣传推动作用。
到这时，政策理论成果有了，社会反响也有了，那么，到20__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就正式变成一个不仅为决策层理论界关注、而且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
四、“三农”问题在政策思路上的变化
记者：从你的介绍可知，党和政府历来对三农问题非常重视。那么，决策层如何破解三农难题？
温铁军：城乡二元结构的概念第一次写进十六大的文件中，这是从1995年2月同志对三大矛盾予以明晰以来的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变化，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城乡差别当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阻碍。说明新的领导集体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中国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主要矛盾。这是对90年代以来三农问题清醒认识的结晶，是与时俱进的直接表现。
十六大之后，离2020年要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而重点难点都在农村。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和总理对这些问题的表述非常之客观，非常之现实，反映出“实事求是”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在十六大和今年的农村工作会议上都有明确的体现。三农问题在党的领导同志交接班的时候得到特殊强调，在以总书记为首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日程中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今年1月7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一个最重要的提法：“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中”。与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目标结合在一起，把三农问题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今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又把三农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这对我们从事农村研究的人来说是非常欣慰和深受鼓舞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高度重视，最近一两年，所有关于三农问题的讨论都在广泛地展开，比如农村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税费改革与基层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以及农村土地问题、农民权益问题、村民自治问题等等。尤其是同志在平山县西柏坡讲的“两个务必”，这对我们关于三农问题严重性的讨论具有高度的指导意义。如果我们好大喜功，文过饰非，不能坚持“两个务必”，就无法讨论今天严峻而复杂的三农问题。
记者：那么，有哪些迹象表明三农问题正在从政策层面上加以解决？
温铁军：我们应该看到，这两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三农问题上都有很明确的政策思路。具体表现在“十五”计划提出“以人为本”，提出每年转移农民工进城的具体目标，并强调了城镇化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可以说从“十五”计划以来，中央高层的政策思路是越来越清楚。再比如，尽管通过农村税费改革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试点遇到很多困难，去年仍然下发了“两办”文件强调农民负担“一票否决”，农民负担是“高压线”，谁碰就摘谁的乌纱帽。接着，今年国办一号文件出台了打破一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要促进农民能够通过非农就业增加收入，就要破除一切限制和障碍，使进城的农民工得到公正的待遇。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的问题正在通过打工的政策得到体现。为此，各地也都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前所未有的“干货”是，今年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了财政新增的科教文卫开支，要向农村基层倾斜。另外，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又特别强调了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城镇化。
最近，温总理又提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问题。信用社正朝着农村合作银行改制，农村金融的其他形式也被提上议事日程。在温总理的高度关注下，国土资源部正在总结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一级市场的各项实验经验。进入一级市场的方式是，公益性的建设允许农村集体土地入股；工商企业用地允许农村集体土地租赁。这就是说，把土地的增值收益留给农村和农民。并且中央正在出台文件，严格限制征占范围，只有纯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出面征用，其他一律走市场。此外，在计划投资上，开始强调和 农村、农民直接相关的一些领域要增加投资。比如说，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建设、水利建设，以及其他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六小工程”，将成为今后的农村投资重点。财政正在增加向农村转移支付的力度。总之，党和政府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政策思路上都开始向农村和农民倾斜。
综上所述，中央对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路越来越清晰，这将有利于三农问题的缓解和解决。
记者：但是我们在基层还可以随处看到乡镇企业频频倒闭、农民土地被征占……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一、问题的提出
