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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医保论文范文第1篇
上世纪90年代之后，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前往城镇地区就业并定期返乡，形成了中国劳动力市场特有的 农民工现象 。对于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传统的经济理论往往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用经济因素进行解释(例如Lin et al.，2004;Zhao，1999)。随着近年来中国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一些影响劳动者生活福利水平的非经济因素也开始受到关注。有研究发现，以医疗保险为代表的社会保障往往能够对农村劳动力的城乡迁移决策产生影响(秦雪征、刘国恩，2011)。
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 )，重点强调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其中所倡导的新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主要是指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简称 城职保 )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简称 城居保 )所组成的城镇医疗保险体系、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 新农合 )所代表的农村医疗保险体系。《意见》的提出对于离开家乡在城镇务工的农民工群体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政策规定，对于广大参加 城职保 有困难的农民工，可以自愿选择参加居住地的 城居保 或户籍所在地的 新农合 。同时，各地方政府因地制宜，推行了多种形式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例如以北京和广州为代表的 扩面 模式、以上海和成都为代表的 综合保险 模式以及以深圳为代表的 农民工合作医疗 模式等①。在新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之下，农民工群体第一次被正式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中。
虽然新一轮医改把农民工群体正式纳入了医保范围之内，但具有 城乡二元性 特征的医疗保险制度赋予该群体双重参保资格，这可能会影响到农民工对就业地域的选择。一方面， 新农合 原则上要求农民工在户籍所在地缴费参保、看病报销，这种与户籍绑定在一起的医保政策可能对农民工流动产生 拉回效应 ，促使一部分医疗需求较高的农民工返乡或留在农村。另一方面，在城镇正式部门或非正式部门就业的农民工也可以选择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包括 城职保 和 城居保 )，这又会对农民工流动形成 吸纳效应 ，促使更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这两种相反作用力的影响与包括收入在内的其他因素一起共同决定着农村劳动力对就业地域的选择。迄今为止，城乡二元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影响尚未得到系统性的研究，本文将在该领域进行初步的研究尝试。首先，本文通过引入医疗保险参保行为对托达罗劳动力城乡迁移模型进行拓展，以揭示医疗保险对劳动力城乡迁移决策的影响机制和制约条件;然后，本文使用 2011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与健康状况调查 数据，对农村医疗保险的 拉回效应 和城镇医疗保险的 吸纳效应 进行检验。
二、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基本理论是托达罗等提出的劳动力迁移模型(Todaro，1969;Harris and Todaro，1970;Todaro，1971)，该模型通过预期收入差距来解释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托达罗提出了非正式部门的概念，认为即使城市存在长期失业，但只要城市预期工资水平超过农村工资水平，农村劳动力迁移就将持续下去;暂时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会成为劳动力储备，为发展中国家的低劳动力成本行业提供产业后备军。以中国为例，Lin et al.(2004)和Zhao(1999)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沿海与内陆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由此导致了大量农村劳动力由乡村和内陆地区流向城市和沿海地区。除经济因素之外，学者们也将注意力投向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迁移的非经济因素，形成了劳动力迁移的 推拉理论 (Herberla，1938;Mitchell，1946;Lewis，1982)。 推拉理论 认为，原住地耕地不足、学校医院等基本生活设施缺乏、人际关系疏离与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因素会促使人们向其他地区迁移(即推力作用);同时，迁移目的地更好的就业机会、良好的教育和卫生设施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等优势会吸引人们前往该地工作(即拉力作用)。
很多实证研究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个体层面来看，Hare(1999)和Falaris(1979)认为，年轻者比年老者更容易选择迁移;程名望等(2006)则认为，农民工年龄与推力作用及拉力作用具有交互影响。在性别差异方面，Hare(1999)认为，男性劳动力向外迁移的可能性比女性高;钱雪飞(2009)发现，女性农民工迁移的个人风险成本高于男性。关于婚姻状况，已有研究大都发现，结婚对劳动力个体迁移决策存在着负向影响，未婚者更倾向于外出务工(Hare，1999;Zhao，1999;张晓辉，1999)。在人力资本积累方面，Hare(1999)、 Falaris(1979)、Parish et al.(1995)、Du et al.(2004)都认为，教育会促使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但Hare(1999)发现，正规受教育年限对农村劳动力迁移概率影响并不显著，而蔡昉(2000)则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因为已经占据了较好的本地就业资源而更倾向于留在农村从事非农工作。从家庭层面来看，劳动力多、人均土地数量少以及未成年孩子数量少的家庭，其劳动力更倾向于外出打工(Du et al.，2004;Zhao，1999;Rozelle et al.，1999;张晓辉，1999)。同时，迁移成本以及户籍制度改革也对农村劳动力迁移产生影响(蔡昉等，2001;王格玮，2004)。近年来，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方式也受到关注。例如，Bittles and Egerbladh(2005)发现，重新加入亲属关系网是部分迁移者在迁移决策时主要考虑的因素;Massey(1990)认为，影响劳动力国际迁移或国家内部迁移的因素与潜在迁移者的社会关系网及亲属是否已经成功迁移相关;网络关系的扩张和迁移者社会资本积累所形成的回馈机制，使社会资本成为推动劳动力迁移的主要动力(Massey and Espinosa，1997;Massey et al.，1994;Fussell，2003;Cheng，2009)。
