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1篇
要真正弄清楚每一种类型的语言结构，还需要弄清楚语言结构单位的性质，因为它凝聚着语言结构的基本特点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印欧系语言是语法型语言，它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
不同语言之间虽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的普遍特征，但基本结构单位不能“张冠李戴"。近百年来的汉语研究，
特别是其中的语法研究，把“字"逐出语言而代之以词和语素，这在方法论上无异于“张冠李戴"，使汉语的
研究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语的眼光"。要摆脱这种“眼光"的束缚，还得从“字"开始，研究它与语言结
构的关系，就汉语论汉语，从中总结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以便为汉语的研究探索一条新的途径。
一、“字"和汉语结构的基础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一种语言如何将现实编成“码"，使之成为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这与该语言社
团的思维方式有关。印欧语社团的思维的基本形式是概念、判断和推理，它的基本精神是抽象和推导，采用下
定义的方法把一个个概念说清楚。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大体的情况是：词对
应于概念，句子对应于判断；概念要接受判断规则的支配，与之相应，词的结构要受特定句法规则的制约，具
有能机械地适应句法位置的变化而变化的机制，即有特定的形式标志去表示结构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推理由
于是由一个或几个已知的判断（前提）推出新判断（结论）的过程，语言编码的规则可能与它的关系远一点，
而篇章结构的特点则与它的关系较为密切。
把印欧语的结构基础与概念、判断、推理的思维形式联系起来考察，人们可能不以为然，但只要看一看印
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诞生和发展就可以清楚地了解这一论断的根据。现在流行的语法理论首先是古希腊的哲
学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建立起来的，特别是亚里斯多德的语法理论对后世语法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是哲学家首先对语言研究感兴趣？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与特定的编码视角、编码方式有着内在
的联系。希腊语有丰富的形态变化，亚里斯多德根据这种语言的结构特点把现实分为十大范畴：实体(substan
ce)、性质、数量、关系、地点、状态、情景、动作、被动、时间，其中“实体"是本质，其他九个范畴是偶
有的属性(accidents)，是用来表述实体的。在逻辑判断的结构中，实体最主要的特征是主体(subject)，从逻辑
上说就是主词(subject)，别的偶有性范畴都是表述这个主词的，因而是它的宾词(predicate)。句子的结构规
则和逻辑判断相对应，主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主语(subject)，能充当主语的词是体词(subsantive word)或
名词；宾词在语法中的反映就是谓语(predicate)，能充当谓语的词是动词（包括后来分出来的形容词）；主语
和谓语之间由一致关系相联系。这一逻辑理论体系以希腊语的结构为根据，而它又反过来成为印欧系语言的语
法理论的基础。有人说，亚里斯多德如果说的是另一种不同于希腊语结构的语言，他就会创立另一套逻辑理论
体系，这很有道理。Lyons(1979，270-274，334-344)曾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具体的分析，读者可以参看。总之，
这一理论体系抓住了印欧系语言编码机制的核心，因而它的基本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由一致关系相联系的“
主语－谓语"结构是这一语法理论体系的“纲"，构成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基础；词的结构和功能都只是这个“
纲"上的“目"，一切特点都受这个“纲"的控制。比方说，词的句法活动范围与句法结构位置存在着规律性
的联系，因而功能单纯，可以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出现在主宾语位置上的是名词，谓语位置上的是动词，定
语位置上的是形容词，等等）；由于一致关系的要求，词的结构也就相应地形成了一套能随句法结构位置的变
化而变化的形态体系和词根加前、后缀构词的派生法构词体系（徐通锵，1991，56－59）。这些特点
概括起来就是：句子是一种封闭性的结构，只要是一致关系所联系的主谓结构就是一个句子；句法结构单位的
语法特征突出，无论是构词、变词还是造句，都可以用一定的语法规则加以控制。
汉语的编码机制与印欧系语言不同，因为汉人的思维方式不同于印欧语社团那种以概念、判断、推理为基
本形式的三段论，而是一种“比类取象"的过程。“象"是我国古代的一个哲学概念，指现实现象，“圣人有
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易传·系辞上》）。每一种“象"都同某一类实
体相联系，既表征实体本身的特征，也表征实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并通过关系来确定实体的性质。解释“象"
的方法多取定义式的说明，如“山大而高，崧；山小而高，岑；锐而高，峤；卑而大，扈"（《尔雅·释山》
），而解释“象"与“象"之间的关系大多不用判断性的定义，不用推导，而用比喻，一种“象"通过与另一
种差别很大的“象"的比较，找出共性，把握实质，即在不说出“象"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的情况下去把握
“象"的本质，古人所说的“援物比类"就包含这种意思（王前，刘庚祥，1993）。如果以印欧语社团的
思维形式为参照点，那么汉语的“象"大体上相当于概念，而“援物比类"的“比类"则相当于推理；这里没
有与判断相当的思维单位，这可能是汉语的句子结构根本不同于印欧语句子的结构的一个深层原因。下面为了
便于理解和行文，“象"仍以概念名之。以这种思维形式为编码的基础，汉语的结构基础自然会产生一系列不
同于印欧语结构的特点。和“象"相对应的语言形式是“字"，和“比类"的思维形式相对应的是“因字而成
句"（《文心雕龙》）的句。由于汉语中没有相当于印欧语的“判断"那一级的思维形式，因而在“因字而成
句"时没有固定的结构模式的限制，可以自由地、开放性地表述所要表达的意思，使句子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
特点，不象印欧系语言的句子必须限制在一致关系的框架之内。
“字"是汉语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构单位，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不同，具有自己一系列特有的特点
。这可以概括为：结构简明，语法功能模糊，表义性突出。“字"的结构简单而明确，是一个以“1"为基础
的“1×1＝1"的层级体系，或者简单地说，它是表达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个音节，形成“一个字·
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的结构格局（徐通锵，1991）。这是汉语的结构基础，各个结构层面（
语音、语义、语汇、语法的结构特征都交汇于此，因而每一个层面的研究都得以“字"为基础。正由于此，“
字"的含义广泛，所指模糊而不定，既可以指它的书写形体（如“说文解字"），也可以指一个音节（“吐字
清楚"“字正腔圆"），还可以指音义结合的语言结构单位（如《文心雕龙》的“因字而成句，积句而成章"
等），甚至还可以兼指以上各项内容。总之，“字"在它的简单的结构中隐含着复杂的内容，过去把它仅仅看
成为一种文字单位是没有根据的。其次，作为语言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它缺乏印欧语的“词"那样的语法特
征，既没有和句法结构位置的固定性联系，也没有表示语法功能的形态性标记，因而其语法功能模糊而隐蔽，
无法根据特定的句法模式进行功能性的分类。例如“图"字，根据《汉语大字典》提供的线索，它有12个义
项，其中有些义项的功能相当于印欧语的名词（地图、版图），有些相当于动词（绘画、描绘；思虑、谋划等
），有的相当于形容词（图片、图像）。应该把“图"归入哪一个词类？很难说。汉语的词类问题所以一直得
不到有效的解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第三，和“语法功能模糊"这一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字"有顽强
的表义性，这恐怕是“字"的一种本质特点，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内在结构基础。这一点人们颇多疑虑，需要
在这里进行一些重点的分析。
“字"的表义性特征以往多注意形声字之类的结构，缺乏语言的分析，这或许是把“字"归结为文字问题
而产生的一种不良结果。形声字代替假借字而成为汉语最重要的一种书写形式，固然可以从一个侧而反映“字
"的表义性的语言特点，不过它究竟是一个文字问题，不宜作为根据来证明“字"的表义性。汉语中借字（借
词）的命运与印欧语系语言的借词很不一样，可以从侧面说明“字"的表义性特点。
借词是音、义都借自外语的词，是两种语言相互接触的产物。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在社会生活中出现
了大量新事物和新概念，表达这些事物和概念的外语词也渗入汉语，这样就发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语言的碰撞
和矛盾。汉语一直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对待外来词的“入侵"，尽可能采用意译法，只借用其
概念而扬弃它的语音构造和语素组合成词的那种语法构词规则，坚持“字"的表义性；如果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意译化方法，就暂时采取音译，而后再换之以意译，象telephone由“德律风"而改为“电话"，microphone
由“麦克风"而到“扩音器"，band由“版克"到“银行"，cement由“门汀、士敏土"而“水泥"，piano
由“披亚诺"而“钢琴"等等，都是先音译后意译的具体例子。《辞源》出版于1915年，吸收西方语言的
