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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周总结范文第1篇
我们一般都是独生子女，家长是捧在手里怕飞、含在嘴里怕化，再加上父母对我们学习成绩的重视，所以我们从小就很少有机会去真正的劳动一次，家长总是以 学习第一，你搞好学习就行了，其他的不用操心 为借口让我们成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 公主 、 王子 ，即使是以前曾参加过一些植树活动，也只留下了丝丝点点的印迹了。但是，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只是埋头苦读书而不参加到实践中的人永远只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理论学家;只有劳动才会让你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高尚品格，才会让你明白什么才是生活。宝剑锋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真正的毅力与耐力只有在卓越的劳动中才能形成。
我们作为当代大学生，作为中国不久的将来的建设者，在我们埋首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走出书本，去感受一下真正的生活。尽管我们被称为 象牙塔中的天之骄子 ，但我们迟早有一天要走出人大的大门，走上工作岗位，独立面对社会;而 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 的生活，不仅无法全面提升自身素质，而且我们的生活也是不完整的，我们不能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所以我们趁着这样的机会，认真体验，深刻总结，将来能更好的做事、做人，做好事、做好人。
这是一次成功的劳动实践活动。我衷心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我学到了很多。更重要的是，在这次劳动活动中我学会了如何与人和睦相处，听从指挥和调度以及怎样通过小组合作来完成一个共同任务、实现大家共同目标，并且了解到如何在实践中运用所学到的知识来更好地完成任务，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理论进一步升华。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极佳的锻炼。
劳动周总结范文第2篇
今年是“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103周年，全市各级妇联组织结合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本着务实创新、精简节约的原则，提前谋划，精心部署，围绕七个主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城市乡村处处洋溢着欢歌笑语，广大妇女满怀喜悦，度过了一个欢乐祥和、健康向上、富有意义的节日。现简要总结如下：
一、围绕“学习”主题，宣传贯彻党的十精神
全市各级妇联按照创建学习型党组织要求，完善学习制度，制定实施方案，将党的十精神作为重要学习内容，特别是重点解读党的十报告中“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等内容。__妇联主动向组织部门汇报，与县委党校协商，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纳入党校教学课程。桃江县妇联开办了“桃江妇女大讲堂”，__市妇联创办了“__女性文化讲堂”，组织女干部集中学习党的十精神，聆听职业女性心理辅导讲座，缓解工作压力，塑造阳光心态。
二、围绕“民生”主题，开展“春风送岗位”活动
各级妇联联合人社部门，对接企业、社市，开展专项招聘活动，为失业、待岗妇女提供岗位，为企业解决用工需求。市妇联与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春风行动大型专场招聘会，邀请艾华电子、鹏程科技、旭荣制衣等20多家女企业家协会会员单位和市内外200多家用工单位，提供近千个招聘岗位，帮助妇女就业。__*、__*、__、__、__妇联相继举办春风送岗位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岗位1万多个，其中适合女性的岗位占80%。招聘现场还为广大求职者提供了免费就业指导、劳动维权等咨询服务。
三、围绕“关爱”主题，开展慰问活动
各级妇联继续开展“下基层、访妇情、办实事”活动，节日期间看望慰问贫困妇女、下岗女职工、残疾妇女等弱势群体近千人（次）。__市妇联组织20余名巾帼义工开展爱心义捐活动，共募集衣服、鞋子、学习用品等20__多件，分别送到了儿童福利院和困难群众家中。并组织70余名中学生到__市敬老院慰问孤寡老人，送去了牛奶、水果、糖果等物品。__妇联组织30多名女干部到县福利院看望孤寡老人。__市妇联开展为女职工、贫困妇女送健康保险活动，组织女企业家慰问贫困妇女8名。__、桃江等市县（市）妇联组织开展了送健康下乡活动，为农村妇女提供妇女病免费普查和“两癌”检查。
四、围绕“创卫”主题，开展巾帼义工活动
围绕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服务两型__建设，市妇联成立了6支巾帼义工队伍，并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引导巾帼义工支持和服务全市创卫工作。举办了“妇幼”杯“我创卫 我健康 我快乐”女子集体跳绳比赛，来自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126支队伍，近千名女干部、女职工参加，共同宣传创国家卫生城市的意义，带头投身义工事业和两型社会建设。__县__等乡镇妇联组织巾帼志愿服务队对公路沿线义务清扫。__市妇联组织100余名巾帼义工在东部新市集中义务植树。
