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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1篇
我1989年上大学，当时大学生还比较值钱，算赶上了“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尾巴。1993年毕业时，学校第一次实行 “双向选择”，也就是毕业生可以自己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学校帮你找工作。从前大学生是学校包分配，毕业生没多少选择自由。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兴起的大学教育产业化运动，各大学急剧扩招，上大学的人数急剧膨胀，然后学校把毕业学生推向市场，给学生强加上自由，不再负责。教育产业化的好处是基本普及了大学教育，给想学习的人更多的机会，坏处则是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严重缩水，越来越和市场需求脱节，而且学费越来越贵。现在的研究生平均水平，我觉得还不如我上大学时的本科生。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是教授和副教授给我们授课，现在硕士、博士都难得见到自己的导师一面，经常是硕士教本科，博士教硕士，讲师教博士，教授教“大款”。学生的研究水平就别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曾和我说，他在看博士论文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一段落行文比较流畅，那极有可能是抄来的。我导师也曾和我说，现在很多硕士论文，连基本的内在逻辑结构都是混乱的，怎么就毕业了呢？如此差的教育质量，收费却是火箭一般地攀升。现在读个四年的本科得十几万人民币吧？学不到什么知识，毕业还找不到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孩子送到外国去，青春不能白白浪费啊，起码能学门外语吧。
被入学考试逼的？
尽管高校扩招，名校的门槛和学费却越来越高，现在进外国名牌大学读书，好像比进中国名牌大学还容易一些。我身边不少朋友，在国内考不上名牌大学，“只能”去外国读名牌大学。我的一位远方亲戚，没考上清华大学，于是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我两次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均铩羽而归。现在英国华威大学读硕士，华威大学在英国排名前5，在全球怎么也是100名之内吧，据说要进前50。而清华大学的全球的排名，可能是200左右。中国进大学要考好几门课程，外国大学一般就要个外语考试，然后是写申请材料，整体感觉外国大学更容易进。中国的学生，从中学考试就考政治，本科考，硕士和博士也考。中国的入学考试制度，尤其是文科和社会科学，容易把真正有研究能力或者思维活跃的学生挡在门外。另外英语考试也很奇怪。听说留洋回国的学生，参加北京大学博士入学考试，英语通常不及格，实在是匪夷所思。我认识北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在博士英语考试上折了好几次。他的研究素材，基本上都是繁体中文，当然，学术论文偶尔有洋文，那也是讨论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大师中，精通多门语言的很多，比如冯友兰，汤用彤等。但是以英文水平为强制标准来要求所有学科的学生，毕竟太生硬了一些。况且英语试题组的出题老师还曾私下说，入学考试的英文题，就是让别人不会做。别的专家出的题，我只能得70分，那么我出的题，别的专家也只能得70分，否则怎么显示出我的水平高？相反，外国的语言考试，非常规范，以实用为第一要务，强调最重要的语言使用能力，听读写说一起来，这样才能在日常学习中真正用上英语。如果要在美国读研究生，一律要考GRE，少数学科要考GMAT或者LAST，这些考试不是语言考试，而是智商考试、逻辑、数学、类比、反义，统统是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而非单纯的语言能力。我参加GRE考试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一些逻辑思维能力。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中，大家都遵循一个思维习惯，学术交流就方便多了。
就业给逼的？
现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只能去接着读硕士，读博士。国人也容易崇洋，把留学回国的人叫“海归”，谐音为“海龟”，相对就把国内的毕业生叫“土鳖”。想在中国进外企，没个海外学位还真不容易。想在名牌大学当老师，一定需要外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评职称就是考英语。崇洋也有道理，谁让你把中国学生的素质弄这么低？英语考试这么难，也没见几个能熟练使用英语的，让用人单位对国内的毕业生没信心。