外语词计2431条；《辞海》出版于1937年，吸收外语词计12879条。根据耿军（1990）的统
计，大体情况如下：
《辞源》
借 词 305 12．56％
专 词 1187 48．82％
意译词 939 38．62％
《辞海》
借 词
5218 40．51％
专 词
意译词 7661 59．48％
“专词"指人名、地名等，必须音译。意译词的比重，《辞海》明显高于《辞源》，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
映汉语社会对外来词的改造方向。有些难以意译的外来词就尽可能设法进行汉语化的表义性改造。印欧语的词
是多音节的，汉语往往就只取其第一个音节，再配以一个加上意符的汉字，使之汉语化，这里尤以化学名词最
为突出，例如，Magnesium（镁），Natrium（钠）等等。这种汉语化的改造办法由来已久。汉、魏、晋、南北
朝时期，佛教传入我国，由于翻译佛经的需要，汉语从梵语和中亚的一些“中介语"（如吐火罗语等）借入大
量词语，由于语词结构上的矛盾，汉语就对它们进行了汉语化的改造。如“佛"借自梵语，原文为buddha，音
译为佛陀、佛驮、浮图…，bud-仅为其中的一个音节，本身没有任何意义，由于“佛陀"之类的音译词不合汉
语“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意义"的强制性对应习惯，不利于复音词的构成，汉语社会就把buddha这个词的
意思归入bud-这个音节，译为“佛"，使之汉语化，尔后再以此为基础造出“佛土"“佛法"“佛像"“佛身
"“佛经"“立地成佛"之类的字组，使之消除外来的痕迹。这是汉语改造外来词，使之意译化的一种重要方
法。上述这些方法的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坚持“字"的表义性，反对把它降格为一个纯粹音化的符号。这是汉
语为使外语的结构适应自己的结构特点而进行的一种调整。印欧系各语言之间的借词由于语言结构类型的一致
，因而借用很自由，基本上只需要进行字母的对应转写就可以把另一种语言的词借进来，不需要进行原则的调
整。这与汉语的意译化方法相比较具有天壤之别。汉语的特点就是在这种不同类型语言的结构撞击中显现出来
的，这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义"在汉语结构中的地位。汉字的发展始终坚持它的表义的趋向（王宁，19
91，73），这正是它适应汉语的结构特点的反映。汉字忠实地记录了汉语的结构。所以，“字"的一个基
本特点就是它的表义性，这是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基础，也是语义型语言的一种最基本的结构单位。汉语的研究
应该以“字"为基础去探索它的结构。
前面的比较与分析说明，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词"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原
则的差异，其集中的表现是：“词"的突出特点是它的语法性，受一致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结构规则的支配
，而“字"的突出特点是一个音节和一个概念（意义单位）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它的顽强的表义性。基本结
构单位是语言结构的最活跃的细胞，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不同类型的语言具有不同结构特征的集中体现，我们
应该循此去研究语言的结构，对具体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
二、汉语中的“字"和“词"
“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那还有没有词？这个问题很复杂，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回答。“词"是印欧
系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问汉语有没有“词"，实际上是在用印欧语“词"的标准来衡量汉语的结构单位。由
于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不同的语言只是采用不同的方式对相同的现实进行编码，因而相互之间可以进行代
码的转换。以“词"为视角考察汉语的结构，自然可以找出相当于“词"的语言现象；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即
使在汉语中找出类似印欧语word那样的“词"，它也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只是一种辅助性的结构单位
，而且它与印欧系语言的词的性质和特点也不完全相同。人们可能会说：这是奇谈怪论，而我们认为这正是汉
语的实际情况。
作为语言的结构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字"，没有“词"；“词"这个字只是指“意内而言外也"
（《说文》），既与“字"的意思无关，也与现代语言学的word之类的单位无涉。词是《马氏文通》所开创的
汉语语法研究从印欧语中移植进来的一种舶来品，在汉语中没有根基。在这方面论述得最清楚、最科学的是赵
元任（1975，233－234），认为印欧系语言的word（词）这一级单位“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
"。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在《“字"与汉语的句法结构》一文中讨论过，这里不再重复。汉语中没有“词"
，但又有象“词"那样的语言现象，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词"与“字"的关系。赵元任说“汉语中没
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这“词概念"指的是“音节词"（字）、“结构词"（语法结构单位）之类的
东西，不过我们这里想根据概念这个“词"的本来意义来了解“词概念"，并借用赵的论断来讨论“字"与“
词"的关系。“词概念"是无形的，它需要借用一定的物质形式才能表现自己的存在。那么这无形的“词概念
"寄托在哪里？就寄托在“字"的义项和“字"的结合之中，象前述的“图"字的各个义项就隐含着类似印欧
语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功能的词。现在很多语言学家都已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多义
项动词应看作不同的词"（马庆株，1989，168），“一个字可以代表不相干的若干词“（孙景涛，1
986，32）。但“字"的意义范围是模糊的，连续的，而义项是对模糊的、连续的义域进行离散化分析的
结果，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同的字典对同一义域的不同处理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这可以从一个侧面
说明“词"不能代表“字"而成为汉语的一种基本结构单位。
“字"通过结合而构成的字组（特别是其中的固定字组），其作用大体相当于一个“字"。这是汉语在演
变中为减少“字"的数量而又要保持和丰富语言的表达能力而进行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调整，以使保留下来的“
字"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编码功能。象表示“黑色"意思的“字"在上古时期有98个之多（张永言，1
984），现在常用的只留下“黑"等少数几个字，通过与有关字的结合构成字组去表达各种与“黑色"有关
的意思。这种增加“字"的长度以减少“字"的个数的自我调整的客观效果是为词概念找到了一种较为客观的
表现形式，这就是现在一般所说的“复音词"。如果说，一个“字"中可以隐含着几个不同的“词"，那么“
字组"就可以以“字"的某一个义项或语义特征为基础把语言中与此有关的“字"拉过来，彼此相互注释，相
互限制，构成一个语义明确、功能相对单纯的“复音词"，使原来隐含在义项中的词概念明确化和离散化。如
果仍以前述的“图"字为例，那么，“地图、版图、海图、挂图"等是“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
《周礼·夏官·职方氏》）中的“图"的意义的复音化和语词化；“图案、图像、图形、草图、按图索骥"中
的“图"是描绘出或印出的形象"（《玉篇》：“图"，画形也"）这一意义的散离化和复音化；“图存、图
谋、徐图、雄图"等则是“图"的思虑、谋划"意义（《说文》“画计难也"）的具体化和语词化；“贪图、
妄图、希图、试图、企图"等是“图"的“设法对付、谋取"义的明确化，等等。这样，字组中的“字"通过
相互注释、相互限制就使“字"的广泛而模糊的含义比较明确和离散，隐含在义项中的“词"也由潜在而变为
现实，以往把复音词的大量产生归因于语音的简化，认为是为了避免同音的干扰而创造复音词。这两者之间可
能有联系，但不一定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近代北方话的发展可以为这一论断作出明确而有力的注释。吕叔
湘（1963，21）在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明确提出：“北方话的语音面貌在最近几百年里并没有多大变化，
可是双音词的增加以近百年为最甚，而且大部分是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有关的所谓‘新名词’。可见同音
字在现代主要是起消极限制作用，就是说，要创造新的单音词是极其困难的了。"复音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恐
怕需要从减少字数而增强保留下来的字的编码能力的关系中去理解，它是我们探索汉语语义发展规律的一条重
要途径；同音字的大量产生是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果"，不是“因"。
“词"不管是寄托在“字"的义项之中也好，还是通过“字"的结合而形成的复音词也好，都得以“字"
为基础；没有“字"，就不会有“词"，这或许可以成为对赵元任的“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
，‘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这一论断的一种注释。不过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通
过这些办法找出来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词不是一个东西，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些原则的区别。
