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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第1篇
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的状态可以用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来概括：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同时，储蓄倾向在不断强化。1999年以来在扩大内需政策导向下，全国范围内连续三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基本工资标准，实施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和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制度，职工人均月工资水平由1998年的400元提高到2001年的823元，增幅高达105.8％。但是收人增加并未带动消费需求增长，而是储蓄存款的大幅增加。2001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增长14.7％，比上年的7.9％高出6.8个百分点；2002年末同比增长达到17.8％。
二是储蓄的快速增长因投资意愿不足而大量沉淀，经济运行面临失速，银行面临经营风险。“九五”时期全社会网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11.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均增长17.3％，后者比前者高出6.1个百分点。储蓄一投资机制的不畅使得大量资金从经济运行中沉淀下来，其实质是资源的闲置与实际生产能力的不足。
三是利用国债吸纳储蓄、增加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最终只是形成了对经济总量的直接拉动，财政逐渐成为维持经济运行的必要条件。1998-2001年国债投资占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分别为28.9％、75.9％、54.3％、35.1％，国债投资对当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9.2％、28.2％、21.3％、24.7％、2002年预计贡献率为25％。财政必须在每一轮经济循环中保持较高的贡献率，而每一轮经济循环又会强化第一环节的储蓄倾向强化，第二环节的自主投资意愿不足和储蓄沉淀，最终的压力再次集中在第三环节的财政投资拉动上。三个环节的相互承接，继起，以及财政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基本反映了目前经济运行的特征。
显然，在这样的经济循环中，财政已经不是市场经济运行系统之外的政策因素，而是内生为这种经济运行的一个必要条件，财政的负荷在递增，风险在加大。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受困于消费环节的障碍
按照最初的政策意图与目标，1998年中央提出把扩大内需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钆即通过“政府投资拉动一消费增长一民间投资增长一经济自主增长”的链式结构实现市场传导机制的启动。换句话说，如果积极财政政策效果不佳并受困于经济运行中，其关键原因应该还在于消费环节的障碍。
以此来审视上述的经济运行特征，可以发现目前的收入政策、消费政策和投资政策都未能在改变消费预期、带动消费增艮方面达到预期的效果。
显然，在“总收入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总产出总收人”的产出循环中，总消费+(总储蓄总投资)是一个关键环节，需求约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消费需求不足导致总收入中用于储蓄的部分增长过快；二是最终需求不足导致投资意愿过弱，大量储蓄从经济运行系统中“漏损”后不能实现正常的“注人”。这两种情况的分别出现或同时出现都会导致经济增长失速，市场不稳定和萎缩。
在近几年的实际应对中，我们按照一般的反周期策略一直试图以大面积、大幅度增加收入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改变消费预期，改善收入中的消费一储蓄结构；以连续、大量的政府投资来维持较高的投资水平，吸引民间投资，打通储蓄一投资障碍，最终使需求活跃起来。但经济运行却一直无法摆脱消费难以启动，内需难以扩大的制约，政府投资带来的收入效应没有明显改变消费预期和消费倾向，而是更多地转化为储蓄的增加，从而使经济运行中的储蓄一投资机制进一步失衡，在没有自主投资动力的情况下，政府必须通过发行国债吸纳更多的储蓄以消化这种失衡'于是前一次扩大投资的效果转化为更多储蓄，成为下一次扩大投资的压力。政府投资不但无法疏导市场机制的传导，反而形成了政府投资一经济增长一政府投资一经济增长的直接外部推动式的经济运行特征。这种情况表明市场机制传导的消费环节出现了严重的阻滞，正是这种阻滞使积极财政政策陷入了一轮接一轮的直接拉动的循环中。外推式拉动逐渐成了经济增长的一个常量，财政政策的退出也就变得不可预期。
制约消费环节传导功能的体制性原因分析
近几年政策应对效果的不理想说明，不能简单地用市场体制下的一般性原理进行解释，根本性的制约必然来自于特殊的体制性因素。
1、解除¨|的”社会契约”所形成的对消费的总体性制约
我们的分析将从价格改革的路径差异谈起。“休克疗法”与渐进改革的差别在于前者迅速放开价格，采取了通过高通胀和对生产的破坏迅速消除供求缺口的强制性平衡方式，其实质是对供求双方同时实行打压，在远远低于现有经济水平的目标下寻求平衡；后者缓和放开价格，采取了通过激励计划外供给增加和计划内供给改善问接促使供给向上浮动来填平供求缺口的平衡方式。从政府部门与家庭部门，企业部门的关系看，“休克疗法”将价格机制革命中的成本支付职责连同其产权私有化变动一并抛向社会，原来计划体制下政府与公众之间形成的“社会契约”大都在事实上解除了，其巨大代价是改革一开始就会出现剧烈的经济社会动荡I由此所造成的对生产的破坏和债务危机较长时期难以消除；渐进改革虽然避免了“休克疗法”造成的严重问题，但当期必须支付的价格改革补贴和连带的必须延期支付的产权改革等等的成本支付责任，却继续由政府承担着。在最终建立的市场体制框架里，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家庭部门之间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明确其相互关系，也就是说政府要推动转轨完成，必须最终解除这些累积的旧的“社会契约”，建立新的“社会契约”。
因此转轨成本的消化将形成对这一阶段经济运行的基本制约，而这一过程中的成本支付路径无非两条：(1)一部分转化为家庭部门的个人支出；(2)一部分转化为财政必须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支出，即主要问题将出现在消费环节。
比如原来体制下全民范围都享受到的教育之类的补贴，不论结构如何调整，一部分支出仍然要由财政来负担，一部分则转移给家庭迫使居民以增加储蓄，缩减即期消费来应对。前者成为财政经常性支出不断增长的一个大项，后者与其他预期支出一起改变着居民的收人预期和消费预期。解除旧的社会契约的成本问题，总体上都将使市场机制的传导发生障碍而叉难以恢复。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的不足使财政拉动由外生因素向内生因素转化。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始终只能形成“政府投资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效果，而无法使“政府投资拉动消费增长民间投资增长经济自主增长”的市场传导机制启动，其体制性制约也正在于此。
2 多“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对消费的结构性制约
消费的结构性制约直观地看来
自于收入两极分化的存在。
回顾二十多年的改革历程，可以说我们改革与发展的成就来自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渐进改革所带来的结构
