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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防控论文范文第1篇
论文摘要：文章首先阐述了商业银行的内部控制缺陷，从内控环境、制度建设、制度执行、风险识别、会计监督等几个角度进行阐述，针对出现的风险，从人员培训、制度改进、信息强化、监督整改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风险防范的对策。
一、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风险
（1）良好的会计内部控制环境尚未形成。企业的会计内部控制文化尚未真正形成，部分银行管理人员还未充分认识会计内部控制及操作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对会计内部控制的参与和重视不够,在日常管理中，重业务发展、轻风险防范造成管理风险；员工业务知识掌握不够，对业务的风险点了解不透，规范操作意识没有得到强化，由于制度传达不到位和理解不透彻，容易造成操作不规范，潜伏着操作风险；员工风险意识不强，对岗位之间的相互制约重视程度不够，甚至认为相关风控措施手续太繁琐，没必要，从而以相互信任代替制度制约，导致逆程序操作、重要物品管理不严、授权流于形式等违规操作现象的产生,出现意识风险；受不良社会风气影响，个别员工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严重扭曲，滋生拜金享乐思想，为达到个人目的铤而走险而出现的员工职业道德上的故意风险。
（2）会计内部控制制度建设不够完善。会计内部控制制度缺乏总体规划,表现为部分会计制度办法未能随着业务的发展和客观环境的变化及时修订和完善,造成了制度滞后于业务发展,或会计制度整合程度差,数量多但不够系统完整；会计内部控制结构仍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会计内部控制覆盖不全面,只停留在主要业务层面和一些业务产品上,而未延伸到银行会计活动的所有层面和业务流程上；有的制度规定太过于原则化，不切合基层行实际情况，实际执行中往往缺乏可操作性而流于形式。
（3）会计内部控制制度执行力不够。思想上不够重视，未能正确处理业务发展和风险防范的关系，对制度的执行只做表面功夫以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审计，而不管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情况如何，遇到具体问题强调灵活性，使内部控制制度流于形式；因业务水平欠缺、对制度理解不准确，法律意识淡薄，风险防范意识差，自我约束能力不够，造成的制度执行不到位、有章不循、违章操作的现象。
（4）会计风险识别与控制的方法落后。会计控制方式未标准化,制度文件不够系统,缺乏对主要会计业务环节的全面分析,这样就难以真实、客观地反映银行的会计业务风险；会计内部控制方式较为单一。对会计风险识别与控制手段的研究处于被动局面,常常要等到案件发生后才总结经验,难以提前和充分识别新业务开办中存在的会计风险。
（5）会计监督检查的有效性不足。缺乏健全的会计监督评价体系,多层级多部门对同一业务内容重复检查,影响了会计内部控制效率；会计检查的覆盖面不能涵盖全部会计业务,在会计管理人员偏少、检查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检查频率和深度难以达到规定要求，不能与银行风险程度相适应；缺乏对会计检查人员的再监督，会计检查流于形式，“查而不报、查而不纠”的现象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问责机制不够健全,缺乏必要的程序控制和违规处罚措施。
二、商业银行会计内部控制风险防范
（1）从加强教育培训入手,提高员工素质，促进合规文化的形成。有针对性地、分层次地开展对会计人员的培训,将会计人员培训学习制度化、常态化、系统化，通过开展会计内部控制知识竞赛、会计技能比武、参观交流等多种形式,努力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查防案件能力和综合履岗能力，以防范操作风险；大力加强会计人员法制观念和职业道德教育，把思想教育和案件警示教育纳入培训计划，使思想教育经常化、规范化，通过培训使每一个会计人员都做到知法、懂法、守法，牢固树立合规经营、合法操作的理念，逐步建立先进的风险控制文化和合规文化，培养员工自觉遵章守制的习惯。转
（2）改进商业银行会计系统内部控制制度。在原有的内控制度基础上推陈出新，尤其是针对新推出的业务，要制定相应的操作流程及实施细则，作到内部控制有章可循；加强现行制度的评估分析工作，总结新经验，提出新措施，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和完善制度，促进会计操作风险管理水平的全面提高。
（3）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风险如果不能被识别，它就不能被控制、转移或者管理。商业银行应通过狠抓会计基础管理、改进业务流程、提升系统功能，提高对风险的预警和控制能力；充分发挥金融会计对风险的反映、监督、预测、分析等作用。
（4）从强化信息技术入手,提高会计内部控制水平和质量。
商业银行应广泛使用电子计算机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对银行全部信息进行处理、分析、预测，推进银行业务处理自动化，逐步减少人工控制，建立完善的管理信息系统，加强风险控制以减少故意风险发生的可能，增强会计业务风险控制的刚性约束，不断提高控制效果；积极探索利用信息技术对业务操作流程进行全面的风险监控，加强柜面业务实时监测系统的建设，使银行后台可以及时梳理出可疑交易、违规交易信息，进行实时预警和处理，有效地从技术手段上解决前后台之间、上下级行之间交易信息共享的及时性问题，充分发挥数据集中和后台集中控制的优势，提升对交易的监督控制和风险管理能力。
（5）建立高效的商业银行会计监督检查机制。商业银行内部会计控制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不论是制度的制定、执行,还是最终的评判,都需要恰当且必不可少的监督,以使内部会计控制系统更加完善,更加有效。商业银行应加强会计内控队伍的建设，培养以会计主管、会计检查辅导员、结算专管员、电算化专管员和出纳专管员为主要内控监督力量的会计内控队伍，加强检查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检查人员的业务水平，改革检查人员管理体制，提高检查人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风险防控论文范文第2篇
目前，审计业界对内部审计的风险暂无统一的内涵表述。国际审计准则第25号《重要性和审计风险》将审计风险定义为“:审计风险是指审计人员对实质上误报的财务资料可能提供不适当意见的风险。我国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9号《内部控制与审计风险》将审计风险定义为：“审计风险是指会计报表存在重大错报或漏报，而审计后发表不恰当审计意见的可能性。”表述虽存在差异，但业界普遍认同内部审计风险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内部审计机构和审计人员不可控的客观风险，如：审计对象、法律环境、企业内部控制情况及财务报表本身存在重大错报漏报等；另一方面是审计人员对企业经营管理情况审计后发表的不恰当的审计结论引发的主观风险。
2烟草企业内部审计风险现状及主要风险分析
2.1烟草企业内部审计风险总体情况近几年，烟草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受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企业领导对审计信息和审计结果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强。随着烟草企业的不断发展，如何更好地保障企业科学运营管理、提升企业规范化水平，成为烟草企业内部审计风险防控的重要任务。
2.2烟草企业存在的主要内部审计风险
2.2.1客观风险
