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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亲有关的格言范文第1篇
【关键词】依恋；安全依恋
一、依恋及其形成
依恋是一种社会性情感联结，一般被定义为婴儿和他的照顾者（一般为母亲）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关系。它产生于婴儿与其父母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是一种感情上的联结和纽带，表现为儿童对抚养者的一种追随、依附和亲密行为以及由此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
依恋形成的主要阶段是6个月-3岁，是在婴儿与成人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依恋最早是产生于母婴之间，因为母亲是婴儿接触最多、最广泛的抚养者。在与母亲最亲密、最密切的感情接触与交流中,婴儿与母亲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社会性情感联结,即对母亲产生依恋。其通常表现为：婴儿将其多种行为,如微笑、咿呀学语、哭叫、注视、依偎、追踪、拥抱等都指向母亲；喜欢与母亲在一起，在母亲身边感到安全、轻松，与母亲分离感到焦虑、紧张不安，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时，会寻找母亲，在遇到陌生人和陌生环境而产生恐惧、焦虑时，母亲的出现会使其感到安全。虽然婴儿最初的依恋对象是母亲，如果父亲与婴儿交往的时间增多，婴儿也会形成对父亲的依恋。坎普斯的研究表明：父亲积极参与抚育越多,婴儿对父亲依恋越深，依恋安全感越强。依恋的形成是相互的,父母对婴儿的精心护理和关爱,婴儿对父母产生依恋,但婴儿的微笑、发声、长相可爱及满足父母希望等也吸引父母对婴儿的依恋。
二、依恋的类型
由于婴儿与抚养者相互作用的模式不同，依恋也存在不同的类型。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儿童早期的依恋可以分为安全型依恋和不安全型依恋，不安全依恋又可分为淡漠型依恋、缠人型依恋和混乱型依恋。
安全型依恋的儿童(73%)表现出舒适、安全的总体特征。与母亲在一起时能愉快的玩游戏，自信的探索环境，能与母亲进行近距离或远距离交往，不总是注意母亲是否在场，在紧张情境下迅速回到母亲身旁，寻求保护和安慰；在母亲鼓励下能很好与陌生人交往。当母亲离开时，探索的行为会受到影响，有的哭泣，如果不哭泣，也明显的表现出一种苦恼但没有明显的分离焦虑，对玩具的注意力减少。当母亲重又回来时，他们会立即寻求与母亲的亲近和安慰，并能很快的与母亲做游戏。
淡漠型依恋的儿童(11% ) 的人际关系趋于冷淡，疏远。与母亲在一起时，很少关注母亲的行为，母亲在场或不在场对他们影响不大。在自由活动和其他不同程度的压力下，与母亲的身体接触很少，也很少与母亲主动交谈，与母亲的分享行为少。对陌生的人和事物，表现得胆子大，不退缩，能进行自主探究活动。母亲离开时，不哭泣，悲伤程度小，对母亲的归来不积极的欢迎，也无明显的喜悦。
缠人型依恋儿童(70% ) 表现出依赖、退缩的特征。与母亲在一起时，喜欢缠在母亲身边，和母亲的身体接触比较频繁，探索活动不积极；对陌生的人和事物拘谨、退缩；与母亲分离时表现出反抗，哭泣，悲伤的程度高；与母亲重聚时急切的寻求母亲的安慰，但是不容易平静下来。
混乱型依恋儿童(9% ) 对母亲有较多的身体接近或接触，与陌生人交往少、不友好。有的儿童分离时表现出混乱的不适宜的行为，有的儿童表现为既亲近又反抗母亲的矛盾行为。
三、早期安全依恋对儿童发展的积极意义
不同的依恋类型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安全型依恋是一种高质量的依恋，最有利于儿童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一）影响儿童的探索欲和能力的发展
安全依恋的儿童与父母建立了良好的依恋关系，他会把父母作为“安全基地”，积极而愉快地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提高智力和能力水平。一项以孤儿院的19个月的发展落后孤儿为实验对象的实验研究表明，改变他们的抚养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对温柔的充当母亲的阿姨形成依恋，4年后实验组平均智商提高32分，而在孤儿院中的对比组落后21分。20年后追踪调查发现,实验组中有三分之一进了大学，而对比组的大多数儿童则不超过三年级水平，可见依恋关系的确立可以提高智力水平。另一项研究也发现，父亲对自己的婴儿越是关心、照顾，婴儿以后就可能越聪明、机灵、好奇、愉快，其智商往往也高。
另外，父母与儿童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有利于儿童把父母作为安心学习语言的“语言基地”。婴幼儿期是语言发展的最佳时期。如能在这一阶段提供良好的语言教育环境和条件，不仅能促进婴幼儿语言的发展，而且能提高儿童口语表达的质量。在这一阶段，父母与儿童建立良好的依恋关系，对儿童语言发展至关重要。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就意味着父母与婴儿交往的时间多，与孩子说话，逗他玩的时间多，这有利于刺激婴儿调动各种感官感知父母的语言，积极地模仿父母的语言，父母自然就成为婴儿学习语言的重要基地，在敏感而热情的父母的关注和有意的教导下，儿童的语言技能会得到更加快速的发展。研究也表明：母亲亲切的拥抱，热情的对待早期婴儿的程度预示了2岁时这批婴儿在认知、语言能力上的发展程度。而在孤儿院成长的婴儿因缺少父母充满关爱的精心照顾，婴儿多有语言发展迟滞或不同程度的语言障碍问题。由此可见,婴儿需要成人的精心护理和教导。
(二)影响儿童性格的发展。
儿童在2岁左右显露出性格的萌芽，对父母的爱有依恋感。4岁左右具有想独占父母并讨父母欢喜的感情，6岁左右，孩子初步形成性格的特征。性格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较难改变。因此，儿童早期形成的性格往往可能成为他一生性格的雏形。早期亲子之间的良好依恋关系的建立，对儿童良好性格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首先，安全依恋的建立，使儿童在心理上产生安全感，从而形成对他人和周围世界的信任感。如果孩子在早期的关系中体验到爱和信任，他就会觉得自己是可爱的，能够毫无惧怕地离开母亲，自如地到处探索，他相信可供他依赖的人不会丢弃他，并在他需要的时候和他在一起并为他提供必要的保护。这样，婴儿就会对父母产生信任感并由此推及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信任，儿童就能很好地与他人进行交往，对环境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如果婴儿的依恋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他就会对自己形成一个不好的印象，对他人、对周围环境产生不信任感，难以适应陌生环境，形成多疑、孤僻、冷漠的性格特征，影响他以后对待周围的人的方式。其次，安全依恋的建立，会促进儿童自我认同感的形成，从而会帮助其逐渐建立起自信心。研究者发现，对父母或幼儿园阿姨依恋较强的儿童，其自我认同感也较好。如果儿童缺乏依恋感，他往往很少与大人进行情感上的交流，他的一些想法和行动也就难以得到大人的理解和支持，最后连他自己也会对这些想法和行为产生怀疑。缺少自我认同感的孩子，很难建立起良好的自信心，有的甚至会产生一种焦虑和恐惧心理。害怕与他人接触交往、行为退缩,产生自卑的性格特征。