性变动，即在非均衡条件下(要素市场分割等)通过结构调整使资源转移和进行再配置，从而实现效率的提高和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但是也正是由于我们选择了这样的路径，在效率增进的同时非平衡的发展战略导致了比改革初始状态大得多，也比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大得多的两极分化。改革之初的1980年，世界银行估计中，国大陆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3，不仅整体差距不大，而且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还相当均等；到1988年根据有关学者的抽样调查，基尼系数已上升至0.382；进入90年代后，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国家统计局提供的统计数据表明，1996年城乡合计的收入基尼系数为0.425，1998年则进一步上升至0.456，按照通行标准基尼系数低于0.3属于过分均等，高于0.4属于差距过大，超过0.45则属极度不平等来看，问题已很严重。这样大的差距显然不是简单地用发展理论可以解释的，而必须考虑到转轨的特殊背景。
目前的两极分化格局实际上是转轨与发展双重作用下的多“二元结构”的结果。一方面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在计划约束经济资源能力逐渐削减，市场配置经济资源能力逐渐增强的转轨过程中发生了多元变异，除了城乡差距拉大以外，还出现了城与城、乡与乡之间的差距拉大问题；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渐进改革路径下的非均衡发展，不断衍生出与经济转轨进程相联系的新的“二元结构”。在近二十余年的体制改革进程中，从市场广泛化和深化层面看，表现为产品市场化一生产资料市场化一金融市场化的市场逐步启动和放开的递进过程，而在这三大部分市场化的每一部分内部，也并不是一次放开的，例如产品市场化，就有日用消费品市场化一耐用消费品市场化这样的“分过程”。在体制变动导致的利益转移过程电由于“转移性收益偏多”与“转移性损失偏多”的逆向性运动，带来了非正常速度的高低收入群体的分化。这里的“转移性收益”和“转移性损失”，反映了体制变动过程中因各人所处地域、产业、岗位、人际关系等可利用性和受约束性的机遇不同，改革的步骤与方式不同，避免社会震荡的保障机制和缓冲机制不同，在改革的各个阶段里，因政策变动而发生的既有财富的体制性转移，处在不同位置的家庭部门之间，有的轻易就获得了转移性收益_有的没有获得这种收益的机会，甚至失去了既有的收益，也就负担了体制转嫁的损失。类似的变动过程中，显然还会产生大量由于法律不完善、监督缺位、运作不规范、体制性资源滥用所导致的“衍生性”收益畸高者与损失畸高者。这种因既有财富占有格局发生转移性界定并进一步导致财富增量与分配畸形所形成的家庭部门的收入分化，加上前20年改革以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拉开的收入差距，二者结合在一起，就不仅在乡村而且在城市，都同时并存着“畸高收入阶层”与“畸低收入阶层”的“逆向分离”。这种“二元结构”在经济转轨的不同阶段衍生、博弈、固化、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程度正在日益加深，以致于宏观经济层面不能忽视它的存在，当这两个方面的多种“二元结构”交织在一起时对收入差距的分析就更为复杂了。
将多“二元结构”的影响应用于储蓄结构的分析和有效需求的评价，以1999年末城乡已经被解除，另一些“社会契约”即将被解除，还有若干“社会契约”迟早会被解除的预期，对居民所构成的消费欲望的打压，是万不可低估的。
当总体性制约和结构性制约交织在一起时，预期支出压力的增大和实际收入水平的不平衡使消费环节在整个市场机制的传导链条上显得十分脆弱，收入增长的结果必然是储蓄倾向的强化，是消费一储蓄结构的不合理和储蓄一投资转化的不畅。这种脆弱不是一般性的反周期政策可以解决的，其实质反映了市场体制的不健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传统体制因素和过渡性因素在制约着市场机制效率的发挥。
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处理好的关系
既然根本性的制约来自于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冲突，那么治本之策必将着眼于深化改革，f旦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经济的运行不可能先停下来等待，目前的矛盾也需要暂时性的就对之策，因此总体上仍要坚持在发展中解决问题，通过治标之策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和较好的改革环境。治标与治本的结合实质上是政策与体制的搭配问题，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有以下几个关系需要妥善加以处理：处理好财政政策创新与财政体制改革的关系，核心是解决好财政体制的承受力问题；处理好财政投资与供给结构改善的关系；处理好分摊转轨成本与发挥收入政策效应的关系；尤其要处理好收入差距与发展战略的关系。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发展战略的全局意义巳变得越来越重大，对于一个总体上处于发展中的经济体，使一部分区域、一部分人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中保持强势和拉动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多“二元”的困扰与差距必须在合理的整体布局下通过共同发展，资源流动来缓解，从发展观上讲，单纯的扶“贫”并不能使其具备后发优势，单纯的抑“富”则可能引起进一步的需求不足，“贫”、“富”之间并不能因此形成良}生互补。
中国目前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除开腐败和违法方面的情况外，大多数源自于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经济制度选择过程中，由“日用消费品市场”“耐用消费品市场”“金融(信贷)市场”“房地产市场”“劳动力市场”“证券期货市场”“技术信息市场”非均衡推进的渐进次序安排，相当数量是依靠勤劳和技术，以政府所提倡方式致富，属于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鼓励下涌现的新生事物，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客观现实性，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主要是有利于改革，有利于效率提高的积极因素。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财富积累，中国目前“富”的阶层所占财富的份额也已相当大，在消费，储蓄等方面都居于主导地位，在投资方面具有很大的潜力。而就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富”的阶层的消费，投资都还远未达到边际收益(效用)递减的阶段。如果政策引导得当可以成为最活跃的因素，如果受到政策抑制，其负面效应也是不容忽视的。1998年世界银行对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分组：最低的20％拥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5.9％，第二个20％占10.2％，第三个20％占15，1％，第四个20％占22.2％，最高的20％占46.6％；如果将“贫”、“富”两极再细分一下'最低的10％占2.4％，最高的10％占30.4％。“富”的一端的两个20％加总所占比重达到了68.8％，“贫”的一端的两个20％加总所占比重为16.1％，经济影响力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
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第2篇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从广度和深度上的展开，人们很自然地会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这样的问题:金融市场开放是否会给货币流通带来影响?什么形式的影响?影响的程度如何?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将对组织管理我国的货币流通，实现货币稳定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此谈谈我们的一些看法。