2.2.1.1内部审计机构缺乏独立性引发审计风险首先，烟草企业内部审计机构作为企业内设机构之一，独立性不如外部审计，从审计立项、实施、复核、出具审计结论的全过程，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企业管理层意志的影响，存在需要审的审不了，不想审的必须审的现象。其次，机构设置不合理。部分烟草企业未设置独立的内部审计机构，存在内部审计与纪检监察部门、内部审计与财务部门合署办公的情况，制约了内部审计职能的发挥。
2.2.1.2内部审计业务扩展导致审计风险目前，烟草企业的内部审计业务已从早期的对财务收支的审计监督扩展到财务收支审计、内部控制审计、运营效益管理审计等，凡是对企业经济活动有影响的业务都是内部审计的重要内容，审计业务面的扩展对内部审计风险防控提出了新的挑战。
2.2.1.3内部审计取证来源有限形成审计风险部分违纪违法行为涉及的资金流动面广、人事关系复杂、舞弊手段隐蔽等问题阻碍了审计工作的开展，而内部审计取得相对可靠外部证据的能力较弱，内部审计人员发现和取证难度较大，从而严重影响审计结论的客观公正，容易导致审计误判，大大增加了内部审计风险。
2.2.1.4内部审计规章制度不健全增大审计风险尽管我国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内部审计的规定、办法，但成体系并以法律形式下达的《内部审计法》至今没有出台。烟草行业近年来就加强内部审计工作出台了一些规定，但缺少细化的工作制度和操作规范，对审前调查、审计底稿多级复核、审计质量控制等内部审计工作的重点环节和风险点没有可行的风险防控指导性文件，从而增大了审计风险。
2.2.2主观风险
2.2.2.1内部审计手段落后由于审计目的和被审计事项的实际情况等不同，审计重点、审计手段和审计方法也会不同。目前烟草企业大多采用相对落后的制度基础内部审计甚至是账项基础内部审计，可能导致审计时间延长、审计成本增加，甚至可能遗漏重要的审计内容，未能收集到充分可靠的审计证据，导致审计风险。
2.2.2.2内部审计方法和程序不当基于对企业内控体制的充分信任，烟草企业的内部审计一般过分依赖于对企业内部管理控制的测试，忽视了内部审计风险产生的其他环节。内部审计实施中一般偏好选择时间成本、人员成本、其他资源成本等相对最小的审计方法和程序，过分强调成本效益原则，压缩甚至取消必要的审计程序，使内部审计风险增大。
2.2.2.3内部审计人员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烟草企业内部审计人员多为财务人员转型，财务会计知识较为丰富但知识结构相对单一，对企业经营管理、工程技术、信息化等方面了解不足，具备综合分析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更少。
2.2.2.4内部审计评价范围、方式不恰当内部审计评价作为内部审计工作的落脚点，直接影响内部审计工作风险。目前，烟草行业内部审计仍然以事后监督和评价为主，事前审计的广度和深度都难以适应行业发展的要求。对社会和员工关注的热点、企业管理的重点、制约企业效益提高的难点、企业经营管理风险多发点的审计评价过少，不能做到科学、准确地评价和反映被审计单位的现实情况，全面、客观地指出审计对象的问题和责任。
3烟草企业内部审计风险的防范
3.1完善机构设置，保障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独立性烟草企业要确保内部审计工作独立、客观、公正的开展，一是应明确内部审计机构不得与生产经营管理相关职能部门（如整顿办、监察部门、招标办、采购办等）合署办公，确保审计机构的独立；二是保障审计机构和人员在选择审计项目、确定审计重点、实施审计程序、完成审计报告等方面能实现实质性独立，确保审计流程的独立；三是内部审计工作要直接由单位主要负责人负责，以强化独立性和权威性，确保行政职能的独立。
3.2更新技术方法，强化内部审计风险管理烟草企业内部审计要更新审计技术和方法，以便及时、有效加强内部审计监督的深度与广度。①加快计算机辅助软件的开发和应用，实现对各业务系统的信息对接，提升审计信息处理的及时性和准确性；②改变传统的账项基础内部审计，运用风险导向审计方法，通过识别、判断、衡量、分析风险的可能性和影响程度，合理选择风险规避、降低、分担或承受等审计策略，从而降低审计风险；③借鉴国家审计、社会审计的先进经验，学习国内外内部审计的前沿技术。
3.3完善体制机制，优化内部审计工作质量建立良好的内部运行机制，完善审计质量控制制度是内部审计风险防范的有力保障。一是要建立内部审计责任制度，明确审计人员的职责和权限，科学分工、合理定责，避免审计越位、缺位形成的审计风险；二是形成层次清晰、要求明确的内部审计工作流程规范，细化审计工作要素、梳理审计工作环节、控制审计项目的关键风险点；三是建立健全审计项目的全面质量管理制度，重点建立审计项目组长（主审）负责制、审计底稿三级复核制、审计督查制、审计项目质量考评制度，把好每个审计项目的质量关，从而将审计风险降低到可控程度。
风险防控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一个用途广泛而又争议颇多的基本原则，国际社会虽然对这一原则已达成初步共识，但在具体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中还存在许多盲点和争议，所以更加确切地说，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法原则。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讨论日趋白热化，主要表现为其适用的规则以及其国际法地位。本文试图从这两方面着手，并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状况以及中国的国情，对国际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进行简要论述。
一、风险预防原则概述
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水平日益腾飞，社会生活日益复杂化，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可是这些都并不能否认我们每天处在一个无法衡量风险系数的社会环境中的社会现实。从非典到H1N1，从汶川地震到玉树地震……这些都一直在告诉我们，风险是时刻存在的。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复杂，大自然的无情和新技术的适用都给人类带来潜在的风险。如何应对各种天灾或者人祸造成的风险，是人类社会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合理的成本基础上预先防范风险成为当今许多政府的必然选择，法律意义上的风险预防原则也随之而生。
风险预防原则最早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环境法中“vorsorgepnnzip”这一概念，并逐渐发展到区域环境条约中，如1984年的第二届国际北海保护会议中发表的《伦敦宣言》就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为保护北海免受最危险物质的有害影响，即使没有绝对明确的科学证据证明因果关系，也应采取风险预防措施以控制此类物质的进入，这是必要的”。《伦敦宣言》也就因此而成为第一个明确阐释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文件。
