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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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陈云同志曾把以下六项措施称之为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这六方面措施是:(一)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二)使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三)把许多手工业合作辻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四)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精选5篇)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范文第1篇

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国计划的集中程度加强.由中央直接领导的届营工业企业一九五三年为2,800个,一九五七年增加到9,300个,国家计委编制了农业、工业、运输、邮电等十六种计划,计划生产和分配的范围几乎包括所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产品.一九五三年中央统一分配的物资为227种,一九五七年增加到532种.同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有些措施和新的情势不相适应,也使生产和流通发生若干阻滞现象.比如,不加区别地对一切工厂实行统购包销,就使一部分工厂不象原来自销时那样关心商品质量;向工厂定货的工作集中于少数批发公司,基层商店就不能根据消费者的需耍直接向工厂进货,使零售商业经营的品种规格减少了,出现产需脱节.购销脱节以及此处积压、彼处脱销的现像;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对于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加上农副产品由供销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出现不注意收购和压级压价等现象,影响农副产品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过多地实行了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影响了生产积极性,发生比自营时质量下降,品类减少等不良现象.

陈云同志在总结了一五时期的经验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之后,提出了对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意见,他说:“我们的国家计划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对丁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此外,几乎全部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这种办法是恰当的。”① 我们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

陈云同志曾把以下六项措施称之为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这六方面措施是:(一)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二)使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三)把许多手工业合作辻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四)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五)开放小土产的市场管理,不怕有些商品的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六)改变对某些部门计划管理的方法。他说:“在生产的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士: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这种社会主义经济的市场.决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陈云同志根据我国具体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大计划、小自由的计划体制是完全符合我国生产力水平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局面的。可是在“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下,这些正确的主张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一九五八年以后,虽然在国营企业的计,划管理体制方面有过两次权力下放,却并没有找到一条划分计划和自由的正确界限。对于全‘民所有制以外的各种经济成分则主要是在 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过分强调统一限制过多。十年动乱中更是“左..得出命,这样就把生产和流通统死了.

十年动乱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完善一切不适应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势在必行。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所暴谣出的种种缺陷是很明显的,因此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对经济管理体制必须改革,看法几乎是一致的.但对病因的诊断则并不相同.

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我国计划管理体制的病根在于 企业缺乏独立性,特別娃全民所有制的企业,一切都要由国家决定,任务由国家下达,产品由国家分配,人员由上级调拔,利润全部上缴,亏根也由国家包干。”②他们认为这种体制下的企业就象砖头一样是无生物而不是有生命的能动的有机体。他们把这种体制叫做“国家本位论”。他们+:张“政权组织(包括中央和地方)应当和经济组织分离,改变为从经济组织的外部来领导和监乜经济组织活动,而不作为经济组织内部的上层机构直接发挥指挥与管理的作用.”③他们称这种设想的经济管理体制为“企业本位论”。他们不赞成体制改革中 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提法,认为企业的经济权M是独立的,只能接受国家的监督而不能与国家分享,国家对企业的统一领导只能用经济方法,不能用行政方法,国家的计划领导只能是长远规划,不能足年度计划。他们还怀疑全K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高级形态的看法,并认为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能否称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也是值得商榷的.

“企业本位论”者的这些观点,是直接关联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问题。当然他们足希望消除我们经济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来的,并作了大胆的设想,这种勇于探索的梢神足可货的,似是在方法论上却是不对的。因为,作者在分析经济工作中的弊病时,没有把社会坫本制度和工作方法上的M题区别开来,也没有历史的分析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和H的,因而没有以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出发点,以至导出了这#的结论。这个结论我们是不能赞同的.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它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一直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规律时说:“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吐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也必然地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②因此,“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必须夺取资产阶级政权.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③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使“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④这样,“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而随着国家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危机的原因变为生产革命的最有力的杠杆。这样,国家从剥削阶级统治被剥削阶级的职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代表,日益增强和转为管理社会的职能.恩格斯说“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有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编者注: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且生产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