五、围绕“两型”主题，开展宣传活动
各级妇联层层开展两型家庭评比、创两型家庭演讲比赛、发放环保购物袋、制作两型展板等宣传活动，通过创两型家庭促进“两型”社会建设。市妇联细化两型家庭创建标准，在全市评比表彰两型示范家庭50户。制作发放了环保购物袋3000个，组织开展“两型家庭 健康生活”演讲大赛，演讲者结合自身实际，通过讲述自己或身边积极服务“两型”社会建设的感人事迹，提高广大 妇女的两型意识，激发广大市民和家庭参与“两型”社会建设的热情。桃江县妇联举办“敬老杯”门球赛，倡导健康生活。__市妇联召开 “争创两型家庭，建设美丽__”动员部署会议，并举行了“两型家庭、健康生活”演讲表演赛。__县人社局妇委会组织系统女干职工开展“创两型家庭、展巾帼风采”登山比赛，影响大，效果好。
六、围绕“维权”主题，开展“三八”维权周活动
市妇联率领巾帼法律维权等6支义工队伍，在__市步行街商业广场开展“三八”维权周宣传活动，向市民发放《妇女权益保障法》、《婚姻法》、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禁毒、预防艾滋病等宣传资料1000余份。来自市司法局、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女律师协会的法律专家现场解答了群众关于家庭纠纷、财产债务、婚姻等法律问题。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妇女健康咨询活动，发放女性健康手册，展出女性健康宣传栏，免费为市民进行体检。__县妇联组织巾帼志愿服务队员，在云天商业广场举行“贯彻十精神，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为主题的三八维权周系列咨询活动。活动现场设有法律、健康、维权、禁毒、防艾5个咨询台，安置了15个内容精彩的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3000多份。__市妇联以“巾帼义工在行动，法律维权进万家”为主题，重点开展禁毒防艾、预防家庭暴力等知识宣传。__市妇联联合开展了“三八”维权宣传和巾帼志愿者健康义诊服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500多份，义诊咨询服务50多人次。沅江市妇联组织法院女法官22人深入到南洞庭芦苇场，开展妇女维权咨询宣传活动。当天共接待群众来访200余人次、现场调解家庭纠纷2件，解答法律问题150余个。桃江、__、__等市县（市）妇联也采取发放宣传资料、现场咨询、知识讲座等形式，在企业、学校、家庭中普及扫黄禁赌禁毒防艾及女性维权知识。
劳动周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 高职学生 劳动礼仪值周 职业素养
职业素养是指职业内在的规范和要求,是在职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品质。在围绕五年制高职人才培养目标探讨改革时,我校探索了学生职业素养培养的新途径,提出了劳动礼仪值周的计划,并加以实施。
一、劳动礼仪值周的提出
劳动礼仪值周的落脚点在五年制高职的“高素质”培养要求上,为学生未来的就业和终身发展打下良好的素养基础。
(一)理论背景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社会生产的必然产物。在我国,有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主张“过什么生活便受什么教育”,把“会烧饭菜”、“会种园”、“会修理”等列入了十六常能之中。①而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德国就采取了“学生参加生产和经济工作”、“经济与教育合作”等多种形式,明确了要在普通学校里加强学生从事未来职业活动的基础教育。
礼仪作为一种律己、敬人的行为规范或行为模式,是适应时展、促进个人进步和成功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崇尚礼仪的优良传统,早在我国周代就已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礼仪制度。日本设立“道德时间课”、“自爱课”,韩国设立“道德课”,英国将“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作为教育的出发点,而美国则把礼仪教育看作是品德教育的入门课,认为理想的楷模就是英国的绅士。
这些理论与实践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劳动礼仪教育是很有启发的。
(二)社会背景
国际著名城市规划学家沙里宁曾说:“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以看到他的抱负。”目前,无锡地区产业升级转型催生人才结构变革,人才尤其是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成为“一座城市的渴求”,这为本地区五年制高职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而从学生就业推荐的角度来看,很多企业又在叹息“有些学生的基本素质不高”。
很多事实表明,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满足企业的用人要求,是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