对于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principle）的完整定义在国际习惯法上尚无确定的表述。但是诸多学者均把《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中的第15项原则作为其较为权威的表述，即“为了保护环境，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各自的能力将风险预防方法广泛运用。只要存在严重的威胁或者不可逆转的损害，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就不能被作为一个原因来推迟采取阻止环境退化的成本—效益措施”。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在其来自l998年《温斯布莱德共同宣言》：当一项活动对人体的健康或者环境产生危害的威胁时，即使有些因果关系没有得到科学上的充分确定，也应当采取风险预防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由活动的支持者而非公众承担证明责任。在其他国际条约中也还有诸多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表述，例如《联合国世界自然》中规定：“当潜在的不利影响为充分了解时，活动不应进行”；《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前言部分论述到：“当存在着生物多样性大量减少或丧失的威胁时，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不应被用来当作阻止‘采取措施来避免或最小化这种威胁’的理由……”；其他还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赫尔辛基公约》等等，数不胜数。这些定义都大同小异，均旨在表述：科学并不能永远扮演提供第一手信息资料以有效保护环境的角色，过度依赖科学证据可能会导致环境保护措施缓不救急，甚至适得其反。所以在科学上的依据尚未充分时，也应当适时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以免危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因而，风险预防原则便是要求在环境和资源决策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到那些明显的确定的危险，而且对那些较小的缺乏科学确定性的负面影响也应谨慎处之。
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是国际环境法中最具创新性和影响力的一项原则，并且在诸多国际条约中都有其存在的影子，对此有学者评论到：“1990年以后的国际环境法文件几乎都采纳了风险预防原则。”可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确切表述还尚未形成，由于各国的立场、利益各异，国际间关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实质内涵、适用要件乃至其国际法地位均欠缺共识。所以，在国际上对于该原则的实际运用还存在许多需要不断努力的空间。
二、风险预防原则的适用条件
正如前文所述，风险预防原则仅是一个大的框架体系，具体的内容还需要不断地填充，所以在适用上还存在模糊性。为了避免由此带来的法律裁决上的不确定或者基于公平合理的原则，许多学者均提出了几项在其适用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条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科学的不确定性主要是指目前科学家对于人类活动对未来各种可能的情况还不能给予充分肯定，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后的全球与地区效果、转基因产品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等，都属于科学的不确定性问题。风险预防原则的前提是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也就是对某种活动或事物的危险或损害没有科学上的肯定性结论。鉴于这种危险的可能存在，我们理所应当采取有效措施来积极阻止这种危险的发生。科学上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其一，根据常理推断，一项活动理应会造成某种环境风险或危害，只是欠缺明确的科学证据来证明该风险是否会发生；其二，某种风险将会发生或可能已经存在，但无法证明造成该风险的原因为何，即所谓的因果关系不明确。
第二，风险评估的必要进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的不可避免，由此我们不得不对风险的系数值进行一定的评估，即对哪些风险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准确的衡量。有的学者将其称为风险阀值，也就是说在哪一个维度范围内应当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在阀值之上的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在阀值之下则可不作为。当然，阀值并非确定不变的，会随着每一项活动危险性增加的来降低其系数值，即高风险低阀值。
第三，成本——效益分析。有学者指出：对环境风险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如过度强调风险预防原则，将可能牺牲其它社会福祉，因此，如将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纳入考量，对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所采取的预防性措施，将会是一种高成本的风险管理模式。简单来说，就是运用风险预防原则来阻止某一活动的进行时是否能产生更大的收益，包括经济的或环境的。风险预防原则似乎是保护一种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形免遭疾病、意外事故以及死亡风险，但是它是一种粗略的、有时是建立那些各个目标的不正当的方法，这不仅是因为它可能甚至已经被强制运用在某些情况下，其中，风险预防原则很可能会伤害到子孙后代，损害而非帮助那些处于不利地位的人们。对此，在《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也有所体现，其表述为：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必须是符合成本效益的以符合全球的利益。由此可见，在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适用时，一定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以确保收益大于成本。
第四，举证责任倒置和严格责任原则的运用。即在对该项原则适用与否的问题上，应该由开发者负担证明他们的行动将不会引起严重的或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害的举证责任。毕竟开发者掌握着较为全面的资料信息，加之通常开发者都是社会的强势方、经济基础扎实，而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的相对人掌握的信息相对匮乏，地位相对较低且经济基础薄弱，故很难举出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这样一来，如果按照传统的举证原则，即“谁主张，谁举证”，相对人将会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承担败诉的风险。所以，在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过程中应采用举证责任倒置，有开发者承担举证责任，以此保护处于不利地位的相对人。也就是说，风险预防原则使环境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了。同时严格责任原则的适用保障了举证责任的倒置，也激励了预防可能会产生不确定的环境影响或后果的活动。
三、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