(三)影响儿童情绪的发展。
婴儿是以情绪的方式同世界发生联系的，婴儿不是“知觉的人，认知的人，而是一个体验焦虑，快乐和愤怒的人”。早期持久的情绪经验对其一生情绪的发展至关重要。婴儿期能与父母建立良好依恋关系的儿童具有稳定而快乐的情绪。“情绪是早期婴儿适应生存的首要心理承担者”。婴儿生理需要的满足最初是通过向母亲发出情绪信号得以实现的。如果母亲能对信号作出迅速的反应，母婴之间积极而又愉快的相互作用将得以保证，安全的依恋关系将发展起来。处于安全状态中的婴儿，他是快乐的，富有爱心和善于表达情感的，而缺乏依恋安全感的婴儿，经常担心母亲离开而处于焦虑、恐惧、不安状态中。或者由于需要延迟满足而遭受挫折感，产生失望、愤怒等负性情绪，长此以往，儿童就会情绪多变，甚至成为感情冷漠的人。
（四）影响儿童的人际交往模式。
婴儿期的人际交往对象首先是父母或亲近的成人，1岁以后出现与同伴的交往，早期儿童的依恋会对儿童以后的人际关系发展产生影响，主要是儿童在与周围人和物不断复杂化的交往中形成的反应方式与决定这种反应方式的认知方式逐渐沉淀定型，形成最初的“内部工作模型”，即儿童对自己、重要他人(如父母或其他照看者)及自己与他人的人际关系的稳定和认知模式安全依恋有利于儿童学习和掌握人际交往技能，与人交往时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主动性、独立性和合作性。具有依恋安全感的儿童，对父母有信赖感，这样，父母就可以树立自己的威信。父母与他人的交往行为就自然成为儿童的榜样，儿童在与父母的交往中也可以学到许多行为规则和交往的技巧。同时，儿童也乐意接受来自父母对自己在人际交往方面的指导，积累成功的交往经验和掌握交往技巧。其次,有安全依恋感的儿童所具有的健全人格特征，为其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研究表明，儿童的合作、友善、亲社会行为和同伴接受性成正相关，而攻击与破坏行为则导致同伴拒绝。大多数研究也得出了不安全依恋与攻击性的相关较为一致的结论。
总之，早期儿童的依恋质量会对儿童的发展尤其是社会性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现实的，又是长远的，它“建构了婴儿终生适应的特点”，为使婴儿终生向更好适应生存的方向发展。因此，应该创造良好的抚养环境和条件，提高儿童的依恋质量，促进儿童个性和社会性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孟昭兰.[m].婴儿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 张 德.心理学[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04.
[3] 张丽华.试论父亲在儿童性别化过程中的作用[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2):39,37.
[4] 储召生.关注儿童依恋感培养[n].中国教育报,2000-08-05(4).
[5] 郑晓边.儿童行为障碍与矫正[m].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44.
[6] 心理学教学参考资料选辑[z],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94.
[7] 李 丹.《儿童发展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与母亲有关的格言范文第2篇
关键词：老舍 母亲 北平 散文 写作技巧
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4（a）-0230-01
《我的母亲》和《想北平》系老舍先生的散文作品，这两篇独立的文章个体，无论是在写作手法、语言风格或情感表现上均有很多相通互释之处，两相对照，异曲同工，展现了老舍在散文文体上独有的艺术魅力。
1 两个人物，一种载体
在老舍的生命中，有两个人物对其至关重要，血脉牵连，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故乡北平。“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老舍先生的母亲出身农家，一生艰辛困苦，独自一人挑起生活的重担，但母亲勤劳、宽厚、坚忍，活得硬朗，给予老舍的影响十分深刻。所以，老舍特别爱自己的母亲。而老舍又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北京是老舍的故乡，是其生命的脐带，是他漂泊游离在外最温暖的精神归宿，所以，老舍对北平的深深依恋、款款相思，是一种从血脉里流出来的爱。对于心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老舍又是通过“散文”这一文体载体来展现的。
众所周知，小说、戏剧是老舍最擅长的文体，那么他为什么却用散文来表现呢？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当归因于“散文”这一文体独特的审美内涵。现代散文可谓中西文化碰撞、融汇的宁馨儿，其产生是伴随着“人的发现”而成立的，是对传统散文的一次扬弃、超越，最重要的是“人”（活生生的作者个人）走进了散文，激活了散文的“心”，使得散文这一文体大放光彩，作者能够本色流露、独抒性灵。老舍写母亲或北平，都是其最熟悉、最能展现真实情感的人物，所以，无需小说情节的虚构、环境的大肆铺染、人物的雕琢粉饰，只需要抒写内心中最真实的那一个，本真自我。同时，散文“散行成文”的形式，自由疏放的笔法，不拘泥于窠臼的特点，又使得作者有充裕的发挥空间和灵动的性情抒发。所以，老舍毅然选取了“散文”这一载体来对母亲和故乡北平喃喃诉语、情感流淌和心灵的倾诉，尽情尽兴，无所牵绊，写出最真实最可感的母亲与北平。总之，用散文承载母亲和北平，两者更丰满真切，又最熨帖作者的心灵。
2 类似笔法，两相映照