第一，印欧系语言的word受句法一致关系的支配，因而其语法功能是有定的，可以据此进行名词、动词、
形容词的划分，而汉语的词以语义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律为基础，与语法规则无关，因而它的句法功能，妙
用“主语一谓语"框架的结构标准来徇，是无定的，无法据此进行词类的划分。汉语的“词"的语法功能还得
以语义为基础去分析，不能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混为一谈。第二，从结构上说，Word在印欧系语言中是一种离
散的、现成的结构单位，与语素、词组的界限大体上是清楚的：语素没有重音，词只能有一个重音，而词组则
有几个重音，而汉语中散离的、现成的结构单位是“字"，而不是词（吕叔湘，1964，45），“字"与
“词"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一个“字"中隐含着几个词固然难以确定，就是依据“字"的组合而构成的“字
组"（词），它与“字"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呈连续的分布状态。汉语的结构基础，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字
·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对一的对应，我们如以此为视角，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字"和“词"之间的连续
统（continum）。请比较：
（附图 [图]）
这里只分析到二字组。三字组（“红通通"）、四字组（“稀里哗啦"）由于涉及到其他一些问题，这里
从略。“看书"作为一种非词的二字组放在这里，以便比较。着眼于“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
对应的结构格局，就可以发现“词"的语音形式的一种连续统式的分布，如果把方言中的所谓Z变韵，D变韵，
嵌1词之类的现象都收集起来进行分析、排比，在这个连续统中还可以插入其他的类型。根据这种连续统式的
分布状态，“字"与“词"的关系或许可以概括为如下的规律：字组（这里含单字，把它看成为一种特殊类型
的字组）越短，它的语义越广泛、模糊，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多，因而它的语义功能也就越复杂，可能代
表的词也就越多；反之，如果表达一个概念的字组越长，则它的语义越明确，其中可能隐含的义项就越少，语
义功能、句法功能也就越单纯，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样的长字组只能有一个意义、一种功能。这种字组
的长度与语义功能、句法功能的明确性的反比关系顺着连续统而渐次发生变化，这也是汉语的“词"难以确定
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两方面的区别足以说明，汉语的“词"和印欧系语言的word实际上不是一种性质的结构单位：word受句
法一致关系及其相关规则的支配，而汉语的词则受语义规律的制约；把由“字"的结合而构成的“词"叫做“
字组"或“固定字组"，恐拍比叫做“词"更确切、更合适。不过“词"这个概念现在已颇为流行，可以因循
旧贯，因为重要的是“确定介乎音节词（指“字"－－笔者）和句子之间的那级单位是什么类型的，至于把这
些类型的单位叫做什么，应该是其次考虑的问题"（赵元任，1975，240）。
汉语的“词"以表义性的“字"为基础，没有“字"也就不会有“词"，不管是认字的还是不认字的，都
知道“字"是什么东西，而“词"则是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之后才能掌握的结构单位。赵元任说“字"是中国
人心目中的“中心主题"，而“词"则是在许多不同意义上的辅助性的副题，这一论断是非常正确的。什么是
“中心主题"？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语言的结构本位。汉语是一种以“字"为结构本位的语言，语言研
究如果能紧紧扣住这种结构本位，并以此为基础吸收国外语言学中于我有用的理论和方法，就能使汉语的研究
水平向前发展一大步，其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五·四"前后开始的汉语音韵研究和方言研究。高本汉在研究汉
语音韵时没有偏离“字"这一结构本位，而是用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这些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来改进这种
结构本位的研究，因而为汉语音韵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时期（徐通锵、叶蜚声，1980，1981）。汉语
方言的调查和研究兴起于结构语言学的兴盛时代，而其奠基人就是结构语言学派的权威学者赵元任，但是他没
有照搬结构语言学的语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而一切以“字"为基础，并于二十年代编成《汉语方言调查表》
；有了这个字表，我们就能照字记音，进行方言结构规律的研究。直至今天，这本字表仍旧是我们进行汉语方
言调查和方言研究的一本必不可少的手册。方言连读变调的研究现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这也是以“字"
为单位进行研究的，讲“二字组"“三字组"的连读变调，从来不说“语素与语素"的连读变调。这种以“字
"为基础的理论和方法使汉语方言的研究取得了开创性、突破性的进展。这些领域虽有很多争论的问题，但从
来没有发生过要不要以“字"为基础的争论，这说明它们的研究方向没有偏离汉语的结构本位，因而其研究成
果都比较成熟。语法研究的情况截然相反，它抛弃了“字"，而以印欧语类型的词为基础，这就偏离了汉语的
结构本位，因而引起了一系列问题的争论。
三、以词、语素为结构单位的汉语语法研究和汉语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
汉语的语法研究为什么会偏离“字"这种结构本位？这与学术研究的传统和语言研究对象的变化都有密切
的关系。传统的汉语研究以“字"为本位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不研究语句的结构；以书面语为研究对象，
而不管在魏晋时期就已开始发展起来的、与文言文不一致的口语。这两点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距离越来越大。鸦
片战争以后，社会要求言文一致，要求研究一直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文，“所望吾国好学深思之士，
广搜各国最近文法之书，择取精义，为一中国文法，以演明今日通用之言语"（孙中山，1918）。社会发
展的客观需要和我们自己又没有相应的研究传统，就只能到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中去找理论、找方法，因而从《
马氏文通》开始的中国语法学就用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来观察汉语，使汉语研究中出现了一种特有的“印欧
语的眼光"。
什么是“印欧语的眼光"？朱德熙（1985）认为它就是“把印欧语所有而为汉语所无的东西强加给汉
语"。但是，什么是“有"？什么是“无"？这里没有一种客观的鉴别标准，不同的人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理
解。所谓“眼光"，实质上就是观察语言结构的一种宏观的观察点，与编码的特定视角有关，因此确定“眼光
"的客观标准应该是语言的结构常数或结构关联的基点。印欧系语言的结构常数“1"在句法层面，由“1个
句子＝1个主语×1个谓语"的“1"控制着整个语言的结构（徐通锵，1991，56－59），因此“印
欧语的眼光"的具体内容可以概括为：以词为基本结构单位的“主语－谓语"的结构框架和与此相联系的名词
、动词、形容词的划分。汉语研究舍“字"而取“词"，实质上就是要以这一套理论体系为观察点来改造汉语
的结构，使之适合于印欧系语言的结构框架。《马氏文通》开始形成了这种“眼光"，但由于它与语言事实有
矛盾，因而其后不久人们又想摆脱这种“眼光"束缚陈承泽，1922，14）。汉语的语法研究就是在这种
束缚和反束缚的矛盾和竞争中发展的，而矛盾和竞争的焦点之一就是如何处理词和与此相关的问题。《马氏文
通》是字、词并用，“字"指结构单位，而用“词"指结构单位的功能，说明它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汉语研
究的影响。完全抛弃“字"而改用“词"，始自黎锦熙（1924，2－3）的《新著国语文法》，认为“文
法中分别词类，是把词作单位；不问他是一个字或是几个字，只要是表示一个观念的，便叫做词"，“词就是
说话的时候表示思想中一个观念的‘语词’。"从此以后，“字"就被逐出语言的研究，清除了用“印欧语的
眼光"来观察汉语的一个障碍。为什么“《新著国语文法》的英文法面貌颇浓厚、颇狰狞"（黎锦熙在解放后
为该书写的序言）？这与“词"观念的确立是相互呼应的。这些研究在方法论上偏重于模仿，不大注意汉语本
身的特点，难以满足汉语研究的需要，因而在三十年代引发出一场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强调汉语特点的研究
。这次讨论很有价值，是试图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的一次尝试，虽然由于各方面的条件不成熟，“摆
脱"的意识也还比较薄弱，没有找到解决词类问题和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的办法，但为四十年代的汉语
语法研究进行了必要的理论和思想准备。四十年代以王力、吕叔湘和高名凯为代表的汉语语法研究比较强调汉
语的特点，在某些方面已经突破了“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而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这主要是：句法结构的
研究已突破印欧语的动词中心说，分出名词谓语句、形容词谓语句和动词谓语句三种类型；在动词谓语中提炼
出连动句和兼语句，突破了印欧语的句子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定式动词的结构格局；词类问题的处理也已根
据汉语的特点出现了一些松动的办法；比较强调句法语义的研究，等等。当然，每本著作的情况不完全相同，
但这些想摆脱印欧语语法理论束缚的趋向是有积极意义的。五十年代的语法研究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主宾
语问题的讨论，一件是词类问题的讨论。这两次讨论都主张根据汉语的特点用新兴的结构分析法来研究汉语，
反对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特别表现在词类问题的讨论上），反对语言分析中的语义标准
