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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艺术论文范文第1篇
小学语文课堂要营造交流、融合的激情语言氛围，使教师从“独奏者”过渡到“伴奏者”的角色。教师运用激情的语言，能够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课堂氛围亲和融洽。教师要尊重学生的需要，强调学生“学”的主动性，建立和谐愉悦的师生关系，铺垫课堂激情。搭建和谐的语言交流平台，给予学生充分的自信，调动小学生的情感，与文本及作者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受到美的熏陶，把课堂教学推向高潮。在课堂中学生与教师平等对话、互动生成的教学模式中，教师是引导者，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教师要与学生一同分担成功的快乐或失败的教训，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学会知识、发展智能、完善人格。学生有了兴趣，智慧大门顿开，创新火花不断迸射，课堂教学呈现一派生机，学生就会个性张扬。如，在教学《春风吹》一课时，教师运用激情语言引导学生学文“：春天来了，和煦的春风吹遍了大地，有哪些变化呢？”学生积极回答“：柳枝绿了。”（教师板画绿柳）学生接着回答“：桃树上开满了桃花。”（画粉红色的桃花）“吹来了燕子”是什么意思？（简笔画燕子）学生说小燕子冬天去南方过冬了，春天又回来了。春风一吹，睡大觉的田鸡也醒了，从洞里爬出来唱歌了。课文学习结束了，黑板上就出现了一幅春景图：绿柳红桃，燕子翻飞，田鸡讴歌，真是美不胜收。在这师生互动的动态生成过程中，学生经历文本语言的探究过程，满足了学生成为发现者、探究者的愿望。把握好课堂讨论的最佳时间，让学生的思维不断发生碰撞，真正从课堂讨论中受益，体验文本的语言美。让学生的智慧闪耀光芒，教师引领学生走向成功，实现“以学定教”课堂教学的弹性优化。
二、平等对话，实现课堂生成
课堂教学是小学语文教学工作的灵魂，追求高效课堂是每个语文教师的永恒追求。在和谐的情境中，让学生与教师平等对话，学生与学生交流互动，在争论中启发，激发创新思维，课堂才能生成新的成果，实现学生与文本的对话。让学生认真地去研读文本，看看文本讲了什么，是怎么讲的。站在与作者平等的地位去感受作者的思想感情，去体会作者的写作思路。如，教学《詹天佑》一课时，教师以“你认为詹天佑是怎样的一个人？”这个教学难点统领课堂，让学生各抒己见，讨论：
（1）詹天佑在修筑京张铁路时遇到了哪些困难？
（2）怎样理解詹天佑是一个杰出的、爱国的工程师？学生基础有好有差，认识事物有深有浅，但在平等的氛围中，学生的发言特别踊跃，且步步深入。平等的对话，缓和了紧张的学习气氛，调节了学生疲倦的心理状态，创造了一个使师生双方都感到舒畅的课堂。把文本与作者的思想沟通起来，发展了学生的语言能力，锤炼了学生的思维。教师要与学生和谐沟通，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减少学生对教师的畏惧心理。使“教学相长”，让老师和学生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小学艺术论文范文第2篇
1导入课堂用语的恰当性
“转轴拔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恰当的导语能让学生从一个被动的听课者转变成主动的参与者。因此，我们教师在教学中更应精备课、巧导语，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增添语文课堂的魅力，让自己课堂独放光彩!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恰当巧妙的导语，犹如磁铁，能牢牢地抓住学生的心神，激起学生的兴趣，唤起求知的欲望，消除其他课程的延续思维或心理杂念的干扰，达到“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那么，语文课该如何巧设导语昵?
1．1介绍背景，充实内容，加深理解。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导语形式。现在有好些课文都是经典之作，但由于学生一则阅读面窄，二则年代的隔阂，学生在理解这些课文时都有一定的障碍。因此在学习时就有必要补充一些相关的背景资料，但介绍时不能长篇大论地笼统叙述，而应突出一两点能对学生产生深刻印象的内容。
1.2创设情景，以境引入。平时的生活和课文中所描绘的情境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如能创设出一个相符合的情境，能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角色，将会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1.3用故事、寓言、谜语导入，活跃课堂气氛。在教学中，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学生对课本外的内容积极性很高，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这一特点，以一些故事、寓言来导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4联系实际，情感交流，以情动人。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语文教学这门艺术同样离不开感情，引语“不是无情物”，我们可用它唤起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生尽快进入课文角色。
2提问方式的有效性
课堂提问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检查学生学习情况，二是引起学生思考。有效合理的提问，能促进师生交流，使老师传授的知识能更好的被学生所掌握。
2.1课堂问题设计必须有效。首先设计的问题要有明确的目的性，紧扣教学目标，能够激起思考。因此，教师要从教材的实际出发，钻研教材，认清教材的知识内容，把握教材特点，明确教学要求，确定教学目标和重难点。其次，设计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思考价值，能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能集中他们的注意力，引导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使他们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对知识融会贯通，从而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2提问方式的有效性。好的提问方式应把注意力放在激发学生的思维过程上，提出一些能够与学生基础相适应并能引导学生思考的问题，而且有一些思考含量。努力给学生创造思考的条件，使课堂气氛活跃，学生思维开阔，而不是迫不及待地直奔结果。如果仅仅只要求回答是与否，浪费时间也没有效果，因此课堂提问不在数量，而在提问的思维含量。提问的时机、提问的方式选择得当，能活跃课堂气氛、启发思维、发展智力。