近年来，作为非工资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险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逐渐得到学术界的关注。Madrian(1994)最早证实了医疗保险对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制约作用，发现雇主提供医疗保险使职工工作转换率降低了25%。基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就业数据，Stroupe et al.(2001)发现，患有慢性疾病的劳动者由于对医疗保险的依赖，其工作转换率较其他人降低了40%。这种医疗保险使劳动者被 锁 在原有工作上的现象就是著名的 工作枷锁效应 (job lock)。医疗保险对劳动力跨地域流动所产生的限制作用与 工作枷锁 效应相似。医疗保险一般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和不可携带性，对参保人更换雇主及异地就医等行为加以限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成为劳动力跨地域流动的障碍。此外，根据 推拉理论 理论，如果一个地区社会医疗保障资源较为充足，该地区对自由劳动力的吸引就更为显著，使更多劳动力向该地区流动;反之，如果一个地区社会医疗保障资源相对匮乏，劳动力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该地区的吸引力就有所减弱，甚至形成劳动力流失。目前对中国城乡二元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多限于对其实施效果的评价。例如，Wagstaff et al.(2009)使用入户调查数据对农民参与 新农合 后的医疗负担进行了研究，Wang et al.(2008)随访调查了北京周边农村 新农合 的覆盖情况和运行效果，Lin et al.(2009)研究了 城居保 试点初期的覆盖程度和实施效果等。相比之下，仅有少数文献探讨了新型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例如，秦雪征、郑直(2011)估算了 新农合 的实施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 工作枷锁效应 和对城镇农民工返乡的 拉回效应 ，发现前者明显减弱了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倾向，同时使城镇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得以提高。然而，受数据的限制，秦雪征、郑直(2011)尚未能系统地考察城乡两种不同的医疗保险制度对农民工迁移的综合影响，而本文则试图填补这一空白。
三、数据及其描述性统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2011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与健康状况调查 ，调查时间为2011年10月～11月，调查对象为北京市八区⑤20个调查点具有农业户籍的外来务工人员(农民工)，调查问卷涵盖了受访者的基本信息、身体健康状况、医疗服务的使用以及培训、就业、迁移等一系列问题。该调查按地图抽样框分层次随机抽样，在每个调查点随机抽取约90名进城务工人员，全部采用访谈方式，由调查员填写问卷信息。调查完成后，由调查团队统一负责数据录入，每位调查员随机获取其他调查员的问卷，并严格按照实际情况录入。数据经过汇总后由第三方进行审查和数据清理，确保调查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该调查最终获取1486个有效样本。
本文主要考察参加农村和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因此，本文重点关注的三个变量是农民工返乡迁移意愿、参加 新农合 情况和参加城镇医疗保险情况。其中，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衡量直接来自问卷中的问题 您未来关于返乡的打算是什么? 。该问题的回答选项，按照返乡意愿由弱到强排序依次是： 绝不回乡，要在城里定居 等干到老了再回家乡养老 再干几年就回家乡生活 准备一两年内返乡 目前已经在做返乡准备 。关于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情况，可以通过问卷中 您目前拥有的医疗保险有几种(可多选)? 这一问题进行识别。该问题区分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新农合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城职保 )、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城居保 )、其他保险(例如商业保险等)和没有任何保险5种情况。基于此，本文可建立是否参加 新农合 虚拟变量，同时将 城职保 和 城居保 的参保情况综合考虑，建立农民工是否参加城镇医疗保险虚拟变量。
除以上变量外，本文在模型中还引入了其他影响劳动力迁移的因素。其中，人口学变量包括受访者性别、民族、年龄、婚姻状况、在农村的家庭成员人数等，社会经济变量包括受访者受教育程度(用受教育年限衡量)、工作性质(是否为正式就业)、工资收入等。另外，为了衡量健康对农民工迁移决策的影响，本文还引入了农民工个人自评健康状况。基于此，剔除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本文最终使用的农民工样本为1183个，其中，参加 新农合 的农民工样本862个，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样本222个(部分农民工同时参加了 新农合 与城镇医疗保险)，没有参加任何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民工样本202个。
(二)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变量的定义及均值。根据表1，农民工群体在总体上更倾向于在城镇工作几年后返乡，而参加了 新农合 的农民工群体，其返乡意愿明显更强。此外，农民工群体参加 新农合 的比例较高，达到了72.9%。与此相比，农民工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比例较低，只有18.8%。其原因是，一方面，大部分农民工难以进入城镇正式部门就业，从而无法参加 城职保 另一方面， 城居保 的自付费用比例较高，很多农民工对该政策缺乏了解，因此限制了其参保意愿。从表 1可知，有17.1%的农民工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城乡基本医疗保险。
