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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制度变迁；全球化
一、全球化对公司治理制度变迁的影响
(一)全球化经济竞争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市场的竞争拓展到国际层面上。全球产品竞争能够或消除一个治理结构体制中最无效率的特征(Rose，2003)。世界范围内日益增多的产业领域的竞争将使现存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能存在的无效率暴露无遗，从而促使公司治理的趋同(Moerland，1999)。因此，产品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将促使公司治理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全球化将使得产品产品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因而改善公司治理的动力也越强。公司治理竞争不仅会影响企业竞争力，而且会对整个国家竞争力产生影响。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超过了日本和欧洲。尽管影响经济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司治理的不完善被认为是造成欧洲和日本经济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处于下风的重要原因。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德国等国纷纷对公司治理进行改革，借鉴英美公司治理的经验和做法，从而导致其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趋同于英美模式。
(二)国际投资者日益提高的影响
金融资本的控制者是造成全球公司治理运动的关键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国际流动性显著增加，跨国投资日益增多。当外国投资者参加到公司以后，势必会要求公司治理方面的国际协调。而且，由于外国投资者在上市公司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而可以对上市公司的治理问题发挥重要作用。
从国际资本的流向来看，作为主要的资本输出国之一，美国的资本大量流入到欧洲及亚洲国家，在此背景下，尤其是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投资者，会以英美模式公司治理的优越性为由要求受资国和被投资公司改善公司治理，包括提高公司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加强公司内部监控等等，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向美国模式趋近。正如Steinmetz和Sesit指出的。美国全球投资的最严重后果就是迫使欧洲公司改变其经营方式并采用美国公司的价值观。
(三)资本的全球化竞争
随着资本流动的国际化，由于资本的稀缺性，各国也对外国资本展开了竞争。而不同的公司治理也会对投资者意愿产生重大影响。为了吸引外国投资者的资金，那些公司治理不完善的企业就会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公司治理方面的良好做法，以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投资者的保护程度，从而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对资本，尤其是对国际资本的竞争，是公司治理趋同的重要动力来源。
就公司层面来讲，为了筹集资本并降低资本成本，公司有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的动机，公司间对资本的竞争会促使公司治理自发的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就国家层面来讲，尽管在法律框架上存在差异，但为了能够在全球权益市场竞争中取得资本，就必须采用国际认可的公司治理原则，从而促使其公司治理向公认模式趋同。
(四)法律全球化影响
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所在社会现有制度之间，具有互补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中各种制度安排是彼此关联的。公司治理和社会法律体制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特定的公司治理是与特定的法律体制联系在一起，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互补性给公司治理趋同造成了阻力。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将促进法律的全球化。尽管法学界对于法律全球化问题存在争议，但客观地讲，全球范围内法律已经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化，尤其是在私法领域。对于公司法和证券法而言，全球化的趋势就更为明显。法律对于公司治理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法律的全球化将对公司治理的趋同化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
二、公司治理超同的阻力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每一个国家的模式或机制都是建立在其特有的文化、历史、技术因素基础上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差异反映了每个机制产生的路径。路径依赖的特征，决定一国公司治理的变迁是沿着起原先的路径不断演进的，除非强大的外力去改变它。公司治理的路径依赖决定了公司治理趋同的困难。
尽管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公司治理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趋同，但是，在趋同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并非完全与原先的模式割裂开来，而是在原先路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趋同以后的公司治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原先的特征。