土地在学术界被认为是最佳的信贷抵押物之一，它具有保值、不易灭失的特征[1]，可有效传递借款人的资信利于银行的放贷甄别[2]。基于此，2008年中央银行提出“在有条件的地方可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以下简称土地抵押贷款）”，2014年一号文件也指出“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以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该政策的目的是拓宽信贷可抵押品，以此缓解农业信贷约束，刺激农业投资，增加农民收入。那么，政策提出后，农业主体是如何看待该政策的呢？又是如何响应的呢？该问题的回答对全国下一步实施土地抵押贷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态度是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被共识为主体对“刺激先例”（antecedentstimulus）或者“态度客体”（attitudeobject）的反映（response）和评估（evaluation）。在外界刺激下，态度会被激发形成行为，由内隐的“态度”转变为外在的“行为”结果。因此，态度在对解释人的行为逻辑，政策的实施效果上是具有说服力的。基于此，本文关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态度，从态度角度分析土地贷款政。
具体而言，本研究包括两方面：第一，探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政策态度的内容，并量化分析其具体态度。国内态度的研究大多是单一维度的衡量，如选择支持、中立、反对来衡量农户对土地调整制度的态度[4]；选择非常积极、积极、非常不积极衡量农户对生态保护的态度[5]。国外研究已表明，态度是具有静态性和动态性共存的特征，因此单维度衡量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国外学者已将态度扩展到二维态度（twodimensional model）和三维态度（tripartite model）阶段。据此，本研究应用多维度态度理论，全面探讨农业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态度。第二，从态度角度解释土地抵押贷款受益群体不均衡的现象。已有研究发现土地抵押贷款出现了农户获贷率低而新型经营主体（包括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获贷率高的现象[6]，学者多从供给角度进行解释或者提出政策建议[7，8]。少量文献从农户需求层面分析，认为信息不均衡分布是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获贷不均衡的主要原因[9]。态度是行为前“评估”的过程，直接对主体行为以及政策效果产生直接影响，而从态度层面解释土地抵押贷款受益不均衡现象的研究还很缺乏。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的态度是否存在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否影响了受贷不均衡的现象。
二、理论与研究框架
（一）态度结构理论
态度结构研究发展了单维学说，二维模型与三维模型。单维态度采用好与坏，喜欢与不喜欢等直接衡量。随着“态度改变”（attitude change）主题的关注，学者们认识到态度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新态度会重叠在旧态度上，而不是替代旧态度[10]。因此单一维度的态度模型逐渐发展为二维与三维态度模型。二维模型将态度分成“情感-认知”两维度，情感是态度客体作用于人的情绪反应，认知是基于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信念、观点等对态度客体的好与坏的评估[11，12]。以二维态度模型为基础，学者们还研究了态度与行为的关系，形成了理性行为模型（TRA）与计划行为（TPB）模型成为研究行为的重要模型[13，14]。三维态度模型认为行为意图属于一种“内隐”性的态度客体评估，是二维态度中情感、认知的一种推进，因此可将态度扩展为认知-情感-行为意图三维度模型[15]。三维模型中认知态度是主体信仰、知识结构、知觉在态度客体上的表现。态度的情感要素是指对态度对象的情感反应，可通过情绪调查，如悲喜、好恶，或者生理现象如心跳率，皮肤抽搐等指标反应。态度的行为要素是态度认知与情感形成后的行为意图，即使是无意识的，我们更倾向于和态度一致的方法去行动[16]。1960年后，三维度模型成为态度理论以及态度改变的重要分析模型，被理论界所认可，编入教材书。学者指出，三维度模型所代表的态度束（the bulk of attitude）研究能更全面理解态度以及态度的变迁过程。
土地抵押贷款现阶段在全国仍然处于“试点”期，各地方政策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有条件的选择制度供给。如在宁夏土地抵押贷款中贷款对象必须是村土地合作社成员，在嘉兴南湖区土地抵押贷款对象必须是土地面积在20亩以上的经营主体，在贵州凤冈贷款对象必须符合土地面积在10亩以上的条件。因此在农业主体“贷款意图”和“实际贷款行动”之间现阶段存在着“制度供给障碍”。在二维态度模型中，“行为意图”与“实际行为”之间是假定不存在外界制度限制，仅受主体的主观因素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态度三维度模型更适合本文的研究主题。
（二）研究2：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对土地抵押贷款态度差异分析
选择态度强度以及态度中心性两种方法对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态度差异性分析。
1.农户、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态度强度差异性分析。利用SPSS22软件，选择独立样本t检验，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进行态度强度差异性分析。结果见表4。
第一，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认知态度上存在部分差异性。土地抵押贷款认知态度中，政策认知态度在1%水平上显著有差异（p=0.000），且显示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认知态度更加积极（t=21.581）。