被身边的人给逼的？
哲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2篇
就总分而言，今年的学术型硕士考研国家线整体呈现“降中有升”的趋势。哲学、法学、历史学、医学、体育学、艺术学、中医学总分有所下降，经济学、教育学、文学等专业的总分有所上升，理学、工学、农学的考研国家线与去年持平，保持不变。哲学、法学总分数线自2008年连续下降，哲学从2007年的305分一路跌至今年的270分，而法学则从335分跌至310分。
从专业型硕士来看，增招无疑让不少考生尝到了甜头。今年国家一次性从应届本科毕业生中增招数万名专业型硕士。而今年新增的专业型硕士专业达到了16个，包括教育硕士、农业推广硕士、临床医学硕士以及翻译硕士等。从分数线来看，原有的法律硕士、工程硕士等的分数线均与往年持平，但热门专业的分数仍有升无降，工商管理硕士分数线上升了10分。
2010年考研国家线的一大变化就是从一条学术性硕士国家线变为专业型硕士和学术型硕士两条国家线。这是为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进一步优化教育结构，提升研究生(论坛) 的就业能力而采取的重要举措。就学术型研究生而言，几乎所有专业的英语(论坛)、政治等总分为100分的单科分数线都出现1－4分左右的下降，艺术学降幅为10分。相关专家分析，单科分数线的降低与今年英语试题难度较大有关。
哲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3篇
唐骏事件发生后,舆论一片哗然。有关真假文凭的讨论,一时成为媒体焦点。谈到文凭,自然要涉及留学。因为从晚清开始向西方学习,首当其冲的是新教育的兴起。中国近代新教育开始完全模仿西方,一会学德国,一会学美国,变化很大。中国近代新学制虽然逐步建立起来,但是很不完善。借助西方教育机构为中国培养各种人才,始终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鼓励和奖励游学或留学,也始终是政府兴办教育的手段之一。晚清政府如此,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也是如此。洋博士优越于土博士,逐渐被社会所认同。
蔡尚思先生回忆说:“我在十余年前,听见一个同事说:‘某有名大学有两个学生,同时毕了业,一个学问很好的,因为没有钱,只好进该校的研究院;另一个学问很差的,因为有钱,便赴美留学;这两人又同时毕业,在该大学任教;那位学问很好而由该校研究院毕业者,只能在该大学任讲师;另一位学问很差而得有美国学位者,却可在该大学任教授。两人的薪水,也相差到两倍以上之多。”这个故事,并不是个案。因此,从晚清到民国,中国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留学热潮。
实至名归的“海龟”
客观地讲,近代留学生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作用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当然,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个方面,留学也不例外。在近代海外留学的大潮中,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大致说来,不外以下几类。
第一种,实至名归类。所谓实至名归,是指学问有成,同时也获得毕业文凭。换句话说,就是既有学问,也有文凭。刘半农曾以高中学历任北京大学预科教授,被人讥笑,一气之下出国留学,历时6年。1925年,他以《汉语字声实验录》和《国语运动史》而获学位。陶行知,1914年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开始在伊利诺斯大学攻读市政,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导师是著名的杜威教授,191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后来成为中国著名的教育家。赵元任在1910年赴美留学,先在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大学毕业,1918年荣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语言学家。吴宓,1917年赴美留学,1921年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回国后先后任东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金岳霖,1914年赴美留学,1920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是中国逻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林语堂,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学士,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类似这样的人物很多,举不胜举。一般来说,凡是经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同时得到名师指点,大多数人都是事业有成,在某一领域有独特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问与学位是有密切关联的。