目前学界对于风险预防原则的国际法地位还存在一定争论，但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发展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二，认为风险预防原则不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第三，认为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之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对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究竟什么是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根据《国际法院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国际习惯法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常例”与“法律确信”。推之，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就是为各国所普遍适用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指导性的规则。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被诸多法律文件所援引，且法院在一些判决上已经对此加以适用，例如在“MOX核燃料厂案件”中的运用。此外，虽然说风险预防原则总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软法的性质，但是软法也是法律，也应该为各国所遵守，某些国家不遵守该项原则，是其不履行义务的表现，并非是该原则不具有约束力。
支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确认为，虽然一些法律文件中对此有所表述，但是十分模糊和空洞且不具有公信力，且各国对此尚未达成一致，所以不能满足其普遍性的要求。加之，其作为软法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在其被完全接受之前，不宜作为指导性的规则成为判决案例的依据。
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第三种观点，即风险预防原则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本文也持这种观点。具体依据如下：
首先，从国际条约来看，《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里约宣言》、《鱼类协定》等等都对此原则有所表述，但是其内容仍不统一，这对于此原则的适用必然产生不利影响。虽然国际条约是国际习惯法存在的权威证据，但是不能据此就将不具备统一性的原则援引为指导性规则，否则将造成司法的不确定性。其次，从国际判例来看，目前对于该原则的适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案例：“MOX核燃料厂案”、“南方蓝鳍金枪鱼案”、“新西兰诉法国核试验案”、“荷尔蒙牛肉案”、“匈牙利诉捷克盖巴科斯夫——拉基玛诺大坝案”。这些案件中均没有直接表述为“风险预防原则”，而大多表述为“谨慎与慎重（prudenceandcaution）”或者“风险预防方法（approach）”。
最后，从国内立法及实践来看，国际习惯的形成需要有足够数量且具有统一性和一致性的国家实践，这并不是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存在如此实践，但至少部分国家应具有此种实践。德国和瑞士最早对风险预防原则进行了规定，随后，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国也对此作出相关规定，各国的司法实践也表明，该原则正在被广大法院运用来作为裁判的依据。
由此可见，风险预防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但是由于尚未达成共识导致把其直接归入为国际习惯法的基本原则过于草率，并且其还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尚需各国统一，所以将其认定为正在形成中的国际习惯法基本原则最具有合理性。
四、发展中国家在风险预防原则之下的“窘境”
从表面上来看，无疑风险预防原则起到预防性的作用，减少了一些危险发生的可能性。可是由于该原则在适用上的不确定性等相关因素，可能导致处于不利国际环境中的发展中国家会因此而遭受发达国家的压制。主要表现为：
第一，科学上的不确定成为借口。由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对于社会上的每一件事物不可能达到完全的了解，不确定性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中完全消失，而且不确定性都是主观的评判。对于未来的决定，无论其大小，常常不得不在缺乏确定性的情况下做出。一直等到不确定性完全消除才做决定，实际是对现状的含蓄支持．或是维持现状的一个借口。风险预防原则就可能成为这样的借口。加之，发展中国家的财力、物力均不能与发展中国家堪比，所以该原则很可能成为发达国家阻止某些措施实施的借口。
第二，贸易保护主义滋生。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发达国家设置的高壁垒，发展中国家一直都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如果加之风险预防原则的滥用，必然会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在WTO的荷尔蒙案例中，美国认为欧盟有阻止海外进口的倾向，因为欧盟禁止牛肉进口，原因只是基于对牛饲料中荷尔蒙含量的担心，而这种担心又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不管是人、财、物方面都如此强大的美国都面临着这样的贸易壁垒，那么在国际社会中话语权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又如何争夺自己的席位呢？有人主张为了避免对环境造成损害，即使被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也在所不惜。但是，披着环保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却有可能造成更大的风险，因为它破坏了环境风险评估系统的根基。如果基于经济的原因而忽视有关风险预防原则的科学结论，那么距离完全意义上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就不远了。
第三，风险预防可能带来新的风险。风险预防原则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风险，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时应用风险预防来阻止相关措施的实施反而会造成更大的风险。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相关产业采取措施，可发达国家却以风险预防为借口阻止其运行，潜在的风险被避免了，可发展中国家因此而遭受的损失风险或许比实施该项措施还要更加巨大。最好的例子就是核电站的建设。尽管运营良好的核电站为那些旨在提高核电站安全系数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支持；然而，一座核电站发生危险的可能性还是不确定的，于是有人认为潜在的危险足以使我们采取措施停止核电站的运行。这样，核电站的风险是被消除了，可取而代之的火电站却有可能造成更危险的局面。预防措施本身有可能产生新的风险，正如一位学者所说，“没有零风险的午餐”。风险预防原则还可能阻碍那些旨在解决风险的科研工作的开展，因为根据风险预防原则，假如初次实验失败就意味着放弃。