开放金融市场，意味着我国的金融结构会发生如下变化:第一，现存的银行信用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将转换为间接融资与市场直接融资相结合的方式;第二，金融资产将大大丰富起来，单一的银行资产将由银行资产、政府资产、企业资产、保险资产、信托资产等多种多样的金融资产所代替:债券、股票、商业票据等将成为现金和存款通货之外的又一种流通一上具，第三，传统的资金地区割据、部门封锁、纵向归流的状态将被打破，而形成与一定经济区域相适应的既有向心力又有离心力的资金纵横流动的金融网络中心，第四，我国货币信用关系的深化，将促使人们观念的更新，树立起资产效应观念、生息盈利观念，从而增强对金融市场信号反应的敏感度，第五，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将冲击目前的利率水平和结构，利率的僵化性和不合理性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货币流通的特点和规律总是受一定的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影响的，因此，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上述金融结构的变化，无疑也会给我国的货币流通带来变化。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流通产生的影响，表现在对货币的供给，货币的需求以及货币流通的结构三方面的作用。而这些作用对货币量的单方面影响或是扩张或是收缩。
(一)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货币供给由现金和存款两部分构成。流通中的货币可以区分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和潜在的货币两层。所谓现卖流通中的货市是指经常处子商品和劳务市场上为其服务，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职能的货币;潜在的货币.则是指暂时退出流通领域，处于价值储藏职能执行形态的货币。货币供给一般就是指这两种货币形态之和。为了以后叙述方便，我们用公式来表达:假如用ms表示货币‘总供给，m:s表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z。表示潜在的货币，则:ms=m25+m:s
金融市场的开放给货币供给带来什么样和什么程度的影响，又可分下而三种形况进行分析:
1.如果流向金融市场的资金不是直接来自于银行的货币发行(包括现金货币发行和存款货币信用创造)，则货币供给量m。不变，但货币供给层次结构、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货币供给所形成的现实购买力总量会发生变化。
(l)供给层次结构效应这是指金融市场开放引起的货币供给总量中m:。增加m、m:s减少m:s的变化，以致原有结构m;s，m:s变为。这种结构变化程度可以用dms来衡量:
这种变化的实际意义是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增加到该变化的出现是因为，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由于金融资产、投资场所的提供，人们的资产效益，利息意识加强。使得他们产生了货币资产价值下降，金融资产价值上升的意识，从而，改过去用货币形态来实现价值储藏的习惯为用多种金融资产来实现的新方式。
(2)测算速度效应是指金融市场的开放带来的货币周转速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正反两种影响，货币供给的测算速度一般是指国民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经济总量指标与货币供给量之比。用gnp表示国民生产总值，则货币周转速度vo可以这样倒推:
v。是包括m、。，mz。在内的周转速度，可称之为真实周转速度，而现实流通中货币的周转速度为名义的周转速度。即
我们国家计算货币流通速度是指真实的货币流通速度。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开发，真正对商品市场发挥影响的是名义的货币流通速度，即现实流通中的货币m:。和由潜在货币转化为现实流通中部分的货币增量才m，s的货币周转速度。
金融市场的开放，对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有正反两个方而的影响。一首先，是导致名义周转速度放慢，实际上，这只是货币供给层次效应的一种表现。即由于潜在的货币一部分转化化为现实流通中的货币，使得其流通速度公式中的分母变大，从而，名义货币周转速度放慢。
v:为负，表示速度放慢。另一方面，金融市场的开放，又产生了导致名义的货币周转速度加快的因素。因为，在金融市场机制下，金融信用活动活跃，生息偏好增大，人们将尽可能缩短手持货币收人的时间，而将货币尽快投资于金融市场。企业为了本身效益，同样将尽力减少闲置资金数量和滞留时间。货币的平均手持时间缩短。周转速度加快。因此，名义的货币速度在金融市场开放后究竟是加快还是放慢应根据这两种因素综合考虑。但是，整个货币流通速度，也就是真实货币速度，一般而言应呈加快的趋势。
(3)购买力流量效应这是金融市场开放后给货币供给形成的购买力总量带来的变化。
这种变化受现实流通中的货币及其周转速度的制约。设货币总需求为:
d==mls.vi
那么购买力流量的效应程度可以用dd表示:
2.前面讨论的是假定货币总供给m。不变。实质上，货币总供给ms在金融市场开放后也会发生变化。同业拆放市场的开放，提高了专业银行资金使用效率，相对引起货币总供给增加。因为，一方面，同业拆放市场使各行之间的资金余缺得到迅速调剂，从而提高了资金的周转运用效率，使各专业银行对信用扩张更充满信心。另一方面，由于资金周转运用效率提高，各专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一般转存款(即超额储备)将减少而变成存款货币扩张的法定准备金。一般转存款的减少，由于削弱了中央银行的调控能力，使得各专业银行的货币扩张能力相应增加。这是因为，货币供给的一般扩张模式是m。=mxb，其中b是基础货币，m是扩张乘数:其中r工、r:是法定储备和超额储备占存款货币d的比率，k现金货币与d之比，从乘数公式可见，在其它变量一定时，m与rz成反比变化。即超额储备率rz越高，乘数m就越小。反之则越大。在金融市场开放后，rz将减少，从而m将增大。而在货币总供给m。mxb中，尽管基础货币仍不变，由于乘数m的增大，货币供给也就呈上升趋势升的程度由rz下降的程度而决定。
影响货币总供给的另一个因素是“替代货币”的出现，即是指部分债券、票据的流通转让，将发挥类似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的职能作用。这在中央银行货币供给并未增加的情况下，实际上增加了货币供给量。
(二)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开放也给货币需求带来影响，具体表现在:
1.金融资产型货币需求增加。这种需求又可分为交易型需求和投机型需求。
(1)交易型需求金融市场中的二级市场形成后，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成为直接的买卖对象，并象商品一样有自已的价格。这样，金融资产的买卖也就必然要吸收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量与二级市场的交易量相关，交易量的增大，服务于金融资产的货币就要增加。假如原来的商品流通规模为q;，增加的蠢融资产交易规模为q:，则过去的货币需求为:
(2)投机型需求这部分需求即是二级市场土的投机者的投机堆备金。二级市场开放之后，由于价格的变动，投机不可避免。一些人将在一定时间内持有一定量的货币以准备时机一到就及时买进证券，这种货币需求量要超过正常的需求，它的变动与金融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幅度成正比，与金融资产的收益成反比，由于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一般用利率来衡量，所以，投机型货币需求又与利率成反比。因此，当价格波动幅度越大越频繁时，投机型货币需求就越大;反之，就越小。当资产收益率越高时，更多的手持货币将被放弃转而购买资产;反之就越少。