《我的母亲》和《想北平》在写作手法、语言风格上有很多类似之处，而且共同传达出一种情感：作者对生命中两个重要人物至情至性的爱。
其一，小处着眼，平凡之中见真谛。母亲和北平，都算得上很大的字眼，但作者两篇均未从大处落墨，而是从平凡的事物、日常的琐事入手，如写母亲，只是撷取了母亲为子女所做的几件家常小事娓娓道来，事不大，语不绮，却把母亲的思想性格和人格魅力及作者对于母亲真切深沉的爱展现得淋漓尽致，震撼人心。《想北平》中写北平，也未泼墨北京的雄壮大气，跃然作者笔端的是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温和的香片茶、溅着泥点的韭菜叶，这些点点滴滴、司空见惯的平民物件，却又最能反映出老舍爱的是真实的北平，这种爱已渗透到生命里，与爱母亲一般。
其二，语言朴质，平淡之中见绚丽。苏轼评陶潜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老舍的语言风格亦如是。《我的母亲》中，将那些大白话、大实话调动得千变万化，意蕴丰厚，极富韵致。“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不祥的消息”，此句中连用四个“怕”，表达出内心的恐惧，行文之中流露出对母亲的挚爱深情，语朴情浓。而《想北平》中也是信手拈来，“面向着积水滩，背后是城墙，坐在石上看水中的小蝌蚪或苇叶上的嫩蜻蜓，我可以快乐地坐一天，心中完全安适，无所求也无所怕，像小儿安睡在摇篮里”。平平淡淡的语言、白描的手法，却营造出极浓的环境氛围―― 安适。作者于两篇文章中均抛开了一切美好的词语，一切好听好看的字，用最通俗质朴的言辞、最无华晓畅的白话，表达出最淳厚深挚的爱，对母亲，对北平。
其三，抒情结尾，平白之中见真情。两篇文章都以抒情这一表达方式结尾，平白的话语却带有作者非常强烈的主观色彩，因他爱母亲，爱北平，所以，这种赤子之爱使得作者心痛落泪。《我的母亲》结尾处，“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直抒了作者对母亲的依恋思念和失去慈母后内心深处无以言说的悲伤哀痛之情。《想北平》的结尾，“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亦是字字含泪，宣泄了作者对北平的炙心思念之情。两篇文章的结尾都以简短的直接抒情戛然而止，却是言有尽而意无穷。
3 彼此交融，互为诠释
《我的母亲》和《想北平》虽是老舍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作品，但两篇文章互相埋笔，均可寻出对方的踪影。《想北平》创作于1936年，作者当时身在异乡，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华北危急，北平危机，“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老舍先生身为心系故乡的游子，忧心如焚，写下了这篇动情带泪的《想北平》。而在这篇文章中表现对北平的爱，作者是用以对母亲的爱作比喻的。“我真爱北平，这个爱几乎是想说而说不出的。我爱我的母亲，怎样爱？我说不出。在我想做一件事讨她老人家喜欢的时候，我独自微微地笑着；在我想到她的健康而不放心的时候我欲落泪。言语是不够表现我的心情的，只有独自微笑或落泪才足以把内心表达出来。我爱北平也近乎这个”。在这里，作者写北平之爱是通过母亲之爱呈现的。
而在《我的母亲》中，通篇写母亲，其中也流露出对北平的牵念和爱，文中提及八国联军进北京，日本鬼子占据北平之事，字里行间无不透出作者对故乡的惦念和忧心。老舍把之于母亲之爱和北平之情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联合体。
此外，《我的母亲》中写到母亲爱花，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母亲的浇灌与爱护，而母亲的性格传给了我，所以，在《想北平》里，老舍将这一性格在北平这一故土上继续伸延，“我不好学，也没钱买古物，但我却喜爱北平的花多菜多果子多”，墙上的牵牛，墙根的靠山竹与草茉莉，都是老舍心中北平最风情美丽的景儿，因为从这里仿佛寻到了母亲亲切的身影，想北平，也是在想母亲。
所以，在《想北平》中我们能感到老舍对我的母亲的爱，而在《我的母亲》里又透出作者对北平的想，两篇文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相辉映。
简言之，对比《我的母亲》和《想北平》，大致的手法、相似的语言风格，同时传达出一种共同的情感，准确地说，作者不是在写“我的母亲”、“北平”，作者是真正地在想。这两篇文章也仿佛双子星座，彼此相连相牵：《我的母亲》可为《想母亲》；而《想北平》亦可作《我的北平》，二者均被老舍至情至性的“爱”牵在一起。
参考文献
与母亲有关的格言范文第3篇
人类创造了语言，也带来骂人的陋习。《汉语大词典》收录咒骂语397条，各地又有方言骂语。［1］ 他妈的 能从众多咒骂语中 脱颖而出 ，被冠上国字号，可见它的普及程度。鲁迅这样说道： 这话的分布，大概就是跟着中国人的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 您好呀 会更少。 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 国骂 了。 ［2］ 国骂 的由来很难考证。鲁迅通过对《广弘明集》中北魏邢子材的话推见到其使用痕迹： 要攻击高大民族的坚固的旧堡垒，却去瞄准他的血统，在战略上，真可谓奇谲的了 。国骂如何咒骂一个人的血统？国骂是改良后的版本，由三字组成，简单隐晦。鲁迅接着分析说： 本可以放笔直干的，然而终于改头换面，削去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又改对称为第三人称。 ［2］从咒骂产生过程看，被骂者行为引发骂者不满。直接骂当事人最有攻击力，国骂却要绕远：需要第三方介入，需要推理才能产生效果。骂者不直接说对方来路不明，只告知自己与他母亲发生性关系，让对方推测、怀疑自己的血统。国人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隐晦的咒骂方式？骂娘到底有着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对国骂，人们深恶痛绝。然而，国骂生命力顽强，甚至与时俱进，有了新写法：TMD。这是 他妈的 三个字的拼音缩写，但更隐晦、简明，更易传播。拒绝国骂，必先弄清它为何能大行其道？根植于怎样的土壤？与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状态相联系？
一、 国骂 的社会文化心理
咒骂是受到不当行为攻击后发泄愤怒进行报复的言语行为。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对象，期望通过对其母亲施暴来攻击对方的血统。国骂的对象选择、选择依据及使用者对效果的预期都反映出社会状况、民族文化以及骂者的心理。
