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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保论文范文第1篇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个综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未形成,在土地初级保障的基础上,绝大多数农民的养老缺乏保障,这将加剧城乡差距,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前,学者对农村保障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农村的保障应趋向社会保障,另一种观点认为农村保障应趋向于土地保障为主。
一、我国农村保障现状
(一)农村社会保障现状
长期以来,务实的农民们之所以羡慕城里人的非农户口,是因为非农户口的背后有农业户口所不能企及的很多实惠,其中就包括着城里人的公费养老。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2月,政务院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暂行条例》,对城镇职工的生、老、病、死、残、伤做了保姆式的关怀;改革开放后政府又对城镇职工的失业和贫困给予特别关照,直至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城镇全面实施。
有关研究表明,从1952年到1990年,中国农业通过税收方式、“剪刀差”方式和储蓄方式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总量达11594亿元,其中,通过税收方式提供1527.8亿元;通过“剪刀差”方式提供8707亿元;通过储蓄方式提供1359.2亿元。1952年到1990年,中国工业化建设从农业中净调动了约l万亿元的资金,平均每年高达250亿元,可见中国农民对国家工业化资本积累的负担有多么沉重。社会保障在农村的缺失,与农民所作的牺牲性贡献是极不相称的。
当被改革开放的大潮吸引着的农民们走入城市,政府逐渐意识到“农民工”已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农村的社会保障建设终于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于是,国家在“七五”计划中设想“抓紧研究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并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试点,逐步实行”。“八五”计划又进一步指出:“建立和健全养老保险和待业保险制度,在农村采取积极引导的方针,逐步建立不同形式的老年保障制度。”1986年,民政部在山东烟台开始了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试点工作,并于1992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订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这个方案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截至2000年底,全国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达6172万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滚存结余195.5亿元。
随着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广,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采用“完全积累制”——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政策扶持相结合,政府不承担直接财力支持的责任,集体补助常常落空,社会保险演变为“个人储蓄保险”,从而失去了它应有的意义。其次,参保农民的缴费水平低,现行的缴费标准为2元～20元/月,共设十档,但执行中多数农民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这样按民政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10年后每月可领取养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领取9.9元,这显然不足以解决他们的养老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实践中出现了“保小不保老”倾向,据山东社会科学院的调查,19岁以下的投保者占全部投保人数的60%以上,这显然与我们制度设计的初衷相悖。
(二)农村土地保障现状
在农民的社会保障中,土地占有重要地位。传统的农民社会保障,实质上就是以土地为核心的保障。但是,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土地保障功能的发挥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矛盾。
首先是土地保障功能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矛盾。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分化程度的提高,二者的矛盾越来越加剧。土地向经营能手集中,连片开发、发展农业规模经营,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必然要求。而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导致农户的土地不断细分,不利于土地的连片开发,妨碍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延缓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进而有悖于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耕地面积不断减少的同时,农村的人口和劳动力却不断增加,导致人地关系不断恶化。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从相对地位来看,土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上升,生产资料功能下降。在有些地方,由于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低等原因,土地的生产资料功能已经严重退化,甚至基本消失,土地转变为单纯的保障手段。部分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往往对土地进行粗放经营,或将土地撂荒。
其次,土地保障功能与土地保障功能弱化的矛盾。近年来,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不仅没有得到强化,反而不断弱化。其主要表现是: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越来越低,在有些地方,农业经营甚至绝对亏本。目前,多数农产品提价的空间小,降价的压力大。但在以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组织结构,农产品成本增加的势头却一直比较强劲,由此导致主要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占出售价格的比重已经很大。以1999年为例,粮食、棉花、户养生猪的生产成本,占出售价格的比重分别高达82%、94%和99%。在价格、成本双因素的夹击下,我国农业经营的绝对收益已经越来越低。以浙江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十个村资料为例,1995年亩均净收益为680.04元,到1999年已经下降到505.71元,四年间减幅达25.6%;如果扣除人工和物质费用因素,则农地经营的亩均纯收益,1995年为34.51元,到1999年已经下降到-174.72元,农地经营处于绝对亏本的状态。
农村土地负担越来越重,越来越多的农民视土地为包袱。农民负担问题的严重性至今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有些地方的农民负担甚至越减越重。同时,土地的流转价格越来越低。有的地方发生土地流转时,转出户不仅不能从土地转让中获得收益,反而要倒贴给转入户。
第三,土地保障功能与国民经济结构调整的矛盾。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规模迅速扩张,许多农民失去了土地,进入先前不太熟识的非农领域或城镇生活,增加了生活和就业的风险。目前,我国农村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占农村人口的7%以上。由于70年代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滞后效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农村老年人口的比重将会继续上升。农村养老的任务将会日趋艰巨。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核心家庭的主流地位将会继续提高。面对日趋繁重的养老保障任务,单纯依靠土地的养老保障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农民的土地保障基本上属于非正规社会保障。正规的社会保障基本上属于土地外保障。
因此,发展农民的社会保障,必须把增强土地的保障能力与发展土地外保障结合起来,积极实现保障方式的转变,由传统的家庭保障转变为家庭保障与社会保障并举。
二、土地保障与农民社会保障的综合
(一)双管齐下,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水平,激活土地的保障能力