没有学位的大师
第二种,有实无名类。所谓有实无名,是指具有留学经历,没有获得学位,但却在学术研究上获得巨大成功的人。这方面的例子也是相当之多,陈寅恪就特别典型。陈寅恪的留学经历极为丰富,跨越东洋西洋。1902年春,12岁的陈寅恪随哥哥衡恪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天回国,不久又与兄长隆恪同时考取官费留学生,第二次东渡日本。一年后,他因患脚气病回国疗养。1909年秋天,在亲友的资助下,陈寅恪赴欧洲留学,先后入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1912年,因为经费不足,由瑞士暂时回国,住在上海。1913年春天,再度赴欧,进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在这期间,曾到英国伦敦作短期考察。1917年冬天,陈寅恪再度出国留学。因为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欧洲去不成,于是决定赴美,入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希腊文。1921年,陈寅恪离开美国,再度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和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等。
陈寅恪海外留学十八年,行迹遍及欧美大陆,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藏书丰富,他就到哪里去拜师,去读书,对学位之类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他一生在将近二十多所大学读过书,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博士”、“硕士”学位,即使连大学的文凭也没听说他拿过。是他愚笨吗?不是。因为他是为求学问而去的,不是为拿文凭而去的,所以等不到大学毕业,他已经到另外一所大学去了。
1925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聘请当时著名的国学大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等为国学院导师,陈寅恪的好友、哈佛同学吴宓也来清华任教。经吴宓介绍、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也被聘请为国学院导师。据说,梁启超当时向清华校长曹云祥推荐陈时,曾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曹问:“陈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著作。”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梁启超生气了,说:“我梁某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好吧,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吧!”接着,梁启超讲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位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崇和赞赏,曹听后才决定聘他来校任导师。
陈寅恪学贯中西,通古博今,在当时学术界被称为“最好的教授”、“教授之教授”、“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等方面均有开创性贡献。胡适在1946年得知陈寅恪双眼失明后,无限惋惜地说:“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另外,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现代文化巨匠鲁迅、国学大师王国维都曾经留学日本,尽管没有获得任何学位,但丝毫不影响其学术地位与评价,相反却赢得了人们的敬仰。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萧公权曾经说过:“其实学位只能表示一个学生按部就班,修完了‘高等学府’规定的某种课程,而未必表示他的真实学问。我知道若干中国学者在欧美大学中研读多年,只求学问,不求学位。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位。真有学问的人绝对不需要硕士博士头衔去装点门面。”历史学家耿云志先生指出:“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其学问一定高深;没有博士学位的人,未尝不可对学术作出重大贡献。在中国,得过外国博士学位的人车载斗量,但究竟有几个比没有任何学位的王国维更高明呢?”