2.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金融市场的开放，导致物资商品型货币需求增加可从短期与长期进行分析:
从饭期来看，在物资商品市场上，生产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增加，生活资料市场对货币需求相对稳定。因为，企业长期受到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市场的开放、打破了企业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短缺资金供应渠道单一的状态。多渠道的融资方式、利率的诱发作用，潜在货币的转化，替代货币的增加，使得企业对货币需求现实增加，生产资料市场扩大。另方面，由于消费水平的相对稳定，金融市场的开放，对消费资料市场无甚重大影响。从长期来看，生产资料市场扩大的结果是企业的生产得到了发展，商品市场得到了发展，生产资料市场与生活资料市场共同扩大。
(三)对货币流通结构的影响
货币的流通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划分，这里强调的是货币投向结构和货币种类结构两种。
1.对货币投向结构的影响。货币投向结构是指货币投向不同的对象所形成的购买力需求层次。由于货币可形成多种购买力从而可划分为不同程度的多层次，我们在此仅区别其中的两种。即投向生产资料的货币层和投向消费资料的货币层。金融市场的开放，将打破这两个层次的现有比例，即生产资料货币层增加，而消费资料货币层相对稳定。
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第3篇
一直以来，中国都被认为是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国家。也就是说，在二元经济社会中，来自农业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将源源不断地补充到非农业部门。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因此，虽然就业总量不断增加，但是工资水平却保持不变。然而，这种局面在近年来开始打破。从现象上看，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情况已经比较明显;从供求关系的分析，则可以看出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和有限的劳动力供给,使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明显转变。
一、人口结构转变：长期趋势的开始
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确定人口数量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联系。观察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最新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近期看，总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都处于增加的态势，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实际上反映的是劳动力的实际增长）则已经开始下降。因此，劳动力供给的际递减在本世纪初已开始，而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则大概在10年以后开始出现。在未来几年中，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将持续下降，到2010年会下降800万人左右。
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结构变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是导致这种结构变化的主要原因，而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具有相当大惯性的变量，因此，人口变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是一个长期趋势的开始。
二、非农就业弹性的变化
而从劳动力需求面看，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不断创造着旺盛的劳动力需求。由于农业部门基本不产生新的劳动力需求，所以假定非农部门的GDP是就业岗位的来源。据此，可以根据现有统计体系中GDP和非农就业统计，来计算1990年以来的就业弹性变化。
非农GDP的计算相对简单，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公布的资料，可以计算出第二和第三产业按1978年不变价格的生产总值，然后，可以得到每年非农部门的GDP增长率。非农部门的GDP通过非农就业活动创造。非农就业包括城镇就业和农村的非农经济活动创造的就业岗位，而农村的非农就业又包括乡镇企业就业、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部门产生的就业岗位，这样，可以得到非农部门的总就业增长情况。1990年以来，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虽有波动，但并没有表现出递减趋势。除了个别年份非农部门的就业弹性不足0.1以外，其他时期基本保持在0.2以上。近年来，则一直在1991～2006年的平均值0.28左右小幅波动。
非农部门劳动力需求的这种变化特征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运行的以下两个特点：一方面，就业弹性没有表现出明确的趋势性变化，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结构特征尚未出现根本改变，劳动力密集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的部门。同时也意味着，按照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就业岗位的增长；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系统性的结构变化，因此，根据以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来推演和预测未来的就业需求是合理的和可行的。
1991～2006年，非农部门按1978年价格计算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1.8%，标准差为2.9%;同期的非农部门就业弹性平均值为0.283，标准差为0.14。假定保持1991-2006年平均增长率和平均就业弹性为预测的中位值，分别高出半个标准差为高位值，分别低半个标准差为低位值，我们可以相应地得到九种非农部门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的组合，并可以据此计算出不同的非农就业增长水平。因此，如果经济增长和就业弹性没有出现巨大波动，就业增长以低增长、低弹性的组合为下限，以高增长、高弹性的组合为上限。
需要指出的是，对就业需求的预测需要以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特点为基础，即从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的产业部门看，中国尚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农业部门难以创造新增的就业需求；从经济活动的城乡分布看，农村地区也创造着非农就业机会，忽视农村地区的就业创造能力，会低估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
三、劳动力短缺已经开始显现