五、生态文明建设下的中国如何应对风险预防原则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绿色文明的号召之下发展着我国经济，在绿色GDP的引领之下一步步向发达国家靠拢。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旗帜之下，同时也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简言之，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克服工业文明弊端，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道路的过程。由于我国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规模，即使采用各种末端治理措施，也难以避免严重的环境影响。所以适时地引入风险预防原则无疑会对环保、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加之，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领军国家，在诸多条约都对风险预防原则加以阐述的大前提下，我国不可回避地要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正如上文所诉，在风险预防原则面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为了极大程度地克服这些不利，对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新的考验。具体应对之策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完善风险评估体系。在与大国相抗衡的国际环境之下，如果总是被大国牵着鼻子走，难免会成为该原则的牺牲品。所以不断发展科技，建立自己的评估模式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要任务。只有这样，才能从科学的角度告诉大国，我所施行的每一项措施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都不会达到相应的风险阀值之上。在国际社会中，发达国家总是凭借着自己的科学权威地位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可是这也往往为大国推行其政策披上合法的外衣。正如现在讨论火热的温室效应，究竟是大国的诡计还是实施如此，一直都是大国在说了算。所以，建立自己的评估体系，完善自己的科学技术，不断争夺自己的话语权，为自己的国家谋福利。
2.综合考量成本——效益分析。在对某项活动是否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的评估中，必须考虑到该项活动的收益，或者说是禁止该项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在作出每一项具体决策之前，都应该将社会的、经济的因素考量进去，不断地运用新的科学观点来对自己的决策加以考量，使得在应对发达国家的反驳上占有更加强势的地位。这样，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增强了管理者的责任感，也增强了管理过程的透明度，使得风险预防原则的决策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
风险防控论文范文第4篇
论坛由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北京国际法学会文化创意产业法律委员会、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主办，北京硬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中金汇通国际投资控股集团承办，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湘潭大学法学院、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中国国际友好城市促进会企业联谊会协办，北京市法学会为支持单位，中国经济网为独家媒体支持单位。
出席论坛的领导嘉宾有：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与法学部部长李怀亮、北京市法学会专职副会长杜石平、北京市政法委宣传处汪盛、中国国际友好城市促进协会会长王祖建、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志斌、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处长孙树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庭长陈锦川、奥信源达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刘书忠、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副院长王四新、北京国际法学会文化创意产业法律委员会主任韩赤风、北京国际版权交易中心总裁李蘅、中金汇通国际投资控股集团副董事长张海虹、中国人生科学学会副会长中央新影国际微电影频道联盟副理事长纪晓岚第十三世孙纪雨浓、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守亮、二十一世纪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吕军锋秘书长燕东升。
本届论坛汇集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政府管理部门、文化创意产业协会、300余家文创企业、100家媒体、银行、投融资公司、律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深入探讨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及法律风险防控，解读最新产业政策，搭建中国文化创意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的平台，助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北京市安博律师事务所主任王守亮做大会主题发言：新形势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联盟与安博法律服务新模式。
在论坛上由论坛主协办方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联盟，简称中国文创联盟，英文名称为“China Culture Industry Alliance”即“CCIA”。联盟有四大特色。举办年度论坛及文化名人名企评选；文化创意产业年度报告出版相关书籍；举办资源整合项目对接沙龙；宣传理事会员单位缔造文化品牌。愿景为“整合资源、对接项目、缔造品牌、聚合创业”。联盟秘书长宋俊生先生在启动仪式上发出倡议：1、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联盟将正式启动“聚合创业”计划；2、从即日起正式启动《文化创意产业企业法律风险防控》课题研究，今年将继续深入200家企业实地调研，调查研究成果将通过本联盟，愿意参加的企业请提前报名。3、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联盟正式组建专业化“律师联盟”，呼吁广大律师同仁们参与到联盟中来。4、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联盟正式启动公益活动，呼吁更多的人更多的企业加入到公益中来。
在活动现场北京绮丽艺术工作室通过本联盟向北京市慈善义工协会和北京市二十一世纪基金会各捐赠名贵油画一幅。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南方都市报，法制晚报，中国新农村月刊杂志，城市周刊，人民网等一百家媒体支持。
隆庆祥（北京）服饰有限公司、北京薇的婚礼蛋糕坊、北京绮丽艺术工作室、北京德龙宝真国际酒业和北京市中搜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对该论坛进行了赞助。
风险防控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企业环境信息；银行信贷；安全
一、前言