(三)学生背景
五年制高职招收初中毕业生,其中考成绩往往在当地属“中尾部”。据省联合总院对个别地区个别学校进行的调查显示,有72.24%的学生上高职是因为没有考上普高的无奈选择,他们当中在小学到初中从未受到表扬的比例为79.16%。②以上数据都反映了我们的学生存在着缺乏自信、自我要求不高等心理特征。同时,信息社会的纷繁芜杂、经济社会的激烈竞争、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偏低也随之带来一系列高职学校学生教育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进行正确的引导,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培养的人才质量。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据学生的现状,寻找突破口,以重建学生的自信心,更好地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二、劳动礼仪值周的实施
2009年9月起我校开始在一、二年级学生中实施劳动礼仪值周课程,时间跨度一周,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和学分体系。2010年3月起将参与学生扩展到三年级全体学生。在一年多的摸索探求中,我们及时总结经验,不断调整实施过程,初步形成了一些具体实施方法。
(一)怎么上课
仍旧采用班级授课形式,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值周,指定班级停止一周理论课程的学习,按照学校统一要求全面参与学校管理和服务性工作。每周排定两个班级承担值周工作,主要是清洁校园卫生和学习文明礼仪知识。劳动课程学生在指定的工作区域内进行,礼仪课程每天上午下午各一节,并且在早晨进行礼仪立岗。
(二)怎么管理
1.明确工作规范,树立学生良好形象。
要求学生按规定统一身着劳动礼仪服装,在左胸前佩带好工号牌;站立姿势端正,精神饱满;语言文明,礼貌待人,率先垂范;清整卫生做到“一清、二扫、三拖、四擦、五检查”;严禁擅离岗位或对工作不负责任,劳动中要勇于吃苦,工作中要任劳任怨;工作时动作要轻,不要影响正常教学秩序;遇到特殊情况或大事要及时向管理老师或班主任汇报。
2.明确二级管理,指导学生自我管理。
学校遵循着校系二级管理体制,由学工处负责总体安排,两位劳动指导老师具体负责指导与考察学生劳动情况,两位礼仪指导老师负责训练学生礼仪知识并进行礼仪站岗指导。各系具体安排班级值周运转计划,具体负责班级考核评比。班主任在保证自己课务的同时协助指导教师管理,值班班长、小组长是最基层的管理人员,担负着协调沟通的重要任务,充分发挥学生自我管理的作用。
(三)怎么具体实施
1.准备阶段。
首先,做好宣传动员工作,由班主任统一组织学习《劳动礼仪值周工作实施细则》,使学生充分认识劳动礼仪值周的重要性。其次,根据任务和班内实际,认真制定《班级劳动礼仪值周计划安排》,做到定人、定岗、定责任。
2.实施阶段。
各班根据一周的任务分区设岗,定岗到人,明确职责任务,提出要求。严格按时间上岗,并按要求高质量地完成各项任务。加强值周管理,做到各岗区分工明确,逐级负责,劳动礼仪管理人员、班主任和班干部要巡回检查,做好值周日记,及时总结讲评。
3.总结阶段。
班主任和班干部要每天汇总和讲评值周情况,值周结束后,要召开总结会,按总人数20%的比例评出值周明星,将名单连同值周总结一并交学工处。
(四)怎么放大教育作用
学校利用升旗仪式定期对值周明星和值周先进集体进行表彰,全体学校领导给获奖学生颁发劳动礼仪之星奖牌,并与每位明星合影留念,作为成长的见证。每周制作劳动礼仪之星墙,布置于学校橱窗内,发挥榜样的作用,放大劳动礼仪的教育作用。
三、劳动礼仪值周的原则
我校劳动礼仪值周课程的开设紧扣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教育,坚持“课程开发―瞄准职业素养;课程建设―紧贴学生就业;课程服务―适应学生发展”的指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在实施中我们还要坚持下列原则:
(一)知行合一的实践性原则
态度是职业素养的核心。陶行知先生倡导“教学做合一”。劳动礼仪值周就是遵循了这一实践性原则,从清洁打扫到礼仪问候,在实践中引导使学生把劳动礼仪意识转化为劳动礼仪态度。
(二)显隐合一的综合性原则
劳动礼仪值周把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相融合,以具体的活动承载了学生职业素养的养成教育。目前我校一至三年级开设了劳动礼仪课程,四年级学生走进实训车间开始“理实一体化课程”学习,五年级学生走进企业进行“顶岗实习课程”学习,形成了一个有梯度的综合体系。
(三)身心合一的量力性原则
劳动礼仪教育要根据学生的年龄、性别,选择学生力所能及的无毒、无害、无危险的劳动内容和礼仪项目,既要确保必要的训练时间,又要严格控制强度。礼仪立岗我们一般控制在早晨半小时左右,送水、打扫厕所等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不作为劳动的任务,仍旧采用后勤服务外包形式。
(四)校企合一的对接性原则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劳动礼仪值周不是为活动而活动,而是主动把企业对员工的要求引进学校,使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实现对接。
注释:
①引自《陶行知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6:882-883.