    因此,我们就可以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我国三十二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科学设想是普遍真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所发生的缺陷,主要是工作问题,是“左”倾错误思想造成的.我们不能把工作上的缺陷,其中主要是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足而发生的问题归咎给公有制所以我们认为,企业本位论”者提出政治组织应当和经济组织分离”(简称政企分离),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和领导称之为“行政方法”而加以反对,其认识根源就在于他们怀疑全民所有制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髙级形式。这种对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主体提出怀疑,就必然对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得出否定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社会主义不仅是工厂内部工人的联合,而且是全社会的大联合。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的全民占有,即国家占有、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代表社会来执行管理经济的职能,那么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国民经济的规律以及按劳分配规律也就没有产生的可能.如果社会上的一个一个工厂企业都变为把本身利益放在首位的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单位,那么上述各项经济规律就没有发生作用的场所了. 企业本位论”者说:所谓工人的联合,也就是说企业应当是企业全体职工的联合林,即马克思说的‘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企业的权是掌握在全体职工的手里。”®这里作者引用了马克思的话作为自己的论据。我们查对了原文,看来作者巯忽了全文.因而在领会马克思的原意上有了出入,马克思这段话的原文是,“土地国有化将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归根到底将完全消灭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时,阶级差别和特权将与它们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一同消失.靠他人的劳动而生活将成为往事。同社会相对的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I农业、矿业、工业,总而言之一切生产部门都将逐渐地用最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这*圭卢去崧sm兵尚南备金遍众秦去务tkAwA夫垒汝i动所引向的人道目标”泛.马克思在这里是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是生产者联合体的全国性基础,所以不能把这个生产者的联合体解释为仅仅是单个企业的职工联合体,更不能认为企业的一切权利仅仅由单个企业的职工去掌握而不由整个社会职工的大联盟去掌握.

在实践上.如照作者所说,仅仅由单个企业的职工联合体作为公有制的基础,那就等于把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主体。试问在这种集体所有制基础上能不能进行全社会的分配包括按劳分配呢?如果国家只管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全由企业自己制定,而每个企业又都是从自己的局部利益出发规定自己的计划,那么如何能保证这些计划加在一起就恰好是既合乎比例,又符合整个社会利益的呢?如果企业的计划不符合整体利益,国家却只能用经济方法而不能用行政方法去进行有计划的调T/,那么当企业按自己的计划生产,比国家为引导其走向正确方向而给它的好处更大的时候,又怎么能阻止企业去追求自己的局部利益呢?实际上企业本位论 者提出的主张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在一些国家中已经进行了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以企业为本位组织社会生产,是不能避免盲目性和比例失调的。象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十万个企业的国家如果每个企业都闹起“本位 来,那在全国就有几十万个中心,什么国家的计划领导,什么社会的长远规划就都无从谈起了。所以列宁曾说: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执行和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也就是如何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些,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应该实现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全部困难和全部力量,也就在于了解这个真理 .

根据我国三十二年进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肯定了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作为有计划生产和流通的补充。并强调指出:“对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分配,尤其是对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这段话的含意是很深的。对此,人民日报评论员.做了具体的阐明,指出“我们的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对于各种私有制来说,它们的性质是相同的.然而,它们相互比较,在性质上又有区别二者的区别固然在利润的分配等方面可以得到体现,但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对于生产和经营的支配上如果国家只收取一部分利涧,化业如何生产和经营,完全由企业自己作主,那么全民所有制在生产的组织和和管理上诜没育得郅体现,国家就很难说还是企业的所有者,这种企业也就很难说还是国营企业。国家支配国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有多种途径,下达指令性计划就是一种重要的途径”。®这就是把指令性计划的必要性提到了所有制的高¥来认识.

至于对集体所有制经济下达一些指令性指标,如对粮食和其它重要农副产品的征购和派购,其根据则不在于所有制,而在于为建立社会主义而建立起来的工人和农民的政治经济联盟,在于这样故归根到底不仅对工人而且对农民和对整个社会都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党的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指出:“除了指令性计划之外,对许多产品和企业要实行主要运用经济杠杆以保证其实现的指导性计划。”②实行指导性计划也不排斥国家在必要时进行直接时干预.但是对那些“各种各样的小商品,产值小,品种多,生产、供应的时间性和地域性一般很强,国家不必要也不可能用计划把它们都管起来。这类小商品,可以让企业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灵活地自行安排生产,国家应当通过政策法令和工商行政工作加强管理”③党的十二大所提出的这三种形式,就是‘大计划,小自由”原则的具体化,这可以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取得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总结和提髙。上述三种形式的结合,既不是苏联式的也不是现在南斯拉夫或匈牙利式的,而是在研究了外国经验和本国走过的道路之后,从我国实际出发确定的正确方针.

有些同志对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铺的原则在具体认识上也有不同.他们对计划经济为主表¥赞成,但不赞成榀指令性计划,或者即使搞也只能把它们作为调整时期的临时措施.他们d为 所有实行指令性计划的国家的经验都表明,这种计划管理形势比较难以解决产需脱节,资源浪费,质量品种差、微观效M低这些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的固有弊病”。®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因为,如果取消指令性计划,国家就无法保证企业按照全国需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生产和流通,国家手中就掌握不住稳定大局和控制市场所需的物质资料.那么各种经济杠杆也就很难发挥作用以保证指导性计划的胜利实现。自由市场就会变为冲击国家计划的盲目力量.至于说指令性计划的种种缺点,那是工作问题,是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的。这个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认识经济规律和改进管理工作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不仅指令性计划会脱离实际,指导性指标和自由生产也是一样会出乱子的.因为指导性也是要人来指导的,行政也是通过人来执行的.如果人(指政府机关的人)不具备完备的知识,熟练地运用和驾驭客观经济规律,不论指导性还是指令性,其发生失误是同样的