针对现有的土地均分制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矛盾,许多学者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土地制度创新思路,希望借此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其中许多思路不乏创意。但是,多数思路的实施,因为受到两方面的制约,可操作性并不很强。一是农业经营比较利益低,导致农户转入土地的动力不足;二是因缺乏非农就业机会,导致农户转出土地后的收入来源和社会保障问题无从解决。提高农业经营的比较利益水平,不仅可以提高农户转入土地、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土地经营的效率目标,还可以提高农村土地的现实保障能力。当然,农业经营比较利益水平的提高,也有可能导致农户转出土地的动力不足。但是,综合而论,其积极作用还是会大于其消极作用的。农业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农村土地的流转价格,进而提高农民的土地转让所得;也有利于促进土地真正向经营能手集中。
(二)鼓励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土地资本化,实现土地保障模式由消极向积极的转变
土地既可成为农民获得社会保障的重要手段,也是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但如果我们将目光仅停留在这样两点,则容易产生土地利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与此相对应的,实际上是土地的消极保障模式。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得更为开阔一些,看到土地还是一种可以资本化的资源;那么,就可能协调土地利用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将发挥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与利用其生产资料功能有效结合起来。与此相对应的,实际上是土地的积极保障模式。近年来,许多地方在此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通过实行反租倒包、转包转让、租赁、拍卖、土地经营权入股、企业或大户托管等形式,有效地盘活了土地资产,实现了土地增值;也明显加快了农村土地流转的进程,促进了农业规模经营。
(三)积极促进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和农民自我保护组织的发展,提高农民的谈判能力
土地制度的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都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制度变迁的方向,不仅取决于效率原则的指向,还取决于与此相关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对谈判能力的强弱。在城镇化及与此相关的土地农转非过程中,在农业结构调整中,要规范政府行为,有效地维护农民利益(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或社会保障权),必须有相当发达的农民组织做支撑。农民要制约土地负担的迅速增长,要在与农产品经营有关的诸多“谈判”中,节约交易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性,改变其被动接受的地位,就必须依靠其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既是提高农民生产能力的重要形式,也是增强农民自我保护能力的重要形式。
(四)因地制宜,加快发展面向农民的土地外社会保障
长期以来,农民的土地保障基本上属于非正规社会保障。正规的社会保障,基本上属于土地外保障。从前文分析可见,仅从今后农村养老保障的需求来看,发展农民的社会保障,必须把增强土地的养老保障能力,与发展土地外养老保障结合起来,积极实现养老方式的转变,由传统的家庭养老转变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并举。实际上,养老保障如此,其他方面的保障也如此。当前,农民的社会保障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一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二是逐步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在社会保障问题上的反映,就是将大多数农民排斥在正规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在这种社会保障的发展格局下,面对未来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的形势,农民往往不得不压缩现时消费,将为数可观的储蓄和手持现金留备不测。这是导致近年来农村消费市场扩张乏力的重要原因。因此,面向农民加强正规的社会保障建设,有利于缓解近年来农村市场的扩张困难。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0%;目前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水平低、层次也低,城乡之间存在巨大的消费断层。扩张农村市场不仅在于能够产生简单的数量意义上的扩张效应,更在于能够延长我国现有产业的生命周期,改善整个经济的循环关系,缓解包括城市企业在内的企业经营状况,扩大国民经济吸纳就业的能力。这对于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开源节流”都是有益的。
(五)积极开拓农民正规社会保障基金的多元融资渠道
可在科学测算、加强试点的基础上,将农民的土地转让所得,拿出一个固定的份额,用于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土地资本化不仅适用于农业用地不改变用途的情况,也适用于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的情况。在城镇化发展中,对于农转非的土地,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土地证券化思路,促进土地的资本化开发,实现以地生财,以地建立正规的社会保障基金,也能明显地提升土地的保障功能。结合相关政策或法律的调整,发展以土地使用权或所有权抵押为特征的土地金融,提高城镇化过程中的融资能力,加快土地开发或增值的进程。此外,市以上政府可以根据当年的城镇开况,从财政收入中划出一个固定的比例,用于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
农民正规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还可有另外两个渠道,一是乡村集体资产的收益,包括集体资产改制中收回的价值形态的资产,以及股权收益、租赁收益等。二是发行国债的部分收益、部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收益,国有企业转制中的资产拍卖、变现所得和股权收益。这些来自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收益,转入国家财政,再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支持农民的土地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所有的资产,不是城市人独有的资产,更不是国有企业职工独有的资产。因此,在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的收益中,应该有属于农民的那部分资产收益。否则,就是对农民利益的侵犯和剥夺。
农村社保论文范文第2篇
1文献回顾
在我国，城镇居民享有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基金，但国家并不向农村居民提供这种保障，而是将土地分给农民。毕宝德分析了土地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后指出，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殊情况下，城乡居民分治，耕地才具有了社会保障功能，国外其他城乡社会保障相统一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存在这种现象［5］。徐广义则从我国现阶段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变化特征和利弊关系出发，论述了土地对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功能［6］。赫娜将其进一步细化，认为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财产继承保障等4个方面［7］。我国相关规程和专家学者从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需要出发，探索了社会保障标准的定量化计算模型。如我国国土资源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用地估价规程》中，基于农民基本生活费用提出的保险费率法，和基于社会人均保障价格的土地可保障价格评估模型。郝娜在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细分的基础上，针对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障和财产继承保障分别提出了养老保险费率法、医疗保障费率法、最低生活保障金法和子女教育费用计算法等［7］。张润森考虑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和对社会保障的需求程度，提出了基于水库移民人均生活支出的现值还原利率法，用以计算单位面积土地的社会保障价格［8］。可见，土地对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已基本得到认可，构建水库农村移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已基本形成共识。现有研究多是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定性描述和其价格的定量化探索，少有对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讨论，以及对相应责任主体进行逻辑上的区分和界定。本文将针对水库农村移民，构建社会保障制度的责任模型。