认知态度是将外在信息录入大脑，通过编码形成自身对外界事物的认识。这与认知主体的信息获取能力，信息编码能力以及认知主体所处的信息环境相关。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受教育以及社会资本情况进行调研，发现农户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7年，新型经营主体是12年；农户最低受教育程度有0年，新型经营主体是9年；最高受教育程度中农户有13年，新型经营主体有19年及硕士毕业。在社会资本调研中，有19.9%的农户家里曾经或者现在有村干部，27.25%的新型经营主体的经营组织里面有村干部参与。15.04%的农民熟悉银行里面的人，而36.36%的企业在银行里面有熟人。可见，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差异可能影响农户和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认知态度上的差异。
第二，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情感态度上无差异性。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情感态度中，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在政策情感（p=0.257）、缓解功效（p=0.221）、收入功效（p=0.087）上均未在5%置信区间内显著差异。
土地抵押贷款从本质上来说是土地产权的扩展，首先不会对原有产权产生损害，其次土地抵押贷款政策本质上是为缓解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困难而扩展信贷抵押品的制度，在政策上是不具有群体歧视性的。因此，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对产权政策的情感都是积极而不具有差异性的。
第三，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在土地抵押贷款政策的行为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性。行为态度上，两者的行为意愿在1%置信区间内有显著差异，且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行动更积极（p=0.000，t=70.343）。进一步分析行为态度差异的动因，对不愿意土地抵押贷款的被试者继续提问“您为什么不愿意用土地抵押贷款？”对回答愿意的主体继续回答“土地抵押后贷款用在哪些地方？”结果见表5。从表5看影响意愿差异的因素。首先，贷款资金用途差异。85%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表示土地抵押贷款用于农业生产，而仅有4%的农户表示用在农业生产上，18%的农户表示会用在应急性生活消费领域。其次，资金需求与融资渠道差异。99%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50%的农户具有资金需求，可见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资金需求度远高于农户。此外，21%的农户表示缺钱可以向亲戚朋友借，而农业新型主体该选项空白。可见资金需求度高，融资途径窄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贷款意愿显著高于农户的主要原因。
2.农户、新型经营主体土地抵押贷款态度中心性差异分析。利用SPSS22软件，选择双变量相关性分析，选用Pearson相关系数以及双尾检验，对农户与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土地抵押贷款的认知态度、情感态度以及行动态度作态度中心性差异分析。其分析结果见表6。
中心态度，即态度束中与其他态度高度关联的主态度。从表6的相关显著性来看来，政策认知（Ac2）是农户的中心态度，与其他态度变量均显著相关。收入功效（Ae2-2）是新型经营主体的中心态度，均在不同置信区间内显著与其他态度变量相关。这表明，农户是以认知为态度基础，拓展其他态度；而新型经营主体更加看重政策的功效态度，以此为态度中心。可见，从态度的中心性来判断，农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存在态度差异。
此外，从土地抵押贷款行为意愿与其他态度的相关性来看：农户的贷款意愿Ac2与政策认知（r=-0.09， p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
(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
(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xx.6-20xx.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xx.9-20xx.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xx.11-20xx.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xx.1-20xx.4完成论文初稿
20xx.4-20xx.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xx.5-20xx.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1)张小平杨伍保.浅析群体纠纷对农村社会稳定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导报，2009，(3)
(2)于风伟商同杰.和谐社会下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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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杜胜利.正确处理农村利益分化与农村社会稳定的相关性[J].经济研究参考，200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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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春光：《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年第9期
(8)吴忠民：《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东岳论丛》2006年第2期
(9)周永坤：《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暨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10)[美]亨廷顿著：《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8，380，105，277，284，313，313.