②以上数据引自马能和著.五年制高职教育发展及实证研究.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0:32.
参考文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N],2010.
[2]陈茂旺.强化职业教育公益性的战略选择[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19).
劳动周总结范文第4篇
一、失业的经济学分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失业者包括那些未被雇佣而正在主动寻找工作，或正在等待重返工作岗位的人。确切地说，一个人失业是指他目前没有工作，而且（1）在最近4周里，他作了具体努力去寻找工作；（2）从一个工作岗位被解雇正在等待被重新雇用；或者（3）已找好工作，正等待下个月去报到。失业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我国的重点话题，对大量失业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是处理失业加剧的关键。
1、传统的失业理论
经济学家将失业归纳为三类：摩擦性的、结构性的和周期性的。摩擦性失业被认为是一种自愿的失业,因为人们在各地区之间、各种工作职位之间不停地变动，或正在跨越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结构性失业的原因是劳动力的供需不匹配，如果对一种劳动的需求上升，而对另一种劳动的需求下降，但劳动的供给又未能及时做出调整时，这种不匹配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常见的是部门的兴衰所引起的职业间或地区间的结构失衡。周期性失业出现在对劳动整体需求比较低的时候，如总支出和产出下降时，失业在所有领域都明显上升。
古典的失业理论主要源于“萨伊定律”，否认大规模失业的存在，即使存在也是“摩擦的”和“自愿的”失业。但“大萧条”彻底动摇了上述信条。凯恩斯做出重大修正，指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及流动偏好规律这“三大心理法则”常常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且货币工资向下刚性，因此失业是常态。这意味着除了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之外，客观上还存在着非自愿失业。由于其变动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相关，在经济萧条时上升，而在经济繁荣时下降，因此也称为周期性失业。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现象使这一理论陷入困境。作为对缺陷的弥补，后来的经济学家们针对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提出通过人力政策来解决结构性失业，如对劳动力的再培训、发展职业介绍、帮助劳动力转移等；弗里德曼引入了“自然失业率”的概念；卢卡斯将理性预期引入失业理论等。
2、现代失业理论
（1）新凯恩斯主义在原凯恩斯主义的劳动市场非出清信条的基础上，用工资粘性代替了工资刚性的概念，认为工资还是可以调整的，只是十分缓慢。还引入了两个假设：经济人最大化原则，即厂商利润最大化和家庭效用最大化；理性预期假设。新凯恩斯主义的典型理论有：效率工资理论、隐含合同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
效率工资理论。关键假设为：工人的努力程度是厂商所支付的实际工资的单调增
函数。只要劳动力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厂商就可以自由实施其最优政策，效率工资将高于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从而出现非自愿失业。夏皮罗――斯蒂格利茨模型则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出发，认为雇主不可能对工人进行完全的监督，需要提供一个较高的工资来激发工人的努力水平。效率工资论解释了实际工资的粘性和高工资、高失业率并存的现象。
隐含合同论。雇员是风险回避者，而厂商是风险中性者。双方在确定工资时达成默契：实际工资保持相对稳定不随经济周期波动，将风险由工人工资转移到厂商利润，作为代价，工人要接受低于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由于调整货币工资成本较高，则工资不能随需求变动迅速调整而出现粘性。
内部人――外部人理论。已经就业的工人为“内部人”，失业者为“外部人”。他们拥有不同的就业机会，内部人在工资决定上有着较强的谈判能力，具有就业优势。厂商用外部人替换内部人需花费调整成本，包括强制性解雇和诉讼成本，搜寻劳动市场、议定就业条件、考核和选择成本、培训成本等。调整成本的存在使厂商宁愿雇佣内部人。内部人可以利用已经就业的优势和在岗位上“边干边学”所积累的技能和知识，实施“内部人控制”，提出一个高于市场出清水平的工资，产生非自愿失业。考虑到工会，则非自愿失业还可能加剧。
（2）职业搜寻和匹配理论。假设：工人和工作都是异质的，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充分，必须不断地进行搜寻和匹配；搜寻和匹配的目标越多，劳动力和厂商越有可能获得满意的结果。搜寻和匹配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交通费用、信息费用等。工人在寻找工作时常常面临：当搜寻收益不能弥补边际成本时，将停止寻找，此时摩擦性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劳动力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搜寻和匹配来实现预期效用的最大化，从而失业和空岗并存；若搜寻期望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工人宁愿选择等待,此时的摩擦性失业则可能是一种自愿性失业。
二、我国的失业现状
1988年以来我国出现了新成长劳动力的供给高峰，同时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形成了大量的失业。主要体现在：
1、下岗失业。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以约每年好几百万的速度增加。同时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如下表1所示。这个失业率仅仅包括登记失业人口，即城镇中的过剩劳动力。实际上还存在着隐性失业人口，如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实际的失业率更高。
表1：各年份的失业率
年份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失业率2.3% 2.5% 2.8% 2.9% 3%
3.1% 3.1% 3.2% 3.1% 3.6% 4.0% 4.3% 4.2%
注：表中数据取自刘国光所著《2003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2004年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相关数据。
2、大量的新增劳动力。每年新增劳动力大约1000万，据人口学家田雪原预测，我国未来劳动人口会一直增长到2020年之后，才会有所减缓。到2020年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9.4亿。
3、农村的“隐性”失业。农村剩余劳动力庞大，中国农村有5亿劳动力，富余劳动力常年规模在1.5亿以上。以每年平均约500万人的速度增加向城镇转移就业。
4、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我国高校从1997年开始自主择业，从1999年开始扩
招，当年招生约160万，随后几年招生220万、268万、320万、335万、400万，每
年有三、四百万的就业压力。且由于有些专业和社会脱节，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
国务院总理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
三、我国的失业大部分为凯恩斯主义的“非自愿失业”