（一）咒骂对象的选择
国骂以对方母亲为攻击对象，反映出社会上的性别歧视，体现出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1．性别歧视
国骂使用频率高，产生性强，由它派生的骂语中，绝大多数是女性：奶奶、姥姥、姐姐等。国骂描绘的是男人如何占有和侮辱女性，反映出传统社会对女性的歧视。在传统社会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属。由于实行父系继承制和从夫居的婚姻制，男尊女卑的观念源远流长。《周易 系辞上》和《列子 天瑞》明确表示男尊女卑；《女诫》宣扬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和三从四德的伦理。这些观念深入社会各阶层，表现在生活的各方面。在汉字中，以 女 字为偏旁的贬义字有很多，如 婪 、 嫉 、 妒 、 妖 等。男性做错事，可以找替罪羊， 红颜祸水 就成为男人把责任推给女人的惯用借口。在当今社会，在重大会议参与者名单中，女性名字后一定标出 女 ，男性则不加标记。一些职务、称号也有排斥女性的倾向。国骂也如此：实施不当行为的是女性的亲属，骂者却将过错嫁祸于女性。骂者的逻辑是：女性天生卑贱，更何况有行为不当的男性亲属。为维护男性的面子，可以由女性特别是母亲来替罪。
2．长幼有序的行为准则
中国人讲究辈分，注重长幼次序。由骂娘衍生的骂语有一共同点：被骂者多是不当行为者的长辈或年长者：八辈祖宗、妈妈、奶奶、姥姥、姐姐、爸爸、大爷等，反映出国人即便咒骂也要遵循长幼有序的准则。国骂描述的是 我与你母亲发生性关系 ，暗含 我是你父辈 的意思。其他衍生骂法也暗含这一意思。既如此，你就要尊重我。骂了人，又做了对方长辈，占尽便宜。长幼有序还意味着行为有双重标准：长辈骂晚辈可以；晚辈骂长辈是大逆不道。国骂使用者在口角战中占领制高点，把自己凌驾于他人之上，让对方即使回骂都显得底气不足。
（二）咒骂对象选择的依据
以对方母亲为谩骂对象，有歧视女性之嫌，有着当别人长辈的妄想，但国骂能从众多骂语中 脱颖而出 ，一定有其道理。
1．子女的人格缺乏独立性
人格是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在西方，人格围绕个体精神全面展开，拥有个人意识与自由。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儒家看来，正确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指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人际关系在人格的形成中至关重要。人格围绕宗法式社会关系展开，每一具体的人都被纳入君臣、父子、夫妻等二元关系中。在家庭中，人格围绕亲子关系展开。传统家庭 男主外，女主内 ，母亲承担照顾和教育孩子的责任。又由于 严父慈母 型家庭居多，父亲与子女心理距离较远，人格展开便更多在母子关系中呈现。研究表明，国人自我中包含母亲成分，有母亲对他的感觉与期望。［3］自我参照记忆和母亲参照记忆激活共同的脑区。［4］国骂初看指向对方母亲，其实也指向对方。被骂者对骂娘大动肝火，既是为维护母亲的尊严，也是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人格形成与文化有关。与个人主义文化比，集体主义文化更注重群体，成员倾向互相依赖。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鼓励个体把自我看作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5］ 父为子纲 要求子女绝对服从父母。 望子成龙 是父母以自己的标准塑造子女。子女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父母意愿行事。中国调查网对658人调查发现，82．2％的人同意 上半辈子为父母活，下半辈子为子女活 的说法。天津市对373名小学生调查发现，66．4％的孩子为父母学习。因此，子女的自我成长与自力被忽视，人格缺乏足够的个人意识与自由。正如法律不追究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而追究其监护人的责任一样，骂者也认为，尽管被骂者做出不当行为，但由于他的行为受母亲影响，缺乏独立人格，所以，要骂也要骂他的母亲。
2．终极责任归因
在国骂中，个体因行为不当遭致咒骂。骂者不骂当事人，却他的母亲。这表明，骂者将不当行为产生的终极原因归结到对方母亲身上，反映出国人的责任观：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责任有两层含义：一是做好分内应做的事；二是对应做却没做好的事承担不利后果。人不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还要对与自己有关的人的行为负责。责任归因时，如只看到具体责任，会产生责任不清与问责表面化。因此，终极责任认定显得十分必要。终极责任指由责任最终承担者担负的责任。终极责任归因时，或归结为内部原因，个体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或归结为外部原因，外部因素对不当行为负最终责任。［6］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都让国人更习惯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和西方人比，国人对环境格外看重，认为不当行为与生长环境有关。出现问题后，内因只负具体责任，外因需负终极责任。［7］骂者认为，被骂者不当行为的最终原因是受环境（特别是家庭）影响。家庭应承担终极责任。和西方人强调独立的个体不同，国人更看重整体。在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人们会从家庭背景中找寻不当行为的原因。语言影响思维，汉语的一些表达也引导人们做终极责任的外部归因。如， 将门出虎子 、 上梁不正下梁歪 、 子不教，父之过 、 一辈子无好妻，十辈子无好子 等都说明一个人表现好或坏，和 家风 有关。国骂使用者认为，子女犯错的根本原因是父母没教育好，要为此承担终极责任。这种刨根究底式的辱骂方式，反映了国人对父母教育责任的认知。在中国，由于母亲是家庭教育的主角，因而便成为终极责任归因的目标。社会舆论强调母亲言传身教的重要。孟子成才，岳飞精忠报国，都归于母亲的教导。母亲作用被放大，也并非毫无根据。心理健康状况调查表明，子女与母亲的相关系数为0．55，与父亲的相关系数为0．44。［8］大量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与父亲比，母亲对孩子影响更大、更直接。中国母亲以 慈母 型居多。如果对 慈 把握不准，会疏于 宽 。母亲纵容溺爱孩子会导致子女不当行为产生。中国向来就有 慈母多败儿 的说法。国骂使用者认为，母亲承担子女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既如此，骂对方母亲就底气十足。即使对方是年轻貌美的女性，骂者也宁愿舍弃美貌而将对方母亲作为辱骂对象。因为对方虽然年轻漂亮，却不对自身的不当行为负终极责任。独立人格的缺乏与终极责任的承担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父母对子女生活介入太深，就无从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按照父母意志行事的子女只是没有思想的木偶。即便犯错，别人也不会深究他的责任。父母对孩子有控制权，也要承担孩子不当行为的终极责任。#p#分页标题#e#