胡适的情况比较特殊,本来应该在1917年获得的哲学博士学位,晚了十年才获取,成为学界一大公案。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学习哲学,没有获得博士学位,直到10年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当时已经引起质疑,但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胡适对此讳莫如深。学位取得与否,并没有影响胡适的学问与思想,但多少成为胡适一生的心结。耿云志指出,1948年,胡适填写中央研究院院士表格时,在学历一栏先写上美国康奈尔大学文学学士,并注明“1914”的字样;接着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便没有注明何年所得。其难言的苦衷,可以想见。胡适一生总计领了35个博士头衔,令人叹为观止。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博士,却给他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无名无实的
第三种,无名无实类。所谓无名无实,是指在国外混迹几年,学问没有增长,也没有获得任何文凭,无奈之下花钱买一假文凭或自称在国外某所大学获得文凭。这些人凭着假学位做幌子,居然在国内教育界或其他事业中混迹。因为中国文化重面子、给面子的传统,这类事情人们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即使大家知道该文凭为假,也不好意思揭穿。加上当时通信、媒体相对不太发达,所以此类事情见诸报端的很少,只是在小说中常常出现。钱钟书的小说《围城》中的主人公方鸿渐以30元美金换取的克莱登大学文凭,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方鸿渐事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其实,早在晚清留学时期,弄虚作假买文凭的事就很多。清代高官端方等人就留学的种种弊端做过批评。其中论及混文凭,说道:“其或心艳虚名,身循故事。喜民校之规则纵弛,阅数月而骤得证书,借以表帜名高,侈谈学务,陋者不察,辄相引重。”具体到留日学生的总体情况,有文献指出:“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通者居百分之三十,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及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而已。”所谓习速成者即习法政与师范,时间往往一年半载,语言不通,专业一知半解,其中许多人并没有上课,最后买一文凭回国骗人。所谓学习普通者,是进日本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学校,如宏文书院、东亚同文书院等。所谓习专门者,是指中国陆军生初入日本,进入振武、成城补习学校学习军事,然后进入士官学校。
哲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俄罗斯，音乐教育，教育体制，教育模式
俄罗斯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经历了沧桑的历史巨变，为我们留下了灿烂的艺术文化，19世纪中叶俄罗斯民族乐派的崛起为其近代音乐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2年的俄罗斯音乐教育改革，使所以在规划内的音乐学院划分成三级教学机构—中学（初等音乐教育）、中等音乐专科学校（中等音乐教育）和音乐学院（高等音乐教育），其后的一些教育改革也主要围绕这三个层次以及大众音乐教育展开。
俄罗斯高等音乐学院主分为专业音乐学院和师范类音乐学院两类，学校根据专业特点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根据对专业各层次的不同社会要求设置不同的培养内容，定位培养人才的类型。音乐学院主要为专业演奏团体和初高等培养具有较高的具有独立演奏能力和教学能力的音乐家及音乐教育家，而师范类音乐院校更侧重社会音乐教师和文化管理者的培养。虽然目标不同，但这两类院校的音乐教育都具有结构合理、教学严谨，具有连续性、计划性和统一性的特点。