2.3问题要适合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能力。教师对课堂中所提问的问题应在备课时精挑细选，严格控制数量，克服课堂提问的随意性。要做到数量适中，也要避免两种倾向，太多或太少。提问太多，学生没有思考回旋的余地，对所学知识难以理解、消化；提问太少，讲授太多，学生难有参与的机会，最终会产生厌倦情绪。
3引导学生学习方式的针对性
3.1提倡学生合作学习。“合作学习”把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放手在小组内讨论，寻找解决策略，教师所做的正是培养学生合作意识的工作。在小组合作学习、交流中，学生要发言，要听取同学的意见，在评价中要当小老师。这样，学生参与的面和质都得到了提高，主体地位更加突出。在课堂教学中，合作学习的时机是很多的，可以在学习新知识的过程中展开“合作学习”。不少新知识是在旧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后，大部分能解决问题，只要让学生同桌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教师稍加点拨即可，节约大量时间，让学生在练习中巩固发展。对于实践性较强的内容，要强调学生动手操作，而且要引导学生在相互合作下进行，使学生互相检查、帮助、促进。教师要投入小组活动中，以一名探索者的身份出现，提高学生积极性。
小学艺术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乡土小说 文学价值 艺术价值
在中国的乡土小说中，关仁山乡土小说采用寓情于景的手法来表达小说的意境，给原本平淡的内容增加了一缕色彩，使飘荡着浓重的乡土气息的小说氛围顿时活跃了起来。在关仁山所创作的乡土小说中，充分地反映了乡村的现实，并以浓重的笔墨将中国的乡村的历史发展，通过乡民们的心路历程表现出来。以现代人的审美角度来审视乡土小说，有失偏颇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乡土小说进行重构，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其历史形态。
一、关仁山乡土小说的文学价值
（一）乡土文学是意识形态的表现
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一个农业大国。无论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审视，还是从现代文明的角度来理解，乡土文学的出现，虽然有其特殊的历史涵义，但却是不可丢弃的一种文化积淀。乡土文学的存在，是历史的必然。乡土小说这个概念的凸出，也昭示着一种文化倾向。现代人对于“乡土文学”概念的理解也许比较茫然。看起来这种文学体例似乎已经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消失在那个特殊的时代里，被现代的文明气息所淹没。但是，既然是历史，就会留下痕迹，并对后代产生影响。关仁山作为著名的乡土小说家，其在创作中，将意识形态更倾向于改革文学。无论是从故事的陈述上，还是从语言表达风格上，都渗透了时代的气息。比如，关仁山所创作的《大雪无乡》中，就将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渗透其中，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观察底层的生存状态。为了避免出现理解上的冲突，甚至于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中，将时代隐去，而仅仅将农村的画面展示出来，纯净的乡土，淳朴的农民，带有传统色彩的民俗以及各种各样的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一个温馨的图景。意识形态容纳与农民的各种活动当中，通过主人公的鲜明表现力，对于作品定位。因为乡土文学本身，就是一种文明象征。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文明形态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文学艺术用自己独有的表现手法，将这段历史记录了下来，并得以保留。用文明的方法，将这段历史的痕迹隐藏在文学作品中，供后人去欣赏和体会。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当中，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它不会因为现代都市化文明而有所改变。而要将乡土文化剔除，显然不是很现实的事情，即便是思想观念有所更新，也仅仅是适应现代都市文明的一种表象，并不会因为受到文明的冲击，而失去固有的意识形态。
（二）乡土小说的特殊文化语境
语言，是传达信息的最直接的方式。在乡土小说中，由于其特殊的创作历史背景，使其在语言的表达上也呈现出了独有的文学艺术价值。从小说的描写中我们不难发现，那种处于特殊时代的矛盾状态在字里行间中处处流露。人们对自然的向往，从优美的景物描写中就可以体会得到。以关仁山所创作的长篇小说《麦河》为例，其中以故事陈述的方式，将农村的图景展示出来，其中所出现的“三农”问题，成为小说中的一个关键点。小说的语言具有时代性的特点，其中不乏围绕着土地流转而展开的矛盾斗争。农民的性格不同，对于当时出台的政策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因此就会出现各种故事，其实这些都是建立语言环境的关键点。乡土小说是在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下形成的。那种田园的抒写，其内涵就是传统思想的保留，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类的思想也会发生着转变，对于乡土小说的理解，当然也已经背离了其传统意义，从意识形态上出现了偏移。传统的艺术特征依然保留在乡土小说当中，这是它的文学价值体现，而从现代人思维模式来理解乡土小说，就需要重新审视和洞见。这就使乡土小说，成为了传统与现代相“碰撞”的焦点，乡土小说中所蕴含的与传统艺术相背离的某种特征也因此凸显出来。
二、关仁山乡土小说的理性价值
关仁山的乡土小说在文坛上是令人瞩目的，并在文学界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尤其是关仁山创作的长篇小说《麦河》中，以其宏达的叙事，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生动的生活画面，将中国农村的图景表达了出来，其中所表达的更多的社会的理性价值。
关于乡土小说的理性价值在早期的乡土小说也有所体现，但是其主流意识是通过对时代的批判而逐渐展开的。乡土文化充斥其中，并以此为创作背景，展现出批判性主题，同时理性地进行价值判断。时代会影响一个人的创作心理。关仁山的乡土小说在进行乡土小说人物塑造的时候，那种人与自然的若即若离，那种人与当时社会的矛盾冲突，都隐藏在小说的故事情节当中。比如在关仁山的小说《麦河》中，就将“土地流转”的问题写入小说当中，作为一次资本介入的经营，对于农民来讲，却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历史在进步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在小说中，将乡土文化与人性的美丑都融合到一体，通过复杂的内心世界表达出来。乡土是一种回归，这需要从道德的层面去理解，而处在不同的年代，理性的批判总是要与当时的生存环境相对应。在自然与社会互动之下，人性从乡土小说中充分地展示出来。