中国当前的严峻环境形势表明，少数专业部门的污染减排手段有限，必须与更多宏观经济部门联合起来，进行制度创新。国际经验表明，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倾向于运用经济杠杆来引导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它实质上就是政府利用税收、价格、信贷等经济手段来迫使排污企业将污染成本内部化，从而达到事前自愿减少污染，而不是事后再对污染进行治理。在新形势下，环境经济手段如绿色信贷、绿色财政、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都将会陆续加以运用。从2007年4月1日起，国家环保总局将把环境执法信息纳入人民银行征信管理系统，与人民银行形成信息联动，借助金融等部门力量加强环境监管。在此基础上，2007年7月12日，国家环保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以及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环发[2007]108号）（以下简称《意见》）。此前，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共享企业环保信息”，主要是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形成的企业环境违法信息，而此次纳入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环保信息，其范围得到扩大，形成了更为完整的环境信息系统。为了保障该项制度能够贯彻落实，《意见》还明确提出了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即建立环保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协调会交换信息。尽管《意见》出台的大背景主要是遏制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但是，由环保部门提供的权威企业环境信息，对于银行信贷安全同样也会发挥重要的影响。
二、银企环境信息不对称对信贷安全的消极影响
（一）环境问题的严重与企业环境风险的产生
目前，中国正处于环境问题最严峻时期，而通常正是在这个时期，企业的环境风险也将更加显著。这里所说的企业环境风险是指：企业因为其内外环境因素变化直接或间接使企业承担的风险。这种环境风险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企业因为违反环境法律，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受到严厉的环境行政处罚，或者高额的环境损害民事赔偿。对于严重违反环境法律的行为，环保部门可以责令企业停产整顿，而政府可以责令企业停业或关闭。另外，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带来的财产损失或者人身损害赔偿往往足以导致一个企业消亡。
第二，区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带来的环境风险。企业所在区域环境质量恶化，一方面会限制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会导致区域环保法律法规及政策日趋严厉。例如，为了遏制区域严重环境污染，国家环保总局自2006年开始，实行“区域限批”和“流域限批”措施，这对于在限批区域内的企业无疑加大了其环境风险。另外，中国政府重点治理的“三湖”、“四江”区域，随着环境治理力度的进一步加强，一些企业将可能面临被关、停、并、转的命运。
第三，环境法律法规及其相关政策拓宽、趋严带来的风险。环境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政策的每一次变动，都可能会对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的企业带来较大冲击。如1991年，《全面禁止象牙国际交易公约》在中国生效，一百多家象牙雕刻厂全部倒闭，被工艺界称为“黑色星期五”。1993年，国务院发出的《关于禁止犀牛角和虎骨贸易的通知》，同样给中成药行业带来沉重的打击。另外，我国环境法律对于企业环境行为的规范也日趋严厉。例如，江苏省将在太湖流域制定实施更加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全面禁止新上不符合产业政策和新增氮磷排放的项目。同时，在太湖流域实行更高水平、更加严格的水污染防治标准，以提高排放标准倒逼企业完善治污设施，降低排放强度，从总量上控制污染物排放。在2008年年底前依法淘汰2150家小化工企业。
第四，国际贸易中的绿色贸易壁垒给企业带来的环境风险。绿色贸易壁垒是一国以保护有限的资源、环境和人体健康为名，通过制定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产品、服务直接或间接加以限制的贸易手段和措施。如2003年1月27日，欧盟通过了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质的指令。该指令规定：从2006年7月1日开始，进人欧盟市场的电子产品中含有的铅、汞、镉等6种有害物质不得超出指定标准。我国将有3000多家整机生产厂和上万家的机电零部件的生产厂会受到这个指令的影响，涉及出口企业约2000家，产品20多万种，涉及的机电产品总值达317亿美元。
（二）银企环境风险信息的不对称对信贷安全的影响
众所周知，以上企业存在的各类环境风险对于一个企业的生存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带来重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影响到一个企业清偿债务的能力。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离不开商业银行，没有银行的信贷支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开展。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一直居高不下，严重威胁着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特别是企业面临的日益加大的环境风险，也直接威胁着商业银行信贷安全。
常识告诉人们，如果银行知道企业面临着不利的环境风险就不可能冒很大风险进行贷款。但事实上，尽管银行在主观上并不想将资金借贷给存在严重环境风险的企业，然而致命的问题是，银行并不能在现实中准确地区分哪些企业环境风险小，哪些企业环境风险大，这主要取决于银行能否真实而准确地获知企业与环境风险等有关的企业环境信息。问题是，目前在制度框架下，我国商业银行具有这方面的能力吗？
在银企信贷关系中，企业由于环境风险而承担的不利益将可能转嫁给银行，从而导致银行的信贷安全受到极大威胁，而这种风险的转嫁恰恰是建立在银行与企业之间环境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之上。根据信息经济学原理，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难以拥有等量同质的信息，信息不对称由此产生。这种信息不对称从发生的时间上看，可能发生在银行与企业借贷关系形成之前，也可能存在于借贷关系形成之后。但无论是发生在何时，对于银行来说，都面临着企业由于存在环境风险而产生的道德风险。这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借款企业为了取得贷款，可能会刻意隐瞒甚至伪造企业相关环境信息，从而诱使银行发放贷款，即使银行在贷款后了解到借款企业的真实环境信息，但所能采取的措施最多也就是亡羊补牢。第二，当企业获得银行贷款之后，银行只能观测到企业的行动结果，而不能观测到企业行动本身，或者说，只能观测到企业的行为，但不能观测到企业的行动效果，或不能准确评价企业的行动效果，从而使得企业有机会利用信息优势来损害银行的利益。如由于银行对企业的经营行为无法完全彻底了解，企业通过擅自改变贷款用途，将资金挪用于环境风险非常高的高污染类项目，从而把经营风险转嫁给银行。
（三）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缺失
很显然，对于这种银行与企业在环境信息上的不对称状态，由于直接对银行信贷安全构成威胁，消除这种不对称也是银行之所求。但靠银行一己之力无法消除这种不对称。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至少需要企业和银行两方面的努力。客观地说，银行与企业信贷关系中的环境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作为借款人的企业诚实行为与作为贷款人的银行努力调查获得改善，但是不可能根本消除。对于企业来说，在环境信息的收集、处理以及披露上都存在一定的成本；同时，对于某些环境信息，尤其是环境风险信息，从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角度并不希望让银行获得，因为那样可能导致银行对其环境行为的监督和制约，除非法律明确规定，企业需要披露其环境信息。对于银行来说，加强对借贷企业的信息收集是克服信息不对称的重要举措。但是，由于银行信息收集能力不高，尤其是我国银行长期缺乏企业信贷环境风险意识，因此往往难以获取需要的企业环境信息。