(一)内部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1、德国
到目前为止，德国公司治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支持内部控制制度的治理联盟并未受到影响。总的来说，德国的公司治理仍然是内部控制、利益相关者导向的，并没有被股东导向所取代。尽管德国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英美的独立董事制度，逐渐在监视会中增加外部人员，但总体上，德国公司目前仍然在采用双层制委员会进行内部控制。事实上，近年来，德国还加强了监视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从而使得内部控制更为有效。Bebchuk和Roe(1999)指出，即便德国修改其法律允许公司自愿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而不是强制要求采用双层制，其现有的双层制结构仍会有较强的持久力。因为双层制结构已经存在多年，由于路径依赖的原因，即使它是无效率的，也仍然会持续下去。德国目前的公司治理制度既包含了原先的银行导向制度又包含了新的市场导向制度，因此是一个混合模式。
2、日本
在日本对商法进行修改、允许公司采用独立董事和委员会制度后，有许多日本企业反对采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尽管日本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做法，尤其是允许采用独立董事制度，这表明其公司治理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日本的公司治理仍然主要依靠内部控制，交叉持股、主银行制度等的影响仍然存在。因为，日本传统的终身雇用制、年共序列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与其公司治理形成了强烈的互补关系，这决定了其现有的公司治理难以一下打破。
(二)外部市场控制模式的持久性
尽管英美公司治理一定程度上也出现了向内部控制模式趋同的迹象。但是，总的来讲，英美的公司治理改革并未根本的偏离其原先变革的路径。例如，相对于欧洲大陆，英美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仍然较低；尽管不断加强独立董事制度和相关的专门委员会，但其仍然停留在完善董事会这一惯有的路径上，而没有采用内部控制模式普遍采用的双层制；尽管利益相关着日益得到重视，但股东仍然是多数英美公司最为关心的对象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一、加强产权结构优化中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
产权制度变革与产权结构优化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进程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基于产权制度变革与产权结构优化而进行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重塑则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改革深化中的一个重要层面。因为产权结构与公司治理文化密切相关，特定的产权结构往往导致特定的公司治理文化，同时，产权结构的变迁亦影响着公司治理文化的变迁。例如，在国有企业中常因政企不分而导致其公司治理文化的形成带有浓厚的行政官僚主义色彩，而民营企业特别是在家族式公司中，公司内部治理则也许不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正式制度，而是依赖于家族内部的—整套不成文的非正式或正式规则。这些均系单一产权结构而致的特殊公司治理文化现象，其公司治理绩效整体不高亦均业已得到了证明。随着产权多元化变革的发展，无论是中国国有企业还是中国家族式公司，均须对其公司治理文化进行适应性重塑，以期良好的公司治理绩效，而废除企业官本位文化或行政官僚文化与淡化家族资本和亲缓关系对公司的控制则应分别成为中国国有企业与中国家族式公司在产权结构优化中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的重点。此外，鉴于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与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真实图景，中国国有企业治理的改革与深化尚须重视在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产权融合中的公司治理文化的适应性重塑。对于这点，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家族式公司抑或其它企业，均应予以重视并切实进行。
二、加强公司治理法律体系完善中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
公司是现代经济生活中最为普遍与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各国或地区均通过立法对其公司治理作出了相应的强制性规定，但不同国家或地区法律形成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差异却往往导致了其各自公司治理模式与制度文化的不同。如美国崇尚股东主权，强调保护股东利益，而德国公司法则重视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明确规定公司监事必须有员工代表等等。因此，公司治理的法律规定不仅限制了公司治理相关制度的选择，而且尚亦因此决定了其公司治理制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转型时期，中国国有企业既有公司治理的法律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借鉴西方公司治理的法律体系，其并未有充分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形，以致中国国有企业的既有治理尤其是治理结构层面整体上仅具形似，甚至只是呈一种“装饰状态”，由此而致的公司治理制度文化与其实际的公司治理实践其实并不充分适应。因此，在未来中国国有企业以及其它所有中国企业的公司治理法律体系的理论与实践中，公司治理的法律理念、哲学与原则以及相应的制度安排在借鉴西方理论与经验的同时，更应着眼与联系中国的实际发展状况，并不断地作出适宜的边际修正与补充，而各个公司或企业包括中国国有企业则应依此自觉地对其公司治理文化进行相应的重塑。