2水库农村移民原有土地保障功能分析
（1）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在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下，农村居民基本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外，但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承担起了相应的保障作用。一方面，土地以其资源属性作为生产资料的一种，向农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另一方面，土地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除非极端恶劣的气候条件，土地都能给相应的承包人带来稳定的收入，即使承包人流动到城镇中从事着非农工作，但当其失业之后也能重新回归土地，从事农业工作，土地具有失业保障的作用［9］。此外，对于老年人而言，一旦其丧失了劳动能力，他们可以通过所拥有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或出租等获得收入，土地具有养老保障的功能［10］。《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规定，“前款规定的承包期满，由土地承包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使得农民实现了对土地的“永续承包”［6］。因而，土地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承担着生存、就业、养老等方面的保障功能。这一点已基本得到了相关专家和学者的普遍认可。（2）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物质基础。事实上，土地本身本质上并不具有保障作用，土地的保障作用来源于使用土地而获得的收益［11］。所以，合乎逻辑的理解应该是，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能够向农民提供相对稳定的收入，从而具有了社会保障的功能。这一点，可以从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得到证明。时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将土地所有权界定给了农民。这种土地私有制决定了土地产出收益的分配对象是农民自身，也因此决定了农民对自身的风险承担主要责任，国家／政府只从整体出发，对影响社会稳定运行的较大风险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家庭是农业生产经营基本的生活单元，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参加生产劳动，获得收入，无劳动能力的成员依靠这种家庭保障维持生存。所以，当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相结合的制度。事实上，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农村家庭获取收入的主要手段就是依靠土地，土地保障是最本质的保障手段。时期，国家通过政治手段将土地由私权转为集权，农民丧失了土地的所有权和生产决策权，形成了国家控制、集体所有、平均分配的制度格局［12］。土地收益由集体享有的情况下，国家陆续出台了各项关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形成了以“五保”制度与合作医疗制度为核心，农村集体为责任主体的保障体系。虽然这一时期保障水平普遍较低，但在保障层次和保障范围上有了明显提高。值得说明的是，集体是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但其提供保障功能的物质基础依然来源于土地收益，所以本质上土地保障依旧是这一时期最根本的保障手段，集体代为承担保障责任。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时期，虽然土地所有权仍然是集体所有，但是，生产决策权、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等都明确地由承包土地的农民享有，集体所承担的农村社会保障责任逐步弱化，农民因享有土地收益，又一次承担起了自身保障的责任，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相结合的保障形式再一次成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形式。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伴随着土地收益分配主体的变化而变化。土地革命时期，土地的收益主体是农民，农民个体相应地承担着自我保障的责任；时期，土地的收益主体是集体，集体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时期，土地的收益主体再次回归农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农民承担个人保障责任。因此，可以说明，土地保障历来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而土地保障借以实现的物质基础是土地收益。
3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的责任模型
3．1理论基础（1）成员权和公民权。社会保障是一种权利，首先需要明晰两个概念，公民权和成员权。成员权［13］是指“个体以成员身份向其所属组织（包括社会、企业、集体和家庭等）进行合理的权利主张的权利”；公民权14指“具有一国国籍的社会成员，以公民身份向国家（政府）进行合理的权利主张的权利”。两者本质上都属于人权，而且公民权亦属于成员权。两种权利的区别在于：个体以不同身份对不同组织进行权利主张，基于“成员”身份的人和基于“公民”身份的人都天然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但是“公民权”通常会被纳入国家法律，具有强制性特征［14］。如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种权利具有普适性，不因公民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差异。（2）社会保障的权利属性。就社会保障而论，以保障水平为标准，社会保障可以分为3个层次［15］：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指对陷入生存危机或者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的社会成员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质帮助的措施，主要包括基本生活救助、灾害救助和专项救助等。社会保险是对劳动者未来风险的预先支付，基础层次的、国家立法强制缴纳的项目有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较高层次的补充保险一般不属于政府行为，也不具有立法地位。社会福利是通过社会化的福利津贴、实物供给和社会服务，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生活质量的措施，中国现行社会福利体系包括三部分：以社区福利为基础；以老年人福利、妇女福利、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和公共福利为主体；以职业福利为补充，其中，社区福利和职业福利不具有政府强制性和立法地位，本文统称为补充福利。因而，社会保障可以从另一个维度分为基本社会保障和补充社会保障，其中，基本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助、基本保险和基本福利；补充保障旨在提高社会成员个体的社会保障待遇，主要包括补充福利和补充保险［9］，具体如表1所示。3．2模型构建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应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相一致。不同的保障层次对应着不同的责任主体，辨析各层次的责任主体，明确水库农村移民中不同相关方在移民社会保障任务中的职责和义务，构建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责任模型如下：国家是社会救助和基本社会福利的主要责任主体，并应将水库农村移民纳入到我国基本社会保险体系，以社会统筹基金的征收、管理和使用等方式，保障农村移民享受基本社会保险待遇；水电开发主体对水库农村移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主要负责；对于已经在安置区就业的移民，用人单位（包括机关、企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等）有责任支付雇员的基本社会保险，并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决定补充保障的内容和实施与否。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责任模型具体如表2所示。
4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责任模型的实证