从表1还可以看出，全部农民工样本中，男性比例约为53.0%，样本平均年龄为32.5岁，有96%以上的人为汉族，样本自评健康状况均值超过了80分(分数范围为0～100)。在三个农民工子样本中，也存在类似的结构特征。在婚姻状况方面，有配偶者比例在全样本中达到63%。在受教育程度上，全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49年，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子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则达到了10.73年，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在城镇正式部门找到工作，从而能够参加 城职保 。在从业状况上，全样本中仅有22.7%的农民工是正式员工，而这一比例在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子样本中达到49.1%，明显高于参加 新农合 的子样本(18.2%)。在家庭成员分布上，全部农民工样本平均有2名家庭成员在农村生活，相比之下，参加 新农合 的样本有更多的家庭成员居住在农村。全部农民工样本的月平均工资为2950.3元，但工资情况在不同子样本之间差别较大，参加 新农合 或城镇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其工资水平明显低于没有参加这两种医疗保险的农民工，这或许反映了作为非工资福利的医保待遇与工资之间的替代效应。两个工具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显示，样本农民工所在调查点的 新农合 平均参保率为70.7%，这一比例低于参加 新农合 的子样本(72.1%)，但高于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子样本(69.0%)，说明社区参保率与个人参保概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同样，城镇医疗保险的社区参保率在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样本农民工所在调查点达到24.6%，显著高于参加 新农合 的样本农民工所在调查点的参保率(18.4%)。
四、估计结果及解释
表2列出了本文经济计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1)列为(5)式的估计结果，(2)～(4)列分别为递归联立方程模型(6)～(8)式的估计结果;最后，本文又分别利用自评健康状况较差和健康状况较好的两个农民工子样本对递归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并列出了递归联立方程模型中(6)式的估计结果，分别如(5)列和(6)列所示。
(1)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可观测变量的条件下，参加 新农合 对农民工返乡迁移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未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相比，参加 新农合 将使农民工的返乡意愿提高0.154，相当于在现有平均水平上提高6.13%⑥，体现了农村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返乡流动的 拉回效应 。另一方面，参加城镇医疗保险虽然对农民工返乡意愿产生了负向影响(系数估计值为-0.113)，但该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表明城镇医疗保险并没有对农民工继续留在城市产生 吸纳效应 。
除城乡医疗保险以外，农民工的返乡意愿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这与其他文献的研究结果一致(例如Du et al.，2004;Zhao，1999;Rozelle et al.，1999;张晓辉，1999)。年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表现为 正U型 曲线：在大约44岁之前，随着年龄的增长，农工民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而在44岁之后，由于体力衰减等原因，年龄的增长将使农民工更倾向于返回农村。这与秦雪征、郑直(2011)的研究发现类似。受教育年限对农民工返乡意愿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民工在城镇地区可以找到更好、更稳定的工作，因此更有信心留在城市继续发展。在收入方面，农民工城镇工资水平的提高将导致其返乡意愿显著降低，从而验证了托达罗模型所提出的经济因素对劳动力迁移决策的影响，这也与已有经验研究的结果一致(例如Lin et al.，2004;Zhao，1999)。模型估计结果还显示，汉族农民工更倾向于留在城市，这可能与城镇地区的民族适应性等因素有关。此外，家庭留守农村人员数增多会增强农民工的返乡意愿。
表2中(2)～(4)列是递归联立方程模型(6)～(8)式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考虑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后， 新农合 对农民工返乡迁移的拉动作用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参加 新农合 将使农民工的返乡意愿在现有平均水平上提高6.09%左右。同时，模型估计结果也显示，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返乡迁移的阻碍作用依然不显著。这表明，当排除了个体参保行为的内生性后，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迁移决策依然没有形成明显的 吸纳效应 。其原因可能在于目前的城镇医疗保险尚未对参保农民工提供有效的保障，从而制约了医疗保险作用的发挥，使其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没有体现应有的效果。与(1)列相比，除正式就业这一变量外，(2)列中其他解释变量对农民工返乡医院的影响在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上均无明显变化。而在使用工具变量后，正式就业对农民工返乡迁移意愿的影响由不显著变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在正规部门就业将显著增强农民工留在城市的意愿。
同时，在(3)列和(4)列中，针对工具变量显著性所做的F检验的统计值分别为45.99和52.72，远远大于相关文献推荐的F=10的标准(参见 Stock et al.，2002)，显示了工具变量与农民工参保行为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参照Wooldridge(2002)提供的方法，本文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有效性进行了间接检验(用(2)列的残差项对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两个工具变量在10%的水平上均不显著(p值分别为0.56和0.55)，表明工具变量与回归残差项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从而增强了本文对工具变量有效性的信心。