事实上，近几年来，我国环境法律也开始注意企业环境信息公开问题，而且这种公开往往是强制性的，构成了企业的一项环境义务。从法律规定看，对于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性公开的主体范围也不好作统一界定，因为环境问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不同的企业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不同；同时，企业的环境状况对不同的公众也存在不同的影响，导致不同的法律可能基于不同的目的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会有不同的要求。目前以下几类企业负有强制公开相关环境信息的义务：
第一，需要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企业。2006年2月，国家环保总局出台《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要求建设单位在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时候，采用便于公众知悉的方式，向公众公开有关的环境影响评价的信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建设项目在环境影响评价时都需要公开环境信息，只有对环境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才需要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因此，对于那些对周围环境可能产生轻度环境影响或产生很小环境影响的建设项目，其建设单位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就没有强制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
第二，造成污染物排放超标或严重污染环境的企业。实践中，往往都是那些平时超过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企业对周围的环境危害最大，也是直接威胁周围公众生命健康安全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强制环境信息公开的主体中它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主要对象。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根据《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规定，出台规范性文件《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环发[2003]156号）（以下简称《公告》）。这是我国目前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专门进行规定的规范性文件。根据《公告》规定，对于超标准排放污染物或者超过污染物排放总量规定限额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其相关的环境信息必须在当地主要媒体以及环保部门官方网站上进行公开。
对污染严重企业强制性公开环境信息，主要是想通过公众的压力和监督迫使企业治理污染。因为公众可以通过选用企业产品来体现对一个企业环境行为好坏的认可，这将直接影响企业在市场上的形象。投资者也将根据企业环境信息，审慎决策投资方向。
第三，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根据公司的社会责任理论，现代公司需要承担环境和社会受托责任，其中环境受托责任要求公司必须对环境资源承担保护责任，如增加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治理环境污染，为社会提供无污染的食品等，并将履行情况全面及时地向委托人报告。我国证券市场建立时间不长，但是在证监会的证券信息公开的监管规范中也很注重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1997年，证监会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要求上市公司阐述投资项目环保方面的风险。2001年在《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9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中明确要求，股票发行人对其业务及募股资金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环境保护要求进行说明，如三年内是否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规等。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了《关于做好上市公司环保情况核查工作的通知》，2003年将其修改为《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规定》，在规定中要求，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的环境保护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核查结果进行公示。比如，在1993年到2003年间，江苏省在深、沪上市的78家上市公司中，对环境信息进行披露的具体情况是：在招股说明书中进行披露的有50家，占64.1%；在2001年年报中进行披露的有15家，占25%；在2002年年报中进行披露的有24家，占35%；在2003年年报中进行披露的有30家，占38%。
尽管，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企业也存在强制性环境信息的主动公开，但是，对于银行来说，其不足是很明显的，因为在前面提及的几类企业范围极其有限，而且其披露的环境信息也并不是涉及企业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所有环境信息，其环境信息公开的目的同样也并不是直接针对银行信贷安全的。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环境信息对于银行没有任何价值。事实上，无论是企业环境影响评价信息，还是企业严重超标、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信息往往都构成企业的环境风险信息，银行积极而主动地收集并加以运用，对于防范信贷风险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公权力的干预与银企信息不对称的克服
（一）银企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克服与公权力的干预
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环境信息不对称，无论是对于银行信贷安全，还是对于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都不利。那么，如何克服银行与企业之间环境信息不对称困境就不仅仅是银行一方面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它也是环境保护行政机关要关注的对象。正如笔者在前面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对于环境信息不对称的克服，单纯依靠企业自主的环境信息公开，或者是银行的独自收集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通过环境公权力的干预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其理由如下：
