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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证明范文第1篇
论文关键词 继承 继承公证 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继承公证，是指公证机构依据当事人的申请和法律规定，依法证明继承人的继承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继承公证作为公证处的基本公证项目之一，是每个公证人员最为熟悉的公证业务，在公证实务中遇到的问题自然也会相应较多。下面我想就其中几个问题和大家作一简单的探讨。
一、继承公证的正名
我们知道，继承公证的名称经历了从“继承”公证到“继承权”公证的转变，虽是一字之差，在实务操作上也无任何改变，但却涉及到公证证明对象和公证工作理念的转变。我的理解是，“继承权”公证是确认并证明继承人对遗产享有继承权的活动，强调的是对继承人继承权的确认，公证证明的对象是“继承权”；“继承”公证是依法证明继承人的继承行为真实、合法的活动，强调的是对整个继承过程中一系列相关行为的证明，公证证明对象是“继承行为”。通过继承公证实务我们可以知道，在办理继承公证的过程中，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相关材料，审查当事人是否具有继承权，其次再根据其他材料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遗产作出相应处分；如果有继承人提出表示愿意放弃继承权的，则相应一并办理相关放弃继承权的手续。因此不难发现，对继承人继承权的确认只是整个公证操作中的一个环节，包含于整个继承的过程之中，是“继承行为”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把继承公证改名为“继承权”公证实无必要。其次，“继承”一词在法学上是指公民死亡或被宣告死亡后，按照法定程序将被继承人生前遗留的财产和可以继承的债权、债务转移给继承人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而根据公《证法》第2条的规定，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其证明对象之一就是民事法律行为，因此将继承人承受被继承人遗产行为的公证命名为“继承”公证本身就有其科学性和合理性。而“继承权”是公民依照法律规定或死者生前所立的合法遗嘱取得被继承人遗产的权利，是法律已经赋予继承人的权利，无须公证机构对其重复确认，因为公证机构本质上属于证明机构，行使的国家的赋予的证明权，却要去行使于法无据、只能由人民法院才能行使的确认权，似乎有越俎代庖之嫌。因此我认为，原来的“继承”公证这一名称，更符合我们公证的性质和公证的职能，建议予以保留。
二、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后公证保障
自然人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可以统称为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在我们办理继承公证的过程中，继承人之中如果存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必须为其保留应有的遗产份额，以维护其合法权益，可以称之为法律对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前法律救济”。然后，公证机构似乎“功成身退”，无意再对继承之后如何更好地保障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继续介入，而法律对此也无明确的相关规定。可以想象，在继承公证之后，已经分割完毕的遗产对其他继承人来说处于一个尴尬的共有状态，因处分共有财产需要全体共有人的同意，鉴于其中一个或几个共有人民事行为能力上的瑕疵，实际上排除了其他健全继承人对遗产进行完全处分的可能，限制了继承权作为一种财产权给继承人带来实际物质经济利益的效用，降低了财产的使用效率，可以说给继承人造成了看不见的隐形的损失。当然，法律之前的规定基于的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维护，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舍弃了对效率价值的追求，对此我们无可厚非，但其实可以假设一种特定情况，当继承的遗产对一个父母双亡，无配偶、子女的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说是其唯一财产，而在其又身染重病需要医治之时，就不得不涉及对继承遗产进行处分的问题，否则如果由其他继承人垫付相关费用，显然也是对其他继承人的一种不公平。因此，我们需要对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前法律救济”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后公证保障”，允许其监护人或者其他继承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在保障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利益的基础上，对整个遗产包括属于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那部分财产份额进行一并处分，并办理相关公证，一方面提高财产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面也更好地保障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益。
要对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进行“后公证保障”，首先就要确定其监护人。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按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其他近亲属的顺序进行确定。而对于精神病人来说，如果残疾证上注明了监护人的，则确定该人为其监护人；如果未注明或者没有残疾证的，则依据《民法通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按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等顺序选择监护人。而对于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些游离于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之外的成年人，他们同样缺乏独立辨别是非和处理自己事务的能力，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如植物人、老年性痴呆的病人、智障人士、残疾人、脑萎或脑中风患者等等，由于他们既不是未成年人也不是精神病患者，无法适用监护制度的相关规定，因此可以告知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申请，经人民法院特别程序宣告其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然后再由法院为其从近亲属中指定监护人。因为公证机构只有法律赋予的证明权，并没有人民法院才具有的确认权和自由裁量权，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公证机构不便参与其中，从而承担不必要的风险。当监护人确定之后，根据《民法通则》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的规定，可以要求监护人和遗产的其他共有人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为被监护人利益保证书公证”，保证书中应明确遗产的内容、继承人的情况以及各自所占遗产的份额、监护人和其他共有人为被监护人利益的保证以及其愿意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等内容。然后按照遗产性质的不同办理不同的公证，如遗产为银行存款、股权等动产，则可由监护人和其他继承人携带产权证明（如存折、股权证明书）、监护证明、继承公证书、为被监护人利益保证书公证书等材料向银行提现，并将现金向公证处申请办理提存公证，由公证处根据继承份额将提存金额予以分配给继承人，留下被监护人的份额，再根据监护人提交的相关用途证明（如被监护人生病住院，则需提交其病情诊断证明、医疗费开支凭证等证明），在确定确是为未被监护人的利益的前提下允许监护人使用该提存款。而当遗产是房屋等不动产时，肯定需要将上述房屋出售才能对遗产予以分割，因此，除办理上述“为被监护人利益保证书”公证之外，还需要对监护人、其他继承人与第三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进行公证，并重点审查房屋的转让价格，因过低的转让价格不仅仅损害的是被监护人的利益，也会损害其他继承人的利益。房屋的价格一般不能低于房屋的评估价格，同时可向房屋中介、房管部门了解该房屋所处地段的房屋市场价的情况，力求最大限度地保障被监护人的利益。同时，也要求将房屋转让款向公证处办理提存，由公证处根据继承遗产的份额将转让款分配给其他健全的继承人，留下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被监护人的份额，并根据监护人提供的为被监护人利益使用用途证明允许监护人使用该提存款。由此可见，“后公证保障”并不是对“前法律救济”理念的颠覆，而是通过在特定情况下对整个遗产、包括对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遗产份额部分的一并处分，达到维护其他健全继承人的利益、同时保护非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的各方利益最大化的共赢局面，是一种公平原则的体现和传承。