。这些对促进汉语的研究很有意义，避免简单地用汉语的事实给西方的语法理论作注释，不过在反对用“印欧
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结构这一点上却有一些讽刺意味，因为它批判了这一种“印欧语的眼光"（例如汉语实
词因没有形态变化而不能分类），却为另一种“印欧语的眼光"的流行和发展开辟了前进的道路，或者说，在
批判表层的“印欧语的眼光"的过程中却又深化了深层的“印欧语的眼光"。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谓
语中心，这是对印欧系语言动词中心说的一种改进，“连动"和“兼语"统一为“连谓"，使句子的结构更符
合“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中的只许有一个主语、一个谓语的标准。第二，用语素代替词号作为汉语语法结构
的基本单位，把汉语完全纳入结构语法的框架中去研究。这恐怕是“印欧语的眼光"的一种更深沉、更本质的
反映。如果说“汉语中没有词但有不同类型的词概念"，那么汉语中不仅没有语素这种单位，而且连这种概念
也没有。可能有人会说，“字"就是语素。否！它们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言现象。第一，语素基本上是一种线
性结构，不含非线性的因素：不能有重音，不是语言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即使是词根，没有相应词缀
的配合，也无法实现编码的功能；ablaut之类的元音变换(如bring-brang-brung中的i-a-u)是非线性的，但很
难把这种“变换"看成为语素，IA模式分析这类问题的失败经验（Hockett，1945，99－105）已为
此作出了充分的反面说明。和语素相反，“字"是一种非线性结构：“字·音节·意义（概念）"之间存在着
强制性的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声调的使用使得同样复杂程度的单位占比较短的时间"（赵元任，1973，
93），“字"是汉语对现实进行编码的基本单位。第二，语素的功能单纯，只是词的结构要素或表示词的某
种特定的句法功能，而“字"是汉语结构的枢纽，是语音、语汇、语义、语法的交汇点，因而是各个层面的基
本结构单位。第三，一个“字"中可以包含若干个不同的词，而语素绝不可能有这样的结构。“字"与语素实
际上是不能进行类比的两个不同类型的范畴。把语素作为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实际上就是把汉语中不存
在的东西作为结构单位，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语法体系可能很精致，但不实用，与汉语的实际状况有很大
的距离。我们这里对五十年代以来的“印欧语的眼光"问题之所以讲得比较多，就是因为这涉及那些反对“印
欧语的眼光"的学者的“印欧语的眼光"。我们从学习语言学的第一天起就在接受印欧系语言理论和方法的熏
陶，对“印欧语的眼光"已经习以为常，不是主观上想摆脱就能摆脱得了的。我们非常反对汉语研究中的“印
欧语的眼光"，但在评述“五·四"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时却是用这种“眼光"来分析有关的问
题的（徐通锵，叶蜚声，1979），因而分寸的掌握不大准确。朱德熙是反对“印欧语的眼光"最有力的一
位学者，但他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看法却打有很深的“印欧语的眼光"的烙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
们现在在这里批评某些传统观念，很可能我们自己也正在不知不觉中受这些传统观念的摆布。这当然只能等将
来由别人来纠正了，正所谓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朱德熙，1985）。这段话很值得我们深思，自然
也同样适用于本文的分析。
前面简要的历史回顾说明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印欧语的眼光"的严重性和普遍性，由于它的影响和干扰，
我们就难以根据汉语的特点而进行独立的研究，只能是“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
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
不是没有发生过"（吕叔湘，1986）。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用来分析印欧语，固然可以得心应手，而用
来研究汉语就会捉襟见肘，矛盾重重，其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在“主语－谓语"结构框架下的词类划分以及
词类与句子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结合"中的最大难题，《马氏文通》以来的语法论争基本上就是围绕
着这条轴线展开的。为什么？因为汉语以“字"为本位的结构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犹如南辕北
辙，难以调和。语言学家虽然想了很多办法，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其中包括汉语语法的结构本位，但都难以
调和两类语言在结构上的矛盾而实现“结合、的目标。《马氏文通》用“字"研究词法，用“词"研究句法，
由于这里的“字"对等于印欧系语言的word，所以是一种以词为本位的语法研究（邵敬敏，1990，51）
。《文通》凭语语义分词类，由于“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以何如耳"，因而无法
解决词类以及它和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此路不通，黎锦熙（1924，6，29）主张以句为本位来解决这
个难题，提出“国语的词类，在词的本身上（即字的形体上）无从分别；必须看它在句中的位置、职务，才能
认定这一个词是属于何种词类：这是国语文法和西文法一个大不相同之点。所以本书以句法为本位，词类多从
句的成分上分别出来"，并把这些论述概括为“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著名论断。这里虽然已经发现
汉语与印欧语语法理论之间的矛盾，但还是依照这种理论来研究汉语，给词分类。句本位在印欧系语言的研究
中是成立的，只要抓住由一致关系所维持的“主语－谓语"这种封闭性的结构就可以进行词类和它与句子成分
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但在汉语中这种理论是不成立的，因为汉语的句子是一种开放性的结构，一个句子能否成
立，不决定于有无“主语"或“谓语"，也不决定于是一个“主语"和“谓语"还是几个“主语"和“谓语"
，而决定于一个事件的话题的相对完整的叙述（徐通锵，1991，1994），因而无法把它纳入“主语－
谓语"的封闭性结构框架中去研究。语言学家发现这种理论－不能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二不能解决词类与句
子成分之间的关系问题，只能放弃，另探新路。五十年代以后汉语语法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朱德熙，他用结
构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他没有在结构本位问题上发表过明确的意见，
但从他的研究实践来看，前期偏重于语素，认为它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而词、词组、句子等都只是语素的
不同层次的序列；后期在理论上偏重于词组，认为“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跟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可以以词组的结构规则为“纲"来研究汉语的语法（朱德熙，1982，1985），后来人们把这一思想明
确地概括为词组本位，陆俭明（1992，127）还从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解释。语素有没有成为一
种“本位"，作者没有说，学术界也无评论，我们也不必给它安上一顶“本位"的帽子，但语素在朱德熙的理
论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词组本位"的理论，它的是非曲直应该放到汉语
语法研究的发展历史中去考察。它是在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汉语的词类问题以及它与句子成分的关系问题
之后提出来的一种新的理论假设。朱德熙想用这一理论来解决词本位、句本位无法解决的矛盾：既要保持“主
语一谓语"的结构框架，又要排除词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为此，他提出汉语语法的两大特点：
第一，汉语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不像印欧语那样一一对应（名词和主宾语对应，动词和谓语对应，形容
词和定语对应，副词和状语对应），而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对应（如动词和形容词不仅可做谓语，而且可以做
主宾语……）；第二，汉语句子的构造原则和词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一致，这种一致性“还特别表现在主谓结
构上。汉语的主谓结构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句子，不独立的时候相当于英语的子句"，“汉语的主谓结构
实际上也是一种词组，跟其他类型的词组地位完全平等"（朱德熙1985，8）。这两个特点，以“二"为
体（本位），以“一"为用，这样汉语句法结构的分析就可以限制在词组的层次上，只要分析“主谓"“述宾
"“述补"“偏正"“联合"这些词组的结构就行，词类的划分也是以此为基础考察它的分布，不必考虑它与
句子成分之间的关系。这是朱德熙的语法理论的一个发展，1982年的《语法讲义》还把能否“作谓语"“
作定语"作为划分形容词的一个标准，而到1985年的《语法答问》由于考虑到汉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关
系是一对多的错综“对应"，不能不放弃这种句法功能的标准，不然，“由于百分之八九十的动词和形容词可
以做主宾语，能够做定语的名词百分比更高"，就会陷入“凡词，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词无定类的泥潭。
朱德熙的词组本位理论在理论上是能够自圆其说的，但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本质，因而能够运用的范围很