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的失业，绝大部分不是“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凯恩斯说的“非自愿失业”，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由两部分构成：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前者因为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小于劳动力总量，需要通过长时期大规模地投资来建造就业岗位来解决，是一个长期问题；后者是因为需求不足，要求采取必要的需求政策,是经济周期波动中所出现的暂时现象。因此我国在就业问题上存在的主要矛盾是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素质不相适应的矛盾。具体来说，结构性失业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就业岗位总量绝对少于劳动总量引起的失业
这是劳动力供求总量不协调的总量性失业。人口众多，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关系严重失衡，表现为劳动力的供给远超过需求，这是基本的原因。此外是农村“隐性”失业问题：农村存在大量劳动力，地多人少的矛盾很突出，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农村的土地在急剧减少，失去土地的农民即“失业”。大量的农民涌向城镇又加剧了城镇的失业。
2、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和人员失业
（1）经济结构调整引起的结构性失业。
由于科技的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传统产业部门逐步出现供给过剩的收缩状态，而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益扩大，彼消此长，加大了传统产业中工人失业数量。由于部门、行业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以及经济结构的快速变化，使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难以改变其技术结构、地区结构和性别结构，从而出现“失业”与“空位”并存，这种现象在短期内难以克服。
（2）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小，经济与就业没有同步增长
上个世纪80年代是经济增长的高就业阶段，就业弹性系数较高，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就业增长0.32个百分点，个别年份甚至超过了0.6，究其原因，主要是采取了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方式。进入90年代，经济仍然保持高增长，但就业弹性系数急剧下降。1990～1996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已下降到0.107，随后逐渐下降，是因为劳动力投入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趋于下降，资本、技术等投入要素及制度性要素的贡献率提高。随着经济体系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换代，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有更低的趋势。
此外，我国的失业也可以部分地由职业搜寻和匹配理论来解释。如现在日趋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大学毕业生们为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发挥才能的空间，在各地区之间、各种工作职位之间不停地变动，因此形成摩擦性失业。且高校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有一定的差距，增加了搜寻和匹配的成本。另一个方面，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不完善也会导致摩擦性失业。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起步比较晚，劳动力中介市场的发展是非常不完善的，这就大大增加了就业的成本，延长了失业的周期。
劳动周总结范文第5篇
改革驱动中国经济的长周期
对中国经济长周期的理解，有三个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的近期变化是否导致潜在增长率在放缓以及放缓的程度有多大？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需要关注那些新的因素？
生产效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结构上看，根据增长会计法，从供给面可以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解构为三个基本部分：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通过比较这三个部分的贡献我们可以窥测增长的驱动力。通过分解并对比世界各国从1992年到2007年的增长，结果显示，TFP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一半左右，占比显著超过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亚洲四小龙在同期TFP只贡献了约1/3，其他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只贡献了约1/5。这说明过去20年，TFP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很大。
从技术上讲，这样估算的TFP增长是个残差，也就是GDP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变化不能解释的所有部分，而GDP的年增长率受需求变化的影响大。也就是说，TFP的年增长率部分反映短期总需求变动，而不完全是生产效率的变化。为了消除需求波动的影响，经济分析中往往采取滤波方法取得TFP增长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劳动力和资本变化估算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的三次显著提升均与改革有关。利用HP滤波对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潜在增长率有三个快速增长期，而且都与TFP的提高相吻合，这背后主要体现的是体制改革的红利：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21世纪初，加入WTO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需要强调是，加入WTO从两个方面提高了TFP。第一，随着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外商投资的相应增加，中国企业全面参与了全球竞争，从技术、管理等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出口的扩大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人口中处于生产年龄阶段的人数逐渐超过净消费人口，加上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经济面临内部需求相对于潜在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和大量人口失业的双重挑战，加入WTO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为中国经济供给潜能的释放提供了机遇。
潜在增长率放缓
潜在增长率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目前的9%左右，尤其是2008年以来潜在增长率下降比较明显，主要由三大诱因造成：