三、对继承财产的正确把握
在对当事人的真实身份、是否有继承权、民事行为能力等各方面进行审查之后，接下来要做的工作就是对被继承人的遗产情况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把握。一般来说，产权人的认定是比较直观的，我们只需看房产证、存折上的名字就可以确定，但一旦涉及夫妻共有财产等问题时，情况就会变得复杂。关于遗产中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有几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工龄购房的夫妻财产认定
关于夫妻一方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享受本人工龄和已死亡配偶生前工龄优惠后所购公房是否属夫妻共同财产的函的复函》的规定，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已经继承完毕，健在一方用自己的积蓄购买的公有住房应视为个人财产，购买该房时所享受的已死亡配偶的工龄优惠只是属于一种政策性补贴，而非财产或财产权益。夫妻一方死亡后，如果遗产没有分割，应予查明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还是配偶一方的个人所得，以此确认所购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个人财产；如果购房款是夫妻双方的共同积蓄，所购房屋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
（二）继承或受赠与所得财产的夫妻财产认定
根据法律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受赠得来的财产均为夫妻共有财产。但在实务中我们要注意《物权法》、《继承法》的特别规定，《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继承法》第二条也规定：继承开始的时间为被继承人死亡的时间。比如，甲乙为夫妻，后甲死亡，甲遗有房产一处，没有遗嘱，乙于一年后和丙结婚。两年后甲的继承人办理继承手续，依照法律规定甲的遗产由乙继承，现在乙和丙对该继承标的物是否构成共有？依照上述法律规定可以得知，乙继承的遗产是应为乙的个人财产，案例中虽然乙在和丙婚后办理的继承手续，但是取得甲遗产的效力要追溯到甲死亡之时，所以该房产不属于乙和丙婚姻存续期间继承所得，不属于夫妻共有财产，而是乙的个人财产。
监护人证明范文第2篇
这是一起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而又令笔者始终不能析疑的普通民事案件。鉴于本案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特成文如下，与同行商榷。
一 、案 情 简 介
原告之一的王某于某天早晨9时左右带5岁的儿子去村医疗站接种疫苗。因医疗站等着接种疫苗的人很多，王某即将儿子放在医疗站门口，自行进了医疗让先去交费。交完费后出来找不到儿子，即四处寻找，后在医疗站的西墙边（被告刘某在此处利用农闲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出售，并将已做好的水泥窗框斜靠在该墙堆放，该空地为被告享有使用权的土地）发现儿子被窗框砸住，即一边呼救，一边用手将窗框扶起，同时另一只手将儿子拖出后冲回医疗站求救。在医疗站门口由两位医生进行了检查并注射了强心针。此后不久死亡。现场的人将死者尸体抬回原告家里。原告在当天下午在没有报警的情况下自行将尸体收殓下葬。此后两月有余，原告在他人的指点下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死者父母）死亡赔偿金35260.45元，丧葬费4千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共计49260.45元。法庭审理后认为原告因监护不力应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因没有设置警示标志而有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并据此判决被告承担死亡赔偿金，丧葬费7852.09元及精神损失费1千元。原被告服从判决，均未上诉。
二、 法 律 思 考
笔者在接受被告的委托后，已预知到上述判决，实际上这样的处理方式在本市处理相同或类似案件中已成为通例。这样的判决在表面上似乎是非常公正的，而笔者却认为本案中包含着许多更深刻的法律问题值得思考。
（一）、关 于 侵 权 的 认 定
这是一起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在法律上应属于侵权之诉。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侵权行为包括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一般侵权行为和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大不相同。一般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而特殊侵权行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因本案中所涉及的侵权行为不属于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九种特殊侵权行为中的任何一种，因此本案属于一般侵权案件。众所周知，一般侵权行为包括四个必不可缺的构成要件：即损害行为，损害结果，行为与结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及当事人的主观过错。那么，本案中的被告是否实施了损害行为呢？笔者认为没有。损害行为，在法律上不外乎表现为两种形式。即作为和不作为。所谓作为，是指行为人用积极的行动去实施侵害他人人身、财产的行为。本案中被告在事发时并不在现场，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受害人实施任何的积极行为。换句话来说，本案的被告不可能构成作为的侵权。那么，被告是否构成了不作为的侵权呢？所谓不作为，系指行为人消极地不去实施自己所应当实施的行为。“应当实施的行为”在法律上即是“义务”。也就是说，只有当行为人负有某种义务而不履行该特定义务并造成损害后果，才构成不作为侵权。可见，判断行为人是否负有“特定义务”是认定不作为侵权的关键所在。从义务的产生方式来看，产生义务的方式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法定义务，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或因行为人的法定职责而产生的义务。如监护人负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义务；医生的救死扶伤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必须于现行的法律的直接规定为前提。二是约定义务，即双方当事人通过合同的形式建立起来的特定义务，也即是民法中的“合同之债”。如保管人因保管合同而产生的保管义务，承运人因运输合同而产生的将托运人的财产或人身安全送达目的地的义务等。该种义务的产生以双方之间的有效合同为前提。三是先行为义务，即行为人在先的某种针对特定相对人的积极行为导致相对人处于某种实质上的危险状态时产生的解除该危险状态的义务。如A将不熟水性的B带到深水中游泳而致危险进负有积极援救的义务。本案中，法庭认定被告承担次要责任的理由是被告没有在堆放窗框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言外之意即被告负有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那么，该义务是什么义务呢。如果说它是“法定义务”，本人遍查建国以来的我国立法及有关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发现相关的规定，而如前所述，法定义务必须以现行生效法律的存在为前提。因原告与被告之间从未订立任何形式的托管合同，故该义务更不可能是“约定义务”。那么，该义务能否构成“先行为义务”呢？笔者认为也不构成。首先，被告的在先实施的行为是堆放窗框，这一行为不是直接针对死者实施的，而是被告谋生的手段。其次，被告堆放窗框的行为本身也不具有实质性的危险，导致死者处于危险状态的是死者自己的行为（攀援窗框）。第三，从“警示标志义务”产生的一般法理学角度而言，只有行为人提供某种具有危险性的作业时才会产生设置“警示标志的义务”。如行为人进行带电作业、机械化作业等。而本案被告是在农闲时用手工制作水泥窗框，其行为本身并没有任何的危险可言。第四，该空地是被告方的私人地方，未经许可而擅入本身就是非法。综上，笔者认为，被告的行为并非侵权，依法不应民事赔偿承担责任。
