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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一）国外的研究状况
美国等由于发展风险投资历史较长，效果显著，即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进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凯伯和谢恩（CableandShane,1997）曾提出了一个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关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虑到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分工属性问题。L.吉本斯在《博弈论基础》中对以知识和创新能力为基础的风险企业与风险投资企业之间的合作博弈模型从信号博弈方面进行了模型构建和分析[13]。Gompers（1993）在其博士论文《理论、结构和风险投资模式》中认为：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和努力对风险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设计合理的机制可以使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回报主要取决于风险企业上市或被兼并收购时的股票价值，从而将风险企业经营团队（风险企业）的利益与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紧紧地“绑”在一起；另一方面，风险企业经营团队在运营企业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获得更多的个人好处而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这将严重损害风险投资企业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将一部分控制权配置给风险投资企业（且与所有权配置无关）以提高投资效率，即通过设计合适的金融工具作为筛选和激励的有效手段。[14]另外，萨尔曼（Sahlman,W.A,1990）、勒纳(lerner,1994)、J．lerner和RodneyClark等也对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进行了实证性研究。
（二）国内研究状况
国内学者已开始吸收委托理论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2001）在《风险资本家与风险企业家之间的控制权分配和转移》中指出，风险投资中的控制权分配直接影响企业的价值以及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个人利益，并通过模型分析了风险投资合同中控制权的分配和转移，认为控制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是一种“状态依存权”，并且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是可分离的，且不必完全对应。[15]黄美龙（2001）在《美国风险投资治理机制及借鉴-基于委托理论的分析》中，详细地分析了风险投资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的治理机制，并比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风险企业治理机制的异同。认为政府作为我国风险投资主体，极容易导致逆向选择问题和道德风险问题，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健康发展，必须改变我国风险投资主体为民间机构或个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16]张帏和姜彦福（2003）在《风险企业中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权必须与控制权相匹配”的原则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风险企业中的实际现象。基于风险投资的特点和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特性，利用Tirole（2001）模型分析了风险企业常常难以获得风险投资的原因，并引入连续控制权变量，对此模型进行拓展，导出风险企业为了获得风险投资所必须放弃的控制权的均衡解，在此基础上分析了风险企业融资时经营团队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数量、运营企业时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大小、经营团队声誉好坏等重要因素对风险企业中控制权配置的影响，认为：从静态来看，风险企业经营团队控制权随所拥有的非人力资产的增加而递增、随运营企业的个人非货币收益增加而递减；从动态角度分析，随着风险企业经营团队人力资本逐步转化为企业的实际资产，其必须放弃的控制权将相应减少。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风险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风险投资中采取的治理机制应当是特殊的相机治理机制，即根据风险企业的实际发展绩效和运营状况以及风险企业经营团队的能力是否适应企业的发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权。[17][18]田增瑞（2001）在《创业资本在不对称信息下博弈的委托分析》中提出，在投资者和风险投资企业之间，风险投资企业应承担无限责任，并应建立信誉机制，风险投资企业和企业之间应签订可转换优先股的契约，以转移风险。[19]南立新和倪正东（2002）在《中国风险投资企业与创业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及解决方案》中，通过对大量的实际考察，认为委托的主要问题表现为：签约前隐藏信息和约后隐藏行动，提出的具体解决办法是：进行尽职调查；投资协议制约；分阶段投资等。[20]另外，俞以平和张东生等人对风险的控制和激励也进行了研究。二、一些启示
根据委托理论的发展，结合国内外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如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则更好地分析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
（一）从风险和分担的角度来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
国内外研究主要是借鉴委托理论关于在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下的委托关系，从人的风险控制及激励机制等方面进行研究，内容集中于风险投资企业与风险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局限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配置、人（风险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如何通过投资前的尽职调查来消除和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等方面，却忽视了风险投资高风险特性下的委托关系形成和维系机理，缺乏对风险投资整体运作模式的系统分析，特别是对风险投资的整个委托关系中的风险问题这根主线的作用，这样，对风险投资中委托关系的研究不能区别于一般产业投资过程中的委托关系，对实践缺乏相应的指导作用，因此，从风险投资的风险和分担角度出发，有助于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形成的前提即对高风险的逐级和分担，与利益主体在关系过程中风险控制与激励相结合，较为完整和系统的解释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特点对风险投资运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实质，明确了各利益主体的角色定位问题。