（1）国家／政府的责任。水库农村移民搬迁安置之后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变化，对于以二、三产业安置的移民而言，在城镇中的工作收入或许比农业收入要高，但同时也要承受生活环境改变带来的生活成本的改变。根据中国统计局的2013年年度统计数据，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15008．8元，城镇居民人均年支出18022．6元，水库农村移民在原有的生活环境下，凭借包括土地收入在内的经济收入能够维持生计，在搬迁安置之后，生活成本往往会有较大提高，尤其是在搬迁安置的最初几年，移民大部分储蓄和补偿款用以购置房产等生活必需品，就业问题尚未解决，入不敷出现象尤为严重，即便对原有的土地收益进行了足额的、合理的补偿，一般也难以维持移民长久的生活需求。那么，如何保证移民搬迁安置后基本的生活问题，进而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发展？公民的这一权利应该由政府承担责任，这一点可以通过法规规定来实证。基本社会保障，是我国任何公民都应该享有的天然的权利，不应该区分农民和非农民身份，而是一种自然法权，是农民公民权的一种体现，此类基本保障的第一责任主体从任何角度讲都应该是国家／政府［16］。联合国大会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权享受社会保障”。2001年我国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承认人人有权享受保障，包括社会保险”。事实上，以英国、瑞典为代表的福利性制度、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社会保险型制度、以苏联为代表的国家保险型制度等，其基本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也都是国家／政府。因此，水库农村移民基本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需是国家／政府。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下，农民都并未像城镇居民那样被纳入到国家针对城镇企业劳动力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一直主要依靠土地和家庭获得社会保障，国家在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中一直是缺位的［17］。国家是全体公民国民的国家，农村居民基于其公民权理应享有国家／政府提供的基本生活保障，即便不存在水库移民行为，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水库农村移民失去土地之后，户籍的转变加剧了这一问题，更应该使其进入国家针对城镇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2014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社会救助暂行办法》指出，我国公民享有包括最低生活保障在内的社会救助权，国家／政府是责任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规定，公民和企业（或集体）对基本保险负有主要缴费的义务，国家／政府统筹管理保险基金，并作为“兜底者”，对可能出现的资金缺口进行补贴。水库农村移民应无差别享有上述基本保障待遇，享受与安置区城镇居民同等的最低生活保障，并被纳入基本保险体系。所以，国家／政府是水库农村移民社会救助权的责任主体，并对应将其纳入基本社会保险体系，同时使其享受基本社会福利待遇。（2）水电开发主体的责任。农村土地保障的功能主要是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失业保障，其借以实现的物质基础是土地收益，失去土地则意味着失去了这部分土地保障。在水电项目开发中，水电开发主体获得了农民原有土地的使用权，对农地补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也应负担起农民随土地一起失去的社会保障。根据我国社会保险法，公民负有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缴费义务，其中，失业保险旨在向因失业而中断生活来源的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若水电开发主体对失地农民进行足额的土地补偿，则农民虽然失去了耕作土地的“职业”，却因获得了足额的补偿而并没有“中断生活来源”，所以，足额的土地补偿本身就是农村移民的失业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则可以通过足额的土地补偿和安置支付代为缴纳，从而，使水库农村移民享受到基本的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事实上，当前一些地方政府的移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很好地支持了上述观点。如云南省《关于印发向家坝水电站云南库区农业移民安置实施意见的通知》中，“按照库区规划水平年，年满60周岁的移民，其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用于养老金统筹，每人每月领取养老金190元，该标准随物价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进行调整。”将征地补偿费用于养老保障。再如《上海市被征用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农业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管理办法》规定，“征用地单位为征地劳动力承担的安置补助费，应当用于缴纳小城镇社会保险费。征用地单位为征地养老人员承担的安置补助费，应当用于缴纳征地养老费。征地养老费由征用地单位向区县政府制定的征地养老服务机构一次性缴纳。征地养老人员自缴纳征地养老费的次月起，可以领取生活费，报销医疗费。”将安置补助费用于失业保障、养老保障和医疗保障。再有《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速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通知》中，“对征地时已经是劳动年龄段以上的人员，直接实行养老保障，并建立个人专户与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制度。对征地时属于劳动年龄段内的人员，一次性缴足基本生活保障费用，为其建立个人专户。对征地时未达到劳动年龄段的人员，按征地补偿规定一次性发给征地安置补助费用。”其基本含义也是将移民让渡土地产权所得，强制转变为社会保障。通过以上各地方政府将水库移民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用转变为社会保障的案例，可以说明水电开发主体应对水库农村移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负责。水库淹没土地造成的农民社会保障的损失，水电开发主体需足额补全农民原有的土地收益，进而实现对农民原有土地保障的补偿，至于土地补偿标准，本文不做讨论。（3）用人单位的责任。成员权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个体成员有权向其所属的集体组织进行合理的权利主张［1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用人单位有责任缴纳雇员的基本社会保险，且是雇员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的唯一缴纳主体。此外，补充社会保险和补充福利是用人单位基于培养人才、激励人才，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的自主决策，不具有强制性，但如果用人单位采取对雇员的补充保障制度，其必定是该保障制度的责任主体。我国劳动法第七十五和七十六条分别指出，国家鼓励用人单位根据单位情况，发展劳动者补充保险和补充福利。对于已经在安置区就业的农村移民，应该享受与其他职工同等的保障待遇。因此，基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用人单位负有缴纳雇员基本社会保险的责任，对于实施雇员补充保障制度的，用人单位是主要责任主体。至此，本文构建的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责任模型得到实证。但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对移民所应该获得的损失补偿中的一部分———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进行界定，并不意味着移民所应该获得的就仅仅是土地补偿和社会基本保障，从当前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来看，其他补偿和扶持方式也必不可少，但已超出本文所探讨的范围。至于土地补偿标准、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中西部区域经济特征、水电开发项目利益共享机制等，则是后续研究的问题。
5结语
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水库农村移民搬迁前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认为其借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在于土地收益。在此基础上，辨析了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的权利结构和权利属性，构建了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责任模型，认为国家／政府是水库农村移民社会救助和基本社会福利的责任主体，并对基本社会保险负有支持、监督和管理的责任；水电开发主体通过对原有土地收益的足额补偿承担农村移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责任；对于已经就业的移民，用人单位应强制性地负担雇员的基本社会保险，有选择地发展补充保障制度。并通过当前法律法规和已有案例对责任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可以作为水库农村移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