三、关仁山乡土小说的地域文化价值
在乡土小说中，地域文化的表现力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不仅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人文环境。当人们在某一环境中生存的时候，其对于环境也存在一定的影响力，给自然环境增添了人的气息。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中，那种浓厚的乡土文虎，从字里行间中呈现出来，就犹如一幅风情画卷，将地域之美，通过民间文化而展示了出来。比如在关仁山创作的小说《落魂天》中，就将“捞尸”这一行业的性质以及工作的状态表达了出来。从民俗的角度来看，在北方的渤海湾地区确实有“捞尸”的风俗，而在小说中，将这一风俗体现出来，是对于极具地方代表性的特色的一种展示。渤海湾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这里的独特的风景吸引了八方游客，而恰恰是这一点，带动了本地的“捞尸”行业的兴起。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中，用自然景物来体现民俗习惯的描写已经成为其小说创作的一大特点。在《风潮如诉》中，关于大海的描写是非常震撼人心的，也许正是汹涌的波涛锻炼了主人公的性格，使福林更为强悍无比，将男人顶天立地的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人物的性格以及精神境界通过自然界的崇高表达出来，那种刚毅、那种勇猛，谱写了雪莲湾的英雄形象。
乡土小说本质上属于民俗社会性。阅读乡土小说，从中不难看出其内容中充满了地域的风俗习惯，以及村落群体的文化特色。在中国，民俗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周作人，作为乡土文学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对于民俗学也很有研究。然而在当时，民俗学的研究者多数都是对文学有兴趣的人。他们对于中国民俗的关注，只局限于文学创作的需要，或者仅仅是从兴趣出发。可见，民俗学与文学创作存在着不解之缘。当文学创作在民俗文化的指导下完成的时候，那么，在乡土文学创作就形成了。在许多乡土小说中，民俗不仅仅是作为叙事的背景而表现出来，而是采用了以民俗为主体的叙事方式。从这个角度来看，乡土小说充分地将民俗价值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似乎风俗与宗教总是形影不离。在关仁山的乡土小说《雪莲湾》中，就将雪莲湾独特的文化氛围渲染出来。风俗习惯怪异，其中饱含着原始宗教的痕迹。这里的习俗并没有因为社会的变迁而发生改变，而是继续稳定地延续着，并成为地方特色。在“雪莲湾系列”中，《天高地厚》所展示的是一幅农村在几十年的经历中风雨沧桑画。其中主要描写的是中国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名为“蝙蝠村”的故事。居住在村里的人对于蝙蝠理论有一种特有的痴迷，并因此而出现了各种传说，不乏诡秘的色彩。蝙蝠村具有丰富的历史传承，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也步入了转型的行列，而蝙蝠村的风俗也因此而受到了打击。在关云山的众多作品中，各种独特的民间风俗都被描绘出来，也正是因为关仁山对于地域民俗的准确把握，而使其创作更具有文学况味。
民俗是乡土小说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其往往是以叙事的方式将风土人情表达出来的。在小说叙事中，情节贯穿整个故事脉络的始终。对于小说叙事主题的叙述，则是将真实的我与想象中的我相结合。故事中叙事的主题在两者游离，展现出一种朦胧的美感。在现代的小说作品当中，将散文的写法应用其中，使小说在叙事的过程中，又呈现出飘逸之感。直观的描写，转变为间接的表达，在景物描写、情感宣泄中，将主题的瞬间感触融入其中。作者的情感与写作目的，也就充分地被发挥了出来。读者再阅读小说的时候，不再具有距离感，而是充分体会到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对于关仁山的小说，一些专家所给予的评价是，平淡的故事情节，读起来却不会感到乏味。相反，内容的趣味性，令人感到兴味盎然。加之其中风土人情的描写，将人性美与自然美相融合，塑造了一种另类的审美境界。
总结
综上所述，乡土小说来源于生活，其所散发出来的文学魅力，也与生活息息相关。其将中国文学的优秀秉性传承了下来，但是与传统文学的风格又大相径庭。那种开放的心态，那种理性的批判，会令人有一种朦胧之感，而又觉得清爽自然。乡土小说的文学艺术价值，是将人与自然进行完美结合，使乡土成为了精神向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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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艺术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莫言是80年代中期文坛崛起的一代新星，他乘着“先锋文学”的大潮初入文坛，就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的问世奠定了他的文坛地位。尤其值得我们认可的就是中国当代文坛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经历了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历史主义写作之后仍旧能够保持旺盛的创作力和饱满的思维活跃力，而莫言的超人之处正在于他异于常人的创作力，甚至可以称得上文坛的“怪才”“异端”。而莫言保持这种长盛不衰的写作势头的秘诀在于莫言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并热爱着民间，民间是其作品滋长新生的“温床”。生于山东高密，亦长于斯的莫言，正是在充分的吸纳了传统文化的滋养之后自觉地继承发扬了民间的这种优秀的传统并对其有所反叛与扬弃。莫言对感觉，无论是内心感觉还是生活体验，都有着特殊的敏感度和洞察力。融通感觉是莫言表达思想的独特方式。他将视觉，听觉，知觉，触觉等多种感觉功能融为一体，搭建起一个充满色、香、味、形、情、趣的世界，使人可触、可感、可闻、可亲。可以说对于感观世界的妥善经营，造就了高密县东北乡，造就了“我爷爷”，“我奶奶”，“小黑孩”，“上官金童”，“孙媚娘”，“钱丁”，“罗小通”等一个个性格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也造就了莫言笔下的世界。
本文试图从莫言作品的艺术表达技巧入手，重点从叙事学角度分析莫言作品表现出来的儿童视角，复调技巧；从修辞学角度分析其作品的狂欢化的叙事；从色彩入手，感悟体验莫言作品色彩意象的象征化。
一 儿童视角下的异化时代