处理计划与自由这一对矛盾的原则是制约着整个经济管理体制的首要原则这方面的原则一旦确定下来,其它各种管理体制就必须与之相适应.比如按照当前我国实行计划管理的三种形式在消费资料的流通上就要分为统购包销、选购自销、自产自销等形式;在生产资料的流通上就要分别统配物资、产需双方议购物资以及企业自销物资来管理;在物价管理上就要分国家定价、浮动价、议价、自由市场价等等.同时国家还要相应地建立一套管理制度和政策,而不是放任自流.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范文第2篇

[关键词]营销策划;小区规划;房地产项目;策划;应用

近年来,房地产项目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导致项目产品销售额下降,给房地产带来了经济损失。本文围绕营销策划和小区规划设计进行阐述,分析了其在房地产项目中的应用。

1、房地产项目存在的问题

当今社会,由于某些房地产项目的营销策划与小区规划设计等方面脱节,严重阻碍了房地产项目的作业进程。在实际生活中,开发商不重视对某些小区的科学规划设计,导致项目出现缺陷户型的情况;某些小户型住宅被开发成大户型住宅,导致硬件设施无法满足大户型住宅,使房地产项目出现滞销情况。因此,房地产在营销策划项目的过程中,必须提前进行规划谢十工作,保障项目销售的质量,从而提高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

2、“前营销”策划的重要性

“前营销”对小区规划设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当项目具有良好的影响基础时,房地产才能开发出科学地房地产产品,提高经济利润。“前营销”策划工作能够清晰定义住宅小区的档次定位,利于小区后期的产品开发。在“前营销”的策划环节中,设计师必须保障小区规划设计的合理性、规范性、科学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由于住宅小区的定位不同,因此高端型小区与经济型小区在规划设计中,存在很多不同点,主要体现为内涵、品质、建筑风格等。同时,个性化住宅小区规划与中端型住宅小区规划必须具有不同点,设计师在设计之前必须充分调查目标客户的生活习惯,不断满足客户的消费需求。当小区的档次定位清晰后,利于后期的产品营销策划工作。“前营销”策划通过工作人员具体分析目标客户的生活品质,提供给设计师详细的市场依据,使设计师能够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不断提炼出产品亮点,从而提高开发商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前营销”策划对小区规划设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开发商在对小区进行营销策划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目标客户的消费需求。通过邀请专业的策划公司参与项目开发环节,避免出现决策失误的情况,提供产品的质量。

3、营销策划和小区规划设计在房地产项目中的应用

成功的营销策划,利于房地产项目的后期运营,是开发商获得经济利润的重要表现。由于小区规划设计的质量直接决定了住宅产品的性能,对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设计师在对小区规划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3.1小区主题设计

设计师在对小区进行规划设计的过程中,首先重视的内容应为小区主题。小区主题的理念直接关系到设计师对整个小区的规划设计,体现了小区的特色风貌。小区规划设计不仅仅是房地产在销售产品过程中对产品的宣传,而且是产品与服务的实质体现,对房地产项目的销售具有重要意义。在设计过程中,小区理念是由设计师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进行提炼得出的。由此可见,设计师在对小区进行规划设计之前,必须充分了解市场信息,不断提高小区主题设计的规范性、合理性、科學性。当住宅小区缺乏鲜明主题时,不利于开发商的市场竞争优势。在对某些项目的景观工作进行设计时,一旦缺乏主题化设计,常常导致产品中出现较多的景观元素,不利于开发商的市场销售。当设计师没有设计出鲜明的小区主题时,营销策划师难以对房地产的主题进行营销推广工作,导致营销质量不断下降,对房地产造成了经济损失。

3.2风格差异化设计

近年来,房地产市场产品出现了同质化倾向。在很多住宅产品中,风格相同的户型设计、欧式建筑、园林景观、坡屋顶等,同时,房地产不断展示重复的理念、相同的设计,降低了客户的购买欲望。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成功的房地产项目具有独特的风格,例如:枫林绿洲的阳光花房设计,设计师通过创新住宅,提高了房地产的营销额,因此,差异化的产品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很多产品的同质化倾向日益明显,为了提高房地产的市场竞争力,房地产必须重视产品的差异化,突出自身项目的个性,不断提高其竞争优势。同时,房地产还应重视环境质量、住宅地段、实力等客观因素。对于产品的差异化个性,是竞争对手不容易模仿的,属于营销策略的重要武器。如今,房地产市场的趋势为差异化营销。因此,设计师在对小区进行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必须改变传统的落后理念,建立创新理念,不断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为房地产带来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