三、加强基于公司资源禀赋与经营环境差异的适应性公司治理文化建设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机制；文化；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2-0117-03
前言
公司治理机制研究的是企业的制度安排，是反映企业不同参与者之间契约关系的组织管理制度。自从Berle和Means提出委托―理论以来，公司治理机制的理论研究不断发展，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各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形成于该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文化环境等有着深刻的关系。因此，要探知一国公司治理机制的特点与缺陷，必须深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之外寻找原因。
一、公司治理机制的产生与发展
在一个公司内部，需要实现生产的连续性和交易的连续性，而分工的细化和生产的社会化使得现代企业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企业的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和平共处，保证生产和交易能够顺利进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抑制各方的自私性，使之满足效率要求。西方国家在实践中逐步建立了各具特色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为抑制人性的自私，实现企业生产与交易的高效率提供了保障。
公司治理的实践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而逐渐变化的，而“公司治理机制”概念的提出却是很晚的事情。1979年，威廉姆森在《现代公司的治理》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这一理论，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公司治理已经称为企业制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所谓公司治理机制，是指由股东（所有者）、董事会和管理层，三方组成的一系列制衡关系。建立公司治理机制的目的是改善公司治理状况，提高公司运行效率，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公司，所建立的机制内容也会不一样。
就时代背景而论，在资本主义经济启蒙过程中，为了满足生产社会化和产品标准化的需求，企业往往采用“垂直一体化”的管理架构，即通过高度集中的所有权、逐步延伸的产业链和快速扩张的公司规模来提高生产效率，以规模效应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当今的世界经济对生产社会化的需求进一步深化，对产品的需求逐步趋向个性化。一件产品的生产已经难以于一家企业中完成，生产环节往往要分散于多个企业、乃至国家中。而这些企业之间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关系。这样以来，原本为处理三方关系而设计的公司治理结构便无法发挥效用。
二、西方国家公司治理机制的特点
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这种欲望在表达方式上各有不同，但是总体来看就能表现出某种共性，好的制度设计就需要适应一个经济体中民众行为的共性。而人性在一个群体中表现出的共性，具代表性的就是文化，因此我们就需要对考察公司治理中的文化因素。
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存在着巨大差异，甚至在在西方社会内部，根据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也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在各国实行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均有表现，典型的有以英美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和以德日为代表的机构（银行）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市场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是公司股权高度分散，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以发达的市场机制强化外部监督；机构（银行）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的特点是银行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占据主要地位，而银行持股可以使公司加强与客户企业的联系并收取中介费用，并且在公司治理过程中注重发挥董事会与监事会的监督作用。
本轮金融危机的发源地是美国，危机主要暴露出了市场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的缺陷。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建国历史比较短，文化类型属于典型的移民文化。社会构成的多样性和历史上的反垄断传统塑造了美国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西进运动和专利保护政策培养了美国人敢于冒险，维护创新的英雄主义；契约观念和法治精神奠定了美国文化中的理性主义。
美国的文化因素对美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凡事过犹不及，文化特征的某一方面过于突出会反过来对公司治理机制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为了抑制负面作用，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就包括了许多特殊的制度设计，具体分析有以下三点：