3． 弱肉强食 的进化法则
人类起源于动物，遵循进化法则。一个人受到强者压制，最终反而会将其合理化，认为强权有理，弱者活该受罪。无法承受强者的压制时，容易伤害弱者。咒骂是希望以非武力手段惩罚侵犯者，令受伤害者得到补偿。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弱者避免肢体冲突的选择，也是体力上认输的表现。每个人都希望做强者。国骂使用者受到不当行为攻击，武力上又不敌对手，愤懑郁结在胸，于是转到对方身边的弱者 女性亲属那里撒气。慑于对方威势，将 你 改成指代不明的 他 ，更凸现出骂者内心认同的 弱肉强食 的生存法则。骂者获得了精神胜利：我打不过你，却可欺负你母亲。在你面前，我是弱者；在你母亲面前，我是强者。
（三）咒骂内容的选择
为了发泄心中愤懑，报复不当行为者，骂者选用粗俗恶意的内容。国人认为，令人羞耻，于是便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作为咒骂内容。这种选择有如下原因：
1．这是受压抑的性宣泄
国骂使用者籍此宣泄性能力。国人对待性的态度历来含蓄压抑，有回避、恐惧、罪恶和冷淡等心理倾向。调查发现，66％的家长回答孩子 我从哪里来的 问题时，只是敷衍或什么也不说。然而，不谈论不意味着没有性冲动。性冲动被压抑到潜意识里，借咒骂获得偷食禁果的象征性满足。人内心中不被社会接受的性冲动总是在寻求释放。带有性意味的话语，平时被排斥在话语之外。性冲动却试图冲破压抑，明确地表达出来。被社会文化损害、扭曲甚至否定的性本能是引发国骂的内驱力。当遇到不当行为时，人无比愤懑，伴随着高涨情绪，望失控，喷薄而出，表现在语言上就成了国骂。
2．以繁殖为目的的性宣泄
和英语的 fuck you 不同，国骂使用者选择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还在于将对方母亲作为生育工具，期望通过，在对方家族内留下后代。这样，就可以破坏对方家族的纯正血统，侵犯对方家族的子嗣传承与财产继承。这反映出国人的动机。目的有三：生理需求、延续后代以及获得愉悦。在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古训影响下，国人往往将 传宗接代 作为性生活的主要目的： 为后，非为色也 。性作为一种可获得愉悦的生理需求被淹没了。
3．具有暴力性质的性宣泄
国骂中的性宣泄不是两情相悦，而是男性对女性施暴。在传统中国，女性的从属地位造成男女在上不对等：男性操纵性关系，将女性视为攻击对象，将视为施暴途径，反映到语言上便是国骂。女性虽可攻击男性，但父权制下的人们却认为，男性即便受到性骚扰也值得自喜。男性握有犯的主动权，因而比女性更多地使用国骂。
（四）对咒骂效果的预期
人类对语言充满崇拜，认为语言有主宰人命运的神秘力量，语言崇拜发展到极端便是咒语。［9］骂者带着语言崇拜使用国骂。开骂前，会在心中盘算：一定要说伤害对方的话，这样才能发泄愤怒。咒语的伤害力取决于两方面：（1）被骂者也相信语言有魔力；（2）即便被骂者不完全相信，如骂者用词侮辱程度大，旁观者的鄙视同样会增加咒语的伤害力。事实上，国骂表达的内容并不存在，骂者只是虚拟情境，希望借助语言魔力让被骂者信以为真，使其生气。为保证咒骂的伤害力，骂者选取最有侮辱性的情景：对方的母亲。如果被骂者无动于衷，只会招来他人的鄙视与嘲笑。骂者对国骂效果的预期基于以下三点：
1．触及被骂者的家族荣辱和血统纯正
国人的家族观念历来很深，祖先崇拜情结浓厚，认为亲人虽已故去，灵魂仍在，还在保护和监督后人。在古代，最让人羞辱的事莫过于被挖了祖坟。口角之争犯不着去挖祖坟， 挖祖坟 就变通为 骂祖上 。国骂以对方母亲为对象，暗地里却在骂对方父辈：你的父辈懦弱无能，被我戴了 绿帽子 。按照传统，男人与别的女人发生性关系没什么，甚至还值得炫耀。如果自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发生性关系，那绝对是辱没祖宗的事。被戴绿帽子的人也多选择疯狂报复， 夺妻之恨 与 杀父之仇 的愤恨指数相同。 挖祖坟 式的国骂不骂对方而骂他的父辈、祖辈，方式迂回曲折，却收到神奇效果。辱骂对方家庭比辱骂本人更能刺痛被骂者的心灵。陈琳在《为袁绍讨曹操檄》中骂曹操及祖上，最让曹操生气的不是自己被骂，而是自己的长辈被骂。［10］在国人的家族观念中，最重要的是血统观：以血统纯正为荣，以非纯正为耻。母亲孕育生命，在语言层面与对方母亲发生性关系，意识里就可以当对方的父亲，从而达到挑衅和质疑对方血统是否纯正的目的。骂者以对方母亲为切入点，骂娘就等于骂全家：你的父辈懦弱无能，你的子孙血统不纯，你的家族面临断子绝孙的危险。刘福根调查了204个现代汉语詈词，按粗俗和恶意程度区分，前十五位的词有：猪狗不如、畜生、王八、、、贼王八、不是人、狗改不了吃屎、杂种、狗养的、贼种、野种、断子绝孙、、的。［11］这些词多与血统有关，从中可以看出此类咒骂语的杀伤力。
2．瞄准国人最在意的女性
观是指女性严守而不失身，在婚姻上从一而终甚至不惜以身殉节。社会生物学认为，男性和女性对待配偶不贞态度有异。配偶与其他男性，男性损失很大。配偶生下别人的孩子，自己失去传递基因的机会。女性则无此困扰。巴斯等人分别让人想象配偶与别人。15％的女性对此引发最消极情绪，男性竟高达60％。［12］如以中国男性为被试，比例会更高。这是由于国人对格外看重，而且只针对女性。在父权制下，女性是家族的私有财产，女性要保持性的纯洁与专一。观念到宋代明显被强化，甚至有 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的说法。国骂暗含的另一层意思是：如果我与你家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你家的女人就没有守住。女性失贞，既侵犯家族禁忌，令男性权利失控，让家族蒙羞；又关系到家族命运与家产继承。通过与被骂者母亲发生性关系，令其失贞，后代的血统就不再纯正，家庭财产会受到侵犯甚至丧失。在父权文化中，女性失贞是最大耻辱。人们心中最看重、最在意女性的贞洁，骂者却用来辱骂对方，杀伤力可想而知。3．利用孝道激怒骂者孝道是中国人首要的道德规范，是处理子女与长辈关系的行为准则。 孝 的涵义有三：养、敬、顺。 敬 主要表现为尊敬父母，保护并发扬父母的声誉，维护父母的尊严。如果子女容忍对方骂自己的父母却无动于衷，就是不孝，会遭人鄙视。在 孝 的对象上，国人更重视对母亲的孝。国人有浓重的母亲崇拜。母亲背负着神圣、伟大的象征意义，是具备所有美德的女神。在《二十四孝》中，7个故事讲孝顺父亲，3个故事讲孝顺父母双方，14个故事讲孝顺母亲。选择对方母亲为辱骂对象，就是利用孝道挑衅对方：你不生气，就无孝心。对方为表示孝心大动肝火，目的就达到了，从而助长了国骂的使用。对母亲的神化与咒骂并不矛盾。在父权意识形态中，女性是满足男性的工具，母亲形象更多的是被男性赋予规定的意义。母亲是一种空洞不实的象征与符号，可以被男性按照特定的需要理想化或鄙视。#p#分页标题#e#