（二）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从风险和分担角度研究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问题，应看到风险的逐级转移和释放是一个完整的链式结构，因而，研究的范围应将投资者到风险企业的风险过程纳入研究，侧重于A级和B级各自的关系特点，以及与整个关系链条的关系的研究，以阐述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特点。从研究对象上而言，为适应风险、分担及提高投资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体所采取的不同组织结构形式及相互作用关系来适应风险的转移和分担的过程，说明了对风险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机理。所以，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应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到风险企业的完整关系链，个体对象是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样，为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载体。
（三）研究方法
国内外学者们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国外的发展环境与我国有较大的差异，国内发展风险投资事业也远晚于国外发达国家，涉及风险投资的相关资料数据较难以获得，因而，国外纯理论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适应我国的具体制度环境，实践的经验通过运作比较的方式给予我们启发，所以，在系统对风险投资的委托关系研究中，可考虑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与定量想结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调查、统计等方法，并结合作者自身的风险投资实践，在研究风险投资委托关系的共性下，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来说明我国风险投资中的委托关系特征及关系的行为过程。
（四）研究内容的扩展
1、在考虑风险条件下，将投资者、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企业这三个“黑箱”打开，对风险的效率传递机制问题及各种委托关系路径下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一样平常以为，投资情况是指某一特定经济地域为投资这种经济活动所提供的一系列要素和生产条件及其相互作用的统一体，包罗硬情况和软情况两个方面，并具有团体性、开放性、动态性、地域性和条理性等特点。
革新开放以来，我国吸引外资效果显着，1979至2000年，天下累计现实使用外资到达5189.2亿美元，其中对外乞贷1473.39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3466.37亿美元，外商其他投资额249.44亿美元。此间，吸引外资大要履历了从政策引资到情况引资再到特色引资的阶段更替，体现出对投资情况相识的渐渐深化。
对投资情况举行阐发、评价、革新和调控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面临的紧张理论和实践使命。1993年我国政府举办了关于投资情况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投资情况的内在和外延举行了较为全面的讨论，其效果被编入《论投资情况与吸引外资》一书中，[1]但投资情况的定量评价尚未引起富足珍视。鲁明泓在阐发我国投资情况的基本组成因素的基础上，运用主因素阐发等数学要领，选取一样平常经济因子、通胀因子、劳动力因子、政策因子等四类因子共11个具体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除以外的大陆29个省、市、自治区和45个主要都市的投资情况举行了定量测算和评估，并提出了革新投资情况的政策性提倡和步伐。[2]该研究存在的主要题目有三个方面：一是省区和都市的评价指标体系类似，未能体现出差异条理的差异性；二是对非经济因子思量较少；三是评价效果未能反应各年度之间投资情况的动态厘革趋向。程连生则运用熵的原理来探究中国都市投资情况的特点和熟化类型，同时也提出了革新投资情况的主要步伐。[3]不外，对投资情况熟化度和投资情况熟化率的内在界定和计量的科学性还需做进一步的探究，增长熟化型、稳固熟化型、潜伏熟化型、生长熟化型等类型分别也值得商讨。1997年，鲁明泓再次运用计量经济模子筛选出对外资区位散布有较大影响的因素，然后用主因素阐发要领盘算各地域投资情况综合指数；继而运用毛病系数阐发法分别出太甚投资地域和投资不够地域，借此评判各地吸引外资的“事情开心水平”和未来潜力；着末阐发了各地域投资情况的内部结谈判地域差异。[4]但对太甚投资区和投资不够区的分别依据和效果难以令人佩服。苏亚芳在对投资情况的基本理论和研究要领举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以宁波市为例，运用定性阐发与定量阐发相团结的研究要领，选取自然情况、生齿和劳动力、交通条件、基础措施、税收优惠五类因子共21个基本因子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对海港都市宁波的投资情况举行了综合质量评价；与此同时，又对重产业、轻产业、高技能产业和服务业等四个投资行业分别举行了适宜性评价。[5]将投资区的综合质量评价与投资财产的适宜性评价团结起来，是该项研究的紧张特色之一；将投资情况评价与投资情况信息体系的计划、应用阐发模子的开发团结起来，则是该项研究的又一特色。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等从经济生长水平、财产结构、基础措施、技能资源和交通便捷性五个方面，选择人均GDP、第二、第三财产比重、产业企业净资产利润率、收支口额占GDP的比重、人均累计现实使用外资额、人均投资额、高中结业及以上生齿比重、专业技能职员比重、路网密度、市区离机场间隔、市区离铁蹊径间隔、人均市内电话交换机容量共12个具体指标，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域的49个都市的投资情况举行了综合阐发和评价。[6]