在利用全样本进行分析后，本文还分别对自评健康状况较差(自评健康得分低于全样本平均数80)及较好(自评健康得分高于80)的农民工子样本进行了分析，所得模型估计结果为表2中(5)列和(6)列。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参加 新农合 对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工的返乡迁移有很明显的 拉回效应 ，其影响在5% 的水平上显著，且其系数估计值(0.217)远高于对全样本的系数估计值(0.153)。相比之下，参加 新农合 对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民工的返乡迁移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这是因为该群体医疗需求较低，其就业地域选择不易受到医疗保险政策的影响。另一方面，无论健康状况如何，参加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返乡意愿都没有显著影响，这再次反映了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群体 吸纳效应 较弱的现实。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中国在2009年以后逐步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型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由于农村医疗保险和城镇医疗保险在保障力度和管理体制方面具有相对独立性，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呈现出 城乡二元性 特征。农民工在该体系中的双重参保资格虽然为其参加社会保险提供了更多选择，但也给农村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带来了新的问题。本文考察了城乡二元医疗保险结构对农民工返乡意愿的影响。首先，本文在托达罗模型中引入劳动者对医疗保险的参保行为，建立了城乡二元医疗保险制度下的劳动力迁移模型。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参加城乡医疗保险可以改变农民工对在城镇还是在农村工作的预期收益，由此对其留在城镇或返回农村就业的决策产生影响。其次，本文利用2011年在京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估计了参加农村医疗保险( 新农合 )和城镇医疗保险( 城职保 或 城居保 )对农民工流动就业分别产生的 拉回效应 和 吸纳效应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农村医疗保险的 拉回效应 比较显著，相对于非参保农民工而言，参加 新农合 将使农民工返乡意愿在平均水平上提高6.09%;相比之下，城镇医疗保险对农民工的 吸纳效应 并不显著。
乡镇医保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乡镇卫生院 服务现状 可及性研究
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乡镇地区的就医难问题一直牵动着国家政府的卫生调控政策，为了有效的解决农村乡镇居民有病不能医，有院住不起的情况，因病致贫的现状，国家推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并建立了一大批乡镇卫生院，改善了农村就医条件，部分程度满足了农民在医疗保障上的迫切需要，缓解了农民医疗费用过重的情况。然而，乡镇卫生院的服务还存在很多不尽人意的地点，制约着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不能彻底解决农村地区农民能看病，看好病的难点，甚至在一些乡镇医院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没有发挥其在农村地区医疗卫生方面的作用。
乡镇卫生院是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组成，其目的是为地区所在地农民提供基本疾病诊断与医疗服务的。所谓卫生服务的可及性是指能够长久、具有计划性的向地区居民提供一定数量、特定内容，并且可以被被服务对象接受的服务达到某种程度。
一、乡镇卫生院服务现状可及性分析
1、乡镇卫生院服务实现的可及性评价指标（如表1所示）
表1 乡镇卫生院服务实现的可及性评价指标
2、乡镇卫生院服务可及性统计分析
利用SPASS统计分析软年Factor过程对影响乡镇医院的卫生院服务的可及性评价指标进行因子分析。
（1）指标变量矩阵分析
如上表2所示，表中列出了影响乡镇卫生院服务的可及性评价指标体系中的10个变量因子的相关矩阵。
表2 评价指标体系中的10个变量因子的相关矩阵。
首先要对矩阵进行检验。通过仔细观察发现，其中大多数因子系数是大于0.3的，并且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适合做因子分析。因此笔者利用这些数据得出了因子分析初始结果、因子提取和因子旋转结果、因子载荷矩阵、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因子转换矩阵、因子得分系数矩阵，最终得出了分析结论。
（2）分析结论
最终得出两个公因子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而这两个公因子所代表的分别是乡镇医院的住院服力以及预防保健服务的利用，这两个公因子所占的权重达到了0.713，因此，可以认为这两项服务会对乡镇卫生院服务的可及性产生很大影响。如果加强这两方面的工作建设，提高这两方面工作水平，就可以实现乡镇卫生院的服务可及性，从而提高所在地区的综合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二、提升乡镇卫生院服务水平的策略研究
1、改善乡镇卫生院的软硬件环境
乡镇卫院的服务与其必要的软硬件环境是分不开的。只有一些软件与硬件环境满足服务工作的需要，才能实现服务水平的提升。首先，地方政府应给予卫生院政策上的支持与鼓励，帮助卫生院引进技术专业人才，保证其长期可持续发展。其次，提供大力的财政支持。从上述分析结果可以看到，预防保健工作会对卫生院的可及性产生较大影响，而对于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疾病预防与保健工作的开展，都需要比城市更多的财力与物力，加入对卫生院的财力投入，才能将这项工作有能力落到实处，才能起到改善服务水平的效果。最后，加快乡镇卫生院管理机制改革。大力推行新的卫生服务理念，社会、卫生院及当地政府组织，三位一体化的参与到农村卫生医疗工作中来，合理分工，有序开展，拓展思路，锐意进取，鼓励社会组织、个人及其他私立卫生机构参与到农村卫生体系中来。
2、保证新农合机制的健康运行
我国新农合的建立旨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大多数费用报销只是集中于住院花费上。而实际上，很多农民对门诊报销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因此，建立相关部门应提高门诊费报销比例，使新农合的补偿受益与风险承受两个方面达到平衡。还应加强重点管理新农合定点合作医疗单位。杜绝一些乡镇卫生院存在的收费虚高、乱开药，骗取新农合资金的行为。还应进一步完善新农合的医疗基金管理，确保这些资金真正的用于需要它的人们的身上，实现透明化管理，让社会群众可以信任新农合制度，积极的进行疾病预防与保健上来。
结束语
伴随着我国卫生医疗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与农村就医意识的提高，乡镇卫生院必将成为医疗体系的主力军，并为农村医疗卫生建设产生巨大的影响。提高乡镇卫生院的服务，提升服务的可及性，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采取措施与方法，才能取得实效。
参考文献：
乡镇医保论文范文第3篇
关于城乡农户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开展情况汇报
为深入有效的开展我镇城乡农户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按照上级部门下发的文件工作要求，在上级业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我镇及时召开了城乡农户基本医疗保险启动工作会议，作出了具体工作安排，提出了明确目标任务，并规定完成时限。通过与各村组干部、驻村工作组工作人员高效的工作对接和落实，使我镇城乡农户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取得了圆满成功。现结合我镇实际情况，将我镇开展此项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三江政府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开展情况