第一，维护小股东权利。美国的反垄断政策不鼓励公司相互持股，投资者也很少集中购买某一家公司的股票，这造成美国的金融机构和大型公司的股权高度分散，中小股东没有能力参与公司治理。为维护中小股东利益，美国公司大多实行累积投票制，股东可以任意组合自己的有效表决权重，将其投向不同的议案，这样就对大股东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并试图在董事会中争取到一席之地。
第二，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美国历来有强烈的英雄崇拜情结，这在公司治理中常常表现出对某一核心人物极度推崇与信任。为了抑制这种个人能力扭曲企业制度的现象，美国设计了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通常是在某一领域有专业才能（比如财务、法律等）的人，他们能发挥较强的监督功能是因为他们具备“独立性”，能够以客观的视角为公司的经营提出专业化的建议。
第三，突出外部治理的作用。在公司股权十分分散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公司融资的便利，美国的金融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发达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补充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不足。基于公司财务绩效的股票交易市场能很好地评价公司经营成果，是投资者考察公司状态的最直接途径，发达的经理人市场为公司选择管理者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三、金融危机与公司治理机制弊病
虽然美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很好地抑制了本国文化的弊端。但是制度的变化相对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言，总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经历长期繁荣之后，美国公众的风险意识逐渐变得迟钝，人性中的自私、贪婪等因素，文化中的冒险、个人崇拜等缺陷逐渐放纵出来，公司治理结构中制衡机制逐渐地丧失了功能。
在现实中，中小股东的利益并未得到有效保护。投资者对公司经营的知情权没有完全地获得满足，他们需要获得的不是收益，而是风险与收益的组合，而企业的管理层则只着眼于企业的短期经营成果，以便获得高收入。为了追逐短期利益，管理层实行激进的经营策略，为投资者营造美好的前景，却没有向投资者灌输应有的风险意识。如此一来公司也就走上了一条危险的道路。比如，2001年安然事件暴露出该公司多年来制度化、系统化地进行财务造假，美化公司的财务报表，为管理层攫得大量的非法收益。
与此同时，英雄崇拜的剧情在历次危机中也不断上演。对英雄的崇拜深入到美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是“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领域，像巴菲特、比尔・盖茨等，通过奋斗致富的社会精英为民众树立了正面典型。但是民众在崇拜的同时，也给予这一群体过度的信任，认为只要跟从他们，自己也能获得成功，不知不觉中放弃了制度的监督作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就是这一现象的最好诠释，董事长理查德・福尔德自雷曼兄弟从运通公司独立出来是便成为公司的掌舵人，并且一度兼任总经理，这样一位权威的存在使得雷曼兄弟的制度制衡机制流于形式。理查德・福尔德带领雷曼兄弟在次级贷款（证券化领域不断地开疆扩土，给公司积累下来大量的经营风险。当经济环境恶化，公司业务的隐含风险就逐渐暴露出来，最终雷曼兄弟资不抵债，于2008年9月15日申请破产。
在美国金融风险积累过程中，资本市场的所具有的外部监督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股票市场能够反映一个公司的经营成果，但是股价容易受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美国许多公司的管理层为了粉饰自己的经营业绩，试图操纵公司财务报表，推高股价，以此挣取巨额收入。而投资者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投资收益，所以没有动力深究管理层行为决策的风险。在这一过程中，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公司价值也被扭曲，理论上讲，股价是公司未来净收益的折现值，但是现实中，股价更易受到公司过去经营业绩的影响。在经济环境向好时，企业的价值往往被高估，与此同时，良好的经营业绩也使公司容易获得诸如信用评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的正向评价，公司也就拥有更多的空间做出高风险决策。
纵观金融危机前后美国金融机构的表现可以看出，美国的公司治理机制在风险监控方面的确丧失了能力。美国的公司治理结构虽然针对国民文化因素制定了相应的制衡机制，但是制度的作用依然显得很脆弱。总体而言，美国的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机制设计与宏观监管不协调。公司治理机制是为了协调三方权责利益，但是并未规定公司与监管机构的关系，公司的行为常常试图突破宏观监管的原则。为了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美国的监管机构努力建立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但是在政策执行中，公司往往试图逃避监管。这一点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金融市场上出现的“影子银行”，即是指游离在金融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起系统风险和监管套利的信用体系。在危机前，美国的“影子银行”运行的资金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金融机构追逐利益的“理性决策”恰是与金融监管的宏观目标相背离。