一是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逐渐释放。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度在入世后明显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末不到40%攀升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60%以上的水平，显著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继续上升空间已经有限。而此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外需疲弱，贸易开放度已回落到50%左右，是中国回归大陆型经济的必然现象，代表需求方面更平衡的增长。另一方面，也说明来自国际市场竞争的效率的提高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生产效率的上升更多地要依赖良好的内部竞争环境。
二是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目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半闲置和完全闲置的15～35岁劳动力显著减少。据估算，目前这部分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1.3亿人下降到目前的0.3亿人，说明农村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所剩不多。过去20年劳动力在部门间、城乡间转移是全TFP增长的重要载体，因此TFP增速必然受到限制。
三是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近几年地价、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地租价格，挤压了消费，对房地产的过大的投资性需求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些因素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效应随着房价的上升而逐渐累积。
体制改革可以防止增长率大幅下降
投资不会大幅急降，对增长形成支撑。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资本，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的边际回报递减，但未来十年投资增速不会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
一是人均资本存量尚低，追赶效应还在。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较大的差距，例如2008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仅为日本的17%、美国的18%左右，也比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的人均水平都要低，说明和经济追赶效应相关的投资需求仍然较强。
二是人口结构造成高储蓄率，从供给方支持投资。我国生产者/净消费者的比例目前为128%左右，到2015年前仍处于上升的阶段，这样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储蓄率在未来不会大幅下降，仍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费尔德斯坦-堀冈之谜提出，即便在国际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仍然相关。这对于人口众多、资本账户不充分开放的中国就更是如此。
劳动力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劳动力转移减缓将限制TFP提升。从劳动力供给的情况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将使劳动力增速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增速为2.7%，90年代和2000年以来均为1.3%，但未来十年平均增速只有不到0.2%，预计到2016年左右，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速将逐步下降到0。劳动力总量的变化有些外延的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超过简单的模型所能估算的。但总体来讲，对未来经济增长有更大影响的，可能还是劳动力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放慢。
随着青壮年人口比重的下降，未来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数量还将下滑，而且转移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因为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有最低的需求。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空间当然不仅仅和劳动力总量以及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有关，城乡户籍管理、民营企业经营环境、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城镇的住居成本等都会受到影响。非劳动力供给本身的因素要看未来相关政策的演变。
量化劳动力转移放缓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既存在数据上的困难，也存在体制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劳动力转移历史得到一定的启发。
中国过去30年的劳动力转移大致有两个政策偏紧期和两个政策宽松期：第一个政策偏紧期是改革开放最的1978～1981年，那时农村改革刚刚起步，农村户籍管制还很严。第一个政策偏松期是1982～1993年，期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政策放宽城乡移居，劳动力大量在部门间与城乡间转移。第二个政策偏紧期是1994～1998年，期间诸多省份对农民工进城新设限制。第二个政策偏松期是1999～2005年，期间地方限制进城的措施取消，劳动力加速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出来。两个政策偏松期的全TFP平均增速为3.4%，比两个政策偏紧期的TFP增速大约高0.4%。如果扣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两者差别大约为0.3%。
改革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资本存量的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政府效能指数等在统计上都显著影响TFP的增长。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一是研发投入与存量低。2007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只有1.4%，低于德日美等国家，由于过去每年的投入比较低，中国研发资本的存量和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二是人口教育程度仍然较低。2010我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为8.2年，显著低于美日韩国等国家。三是政府和相关的公共服务的效率较低。根据世界银行测算的政府效能指数，在-2.5至2.5评分尺度中，2010年中国得分仅为0.12，远低于发达国家1.4～1.5的水平。
中国正处在一个增长放缓的长周期的开始阶段