投资情况评价研究虽然取得了骄人希望，但仍存在下列主要题目：（1）在引导头脑上，偏重于革新投资情况以吸引外资，而轻忽国内各地域或都市间的横向经济相助。在革新开放的初期，大肆吸引外资成为都市和地域经济生长的紧张驱动力。从高新技能财产开发区的生长阶段来看，在前期的增长极阶段（即通例技能阶段），外力确实是主要的生长驱动力；但随着增长极阶段向新财产区阶段（即高技能阶段）的变化，内力因素的紧张性将日趋上升。现实上，使用外资是专业化生产分工协作关连由国内向国际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国内良好的经济相助关连和秩序，是吸引外资的紧张基础。因此，当前在珍视吸引外资的同时，同样要看重吸引内资。据上海市统计，制止2000年末，全市累计吸引外商投资项目22270个，条约使用外资454.23亿美元，现实到位外资308.89亿美元；累计吸引内资企业1.5万家，累计吸引内资金额602亿元；上海投资各地企业420家，投资金额凌驾180亿元。又如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至2001年共引进项目231个，吸引外资45.77亿美元，内资51.5亿元，成为海内外创业者向往的投资热土。可以预见，我国都市和地域经济将进入分工与协作、外资与内资互动生长的新阶段。（2）各地在吸引外资的手段上，偏重于优惠政策方面的非公平竞争，而相对轻忽公平竞争情况的营造。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运用最多的手段是优惠政策。种种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不光在具体实验历程中因层层变异而被滥用，使各地的招商竞争沦为一场旷日恒久的“价钱战”，导致国家和地方政府两败俱伤，而且屡见不鲜的种种优惠政策同样令外商一头雾水，缺少政策稳固感和对当地政府的诚信度的信心，同时，不少内资企业为了享受优惠而争相“假合资”。时至克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相识到，一个都市投资情况的优劣，主要不在于该都市的行政政府制定出凌驾国家文件划定的领域之外的优惠政策，而在于简化行政管理步伐，促进执法、规则清楚化和执法透明化；在于健全须要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措施；在于消除在进入国内市场方面所存在的行政停滞；在于保障投资者有利可图。由于，一方面，优惠政策存在效益递减征象；另一方面，中国入世后，专对外商的“土优惠”与WTO的“普惠精神”显着相悖，取消特别，统一人为，创建公平、公平、果然的市场竞争情况已势所一定。（3）偏重自制劳动力和地皮等资本因素的比力，而相对轻忽人力和技能资源及社会资本等紧张因素的作用。随着经济的生长，基本生产要素的紧张性将降落，而高等生产要素的紧张性将上升。已往某一种物质上的基础措施（如交通、能源和水提供）通常就足以吸引外国投资，而如今则要求有高度生长的人力和技能基础。特别是在高新技能财产开发区，技能创新者和职业司理人等是决定地域生长的紧张因素。而且随着投资情况的渐渐革新，劳动力价钱和地皮价钱将呈上升趋向，传统生产要素的低资本上风有大概渐渐丧失。另外，资配套服务业的发达水平通常是投资情况评价中容易被纰漏的因素。现有的产物网络和相干的服务业网络也是外国投资者颇感兴趣的因素。（4）范围于单个都市投资情况的静态评价，而较少关注都市投资情况的动态厘革，较少关注当地都市与周边都市乃至更迢遥都市之间的动态讨论和竞争。或偏重单项软硬情况措施或条件的革新，而相对轻忽投资情况团体功效的协同提升。（5）在评价指标选取上，偏重于一样平常经济因子，而相对轻忽非经济因子；或偏重于外资企业或财产结构的适宜性评价指标的选取，而相对轻忽外商对都市生态情况和生存写意性需求方面的思量。由于，外资企业要在一地扎根，其要求是多方面的，如交通、通讯、都市景观、社会治安、污染状态、居住条件、文化娱乐措施等等，这些都是吸引外资的紧张砝码。（6）差异地域条理投资情况的影响因素应当有所差异。一样平常来说，投资情况可分别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条理。宏观层面主要是指国家或大的地域的投资情况，中观层面主要指都市的投资情况，微观层面则主要指企业或特定财产的投资情况。在对差异地域条理或差异目的的投资情况举行评价时，其影响因子或参评因子及其权重也会因条理和目的差异而孕育发生厘革。这在以往的投资情况评价中是较少顾及的。本项研究试图增补这一缺憾。
二、宏观层面上的投资情况评价
宏观层面上的投资情况评价的目的在于为投资者的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即选择哪个国家或大的地域举行投资？投资者在做出这种选择时所思量的主要因素即可作为投资情况的主要参评因子。从这一角度来看，外洋学者提出的投资情况品级评分法、国别冷热比力法、体制评估法等均属于此类。在此，笔者将我国各省区的投资情况评价也视为宏观层面上的评价。在我国各省区之间，由于政治稳固性、钱币稳固性、对外商的管制水平、执法停滞等因素的地域差异相对较小，故不予思量。因此，从软硬情况中选择路网密度（X[，1]）、信息化水平（X[，2]）、建成区绿化笼罩率（X[，3]）、生产资本包罗房地产价钱（X[，4]）和劳动力资本（X[，5]）、市场范围和潜力包罗人均GDP（X[，6]）、市场中心性（X[，7]）和都市化水平（X[，8]）、劳动力素质（X[，9]）、企业群体的理性化水平（X[，10]）、行政管理屈从（X[，11]）、知识产权掩护（X[，12]）共12项指标组成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线网密度为每平方公里铁路业务里程与公路里程之和；信息化水平借用国家统计信息中心对中国各省区信息化水平的测算效果；劳动力资本以职工匀称人为来体现；市场中心性以人均批发和零售贩卖额之和来器量；劳动力素质为每十万生齿中高中结业及其以上生齿数；企业群体的理性化水平以非国有经济产业总产值占全部产业总产值的比重来体现；行政管理屈从借用《中国市场化指数》陈诉中“淘汰政府对企业的过问”的视察效果来间接器量；知识产权掩护以三项专利答应量与GDP的比例来体现。
除行政管理屈从指标外，首先接纳极差尺度化对另外11个指标的原始数据举行归一化处理。当指标值曲折与投资情况优劣成正相干时，该指
附图
凭据上述要领得出我国各省区投资情况综合得分值（见表1）。
表1宏观层面上的投资情况评价指标体系及得分和排序（2000年）
附图
注：（1）、香港、澳门、台湾因资料不全，暂未思量。（2）信息化水平指数（X[，2]）取自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域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力研究》的测算效果（1998年岁据）。（3）行政管理屈从取自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域市场化相对进程陈诉（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书社，为1999年岁据
由表1可知，北京、上海、广东的投资情况综合得分居前3位，其次是天津、海南、浙江、辽宁、江苏等省市，投资情况较好；福建、吉林、山东、湖北等省投资情况居于中游；黑龙江、湖南、河北、重庆、陕西、江西、广西、云南、河南、贵州、新疆、四川等省、市、区总体投资情况欠佳，在软、硬情况上存在一些缺陷和不够；而山西、宁夏、内蒙古、青海、安徽、甘肃等省区总体投资情况相对较差，亟需增强革新和优化配置。
三、中观层面上的投资情况评价
附图
评价效果见表2。由表2可知，深圳、佛山、东莞、珠海、广州五个都市投资情况居广东省前5位。而湛江、茂名、阳江、河源、清远、揭阳、云浮、汕尾等都市投资情况则排广东省后列。惠州、中山、江门、肇庆、韶关、汕头、梅州、潮州等都市的排序虽有厘革，但大要位居中游。
表2广东省都市（中观层面）投资情况评价效果及排序（1998～2000年）
附图
续表2
附图
凭据1998～2000年的评价效果，笔者运用坐标图示要领对各年度都市投资情况举行分类（因篇幅所限，此处图略），分别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类：软硬情况互动生长型；第二类：硬情况滞后生长型；第三类：软情况滞后生长型；第四类：软硬情况迟钝生长型。
以2000年为例。属于第一类的都市有深圳市、佛山市、广州市、东莞市、珠海市、惠州市、江门市、肇庆市和潮州市；属于第二类的都市有韶关市、湛江市、梅州市；属于第三类的都市有中山市、汕头市；属于第四类的都市有茂名市、阳江市、河源市、清远市、揭阳市、云浮市、汕尾市。
四、微观层面上的投资情况评价
微观层面上的投资情况评价的目的即是在宏观和中观决策的基础上，对具体的投资场所的适宜性和投资潜力举行比力阐发评价，以便为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主要从投资项目、投资机遇和投资要领等方面来举行场址选择。醒目的投资者通常能够适当地选择投资项目与投资机遇和投资要领，以便淘汰失误，前进屈从，赢得竞争。
举行投资场所的适宜性评价时，首先应凭据重产业、轻产业、高新技能财产和服务业等差异财产对自然、经济、技能、情况等条件的本性要求，来选择和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如在自然条件和情况条件方面，应综合思量海拔高度、地面坡度、地基承载力、水质、大气质量、绿化笼罩率、洪流吞没的机率、地动烈度、外方职员子女的教诲题目、“三乱征象”等因素；在经济和技能条件方面，应综合思量距车站、机场、口岸等主要交通节点的间隔、地皮资本和租税、水电气的提供及资本、离市级商业中心的间隔、当地的支持财产和资产业的配套水平、劳动力技能水准、资源天分、现有的产物网络和相干的服务业网络、小我私家和企业的名誉状态等因素。