机制设计与机制执行脱节。通过前文对美国公司治理机制失效的介绍可知，我们既需要好的制度设计，同时需要严格的制度执行。在经济长期平稳发展之后，美国民众逐渐放松了对风险的考察，金融机构实施更激进的经营策略，向市场注入了大量高风险金融产品。而信用评级机构、信用增级机构、会计师事务所等风险监督和管理机构也丧失了警惕性，为了谋取利润，降低了执业标准，助长了市场上的冒险行为。惰性也是人性的一部分，思想上的懈怠是造成公司治理失效的重要原因。
公司治理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现代公司治理环境发生变化的结果。前文讲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的生产不再局限在一个公司之中，企业与企业的关系不再是隶属与被隶属的关系，而是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关系，这动摇了原本三方制衡的公司治理模式发挥作用的基础，公司的治理要考虑到其他的合作者、公众、以及各国政府。在新的环境下，公司治理的目标不再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而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最大化。
四、对完善中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启示
每一个国家在建立自己公司治理模式的时候，都要充分考虑本国国情。中国在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时候，不能照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度，否则不仅无法解决西方国家法人治理机制的弊端，还会造成“舶来”的制度在中国水土不服。
为了探究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司治理机制，就必须对中国的文化环境进行考察。中华文明底蕴深厚，农耕文明、儒家佛教思想与道家思想是构成中华文化的根本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在行为上，崇礼重义，强调服从。中国人这种文化传统与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一定出入，在一定程度上更接近德日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想要建立发达的金融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需要完善市场规则，另一方面要培养民众的契约精神和法制观念。而在公司治理机制的建设上，可以借鉴德日模式，强化监事会的监督作用，提高决策透明度，明确公司各种成员的职责分工。
其次，在思想上，追求中庸，强调中和。“中庸”思想使中国人更加追求内心的平和，强调伦理道德对生活的指导约束作用，在为人处世上主张和为贵，这种思想可以作为企业团队建设的纽带，充分发挥包容、人和的文化优势，提高管理层的效率。同时提高企业参与者对职业道德的敬畏，减少道德风险与寻租。
最后，在组织上，重视地位，官民分明。中国人的办事讲究“名正言顺”，强调形式，注重上下秩序，这种文化传统在维持组织稳定方面能够起到巨大作用，但是恰与个人主义、创新精神和平等思想相悖，是限制中国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弊病，容易导致“一言堂”或是寡头垄断。因此在建设中国的公司治理机制时必须淡化“官民”思想，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经理人选拔机制，实现团队的民主化，提高团队的执行力。
此外，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公司治理机制也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2008年金融危机后，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公众广泛接受，并且正逐步付诸实践。经合组织（OECD）制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也将利益相关者保护列为其主要内容之一，认为“公司治理框架应当确认利益相关者（投资者、雇员、债权人和供应商等）的合法权利，并且鼓励公司和利益相关人为创造工作岗位和财富以及保持企业财务文件而进行积极合作”。由此可知，利益相关者理论将是未来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的指导思想，积极将各类利益相关者纳入到公司治理活动中来，更有利于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
公司治理机制不仅影响一家企业的兴衰，还会影响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不仅能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决策效率，还能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增强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市场吸引力。否则，市场的参与者将会寻觅公司治理的漏洞，无限放纵自己的私欲，不仅吞噬企业的财富，还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造成宏观经济波动。在完善中国公司治理机制过程中，不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更要立足中国国情，研究中国特殊的文化环境。“用中医中药祛中国病”，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公司治理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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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作为世界性理论和实践的前沿问题，公司治理在中国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一方面，来自于企业制度转换中有效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的缺失，如内部人控制、关联交易、集团控制、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害等；另一方面，来自于经济全球化下企业治理国际化的压力。由此，我国各类企业在近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强烈的公司治理制度需求，迫切需要在符合国情的理论指导下派生出的公司治理制度、法律和环境供给。