劳动力市场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开始转变。首先，从数量关系看，劳动力短缺开始出现。2003年春季开始，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招工难的情况，随后，这种现象在更大范围内蔓延，由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蔓延到部分内陆省份，有些还是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所涉及的对象也从技术工人逐渐波及普通工人。
为了应对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转变，企业开始从工资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工作条件等多个方面作出调整，以吸引劳动力。从价格关系看，劳动力的成本一改以前持续数年保持稳定的局面，开始上升。从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考察，近年来，工资水平上涨的现象的确存在。根据来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3～2006年到本村以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民工，人均月工资由781元增加到953元，增长22.0％。与上年相比，2004年农民工人均月工资增长2.8%，2005年增长6.5%，2006年增长11.5%，增速逐年加快。另一项来自于劳动部的调查资料也显示，2006年被调查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平均工资为1226元/月，比2005年增加181元，增长17.3%。
四、近年来劳动力市场总体态势向好
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态势向好的方向发展，不仅顺利地消化了城市经济重组带来的就业和再就业压力，而且实现了就业总量的持续增加，使失业率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同时，部门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逐渐提高，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综观近年来的劳动力市场态势，有四个特点。
首先，由于经济增长产生的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就业总量不断扩大。我们知道，对于一个发展中的二元经济而言，非农部门的扩张是产生就业需求的主要来源。相形之下，农业部门一般是劳动力富余的部门，并不断释放出劳动力。因此，就近年来的就业形势而言，一方面，就业总量呈现不断增加的局面，2006年和1996年相比，就业总量增加了7450万人，增加幅度为10.8%。另一方面，就业结构也具有更明显的现代经济特征，城市地区成为就业创造的主要区域。数据表明，城镇就业总量一直处于不断增加的态势。改革开放之初，城镇就业总量仅为9514万人，到上个世纪末达到23151万人，2006年为28310万人。改革开放以来的28年中，城镇就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与10年前相比，城镇就业总量增加了8388万人，增长幅度为42.1%。而乡村就业中非农就业的比例也在不断扩大，并成为非农就业总量扩大的重要因素。
其次，农村转移劳动力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中国正式加入WTO以后，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更加剧了非农部门对农业转移劳动力的需求。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构成了劳动力的重要来源。2006年，农民工占城镇从业人员的比例已经达到46.7%。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不仅成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福利和社会保护状况也值得关注。就福利体制的改革而言,把将近一半的劳动者排除在外的体系很难说是成功的。同时，农村劳动力流动不仅是跨城乡的，也是跨地域的，他们的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三，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反映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然而，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是提高还是下降，一时间却存在着争议。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包含着几层含义：首先，对于一个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而言，不同所有制的经济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增加，有利于打破劳动力市场上的所有制分割。不同所有制部门间的一体化，既能够体现经济转轨的特征，也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中最具约束性的环节；其次，城乡间劳动力市场的统筹发展是打破二元分割的社会经济体制的最有效手段；第三，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则体现了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
通过不断深化改革，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城乡关系的不断改变是其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劳动力的流动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最有效的方式，而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突出作用,是城乡劳动力市场正在统筹发展的最好证明。同时，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也有效地促进了区域间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根据对单位就业的制造业工资水平的变动和区域间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分析，工资在区域间都呈现出收敛的趋势。这表明区域间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在不断提高。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不仅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发育，也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第四，劳动力市场环境日益改善，劳动力市场规制更加规范。劳动力市场发育还体现于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日益成熟和规范，大大改善了劳动力市场环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措施和手段日益丰富。近年来，有关劳动力市场规制的法律、法规、条例和政策相继出台，使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有法可依。对部分法规的修改不仅适应了形势变化，也更加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劳动法》、《最低工资条例》、《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在管理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其次，政府综合运用各种调控手段的能力也有所加强。例如，在劳动力市场形势严峻、失业比较严重的时期，综合运用积极的就业政策，起到突出的效果；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比较严重的时期，对企业行为的规范管理有效地制止了这种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些调控手段的运用表明中国对劳动力市场的管理正在走向成熟。