我镇职工共计44人，其中在职职工38人，退休职工6人。已实现基本医疗全覆盖。在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纳部分按照年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二缴纳，单位缴纳部分按照年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七缴纳。退休职工只缴纳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按照每人每月5元标准缴纳。
（二）我镇城乡农户基本医疗保险情况
我镇城乡农户基本医疗保险自启动以来，本着全面实行、稳步推进模式和规范运作原则，严格执行国家政策和上级部门有关文件精神，目前参保单位为9个行政村，参保人数达2938人，目标任务2900人，以超额完成，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征收444150元。民政资助：低保115人、五保20人、重度残疾24人、建档立卡贫困户125人、优抚8人，低保是每人资助60元，五保、优抚、享受低保的重度残疾、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资助150元。合计资助参保人员：292人，合计资助金额：33450元。
二、主要做法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构。
为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镇及时成立了由镇长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镇经办人员、各村村支部书记、村主任、村会计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经办人员为办公室主任，负责城乡农户基本医疗保险工作日常事务，确保了城乡农户医疗保险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强化舆论宣传，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
为了使我镇城乡农户医疗保险制度这一惠民政策能够规范实施，我们加大了舆论宣传力度，共发放宣传手册2000余册、悬挂横幅10余条。同时，组织各村村组干部进行业务培训。镇经办人员与村会计走村入户到农户家中，上门宣讲政策。通过LED滚动宣传相关政策，积极向农户宣传购买城乡农户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重大意义，使医疗保险政策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给了每一位参保人员，极大地提高了我镇农户参加城乡农户基本医疗保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严格政策把关，规范运作
一是明确了参保对象的权利和义务，凡属本乡户籍的人员均可在本乡参加医疗保险；二是配合镇定点医疗机构对参加城乡农户医疗保险疗患者的身份审查；三是负责对全镇2938位参加医疗的农户的《医疗证》进行审核发放复核工作。四是随时随地为参保者提供政策咨询服务。
三、存在的问题
（一）“一站式”联审联办不够配合，同步审批不够规范。 推行联审联办的情况不太乐观，由于进驻中心的各部门情况不一，有的审批权力集中到中心，有的仍然留在原职能单位；有的需要部门内部股室之间流转审批，有的必须经单位领导同意方能盖章，这些情况都影响着行政审批效率的提高。特别是那些需要多个部门审批盖章的项目，更是困难重重，如，企业注册登记和经济事务类审批涉及多个部门及中介机构、金融服务等单位，审批窗口设置不配套造成办事企业和群众还要跑到相关单位，无形中增加了审批环节。而个别单位由于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在本单位的审批事项完成后，没有履行应告知企业、群众到下一个单位审批的义务，又延误了企业、群众的审批时间。
（二）城乡农户医疗保险每年参保费标准增高
在动员农户参保过程中，有一部分农户就反映了城乡农户医疗缴费标准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户参保的积极性。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总结前期工作情况，向领导做好汇报，发现问题及时反映，给领导的布署工作做好参谋，确保高质量完成任务。
（二）在入户登记参保中，继续做好宣传讲解工作。针对辖区内老弱病残，文化水平偏低的群众，村工作人员一方面要认真做好宣传讲解，让他们切实理解吃透医保精神，另一方面，鼓励他们积极参保，帮助填写与办理参保手续。
乡镇医保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二元体制;基本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
中国已经进入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阶段,这是一个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由农村向城镇化转移的阶段,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社会性公共产品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是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在以“户籍制度”为主的二元分割体制下,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被人为地分割,造成区域、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恩格尔系数的差距的扩大,在基本社会性公共产品上也享受着不均等的待遇。差距的扩大不仅会造成不稳定因素,还将进一步阻碍经济社会的进步。分析造成这些差距的制度、政策原因,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对我国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性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治理的基本内涵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将公共产品定义为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由于公共产品具有很强的外部性以及在消费过程中的非排他和非竞争性,决定了公共产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社会性公共产品是公共产品中的一个主要分类。“社会性公共产品是公民社会权利所规定的、以公共事业为依托的公共产品,是与经济性公共产品、政治性公共产品、文化性公共产品相并列的公共产品。公民的社会权利决定了社会性公共产品的性质和构成。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构成了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主要内容。”社会性公共产品也是和经济发展中“人”的核心要素密切联系的,是保证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条件,是稳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阀”。