（二） 、关 于 监 护 制 度
本案中两原告监护不力的情形一目了然，因此法庭以两原告监护不力为由判决原告方承担主要责任并无不当。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同类型的案件无一例外的都以监护人监护不力为由判令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承担责任的轻重不同而已。也就是说只要是未成年人因意外受到伤害，监护人就难逃其责。这样的做法是否合法、合理的问题，也即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监护不力及如何完善我国的民事监护制度问题便是笔者在本案中思考的第二个问题。众所周知，无民事行为能为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父母是其第一顺序的监护人，依法享有监护权，同时必须履行法定的监护职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招待〈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0条的规定，监护人的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人发生争议时，其进行诉讼。可见，监护人的职责是广泛而明确的。但是，如何认定监护人是否履行了监护职责，在法律上却是一片空白，也导致在司法实践中监护人的责任被不适当的扩大。而这一方面才是监护制度的关键所在。监护制度是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为了保护其人身或财产安全而产生的一种法律制度。但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本身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法律人格的社会个体，他们也有权利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法律只是禁止或限制其从事民事法律行为），也要进行学习和锻炼。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可能任何时候均在监护人的管理和控制之下。另一方面，监护人也要参与各项活动，在客观上也不可能时刻地实施对被监护人的直接监管。而如前所述，在司法实践中，只要是未成年人发生意外伤害，几乎无一例外地会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这种现象对监护人而言是非常的不公平的。因为被监护人因实际需要而脱离监护人监管或监护人有充分的理由须暂时不能直接履行监护职责时，监护人客观上已不可能对被监护人直接实施监管，再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的监护法律制度进行完善。这除了进一步明确监护人的职责之外，还必须制定监护不力的认定制度、监护人监护职责的临时转移制度以及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等。监护责任的监时转移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已有所体现。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0条的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至伤害或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预赔偿”，实质上就是监护责任的临时转移的一个具体体现。但该规定仅是司法解释，不仅效力层次低，而且适用范围特定，因此应立法完善。关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的法律责任虽有规定，但多是有关被监护人因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监护人本身不履行监护职责而对被监护人的法律责任问题则基本上是空白。而且根据我国法律，被监护人在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应由监护人代为行使诉权。因此，一旦出现监护人侵害被监护人利益的情形，被监护人在法律上便连最基本的诉权也无法行使。这些情形显然违背了立法者设立监护法律制度的初衷。所以，在法律上有必要明确规定监护人监护不力造成被监护人损害的法律责任，而且应设立类似公诉机关的机构，以法律授权的方式确定其在发现监护人监护不力时能代表被监护人依照法律程序对监护人追究法律责任。至于如何认定监护人监护不力的问题，笔者认为，目前可以考虑以《未成年人保护法》中有关父母对未成年人的责任的规定为基础，来把握监护人是否监护不力的认定。这有利于在法律上公平监护人和侵害人的责任。
(三)、 关 于 证 据 制 度
在本案中，由于原告方法律意识不强，在其儿子被砸死后认为只能是自认倒霉，因此在发生意外后没有采取任何固定证据的措施。此后几个月后才在他人的指点下向法院要求追究被告的法律责任，从而使自己在庭审中举证造成极在的不便。笔者通过调查，也确信该死者是被窗框砸伤的，但作为被告方律师，笔者却以现该案在证据上存在许多缺陷。首先，原告方应当证明死者是被被告方的窗框砸伤这一事实。但原告方除了提供自己的陈述外，只提供了另外一人的证词，并且该两个证据之间有明显的冲突。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盖因现场目击证人均不肯作证。其次，退一步而言，即使原告能证实受害人被砸的事实，但原告方也没有证据证明被砸与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如前所述，本案中原告发现儿子被砸后，即跑过去一手将窗框扶起一手将儿子抱回医疗站求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导致死亡的原因起码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死亡确实是因被砸所致；二是医生在救治过程中不适当用药致死；三是死者因自身疾病或其它原因导致的死亡。法庭在没有权威的鉴定为依据的情况下简单地推断为机械性室息死亡，缺少有力的证据支持。因为法庭认定死者是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事实与已查明的事实之间经不起科学的推理。根据现场参与抢救的两位医生和现场围观的群众的证实，死者当时全身软绵绵的，脸色苍白，全身没有任何的外伤或擦痕及出血点。笔者就此走访了本市的在关医学专家，并查阅了有关医学文献，了解到机械性窒息死亡的外表征象一般表现为：“颜面青紫肿胀，皮肤和结合膜下有出血点，尸斑出现早，呈暗红色”。而本案中尸体上均无上述现象，可见认定窒息死亡与常理不符，难于成立。当然，笔者对有关证据进行分析，目的不在于论证本案的对与错，而在于结合本案所反映的现象对我国现行法定证据制度提一些疏浅的看法。本案中，无论是审判法官，还是笔者，都相信小孩被被告窗框所砸是事实。因为目击小孩被砸的有许多人，问题在于他们都拒绝作证或推说不知情。在发生这种情形时，法律却不能有所作为。因为我国法律只原则性地规定证人有作证的义务。但却没有规定拒绝作证的法律责任。虽然规定了作假证的法律责任，但这一法律责任太轻，导致作假证的成本太低而使一些人在法庭上随意作假证（根据我国法律只有在刑事诉讼中作假证才构成犯罪，而在民事诉讼中作假证最多也只是司法拘留，而在司法实践中因在民事诉讼中因作假证而被惩罚的便更少）。这就便公民的作证义务形同虚设。此外，在越来越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的今天，当事人和律师的取证的权利却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限制，难于行使。因此笔者认为，应在法律上放宽对当事人和律师取证的限制。
作者简介：丘国中，男，1974年生，广东嘉应学院财经系教师，广东法强律师事务所律师。
监护人证明范文第3篇
报名条件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人员，可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统考。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2.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
3.身体健康;