一、教育体制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教育背景，俄罗斯现行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两种体制，两种体制并存的现象。一种为：通过5年的学习，通过国家考试毕业后可获得专家证书（等同于硕士）。在获得专家证书后，学生可以直接申请科学副博士学位，经过3—4年的学习可以获得科学副博士学位（1996年，原国家总理访问俄罗斯时签署了双方互相承认学历的协议，俄罗斯的副博士学位在中国相当于博士学位）。至于俄罗斯的博士学位同欧美的博士后资格规定在原则上更是大同小异。另一种和国内教育体制一样，四年本科教育结束后可进行三年的研究生教育（硕士），然后仍需申请3—4年的副博士学习。俄罗斯高等教育学制结构和学位制度确有其特殊性，这反映出俄罗斯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教育传统。
二、教育模式
俄罗斯拥有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为代表的众多专业音乐学院，也拥有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俄罗斯国立文化艺术大学这样历史悠久的综合类大学。虽然在培养目标上有所不同，但是在音乐人才培养方式上却同样的严谨，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其课程设置主要分为公共必修课和专业课两大类。
1、俄罗斯音乐教育家认为：音乐的学习与传授是一个多方面综合的行为，同许多领域紧密相连，如史学、哲学、美学、心理学和各类艺术理论等，这些知识横向决定着音乐的本质和方向。在这个指导思想下，依据俄罗斯国家高等专业教育标准，针对音乐专业学生开设了外语、美学、哲学、历史、教学法等课程，从而使学生获得更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视野。哲学在俄罗斯高等教育中很重要的位置，贯穿于本科、硕士、博士学习阶段，学习内容从哲学简史、西方哲学史、音乐哲学、音乐培养哲学等逐渐加深，也是各个学习阶段最终“国考”的重点课程。学校根据各年级的不同，由浅入深地分别开设各类相关课程并重视学生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在教育实践课的教育实践环节上，把心理学、教育学用于教学实践的经验。2、经过中等教育的培养，学生在进入高等音乐学院时已基本掌握一项音乐技能，具备了一定的音乐表演能力，音乐学院对于学生专业课的设置更加重视音乐综合素质的训练以及个人音乐特色的培养。
俄罗斯高等音乐院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除了开设音乐史、视唱练耳、和声学、音乐曲式分析、作曲、等大量的常规理论课程，还在后期学习中加入了复调、音乐评论等课程进行强化训练。音乐评论的专业技巧被认为是一个音乐学者的专业化特征，因此，音乐评论课成为非常重要的、使学生掌握音乐认知能力与技巧的实际应用课程。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通过对当代音乐主要趋势的分析评论、大型器乐作品的评论，以及对综合型复杂音乐即歌剧作品的分析评论三个阶段的学习，使学生具有把基本理论课程、专业基础理论课和专业技能技巧课的内容密切联系起来能力，从而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学校对于专业技能课十分重视，不仅注重个人演奏演唱能力的培养，更重视协同配合的能力，并针对专业的不同开设有乐队排练、室内乐排练，歌剧排练等课程。导师除了教授专业技能外，还会给学生讲解相关的教学方法，跟学生一起讨论和分析。并传授相关内容的教学方法，为学生以后的多方面发展奠定扎实的专业基础。毕业时，主修专业课将参加俄罗斯国家学位考试委员组织的“国家考试”，以独奏音乐会、室内乐（重奏）音乐会的形式或成套的音乐作品，身着演出礼服参加考试。
俄罗斯的音乐教育很重视合唱和合唱指挥的训练，这两门课也是本硕学习期间两门“专业国家考试”的课程之一，在教授上多采取大小课结合的上课方式。合唱指挥课采取一对一的导师制，并搭配一个钢琴伴奏，同时以大课的方式，在合唱课上，锻炼学生的实践性，将指挥技法、合唱、作品分析等相关理论与技能知识融为一体，针对学生合唱指挥的排练与组织能力进行重点培养。在课程结业时将会以合唱音乐会的形式进行考核。
俄罗斯作为一个音乐强过得益于其完善的音乐教育体系，通过对俄罗斯高等音乐教育的研究可以发现其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合理的课程安排，丰富的课外实践的特点，在当代音乐教育多元化的趋势下，我们应注重在音乐教育中寻求感性与理性，变革与传统，开放与集中之间的平衡。借鉴好的音乐教育模式从而对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乃至我国的音乐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张晓武、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师范大学音乐教育硕士培养解析[J].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2008（4）
哲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第5篇