针对这一现实，不仅有必要对公司治理理论进行基础性创新研究，更需要结合中国企业的现实进行实务性探索，来回答我国企业如何围绕公司治理制度创新建立核心竞争能力、如何构建适应全球化战略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等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我国公司治理的制度创新。但是，目前公司治理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虽然公司治理理论已经初成体系，但是仍然有一些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现有的主流公司治理理论主要是针对发达经济国家而提出的，其对不同经济体制国家的普适性问题尚待解决，特别是对我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更是如此。因此，在当前公司治理已经成为热点和焦点的情况下，对我国的公司治理制度需要根据具体的法制环境、市场环境、文化、经济发展阶段进行探索。也就是说，需要研究转轨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公司治理特殊性和一般性的融合问题。我刚刚拜读的何顺文教授等的新作《中国内地公司管治评析》，就是从这种视角探讨中国大陆公司治理理论和焦点问题的文集。
该书就内地公司治理基本制度演进、国有企业治理改革、金融机构改革等进行了深入的论述，共包括六个部分。首先，讨论了公司治理的价值和趋向，说明公司治理不仅是内地企业改善经营管理的热点，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新兴的学术研究和社会实践领域，做出了内地企业治理“有了一些制度原则和框架，很多运行制度和管治规则仍在探索和试验之中”的基本判断。在第二部分，先是探讨了公司治理的发展方向、推动力量、文化基础、机制隐忧和法制环境，进而集中剖析公司治理中国有股东和其他股东的关系、董事会独立性、监事会、公司透明度和信息披露以及内控制度建设等问题。第三部分，详细探讨了内地金融改革及其治理问题，包括金融战略和产权布局、国有银行改制重组和金融业跨业经营战略、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和汇率机制挑战等金融改革问题。第四部分，分析了内地国企改革即治理发展，讨论了国企集团化运作、MBO操作、并购重组和利润分配制度、高管退休、激励制度等，以及中央企业在国资委成立后公司治理方面的重大举措，尤其是对董事会试点、国资委股东定位问题等进行了深入剖析。第五部分，探讨了内地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问题，如何通过提升治理水平和国际治理惯例接轨，以便在国际化布局中占据先机，成为内地国企治理机制所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最后部分还就公司法修订、行业（如航空业）治理以及公共机构治理等问题作了分析。
读罢全书，感觉几个特点印象深刻。一是紧扣内地企业治理问题“焦点”展开论述，包括了基础性问题：基于宏观层面分析治理的整体问题；重大现实性问题：微观层面公司治理存在的重点问题；关键性治理主体分析：在公司治理中作为重要的治理主体以及被治理主体的金融机构治理问题；关键公司治理问题：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关系；核心公司治理对象：中央企业公司治理改革；前瞻性公司治理问题：内地企业国际化中的公司治理问题；以及根本性问题：公司法的修订等。还有一些新的治理问题：包括公共机构的公司治理问题，关键行业（如航空业）的公司治理问题等。“焦点”体现在所分析问题的现实性、核心性、前瞻性、创新性等方面。不仅描绘了一幅内地公司治理的整体画面，重要的是这幅画面由一个个公司治理问题关键点而构成。
第二个特点是评述性。作者不仅指出了问题，列出了焦点问题，更重要的是从独立学者和国际化的角度，从财务和金融职能维度，提出了问题存在的原因、问题形成的逻辑。从而在书中形成了内地公司治理焦点的问题定位、问题分析、其他研究评述、问题的逻辑和可能解决方案的统一。
第三个特点是逻辑性突出。全书由78篇有时间跨度的专栏文章构成，既独立成文，又存在密切的逻辑联系，反映了作者长期以来系统研究的思维主线，即基于“从公司治理的核心价值出发，在全球化、中国大陆市场化演进背景下，通过内外部制度建设，追求法人公司治理效益”这一逻辑主线展开。首先分析了内地公司治理的基本问题和具体问题，揭示了公司治理与诚信文化、法律执行力、制度建设和自发机制等方面对于公司治理方向和进程的影响。对于具体问题则从公司治理利益相关者和治理主体等角度进行逐一分析，进而抓住金融机构这一在公司治理中具有双重身份的特殊治理对象，分析了金融机构改革、国有银行改革、混业经营和证券市场改革等问题，涉及到金融企业自身的治理改革和作为公司外部治理中资本市场微观主体对塑造公司治理模式的影响等问题。接下来，作者又将重心放到了国有企业改革和治理方面，并重点探讨了中央企业治理的积极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抓住了要害，突出了公司治理问题的主要矛盾。著述还通过案例方法分析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同的探索，以及影响公司治理进程的公司法修订问题，从而彰显了作者对内地公司治理问题思考的理论视角和逻辑。
而上述观点我们应该是认同的，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市场体系正在向较完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趋近。从企业来看，其面临的市场环境是全方位的，因此建立规范的治理安排是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前提，迫切要求包括治理机制在内的企业运行机制“入世”，遵循公司治理国际准则参与国际竞争。在此进程中，公司治理的主体和客体、边界和成本都发生了变化，公司治理的风险大幅度增加，这就需要构建起与国际接轨而又适合国情的公司治理制度平台，从公司治理变革的角度，促进垄断行业的企业转制，推动电信、电力、银行、公用事业的企业改制；克服民营企业的治理障碍，推动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使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建立在完善的治理制度平台上，促进企业决策的科学化。