我们按照未来十年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速的预测，同时参照过去十年资本存量增长的趋势，加上对TFP两种情形的假设，对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可能区间做出研判。TFP的预测分为基准和改革两种情形，主要差别在于对影响TFP的主要因素的未来发展之假设不同：
基准情形下，影响TFP的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等因素，按照历史速度（2001～2007年）增长。“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的均值为8.0%左右，“十三五”为6.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5.5%。
改革的情形下，这些因素在未来十年加速追赶美国。而且，改革情形下，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政策因素逐步消除。“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的均值为9.0%左右，“十三五”为8.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7.5%。
这种对未来的情景假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种看似简单的模拟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不可避免，这里面有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因素，也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追赶效应的递减。第二，通过体制和结构改革提高效率的空间还比较大，虽然不能避免增长率放缓，但可以防止大幅下降。如果说过去十年，加入全球化竞争和劳动力转移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未来十年更多需要依靠降低内部的一些体制性束缚，提高竞争，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名义值已经达到4300美元，估计2011年将超过5000美元。根据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历史经验，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与13000美元之间增速下降1～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们的基准情形下降3.4个百分点，改革情形下降2个百分点。说明我们的模拟基本符合国际经验。
外部冲击和宏观调控主导短周期
短周期波动的市场经济特征增加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短周期波动呈现几个鲜明的特征，总结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短周期的驱动因素对判断未来走势有帮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短期波动幅度和过去比较显著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分为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前者是仍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波动周期较短，主要受政府经济计划影响，呈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后者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幅度大为降低，经济波动的频率也有所降低。计划主导和市场体制下经济周期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加大。1992年以前，我国经济中资源配置仍然以政府计划为主导，国有企业并不面对市场，因此造成政策一放松，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热情就高涨，但资源价格缺乏弹性使得企业的扩张活动缺乏约束，直到宏观经济扩张受到资源瓶颈的制约难以为继，政府的指导性计划被迫转向，于是国有企业生产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呈现大起大落。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主要产品价格基本由市场决定，价格体系的灵活性大大增加。在面对供给或需求变化时，价格的弹性变动调节了消费和投资行为，吸收了部分冲击，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波动。 二是增长的制约因素从供给向需求转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从短缺型经济过渡到供给充分型经济，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供给短缺，而是需求不足。因此，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反周期宏观政策有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对经济的周期波动起到抑制作用。
出口和投资成为短周期波动的主导因素。当经济从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不足，经济的短周期波动主要体现为总需求的变动。而从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看，出口和投资的波动性较大，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则相对稳定。1995年以来消费对GDP增速的拉动平均为4.6个百分点，高点和低点分别为6.0和3.4，其对增长波动的影响远远小于出口和投资。
一是外需冲击造成经济增长探底。1995年以来，净出口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为0.9个百分点，在GDP平均增长率9.9%中占比并不高，但是波动很大。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均造成出口大幅下滑。
二是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波动大。1995年以来，投资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4.5个百分点。相对于出口主要受外部冲击影响，投资波动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其中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企业进行，其波动既有自身内在的周期性因素，也受到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基础设施投资则主要由政府进行，受财政政策的影响比较大。
宏观政策既有逆周期的特征也受政治周期的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政策主要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着力点是总需求管理，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对投资的影响。1995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的轨迹显示，投资波动既反映政策对于外部冲击的逆周期反应，同时也受政治周期的影响。
一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基建投资主体以政府为主，其增速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1995年以来的基建投资增速显示，财政政策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每届政府任期内，或每个五年计划期内，都存在一次基建投资大规模加速的现象，一般发生在每届政府的第一年或五年计划的中期。