投资场所评价的具体要领有：（1）专家决策法：即凭据所选取的场址特性指标值举行评判和加权，以场址总合得分最高者为最优选址。（2）立室法：即凭据用户需求和可选择的场址之间的最佳立室水平来选择最优场址。（3）条理阐发法：即在大概性选择中运用条理阐发要领来确定其最优场址。
如高新技能财产对劳动力素质、交通条件、创新情况等有较高的要求，靠近知识麋集区，有较强的产业基础、完满的基础措施和生存服务措施，良好的自然情况、政策情况和金融情况，成为其结构的紧张条件。以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能开发区为例，该园区选址于上海市西南部，以信息财产作为重点生长偏向。该园区距市中心人民广场11公里，距虹桥国际机场7公里，距铁路上海站12公里，距内环线高架蹊径4公里，距地铁一号线1.5公里。园区内基础措施齐全，交通方便，通讯捷达；情况幽雅，降尘率低，水质较好；产业配套协作条件较好，智力资源富厚（相近有上海交通大学等20余所大专院校和120余所研究所；16家国家科研开发机构，270家民营科技开发机构），海关、商检、金融、保险、外贸、咨询、状师、管帐、专利牌号、质检、人才培训等支持服务体系健全。至2000年末，区内共有种种企业800家，其中有研发功效的机谈判企业650家，约占企业总数的81％；职工总数4.1万名，其中大专以上种种专业技能职员14350人，直接从事研发事情的工程技能职员到达8000人，分别约占职工总数的35％和20％。在已开发的6平方公里地皮上，每平方公里累计产出贩卖收入181亿元、利税20亿元、出口创汇6.2亿美元，单元面积产出列天下高新区之首；天下500强跨国高科技公司已有30多家在区内投资项目。园区还与国际国内的孵化器公司、危害投资机构、上海市高新技能效果转化服务中心等相助，在保证、中介、加速孵化等技能创新机制方面举行有益的探索。现在该园区正以宽带网络、电子商务平台为抓手，创建数字园区；以国际认证为抓手，争创质量管理和情况管理“双优园区”；以中英合资“科技绿洲”项目为抓手，创建国际园区。议决开心营造高品格情况，实现由财孕育发生长向功效开发的变化，以期塑造一个切合高新技能财孕育发生长须要的、良好的创新情况，使该区的服务质量、情况掩护与国际接轨，进一步前进国际竞争力。
五、结语
投资情况评价的基础目的在于使政府部门、投资者和企业家对该地域的投资情况有一个科学的、全面的、体系的相识，以便引导其投资情况的革新和投资场所的选择。因此，只有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举行关联性视察和比力阐发，才气达此目的。
综合运用经济学、地理学、统计学、含糊数学、灰色体系理论、条理阐发要领、遥感和地理信息体系等多学科理论、要领和技能开展投资情况评价的多条理综合研究，是深化投资情况研究的一条有用途径。微观条理投资情况的体系综合研究照旧一个蕴含巨大潜力的领域。
【参考文献】
[1]中国市长协会编：《论投资情况与吸引外资》，北京，中国都市出书社，1993年。
[2]鲁明泓：《中国差异地域投资情况的评估与比力》，《经济研究》，1994年第2期，第64～70页。
[3]程连生：《中国都市投资情况阐发》，《地理学报》，1995年第50卷第3期，第240～246页。
[4]鲁明泓：《外国直接投资地域散布与中国投资情况评估》，《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第37～44页。
[5]苏亚芳：《海港都市投资情况评价》，载于陈诉彭主编：《都市化与都市地理信息体系》，北京，科学出书社，1999年，第322～349页。
[6]国家生长筹划委员会投资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报编：《中国都市投资情况评价》，北京，工商出书社，2001年。
[7]国家统计信息中心：《中国各地域信息化水平测算与比力研究》，《统计研究》，2001年第2期，第3～11页。
[8]樊纲、王小鲁主编：《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域市场化相对进程陈诉》（2000年），北京，经济科学出书社，2001年。
[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1》，北京，中国统计出书社，2001年。
[10]石忆邵、顾萌菁：《我国都市综合竞争力理论与评价要领探析》，《计划师》，2001年第3期，第86～89页。
[11]国家统计局都市社会经济视察总队编：《中国都市统计年鉴》（1999、200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书社，2000、2001年。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2土地成本与投资决策
对于所有的企业来说，尤其是生产制造类企业，投资决策需要考虑有形和无形两方面的因素。在海克曼（Hekman）的研究中，以下的五个方面的因素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地方和所在州或省的工业环境；二是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三是交通运输状况；四是土地的可获得情况以及土地扩张的可能性；五是土地与建设成本。在张效和对香港制造类企业进行的一次调研中，59.4%的被调查者认为土地的成本是其决定是否在大陆进行投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重要性仅次于劳动力成本的经济因素。
近几年来，在华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衡量，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都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从1990年的不足190亿美元为起点，到2005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下子增加到680亿美元（见表1），并名列2005年投资信心指数排行榜的首位。正如约翰·沃利（JohnWhalley）所评论的，外国直接投资占中国出口的50%和进口的60%，对GDP的贡献率超过20%。考虑到土地成本对投资决策的重要性以及外国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应该可以推断并预测中国政府会继续推行对投资者有利的土地政策。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土地的价格将面临重新调整，这一新政策是基于怎样的理念构想出来的，有可能带来怎样的反应，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3中国的土地政策及其影响
外国投资企业在中国获取土地的方法，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土地由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主要在农村地区），个人和企业对土地的使用权受到严格的约束和限制。从传统意义上讲，土地的使用权主要有以下五种主要形式：有偿出让、行政划拨、以土地使用权作为合资合作条件、租赁房屋及场地、外商投资企业依照有关规定以转让方式从其他土地使用者手中取得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其中以有偿出让和行政划拨为最重要的两种形式。有偿出让是国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让与外商投资企业，由其一次性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外商投资企业可以通过招标、拍卖或协议形式受让土地使用权。行政划拨的方式是由市县土地管理部门与外商投资企业签订土地使用合同。土地使用者须按规定向政府一次性缴纳场地开发费，并每年缴纳土地使用费；或开发费和使用费综合计收，每年缴纳场地使用费。土地的使用年限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一般来说，住宅用地使用最高年限为70年，工业用地的使用最高年限为50年，商业用地的使用最高年限为40年，混合用地的使用年限为50年。大部分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工业用地多为原农业用地，政府通过补偿方式将其转为工业用地。表2中列出了部分地区的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当地政府所开出的土地出让价格。