窄。汉语句法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开放性，与印欧系语言以一致关系为标志的封闭性的主谓结构形成鲜明的
对照。词组本位不仅不能反映汉语句法结构的开放性，而且还进一步把封闭性的句子结构缩小到词组的结构，
这就使语法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难以分析汉语以开放性为特点的句法结构。其次，朱德熙所说的汉语语法的
两大特点实际上都是用“印欧语的眼光"来观察汉语的结构而得出来的结论，因为印欧语的词类与句子成分的
关系是一对一的对应，以此为准，汉语的“对应"就是一对多。一对一的对应是语言结构规律的反映，而一对
多的所谓“对应"，这里只能说不存在规律，不成规律的东西自然也就不能成为汉语语法结构的特点。《马氏
文通》以来的汉语语法研究的一大弊病就是要在这种不存在规律的地方找规律。总之，词组本位象词本位、句
本位那样，仍旧不能把握汉语语法结构的脉络，难以有效地解决语法研究中的问题。
综合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汉语的语法研究一方面抛弃汉语特有的结构本位－－“字"，而另一方面
却又在“印欧语的眼光"的支配下寻找它的本位，从语素、词、词组到句子，差不多各级“本位"都试过了，
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这说明印欧系语言的语法理论适用于印欧系语言的研究，拿来研究汉语，由于语言
的普遍特征，在某些狭窄的领域内可能适用，但无法解决汉语研究的基本问题。一种语言的结构本位只能有一
个，语音、语义、语汇和语法的研究都得以它为基础，不可能是一个领域一个“本位"。汉语的研究还得继承
我们自己的传统，以字为“本位"，研究句法的结构规则。这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
，不需要实现普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与汉语实际的结合，而是说在“吸收"和“结合"的时候必须以汉语的
结构本位－－“字"为基础，因我之需，为我所用，不要因“印欧语的眼光"的干扰而把汉语“结合"到印欧
系语言理论中去研究。研究汉语的方法论原则还得立足汉语，参照科学思潮的发展，在汉语的研究中提炼相应
的理论和原则，“张冠李戴"式的研究恐怕很难解决汉语语法研究中的难题。
四、“字"本位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前面从正、反两个方面讨论了“字"与汉语结构的关系，但要真正摆脱“印欧语的眼光"的束缚，还得弄
清楚“字"与语言研究方法论的关系。
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语言的规则归根结蒂都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不同语言的差异主要是因编码视角的
不同而形成的接受投射方式的差异。汉语以“字"为结构本位，其突出的特点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
念"的一一对应的强制性和顽强的表义性；它以“比类取象"为编码的特定视角，直接接受现实规则的投射，
不需经过特殊的形式规则的调整，因而语言范畴与概念范畴一致，与印欧系语言的两类范畴既有联系又有矛盾
的情况很不一样。这些特点决定了汉语研究的独特的方法论，这就是可以在语言规则和现实规则之间建立起对
应的联系，用临摹性(iconisity)原则来描写。
临摹性作为一种明确的方法论原则为时还不长，始自本世纪三十年代Peirce的论述，但它的基本精神早就
已经在深刻地影响着语言学家的研究实践，希腊－罗马传统的规定说和约定说之争，我国先秦时期的名实之争
都与这种原则的精神有密切的关系。临摹性原则的基本精神据Perice的描述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临摹
图像(iconic image)，它必须与它所指的事物相似，如相片、塑像、语言中的拟声词；一种叫临摹图像(iconic
diagram)，它是符号的系统排列，其中没有一个符号和它所指的东西相似，但是符号之间的关系必须表现它们
所指事物之间的关系，如技术图案、无线电线路等。“语言中成素(element)的次序平行于实际的经验或认识
的顺序"就是Peirce用来说明语序规则的临摹性的一句名言，经常为语言学家所引用(据Haiman 1980;jakobso
n).Peirce的这两类临摹性后来Haiman（1985）简化为“成分临摹"和“关系临摹"，以此探索语言研究
的方法论。
语言规则是现实规则的投射，临摹性应该成为语言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象汉语这种直接接受现
实规则的投射的语言，临摹性原则应该占据支配地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尽管缺乏理论性的探讨，但在实践中却
始终恪守着临摹性原则，训诂学中“以形求义"和“因声求义"就是这种原则的两种重要的表现方式。“以形
求义"可能因其“形"而归入文字问题，但不要忘记这里的“形"只是求“义"的一种方式。汉字为什么一直
顽强地坚持它的表义性？就是由于它与汉语临摹性的编码原则相适应，是“字"中有“言"，可以通过“形"
去研究"“言"（义），是观察“言"的一个窗口，世界上别的任何发展成熟的文字体系都没有这种功能。如
果说，“以形求义"的“形"终究与文字有关，那么“因声求义"的“声"就完全是语言的问题了。为什么可
以通过“声"而能求取“义"？这不是与音义结合的任意性、约定性矛盾吗？不错，有点矛盾。我们过去对音
义结合的任意性的理解有点绝对化，固然，狐立的一个字人们看不出它的音义结合的理据，但如着眼于字族的
结构，那就不难发现同族字中“字"与“字"之间的制约关系，找出理据，使人们有可能去“因声求义"。段
玉裁、王念孙等自觉地运用这种方法，通过“一声之转"的“转"去探求“字"的语义，从而使汉语的语义研
究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性进展。这一事实本身就很能说明这种“因声求义"的原则的重要性和生命力。它是汉语
临摹性原则的一种重要表现方式。这方面的问题太复杂，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的，这里只是借此说明：“
字"中形、音、义三位一体，是汉语临摹性编码的基本单位，传统的汉语研究已经基本上把“字"与临摹性原
则的关系说清楚了，现在应该在此基础上研究汉语语句结构规则的临摹性问题，建立语义句法，继承和发展汉
语的研究传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汉语句法研究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但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其基本精神就是
弄清楚句法规则的语义基础，或者说在语言规则中找出现实规则的投射理据。现在这方面有点深度的研究在我
看到的材料中主要有戴浩一（1985）的时间顺序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和石毓智（
1992）关于语义的“±定量"和句法的“±肯定"的关系的论述。时间顺序原则的具体含义是：“两个句
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戴列举了大量事例对此进行了很有启
示性的分析。确实，这是汉语的一条重要的临摹性原则，有很强的解释力。以往的语言学家也发表过类似的意
见，例如洪堡特早就说过汉语的句子跟思想的简单明确的顺序一致是汉语特殊的优点(据Robins，1973，36);Hai
man(1980，516)也曾依据语序的特点提出“有理据的临摹性"(the iconisity of MOTIVATION:"语法规则像拟
声词一样直接表现它的意义。这种临摹性的最清楚的例子就是语序。如果其他的方面都一样，叙述句描写的陈
述次序和它们所描写的事件的次序是对应的。"应该说，汉语是最一贯地遵守这种临摹性原则的语言。戴浩一
的时间顺序原则是对这些论述的改进和补充。这种原则在汉语的研究中很重要，但使用的时候也有一个“度"
，即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戴浩一对这个“度"的解释是：“把动词作为中心参照点，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跟动
词有语义联系的成分"，这恐怕不确切，至少是不全面的。先请看下面的两例。
1．槽内的水左冲右突，翻着花，滚着个，激扬飞溅，像暴炒着一串玉珠，风翻着一槽白雪，隆隆声震荡
着山谷。（郑伯伦：《黑龙潭印象》）
2．演员们的出色表演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例1除最后一句“隆隆声震荡着山谷"外，中间的各个“动词"性词语的顺序只代表观察者的思维顺序，
而不代表现实现象的时间顺序，更动其间的次序，句子照样成立，而且意思不变。为什么？因为这里的“主语
"是无生的“槽内的水"，时间顺序原则的一个重要条件与“主语"的有生性有关，戴浩一列举的全部例子的
“主语"都是有生性词语，离开了这个条件，“谓语"中即使有若干动词，它们的排列顺序也不一定与现实现
象本身的先后时间顺序一致。例2的“出色表演"和“成功地塑造"虽与时间顺序有关，但在“出色"和“表
演"之间，“成功"和“塑造"之间就与时间顺序不一致，因为只有在“表演"之后才能知其是否“出色"，
“塑造"之后才能定其是否“成功"。这种矛盾与说话的时点有关，只有在演出之后才能依照例2的次序排列
，说明汉语的句法分析不能局限于“主语－谓语"的框架，而应引入语境、说－听双方的交际意图之类的内容
，进行实际的语义分析。所以时间顺序原则在接受现实规则投射的时候有一定的语义条件的限制，不能随便扩
大它的使用范围。
石毓智关于“±定量"和“±肯定"关系的分析是临摹性原则的一次成功的运用。“量"是一种重要的语
义特征，可以自由地用数量字或程度字修饰的都是不定量的（前者表离散，后者表连续），反之即为定量的；
不定量的“字"或字组可以加“没"或“不"否定，即既可以用于肯定的结构，也可以用于否定的结构，而定
量的“字"用于“±肯定"就有很大的限制。他根据现实的规则“量大的事物能够长期保持自己的存在，量小
的容易消失"的投射理论研究汉语的“±肯定"的语义规则：语义程度极小的定量“字"只能用于否定结构，
语义程度极大的定量“字"只能用于肯定结构，语义程度居中的不定量“字"才能自由地用于肯定和否定两种
结构中。假定有一组同义系列的“字"或“字组"，按其语义程度的大小从左到右排成一个系列（左边的为小
量，右边的为大量），例如：
挂齿 提起 说起 谈论 叙说 诉说 倾诉
这些字组的句法表现可以整理出一个从否定到肯定的连续系列：“挂齿"的语义量小，只用于否定结构，
前面都有表否定的“不"或“没"；“倾诉"的语义程度高，只能用于肯定结构，其前不能加“不"或“没"
否定；语义程度居中的“谈论"可以自由地用于肯定或否定的结构；靠近左端的“提起"“说起"经常用于否
定结构，表现在前面加上“不"或“没"说起来更顺口，而靠近右端的“叙说"“诉说"经常用于肯定结构，
如前面加上“不"或“没"否定，说起来比较别扭。我们以往不知道语义和句法之间有什么联系，石毓智的研