视角是作家进行调控以达到文本复杂性的一个重要手段。莫言小说的魅力就在于他的叙述模式的创新性，尤其是他的叙事视角的独特运用。这就使他的小说为当代文坛开创了一种别开生面的景象。
儿童视角是“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和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这样一种有意味的叙事策略。
作为一个平常的人，童年的生活经历会影响到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而作为一个作家而言，他就不仅仅是这样，同时他还会在无形当中影响到作家的创作。程德培先生在他的 《被记忆缠绕的世界---莫言创作中的童年视角 》 一文中就说到“ 莫言是一个被记忆缠绕的人”，所以莫言选用了童年视角来还原儿童眼中所观察到的世界。
发表于1986年3月的《红高粱》，是莫言自觉地运用儿童叙述方式的开始， “我” 是一个远离战争，没有亲历过战争的儿童。所以在小说中才能泰然面对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作品通过 “我” 的眼睛再现了战争的整个过程。这里的儿童只是一个承担叙述的工具，没有融入太多的主观感情色彩在里面，他就是在讲述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故事，这也是作者在创作中所追求的一种境界，那就是在写小说时避免在小说中说教，避免把自己的思想强加到小说中的人物身上。写作《红高粱》 时，莫言对 “儿童 ”的要求并不是很高，只要是一个正常的儿童，能承担叙述的功能就可以。发表于1985年的 《透明的红萝卜》中的 “黑孩 ”作为作者着意塑造的人物形象，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小说中的 “黑孩 ”似乎就是作者的本体投影，“黑孩” 不是一个哑巴，但他却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因为他不爱说话，也因为他经常发呆，所以开发了他的潜在的超常能力，使他具有了 “特异功能” ，他能够看见常人看不见的景象，他看到 “光滑的铁砧子，泛着青幽幽蓝幽幽的光。泛着青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晶莹透明，玲珑剔透。透明的金色的外壳里包孕着活泼的银色液体。” 他还具有超常的听力，他听到 “黄麻地里响着鸟叫般的音乐和音乐般的秋虫鸣唱”，“ 河上传来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很像鱼群在唼喋，声音细微，忽远忽近”。他能够嗅到别人嗅不到的气味，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能够发现比别人更加丰富的色彩。用儿童形象来抒写和象征人类原始的阴柔情操，是十分妥帖和自然的，因为儿童作为“ 个性” 的 “人之初” ，易于被看做是群体的 “人之初” ，即人类童年的一个缩影。作者精心建构了一个超越常人又源于天性的感觉世界，有意凸现它与成人社会现实世界之间的格格不入，并以前者的美好，和谐，灵异和丰富对比于后者的丑陋，争斗，单调与缺乏生气，从而透漏出了作品的原始主义题旨和倾向。从根本上说，作者通过儿童心理达成了对人的原始心态的重塑，通过知觉形式开掘与张扬了原始思维的潜能。《檀香刑》中的赵小甲作为心智未成年的成年人虽然有一份杀猪的职业，并且已经结婚，但他的智力只是停留在幼儿的水平，因此在别人看来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白痴，同时他却有着敏锐的感觉和丰富的想象，作者通过小甲的眼看到的袁世凯是一个“ 道行很深的‘高级鳖’ ” ，克罗德是一头 “大灰狼 ”。这就在喜剧色彩的营造下赋予了赵小甲以异于常人的能力。故意造成一种陌生化的叙事效果，通过感觉化的叙述，使读者有一种全新却又似曾相识的别样的审美感受。《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是作者精心设计的一个儿童，作者结合特定的时代环境塑造了这样一个对肉有着极度的渴望甚至达到了一种变态程度的儿童。通过这样一个儿童我们看到了社会的异化，看到了社会对人的异化。罗小通就是一个被社会异化的产物，在他的眼里已经没有了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标准，在他的眼里父亲和野骡子姑姑的私奔好像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为了牟取暴利违法出售注水猪肉也是很正常的事，因为 “你不注别人也要注”。 物欲世界使人们日益远离精神家园，真理与正义在相当一部分人的价值观中被排挤丢弃。
莫言笔下的儿童无论是早期作品还是晚期作品中的儿童都显得不再那样单纯，莫言笔下的儿童不论是 《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还是《 牛》中的罗汉，还是《四十一炮》中的罗小通都是经历过苦难日子的孩子，在他们眼里看到的社会都是变形了的社会，如在罗小通的眼里所看到的社会就是人们为了牟取暴利而不择手段的社会，所以莫言笔下的儿童相对于其他作家的 “ 儿童 “ 少了儿童的那份单纯，而多了孩子身上不应该有的那份成熟，他们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异化的产物。莫言在他的作品中借助儿童反映了自己在童年时代所经历的种种苦难，能够让读者借助这些儿童进一步走近作家的灵魂去了解他。同时莫言 “儿童视角” 的创造性运用为当代文坛开创了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同时让他的作品在内容上也有了一些变革，不再局限于传统小说的内容，借助于儿童的口吻，作家能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也能够通过儿童表达出来。作者借助儿童眼光的观察和透视，易于揭示成年人所难以体察到生存世界的可能面貌。因为儿童身心的不成熟，所以并不能真正懂得成人世界，他们往往只是充当‘‘纯粹”的看和听的角色，在记下所看到和所听到的东西时，他们的感觉经验与成人也很难达到一致。所以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也是借助儿童的这种特殊的感觉心里特征，使其创作所要表现的真实意图在 “不经意” 间得到强化，而 “ 儿童” 也就成为了帮助作家完成特定叙述目的的叙事性的功能化符号。
二 复调理论对传统叙事理论的冲击和构建
复调理论是巴赫金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提出的。复调本身是一个音乐艺术中的术语。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叙述上的 “多声部 ”。它打破了传统作家与主人公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拓展了叙述者的视角；改变了传统的线性叙述顺序，采取了共时的，平面的，多声部的叙述结构。