从表2可以看出，土地出让的价格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地区到内陆呈递减趋势。为了能够有效的吸引投资，各地方政府之间竞相降低土地出让价格。在河南省，为了吸引投资项目，郑州开发区只索要每公顷15美元的象征性的价格，而投资者在获得土地使用权之后还可以将使用权进行转让。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的争相降低土地价格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并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其严重的后果有如下几个方面：政府收入减少；土地浪费与土地使用无效；对农民耕地补偿严重不足；由于土地免费使用和土地价格低廉引起的美国和欧盟的倾销指控。
4新的土地政策出台的深层次原因分析
《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工业用地应该以市场机制方式获得。”国土资源部日前急电各地，对工业用地出让价格进行调查，并要求于2007年10月20日前将调查结果上报国土资源部。业内人士认为，国土资源部针对工业用地的调控一环紧过一环，低价获取工业用地的时代将终结。从当前地价构成看，取得成本（征地补偿安置和拆迁费用）、开发成本（几通一平费用）和政府收益（相关税费和土地纯收益），大体各占1/3，其中的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安置费明显偏低。从一些试点城市的测算看，政策调整后，征地补偿安置费大体要提高1倍，地方政府获取的土地出让纯收益在地价中的比重将有所下降。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将上涨40％～60％，但也只是恢复到基准地价的水平（工业用地价格一般是成本价格，目前，按规定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是按基准地价的70％确定的，各地工业用地实际出让价比这还要低）。工业用地价格适度提高，也可以从经济上抑制工业用地过度扩张，有利于促进各地招商引资质量的提高。
国家要建立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统一公布制度，并不是全国工业用地一个价格，而是要根据全国土地等级、基准地价水平等综合平衡后分等级确定，在综合平衡过程中，要充分体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所确定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等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土地利用政策，体现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由国土资源部统一制订并公布各地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不得低于土地取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收取的相关费用之和。
同时，为保证最低价制度的严格实施，增强工业用地出让的公开性，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通知》强调要规范工业用地出让管理，明确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其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公布的最低价标准；低于最低价标准出让土地，或以各种形式给予补贴或返还的，属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要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目前各地方政府如何实施新政策还是一个未知数，但新政策中的对于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的追究反映了中央政府在处理土地问题方面的决心，并且对于失地农民利益的保护以及土地最低出让价格的限定也被反复强调。同时也反映出政府应对欧盟的关于倾销的指控问题的处理尝试。然而，即使是在政策的实施的初始阶段，外国直接投资在2006年上半年已经出现下降趋势，许多专家认为这是中国的土地及劳动力成本增加带来的直接后果。中央政府似乎对未来的投资趋势仍充满信心，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定的投资减缓，一方面可以抑制经济发展过热，另一方面可以向高附加值的产品生产过渡。政府的信心还来自于以下的事实，近年来由于对土地使用的控制越来越严格，土地的供应量到2005年年平均下降17.9%，然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保持在年平均9%左右，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开始改变，投资者是否也会持相同的观点呢？
5新政策对投资者的影响
土地政策变化本身并不会对投资决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再加上政府对投资税收政策的调整可能会使投资者对在中国的投资产生新的看法并采取新的措施。对于投资者来说，新的土地政策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其成本结构的变化。而这种成本增长的趋势如果只是政府提高产业价值链目标的第一个环节，未来的投资成本的增加幅度将更难预测。对于政府来讲土地价格的提升将是有效控制不良投资的一种方法。土地价格的变化再加上劳动力工资的增加，实际反映了政府力求建立一个更加健全的市场的目标，避免经济过热和单纯的对GDP增加的追求。中国需要外国的投资但是一些恶性的短期投资对于中国长期的经济健康发展是不利的，而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发展态势。如果外国投资者将中国作为其长期投资的目标，投资者应该是欢迎这一新政策并且应该看到这一政策对未来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
6对于投资者的反应预测
针对工业用地价格的调整，任何一个在中国有投资的企业都会根据其在中国的发展策略重新进行适当规划。对于那些将目标市场定位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商，他们会选择或者增加工资或者将生产地点转移到更加偏远的地区。地点的选择包含的不仅仅是成本因素；一些其他的无形的不可量化的因素也应该考虑。土地价格相对较高的地区所具备产业价值链和良好的基础设施会抵消土地使用价格的增加。如果投资者在中国的投资仅仅是为了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那么对于这些投资者来说政策改变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将其投资地点转移到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