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概念是从城乡空间规划延伸出来的,目前学者们从城乡规划,城乡经济发展,城乡社会、文化融合,城乡发展的制度统筹安排等多方面进行了阐述。有学者认为目前我国提出的城乡一体化,是针对城乡之间实行不同的土地使用、户籍管理、劳动用工、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政策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的经济社会分割,意在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城乡之间的制度隔离,创建缩小城乡差距的融合机制。城乡一体化并不是意味着将农村转换为城市,也不是说城乡在资源占用上平均化,而是城乡之间在“基本、平等、普遍、均衡”的要求下,打破当前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分割,建立统一的供给机制和城乡的融合机制。社会性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治理就是要打破城乡、区域间的二元分割的体制安排,综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结合城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统筹安排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在城乡间、区域间的供给。我国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在社会性公共产品是不均等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一方面是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发展阶段相关,但另一方面是和我国的制度安排、政策实施密切相联系,因此对我国区域城乡之间的社会性公共产品进行研究,找出我国社会性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治理的症结所在,对我国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区域间城乡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实证分析
我国区域间在城乡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总的来说呈现出这样的一种基本情况:东部地区的城乡总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要高于中部,次高于西部地区,在城镇和农村分类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上东部也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但是从城乡差距上,东部地区的城乡差距却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乡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在三大区域中是最少的,但是其城乡之间的差距也是最小的。本文将以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为例进行分析。
(一)基础教育
我国地区间、城乡之间的基础教育无论是从“硬件”还是从“软件”上,差距是比较大的。
从生均教育经费来看,农村的生均教育经费远远的低于城镇。东部地区的生均教育经费远远的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区域之间,中部的生均教育经费是最低的,东部最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之和。2004年东部地区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城镇为2862元,农村为2646.33元;中部地区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城镇为1360.6元,农村为1285.17元;而西部地区的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城镇为1509.04元,农村为1428.92元。东中西部的城乡生均教育经费都存在着差距,东部的城乡差距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在师资力量上,城镇教师的资源要远远的优于农村。首先从教师学历和职称上来看,从2004年的统计数据来看,无论是在东部还是中西部,城镇小学教师的学历主要是以专科学历为主,高中阶段和本科居于其次。而在农村则以高中阶段的学历为主,其次为本科。其次从教师负担学生数上来看,农村的学生总数和教师总数都要高于城镇,但是在教师负担学生数上,农村教师也要比城镇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
在办学条件上,我国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教学设备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危房面积比例不断的下降。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在广大的农村尤其是在贵州,云南等地区,农村危房面积仍然在5%以上。2004年,西部地区城镇危房面积占总面积的3.5%,农村则达到了5.8%;中部地区农村为4.7%,城镇为2%;东部的危房面积是最少的,城镇为0.84%,农村为1.5%。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来开始推行对农村中小学的危房改造工程。但是由于农村的危房面积比例高,而且新增危房面积不断的增加,使得危房改造工程还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
(二)医疗卫生
我国的城乡医疗卫生资源长期存在着不均衡的情况,由于城镇的经济水平较高,人口相对比较集中,保健意识强,聚集了大量的卫生资源。东部地区的医疗卫生资源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而在农村,虽然20世纪50年代就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但是到了80年代,随着农业合作经济的解体,农村合作医疗所依赖的经济基础不复存在,以及80年代末国家将医疗卫生实行了市场经济化的运作,农村的医疗卫生很大程度上是处于缺位的状态上。
从医疗单位数上来看,我国由于城镇人口集中,聚集了全国绝大比例的医疗机构资源,而农村人口多,比较分散,所拥有的医疗资源却很少。我国60%以上的农村人口所拥有的医疗机构数大约是40%的城镇人口所拥有的医疗机构数的一半。医疗机构分布是影响居民享受医疗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城市到最近医疗点距离不足一公里的医疗单位占81.8%,而在农村到最近医疗距离点不足一公里的则占61.1%。很多的病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治疗,而使得小病恶化成大病。医疗点分布不均,农村离医疗点距离远,是农民看病难的重要原因。
从城乡卫生费用来看,从1990年到2006年城乡卫生费用一直在不断的增长,但是城乡之间无论是总的卫生费用还是人均卫生费用都在不断的拉大差距。在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卫生费用构成变化上,个人的现金卫生支出的比重在不断的加大,而政府的预算卫生支出比重却在不断地缩小。