农村社保论文范文第3篇
1.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少法律保障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理论,社会养老保险应是国家的一项社会政策,它以国家的形式建立,并以行政手段推行,具有强制性。这说明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离开法律制度的支持是难以实现的。但是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法规却很少,而这些法规都是原则性的,无具体实施细则,操作上具有很大随意性。各地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在《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而成的,缺乏法律下效力,难以形成长久性的契约。法律制度的缺失引起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农民的投保积极性不高,保险资金来源不稳定等。
1.2保障水平偏低
《基本方案》,规定:“交费实行低标准多档次月交费标准设2元、4元、6元、8元……20元十个档次”,但由于农村经济水平较低和农民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部分地区农民投保时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投保档次。按照民政部提供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领取计算表》,若每月交费2元,10年后每月可领取养老金4.7元,15年后每月可领取9.9元;如再考虑到利率下调通货膨胀等因素,实际领取的标准还要更低显然,这种保障水平是难以承担起养老这一社会重任的。
1.3政府与集体补助缺失
按照现行的规定:“资金筹集坚持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抚持的原则。在以个人交纳为主的基础上,集体可根据其经济状况予以适当补助(含国家让利部分)。集体补助主要从乡、镇企业利润和集体积累中支付;国家政策扶持主要是通过对乡镇企业支付的集体补助予以税前列支体现”。这一规定从制度上把没有乡镇企业的农村地区排除在集体补助之外。并且乡镇企业是否盈利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着不确定性的问题,因而农民养老基金的集体补助也随之变得不稳定。
1.4基金运营不合理,投资渠道短缺,基金监管缺失
为保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性,《基本方案》规定,“养老保险基金除需现支付部分外,原则上应及时存入银行或转为国家债券。基金用于地方建设时,原则上不由地方直接用于投资,而是先存入银行,再以向银行贷款的方式支出”。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投资人才、国债数量有限、难以购买,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基本上是采用存入银行的形式实现其保值增值的。但是,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和国际金融环境的影响,利率的波动很大,很难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
2存在问题原因分析
2.1立法的滞后,直接导致无法可依
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只有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实行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国家没有根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及时地对法律做出调整。农村社会保险各地规定不一,没有法律约束力,基层无法操作,农民无法可依,参保积极性也就大打折扣。
2.2管理体制没有理顺
农村社会保险工作有的仍然留在民政部门,有的已经划归劳动保障部门管理,造成工作脱节,管理混乱。手续繁琐,领取不便。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一般都是断断续续的,缴费不定时也不定额,每到符合退休条件需要办理领取养老金手续时,要进城确认身份、年龄、缴费、时间等,农民费时费力费钱;而达到退休条件办理退休手续后,还得进城领取养老金;参保人员意见很大,从而影响了农民的参保积极性。
2.3社会结构障碍
在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影响下,逐步形成了特征明显的二元社会结构,这使社会保障体系也逐步趋于二元化。作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这种体制使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中的责任“虚化”和缺位,成为我国政府在构建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保障水平低也顺理成章了。
3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措施
3.1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参保意识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建立,意味着广大农民必须从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意识向现代社会养老保险意识的根本转变。但这种转变必然会受到传统思想、文化、心理以及价值取向的滞阻。因此扎实、细致的做好宣传普及工作是进一步推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当务之急。相对于广播、报刊和网络,电视的普及率是最广的,可以利用电视为主要途径,宣传农村养老保险知识,宣传的内容要尽可能详细和通俗易懂。通过广泛、深入地宣传,让农民充分认识到参加养老统筹不仅使自己老来生活有可靠的保障,而且有利于家庭和睦、幸福,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而使农民在思想上接受,在行动上积极参与。
3.2立足我国国情,不断推动制度创新
我国东、中、西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在构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时,应根据地区性差异,建立适宜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部分土地被征集,把我国的农分为纯农民、农民工和失地农民,由于收入来源不同,收入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基金来源也各不相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应该对他们分类考虑;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要逐渐消除经济二元化,建立全民一体化的养老保险体制,所以要考虑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衔接,以减少转制成本。总之,制度应该不断创新,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建立起多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3.3加大政府的责任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和完善,必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规范。就养老保险的性质看,它并非单纯的公共物品。它是一种由政府提供给人们消费的物品,这种物品既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需要特别强调政府的责任和角色,尤其是政府的财政投入。相对于其他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占财政收入的比例一直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且这些投入主要集中的城镇职工,农村居民则所得甚少。因此,构建和完善我国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加大政府的责任,这其中不仅应包括中央政府,还应包括地方政府的职责。
4总结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权利的实现;体现社会公平,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社会主义。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以前,我国应加快对农村养老保险的研究,建立合适的养老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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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俊.农村实施社会养老保险的四大难题及破解思路[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9.