3.3小区前瞻性设计

随着科技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对住宅小区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很多小区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住宅小区的业主们总购车辆不断提高,但是车位有限,导致后期车位出现供求失衡的状态,无法满足业主的生活需求。由于某些小区的智能化程度低,导致后期的运行过程中,小区无法满足业主对小区智能化的需求与安全指数的需求等。因此,设计师在对小区进行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必须具备前瞻性,充分考虑小区后期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开发商重视前瞻性理念,设计师在对小区的进行规划设计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前瞻性的设计理念。从房地产项目的开工到销售结束这一过程中,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必须保持合适的超前性,不断吸引客户的注意力,充分满足客户的需求。根据数据调查显示,具有前瞻性的房地产项目越来越多,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某些房地产产品,虽然当前销售业绩良好,产品质量优良,但缺乏超前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逐渐降低市场销售量。因此,房地产必须重视小区规划设计的前瞻性。因此,房地产必须重视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通过定期对设计师进行培训,不断增加设计师的建筑理论知识,同时提高设计师的专业水平。设计师还应建立前瞻性理念,不断提高房地产产品的质量,从而提高开发商的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

结语: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范文第3篇

关键词:计划经济 市场 特征

我国计划经济时代是从1953年我国进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起,到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明确提出的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止,历时39年。在计划经济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以产品经济理论为指导,将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将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等同,将市场机制视为异己力量加以反对,建立起来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

一、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

当时的中国选择计划经济体制的原因归结起来应该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理论的认识限制,由于认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必然造成了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社会主义必须是计划经济的观念。二是现实的需要,国内经济基础薄弱,国际形势复杂,急需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来发展经济巩固政权,而计划经济有利于集中资源,优先发展工业,快速构建国民经济体系。三是能力所致,不光有现实选择计划经济的需要,还要有能力去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四是经验影响,在国际上有苏联经验可以借鉴,在国内受解放区供给制的经验、建国初期由稳定物价的斗争而带来的商业和财政金融管理集中统一化的经验影响。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

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必然受计划经济体制与思想的制约。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接受了斯大林的计划经济理论,同时以苏联体制为蓝本,建立了高度集权式的计划经济体制:

1.斯大林承认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的存在,认为其原因是两种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存在,由于两种公有制的并存,各自是自己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所以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相互间的经济联系。

2.由于全民所有制内部各个企业同属于国家,这些企业的产品在交换前后并没有改变所有者,所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不是商品。他认为计价只是为了进行经济核算,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资料只是保持了商品的外壳。

3.斯大林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价值规律,而且还发挥一定作用,但其作用也受到了限制。他认为价值规律只在商品流通领域中发挥作用,对社会主义生产只能影响不能调节。

4.斯大林提出了指令性计划的观点,此观点的提出也为政府行政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

5.斯大林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既管理宏观经济,又管理微观经济,并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事务,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均由政府控制,没有独立的自和经济利益。

三、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特征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该决定中指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计划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充分重视经济杠杆的作用;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正确发挥政府机构管理经济的职能。在这以后,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因此本文以1984年为界分两个阶段讨论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的特征。

1.1984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

(1)没有严格意义的买卖双方和经营者

由于在我国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甚至集体所有制也实质上变成了全民所有,这样就不会存商品在买者和卖者之间所有权的过渡,因此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买者和卖者。同时,政府集中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得严格服从上级主管部门的指令,没有人、财、物等各个方面的经营自,企业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2)市场结构单一

首先,不存在要素市场。土地归国家、集体所有不能买卖,资金、劳动力、企业产权是资本主义的腐朽,被社会主义所排斥。其次,商品市场单一。商品市场一般是指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物形态的商品市场,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和城市住宅市场。由于否认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性质,把各种生产资料都排斥在商品之外。设备、原料、住宅等都被认为不是商品,也没有相应的市场。最后,在省际之间是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进行调剂,是各自循环、相互封闭的市场,没用统一独立的全国市场。

(3)价格仅为经济核算的工具

在这一时期,由于商品外壳论的指导,价格仅仅作为企业的核算工具,而产品的价格由各级政府规定。这时的价格完全没有反映商品的价值,更不会随着市场供求的变化而变化。长期实行这种计划第一、价格第二的方针将计划同价值规律对立起来,认为计划是生产的调节者,而价格要服务于计划,更没有把计划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

这段时期内政府定价实行分级管理,其中三类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与销售价格、次要市场与次要工业品的销售价格由省市、自治区自行制订,其余由中央及相关部委制订。