二、 另类国骂 的社会文化心理当然，并非所有的国骂都以侮辱他人为目的。在特定的语境下，骂者与被骂者的关系不同，国骂表现出不同的功能。
（一）作为口头禅
作为口头禅的国骂，谩骂成分被淡化，有强烈的反叛感，被一些人认为是有个性的言语。
1．强烈的反叛感国骂是对被压抑的性的反叛。一些青少年将国骂挂在嘴边，是因为他们对性的要求明显高于其他群体，却没有机会和条件，只能在口头上发泄。
2．给对方造成压迫感在男权意识下，以为中心的骂娘被视为男性的特权，口带国骂被视为有魅力。为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便把国骂挂在嘴边，在言语上充大佬，给对方造成压迫感。
3．充当 友谊的桥梁 国骂的使用与人的教育程度、成长环境有很大关系，普通大众多于知识分子或有身份的人。使用国骂可以拉近知识分子与大众、上级与下级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也是为什么国骂有时会出自知识分子或领导之口的原因。
（二）用于发牢骚
骂娘几乎成了发牢骚的代名词，骂娘与情绪发泄如影随形。
与母亲有关的格言范文第4篇
案例(一)
某男孩，5周岁，在活动中，表现得非常霸道，常和同伴抢玩具，难以和同伴协调合作，平时常常以打、踢、推、咬、威胁等方式攻击其他幼儿，几乎每天都被告状，一些小朋友因他经常打人不跟他玩，一些幼儿家长也常因孩子被打而要求老师调位置。该幼儿接受能力较差，上课时注意力分散、做小动作、和周围的小朋友讲话、甚至离开位置，总要在老师的提醒下才稍稍收敛，但很快又故态复萌。
案例（二）
某女孩，6岁，有严重的自闭症。在幼儿园的一整天活动中，几乎从不开口讲话，在课堂上，也从不主动举手发言，即使老师提问她，并对问题的答案给予明显的提示，她也一声不吭。课间，她很少离开自己的座位到外面玩，从不参与其他幼儿的游戏活动，一些小朋友也曾请过她玩游戏，但她每次都不理人，因此小朋友再也不请她一起玩了。
案例分析
（一）从小缺少父母的直接抚养对幼儿心理发展有消极影响
以上案例中的两个孩子由于种种原因在都不能与父母亲生活在一起，虽然两个孩子的抚养者都非常爱孩子，但这种爱毕竟代替不了父母亲的爱。研究表明，父母在家庭中对孩子性别角色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孩子可从与父母之间的互动方式中，了解两性的互动方式，并认同模仿同性父母的行为。如果孩子处于不理想的环境中，孩子可能会产生拒绝认同或认同错误角色等认同方式不正常的现象，如此往往造成行为上的不协调或是心理方面的不平衡。
案例一中孩子由于长期远离父母，缺乏父慈母爱，使孩子的心灵变得特别敏感和脆弱，过分在意别人对自己的态度，为引起别人更多的关注，而常常做一些行为。
案例二中孩子先由祖父母抚养，再由父亲抚养，最后又与母亲生活，由于祖父母、父亲、母亲的三个生活环境中的语言都不同，孩子不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过着动荡的生活，结果导致孩子语言障碍和缺乏安全感。而由于语言障碍，使儿童不善于与他人交流，从而形成孩子畏缩，孤僻的性格。慢慢把自己封闭起来，最终造成自闭症。
（二）家庭教育方式的偏差是幼儿行为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
家庭教育方式直接影响孩子的行为，对孩子来说，拥有关心他的父母是幸福的事，但由于父母的个性想法不同，甚至童年的经历不同，就会导致双方在教育孩子时的态度不一致，对儿童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比较严重的。有些父母，会因为其中的一个忙公事，而由另外一个人承担大部分的教养责任，因而在出现问题时，往往互相挑剔责怪，推诿责任，甚至因意见不和而发生纠纷，让孩子感到困惑、不安,不懂得应该听谁的，结果没有纠正幼儿的缺点，反而引起幼儿的反抗，并发泄到其他幼儿身上，养成其粗暴、急躁、反叛的性格。其实，夫妻双方应该互相鼓励，敞开心扉，提出自己的看法，尊重对方的意见，然后研讨出最好的教育方式，才不会对孩子过分纵容、放任，养成孩子粗暴、反叛的性格。
在案例一中孩子的第一个抚养人是姑父姑妈，因为孩子不是自己的，生怕过于严厉的管教，会招来他人的非议，因此不敢用纪律约束孩子，采取宽容型的教育方式，对孩子过分纵容、放任，养成孩子粗暴、反叛的性格。而到父母抚养时，意识到对孩子采取宽容放纵的严重性，又过分控制、约束孩子，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结果非但没有纠正孩子的坏行为，反而激发孩子更强烈的反抗。
在案例二中孩子的父母对管教孩子应采取什么方式一直存在分歧，父亲认为要严加管教，母亲则认为应宽容孩子。本来，由于父母两地分居，孩子生活环境几经迁徙，加上语言障碍，已使孩子缺乏必要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再加以父母教育方式矛盾，孩子在父母两方摇摆，无疑更加深孩子对环境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更加恐惧、犹豫、退缩和孤僻。此外，孩子的母亲尝试过很多办法，也无法矫正孩子的不良行为，使父母产生绝望的情绪，从而放弃对孩子的行为教育，进一步加深孩子的自闭程度。可见，家庭教育方式对孩子行为有重要的影响。
（三）家长的性格、心理健康状况对孩子行为有重大的影响
家长的性格、心理健康状况等通过遗传、言行、所营造的家庭环境等多种途径作用于孩子身上，在养育子女的过程中父母吵架、打架，或责骂处罚孩子，孩子长期生活在这种粗暴的环境中，往往会不自觉地模仿成人的言行，慢慢的也会变得性情激动，容易暴躁，并把这些模仿的习性带到幼儿园，在他人身上发泄出来，所以，家长的性格和心理健康状况与幼儿行为问题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案例一中孩子不愿依母亲的期望、指示行事时，母亲就会变得懊恼、生气。这些敌意感受，其主要隐含的目的是想控制孩子。这种感受与目的，接着可能影响母亲对孩子付诸行动，责骂或体罚孩子。孩子长期生活在这种暴躁的情绪氛围中，往往会不自觉地模仿母亲的言行，慢慢也会变得性情激动、脾气暴躁，并把这些模仿习得的行为在他人身上发泄出来。
与母亲有关的格言范文第5篇