五、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变化
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继续努力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这就要求我们充分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既包括挖掘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潜力，也包括进一步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变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根据以前的研究，近年来我国内地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下降的趋势。尽管这种下降，一方面和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全面就业体制下的高就业率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城市经济重组及经济周期性波动等短期因素相联系，但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趋势和要素积累型增长模式的背离，使我们必须思考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是否存在一些制度性因素，以及遏制劳动参与率下降对于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贡献。
（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是挖掘劳动供给潜力的重要内容。人力资本积累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必要手段，也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准备。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一个显著的推动力。我国内地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力资本积累速度也相当迅速。2004年，从业人员受教育结构和韩国1990年时的分布大致相当。尽管如此，通过增加人力资本积累来进一步发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仍然是可行的。此外，除了正规教育以外，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的各种途径中，培训有着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
（三）通过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降低失业率，尤其是降低结构性失业是当前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的一个重要方向。从目前来看，结构性失业主要是由两个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信息的传递还不充分，一些新兴的行业和职业对人才，尤其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难以很快地在劳动力供给体制（如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得到反映。因此，通过政府搭建劳动力供求双方的信息平台，将有助于降低这种类型的结构型失业。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要改变目前高等教育供给主导型的劳动力供给体制，建立需求主导的发展模式。
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第4篇
1．数据样本本文样本源于商务部统计的历年在华FDI投资项目，由于该数据与商务部历年的《外商投资报告》中实际使用金额统计口径一致，可以比较充分地反映中国利用外资的实际水平。由于财富500强的MNE通常被视为高质量、高技术水平FDI的投资主体，500强MNE在一个国家的投资战略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特别是在参与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与角色具有重要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500强MNE在华投资项目和规模都不断提升，在入境FDI中已居主导地位，因此本文将集中以500强MNE的FDI项目为研究对象。考虑解释变量数据可得性，并剔除重复交易记录，最终确定1998～2007年间有效样本共涉及993个500强MNE投资的5615个项目，分布在除青海省以外30个省区的224个地级辖区①，项目总数量和总金额分别占同期全部FDI的69．31%和69．8%，在中国引进外资中具有代表性意义②。
2．模型设计从表1的空间相关性统计可以看出，FDI区域间分布集中度差异明显，暗示外商在不同地区选择存在梯度分层的可能性，即首先是在不同地理区域之间比较，然后在所选区域内确定最终投资地，位于不同地理区域的省份在相互选择时不在同一筛选层级。为提高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参考余珮和陈继勇(2012)的同类研究，采用McFadden(1984)构建的嵌套logit模型(nestedlogitmodel，NLM)进行回归，将区位选择分成两个阶段的决策，首先是不同地区的选择，然后是区内各省之间的决策，以便使相似地理区位内各省之间相互的条件概率得到更合理的刻画。综合考虑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特征，本研究在初级分类中参考商务部历年《外商直接投资》年度报告，将我国分成东－中－西部3个大区③。
3．变量说明因变量表示样本中每一交易投资目标的的选择情况，若省(区)j被选择，则记为1，否则记为0。因此，总的观测数量为8083×30=242490。(1)解释变量如前所述，本文定义了两个市场化进程动态特征的指标:1)市场化发展水平。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是以建立和完善市场化为主导，以经济制度为目标进行的。从发展驱动力来看，其本质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革(林毅夫，1991)。在刻画中国市场化经济制度发展水平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构建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是时间跨度最长、体系最全面，也是已有国内外文献中最普遍采用的量化指标。本文为保持与既有研究的可比性，也采用最新版《中国市场化程度报告2011》中测算的1997～2007年各地区市场化综合指数，以量化各地区基于市场化制度发展的总体趋势。2)市场化发展同步性。为度量在市场化制度转型中不同层面发展过程是否同步的动态结构特征，本文参考Robins和Wiersema(2003)、Banalieva(2012)的研究借用热力学的熵指数，构造如下“市场化同步指数”:(1)i为第i个子指数，j为第j省区。ΔDi，j表示第j省区第i个子指数值相对于上一年的变化④。熵指数最初用于物理学中以度量一种能量在空间分布中的均匀程度。近年来逐渐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反映一个系统中各个部分的均匀程度，如区域经济中可以反映某个地区主导产业及集聚水平，值越高说明产业越分散多元化。