(4)商品的流通依赖行政分配和调拨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经济规律,然而在当时认为价值规律只会起到影响作用,只需要在生产时予以考虑,其实在实际运用中根本就没有考虑这条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使得商品不能进行等价交换,长期实行国家行政手段分配、调拨的办法。首先,商品的流通主要通过建立三级批发机构,实行分级管理的方式来实现。其次,生产资料实行统分统配,排斥市场流通。第三,消费品实行统购统销。

(5)以指令为中心的运行机制

这种体制在统筹国家建设和安排人民生活方面,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也存在严重的弊端:压制了企业的主动性和竞争性,培植了企业的依赖性;使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恶化,造成经济的失调;决策失误无人负责,不能运用市场自组织功能进行校正,造成严重的浪费。

当然,这种以指令为中心的运行机制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存在一些差别。例如, “一五期间”(1953-1957 )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对于国营经济和少数生产国家安排产品的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直接计划,由国家下达指令性指标,所需的生产资料由各主管部门按计划供应,产品由商业、物资部门收购或调拨。对于合作社经济和一般公私合营经济实行间核计划,只要求编制简要计划和原则上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

2.1984年后的计划经济时代的市场

我国从1979年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开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同时重视市场的调节作用。到计划经济时代结束以前主要扩大了企业的自,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主管部门要在当年内对企业实行“五定”,即把产品方向、生产规模、燃料动力和主要原材料来源以及协作关系尽快定下来;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由企业主管部门综合平衡统一安排;主管单位安排生产建设计划时,必须保证需要购买的物资条件。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供销合同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增产适销对路的产品。

随着对市场的重新认识,使得这一时期计划和市场机制同时存在,但其中计划机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而市场机制仅仅只是开始发展。在这阶段,市场有了一定改变:首先,生产者、经营者范围扩大。其次,降低国家对生产资料的统配比重、减少商业部直接计划管理的商品,让市场上能自由交换的商品有所增加。再次,取消了除粮、油以外的所有票证,使得物品交换主要以货币进行。同时,兴建了大批贸易中心、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扩大商品流通的范围,为商品的交换提供了便利的硬件条件。此外还开始了市场管理,使得市场交易得到保障。

参考文献:

[1] 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新华文摘》2003年第11期

[2] 何 克,周殿昆.四川市场体系研究.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范文第4篇

在新经济环境下,生产条件的变化、高技术的运用,给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带来很大震动,特别是对成本和费用的管理影响至深。本文将透视笔者所在煤炭企业经济运行的特征,探讨煤炭成本管理的发展。

一、新经济条件下煤炭经济运行的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之互动的煤炭经济运行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具备以下特征:

(一)生产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

煤炭企业近几年在生产技术上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生产者的自动化运用程度提高,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生产安全监控技术投入,技术含量高的采掘机械广泛使用,在产量规模扩大的前提下,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

(二)产品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煤炭企业一直被认为是单一产品企业,地质赋存的资源决定着企业的发展。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每个客户对煤炭产品的性质要求不尽相同,企业根据客户对煤炭产品的特殊要求,经过采、洗、储后,进行资源的配置,量体裁衣,最终达到客户对产品的需求。近几年配煤技术不断发展,煤炭产品个性化特征变得很明显。

(三)销售市场化范围越来越宽广

煤炭市场从单一计划经济走出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涵。跨行业、跨地区扩大销售范围,一户一策的销售策略,依据成本制订的多样价格等诸多市场要素,要求我们利用成本的优势合理准确地反映出产品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的份额。

(四)经营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

由于经济资源在一定区域中的流动和组合,资源的配置不再受体制、地区的限制。企业的重组实现了生产经营的区域化,企业的资本、人力、技术的流动化,使生产经营活动突破了空间的一定限制,可以使同样的资金投入取得的最佳经济效益,也使成本要素得到最佳配置。

(五)管理信息化交流越来越便捷

网络技术和数字计算技术大规模的应用,技术信息和管理信息相互结合,形成了有效的信息群。信息的生成、使用、交流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企业的决策者可以很快将信息尽在掌握中,对生产经营管理进行适时决策。

二、煤炭成本管理的发展

新的经济条件下煤炭企业经营运作特征,必将影响煤炭成本预测、控制、核算、分析、考核的管理。这主要表现在:

(一)成本管理理念的更新

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树立战略成本管理的新观念。所谓战略成本管理是指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同时进行的成本管理。它与传统成本管理的最大区别是:分析企业外部环境发生过程的成本。传统成本管理观念认为成本管理就是对产品生产成本的管理,主要是事后核算,作一些简单的成本分析,因而导致成本管理模式单一,管理目标狭窄、管理手段落后。经济因素的变化影响煤炭企业经济运作的特征,迫使企业改变传统成本的管理观念、管理模式,运用高新技术,通过全员成本管理和全过程成本管理,实现战略成本管理,企业全体成员参与成本管理,人人树立降低成本、节约开支的意识,改变过去只限于成本管理的专职人员参与的成本专业管理。