究为这种联系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另外，这也为同义系列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课题，要求以语义量
的大小排成一个系列，从中比较和研究它们与句法结构的关系。这是一个很有开发前景的新领域。
以临摹性原则为基础的句法研究现在还是初步的、零散的，研究的成果也比较粗疏，而且还没有摆脱印欧
系语言的语法理论的干扰和影响，但是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方法论原则在汉语的句法研究中是有生命力
的，是有广阔的发展前景的。我们这样推崇临摹性的研究，这不是我们的主观偏爱，而是根据以“字"为结构
本位的汉语编码方式的特点而得出来的结论。“字"的临摹性必然会引向句法结构规则的临摹性。这是观察汉
语句法结构的一个关键，也是能否摆脱“印欧语的眼光"束缚的一条重要途径。自然，要用临摹性原则建立汉
语语义句法的一个完整体系还有一系列原则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结构和“字"的语义分类之间的
关系。结构与分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印欧系语言的“主语－谓语"结构和名词、动词、形容
词的词类划分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是这种依存关系的一个有力例证。传统的汉语研究只有文字、音韵、训诂，没
有语句的结构，自然也就不必对“字"进行分类。汉语研究的客观需要要求我们去解决这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
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如果有了眉目，其他如结构规则、句型、语序、层次、虚字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有定
"“±肯定"之类的问题的解决才有可靠的理论根据。结构框架的问题我们建议采用“话题－说明"（徐通锵
，1991，1994），而其他的问题有待于来日的研究。
附注：
①这里指合音字，北京话比较少见。历史上曾有相当数量的合音字。方言中的变音（包括变声、变韵、变
调）很多都可以归入这一类合音的范围。
②代表单音节化的儿化。
③“子"代表轻声，马蒂索夫把这类现象看成为“一个半音节"，很有道理（据戴庆厦，1990，3）
。
④这里代表变调。变调的实质是使两个单字调合而为一，形成一个跟单音节声调相类似的声调（五台，1
986，4）。所以这种类型的例子，从声调看，它相当于一个音节；从声、韵母的组合来看，它是两个音节
。这一类例子把它看成一个音节或两个音节，都有道理。
参考文献
陈承泽，1922，《国文法草创》，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
戴浩一，1985，《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国外语言学》1988年第1期。
戴庆厦，《藏缅语族语言的研究和展望》，《民族语文》1990年第1期。
耿军，1990，《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毕业论文，保存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位论文阅览室）。
Haiman，J.，1980，The iconisity of grammar，Language，Vol.56，No.3.
—一-，1985，Natural syntax，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ockett，C.F.，1945，《语法描写的两种模型》，《语言学资料》1963年第6期。
Jakobson，R.，Implications of language universals for linguistics，见Universals of language，Ed.
by J.H.Greenberg，1980.
黎锦熙，1924，《新著国语文法》，商务印书馆。
陆俭明，1992，《80年代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理论上的建树》，见《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现代汉
语语法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吕叔湘，《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
—一－，1964，《语文常谈》(原载于《文字改革》），三联书店，1980年。
—一－，1986，为龚千炎《中国语法学史稿》（语文出版社，1987年）写的序。Lyons，J.，1977，
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马庆株，1989，《自主动词和非自主动词》，《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商务印书馆。Robins，R.H.，
1973，《语言分类史》，《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2期。
邵敬敏，1990，《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教育出版社。
石毓智，1992，《肯定和否定的对称与不对称》，台湾学生书局。
孙景涛，《美恶同辞质疑》，《语文研究》1986年第1期。
孙中山，1918，《建国方略·以作文为证》，《孙中山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王 宁，《汉字的优化和简化》，《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王前、刘庚祥：《从中医取“象"看中国传统抽象思维》，《哲学研究》1993年第4期。
五台，《关于“连读变调"的再认识》，《语言研究》1986年第1期。
徐通锵、《语义句法刍议》，《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3期。修订稿见《徐通锵自选集》，河南
教育出版社，1993年。
—一－，《“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世界汉语教学》1994年第2期。
徐通锵，叶蜚声，《“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中国语文》1979年第3期。
—一－，《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0年第1期。
—一，《内部拟测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语文研究》1981年第1期。
张永言，1984，《上古汉语的“五色之名"》，见《语文学论集》，语文出版社1992年。
赵元任，1973，《谈谈汉语这个符号系统》，见《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一赵元任语言学论
文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一－，1975，《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同上。
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国学语文；汉字；使用手法
［中图分类号］H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6-0088-02
纵观大学国学语文课本，进行实际分析比较就不难看出，大学国学语文课本重复少、跨度大、进度快。仅仅通过国学语言课本充分适应大学国学语文的学习，具有一定的难度。教师应根据大学生学习的实际情况，帮助其完成国学语文的过渡，完成国学语文的历史经典文章衔接。把深奥的生字、新词、文意浅显化，把抽象的语法修辞具体化、形象化，把丰富的教学内容生动化、艺术化，使大学生接受更快、印象更深。健康、准确地使用祖国语言，为
在大学撰写论文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认识汉字的特征，提高使用汉字的能力
汉字是用来记录汉语的文字，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集实用性、科学性于一体，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在为世界、为中华民族作出巨大贡献。汉字是现行人类使用的最古老的文字，也是现今人类使用的最先进的文字之一，在现阶段和今后很长的时期内，汉字仍然是我国记录汉语、交流思想、传播文化的工具。这一结论已在20世纪得到我国文字专家、世界文化史学家、计算机专家的肯定和证实。
（一）汉字具有实用性
汉字简洁、醒目、灵活、稳定，便于识读。我国文字专家经研究认为：在世界各种文字中，汉字最简洁。据有关专家核实，在联合国使用的同一文件的各种文本，中文本最薄，使用汉字少，简洁、经济。同一份内容的中文版、英文版报纸的篇幅之比是1∶1.8。对于熟悉中文和英文的人来说，读中文比英文要快得多。汉字醒目，汉字是方块字，有立体感，远看清晰，一目了然；汉字灵活，书写方式自由，可以横写，也可以竖写；汉字稳定，汉字从2000年前的东汉许慎编纂的中国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至今，可以说汉字基本稳定不变。受过汉语教育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直接阅读中国古代书籍。
（二）汉字具有科学性
汉字是复脑文字，它不同于使用拼音文字的外文，拼音文字是单脑文字，是靠大脑的左脑记认字音和字义，而中国人所使用的汉字，综合利用大脑，左脑记认字音、字义，右脑记认字形，左右脑均衡协调合作，开发人的大脑，调动左右大脑一同记忆，这对增强智力有独特的功效，有助于智商及思维能力的发展。汉字更适用于电脑打字，汉字打字速度数倍快于外文，外文打字每分钟约200字母，汉字可以每分钟打200个汉字。
二、加强国学语文字词的识读，扩大大学生词汇积累