由此利用这一特性构造的市场同步化指数具有两个其他指标所不具备的独特优点:其一，在多维度的制度体系中，发生变革的是集中于某局部领域(低EI值)还是体系整体(高EI值);其二，随时间推移，体系内各个方面是否同步发生变化还是有先后节奏差异(低EI值)，比如在5个维度的指标体系中，从(1，1，1，1，1)到(2，2，2，2，2)的EI值要高于从(1，1，1，1，1)到(4，1，1，1，1)的EI值，换言之，从制度体系变革同步化角度来看，前一过程要优于后者。总之，EI公式值越高，说明变动涉及的子类分部分越多，各维度指标的动态变化越趋于同步。根据集聚经济的内涵，本文构造了两个集聚效应变量:一是外资企业集聚效应;二是特定产业集聚效应。3)外资集聚效应。根据集聚效应吸引FDI的作用机制以及数据可得性，本文以历年年底各省区内注册外商投资企业数占全国总数的比重来表示。该指标旨在反映一个地区在样本考察时点已累积的外资企业总体聚集程度。4)特定产业集聚效应，即上文中提到的地区产业专业化。已有研究发现，一个地方某种产业相关厂商和劳动力的聚集程度对吸引同类外资的流入有正面影响(余珮和孙永平，2011)。本文以“地方化经济”(或产业专业化)指数(locationquotient，LQ)来测度这种聚集效应，方法是计算每年地区j在东道国产业s的就业人数占该地区就业总人数的比重除以全国产业s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为保持与原始样本数据的一致性，行业分类依据2002版的《国民经济行业类别》中的2位行业代码。(2)交互变量为考察制度因素对集聚效应的调节作用，本文构造了4个交互变量:mkt×pfieyn，sync×pfieyn，mkt×lq，sync×lq。为尽量克服解释变量之间潜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mkt、sync、pfieyn和lq分别进行数据中心化(centering)处理，即对变量初始值与中值相减取其差。(3)控制变量传统的FDI理论认为MNE的FDI有4种主要动机，与此相对应，东道国吸引外资的区位优势主要反映在市场需求、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在已有关于FDI区位选择的文献中，也证实了与上述区位优势相关的变量具有统计上的影响作用，包括地区集聚经济、经济水平和市场容量、开放优惠政策、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研发投入水平、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源等。为确保核心解释变量和交互变量回归结果的准确性，以及与相关研究的可比性，本文加入一些可能影响外资区位决策的因素做控制变量，详见表1。
二、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考察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市场化制度发展总体水平和同步性特征各自的影响效果及相互关系，在回归模型中分别单独及同时放入市场化综合指数和同步指数①。
1．基本模型回归(1)主效应分析首先，根据表2，采取NLM回归的IIA检验的chi值全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否定了各省区之间选择的IIA假设，表明从东－中－西部再到各省区的NLM回归可以得到比CLM更稳健的结果②。在剔除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后，模型(1)和(2)中市场化发展水平和市场化发展同步性的变量mkt与sync分别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这表明市场化改革两个动态特征变量均能提升某省区被选择的概率。而当模型(3)将两个解释变量放在一起时，各自的显著性并未受到影响，说明这两种正效应的作用机制彼此独立并存在互补关系。这一结果也进一步验证了相关性矩阵中两个变量的显著正相关系数。另外两个集聚效应指标的系数也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证明集聚经济本身对吸引外资的促进作用。(2)交互效应分析根据表3，在3个模型中市场化发展水平和同步性指数依然分别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上系数为正，两个集聚效应指标也与外资选址概率保持较高显著性水平的相关性，说明市场化制度发展程度和集聚效应对各个地区吸引外资均具有正向的边际影响。然而，在模型(1)和(2)中，两组市场化制度指标与两个集聚效应指标的交互变量分别呈现显著性不同的负系数，在模型(3)中，即使两个市场化制度指标与地方产业专业化的交互变量为正，但也失去统计意义的显著性。这一结果意味着，集聚效应本身虽然对吸引外资有促进作用，但当考虑到市场化制度因素对其的调节作用后，其对外资的引力被明显削弱了，这意味着市场化制度变革与集聚效用存在相互替代的调节效应。在控制变量中，除lnpgdp外，其他变量均在可接受的显著性水平上与预期相符，证明了这些变量解释能力的稳定性。
2．稳健性检验(1)分类别检验由于样本中外资投资主体和行业分布并不均衡，下面再以对我国国民经济和产业结构发展有重要影响意义的500强企业的FDI为子样本进行深入考察。首先，样本中主要的投资主体为投资性公司，是视为具有在华地区总部职能的MNE分支机构。为考察市场化进程特征对投资性公司区位决策的额外影响程度，构造了1(或0)取值的识别投资性公司虚拟变量(ic)，与两个市场化进程动态特征的解释变量构成交互变量。其次，FDI投资战略新兴产业时区位选择对于各地区有效吸引这类外资的流入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为此，我们构造了1(或0)取值的识别战略新兴产业投资的虚拟变量(stri)，与两个市场化进程动态特征的解释变量构成交互变量。根据表4，两个解释变量在模型1和模型2中依然显著为正，除战略新兴产业与市场化同步指数的显著性较低外，其他3个交互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保持5%以上的正相关性①。这表明，具有较高程度的市场化制度环境和较确定的市场化发展趋势，对于在华投资长期战略意图较突出的500强MNE和外资投资性公司而言，是尤为重要的区位优势，这也与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相符;同样，市场化制度转型过程的动态特征对于利用外资发展新兴战略产业和实现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也有重要意义。(2)时序检验以上考察期跨域近十年，那么在此期间，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外资在不同时期中国区位决策的影响是否存在以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为此，根据数据可得性，首先构造3个时期1(或0)取值的虚拟变量:p1=1(1998～2000年);p2(2001～2003年);p3(2004～2007年)。这样分时期的两个重要时点是:其一，2001年中国加入WTO，外资开放外部整体环境更开放并与国际接轨;2004年中国允许设立具有总部职能的外资投资性公司表明中国进一步加大对外资的开放力度和投资空间。在此基础上，构造对应于3段时期的3对交互变量，分别考察3个时期市场化进程两个解释变量的边际作用效果。在表5中，仅第3时期的交互变量显著为正，这一定程度说明市场化进程的水平及同步性对引资的正效应仅在最近时期凸显出来。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经济转型早期，市场化发育的欠缺为外资凭借政策套利获取特定的投资盈利提供了可能，也成为市场化制度转型特定时期内阶段性的引资区位优势。但这种优势并不具备长期可持续性，反而会随着市场化制度的完善以及国民待遇等更理性公平的外资政策出台逐步消退，公平有效的市场化制度环境成为外资在华本土化经营更长期的区域竞争力，因此市场化制度转型过程的动态特征指标在最近时期的正向引资作用最显著。
三、结论
市场部转正总结范文第5篇
整、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视角。
一、政策主线：经济复苏与宏观政策的正常化回归
在宏观政策正常化的主线下，需要重点把握的主题有三个：信贷投放、通胀预期管理、非政府市场需求。
（一）信贷投放
在间接融资占主导的融资结构下，信贷始终是观测我国宏观经济正常化的重要指标之一。信贷投放是2009年危机应对政策基调下最突出的政策，也是影响金融市场最为显著的经济变量。
（二）管理通胀预期