二是货币政策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尤其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1995年以来三次大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起因于经济在外生冲击下有大幅下行的风险。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大幅下降，货币政策显著放松，支持内部需求，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上。相反，在总需求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货币政策则紧缩，主要传导渠道也是通过投资的放缓来抑制总需求过快增长。
三是宏观政策对增长和通胀的影响滞后。历史数据显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胀存在显著的滞后作用：一般信贷增速领先经济增长1～2个季度，而经济增长领先通货膨胀3～4个季度。政策的滞后影响若和新的外生冲击在同一方向叠加时（比如政策紧缩加上外部需求突然下降）经济的波动幅度就会超过政策调控的意图，反之亦然。
短期内总需求增长动能放缓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近期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对短周期增长的总体看法是，外需疲弱和房地产投资放缓是抑制总需求增长的内在动能，最终也会影响制造业投资。
从周期性因素来看。首先，外需增长乏力预示出口对GDP增长贡献下降。从短周期的角度看，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外需的增长，而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受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影响，前景不乐观。OECD经济景气领先指标（CLI）与我国出口增速存在高度相关性，该指标近期连续走低，显示短期内我国出口增长面临失速的风险。其次，去杠杆化减弱投资增长的内在动能。我国投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制造业和其他，2011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分别为22%，25%，34%和19%。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其增速主要取决于政策；其余三部分投资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在既有的宏观政策条件下，更多受到市场环境和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从投资的内在动能看，2012年投资增速趋于放缓。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结构性因素是产能的短缺或过剩。产能的利用率本身是个周期性现象，需求强时产能利用率高，增长弱时产能利用率低，所以只有超出经济周期上下波动的产能短缺才会导致企业新的投资周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比例较大的电气机械制造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目前都处于相对低位。重点行业的产能过剩或没有明显短缺，并不支持新一轮大规模投资的开始。另一个可能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性因素是制造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制造业的投资增长。但是这个因素已经存在了几年，恐怕难以抵销出口和房地产放缓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从历史数据来看，产业转移的速度和整体制造业投资增速的相关度并不显著。
政策支持增长的空间增加
以上分析显示需求增长的动能较弱，但宏观政策已经开始微调，如果外部冲击扩大，政策调整的力度还会加强，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通胀下行为宏观调控支持增长提供了空间。从历史数据显示的政治周期来看，2012年基建投资大规模扩张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宏观政策逆周期的态势不会改变，过去几个月的一个正面发展是通胀下行的态势基本确立，为支持增长的政策操作提供了空间。
从货币政策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21.5%的历史高位，对国有大银行的信贷控制也处于偏紧的状态。因此，货币政策仍存在放松的空间。过去一年宏观审慎管理在抑制信贷扩张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但宏观审慎管理本身也是逆周期的，其和宏观调控发生大的冲突的可能性低。
从财政政策来看，结构性减税将是新看点。由于过去几年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结合“十二五”促进民生、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政府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存在较大空间。近期的一系列税收改革试点虽然短期内对于整体税负影响不大，但是预示了减税的政策方向。预期未来会有进一步的税收改革举措，给企业和私人部门带来实质性的税负降低。
政策调控有空间，但大规模扩张刺激的可能性不大。前几年的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货币和信贷存量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大幅扩张构成影响未来物价和资产泡沫的隐患因素。另外，房地产调控处在关键时期，放松的可能性小。虽然现在对一些行政性的控制手段有争议，但我们认为对房地产的调控将是长期性的。一方面高储蓄容易导致对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另一方面，城乡的二元结构意味着房价的上升在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有独特的社会公平的影响。长远看，存在市场化调控手段尤其是税收政策取代限购、限价政策的空间。短期看，对货币和信贷的放松意味着行政性措施放松的可能性更小，否则货币条件的放松很容易传导到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引发房地产泡沫化的反弹。
2012年处于短周期的什么位置
上述分析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外需疲弱和投资去杠杆化，将导致2012年出口和投资等经济增长引擎动能减弱，经济增速将较2011年放缓是大概率事件。但是，逆周期的宏观调控将限制增长下降的幅度，经济硬着陆风险不大。在我们的基本假设情形下，经济增长将从2011年的9.2%降到8.4%，环比增速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但同比增速的低点将于年中前后出现。2013年增长维持小幅上行的态势，全年达到9%。这可能比当时的潜在增长率稍高，但需求过热的程度不会很大。
首先，按照过去的规律，预计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将在2013年有较大的提速。地方政府换届完成对投资的拉动影响可能在2013年有充分的体现。
其次，房地产的去泡沫化会持续一段时间，形成对相关投资的负面压力，持续多长时间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和以逆周期为导向的宏观政策的紧缩不大可能重叠。如果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构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政策对总需求的支持存有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