在医疗保障制度构成上,城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2003年,城镇中无医疗保险的占44.8%,农村则占79%。在城市则主要以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为主,占医疗保障中的30.4%,农村的医疗主要的是以合作医疗制度为主,这项制度是以农民自筹资金为主,政府予以一定的补助,占17.6%。当大城市享受着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占37.6%的时候,第四类农村没有医疗保险占70.8%。在医疗保障制度构成中,城市的大病医疗保险占1.8%,在大城市更高些有3.6%,而在农村则只有0.1%。我们可以看出在覆盖面上,农村远远低于城镇,而且在资金来源上和费用负担上,农村也要相对高于城镇。
三、社会性公共产品城乡一体化治理对策研究
我国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无论从城乡之间还是从区域之间,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而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传统的制度的分割造成的,市场经济要求区域间、城乡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市场经济的缺陷也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此提供均等的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题中之义。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建立统筹区域间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是缩小差距,保障公民权利的必然选择。
第一,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实现社会性公共产品统一供给的项目管理制度。导致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广为诟病,其深层次原因是由于附加在其上的各种利益关系,这种附加的利益关系阻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也使得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事实上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因此,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废除地域之间的限制,根据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个人的职业特征,设立全国性的公共服务项目,建立“个人账户”,使“公共服务项目”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突出个人的发展特征以及地区对人才的吸引和发展。
第二,建立城乡、区域间可以相衔接的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实现社会性公共产品的有效衔接。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的标准在地区之间是有所差异的,应该建立区域间可以相互衔接的机制以保证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从我国当前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来看,城市和农村在社会保障的种类,社会保障水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全国性公共服务项目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基金”,缓解因区域差异造成的壁垒,使“个人账户”可以在城乡间、区域间自由流动。
第三,建立社会性公共产品均等供给的长效机制,保证社会性公共产品在城乡间、区域间的财政“均等”和“公平”。我国的财政制度长期以来是以“支持东部”和“支持城镇”的财政体制。在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东部地区的城镇享受了“最高的待遇”,而上海、北京等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上遭遇的种种难题,也是建立在这种财政支持之上的。要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分割、区域分割,就必须保证在财政上中央及东部地区要“支持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发展,应该建设“全局财政”和“发展财政”。
第四,建立和完善“需求为导向”的政府回应机制,保证社会性公共产品满足人们的有效需求。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当前的资源还是相对稀缺的,要合理地利用现有的资源,就要保证所提供的社会性公共产品符合人们的基本需求,保证人们普遍、平等、公平地享有社会性公共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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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医保论文范文第5篇
（章丘市圣井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山东 章丘 250220 ）
摘 要：医疗保障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大事。目前，作为基层卫生院更应该顺应民意，加强自身管理和建设，努力发挥卫生院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方向的职能，承担起国家、社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职责。本文就是站在财务角度，探讨一下基层卫生院如何处理平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有关方面提供更多借鉴。
关键词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财务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2-0063-02
一、乡镇卫生院总体情况
乡镇卫生院是县乡设立的一种卫生行政兼医疗预防工作的综合性机构，其任务是负责本地区内医疗卫生工作，组织领导群众卫生运动，培训卫生技术人员。此外，卫生院必须承担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两种职能，如何处理好这两种种服务职能的关系，是卫生院发展生存的关键。目前，乡镇卫生院大都定为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一般是新农合作定点单位，且公共卫生是全额拨款的。近几年，随着中央对于全国医改工作推进力度的加大，各种资源政策向基层乡镇医院的倾向更加明显，基层卫生院有长足的发展。