对于服务业的投资者，商业用地的获取方式早在1994年就已经市场化，从这一角度来讲，他们应该不会受到影响。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服务业的投资是在不断增加的。北京市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表明，2007年上半年60%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投向服务业；在上海服务业的投资合约总价值达到47.17亿美元比去年增加30.4%。可以预测外国直接投资比照连续几年的快速增长在短期内会有所降低，但是一个良性的投资环境和市场将带来的是长期的投资和更优质的投资。
7结语
随着新的土地政策的出台，可以预测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模式将会发生改变。土地价格的调整带来的最直接的影响是投资成本的增加。一些投资者会选择亚洲的其他国家。然而投资决策因素为专业人才的可获得性的高科技企业仍会继续其在中国的战略性投资。对于某一地区的生活发方式的适应与认同以及CEO对于在某一地区居住的意愿，也会使服务行业的投资者继续其在中国的投资。
参考文献
1Czamanski,D.Z.Someconsiderationsconcerningindustriallocationdecisions[J].EuropeanJournalofOperationsResearch，1981（6）
2Galbraith,C.S.Hightechnologylocationanddevelopment:thecaseofOrangeCounty[J].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85（10）
3Hekman,J.S.Surveyoflocationdecisionsinthesouth[J].EconomicReview,1982（6）
4Schemnner,R.W.,Lookingbeyondtheobviousinplantlocation[J].HarvardBusinessReview,1979（1-2）
5XiaoheZhang，Yok.H.P.DeterminantsofHongKongmanufacturinginvestmentinChina:asurvey[J].MarketingIntelligence Planning,1998（5）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创业企业
传统的风险投资基金规模越来越大，并且过于强调投资收益率，运作模式严格规范，在投资项目选择时偏向于扩张期的大项目。而天使投资的投资规模较小，运作方式更加灵活，主要以较好增长潜力的小型项目为投资对象。鉴于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在创业投资中的不同作用，将它们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无论对于创业投资实践还是政府的政策操作都很有意义。
1天使投资及其特点
“天使”最早是对19世纪早期美国纽约百老汇里面进行风险性投资以支持歌剧创作的投资人的一种美称。现在，天使投资人特用来指用自有资金投资于早期创业企业的富裕的个人投资者，其所从事的投资活动称为天使投资。在欧美国家，典型的天使投资人通常是50岁左右的成功男性，属于社会的富裕阶层，很多人有成功创业或者经营企业的经验。
天使投资是一种非正式的风险性投资活动，投资资金来自于天使投资人个人财富的积蓄。天使投资人通常以股权的形式投资于早期创业企业，股权的平均持有期限为5～8年左右。天使投资人除了提供资金之外，还会积极地参与创业企业的管理，用自己的创业经验或专业技能来指导和帮助创业企业家。天使投资主要以极具成长性的高科技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投资的风险较高，因此它所要求的投资回报也很高。在欧美国家，天使投资期望的税后年均回报率高达30％～40％。
天使网络（AngelNetwork）的出现是当今欧美国家天使投资的一个显著特征。天使网络是由天使投资人组成的一种非正式组织，它为天使投资人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投资经验，提供投资信息，寻找投资机会的重要平台。天使网络成员之间会组成不同的投资团队,共同向某一项目投资,这样不仅有助于扩大单个项目的投资规模,也有利于降低个人的投资风险。天使网络通常由一位富有投资经验的天使投资人牵头组织，小的天使网络没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大的天使网络则一般聘请专职的经理人（通常为律师）进行管理。
2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的比较
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都是提供追加价值的长期权益投资，都主要以高风险高收益、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科技型创业企业为投资对象，并在适当的时机以股权套现的形式退出投资，获得投资回报。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除了具有上述的共同特点之外，两者也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区别。
2.1投资动机的比较
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可以说是风险投资的唯一目的。但对于天使投资而言，除了投资的经济利益之外，其投资动机里面还存在许多非经济性因素。这些非经济性因素主要有传授创业经验的渴望、获得乐趣和激情、通过投资建立人际网络、挑战自己心智以便保持敏捷的商业思维能力、通过投资于健康产业创造社会福利等。当然，不同的天使投资人会有不一致的非经济性追求。
2.2在创业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比较
天使投资在创业企业融资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美国风险基金联合会估计，美国天使资本的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而风险投资基金的规模则只有483亿美元。另据美国小企业联合会1996年委托Freear和Wetzel进行的研究估计，每年约有25万个天使投资者投资于约3万家创业企业，投资额高达200亿美元。此外，Freear教授等人在1987年对284个新兴科技企业所做的调查显示，天使投资和风险投资在创业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是互补性的，但天使投资在创业企业早期阶段的融资中占据了主导型地位，表1是其调查的详细结果。
创业企业一般要经过种子期、初创期、发展期、扩张期、成熟期等不同的成长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资金需求。表2阐释了创业企业不同阶段权益融资的规模及其来源。从表2可知，天使投资投资对象主要是种子期或者初创期的创业企业，投资规模一般比较小，它在创业企业种子期的单一项目投资规模一般为2.5～5万美元，初创期的投资额为25～75万美元不等。风险投资由于是一种制度化的投资，它能够以私募方式吸收各方面的资金来扩大资本规模，其单一项目的投资额从几十万到几百万美元不等，有的甚至可以高达几千万美元。由于风险投资较强的资本实力和单纯的盈利动机，因此其主要投资于中后期的创业企业。
2.3运作方式的比较
（1）投资活动的主体不同。天使投资的投资主体是天使投资人，他们用自己的资金投资于创业企业，投资收益也归他们所有。在风险投资中，投资活动的参与主体是由职业经理人团队组成的风险投资家，用于投资的风险资本来自于向机构或者个人投资者募集的风险基金，风险投资家的收入来自于年度的管理费用和风险投资利润的分成。（2）尽职调查的方式不同。在风险投资中，风险投资家往往组成一个团队，对将要投资的创业企业进行很长时间的跟踪考察，花费大量的精力进行详尽地价值评估和投资可行性分析。而在天使投资中，天使投资人不可能有像风险投资家那样的时间和精力去对创业企业展开调查和评估，他们对投资项目的选择更多的是根据自身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以及一般的市场趋势进行判断。