(12)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3)王振耀：《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版
(14)刘秉泉:《分配制度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群言》，2003年第9期
(15)秦兴洪，廖树芳，武岩：《近50年来中国农民收入变动的特征》，《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
三农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家电下乡 公共政策过程 惠农政策
中图分类号：F720 文献标识码：A
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系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根本性问题。为应对金融危机，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惠民生”目标，经过试点，2009年家电下乡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依据现行文件规定，家电下乡既是指国家对购买指定家电产品的农民给予一定比例（13%）的财政补贴，以激活农民购买能力，促进内需和外需协调发展。家电下乡政策是实践中的热点问题，经济发展中的新兴产物，家电下乡政策在实施后取得了不菲成绩，但在实施中也暴露其不足。家电下乡是我国独有的惠农经济政策，综合已有文献研究，国内学者对“家电下乡政策”研究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家电下乡政策过程的研究综述
家电下乡政策出台以来已经得到了各界的关注，是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家电下乡政策的研究也正处于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从公共政策学角度，特别是把“家电下乡”当作是惠农公共政策过程研究的却并不多见，譬如家电下乡政策是如何制定出台、各地方该如何实施执行、政策出台后该如何评估、监督呢？关于这些方面的研究甚少，因此笔者认为以家电下乡为例，从整个政策过程：制定、执行、评估、监督来探寻农村公共政策的实现机制具有实践和理论意义。
公共政策过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学界普遍认为，广义的公共政策过程主要包括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政策监督五个方面，也有学者认为公共政策过程包括政策分析、制定、执行、评估、终结。无论怎么分，概念的本质还是一样的。目前国内还没有学者对“家电下乡”从政策制定、执行、监督政策过程等几个方面进行系统的评估和分析。因此笔者认为以家电下乡为例，对整个政策过程包括家电下乡政策是如何的制定出台的、出台后又该如何更有效执行政策，完善监督机制、纠正终结政策，让政策最大程度地达到预期效果。为方便统计归纳，对家电下乡政策整个过程有一个更为直观系统的了解，将公共政策过程采用广义的定义。
（一）在公共政策制定方面。
公共政策制定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首要阶段，对整个政策过程有着很大的影响。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公共决策信息失真，偏离公共原则。二是违反程序导致决策失误，损害公共利益。在决策制定过程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超越权限决策，是无法保证公共利益的。三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偏颇，违背公正原则，这些都是公共政策价值取向偏颇，违背公正原则的客观体现（贾金臻，2008） 。目前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还存在着障碍性因素。其一，政府和公民对公民参与的认识存在误区。其二，公民组织发育不成熟。部分公民组织管理欠佳、自律性差、监督机制不健全，特别是利益表达组织化不足，公民对民间组织的认同度低，影响了公民通过民间组织参与政策过程的积极性。其三，制度化缺失。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是由政府精英代替人民进行利益的整合与表达，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大多是以非制度化的形式出现的，没有法律上的制度保障（谭颖，2009） 。认为在“家电下乡”制度构建方面的研究，家电下乡政策的制定中要遵循以下的基本原则：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原则、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原则、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刘广明，王艳宁，2009） 。
（二）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
目前家电下乡的执行效果的研究大多都是以实证调查，案例分析为主。譬如黄振华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现状与绩效评估――基于全国205个村庄的调查》中以全国205个村庄问卷调查作为研究基础，对家电下乡政策的现状与绩效予以分析和评估。孙双义的《关于家电下乡的调查报告――以河南省南召县四棵树乡盆窑村为例》、朱文蔚、袁岳驷的《对“家电下乡”工程的调查与思考》、王鑫芳的《家电下乡对农村消费的影响――以株洲市农村地区为例》等都是以案例分析为主的研究。
许多学者通过实证调查表明由于这项政策在全国推广经验不足，各项制度性规范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善，家电下乡在执行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譬如农村公共政策缺乏合理的梯度；农村公共政策的实施环节过于繁琐；农村公共政策的实施缺乏相应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市场环境等（杜智民，2010） 。有学者认为由于部分家电下乡产品价格较高，农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实行最高限价经销商所得利润微薄；兑付程序复杂，款领取困难；翻新、假冒家电也去下乡；售后服务不到位；农村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落后限制了部分家电的销售和使用（张顺，孙天，张小彤，2009） 。李娟娟认为一项公共政策能否有效执行，产生预期的政策效果，关键在于政策执行中是否考虑到公共政策问题的性质、公共政策本身的因素、公共政策以外的因素这三方面的因素（李娟娟，2009）。家电下乡政策在执行过程中的灵活性不够，实行一刀切，无论地区全国范围内家电下乡产品的补贴比率一律为13%，并没有依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有学者提到了影响家电下乡政策执行的因素主要有：相关政府部门对政策的执行没有做到原则性、灵活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政策执行的监控不力，相关主体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政策宣传不到位、政策配套措施不完善、经济环境使农民对家电下乡政策与效果缺乏信心。