[3]穆超,陶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的研究[J].乡镇经济,2008
农村社保论文范文第4篇
一、社会资本: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石
社会资本是区别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的一种资本形式,是当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对社会资本给出的定义各不相同,可谓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比较公认的是布迪厄、科尔曼以及布坎南的定义。由于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组织,本文采用的是布坎南的定义,即从社会组织角度加以阐释的定义。在《让民主有效运转》一书中,布坎南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其中包含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张文宏,2003)。运用布坎南的定义分析,可以看出,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能够起到基石的作用。
(一)社会资本可以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囚徒困境”
生态环境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最大难题主要在“囚徒困境”。“囚徒困境”是拓扑论中的范例,用来说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放弃通过合作实现最优目标的现象。两个囚徒被分开审讯,选择不认罪是二者的最优选择,每人将得到最轻的惩罚。但由于彼此缺乏信息,加之不信任心理,每人都选择了自己认为的最优选择:认罪,结果放弃了整体最优选择,每个人得到了较重的惩罚。“囚徒困境”常用来解释公共地的生态环境问题,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而社会资本是打破“囚徒困境”,促使人们合作的有效工具。首先,信任是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合作的纽带,“相信你能遵守规则,我也就会遵守规则”,是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人们的普遍心理,而这其中的基础就是信任,缺乏信任,人们之间的合作不是不可能,就是成本很高。其次,规范制约着人们之间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向着有利于社区长远利益的方向演进。尽管社区的规范大都不像国家法律法规那样正式性,但正是一些约定俗成的规范代代相传,沉淀到成员的心理,内化为社区成员的自觉行为。再次,农村社区联系人们的纽带是血缘以及地缘,社区人际网络重叠率很高,人际网络具有全面性与实名性特点,不像城市社会中那样片面性与匿名性,人们之间易于合作,这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是有利的。
(二)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社会资本可以促使人们遵守相关规则。市场机制在这方面就存在缺陷。在我国当前,不少污染企业都和政府管理玩“猫捉老鼠”的游戏,“白天冒白烟,黑天冒黑烟”的情况比比皆是。主要原因就是被发现概率低以及违规成本低,遵守规则的激励不足。与市场机制相比,农村社区中由于饱含社会资本,在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首先,在农村社区中,人们之间的互动较为频繁,互动频繁本身就是一种监督。很多情况下,监督只是一种“顺便”的事情,就像奥斯特罗姆所引案例那样,在旱年取水,每人分配一定比例的水,当一人在取水时,下一个人就在他后面排队,多取水马上就会被发现,这是工作自身的需要,同时也意味着监督,并且成本极低,而违规被发现的概率极高,促使人们遵守规则(奥斯特罗姆,2000)。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资本牵涉其中,违规成本是很重的。在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保护中,违规者所受到的惩罚很少涉及法律与物质利益层面,大多涉及道德与精神层面,这种成本看起来似乎很轻,实则不然。因为在乡土社会,信用与声望等是“社会货币”,失去了信用与声望,也就失去了社会资源,同时也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在互动性强的乡土社会,违规的成本无疑是巨大的,这也能够促使人们遵守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则。
(三)社会资本可以解决人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利益冲突
生态环境问题表象上看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但本质特征不在人与自然之间,而在人与人之间,是人与人之间针对自然环境的利益博弈问题。人与人之间关于自然环境利用、分配以及成本摊派等的博弈构成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主旋律。在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中,冲突与摩擦无处不在,由此需付出巨大的摩擦成本与磨合成本。而社会资本可以有效解决人们在资源环境利用中的利益冲突,降低摩擦成本。与政府管理相比,社会资本体现为身份承诺、信任、关系等非正式调控手段,依赖情感、默契、理解等维系关系。在小规模群体中,依赖社会资本调节,要比依赖正式手段的政府管理更有效率、更人性化与更有灵活性,同时能够减少摩擦成本,协调冲突。
(四)社会资本可以抵御外来污染转嫁
当前在我国农村社区,生态环境问题大部分是外界社会诱发与转嫁的。这里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农村社区在外来经济诱惑的情况下,急于发展经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碧水青山。另外一种情况是,由于城乡之间生态不平等,社区遭受外界污染转移之苦。无论哪种情况,破解的关键都在于社会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中,由于社区资源环境是社区所有人共同的“命根子”,而且子孙后代的福利都与此息息相关,同时由于信任、规范以及网络机制的存在,使社区成员从长远角度考虑问题成为可能。这使得不少社区能够抵制市场机制的诱惑,保护好自己的生态环境。我国不少农村社区面临市场经济的冲击,仍然保护好了自身的生态环境,机理正源于此,反之则亦然。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共同的利益,以及固有的信任格局,使社区成员面临外界污染转嫁时保持高度的一致,一呼百应,予以反抗,极少出现机会主义“搭便车”行为。在我国一些农村社区集体反抗外界污染的环境事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奥尔森“集体行动的困境”,在这里没有发生。
二、社会资本流失: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
社会资本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意义。社会资本能否恒久甚至增值,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群体的规模。群体规模太大,人们之间就形成了匿名性,匿名性使信任丧失,使规范失效,同时也难以保持良好的人际网络,社会资本也就难以形成与维持。反之,群体规模适中,人们之间保持很强的互动性,有利于社会资本恒久甚至增值。关于这一点,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给出了极好的阐释。他认为,“除
非一个集团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者集团的利益”(奥尔森,2004)。二是历史沿革。一个群体能否形成良好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能否增值,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路径依赖。由于社会资本需要时间浸润,一个社区在历史上社会资本生成的状况,对以后社会资本的走势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三是人员固定性。信任、规范以及网络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生成,这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社区人员相对固定。人口流动过于频繁,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就会失去载体,社会资本将大打折扣。四是社会结构状况。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状况是息息相关的。传统农村社区中人口相对同质,导致社会资本雄厚。
从以上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的形成与增值需要一定的条件,传统农村社区存在着良好的社会资本,与以上条件关系很大。但是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市场、政府力量等向社区的渗透,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正面临流失的危险。仍从以上四个条件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下趋势。其一,农村社区群体的规模正日益增大。传统的社区是自然村,当前农村社区是行政村,甚至一些农村社区已经演变成“超级村庄”,社区群体规模的增大,对社会资本的形成与积累构成一定的威胁。其二,社区历史沿革的影响日见微弱。随着国家政权向社区的渗透,冲击了社区历史沿革的传承性,尤其建国后的几次大的政治运动,如、等,对社区历史沿革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而现代教育造成农村社区中“代沟”的增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割裂了社区历史沿革的延续,影响了社会资本的积累。其三,人员流动性加快。目前,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不少农村人口流动加快,尤其在发达地区更是如此。在一个缺乏人员稳定的社区中,居民对社区公共资源的贴现率是非常高的。“我遵守规则,别人不遵守规则,等于我替别人作了牺牲”,信任机制在这里将大打折扣,而且外来人口不一定认同社区生成的规则,规范开始失效,人际网络也随着人员的变动而松动,社会资本易于丧失。其四,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农村社区社会分化,出现了复杂的社会结构。传统农村社区人们有着利益一致性,这是建立在人口相对同质性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的复杂,带来了利益需求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削弱了人们对社区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们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都会受到影响。