识字、写字，辨词、组词，是学习国学语文重要组成部分，“文字和词汇是阅读、写作的重要基础”。字词训练，在大学应当继续受到重视。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中也规定：学生要掌握汉字3500字左右，主要依据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常用字表》、《通用字表》。大学生在此基础上到底应该掌握多少常用词呢？据专家统计，大学生应掌握常用词3万左右。因此，我们要认识到汉字是书面语言的基础，而词汇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有人把二者形象地比喻成水泥砖石与高楼大厦。如果大学生认识字、词达不到一定的量，词汇不丰富，就不能建起语言的高楼大厦，就很难提高语文水平。因此，只有掌握了一定数量的汉字和词汇，扩大词汇量，才能提高阅读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在初学阶段，学生识字任务较重，字词教学理应先行一步。识字是学习语文的基础，只有掌握了文字工具，才能攻克识字难关，这符合学生学习语文的客观规律。从我国历史来看，古人就认为学习汉语以认识汉字为先，认识汉字就是在学习汉语。所以，古代使用的教科书如《史籀篇》、《仓颉篇》、《急就篇》以及《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沿用千年之久的教材和古书教法，无一不是采用“识字、读书”、“读书、识字”的汉语教学方法，这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吸收和思考。当今社会，如何解决大学语文字词教学这个重要问题，还是应当先从识字读书入手，抓住认识汉字这一关键环节，并利用现代化教学设备，例如，电脑、录像机、录音机、幻灯片等，调动一切手段来学习语文，这样才会少走弯路。
三、国学语文字词注释的学习和运用
字、词注释是学习国学语文的组成部分。字、词注释是学习字词、掌握字词基本概念的重要环节，重视和学习字词注释，让其充分发挥作用，可以使学生掌握一定数量的字词，也是扩大、丰富学生词汇量的学习途径。字词注释告诉学生，凡注释、注音的字和词都是新字生词，这是学习识字的目标，是认识字词的关键。因此，学生一方面要加强识读，不断巩固，另一方面，要认真领悟，辩析字词的形、音、义，通过多读、多写、多练，并从课文词句中加以领悟，方能达到解释、书写字词的能力，也才能使学生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得到提高。对于语文课中的新字、生词，教师要全盘考虑。首先，应根据字词使用的频率进行区分。汉语字词使用可划分为使用频率高的常用字词、使用频率较高的较常用字词、使用少的非常用字词及生僻字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以常用字词、较常用字词为主，非常用字词为辅，要能达到读字、词能知形、义，写字词能知义、音，达到字、词的听、说、读、写，并能熟练、正确地运用字词。其次，要让学生了解字词的基本知识，掌握字词释义的体例。字词语义可分为单义和多义，也可分为同义、近义、反义。语文课本中的字词注释与字典、词典中的释义有所不同，因此，教师要指导学生先学会语文课本中的字词注释方法，然后学字典、词典释义的方法。汉字可分为单义字和多义字，在单字条目里，一般都是根据字形部分所立的本字，注释字的本义，由源及流，到转义、引申义、比喻义、通假义等，按照史序，结合音序，绎述字义的演变和发展。汉语的词也可分为单义词和多义词。单义词，学了课本词语的注释，就可以掌握词语的意思，但学到多义词，学生要掌握多义词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才算是掌握了这个词。
四、字词书写规范和要求
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规范性，如行为规范、道德规范等，语言文字也是如此。大学语文学习的对象是学生，首先应该考虑使用的语言文字要规范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在大学语文课中无论是大作文，还是一般应用文的写作等，都应该用字规范，必须严格正字，书写正确、清楚、整洁，使汉字形体标准、规范。杜绝错字、别字、怪字、造字，使用汉字要符合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汉字使用标准。郭沫若先生曾为《人民教育》杂志题写过这样一段有关使用汉字的话：“培养学生写好字，不一定要人人都成为书家，总要把字都写得合乎规格，比较端正、干净，容易认。这样养成习惯有好处，能够使人细心，容易集中意志，善于体贴人。草草了事，粗枝大叶，独行专断，是容易误事的。练习写字可以逐渐免除这些毛病。但要成为书家，那是另有一套专门的练习步骤的，不必作为对于学生的普遍要求。”汉字是记写汉语的符号，它必须要随社会的发展、教育的需要而发展。因而，所使用的汉字一定要规范、准确、健康，符合今天的语言习惯，这有利于学生对汉字、汉语的学习和使用，要引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正确理解课文的思想内容，又在领会课文思想内容的基础上加深对语言文字的认识。
在国学语文字词教学中，要抓汉字“六书”中的音、形、义，其中字形教学就是教学生写字和练字，这是语文字词教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要让学生练习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要求书写准确、工整、美观。古人在使用汉字的过程中，总结了一整套书写程序规则，即执笔、笔画、笔顺、间架、结构、行距、章法，需要我们学习发扬和吸收。书写汉字，准确是目的，规范是基础，临摹是手段。首先要学习写字的基本知识，掌握执笔方法、笔划规则和笔顺，通过描红、摹帖、临帖、读帖，循序渐进，刻苦实践，达到一定的书写汉字的能力。大学生学习书法、练字，不仅能使学生掌握写字的技巧、得到美的享受、加深对所书写的语文字词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可以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优秀文化遗产书法艺术的兴趣，陶冶性情，提高修养，锻练意志，坚定毅力。在提高使用汉字交流的效率和准确性的同时，书法又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汉字的形体美、方块位置美、整体象形美，加之抽象的线条组合美、简练的线条造型美，可以表达复杂的思想情趣，从而成为我国独有的一门博大精深的艺术。它是智慧的中华民族爱美、向上的民族精神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好的书法作品，能使人联想、感知到汉字的结构美、点画美、章法美，从中得到美的享受。汉字是我国独有的艺术瑰宝，独具艺术魅力，给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增添了奇光异彩。
［参考文献］
［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2］左民安.细说汉字部首［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3］左民安. 汉字例话［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
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句法平面 中学语文教学 实践
一、句法平面的分析观和方法论
句法平面是讲显层结构（或“表层结构”）的，着重研究词的功能类别、词语组合时所形成的成分关系和层次关系以及语型（短语的结构类型）、句型（句子的结构类型）等。词的功能类别具体而言是指词类的划分、实词（包括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叹词、拟声词）的分类、虚词（包括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的分类以及不同词类在句子中充当的功能成分等等。传统语法学重视句子成分分析，忽视句子的层次分析。现在的句法分析是既讲层次，也讲成分，主张把两者结合起来。从句法角度分析，句法成分有主语、谓语、述语、宾语、补语、定语、状语、中心语等八个成分，此外，还有一个独立语。独立语是游离于句法结构之外的语用成分。短语的结构类型包括主谓短语、动宾短语、偏正短语、补充短语、复指短语等等。句子的结构类型包括句子的结构分类（即主谓句和非主谓句）和句子的语气分类（即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1]
二、学习句法平面理论的意义
“句法平面”的内容更接近于传统语法教学的内容。《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附录中有关于语法知识要点的描述：“一、词的分类：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叹词。二、短语的结构：并列式、偏正式、主谓式、动宾式、动补式。三、单句的成分：主语、谓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四、复句（限于二重）的类型：并列复句、递进复句、选择复句、因果复句、假设复句、条件复句。”这些都是句法平面所涵盖的范围。
学习句法平面的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至少有助于中学生解决三类实际问题：一是辨析和修改病句，规范地使用现代汉语的口语和书面语；二是辨别和分析文言特殊句式，更好地理解和翻译文言字句；三是通过学习掌握句法平面中的句法分析方法，可以考察并说明词组、句子和句群的结构成分、结构方式和结构关系，从而能更深一层次地更准确地理解特定语言环境定词、词组、句子、句群的含义。[2]
1.辨析和修改病句
在各级各类的语文考试中试卷的基础知识部分都会出现辨析病句的题目，学生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也在所难免地遇到辨析和修改病句的情况，这时就需要教师和学生了解和把握句法平面的理论知识和分析方法，从而解决语病类的问题。例如下面的题目：
例：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C ）（2009年高考全国1卷语文试题）
A.引起世界关注的甲型流感病毒虽然不易致命，但传播速度快，如果不想办法找到它的演变原理，病情很容易迅速蔓延，给人类健康带来巨大威胁。
B.3月5日那天，我市万名青年志愿者走上街头学雷锋活动，这次活动的总口号是“弘扬雷锋精神，参与支援行动，服务青年创业，建设和谐城市”。
C.社区主任接受采访时表示，去年大家做了很多调解工作，今年会更多地为受到情感和生活困扰的人提供帮助，让他们不再那么痛苦、那么不知所措。
D.这次发展论坛在上海举行，参加论坛的中外各界人士在论坛期间就环境保护、人才培养、普及教育等众多议题为期两天发表意见并进行各种交流。
解决上面的高考题仍然需要用到句法平面的知识。根据句子成分分析法，找出句子的主干，这道题目就会迎刃而解。A选项“病情很容易迅速蔓延”被偷换主语造成句子搭配不当，原来的主语是“甲型流感病毒”可在后一分句“不想办法找到它的演变原理，病情很容易迅速蔓延”的关联词“如果”前应加上“我们”；B项缺谓语导致“学”与“活动”不能搭配，应该为“开展学雷锋活动”；D项语序混乱或句式杂揉，将“为期两天”提至“这次”之前作定语，或将“为期两天发表意见并进行各种交流”改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意见交流”。
学好句法平面相关的语法知识，可以解决大部分病句问题（作文中的病句、考试中的修改病句）。病句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语法错误，一类是逻辑问题，而前者占了大部分，如句子成分残缺或赘余，词语搭配不当等，出现这类语病的原因主要是学生对句子结构认识不清，对词语的性质和语法功能不了解。学好句法知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