我国双语双方言的研究起步较晚，始自20世纪80年代末，其代表性的成果有陈恩泉《双语双方言》系列论文集、李如龙《福建双方言研究》等成果。这些研究主要偏重于社会双语的接触与渗透、双语政策及地区双语现象的静态描写。90年代，陈章太先生发表《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1990)，祝畹瑾先生发表《家庭谈话语码转换剖析》(1997)，将双语的研究深入到我国的汉语家庭。在家庭共时双语生活的平面上开始涉及双语交际语码的结构形式、双语语码转换等动态的研究。
汉语家庭语言交际目前尚缺少历时的动态研究。横向的观察，家庭语言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纵向的观察，家庭语言的格局并不是一个定式，个别家庭成员的变动往往会引起家庭语言交际格局的改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本人分别对两个家庭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追踪调查研究。我将两个家庭的语言生活面貌分别按不同时段切割成若干个相对静止的断面，以便对每个断面作静态的观察与分析，再将不同的断面按时间的顺序一个个连接起来以分别显示这两个家庭语言生活历时的变化轨迹。两个家庭所反映的共同轨迹与规律即是本文的结论。
为方便起见，“双言”“双方言”本文一律统称作“双语”；“语言”一词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指“言语”或“语言”两个概念。所谓的“第一语言”“第二语言”，实为汉语范畴内的普通话或不同方言，“语种”一词实指不同方言。个人语言习得依排列顺序的先后，标志其熟练程度。调查材料以“时段”标志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每一个阶段。
一 两个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追踪调查
家庭甲（追踪时间：1979年—1999年）
家庭甲先后有5位家庭成员，他们分别是男主人（干部）、女主人（教师）、父亲（商人）、岳母（无职业）、女儿（小学生），在20年的时间里，该家庭语言格局发展变化的情况如下：
第一时段（1979年—1981年）
因为操不同方言的女主人的加入，家庭语言由单语（粤语）变为双语（上海话、粤语）。
男主人自幼生活于广东老家番禺农村，说粤语。小学四年级时，因母亲病故，随在上海工作的父亲读书，在学校习得第二语言上海话和第三语言普通话。起初，父子间的家庭常用语多为粤语，偶尔兼用上海话；数年后，粤语与上海话在父子间任意操用，分不出彼此。有时在同一段对话中，父子俩的语码会经历数次转换，彼此没有自觉的意识。1979年，以上海话为母语的女主人嫁入该家庭，上海话、粤语操用成员的比例为3:2，上海话立即成为这一家庭的第一语言，通行于一家三口，粤语只通行于父子之间。1981年，女儿出生，只会说上海话的岳母加入这一家庭，上海话、粤语操用成员的比例为4:2，强化了上海话在这一家庭双语中的地位。
第二时段（1982年—1986年）
会说粤语的父亲病故，家庭由双语（上海话、粤语）变为单语（上海话）。
1982年底，说粤语的父亲病故，男主人的粤语失去交际对象，于是粤语立即退出家庭双语圈，家庭由双语变为单语，成了上海话的一统天下。数年后，女儿在这一环境中习得上海话。
第三时段（1986年—1991年）
全家移居北京，因为大环境的影响，普通话正式进入该家庭，家庭语言由单语（上海话）变为双语（上海话、普通话）。
1986年下半年，男主人调北京工作，举家北迁，女儿入北京某幼儿园。一年后，女儿习得一口普通话，此后，普通话逐渐进入家庭双语圈。这时家庭双语的第一语言仍是上海话。1991年，岳母去世，上海话在家庭双语圈中的势力减弱。四年的北京生活，作为中学教师的女主人因职业的关系，普通话水平明显提高。又因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影响，普通话上升为家庭第一语言，上海话下降为家庭第二语言。
第四时段（1992年—1999年）
全家移居广州，数年后，粤语在该家庭复活，家庭由双语（上海话、普通话）变为三语（上海话、普通话、粤语）。
1992年，女主人以中学特级教师的身份调入广州某中学任教，一年后，举家迁入广州，女儿入母亲任教的中学读书。三年后，女儿在学校习得一口广州话，从此，粤语在该家庭双语圈中复活。这时家庭双语地位的排列是：一、上海话，二、普通话，三、粤语。因失去普通话的外部大环境，普通话降为上海话之次。粤语只通行于父女之间。在此后数年的广州生活里，家庭成员没有变动，外部语言环境没有变动，家庭语言格局亦保持相对的稳定。
家庭甲语言格局变动小结：
20余年中，该家庭随家庭成员、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变动，语言格局先后发生了四次变化，大体情况是：
附图
家庭乙（追踪时间：1978年—1998年）
家庭乙先后拥有5位家庭成员，他们是男主人（教师）、女主人（干部）、母亲（无职业）、岳母（无职业）、孩子（小学生）。20年中，该家庭语言格局发展变化的情况如下：
第一时段（1978年以前）
该家庭起初由农村迁入城市，数年中一直使用江淮官话（单语）（以下简称“官话”）。
早期，这个家庭的前辈世居于封闭的江淮农村，数十年中，一个大家庭变为几个小家庭，人口发生数次变动，但语言始终如一，沿用江淮官话。60年代后期，男主人与母亲迁入江南某城市。尽管外界语言环境发生了变化，因母亲不会说其他方言，十余年间，家庭内只通行江淮官话。母亲在情感上仍对其他方言持排斥态度。
第二时段（1978年—1979年）
因女主人的加入，家庭打破单语（官话）格局，变为双语（普通话、官话）。一年后母亲回乡下，家庭恢复为单语，但却由普通话代替了官话。
1978年，女主人嫁入该家庭，她不会江淮官话，只能说上海话和普通话，故将普通话引入家庭双语交际圈。男主人与母亲交际仍用江淮官话。女主人与母亲交际分别用普通话和江淮官话。因交际需要，婆媳间逐渐能听识一些对方的语言。三人在一起交际时，男女主人用普通话，母亲用江淮官话，偶有不懂的词语，男主人作翻译。这一阶段，除女主人之外，无人会说上海话，故上海话并未进人家庭交际圈；母亲在语言情感上有所改变，从对普通话的排斥转为逐渐认同。1979年，母亲回老家，江淮官话立即退出家庭交际圈，只通行普通话。
第三时段（1979年—1984年）
操上海话的岳母加入，家庭立即由单语（普通话）变为双语（上海话、普通话）。
1979年孩子出生，只会上海话的岳母来到该家庭，随即将上海话引入家庭交际圈。母女间交际完全用上海话。岳母对男主人交际亦纯用上海话，起初男主人很不习惯，因交际需要，迫使男主人学听上海话。一家人在一起交际时，普通话、上海话交叉使用，各说各的，偶有不懂的词语，女主人作翻译。此后，男主人逐渐能听一些上海话，岳母亦能听一些普通话。这时，上海话在该家庭双语圈中占绝对优势，5岁的孩子在这一语言环境中习得上海话与普通话。
第四时段（1985年—1986年）
岳母离开该家庭，家庭语言立即 由双语（上海话、普通话）恢复为单语（普通话）。
1985年，岳母离开该家庭，上海话立即退出家庭交际圈，家庭常用语恢复为普通话。
第五时段（1987年—1990年）