莫言曾经说过，现在常常是小说写 “我” 。复调小说中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较传统小说的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意识本身的流动和不确定性，不可完成性，促使主人公时时在消解传统小说的外在立场和稳定的作者视野，作者与主人公那种传统的类似上帝与造物主之间的垂直关系至此变成了一种平行的互动关系。”小说《四十一炮》中，主人公罗小通被老师轰出课堂，他却为自己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尽管我不认识字，但我感觉那些字都认识我。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用学习的，起码是不必要在学校里学习的。难道八个梨分给四个孩子这样的问题还需要在学校里学习吗？”同时，他还有 “混蛋逻辑” ， “就是混蛋想事的方法” 。罗小通身上有作者童年的影子，但是很显然他还是摆脱了作者的束缚。“ 主人公视野” 使罗小通由被动转为主动，由完全被作者驾驭转为与作者互动，甚至 “逼迫” 作者认同他的发展逻辑。在莫言的复调小说中，作者与主人公关系及作者本身的复调性， “ 将传统小说所偏爱的历时语境改造成为共时语境，它不注重时间的流程，不注重情节的发展及形成过程，而是将这种由历史纵深感的过程投射到共时的平面上。”
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在时间上存在一种 “重叠化，由于在同一情节线上对众多人物行动分而叙之，叙述时间上便要不断地被重新拉回到某一起点。”莫言小说打破了传统小说叙事的线型的，历时的结构，而采取了平面的，共时的结构。他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交叉进行叙事，在共时中呈现多个事件，如此叙事并没有打乱整个情节的时间发展顺序，这是中国叙事的一个重大突破。莫言的小说《红高粱 》 是从1939年“ 我父亲 ”和余占鳌等人准备伏击日本汽车队下笔的，继而将作家写作此文本之前同村老太太的讲述，胶平铁路的修筑和刚满16岁的奶奶过门儿等事交叉开来，呈现给读者的是不同时空的故事在同一个共时的平面进行着。在莫言的小说中，时空的穿插跳跃极为频繁，甚至整篇文章都在穿插跳跃中进行，《四十一炮》最为明显。五通神庙里罗小通对兰大和尚的“ 诉说” 与罗小通童年的切身经历通篇穿插。檀香刑是莫言复调小说的典型之作。小说由 “凤头—猪肚—豹尾” 三部分组成，首尾两部分分别以孙媚娘、赵甲父子、钱丁县令、孙丙等人物的戏剧化说唱方式，将民间英雄孙丙的抗德故事抒唱得淋漓尽致。针对同一历史事件，小说既有庙堂话语的参与（如赵甲），又有知识分子话语的参与（ 如钱丁 ），更有民间话语的参与 （如孙媚娘，赵小甲）。这种多声部的复调结构，不仅让事件人物从各自立场粉墨登场，而且使处于话语弱势地位的底层民间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可以说，莫言对复调结构的使用，不仅是一场艺术形式的革命，更重要的是它给予民间话语应有的对位和权利。
复调性的民间叙事结构是莫言小说的最基本的叙事形态，莫言小说叙事主人公总是很特别的。小说《 透明的红萝卜》选择一个懵懂的农村小孩。他拙于人事而敏感于自然和本性，对世界充满了感性的认知，由于对认识的一知半解，所以他总是歪曲的理解成人世界的复杂纠葛，错误的并充满了谐趣的解释各种事物。这种未成熟的叙述形态与小说所根据现实生活内容而表达的真实意向之间形成一种张力，也同样构成了复调的叙述。这种叙述形态在近年莫言小说《牛》，《 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等比较优秀的作品都使用了这样的民间叙述，可见，莫言的小说在叙述上已经淡化了传统小说叙事的内容核心，他不是以叙述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展现广阔的社会空间，而是以体现人物的内心的思维，对话为宗旨。
三 狂欢化的叙事语言
狂欢，根据巴赫金的解释，来源于欧洲民间的重要节日—狂欢节。巴赫金说：“狂欢节上形成了整整一套表示象征意义的具体感性形式的语言，从大型复杂的群众性戏剧到个别的狂欢节表演。这一语言分别的，可以说是分解的表现了统一的狂欢节的世界观，这一世界观渗透了狂欢节的所有形式。”
在当代中国，莫言是一个真正深入民间的作家。他彻底摆脱了精英知识分子话语修辞习惯，抛弃了美与丑，善与恶这样简单的二元判断标准，呈现了一种善恶相间，美丑纠缠的景观。在他的笔下，“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这里的土地成了真正“藏污纳垢”的洋溢着生机的活的民间。这无疑揭示了民间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那就是对死亡的蔑视与对于生命的珍惜和百折不挠的追求。在小说《红蝗》的末尾他写到：“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通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进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掺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这是一种褒贬并置的语言。戏拟，反讽的修辞消解了语言的严肃、庄重和权威性，暴露了现实的荒谬、虚伪、可笑性。这正是莫言狂欢化小说语言修辞的典型特征之一。《丰乳肥臀》对狂欢化叙事的理解更是透彻，母亲生下的八女一男没有一个是合法婚生，用母亲婚外生育的情节把狂欢叙事与生殖崇拜紧密联系起来，完成对中国传统的宗法家族血缘体制的解构，对人类最原始，最古老也最深刻的情感方式的呼唤与默契。莫言很少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平静安宁，他是通过感官和肉体的喧嚣沸腾生命的热力，凸显人的自由意志的。可以说莫言的民间化写作立场是由其狂欢化的修辞方式来实现的。正如巴赫金所言，民间的语言是狎昵的，多义的，褒贬的，界限是模糊的，它反映了这样一种民间文化观念：所有现存事物都是同一时间边死亡边诞生的，其中融合过去和未来，旧真理和新真理。它是理解世界的未完成性，世界上的伪与真，善与恶，死与生，黑暗与光明，凶残与爱意的经常混合的一种方式，在这类语言中尽管着重点总是落在肯定因素上，但它不会脱离否定因素。这就是“修辞学层面上世界的双重性”。
莫言擅长于选择具有仪式性的民间活动来展现狂欢的氛围，在狂欢的氛围中对传统权威进行调侃和颠覆。从《红高粱》中活剥人皮的场面到《檀香刑》的凌迟、腰斩、檀香刑等行刑场景达到极致。《檀香刑》中凌迟美丽妓女的那个场面非常具有仪式性。莫言笔下，北京城万人空巷，菜市口刑场那儿被踩死，挤死的看客就有二十多个。这实际上就是一场充满戏剧和狂欢色彩的仪式性演出，侩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而这个场面不是作者直接描写出来的，而是通过一种独特的修辞方式，用执行者的话语方式描述出来，更带有那种血淋淋的快感。掌邢的师傅认为：在演出的过程中，罪犯过分地喊叫自然不好，但一声不吭也不好。最好是适度的，节奏分明的哀号，既能够刺激看客的虚伪的同情心，又能够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师傅还说，他执刑数十年，杀人数千，才悟出一个道理：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檀香刑》这种独特的话语表达方式，正是民间修辞的狂欢性的集中体现。当然，莫言小说文本中的这种带有狂欢性的民间修辞，绝非仅仅作为权利斗争的图解，而是试图在众声喧哗中使历史和文本共同构成对所叙述时代的隐喻并见构成双重世界关系。例如，《檀香刑》正是以高密的独特民风对清末中心话语的解构中使文本呈现出多调对话与文化狂欢的倾向。凤头部前四章“媚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与“钱丁恨声”同豹尾部的“媚娘叙说”，“赵甲道白”，“小甲放歌”及“知县绝唱”等章节遥相呼应，甲、乙、丙这些符号化的人物频繁以各自视角参与到总体叙述策略之中，极大地拓宽了文本的叙述空间。同时，钱丁与孙丙斗须，媚娘同县官夫人比脚以及以“戏.....演完了...”作结等民间漫画式的讽拟，戏谑甚至有些狎昵的叙事方式以及赵甲行刑时涂鸡血的脸及檀香刑本身等怪诞的场面，共同揭示着貌似坚若磐石的严肃世界图景中所充斥着的颠覆等级、填平鸿沟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