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基础乡镇医院在主营业务发展方向上的两条最重要的主线。二者的关系是由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以及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决定的，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关系。其中站在乡镇卫生院这一层面，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向全体乡镇居民提供的，特别针对前来就医的患者提供的治病服务，主要是起到对某一疾病的医疗作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是向全体乡镇居民提供公益性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主要是起疾病预防控制作用。这里需要特别强调，无论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还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它们都是以人为中心，以健康为中心的，而不是以疾病为中心。这种变化需要医院大幅转变运营思维，从管理方式和医护人员的从业观念入手，努力顺应历史发展变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于医疗健康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在这种情况下，基层乡镇卫生院原有的医疗模式已经很难满足医院发展需求。这就需要乡镇医院进行更为广泛的医疗改革，涉及的面应该基本覆盖卫生院的财务管理、人事制度、医药制度等。其中，基本药物制度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班子为保障公众基本医疗权益进行的医疗领域的改革。以章丘乡镇卫生院为例，我院已经于2010年3月实施了基本药物制度，依靠传统以药养医的发展模式不复存在，医院总体形势向着良好方向发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目前乡镇卫生院在管理模式、医护人员素质、社会环境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阻力和障碍。主要表现在医护人员职业技能水平普遍较低，不能够满足就医群众需求；社会上一些群众对乡镇公共卫生服务存有偏见，对医护工作者存在信任危机；乡镇卫生院经费紧张，政府又不能给予卫生院足够发展资金，加之卫生院本身财务管理不健全，导致卫生院在软硬件升级以及服务质量的提升方面受到来自于资金的禁锢。下面特别针对第三点，对乡镇卫生院如何通过有效的财务管理帮助平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关系，进而促进卫生院长远健康发展发表几点看法。
二、乡镇卫生院财务管理中的问题
乡镇医院财务管理工作虽然不属于其主营业务，但是对于保证医院有序运营，为其长期健康发展提供物质保障是十分重要的。此外，良好的财务管理也是卫生院更好地履行两项基本职能，平衡好二者关系的重要基石。然而在现实工作中，乡镇卫生院在财务管理方面普遍重视不足，存在诸多漏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乡镇卫生院资金管理存在漏洞
乡镇卫生院资金管理存在漏洞主要表现在：乡镇医院由于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加之自身盈利能力有限，导致普遍资产负债率较高。此外，由于乡镇医院的服务对象大多都是中低收入人群，病人拖欠医疗费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再加上目前我国农村医保、城镇医保实行的是总量控制、财政兜底的政策，这对于结算的及时性的结算金额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导致乡镇医院流动资金被大量占用，资金管理的弹性较低，灵活性较差。
2.药品成本核算问题
目前，国家开始实施对于498种药品的零差率销售政策后，以往的按照药品的综合加成率以及药品的进销差价来计算药品成本的方法已经不再适用。在这种情况下，乡镇卫生院会计人员在业务上很多还没紧跟变化，在日常工作中会出现操作失误或者效率降低的情况。这都是单位内部平时对于成本核算，尤其是经常发生政策性变动的核算内容的准备机制不足导致的。
3.乡镇卫生院财会人员专业素质不过关
乡镇医院的区域经济环境决定了其很难吸引真正高素质的人才前来就业，因此，乡镇医院财务管理岗位很多是由医师或者护士兼职担任。这些人员虽然了解医院的业务流程但是由于缺乏系统专业的财会知识，在日常工作中很难胜任财务管理对于工作任务的要求，经常会出现纰漏，给乡镇卫生院内控带来风险。
三、乡镇卫生院财务管理建议
1.建立针对乡镇卫生院的会计质量保证体系
建立健全会计质量管理质量保证体系是确保乡镇卫生院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前提，也是卫生院内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快建立乡镇卫生院会计质量保证体系是目前我国乡镇卫生院财务管理和资金控制的重要途径。笔者认为，乡镇卫生院在建立会计质量管理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时，应该借鉴美国FASB提出的SFAC No.2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框架的逻辑结构。那么，面对新时期新形势应该如何建立高标准的财务体系呢？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原则入手，即合法性原则、整体性原则、针对性原则、一贯性原则、适应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发展性原则。其中，整体性要求乡镇卫生院的财务内控制度必须充分涉及到乡镇卫生院会计质量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的控制，它既要符合乡镇卫生院的长期规划，又要注重乡镇卫生院的短期目标，还要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具体工作内容相协调。
2.完善乡镇卫生院资金结构，加强预算管理和全过程控制
针对乡镇卫生院运营资金紧张以及预算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笔者建议要加快单位的资金结构调整，转变传统不注重资金只有效率的思路，建立起全面的预算管理制度，确保专款专用。其次，加强乡镇卫生院资金资产的全过程管理。这里要特别强调乡镇卫生院要尽快建立起库存管理制度，确保药品器具进入发出都经过严格审批，手续齐全，严防不法分子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倒卖单位公共财产。
3.加强财务人员业务素质
首先，会计人员要树立起责任意识和岗位意识，在国家法规和单位制度的框架内从事相关业务操作；其次，作为单位的财务人员还应该具备更高的服务意识和学习意识，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自身的思想认识，进而提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的后勤保障水平，为其进一步开展高效的财务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四、结语
对于乡镇卫生院来说，平衡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关系，促进我国基层医疗事业的良性健康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打“组合拳”。笔者在这里就是站在财务管理角度，论述了乡镇卫生院如何做好财务管理工作，为医院发挥出应有职能做好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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