第一，银行与企业之间的环境信息不对称问题不可能在市场框架内通过私力自身得到解决。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在银行与企业信贷交易过程中，占环境信息优势的企业不会主动提供环境信息给银行，这种信息的提供对其而言不仅无利可图，反而会使其丧失因为信息优势而可能获取的超额利益。对于环境信息劣势者而言，既然不能通过环境信息优势者的告知而获取环境信息，其就会自行收集环境信息，但这种环境信息的收集不仅会使其承受过多的信息成本，还会存在信息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环境信息劣势者自己收集环境信息的行为不可能普遍成功。因此，我们不难看到，现实生活中，在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贷交易前和信贷交易过程中，企业往往能够主动提供环境信息，银行也可能主动收集企业的环境信息，但这种环境信息的提供行为和环境信息的收集行为都是以促成信贷关系形成为目的的，只要信贷关系已经形成，环境信息优势方的企业就可能会减少甚至停止环境信息的提供，而银行受到信息收集能力以及成本的约束也可能会停止环境信息的进一步收集行为。
第二，政府在解决银企环境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具有先天的优势。首先，政府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其公权的强制力可以强制性地赋予企业对自身环境信息的说明义务，而银行作为私权主体是不能够强迫企业告知环境信息的。其次，一般来说，政府作为一种超越于私人主体之上的公共组织对于环境信息的收集能力以及处理能力要强于银行，这使得政府向银行提供企业环境信息成为可能。特别是与私人主体往往注重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同，政府作为一种代表公共利益的组织，使其无偿提供环境信息成为可能。再次，政府具有组织优势，其直接向银行提供企业环境信息，使得银行无需再去收集、处理环境信息，因而极大地降低了环境信息成本。最后，政府权威的存在使其提供的环境信息具有公信力。
（二）银行获取企业环境信息的现实路径与信贷安全的保障
也正是政府在环境信息公开上具有的先天优势，使得从2007年上半年开始，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确立的基础上，由国家环保总局与中国人民银行以及银监会联合发文，通过环保部门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达到建立绿色信贷机制，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又有利于银行信贷安全。那么，银行又如何获取企业相关环境信息以及如何能够实现其信贷安全目标呢？
1．环保部门对企业环境信息的收集与提供
环境问题大多是由于企业的排污及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活动带来的，因此，环境信息主要包括这些污染源的排污情况的信息。根据各国现有的环境立法，大多规定排污单位要向当地环保部门进行排污申报登记。另外，环境保护部门还可以通过现场检查制度、环境监测制度等方式主动收集排污企事业单位的环境信息。因此，对于企业的环境信息，当地的环境保护部门一般都已拥有，只要环境保护部门承担环境信息的公开义务，银行可以通过环境信息的公开而获得其需要的某一企业的环境信息。
根据《意见》规定，环保部门在收集企业环境信息时，尽管基于环境保护需要应全面完整收集企业所有环境信息，但是对于向银行提供的企业环境信息是有一定范围的，具体包括八个方面的环境信息：(1)受理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结果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结果；(2)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名单；(3)发生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故或者事件的企业名单；(4）拒不执行已生效的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企业名单；(5)挂牌督办企业、限期治理企业、关停企业的名单；(6)环境友好企业名单；(7)企业环境行为评价信息；(8)其他有必要通报金融机构的环境监管信息。
从总体上看，这些环境信息可以分为两大类：企业环境风险信息与非环境风险信息。对于企业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者地方排放标准，或者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人民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发生重大、特大环境污染事故或者事件的；企业拒不执行已生效的环境行政处罚决定的；企业已经被环保部门挂牌督办、限期治理、关停企业的等环境信息，这些明显属于环境风险信息。对于环境信息表明该企业为环境友好型的，则说明该企业环境风险很小。至于涉及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结果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结果以及企业环境行为的评价信息，是否属于环境风险信息，则要看其环境信息的具体内容进行判断。如企业新建项目由于存在很大的环境污染的可能性，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未通过环保部门审批的环境信息，就应该列为企业环境风险信息。企业环境行为评价信息，主要揭示不同企业的环境信誉等级，通常用不同色彩表示，是一个企业环境信息的综合指标，包括：企业基本情况指标、污染行为指标、环境一项指标、环境管理指标、清洁生产指标以及信任度指标。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可以根据其等级来判断该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是否存在环境风险。
由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及《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于2008年5月1日实施，环保部门可以根据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定程序将依法收集到的企业相关环境信息提供给金融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
2.企业环境信息对银行信贷安全的促进
环保部门对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提供，使得银行对于贷款企业的环境信息能够真实、准确和全面地掌握，从而大大缓解了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矛盾，其对银行信贷安全的促进作用也很明显。
第一，减少银行因为担心企业的环境风险而导致的逆向选择。由于银行通过市场难以获得其信贷所需要的环境信息，只能将潜在的企业借款人分为有限的几个风险等级，对每一个等级的借款人给予平均的贷款利率。在这种情况下，较低环境风险的企业由于贷款利率高于其预期的利率水平而退出，而高环境风险的企业则会接受贷款条件，从而使得银行的风险加大。在绿色信贷机制下，由于企业的环境行为优劣评价信息银行都能够通过环保部门而获取，使得银行有能力区分不同环境风险的企业，也使得那些环境友好型企业在获得银行信贷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对于银行来说，将资金借贷给环境友好型企业，不仅获取利益，而且其信贷资金的安全性也会有很大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