4.出生后首次户口登记在我区，且普通高考报名时户口仍在我区。
满足上述1-3点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以下简称外来人员)，如符合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广西参加升学考试意见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330号)以及自治区招生考试委员会、教育厅《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广西参加普通高考的实施细则》(桂招考委〔2013〕32号)的有关规定，可在我区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统考。桂政办发〔2012〕330号和桂招考委〔2013〕32号文中“外来人员随父亲或母亲军转安置、工作调动(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工作调动)等正常迁入广西的,不受学籍、户籍条件的限制,可在广西参加普通高考”，特指不受学籍、户籍迁入的年限限制，但在普通高考报名时考生的学籍、户籍必须已迁入我区。
满足上述1-3点条件且在广西定居的外国侨民，如持有自治区公安机关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可在我区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统考。
报名参加保送生，特殊教育(残障生)，运动训练单独招生，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单独招生，高水平运动员(免普通高考统考部分)，职教师资班等考试招生的考生必须符合上述普通高考统考报名条件和相应考试招生类型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附：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关于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在广西参加升学考试意见的通知》(桂政办发〔2012〕330号)精神，现就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和外省户籍学籍迁入人员(以下简称外来人员)在广西参加普通高考提出以下实施细则。
一、报考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外来人员，可在广西参加普通高考：
(一)外来人员在我区初中学校就读三年(从考生初中毕业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取得我区初中毕业证书，具有我区高中阶段完整的学籍(从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在我区高中学校实际就读，参加我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毕业会考)截止年度高考报名前开考的全部科目考试，其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区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三年以上(含)，不受户籍限制，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二)外来人员具有我区高中阶段完整的学籍(从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在我区高中学校实际就读，参加我区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毕业会考)截止年度高考报名前开考的全部科目考试，应届高中毕业，在我区年度普通高考报名截止之前将户籍迁入我区，其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区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三年以上(含)，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三)外来人员属于历届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以下简称历届生)或具有同等学力人员、作为社会考生报考的，历届生须提供本人的高中或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同等学力人员须提供我区对同等学力人员报考条件要求的相关材料;其户籍迁入我区时间满三年(即自迁入之日起至参加普通高考当年的9月30日止，满三年)，并能提供户籍迁入我区以来在我区学习或工作、生活的证明，其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区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三年以上(含)，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以同等学力人员身份报考的应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
1.初中毕业后满三年(取得初中毕业证书之日起至当年我区普通高考报名截止之日，满三年)，须出具初中毕业证书原件。
2.至我区普通高考报名截止之日年满18周岁，且经流入地县级(含)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定其具有高中毕业的知识及能力，达到高中毕业的知识水平，并出具同等学力证明材料。
(四)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引进人才实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桂政发〔2005〕27号)精神，外来人员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我区有效期内的经我区地级市(含)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公安部门颁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即人才居住证)，具有我区高中阶段学籍，并取得我区高中毕业证书，不受户籍限制，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五)外来人员在我区初中学校就读三年(从考生初中毕业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取得我区初中毕业证书，具有我区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的学籍(从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并在我区中等职业学校接受全日制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其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区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三年以上(含)，不受户籍限制，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外来人员具有我区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的学籍(从考生参加普通高考当年的9月30日往前推算满三年)，并在我区中等职业学校接受全日制中等职业学历教育，在我区年度普通高考报名截止之前将户籍迁入我区，应届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其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在我区流入地具有合法稳定职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三年以上(含)，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六)外来人员随父亲或母亲军转安置、工作调动(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人员工作调动)等正常迁入我区的，不受学籍、户籍条件的限制，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七)原户籍在我区(以出生后首次户籍登记为准)，或出生在我区后户籍迁出又迁回我区，高考报名时户籍在我区的人员，不受学籍限制，可在我区参加普通高考。
二、申报材料
符合广西普通高考条件的外来人员，申请报考时，必须提交的材料：
(一)符合报考条件㈠的外来人员，须提供如下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由就读初中、高中学校提供)。