成本管理涉及产品生产经营的全过程。从煤炭市场预测、调研到煤炭产品定位设计与开采洗选,及生产工艺控制,材料物资采购,产品销储运、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各个阶段都要进行成本管理;改变过去只侧重生产成本管理的状况,企业应对产品设计成本、物资采购成本、产品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使用成本和综合管理成本等进行管理,使成本降到最低。

(二)煤炭成本预测的公正和合理

按照成本要素,在较长时期和较稳定的产品条件下,由财务部门在计划、生产、劳资、设备等部门的配合下,分别确定各所属生产单位完成产量所需的物耗、人员数量、生产岗位等技术参数,由此产生成本的分项计划,再同下属单位进行沟通,最终汇总确立“计划成本”,作为各下属单位的经营考核指标。在执行过程根据生产条件变化以计划成本为基础进行客观性因素调整。

计划成本保持相对稳定,不再以上年的成本水平为依据进行调整,避免鞭打快牛,并由财务部门进行动态运行,改变了一贯将计划成本作为静态指标的做法,实现了动态管理,使成本更切合实际工作。因此,以“计划成本”

为基础,可保持成本预测的稳定性,因素动态调整又兼顾了实际工作的变化性,成本管理才会具有可操作性。

(三)煤炭成本控制的重点前移

从注重煤炭生产过程的成本控制转化为事前成本控制。煤炭产品计划成本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实际成本水平的高低。在新经济环境下,煤炭产品个性化和市场化要求在煤炭产品市场定位设计过程中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事前成本控制应是现时成本控制的重点。

为使煤炭产品在市场上具有更强大的竞争力,成本管理不能局限于煤炭的生产过程,而应延伸到市场需求分析、相关技术发展的趋势、产品的定位、客户的使用等。某一煤炭产品的形成,不仅表现在常规业务信息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外部智能化信息的综合管理。运用互联网技术,结合实际煤炭成本对产品业务全过程先进行模拟运行,并在测定阶段确定目标成本,再采用倒挤式方法进行成本定位。即:从事物最初起点开始实施充分透明的分析,利用计算机技术可实现将原材料、部件、人工等装配成产品的同时,将成本也一并技术组合进去。在模拟运行中,除应按照成本管理的要求,对产品信息的来源成本、技术成本、生产成本、库存成本、销售成本、质量成本、处置成本等进行严格、科学的管理,更应重视煤炭产品预测阶段价值和投入产出的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物质因素进入产品价值,与之相适应,成本预测和控制的内涵亦应扩展到非物质成本,如人力资源成本、服务成本、环境成本等。企业管理的重心由内部转向外部,研究分析各种决策成本亦是成本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成本考核更赋予人性化

传统的成本管理主要以重奖重罚为主,只强调管理的目的,而不注重达到目的的过程,忽视了人的主观性、创造性。因此,树立以人为本的目标成本考核体系仍很重要。成本考核必须明确成本责任,并给予比例奖罚,但奖罚必须联系人的因素。我们必须树立全员成本意识;调动职工管理成本积极性;提高职工成本管理的能力;满足职工不同层次的需求,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煤炭企业执行“成本否决,工资负亏”就是将成本同职工的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注重企业效益同职工利益的关系,推行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成本管理。

产品经济性工作计划范文第5篇

〔关键词〕 国家与市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苏联模式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3-0146-05

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面临“一五”计划建设后所出现的问题,就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许多探索成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的生长点。但是,此次探索在当时并没有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找到一条新路,其原因何在呢?本文拟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角度,对当时探索的成就与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一、“一五”建设的成就和问题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照搬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以进行“一五”计划建设。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现代化建设。在苏联帮助下,在国家强力动员和精心指导下,“一五”计划建设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许多目标,工业尤其是重工业方面的成就更为辉煌,为日后以较快的速度建成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全国物价基本稳定,国家财政大致上保持了收支平衡,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健康状况有较大改善,教育事业获得迅速发展。对许多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中国当时正在作为一个具有吸引力的现代化新榜样,而对它们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伴随“一五”计划的现代化建设成就而来的,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的形成。当时,除了农业和商业外,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计划管理、金融和统计等方面,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由中央集中管理。该发展模式在给中国带来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弊端。这首先表现在产业结构的严重扭曲上,即在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获得快速增长的同时,农业、服务业和消费品生产的发展却相对落后。其次是经济发展缺乏活力。一方面政企不分,党和政府完全通过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调节经济的运行和资源的配置,否认市场机制的作用,造成了效率的低下;另一方面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妨碍了劳动者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挥。最后是中国照搬了苏联的单一公有制模式,过早地消灭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违背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发展不足的现实。