（三）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宏观经济政策正常化需要关注的一个政策着力点是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降低对政府投资需求的过度依赖，从根本上防止二次探底。以2008年底4万亿财政支出计划为代表，通过强有力的财政刺激，我国经济从危机中迅速企稳复苏。然而，从推动经济复苏的动力看，政府投资推动依然主导了复苏进程。因此，未来我国经济的前景本质上取决于政府主导的短期刺激增长能否顺利转化为市场主导的可持续增长，而宏观政策的重中之重则在于培育非政府的市场需求。
关于激发市场需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很多领域做了重要部署。首先，为刺激政府之外的企业投资，并防止大型垄断企业在一般领域的过度扩张，中央要求清理大中型企业与中小民营企业之间不公平法规，构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氛围，同时要求降低一些高门槛行业的政府管制，使市场流动性有一个顺畅的投资渠道；其次，鼓励民间消费。
二、结构主线：我国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
在特定意义上，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表现为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本质上却是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凸显的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因此，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新的结构调整转折点，即转向一个新的增长动力结构，而全球金融危机则成为转换的起点和机遇。
总体而言，未来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方向将围绕三个视角展开：我国经济从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增长模式转为消费、投资和出口均衡带动的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的增长转变到依靠一、二、三产业协调带动的增长；从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型增长转为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来推动增长。从这三个结构调整的方向来观察，未来我国经济存在很多新的机会。
（一）城市化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
从应对危机一年多来的实际经验看，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切入点。按照国际惯例的统计口径，2008年底我国城市化率为45.7%，这一水平不但明显低于国际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也显著低于东亚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城市化空间巨大，城市化的推进也将成为我国经济下一阶段增长的重要动力之源，对调整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发挥积极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进程也为评估我国结构乃至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目前，许多资源行业被认为存在大量产能过剩，或者从短期周期波动看，这些行业在未来一两年将会出现过剩。然而
，如果把分析视角放到城市化的背景下，考虑到城市化带来的巨大资源需求，则未必会得出产能过剩的结论。
（二）消费增长正处于转型拐点
（三）区域结构调整：我国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变化
区域经济结构对观察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时期，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开始呈现积极分化，区域多元化格局明显增强了我国应对危机和吸收冲击的能力。从2009年的增长格局看，中西部地区的复苏强度和速度都明显高于沿海发达地区，沿海地区的经济结构决定了这些地区不得不承受来自结构转型和金融危机的调整压力。相比之下，在国家4万亿投资计划的支持下，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不完善状况正在出现明显好转；同时，危机之后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也正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两方面因素使银行信贷随中央的投资项目转移到了中西部。所以，2009年全国信贷投资前十名的省份中，中西部地区占了相当比重。
三、国际主线：后危机时代的全球化视角
我国经济总体规模的迅速上升，促使我国的决策者、学者及企业家在把握我国经济走向时，都必须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运行态势，而我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本身也会对全球经济产生更大、更深远的影响。
（一）后危机时代是我国加快资本和资源重新布局的重要时间窗口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显著冲击，我国经济在强劲的经济刺激和经济转型动力推动下迅速复苏，投资规模和信贷投放都表现出异常强劲的增长。如果在发达国家经济运行十分强劲的时期，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会带动全球资源的强劲需求，进而成为许多摩擦的根源和导火索。但正是因为在危机时期，我国即使保持更快的资本形成速度来推进城市化，发达国家的经济依然相对低迷，这就给我国经济一个难得的时间窗口来进行资本和资源的重新布局。
因此，2012年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相对低迷的全球经济以及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为我国加速城市化提供了良好的布局机会。大致来说，这种布局可从三方面推进：首先，重新布局资源；其次，后危机时代是我国企业重新整合实用的产品、技术、品牌和资源的一个较好时期，也是全面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地位的好时机；其三是新兴产业的崛起。
（二）我国将有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和参与国际规则
我国在全球经济增长和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总量上，我国经济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因此，未来我国应分享“驾驶员”的位子，发掘和利用更广阔的空间，学习、适应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三）我国经济“再平衡”是全球经济“再平衡”的有机组成部分
金融危机本身具有两面性，它既意味着旧的平衡格局难以为继，也预示着新的平衡格局会不断形成。对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而言，表现为“过度消费”的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对于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而言，表现为“过度投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也需要相应进行调整，寻找新的经济平衡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