操不同方言的母亲、岳母同时进入该家庭，家庭语言马上由单语（普通话）变成三语（普通话、官话、上海话）。后随着岳母的去世，上海话再度退出该家庭。
1987年，母亲、岳母先后来到该家庭，江淮官话、上海话分别复活于该家庭双语圈。母亲仍是一口江淮官话，岳母仍是一口上海话，两位老人在一起单独交际时有一定困难，各说各的，只能彼此边说边听边猜，语言误会是常有的事。1988年年底岳母去世，上海话第二次退出家庭双语交际圈。
第六时段（1991年—1994年）
因男主人外出，家庭双语除普通话外、官话由双向使用改为单向使用。
官话先前在男主人与母亲间双向使用，1989年，男主人赴广州进修，母亲的江淮官话失去双向交际对象，孩子与女主人均说普通话，母亲仍说江淮官话，彼此只能单向使用（各说各的）。因长期生活在一起，彼此对对方语言的辨识能力均有明显的提高，交际基本无碍。
第七时段（1994年—1998年）
家庭人口稳定，家庭双语相对稳定（普通话、间或使用的上海话）。
1994年年底，男主人迁调广东珠江三角洲某市工作，次年，女主人与孩子迁入该市，母亲回老家，江淮官话退出家庭交际圈。此后，孩子习得粤语，男主人亦稍稍学得一些粤语，但粤语却并未进入家庭双语圈。家庭成员稳定，语言格局相对稳定。
家庭乙语言格局变动小结：
20多年中，该家庭的语言格局先后经历了七次变动：
附图
二 促使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原因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家庭内部原因 家庭内部原因主要是家庭人员的变动，尤其操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的更替是引起家庭双语格局变动的直接原因。如家庭甲之一时段、家庭乙之二时段，均因操另一母语的女主人的嫁入而立即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化。又如家庭乙之四、五时段，操上海话的岳母先后两度离开该家庭，上海话亦随之两度退出家庭交际圈，几乎是立竿见影。这一道理不难理解，从平面的角度观察，特定时段内的家庭语言交际圈是一个有机、完整的结构体，家庭的每一个言语成员均是这一结构体中密不可分的组合部件，他（她）要与这一交际圈中的每一个成员建立相对固定的言语交际关系，家庭成员之间构成了一个平面的言语交际网络。在双语或多语家庭中，这一相对固定的网络（即“语言格局”）一旦形成，整个家庭的语言生活就要按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运转。变动这一“结构体”中的某些成员就往往要牵动整个“结构体”，如果影响到这“结构体”的组合，自然要引起家庭交际“网络”的重组。这一规律在两个家庭语言格局的数次变动中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二）家庭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主要指家庭外部的语言大环境，这是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副导因素，外部原因能否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要看两个方面：一、家庭内部有无产生变动的内应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有无变动的条件。如果家庭内部不存在变动的内应机制，外部原因就无法起作用。如家庭乙之一时段：母子两人组成的家庭已由农村迁到城市，外部语言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没有文化的母亲只懂江淮官话，且江淮官话完全能满足家庭内母子间的交际需要，故外部因素在这一时段里就无法对该家庭的语言格局产生影响。与此相反的是家庭甲之三时段，在原先的家庭双语圈中就并用上海话与普通话，不过上海话为第一语言，普通话为第二语言。迁居北京后，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所有家庭成员应用普通话的机率大大增加，又因女主人教师的职业的需要，她的普通话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女儿亦习得一口普通话。外部的整个大语言环境对家庭语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普通话上升为该家庭第一语言，上海话退守为第二语言。两种语言原先就在这一家庭中并用，这是此一时段中外部原因能够发生作用的“内应机制”。二、外部因素影响力的大小也是外部原因能否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条件。在“内应机制”具备的前提下，如果外部的副导因素的影响力小，也不能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如家庭乙之七时段：一家人虽都生活在粤语区的大环境中，男主人与孩子均有一定的粤语习得，但是居住环境与工作环境均在大学校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之间通行各种风格的普通话，小环境中粤语的直接影响力也就相对弱得多，所以，粤语至今未进入该家庭的双语圈。在相同的内应条件下，家庭甲之三时段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北京，普通话不但通过家庭成员的职业、学业对该家庭产生影响，居住区的语言环境、市面语言环境无处不对该家庭产生影响，引起该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三 几点启示
两个家庭语言交际调查的事实给我们三点启示：一、历时的观察，家庭语言格局往往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促成家庭语言格局变化的主导因素是操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的变动，其副导因素是外部语言大环境的影响。二、家庭双语一般都发生在语言观念不保守或不太保守、家庭成员具备相应的双语能力的家庭中，一般以城市家庭为多。上例两个家庭由单语发展到双语均是由农村迁入城市后发生的变化。三、家庭也是一个语言的小社会，所以双语行为绝不是个人行为，个人的双语习得若不能进入社会双语圈，只能属于个人的双语能力而不会产生双语现象。如家庭甲，男主人具备娴熟的粤语与上海话两种语言习得，在二时段中，操粤语的父亲去世，男主人亦在家庭内失去了粤语交际圈。
［收稿日期］2002-03-23
【参考文献】
[1] 陈章太.四代同堂的语言生活[J].语文建设，1990,(3).
[2] 李如龙.福建双方言研究[M].汉学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