由“大学生”升格为“研究生”的感觉还是不错的。托保送本校的福，省去了考研复习，几乎整个大四都在看闲书、玩吉他。转眼又是九月，落叶纷飞的北方城市里，还是原来的校园，还是熟悉的先生，路上有忙着军训的小本科生，教室里有好不容易从外校考进来的新同学，上课了，自己在第一排找个座位气定神闲地坐下来，新的学习生活就开始了。
先看了一本《爱因斯坦传》，然后开始啃卡尔・波普尔的《猜想与反驳》。虽说有四年本科的基础，但接下来怎样学，做什么题目，向哪个方向走，心里还是茫然的。每天看看书，上上网，表面上风平浪静，内心却像在焦急地等待什么。
“小硕”只有两年：一年入学，一年毕业。即使一帆风顺，恐怕也将是一段不容些许流连的旅程。可“风浪”还是来了，也许只是一阵涟漪，却将我平淡的生活改变。
故事要从一位知名英语专家来校做的那场讲座开始。那天傍晚实在很无聊，看到海报，心想去听听，知道一些学英语的窍门也是好的，脚步一转就进了报告大厅。当晚报告厅里人山人海，场面热烈，专家的包袱也抖得很响。邻座是一位开朗活泼的女生。我对她说：“像你这样爱学习的美女可不多啊！”她笑了笑，问我：“你是哪个专业的？”“哲学。”“哇！”我就这样认识了梓童。
专家在上面讲，我们在下面聊，很投缘，散场的时候，相互留了手机号码。当时有种感觉，也许是一种期待：这件事不会就这样过去了。第二天果然她发来信息，一上来就是哲学问题。说的和回的什么已经忘记了，但就在此后不久，两个人开始肩并肩地坐在露天看台的树阴里看月亮。
那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年代，也是一段不真实的生活。有人陪着，书断断续续地总也看不完，在极短时间内开题写论文寻找方向的紧迫感也被冲淡了。最糟糕的是，梓童本不是那种容易接近的单纯女孩，她有她自己的想法。所以当最初的浪漫感觉消失掉，我发现自己还没有成熟到能够把握这份感情，也没有能力留她在身边，分开就成了自然而然的结局。
梓童走了以后，我不得不从美梦中醒来，面对现实的残局：第一学年过半――就是毕业在即了，将近一半的黄金时间就这样无谓地消耗掉了。确定题目、发表小论文、写作大论文，这些任务一直摆在眼前，回过神来已经时日无多。再想想经验不足的找工作和考博，最初读研的那点从容悄悄地溜走了。我开始在自己身上做“哲学反思”，让自己清醒再清醒地面对现实，终于发现自己实在是一无是处。首先，自己选择的本是一条清苦的学术之路，是不会也不该有太多繁华喧闹的；其次，人文学科硕士在就业市场中原本就比较边缘化，小硕虽然节省了一年时间，竞争力却不及同时应聘的三年制硕士；再次，事已至此，正常的生活学习状态如果不能在短期之内恢复，怕只怕这小硕时代只能就此草草收场。
这期间，我试过各种自救的办法，例如：跑到校医院做心理咨询、广泛开展户外体育运动、参加各类集体活动，等等。在消沉与苦涩之中艰难度日，以仅存的理智争取赶在第一个暑假――也是唯一的暑假――之前一点点将失去的热情重新注入体内。我暑假里没有回家，整天泡在校园藤蔓掩映的露天游泳池里，体会一种无边无际的飘浮感。
转眼间，第二学年――也是最后一个学年来临，该是做决定的时刻了。找工作还是考博？这是个问题。结果我做出了今天暗自庆幸的正确选择：考博。不为别的，在这条孤独的路上走了这么久，至少要对得起自己读过的书和付出的青春年华，将哲学进行到底。我把志愿锁定在难度最大的北大哲学系，这在母校还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结果证明我又是对的――北大之所以是北大，就在于她拥有强大的文化磁场，能够整合起人类最好的文化能源，指引迷路的心灵走向光明。我惊奇地发现，备考的参考书目中尽是被我忽视的奇珍异宝，心仪导师的学说更像一盏明灯在天边隐现，让我惭愧自己的浅薄与自大，决定亡羊补牢，加倍努力。
终于，在认识梓童一年后的秋天，我的研究生生活重新回到正轨。每日早睡早起，三餐固定，劳逸结合，独来独往于校园各大阅览室与自习场所。心口的寒气慢慢消散，未来的图景也缓缓清晰，柏拉图的对话录又变得津津有味，那可真是一段手不释卷的好日子！每一次进出图书馆，仿佛都能听到自己脱胎换骨的声音。冬天来了，复习进入攻坚阶段。寒假里的教学楼俨然是一座空城，有时阶梯教室里只有孤身一人，就只打开头上第一排日光灯，一个人从日出坐到深夜。哲学――尤其是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东西，在那种情境下读来格外有感觉。那时走出教学楼，放眼望去，感觉自己看到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世界和空间，而是“存在与时间”。夜里收工回宿舍，是一天当中最放松的时刻，还记得溜冰场旁边小路上的星空总是那样清澈见底，猎户座就像一个永不背叛的忠实伙伴，像儿时一样注视着我，我也像孩子一样注视着他，眼睛不知不觉就湿润了。
那是紧锣密鼓的一年。转过年来，考试就近了。赴京初试，第一次走进燕园，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漂亮的地方。一个月以后，回京复试。又过了一个月，一张录取通知书终于翩然而至。而这时，距离小硕毕业已经只剩下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不论上博以后的“下回分解”如何，至少在这最后的三个月里，那种成就感和幸福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