在莫言的小说文本中，作者熟练地运用民间修辞的技巧来拆解历史和现实，并力求凸现出历史寓言与文化的象征蕴含。从某种意义上说，狂欢化的民间话语才真正是莫言小说艺术上最突出的贡献。
四 色彩意象的象征化
1.红——顽强生命力的颂扬
张清华在《 论莫言小说的传统艺选择与回归术精神》中说：“他的审美世界是一个带有超验色彩的感觉世界，是一个被主体人格与审美意趣浸透了的幻想世界”，的确，莫言对色彩有着独特的感知和把握能力的。在众多色彩中，他似乎又对“红”情有独钟。在《红高粱》这部作品中，莫言为我们展示了那一片让人热血沸腾的红高粱，那一望无际的生机勃勃的红高粱。他让红高粱承载了作为人的原始生命力的象征意义。在充满野性的血红的高粱地里上演了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故事 “我爷爷”余占鳌与“我奶奶”戴凤莲大胆的在血红的高粱地里野合；“我爷爷”带领着“我父亲”和几百号人在高粱地里伏击日本的汽车队，杀死了日本军队的高级官，“我爷爷”的队伍也全军覆灭，战斗太激烈了，英雄们的鲜血染红了高粱地里的黑土地，而“我奶奶”也为了志愿抗日，在给游击队送饭的途中被子弹击穿了胸膛，英勇的牺牲在她最熟悉，最热爱的红高粱地里。“我奶奶”在临终之前的一段内心独白也体现了这种顽强不屈的原始生命力的抗争精神，对生命强烈的呼唤与渴求。“天，什么叫贞洁？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有告诉过我，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爱力量，我爱美，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但我不想死，我要活，我要多看几眼这个世界，我的天啊…”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正是“红高粱性格”的鲜明体现，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和追求，对现代人生命的回归和蓬勃生命力的呼唤都以红高粱为载体，由这种充满也行生命力的红高粱传达出来。莫言通过“红高粱”赞美了高密县东北乡人红高粱般的性格，赞美祖辈洋溢着的原始生命力和无所畏惧的精神，赞美了作为人最本真的欲望和追求，而这一望无际，庄严肃穆的红高粱不仅仅是“我爷爷”“我奶奶”生活、战斗的场景，它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一种暗示和一种生命力的传达。
2 爱与希望的象征
小学艺术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艺术教育 传承 地方优秀文化 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10年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在中小学开展创建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活动的通知》指出：“将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教育作为美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把中华优秀传统艺术纳入艺术课程课堂教学和课外艺术活动中，努力建设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要在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与社区文化建设相结合，开发利用当地社会文化艺术资源，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和传统艺术项目”。作为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学校艺术教育，中小学艺术教育除了为学生提供审美体验，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开发创造性发展潜能，提升创造力；关注学生人格的健全发展，充分利用学生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文化资源，拓展艺术视野，提高整体素质，促进人际交往、情感沟通及和谐社会的构建。还承担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地方文化艺术既是中华文化的有机构成，又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把它们继承和延续下去，对于保存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潮汕文化是以现在的潮州、汕头、揭阳和汕尾四市为主，由讲潮州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种属于汉文化的地域性亚文化。1、以“开放融合。兼取互补、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为其突出特征。潮汕地区民间艺术源远流长，如花似锦，驰名中外。其中潮剧、潮州音乐、潮绣、木雕闻名遐迩，潮汕民间的花灯、嵌瓷、香包、泥塑、剪纸、首饰等，都富有地方特色，驰名中处，成为民间不可或缺的装饰品和时节应用品。汕头市澄海区有着浓厚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氛围和数量众多的地方艺术门类。近年来，澄海区中小学在利用潮汕地方艺术资源拓展艺术教育渠道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自1999年12月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农村学校艺术教育实验县（市）”后，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成绩斐然。2、2010年澄海区教育局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澄海实验学校和莲下中心小学2012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特色学校，澄海实验学校小学2011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另有四所学校被广东省教育厅确定为广东省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经过多年的探索，澄海区各中小学在如何通过有效途径传承地方优秀文化艺术资源方面，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是学生知识的主要来源，教材的质量直接影响到教学的效果。