3.申请报考的外来人员的广西初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广西初中毕业证书、广西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毕业会考)成绩证明、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流动人口居住证》(持证不足三年的还需附流入地公安部门出具的首次在我区申领居住证或暂住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租房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和房屋租赁的完税凭证)等任何一项。
6.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职业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执照、劳动用工合同(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任何一项。
(二)符合报考条件㈡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由就读高中学校提供)。
3.申请报考的外来人员的广西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广西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高中毕业会考)成绩、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流动人口居住证》(持证不足三年的还需附流入地公安部门出具的首次在我区申领居住证或暂住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租房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和房屋租赁的完税凭证)等任何一项。
6.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职业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执照、劳动用工合同(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任何一项。
(三)符合报考条件㈢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申请报考人员的高中毕业证书或中等职业教育毕业证书(历届生提供)、初中毕业证书或流入地县级(含)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同等学力证明材料(同等学力人员提供)、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3.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流动人口居住证》(持证不足三年的还需附流入地公安部门出具的首次在我区申领居住证或暂住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租房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和房屋租赁的完税凭证)等任何一项。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职业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执照、劳动用工合同(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任何一项。
(四)符合报考条件㈣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由就读高中学校提供)。
3.申请报考的外来人员的广西高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或广西高中毕业证书、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持有广西有效期内的经广西地级市(含)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核、公安部门颁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居住证》(即人才居住证)。
(五)符合报考条件㈤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在我区初中学校就读三年，取得我区初中毕业证书，具有我区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的学籍的外来人员须提供的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由就读初中、中职学校提供)。
(3)申请报考的外来人员的广西初中阶段学生学籍登记表、广西初中毕业证书、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招生录取新生简明登记表、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流动人口居住证》(持证不足三年的还需附流入地公安部门出具的首次在我区申领居住证或暂住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租房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和房屋租赁的完税凭证)等任何一项。
(6)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职业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执照、劳动用工合同(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任何一项。
2.有我区三年制中等职业教育完整的学籍，并在我区中等职业学校接受全日制中等职业学历教育的外来人员须提供的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由就读中职学校提供)。
(3)申请报考的外来人员的广西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招生录取新生简明登记表、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4)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5)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住所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公安部门制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流动人口居住证》(持证不足三年的还需附流入地公安部门出具的首次在我区申领居住证或暂住证证明)、房产证、购房合同(附购房发票和完税凭证)、租房合同(附出租人的房产证和房屋租赁的完税凭证)等任何一项。
(6)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具有三年以上(含)合法稳定职业的证明材料：流入地工商营业执照、劳动用工合同(附工资证明)、纳税证明、社保证明等任何一项。
(六)符合报考条件㈥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随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军转安置的外来人员须提供的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外来人员的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3)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军官转业证。
2.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工作调动的外来人员须提供的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外来人员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3)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工作调动文件、调入单位证明。
(七)符合报考条件㈦的考生，须提供如下材料：
1.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