（3）投资的地域范围不同。天使投资人所投资的绝大部分项目都是位于其居住地附近，因为这样便于他们对投资企业进行监督和参与企业的管理活动。而对于风险投资来说，其投资项目的地域范围则较为广泛，可以分布在不同国家或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
（4）项目投资合同的差异。在风险投资中，风险投资家和创业企业签订的投资合同非常正式化和规范化，合同一旦签订以后，双方协商的空间非常小。而天使投资人与创业企业签订的投资合同在内容和形式上则更加灵活，合同签订以后，在执行过程中还留有更多协商和调整的空间。
（5）对创业企业的监督和参与管理的程度不同。由于投资的是自己的资金以及为了重新体验创业的梦想，天使投资人有很强的动机参与创业企业的管理，在创业企业中扮演非常积极的间接管理者角色。在风险投资中，风险投资家虽然也会参与创业企业的管理，但他们参与的程度和介入的深度都不及天使投资人，他们更多是为创业企业提供外在的增值服务。
（6）退出战略的不同。风险投资基金一般都有一个固定的投资期限，通常是3～7年，风险投资家必须在风险基金的投资周期内退出在创业企业中的投资。因此，风险投资在退出战略上有着较为严格的时间约束，其投资行为的获利动机更加强烈。天使投资在退出战略上则没有明确的时间约束，其在退出时机的选择上更加灵活，因此可以选择对双方来说都最为有利的时机退出投资。
3发展我国天使投资的几点建议
纵观国外成熟的创业资本市场，天使投资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创业企业资金供应链上最基础、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对于创业阶段中小企业的孵化作用被市场充分肯定。我国经过了2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已经有了相当规模可以成为潜在天使投资人的富裕群体，主要包括海外归国的高学历新富阶层和外企的中方高级管理阶层、国内的私有企业经营者和一些行业的高收入个人，以及一些拥有丰厚家族财富的人群等。虽然在我国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天使投资活动的初步实践，但其总体规模还很小，远不能满足我国创业企业的需求。由于天使投资的非正式性和非单纯的盈利动机，故政府应主要从体制环境方面着手来推动我国天使投资的发展，具体的政策建议有以下三点：
（1）投资理念、投资文化的引导和培育。政府应加强天使投资的宣传教育，努力培养支持创业的投资文化；以举办培训班或研讨会等形式加强天使投资方面的教育和引导，普及天使投资知识，帮助天使投资人培养风险意识和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提高天使投资者素质，从而形成潜在的天使投资供给。
（2）创造投资双方信息沟通的有效平台。天使投资人之间可以建立天使网络来沟通投资信息，交流投资经验，也可以通过团队投资的形式降低单个人的投资风险。政府部门和专业机构可以考虑建立一个有关创业项目、创业企业和天使投资人信息的一个网络信息中心，为天使投资双方提供信息中介服务，搭建投资桥梁。
（3）法律、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欧美国家都对天使投资提供税收优惠等政策以及法律方面的支持。也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对天使投资人投资于创业企业的投资收益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从而提高人们从事天使投资活动的积极性。同时，政府应在法律上加强对天使投资人投资权益的保障，并进一步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参考文献
1张树中.美国创业资本市场的制度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投资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关健词]外商直接投资外商间接投资互补性
对外投资是指资本突破国家界限在国外的投资,按照投资主体是否拥有对投资企业的实际管理权,可以把对外投资分为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DirectInvestment-FDI)与对外间接投资(FPI)。前者指投资者以控制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取利润为主要目的。后者主要是指购买外国公司的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的投资,以及中长期国际信贷。本文所指直接投资是指外商在华注册登记的三资企业,而把股票投资和对外借款及其他外商投资作为外商间接投资。
学术上关于FDI的论著主要集中在解释成因和讨论影响两个方面。早期的FDI理论主要从微观或宏观层面出发,重在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形成的原因。微观层面如海默(1960)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的垄断优势理论,雷蒙德·维农(1966)建立在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产品周期理论,巴克莱和卡逊(1976)等建立在科斯定理基础之上的内部化理论,以及约翰·邓宁(1977)建立在产业组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基础上的折衷理论(OLI);宏观层面如日本小岛清(1978)的比较优势理论。近期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宏观(即国家层面)上,主要讨论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影响),以及提出政策建议,多为实证研究。
FPI的理论主要是证券投资理论,大都从微观层面即从投资者层面论述如何规避风险,提高投资效益,如上世纪50年代马柯维茨的“资产组合理论”,60年代夏普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AssetPricingModel)”及70年代史提夫·罗斯的“资本资产套价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近期也开始有宏观即国家层面的论述。如有学者(于永达,2000)在分析FPI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国家应力主FPI的健康发育、有序流动及相关法规的严密健全,趋利避弊。”也有人(马全军1996)考查FPI对东道国的影响。
关于国际投资的文献尽管很多,但基本上都是要么从直接投资的角度,要么从间接投资的角度去论述,而对于FDI与FPI二者关系角度去论述的则鲜有也。本文拟就FDI与FPI的互补性作一论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一、FDI与FPI的互补性
1.从其作用来看,FDI和FPI各有所长,具有互补性。FDI对东道国的正面作用一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引进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技术(即技术溢出效应);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产业发展(主要是通过竞争及企业间的纵向或横向联系来带动;提高东道国的国际竞争力。其负面的影响是外商直接投资往往会背离东道国的产业及战略规划。以1997年～2002年外商在华实际直接投资数据看,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占到了70%左右,且呈上升趋势,其中制造业接近70%,而且大都投资在劳动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而对国家扶持的第一产业,则不到2%,对大力发展的第三产业,则仅占22%多一点,且呈下降趋势,从投资地域来说,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其中,2001年和2002年东部六省市(注: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外商直接投资份额为70.72%和71.36%。而西部十省市(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外商直接投资份额分别为3.09%和2.69%。可见外商投资也不考虑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还容易造成垄断及技术依赖性等缺点。