正因为如此,“一五”计划时期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背后,隐藏着许多制度性的危机。如果我们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当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主要不是依靠市场力量获得的,而是依靠国家政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所具有的强大动员力,通过国家计划大量投入资金、劳动力和资源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结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量的扩展和增加,而非质的提高,原因在于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和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不能培育出创新精神,也不能合理分配经济增长的成果,资源的分配也不是根据千百万个个体的选择,而是根据政府机构的决策。这种并非完全现代性的发展方式,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也许是必要甚至是必需的,但是其发展潜力是有限度的。

二、国家调节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发展模式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苏共二十大所带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形势影响下,在1956年党的前后开始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探索肇始于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该讲话的基本思想就是“以苏为鉴”,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其对苏联模式的反思和对自己道路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工业化战略和政策的反思和探索,即对经济增长速度、农轻重关系、积累与消费关系等的再认识,为此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问题,即经济建设要坚持以重工业为中心,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二是对经济体制的反思和探索,即对所有制结构、计划与市场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企业内部的党政关系等的再认识。在的带动下,全党出现了大胆探索的大好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探索成果,特别是陈云等同志提出并写入党的决议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构想,涉及了计划与市场关系和所有制问题。

首先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对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实行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使国家控制了流通渠道,企业由此失去了自主经营的权力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其结果是企业脱离了商品生产的轨道,出现商品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等弊端。〔1〕主持经济工作的陈云认为要解决这些新问题就不能把市场搞死。他在1956年7月指出:“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2〕在党的会议上的报告中也认为,在社会主义经济已在我国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前提下,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为此,“二五”期间,国家将采取下列措施:“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办法,等等。”〔3〕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在党的上提出了计划管理形式多样性的设想,即对计划实行分级管理,纳入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可以分为指令性指标、可以调整的指标和参考性的指标三种。“其他许多次要的、种类繁多而情况又不易掌握、因而无法一一纳入国家计划的指标,则由地方或者基层单位自行安排,国家只从大的方面加以筹划,并从价格政策、供销关系上加以调节。”〔4〕

陈云在党的会议上的发言进一步发挥了等同志提出的意见。他指出,为克服因三大改造出现的弊端,应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利用市场调节的思想,如改变工商业之间的购销关系,即对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继续实行统购包销,以便保证供应和稳定市场,而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改用选购的市场经济办法;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使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对不同质产品实行不同的价格;适当变更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方法,如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和小土产,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陈云在理论上概括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5〕这实际上已涉及了经济运行机制和市场结构,特别是市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并试图改善忽视市场机制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其次是关于所有制结构问题。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单一公有制不完全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落后的特殊国情,探讨了如何完善所有制结构的问题。早在1956年1月,陈云就主张对一部分不雇店员的小铺子,要在很长时间里保留其单独经营的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让他们长期单独经营。他在党的的发言中,更进一步提出应该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要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为此,他在理论上进行了这样的概括:“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6〕他在这里已经触及了经济体制中所有制结构问题,即多种所有制经济结构能否并存的问题,试图改善所有制过分单一所带来的弊端。

党的以后,由于贯彻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个体工商户有明显增加,甚至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们称之为地下工厂。针对这种新现象,1956年12月进一步发挥了党的的上述思想,提出了更大胆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思想,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不仅可以保留个体经济,而且可以保留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像当年的俄国一样,实行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的谈话涉及中国所有制结构的构建问题,即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问题。刘少奇根据的讲话精神,指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7〕

从以上论述可知,当时领导人对“一五”计划时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索,在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方面取得了一些富有实质性的成果,如允许个体经济、市场调节、自由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法存在,这在实际上是对苏联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某种程度突破,走到了社会主义国家探索的前列。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些思想探索成果,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的是国家调节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发展模式。这个发展模式符合经典作家的设想。列宁就过渡问题曾经指出:“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8〕他实际上提出了要正视过渡的长期性和困难性,要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已经创造的文明成果来发展经济,包括发展商品经济、允许自由贸易等等。

三、1956年探索的历史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当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这么多改革苏联模式的思想,那么他们为什么在其后的建设实践中,不但没有冲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和找到中国式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反而还将苏联模式的弊端推向了极端,酿成了“”这样在苏联都没有发生过的激进运动呢?固然,这与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形势有关,因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掀起了反苏、浪潮,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内部摆脱苏联控制的倾向导致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看来,这一切都是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中国共产党人有责任予以痛击,以巩固现有的社会主义阵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导人由此前侧重从斯大林错误中吸取教训的立场,转向全力维护斯大林的立场,肯定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路线是社会主义各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从而也就堵塞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之门。〔9〕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等人当时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和改革探索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