2.考生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3.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居民户口簿、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以上材料除《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须提供原件一式三份和《学生在校实际就读的证明》须提供原件一份外，其余均交验原件和复印件一份，复印件统一用A4纸复印。
三、责任追究
(一)外来人员在我区报名参加普通高校考试招生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经查实后取消其考试资格或录取资格，已经入学的取消其学籍：
1.伪造或者变造学籍、户籍、居民身份证、居住证、暂住证及其他证明材料取得报名资格的。
2.在不同省(区)重复报名或者通过办理非正常学籍、户籍迁移手续取得报名资格的。
3.未报经招生考试机构审查或者未如实填报《外来人员在广西报考普通高等学校资格审查表》的。
4.其他应当依法追究责任的。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33号)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理。
1.为考生及考生父母的其中一方(或法定监护人)提供虚假证明、证件、档案等相关材料，使其取得报名考试资格的。
2.伪造、变造考生档案(含电子档案)的。
3.擅自更改或者编造、虚报考试成绩、考试数据、信息的。
4.利用工作便利索贿、受贿、以权徇私的。
5.组织、参与“高考移民”活动的。
6.其他应当依法追究责任的。
监护人证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问题与建议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就是指在建设项目竣工之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的规定，考核其建设项目是否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管理方式。考核是依据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或调查结果，并通过现场检查等手段。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管理的基础数据来源，因此，必须保证数据的真实、可靠和验收的客观公正。在实际工作中，有些承担验收监测的监测部门会出于各种目的，在对建设项目进行验收监测时往往流于形式或走走过场。
1竣工验收监测具体内容和时间的确定
（1）在实际工作中，既要关注项目验收，更要考虑到环境保护的实际需求，按照规定，对于生产周期不明显、污染物排放不稳定的工程项目，应该增加采样的频次，在进行现场勘查并掌握其排放规律后，再确定采样的频次和时间。（2）验收监测是一个体现监测机构技术监督的重要环节，因此应该在验收完成后审批部门出件前的适当阶段增加突击性抽测，以此作为验收监测的补充和验证，对于那些不能达标排放，需查明原因，限期整改。
2竣工验收中存在的问题
（1）在现实生活中主管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往往出于对地方经济的保护或者是迫于上级政府部门的压力，而对于验收工作不作为，更不履行必要的验收程序，验收仅仅是在建设项目单位提供的理论报告的基础上下结论。这样的现象普遍存在，但是在县乡级和中小型建设项目中最为突出。（2）个别的建设项目投资状况紧张，这种情况下，项目组就可能为了主要建设项目而压缩对环境保护设施的投资，或者是为了节约资金而选择未达标的环境保护设施。在建设项目竣工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便会收到更多的检测费，因此在检测项目时给予相应的照顾。（3）监测部门应该重视内部人员的职业素养，同时监测技术、监测能力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监测部门不认真履行职能、严格遵守相关准则而是只要建设单位委托，不管自身是否有监测项目的资质和能力就接受其委托，对此出具的验收报告常常可信度也非常低，甚至是存在严重的问题。
3竣工验收中的几点建议
3.1验收监测的基本规则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建设单位和监测部门共同的工作，在此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还是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居于核心领导地位，其主要的职责是监督管理。其次监测部门必须公正严明的使用监测这把尺子，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正确的验收报告。另外，建设单位要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及时汇报环保设施的运行情况，主动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在项目竣工后监测部门进行验收监测时，建设单位要实事求是，不弄虚作假。只有三个部门各尽其职，才能让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真正有意义有作用。
3.2验收监测的具体建议
（1）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验收和规定的要坚决予以制止，并且要对此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2）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验收监测部门要严格审查，对于未获得计量认证的单位不允许进行监测根据建设项目审批权限。二级以上监测站可监测省级以上的环保建设项目，三级以上的检测站可监测市县级的环保建设项目。对于特殊或敏感的建设项目则必须由二级以上的监测站进行监测。（3）在特殊情况下，一些监测项目未通过计量认证，这样在出具验收报告时一定要注明属非计量认证项目。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根据报告和实际的资质证明资料做出的判断。（4）监测部门必须具有相关项目的监测能力，尤其是进行监测的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能力，在出具验收监测报告时应附有监测能力表。（5）监测部门在进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时，如果引用了其他部门的监测数据，就必须注明相关的单位和部门资料，还要有此单位或部门的资质证明资料。（6）监测机构在进行监测时要先检验监测仪器设备的使用情况，建设项目单位要尽可能的委托监测能力强和监测设备更完善的单位。并且在完工时合理支付监测费用。
3.3加强公众参与调查
公众参与是建设项目验收监测报告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公众参与的程度能反映项目在试运行期间，排放的污染物对于附近环境的影响。此外，公众参与能保障人民群众对于周边项目的环境管理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公众意见应该包括公众对项目建设的基本态度和意见；在建设期间项目建设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和社会的影响；建设项目完工后遗留的主要环境影响；企业在建设项目期间是否存在偷排放污染物的行为。在选择公众参与的对象时要从会在经济、生活、环境等各个方面受到影响的人中选择，为了防止公众调查形式化，必须调查那些对建设项目了解的相关人员，比如了解项目的基层工作人员、环保专业人员。
4结语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环境污染也愈加严重，人们的环保意识正逐渐增强。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在目前总排放量大的形势下，验收监测的发展方向是达标验收和总量验收并重。加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监测力度，加强验收监测的技术支持对预防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合法公正的监测报告是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更加可信合理的依据，解决上面阐述的问题，采取相关的建议可以使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向着科学合理化方向发展。
作者:康继红 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
参考文献
[1]戴晖毅．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流程优化的探讨[J]．绿色科技，2017（6）.