我国目前农村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与社区社会资本的流失关系很大。这从以下两种情况可以反映出来。一种情况是社区的生态公共地遭到破坏。由于社会资本的流失,人们对生态公共地的心理预期变差,公共资源的贴现率变高,个体争先恐后的透支公共资源,“如果现在不用,等想用的时候,也许就没有了”,在这种心理预期下,于是我们看到,一个一个公共地悲剧被造出来,公共湖泊、公共山林、公共草场,都在演绎着这方面的悲剧。
另外一种情况是外来污染摧毁了社区的生态环境。在这里,社会资本流失的后果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出来:某些案例中,社区中一些“精英”通过出卖社区公共资源,从外界污染中获得大量实利。而为此付出的成本,却由社区全体成员买单,成本与收益被严重割裂。如果社会资本雄厚,人与人之间充满信任,社区有着严格的公共地资源使用规范,这方面的悲剧本应当可以避免。另外一些案例中,在面临着外来污染威胁之时,社区没有运用社会资本,进行抗争。尽管抗争不总是有效的,但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这里,我们运用科塞的冲突理论,可以解释社会资本在抵制外来污染转嫁中的作用——当一个群体面临与外群体冲突中,该群体如果有雄厚的社会资本,已经构建起维护自己结构的核心价值并取得全体成员的认同,群体整合的较好,就有可能动用更多的资源;反之,在外部威胁的情况下,群体要么反映冷漠,要么加快分歧,要么走向解体。
三、社会资本的重构与再生: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传统农村社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社区生态环境保护起着重要作用。在历史上,许多农村社区利用社会资本进行“自组织”,较好地保护了社区的生态环境。社会资本的运用,是农村生态环境得以合理保护的关键。但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等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中有日益流失的危险。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所囿,目前就我国大多农村社区而言,我们难以复制传统的社会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利用社会资本保护农村的生态环境。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处于传统农村社区与现代农村社区的过渡阶段,社会资本的流失只是一种暂时现象,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可以得到重构与再生(当然在一些农村社区中,社会资本并没有失去),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起到重要作用。这种重构与再生,沿袭的是一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结合的路径。我们详细解读与缕析其中的路径,大体归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价值理性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雄厚。第二阶段是过渡农村社区阶段,价值理性丧失、工具理性尚未成为人们合作的纽带,特征是社会资本衰弱。第三阶段是现代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重构。第四阶段是未来农村社区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机结合的合作,特征是社会资本得以积累并日益雄厚。
现代农村社区社会资本重构的起点是工具理性,即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人们之间的合作是基于理性选择的。也就是自私的理性人,为了私利得以实现,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中选择了合作,因为合作要比不合作有利,这是基于理性的判断。基于工具理性的合作是有可能的,即使在“囚徒困境”模式中,人们之间的合作也要比不合作有利。自私的理性人之间,只要满足一些条件,也完全可以打破“囚徒困境”。奥斯特罗姆将这些条件归纳为八点。一是清晰界定边界;二是占用和供应规则和当地条件保持一致;三是集体选择的安排;四是监督;五是分级制裁;六是冲突解决机制;七是对组织权最低限度的认可;八是分权制企业。而阿科瑟尔罗德以及沃塔纳波等人以计算机模拟环境“博弈”,其结论也证实了这一点:自私的理性人之间也可以合作。在重复进行的无数次“博弈”中,首先违规不合作的人总是被淘汰,“一报还一报”(你不合作,我也不合作;你合作,我就合作)的人获利最大。
农村社保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云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机制
一、云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
云南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经历了老农保和新农保两个阶段。经过十多年的探索，云南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从无到有，在全省各地逐步开展，取得了喜人的成绩，保险政策不断完善、参保人员不断增加。
（一）老农保阶段
1992年1月民政部颁发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根据该方案，养老基金筹集坚持 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 的原则。缴费标准有每月2元到20元之间不等的10个层次农业论文，可自由选择。1992年，云南省人民政府下发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标志着云南省农保工作正式启动。省政府选择曲靖市、建水县、潞西市开展试点工作。1993年，又增加了宜良县、楚雄市、个旧市、开远市几个试点县（市）。1997年云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云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各地逐步开展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1998年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由民政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随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核心期刊。2004年以后，云南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践逐渐恢复。截止到2007年，累计参保人数达139.66万人，基金滚存结余达79638万元。
由于老农保政府不进行补贴，大多数集体没有能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中变成了 储蓄保险 。农民养老金水平完全取决于个人账户积累期限和积累规模，使得农民缺乏积极性。2005年底，云南省农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人数仅占乡村人口总数的3.80%[1]。由于投保档次低，农民养老金待遇普遍不高，以玉溪市某镇为例，该镇领取养老金的村民农业论文，月养老金待遇为2.2元至150元，月养老金在100元以上的村民极少。
（二）新农保阶段
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标志着 新农保 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继取消农业税、农业直补、新农合、农村低保等政策之后的又一项重大惠农政策，对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该文件规定，新农保基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第一，个人缴费。新农保缴费标准为每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参保人可以自主选择缴费档次，多缴多得。第二，集体补助。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 有条件的村集体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补助标准由村民委员会召开村民会议民主确定。 第三，政府补贴。政府补贴分为中央财政补贴和地方财政补贴。中央财政在养老金支付环节给予补助。根据该文件规定，政府对符合领取条件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新农保基础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标准为每人每月55元。其中，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农业论文，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财政在缴费环节和支付环节进行补贴核心期刊。在缴费环节，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 地方政府应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选择较高档次标准缴费的，可给予适当鼓励，具体标准和办法由省（区、市）人民政府确定；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地方政府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 在支付环节，东部地区地方财政需要负责50%的基础养老金。另外，该文件还规定： 地方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于长期缴费的农村居民，可适当加发基础养老金，提高和加发部分的资金由地方政府支出。 第四，养老金待遇。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支付终身。第五，养老金领取条件。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 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村有户籍的老年人，可以按月领取养老金。新农保制度实施时，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农业论文，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距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应按年缴费，也允许补缴，累计缴费不超过15年；距领取年龄超过15年的，应按年缴费，累计缴费不少于15年。