概括起来说,苏联模式的经济体制具有三大特征:高度国有化的所有制结构,以行政手段为主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经济管理上的高度集中。高度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是苏联经济体制最根本的特征,而高度集中是派生的特征。与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单一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深层弊端,都试图在不触动或基本不触动前两个特征的条件下,通过或向地方放权,或向企业放权的办法,来解决高度集中的问题,克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弊端。

如果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到的相关改革是在不触动苏联经济体制的两个基本特征――高度国有化和主要用行政手段来配置资源的前提下的改良,没有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和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那么,“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构想则涉及了这两个基本特征,但力度太小,仍然可以被看作是基本不触动上述两个基本特征的借鉴,亦即中共领导人对发展路线的反省是对苏联模式的借鉴而不是否定,不认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本身存在缺陷而需要有所修正或改变。

首先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认识没有根本性的突破,允许少数个体经济甚至私营经济的存在只是暂时的策略,并不意味着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发展。众所周知,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必须有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否则无法形成市场主体。用科斯的话来说:“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本质前提。”〔10〕苏联模式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几乎消灭了所有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并由此奠定了其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基础。中国“一五”时期三大改造运动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建立起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以便有利于实行计划经济。在执行过程中,人们发现没有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存在,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市场调节作用的衰微,使公有制企业缺乏活力和进取心,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更是不断下降。在这种状况下,陈云才提出了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体、个体经营为补充的思想,触及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意义自不待说。

但是,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角度来看,其主张还没有解决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发展的根本问题。个体经济对一个社会的经济构成无疑非常重要,但它毕竟还不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经济成分。具体到当时中国的实践而言,即使是陈云所说的个体经济,也因为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垄断了资源的配置,市场除了国家控制的地方集市贸易以外,没有其他的地区性和全国性自由市场,个体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十分不利,更何况当时的主流政策还是限制个体经济向更大规模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个体经济与其他非公有制经济一样,很难获得什么真正的发展机会。即便是的一些谈话中,闪耀着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火花,但同时也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设定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性前提条件,如必须是社会有需要,有原料和有市场,国家投资有困难,尤其是私有经济不能挤占公有制经济,不能同公有制经济争原料、争市场。这些限定对发展资源十分稀缺的中国而言,事实上也就严格限制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为在由国家配置资源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之下,非公有制经济的企业是不可能获得发展所需的原料和市场的。

其次是没有从理论上突破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仍然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中共领导人在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上,有着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们普遍感到计划经济的实际运行远不像理论上讲的那么好,需要加以改革;另一方面,又从来没有设想过实行市场经济,以便让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去调节生产。当然,在学术界有个别学者主张市场应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如顾准提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可以让价格的自发涨落即由市场规律自发调节的观点,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经济核算的矛盾统一体”命题〔11〕,挑战了完全否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斯大林模式,触及了苏联模式本身的根本缺陷,但这样惊世骇俗的言论在那时的中国无异于空谷足音。

实际上,在当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领导人,大都没有突破社会主义只能是计划经济的观念。因此,当孙冶方在1956年12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后,支持的人少,而反对的人多。本人在商品经济上的观点就飘忽不定。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农业政策时,指出“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12〕这说明他当时认为工农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商品经济关系,其产品交换还必须遵从价值规律。但是,他又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认为自由市场的“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13〕。这意味着要限制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经济,从而使人们在市场调节上不敢越雷池一步。在整个时代,国家计划和国家市场垄断了整个生产与流通过程,所谓真正的市场调节和自由市场几乎不存在,市场作用微不足道。正因为如此,虽然一直希望农轻重产业能够平衡发展,并将其视为中国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但由于缺乏市场调节,农业和轻工业只能成为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的牺牲品。

四、结语

1956年,以为核心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从苏共二十大借鉴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试图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另辟蹊径,探索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途径。这些探索虽然在理论上是初步的、不完善的,但却积累了独立探索本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经验,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些理论上的生长点。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在1956年探索过程中所主张的国家调节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发展模式还仍然局限在斯大林模式的框架范围内,在继续强调坚持单一纯粹的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前提下所提出的实行适度调整单一公有制和统一计划经济体制的灵活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会遇到极大的障碍,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未能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没有突破对社会主义的僵化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可贵的探索很快夭折,甚至走向反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其后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参考文献〕

〔1〕董志凯.三大改造对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的两重作用〔J〕.中共党史研究,1989,(1).

〔2〕陈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35.

〔3〕〔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39,455.

〔5〕〔6〕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13,13.

〔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383.

〔8〕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217.

〔9〕林蕴晖.国史札记(事件篇)〔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176-177.

〔10〕张五常.经济解释〔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