本书的主要作者香港浸会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何顺文教授，是著名的公司治理研究专家，为香港会计学会创会会长，现兼任浸大公司管治与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他不仅在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方面，而且在公司治理教学和实践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浸大导入公司治理与董事学硕士专业，创办首届亚太公司治理国际学术会议，2003年底获选为香港公司管治议会主席。本文集亦是何教授理论与实践结合系列成果的体现。
公司治理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公司治理 价值创造
［中图分类号］F27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1－0064－01
对于公司治理应当以股东的利益为导向还是以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为导向，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是不可能否认，不管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还是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其根本目标在于公司创造的价值最大化。正如Jensen(2001)指出的，只有公司创造的价值最大化，才能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化。许多研究都表明，公司价值和公司治理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杨华(2003)则明确指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与人们对公司价值的看法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对公司价值有怎样的看法，一般地，就会对公司治理有怎样的期待。
将价值创造引入公司治理中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张维迎(2005)所指出的，现在有关公司治理的一些政策太多地集中在财富的分配方面，而放在财富创造方面的注意力太少，不仅是在我国，在西方国家也有这种危险。企业只有把自身改造为价值创造者，以为股东、顾客、员工乃至整个社会创造价值作为目标，才能实现企业的持续发展。
一、基于价值创造的公司治理理论基础
（一）公司价值衡量指标体系的形成
在对企业价值如何衡量这个问题上，早期人们大多使用传统的会计指标对公司绩效进行度量。但事实上，传统的会计指标往往体现的只是企业某个方面的价值，不能反映股东资本的机会成本，而且与非正常回报的相关性较弱，不能准确反映出股东财富的变化。而随着价值衡量指标的不断发展，公司财务中的价值链、经济增加值、价值预期、公允价值、现值、终值、重置价值、清算价值、账面价值和持续经营价值等多个指标组成了公司的价值衡量体系。
（二）价值链理论
迈克尔 波特（1985）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示。波特的价值链理论实际上是把企业价值的创造过程看成是由一系列具有价值的并与企业价值相关的活动所构成的价值链体系，也就是企业形成和创造价值的系统。企业要实现整体价值的提升，就必须协调各子系统的价值。也就是必须充分发挥各子系统的价值并协调各子系统的价值，以价值链的形式带动企业整体价值系统的良性运转。价值链理论对于公司治理的意义在于，借鉴价值链理论，我们可以将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看成创造价值的子系统，通过整合子系统之间的价值创造活动，实现公司治理中各环节的协调。
二、基于价值创造的公司治理模式
借鉴公司价值衡量和价值链的理论基础，我们可以将公司的治理行为与价值创造过程联系起来。基于价值创造的公司治理的理论框架：将公司价值分为内部价值和外部价值，内部价值通过董事会、激励合约、股权结构等内部治理机制来实现，外部价值通过控制权市场、债权人治理、投资者保护等外部治理机制来实现。
基于价值创造的公司治理的思路在于，以公司价值最大化为目标导向，将公司治理机制（包括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中各环节的活动与公司的价值创造活动结合起来，使得每一项活动在公司价值链系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对治理机制的设计实现价值的创造，另一方面，通过价值创造的结果，反过来寻找价值链上存在问题的地方，即存在问题的治理环节，从而对治理机制进行修正。
三、基于价值创造的公司治理的优势
我们认为，基于价值创造的公司治理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公司治理的目标清晰化
在基于价值创造的公司治理模式下，公司治理的目标与价值创造挂钩，使目标变得清晰。该模式下的每一个治理环节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价值创造单位而存在，这就使其拥有了较为明确的考评标准。每一个环节的治理行为对公司价值的影响都能够被追踪，并且可以通过公司价值的反馈结果对存在问题的环节进行修正。
（二）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控制活动，是指为实现内部控制目标，对确认的风险所采取的政策与程序。基于价值创造的公司治理，要求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辨识公司的每项治理设计是否实现了增值的目标，然后遵循成本收益原则，通过对风险的分析对治理设计进行改进，提高公司治理的效率，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
（三）使公司治理活动更具弹性
价值创造导向下的公司治理的结构和制度设计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会随着公司价值反馈回来的信息不断调整，并且能及时对公司战略做出反应。这实际上实现了对公司治理活动的内部控制，使公司的治理活动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体系，能够有效识别价值创造过程中的失误以便及时采取修正措施，并能及时接受相关信息进行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