根据上述指导意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制定了《云南省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实施办法（试行）》，并确定了嵩明、巧家、富源等16个县作为云南省首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各县积极开展新农保试点工作，并制定了相应政策。以嵩明县为例，该县参加新农保的农民按照每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自主选择缴费，多缴多得，累计缴费年限不低于15年。中央财政对60周岁以上的参保人全额支付每人每月55元最低标准的基础养老金；省级财政对60周岁以下的参保人每人每年补贴30元，同时对重度残疾人全额承担100元的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参保人选择较高缴费档次的，由市、县两级共同给予补贴农业论文，具体做法是每人每年缴费200元以上的每100元增补10元。省、市和县的补贴全部计入个人账户。截止到2010年9月30日，全省新农保试点县参保人数287.3万人，领取待遇53.1万人，平均参保率为86%。2010年10月，云南省第二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在嵩明县启动，全省新增威信、师宗、石屏、勐腊、永平等21个县市区为新农保试点县，至此，我省已有新农保试点县37个[2]。
二、新农保筹资机制的优势与不足
（一）新农保筹资机制的优势
1.政府补贴是新农保资金筹集的有力保证。新农保与老农保最大的区别就是新农保中增加了政府补贴。新农保制度明确规定了政府资金投入的具体要求，不但强调了政府对农民养老所承担的责任，而且保证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农村居民参保的积极性。
2.缴费金额及养老金待遇有所提高。新农保和老农保相比，缴费金额及养老金待遇均有所提高核心期刊。新农保养老金待遇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根据国发[2009]32号文件规定，基础养老金标准目前是每人每月55元，国家将根据经济发展和物价变动等情况，适时调整全国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最低标准。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以及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农业论文，全部计入参保人个人账户，并参考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一年期存款利率计息。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139。
3.新农保便于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接近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然新农保制度下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仍然较低，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国民财富的增长，城乡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小。
（二）新农保筹资机制的不足之处
1.集体补助难以到位。在新农保制度设计中，集体补助并不是硬性规定，而是建议有条件的村集体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助。但是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实力非常薄弱，集体补助难以落到实处。
2.地方政府筹资能力有限。在新农保筹资机制中，地方政府应对参保人缴费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不低于每人每年30元。对农村重度残疾人等缴费困难群体，应为其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能力的差距，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承担这一责任应该问题不大。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数。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只能按最低标准给予参保人补助，使得农民养老金待遇难以提高。
3.新农保基金管理分散，不利于基金的保值增值。目前新农保基金 暂实行县级管理 。新农保基金实行县级管理，一方面会导致基金分散农业论文，不利于监督管理；另一方面难以实现基金保值增值。
三、完善云南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机制的对策
随着新农保试点的推进，参加新农保的农村人口会逐步增加，财政负担重、基金管理难等问题将日益显著，如何改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资机制是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核心期刊。
1.鼓励农民提高缴费档次。国际上关于养老保障投资有个 双10定律 ，即个人收入10%，家庭收入10%。在农民缴费问题上，我们不能只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而淡化农民自己对未来的养老责任[3]。农民选择较低缴费档次的结果将导致养老金待遇过低。2008年，云南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102.6元。选择300元缴费档次，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67%；选择500元缴费档次，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6.12%。因此，根据云南的实际情况，选择300元以上缴费档次应该是可以承受的。建议政府对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农民，进一步加大配套比例对其缴费给予相应补贴，鼓励更多农民选择较高档次缴费。
2.拓宽地方政府筹资渠道，充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农业论文，目前可以采取的措施有：一是发展地方经济，增强地方政府的筹资能力。云南省应该结合自身资源优势，培养支柱产业，积极发展旅游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二是创新筹资渠道，充实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可以开征新税种，或者从现行地方税收中划出一定比例来补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还可以将土地出让收益按一定比例补充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土地原本是农民生活的基本生产资料，尽管国家在征地过程已给予农民一定补偿，但很多地方存在补偿标准不合理的现象。因此，对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和不足，如果将县以上政府土地收益按一定比例划出充实本级政府新农保基金，将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提供可靠稳定的资金来源[4]。
3.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监督管理。一是在基金管理上，可以考虑将目前分散的县级管理提高到省级管理的层次，提高基金监管效率。二是明确各级地方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上的支出责任，同舟共济，确保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和发放。三是制定养老基金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农业论文，执行严格的财务审批制度，切实杜绝基金的挤占、挪用、截留等现象的发生，确保基金的安全核心期刊。
4.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实现基金保值增值。怎样管理和运作好新农保基金，实现其保值增值是基金管理的一大难题。从大多数国家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基金必须遵循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原则。安全性是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首要原则，但如果没有收益就失去了投资的意义。因此，必须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发达国家的社保基金能通过投资运营取得较好的收益，其一大特点是投资组合坚持分散化、多元化的投资原则。今后，社保基金的投资除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外，还可在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范围内逐步调整和拓展。总之，在确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应该通过拓展投资渠道，实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
5.探索新农保与其他社保政策的有效衔接机制
城市化的发展使得农村居民流动性日益增强，农民进城务工或农民工返乡直接导致农民参保的不确定性。如何实现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及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有效衔接是有关政府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建议在省级范围内制定统一、规范和切实可行的办法，解决不同社保政策间、不同地区间的基金结算问题。这一措施必将消除农村居民的顾虑，增强其参保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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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期刊 审核时间1个月内
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河南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