在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所使用的教材应适合中小学生的年龄和心智状况，如果在校本教材中融入他们熟悉的地方文化资源无疑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澄海区中小学艺术课校本教材的编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澄海位于广东省东部潮汕平原的韩江入海口，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置县，后几经易制，2003年成为澄海区，隶汕头市，现有面积402.5平方公里，人口75万（2008年）。在澄海民间，保存了大量具有浓厚潮汕文化特色的艺术门类，主要有：潮剧、潮州大锣鼓、丝弦乐，潮汕童谣、方言歌、版画，剪纸、纱丁、抽纱、嵌瓷、灯谜、香包艺术等，还有极具澄海地方特色的西门的蜈蚣舞、永新的鳌鱼舞、隆都的西头鹅舞等动物舞蹈。这些地方民俗文化、民俗风情的艺术门类，富有强劲的生命力，为澄海学校艺术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强的后盾。
近年来，澄海中小学通过对潮汕民间艺术的调查、收集、整理和归类，根据学校自身办学特色引进了大量民间艺术教育资源，并经过教学实践形成了众多的教学案例，成为地方、校本教材建设的雏形。如澄海实验学校的《少儿潮剧演唱基础训练》、《潮剧欣赏基础》、《潮语语音与合唱训练》、《潮汕动物舞蹈欣赏及训练》等音乐课校本教材，《潮汕儿童版画教程》等美术类校本教材，《硬笔书法》、《书法楷书训练》等书法艺术校本教材。又如建阳小学，通过对众多教学案例的整理、提炼，编写了《艺术教育校本教材资源包》，内容涵盖《潮汕童谣歌》、《潮汕民俗歌》、《潮汕锣鼓》、《潮剧行当》，《潮剧欣赏》等。再如华侨小学的《木刻版画教材》等。
在教学中运地方艺术教材，可使学生对民族民间艺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把一些有较高艺术性的以民族民间艺术为素材创作的艺术作品和经过改编的民族民间艺术作品介绍给学生，可使学生认识到民族民间艺术是当地文化的组成部分，从而培养学生热爱民族民间艺术的情感，增强学生维护、发扬光大民族民间艺术的责任心和民族自豪感。这种情感意识会对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艺术有着积极的作用。同时乡土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和民族特色，通过学习乡土艺术教材，可加深学生对家乡的风土民情，民俗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对培养学生热爱家乡与热爱家乡的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辐射作用。
二、 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是教师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艺术知识和技能、认识艺术世界的过程。澄海区的艺术教师们会在音乐课堂上有意识地加强介绍潮乐、潮剧、潮曲的特色和技巧，师生有时还会进行即兴表演。例如，树础小学的音乐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先选择《天乌乌》、《桃花过渡》这样一些有吸引力的歌曲、短剧，让学生欣赏，然后利用《客鸟声客客》、《新编桃花过渡》等地方音乐素材进行示唱、演奏、表演等形式进行教学。在美术课上，他们会介绍澄海作为“版画之乡”的文化历史，使教学内容具有地方性和实践性，使课堂教学更为生动。在教学方式上，他们根据教材的基本内容，进行“经典引导”与“乡土渗透”相结合的方式，走出了一条把现行国家教材与乡土教材进行高度整合的成功之路：例如，澄海区建阳小学在音乐课教学过程中，进行了现行教材与乡土教材融合的大胆尝试，他们以现行教材作为教学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师生们把从周边社区采集来的音乐素材引进课堂，并对曲调节奏、歌词进行规范，对内容、形式进行修改、整合，这样既活跃了课堂气氛，又激发了师生的创造力，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探索，他们共整理出校本教材8个资源包；莲下中心小学的古筝队在各种比赛中以演奏潮筝曲而大获成功，这得力于该校音乐教师对古筝的创造性教学，他们既遵循古筝演奏的一般规律，又改进了潮筝演奏技艺，编配新的潮筝曲；实验学校教师则安排了一定数量和一定课时的潮州音乐教学，课余时间则加强潮乐的集体训练；莱芜中学把当地工艺美术引进了美术的课堂教学，如丝网版画、羊毛编织、民间玩具等地方工艺美术，均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至为关键，他们的艺术素养直接关系到文化传承的效果。澄海区现有中小学艺术科教师大多受过系统、规范的高等艺术教育，又主要来自潮汕地区，自幼受潮汕文化熏陶，对利用潮汕文化资源进行艺术教学有着天然的优势。近些年来，澄海区教育主管部门高度重视中小学艺术教育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作用，以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潮州音乐、潮剧、澄海灯谜，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蜈蚣舞等为主要传承项目，重点突出蜈蚣舞、潮州大锣鼓、澄海版画的传承，为此加强了对中小学艺术科教师的地方艺术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把一批本地民间艺人、艺术家被请进校园，为全区中小学艺术科教师举办潮汕地区音乐、曲艺、美术工艺以及其它艺术门类的讲座。
学校艺术教育将地方传统民间艺术引入课堂后将有助于学生具体生动地感受家乡的政治、文化、经济、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变迁，增强学生的民族凝聚力。大力推进地方艺术进课堂，营造校本艺术教学的浓厚气息，在家乡悠久历史文化传统中体验生活、升华情感，提高其参与社会生活的素质和能力，这才是教育之根本所在。非物质文化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级各地政府的重视，让优秀的地方艺术内容走进课堂确实不失为对民间艺术传承和保护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 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