监护人证明范文第5篇
2011年是我国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走向纵深并且成果显著的一年，司法改革的既定任务和目标大多数得到有效落实，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加快步伐并有望在人大予以通过。在这一背景之下，刑事诉讼法学界主要围绕刑事诉讼立法的修改与完善、刑事辩护理论的发展与进步、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论与实践、职务犯罪侦查的配置与规制、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健全等问题展开了充分热烈的讨论与争鸣，推动着我国刑事诉讼理论的深入发展、刑事诉讼制度的健全完善以及刑事程序法治的早日实现。
一、刑事诉讼立法的修改与完善
1996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施行至今已近十五年，其间社会形势和执法环境均已发生很大变化，宪法先后历经两次重要修正，贯彻宽严相济、强化人权保障成为时代主题。在此背景之下，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步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刑事诉讼立法的修改与完善，自然成为2011年刑事诉讼法学界的重大研究课题，来自理论和实务部门的各方论者在《草案》公布前后通过修法展望、草案披露、要点解读、立法反思等方式对将修改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全面诠释，以期为最终立法文本的确定和完善提供理论支持。在2011年初立法机关明确将刑事诉讼法修改列入2011年立法计划之际，有论者即以理论工作者的角度从四个方面对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进行理性思考：其一，正确评估和认识中国现实社会的阶段性特征问题；其二，将诉讼职权配置方面司法改革的成果、诉讼程序改革的成果和证据制度改革的成果写入法典；其三，总结符合宽严相济政策的实践经验并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其在刑诉法典中得到落实；其四，放眼世界，遵循规律，修改的内容要正当、科学。①部分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改论证工作的学者在《草案》公布第一时间即对《草案》的主要内容予以系统解读和评述。有人认为，《草案》力图改革，求真务实，亮点多多，必将有力地推进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尽管《草案》仍然存在一些缺憾，如有些规定尚待斟酌、有些表述需要纠正、有些内容应当补充等，但总体而言应当予以充分肯定，如获通过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制发展的新里程碑。对于本次立法修改的主要内容，该论者概括为九个方面：一是辩护制度，包括明确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完善会见制度、阅卷权、申请调查取证权、修改伪证罪相关条文表述、规定辩护律师职业保密义务等；二是证据制度，包括完善证据的概念和种类、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规定举证责任分配、解释“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和补偿制度等；三是强制措施制度，包括完善监视居住制度和逮捕制度两大重要内容；四是侦查程序，包括规定讯问录音录像制度、规定拘留后二十四小时内应当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以及讯问必须在看守所进行、规范特殊侦查手段和技术侦查措施等；五是一审程序，包括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改革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完善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建立专家证人制度、完善审限制度等；六是二审程序，包括明确规定二审开庭审理的情形和审理期限以及改革发回重审制度两个方面；七是死刑复核程序，增加应当讯问被告人、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意见等内容；八是执行程序，包括规定看守所代为执行刑罚的范围、严格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和批准程序以及规定社区矫正制度；九是特别程序，增设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公诉案件的当事人和解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及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②规范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内容之一，但由于立法文本的相对粗疏和不确定，该部分内容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较大反响。对此，有论者指出，秘密侦查的法治化是顺应社会发展客观情势的必然趋势，其合法化进程值得肯定。然而秘密侦查法治化追求的是法律规制下秘密侦查措施的正当适用，纵观目前《草案》中的五个具体条文，仍然有四项重点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与审慎研究。首先是术语的使用与措施的界定，《草案》对于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缺乏明确的界定，只是笼而统之地进行规定与授权，显然不利于实践操作；其次是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要回应实践需求，要考虑到侦查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与例外情况；再次是秘密侦查获取材料虽然可以用作证据，但是应坚持最后使用原则，即能不用尽量不用；最后是审批程序应当予以明确，过于宏观的规定对实践没有任何约束力，不利于秘密侦查法治化。③
二、刑事辩护理论的发展与进步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实现诉讼构造合理均衡、体现刑事诉讼民主与法治、保障被追诉人正当权益的核心与关键。一直以来，立法者都将辩护制度作为刑事诉讼立法完善的重点加以改革，理论界和实务界亦倾注很大热情，展开了热烈的探讨和深刻的反思，这些努力推动着刑事辩护理论的发展和进步。有论者从刑事辩护律师的视角结合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对辩护权的完善提出一系列意见和建议，包括辩护权的一般规定、辩护人的职责、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强制措施中的辩护、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辩护、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辩护律师的豁免权、辩护律师的请求权、指定辩护、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辩护权的救济等若干方面。例如，在辩护人职责方面，建议增加辩护人就侦查、公诉、审判等程序是否合法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内容；又如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强制措施适用以及非法证据排除等诉讼程序中的应有作用，强化律师意见听取的法律保障和实际效果，赋予律师一定范围的请求权等。④有论者在对我国七个省份十余个城市近十三年来的律师辩护状况进行实证调研后，以一组颇为翔实的数据揭示了我国辩护制度的现状：68.6%的案件没有辩护人参与；法律援助案件占全年刑事案件的比例基本上在10%以下且平均比例仅为5.5%，法律援助制度依旧处于十分薄弱的水平；平均23%以上的法官、检察官、警察和社会公众以及高达64.6%的律师认为当前中国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差”和“很差”，刑事辩护律师执业环境实在堪忧且应当引起各界高度重视；非律师担任辩护人占全年刑事案件总数的比例基本上都在5%以下，表明在当今中国建立刑事辩护准入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⑤还有论者以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案例为分析模本，论述了辩护律师在被告人意思表示之外展开独立辩护的相关法理问题。该论者指出，无论从必要性还是可行性来看，律师进行独立辩护都具有正当法理基础。同时，律师独立辩护亦并非绝对，仍有其条件和底线，辩护律师毕竟只是被告人参与诉讼的“辅助人”，应居于“配角”地位，并应尊重被告人的“主角”地位，在具体辩护策略的拟定和选择上与被告人协调意见，否则可能动摇、危及辩护律师与被告人之间的信赖关系，甚至因此导致双方委托关系的解体。⑥