（三）在公共政策评估方面。
政策评估是公共政策运行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决定着政策去向、配置政策资源、强化政府责任、检验决策质量及补充合法性。政策评估应“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果、效果等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陈振明，2003） 。
政策评估是寻求、论证、确定和校正政策价值的过程。我国政策评估的标准与指标理论普遍存在着三个问题：首先，过多强调政策评估的“价值标准”，较少关注“事实标准”，甚至以“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分析”。其次，政策评估的“事实标准”过于泛化，未能结合特定的政策评估进行深入探讨。再次，缺乏可操作化的一级、二级或三级指标，削弱了政策评估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政策评估标准基本局限于抽象标准（杨成虎，2010）。
有学者认为科学的政策评估指标应是一个多维、立体的指标体系，构建这一体系首先应当根据评估对象确定一个综合性标准，并在这一综合性标准的规定下，通过选择、排列和组合，制定出具体的、经过细化且可以操作化的标准体系。
目前因缺乏恰当的评估方法和技术、政策评估信息渠道的不畅、不确定的评估对象，学界少有对家电下乡政策有系统的政策评估，仅有黄振华在《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现状与绩效评估――基于全国205个村庄的调查》中以全国205个村庄所获得问卷作为研究基础，从农民满意度、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的若干因素等对家电下乡政策的绩效予以分析和评估。
（四）在公共政策监督方面。
公共政策监督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普遍认为，由于我国政策监督主体较多、不明确的各监督主体的分工使得我国公共政策监督中存在的问题。目前我国专门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独立性，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在领导体制上这些部门受双重领导；在组织上，监督机构的负责人不是由同级行政机关的领导成员兼任就是由行政机关任命；在经济上，监督机构一般都是从同级行政部门那里领取工资、办公费、事业费和奖金等，从而在经济上受制于人。在社会监督也存在问题：一是新闻舆论监督程序不规范；二是公众监督投诉渠道不畅通（王宇颖，2007）。
谭彩兰认为家电下乡政府执行的监督机制存在问题：一是内部监督需要进一步加强，二是群众监督机制不够深入。因此对家电下乡决策的权力主体没有形成直接的监督。
二、已有的研究总结和评价
家电下乡政策是实践中的热点，学界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和研究了家电下乡政策出台后实施的现状、取得的成绩及其中存在的问题。这些研究成果有利于家电下乡政策的评估、终结，为出台其他“惠农政策”提供宝贵借鉴。
综观已有研究，目前各界普遍认为“家乡下乡”政策自实施以来取得了积极成效，总体上利大于弊。首先，家电下乡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其一，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其二, 有助于家电行业发展。第三，有助于提升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其三, 有助于完善农村生产和流通服务体系。其四，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和我国外贸顺差过快增长的态势。其次，家电下乡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政府监控不力，宣传不到位，实施过程过于繁琐、政策缺乏合理梯度，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
由于研究时间还不长，已有关于家电下乡政策机制的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很不够，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的缺陷：
其一，研究方法上定性分析少，定量分析多；实证案例分析多，理论分析少。
其二，研究内容上存在空白点，当前国内还鲜有学者从整个政策过程的角度对家电下乡政策进行制度反思并提出完善的建议。家电下乡政策是实践中的热点问题，可是家电下乡政策是如何制定出台、各地方该如何实施执行、政策出台后该如何监督、评估呢？对于这方面的研究甚少。
其三，有关研究还属于初步阶段，表现为“零散、理论支持少”。研究论文虽然数量不少，但在较高档次杂志上发表的高水平成果很少，也没有系统全面的研究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财政补贴为推动的家电下乡活动，对刺激农村消费具有一定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有限的，也暴露了公共政策实施中由于长效机制，政策实施和制度初衷相违背等弊端。所以，要扩大农村消费仅仅采取家电下乡这类措施是不够的，必须采取一些根本性措施。综上所述从通过对家电下乡整个政策过程的研究来探寻农村公共政策的优化路径具有实践和理论意义。
（作者：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09级行政管理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
注释：
贾金臻.关于我国公共政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科技信息,2008(24).
谭颖.论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新西部(下半月),2009(4).
刘广明,王艳宁. 家电下乡制度构建的经济学解读..财经问题究,2009(07).
杜智民,雷晓康,夏云.从家电下乡看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优化路径.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1).
张顺,孙天,张小彤. 家电下乡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及对策.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09(11).
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部级期刊 审核时间1个月内
湖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