课外艺术活动是中小学艺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拓展，适当地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对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发展能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澄海素有“海滨邹鲁”之称，文化昌明，民间艺术活动非常活跃。民间艺人队伍庞大，业余艺术团体遍布城乡。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业余剧社（团）最多时全县达到60多个，大量新旧剧目上演。澄海还享有全国“民族民间艺术（版画）之乡”、“民族民间艺术（灯谜）之乡”的美誉，产生了大批优秀的民间艺术作品。
在澄海这样一块具有浓厚地方艺术氛围的土地上，中小学生开展课外艺术活动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澄海区中小学校组建了大量业余课外兴趣小组，每所学校至少有5个以上的兴趣组活动，大部分学生能够得到学习的机会。这些课外艺术活动既符合艺术教育的普遍规律，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十分符合当地农村学校的艺术教学现状。例如，澄海区教育局自2003年来，坚持每年举行学生潮剧演唱比赛，参赛选手众多，为潮剧事业的发展挖掘了一批批新苗；华侨小学课外艺术活动以版画见长，几年来先后出版了学生版画作品集《大师的画》、《太阳花》，美术作品集《心灵的画》，五十多件学生作品发表于各级刊物或收集于画册；建阳小学经过多年的研究实验，形成了鲜明的“引进潮汕音乐教育，服务社区文化建设”的办学特色，潮汕民间艺术在该校开展活跃，从课内到课外，从校内到校外，涌现出一批潮艺爱好者，他们多次参加当地重大节日晚会，为当地的文化生活建设贡献了力量；澄海实验小学以“传承潮汕地区优秀文化艺术”为课题，积极探索自制的具有潮州音乐特色韵味的“竖吹竹笛”进入课堂，将澄海动物舞蹈和潮州锣鼓引入课堂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该校自编地方舞蹈、自创潮语童声合唱节目、鼓励学生创作反映澄海地域特色的美术作品，连续四届参加国、省、市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取得了两个全国一等奖，四个省一等奖的佳绩；莲下中心小学将潮汕儿童版画和书法引入课堂和课外兴趣小组，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努力，在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一举取得了一个全国一等奖，五个全省一等奖的佳绩。
一直以来，许多散落于群众中的传统优秀的潮汕民间文化艺术，由于受地方方言的局限，使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兴趣越来越少，许多民间优秀艺术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危机，更有一些民间音乐己经到了“人走歌息，人去艺绝”的程度。澄海区传承优秀地方艺术从中小学抓起，笔者认为，此举善莫大焉，值得提倡。地方艺术是当地文化土壤中的一枝奇葩，优秀艺术的传承是文化传承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民族民间艺术是一个民族地域的标志，积极将地方优秀文化艺术引入学校课外兴趣活动，是让地方文化艺术资源得到传承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澄海区中小学将地方文化艺术资源纳入到中小学艺术教育教学中，通过编写以地方艺术为主体的校本教材、开展富有乡土气息的课堂教学、创建极具地方特色的课外兴趣活动三个方面，从而使学校传承地方优秀文化在途径方面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链条。艺术不仅能够把祖祖辈辈创造和流传下来的艺术形式保存下来，传递下去，而且还培养了学生爱家乡、爱故土的健康情感，同时引领青少年学生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促进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当然，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认识传统民族民间文化，喜欢，感兴趣，才有传承弘扬的可能。要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才可以实现。家庭要发挥引导作用，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价值观、世界观形成时期，家人在与孩子的言谈交流过程中，有意识地将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一点一滴讲给孩子听，教给孩子学，引导青少年认识传统文化，这对青少年的传统民族文化教育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学校应当发挥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诸如聘请民间知名艺人，在课外或课内担任艺术辅导员，开设民族民俗文化知识讲座或课程等，这是地方优秀传统艺术能走进校园、走进课堂的关键。教育、文化等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发挥职能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建设文化公益设施如博物馆、文化馆、书画院、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联合社区、村居加强传统民族文化艺术教育基地建设，创造一个展示认识传统民族文化的良好氛围，这是地方优秀艺术得以传承下去的重要保障。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地域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地方艺术往往比较质朴，因此，我们应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和人文素养，用一种世界的眼光，既能走进地方艺术的殿堂，又能摆脱它的局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充分利用地方文化艺术资源中的优秀成果更好地为学校艺术教育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1]澄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澄海县志[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
[2]林伦伦、吴勤生主编.潮汕文化大观[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3]黄挺.《潮汕文化》[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