FPI包含对外借款和证券投资,前者作用主要在于可以利用国外资金,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其优点是资金可以自由使用,有利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战略的实施。其缺点是造成一定的债务负担,且其使用成本一般也比国内资金高,对国际收支平衡也有较大的影响。后者的发展则不仅有利于利用外资,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的证券市场和公司治理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如Summers(2000)认为,证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成本、增加投资和提高产出。另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若开放不当,又会增加其金融脆弱性,容易造成一国金融危机。
2.FDI和FPI二者互相促进。FDI对FPI的促进作用主要在于:FDI需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大量配套设施,客观上刺激东道国对FPI的需求;FDI有助于提高东道国的竞争力,促进东道国制度的不完善和与国际接轨的程度,使外商投资更加安全,有利于大量FPI的流入;跨国公司等FDI本身需要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筹集大量的资金,这从实质上来说增加了国间接投资的流量。而FPI对FDI的拉动作用则在于:大量FPI的流入,有助于受资国筹集大量资金,改善本国的投资环境(如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提高吸引FDI的竞争力。
二、对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1.政府要加深对国际投资的认识,转变观念。国际投资既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许多政府官员只看到其积极作用的一面,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一面,认为吸引外资多多益善,盲目吸引,更有甚者把吸引外资的数量当作自己的政绩来看待。政府应该从根本上转变观念,首先必须认识到引进外资只是我们发展的经济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因此,外资的引进必须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有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创新。同样,对政府官员吸引外资的考核也应该以此为标准,重在引资质量,而不是单纯地看其引资数量。
2.吸引FDI与FPI并举,重点在吸引直接投资。FDI和FPI二者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二者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因此,应该把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一方面,西部大开发战略提高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也需要巨额资金,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储备充足,目前的负债率并不高,有较大的引资空间。因此,可吸收FPI来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3.转变引资措施,从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向改善投资环境转移。我国利用外资的成本是世界上最高的,主要以对外资实行税赋减免等优惠措施来吸引外资的,使外资税赋很低。而中国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税赋极不平等。这造成了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使本来就弱小的国内企业在竞争上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同时也剌激了假外资的盛行,这实质上和引进外资的根本目标(发展中国经济的一种手段)是背道而驰的。一国吸引外资的因素很多,主要在于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政策法规、经济运行状况和社会及政治状况等软硬环境。我国吸引外资的竞争力并不强,我国作为亚洲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东道国,主要是由于地缘、文化、和民族关系,即许多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于华人。据统计,截至2003年底,我国实际利用港澳台华商直接投资份额占52.7%;合同金额占全国的52.7%。从地域来看,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主要在亚洲,而在亚洲的投资来源中,中国港澳台地区在大陆的投资占较大比重。而港澳台的投资中,近一半投资在广东和福建两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两个省与港澳台有较近的地缘及文化习俗等密不可分(其商喜欢在广东投资,而台商则更愿意在福建投资),而并非仅仅因为优惠政策。
4.由对外资优惠转向对产业、地域优惠,并对某些行业的外资进行必要的限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由于对外资的税赋优惠,给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使国内企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也刺激了假外资的盛行。另一方面,这本身也不合理,也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民族工业的发展。因此,应把对外资的优惠转移到对产业、对地区的优惠,给予内外资同等待遇,把引资的优惠政策同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发展战略联系起来,真正达到利用外资增强国力,发展本国经济的目的。同时,对有关国家安全的产业,也禁止外资的涉入,如航空、通讯、军事等。对民族工业冲击应适当限制,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技术含量、或者本国已经发展得很成熟的产业要限制。
参考文献:
[1]于永达:国际间接投资超前发展论析[J].世界经济,2000(6),pp57
[2]马全军:国际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影响[J].世界贸易,1996(7),pp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