三、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论与实践
作为司法改革的重大成果，“两高三部”2010年联合《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与非法证据排除相关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定，使得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更为清晰，措施更为具体，职责更为分明，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确立。《规定》颁布至今已一年有余，其在实践中到底效果何如，在理论上如何进一步完善，学术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作为最早开展非法证据排除实证试点的单位，在2009年即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合作开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经过两年多来的实证试点工作，课题组总结出司法实践中排除非法证据主要面临如下困境：一是控辩双方举证均存在难度；二是相关各方人员面临多重压力；三是法官自由裁量权难以统一；四是被告人滥用权利的现象有所抬头。⑦面对上述问题，课题组提出如下解决建议：第一，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法律规定，如明确非法取证的手段、完善非法实物证据的规定、明确非法证据的范围和证明要求等；第二，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法律制度，如录音录像制度、身体检查报告制度、律师在场和值班制度，建立健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救济程序；第三，重视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中的作用，健全检察机关预防非法证据产生的措施，规范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⑧《规定》的特色内容之一就是设置了相对独立的审前供证合法性的庭审前置调查程序，有论者在肯定该程序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指出其仍然存在操作性缺失的问题。为此，未来首先要着力实现解决刑讯逼供的立法意图，其他问题则可以暂时搁置而待时机成熟予以解决。其次，在审前供述的合法性问题调查上，实务中应注意“严进、严查、严处”三个基本操作原则，在调查程序启动、调查程序进行以及调查处理结果方面予以严格要求。最后，确立三个基本“路线图”，采取渐进主义的操作方式完善非法证据调查的其他规范问题，即扩大解释刑讯逼供、扩大运用审前刑讯逼供的庭审前置调查程序以及扩大运用刑讯逼供前置调查程序的适用阶段。⑨另有论者从排除规则体系建构的角度出发，认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还远未形成，这明显与刑事司法实践的切实需要相脱节，未来应当着重对此予以完善并切实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针对实践问题并尊重现实社会条件，注意规则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第二，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依据，正视我国现有的侦查模式和侦查水平，依据利益权衡理论设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原则；第三，注意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法官能动性的结合，保证证据规则在具体的、个性化的案件处理中得到合理适用，同时为实践需要留下发展余地；第四，在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建设中，特别是具体条文设计上，应当逐渐从现在的“粗放型”向“细密型”转化。⑩
四、职务犯罪侦查的配置与规制
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职务犯罪亦呈现出高发多发的态势。如何既有效整合职务犯罪侦查资源、科学配置职务犯罪侦查权从而加大对职务犯罪的遏制能力，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有效规制进而保证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的权力正当行使和权利充分实现，值得理论和实务界深思。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配置问题，有论者从历史发展、比较考察、法律定位、职权运行以及司法实践等多重角度详细论证了由检察机关承担职务犯罪侦查任务的正当性、合理性、必然性和必要性。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规制问题，该论者提出了构建和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规制体系的基本主张：第一，调整检察机关内部职权配置，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整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资源，实现检察机关侦查、公诉、监督职权分工的明确化，并相应建立统一的职能部门；第二，大力推行职务犯罪侦查规范化建设，严格程序、健全制度，依法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第三，进一步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的规制和监督，除坚持并完善现行“双报备、双报批”和审查逮捕上提一级制度外，探索建立与职务犯罪相关的申诉和异议、调卷审查、定期巡查、介入和指导侦查等制度；第四，进一步强化外部监督的机制，实现诉讼程序的制约，如加强专门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发挥辩护律师的应有作用、健全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等。輯訛輥来自检察部门论者从侦查实务的视角提出保持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平稳健康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好三大关系：其一，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要把保障人权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尽快转变侦查模式，提高侦查能力，并推动修改完善相关法律；其二，分工负责和协调配合的关系。检察机关应当明确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需要各部门的支持与配合，并真诚对待监督制约和指引意见，要加强内部和外部的沟通协调，在形成整体合力的同时营造良好执法办案环境；其三，办案力度、质量、效率、效果的关系。要准确把握办案力度、质量、效率、效果的本质内涵并正确理解其辩证关系，着力稳定办案数量、保证办案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增强办案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