2.辨别和分析文言特殊句式
只有熟练地把握句法平面的成分分析方法，才能辨别和分析文言特殊句式，更好地理解和翻译文言字句。比如下面例句，如果没有相关的语法知识做支撑的话，很难做出正确的理解。
例1.三岁贯汝，莫我肯顾。（《硕鼠》）
（宾语前置，应为“莫肯顾我”）
例2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宾语前置，应为“吾欺谁”）
例3.甚矣，汝之不惠（慧）！（《愚公移山》）
（主谓倒装，应为“汝之不惠甚矣”）
例4.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郑伯克段于鄢》）
（被动句，“蔓草”被“除”）
因此，可以说学习必要的句法平面的语法知识和分析方法是我们进行文言文学习、阅读和翻译的必要条件。文言学习中的虚词的意义和用法、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如：使动用法、意动用法、名词作状语等）和文言句式（如：宾语前置、省略句等）等等，要学好这些内容，都需要句法知识的支撑。
3.掌握句法分析方法
句法平面的句法分析方法有句子成分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转换分析法等等。与中学语文学习语文教学最为密切的是句子成分分析法和直接成分分析法。成分分析法也叫中心词分析法，是一种传统的句法分析方法。主要是把句子成分分成主要成分（主语、谓语）、连带成分（宾语、补语）和附加成分（定语、状语）。成分分析法便于归纳句型和便于检查病句，但这种分析法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层次不清。直接成分分析法也叫层次分析法或二分法。直接成分分析法认为，句法结构都是由两个直接成分构成的（多项并列结构例外），复杂的结构是由多层次的直接成分构成的。分析的时候，按每个层次都有两个直接成分这一原则，从大到小地逐层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简单的基本单位为止。[3]
直接成分分析法具有许多功用，它可以揭示复杂结构的不同层次，能够把形式和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准确地揭示句子的思想内容，避免了成分分析法那种只挑中心词不管表达的缺点，而且最为重要的是，直接成分分析法适用于各种复杂的句法单位，能够将多层次的合成词、词组、单句、复句和句群的层次分析清楚，便于对各种语言单位进行深层次的理解和把握。掌握直接成分分析法分析句子结构的基本技能，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某些长句的意思。也会出现分析的层次不同，反映出的句子的语境义和强调的重点不同。例如针对下面复句的分析：
例：虽然是满月，│││天上却有一层淡淡的云，││所以不能朗照；│但
（转折关系） （因果关系） （转折关系）
我以为这恰是到了好处――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朱自清《荷塘月色》）
整个句子给人一种朦胧的境地朦胧的意境，总觉得有一层淡淡的模糊，一如作者的心绪，心头拥堵的淡淡的愁，但这是恰恰到了好处，酣眠和小睡都各有妙处。整个句群整个意境都是分层展现的。所以说，学会掌握句法平面的句法分析方法，把握直接成分分析法等等对于中学的语文教师和学生都有莫大的好处。
结语：
汉语语法分析的句法平面的语法观使汉语语法研究走向科学化、系统化和精密化。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种趋势。我认为，它也可以为中学语法教学摆脱困境，拓宽思路和视野，为中学语文语法教学带来新的启示和突破。理论研究和实践教学从来都是一对矛盾体，二者既对立有统一，汉语语法分析的句法平面的理论指导中学语文教学实践，使学生对语法理论的认识由感性上升到理性，同时理论也要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附，文炼.句子分析漫淡[J].中国语文，1982，（3）
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高中语文 汉语言文学 教学
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汉语言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在培养中国未来创新人才方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汉语言文学教育教师特别是中学语文教师应该具有前瞻性，要重视对学生进行高素质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在贯彻教学计划的同时，需要构建相对完整的教学体系，培养学生良好的文学素养和语言使用能力。
一、汉语言文学教学的重要性
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汉语言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意识的学术载体，代表着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建设，同时也是大时代下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育注重学生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理论建设，出发点是为了建立健全学生的道德体系。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价值不在于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辨证的说，我们也不能强化用实用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思路去规范人文学科，而应该看到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特定期待。
二、高中语文汉语言文学教学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重在尊重、协助与促进
尊重是语文教育的前提，但协助和促进才是目的。面对学生自主的语文学习，教师的协助主要表现在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授予必要的基础知识和方法。教师的促进主要表现在切实的引导，把学生的思维、情感和想象朝“深度”、“广度”和“长度”上引。
2、重在积累、互动与熏陶
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的重要交际工具，只有掌握了某种语言的人，才能进入人类社会，拥有人的活动，从这个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语文学习是人成其为人的重要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必要的语言文字和不断地发展语言，因此，丰富和积累语言应该成为我们有意义的生活中的一部分。由此，在中学语文教学应强化三点：第一，积累。语文学习应从积累语言开始。在语文教学中，我们可从这四个方面去引导学生积累：一是积累语言材料，主要指掌握丰富的词汇、俗语、谚语等；二是积累语言形式，背育一些典型结构的短语和段落，如识记一些好的排比句、顶针句，总分、转折、递进等结构的段落；三是积累语言范例，主要指背育一些优美诗文、小说、戏曲名著的片段等；四是积累语言形象，对名著中的典型人物、典故和意象等做到胸中有数。这样，我们的学生，思维就有了凭借，表达就有了材料。第二，互动。掌握语言是为了更好的交际，而交际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只有在互中才能培养学生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课堂中，我们要创设情境，让学生在互动中学习语言。第三，熏陶。汉语言讲究神韵、意象和言外之意，在指导学生掌握这种语言时，不宜用纯理性的分析方法，而重在熏陶，营造各种情境，让学生自己去感悟，并在感悟的过程中渗透理性分析，从而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
3、重在拓展、选择与凝结
现代中小学生的语文学习内容应该是全息的，一切现实的、虚拟的、心理的世界都可作为语文学习的内容，教材只是这偌大的语文学习空间中的一个小小例子而已。打个比方来说，教材只是学生学习的港湾，而世界才是学生要航行的大海。中学生的语文学习既要建设好港湾，也要从港湾走出去，到生活的海洋中去遨游，在偌大的海洋中探寻自己所要的宝藏。语文教学的职责就在于打破传统的时空界限，在时间上，融历史、现在与未来于一炉，“融历史于现在”很好理解，就是把人类历史遗产的精华引入课堂，让学生来学习。而“让未来融入现在”，让学生及时了解最前沿的动态，从而为他们的未来发展打开一扇扇智慧的窗户。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需处理好几组关系：第一，信息的无限性与选择的有限性的关系。在组织语文教学时，我们可获得的信息是全方位的，有现实的，也有虚拟的，但对具体的某次教学来说，其选择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所有的信息引入教学中，既没有必要，也是不可能的。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选择，进行最优化的选择。第二，问题的复杂性与教学的典型性的关系。语文教学打破时空界限之后，一些必然的，偶然的问题如潮水般涌来，形成复杂的意义形态。语文教学要正视这种复杂性，不拘泥于“一课一题”，而是尽可能让学生做多方面的探索。但重视问题的复杂性并不等于让学生在复杂的问题中“兜圈子”，使教学成为一团“乱麻”，相反，要透过复杂的问题，抓典型，以集中“优势兵力”，攻克我们学习的主要问题。这就让我们的课堂教学既有目标又不拘泥于目标，既有主题，又关注到“去中心”的话题，从而构建起具有独特个性的语文教学。
4、重在牵引、护航与调控
第一，引导学生对意义进行探寻与创造语文学习不管形态如何多样，但其价值应定位在对人的关怀和促进人的发展与创造上。如果把每一次语文学习看作人的生命过程中的“小场景”的话，那么每一次语文学习都贯串着人对生命意义的探寻与创造。第二，促进学生对话的生成并调控语文教学是师生对话的过程，其话题要在对话中不断生成与调控。而过去，我们太注重自己对教学的把握与控制了，把教学当作表演“教案剧”的舞台，从而步入了僵化、机械化的“死胡同”，难以自拔。其实，某次语文教学只能是一个可能世界，而不是一个必然世界，正如我们的未来世界一样，站在现在的时空里所做出的判断，只能是一种可能，而不是必然，因此，语文学习与教学是在师生、文本的对话中不断寻找话题而展开的。生成与调控是新语文教学的重要特点。我们要顺应这一特点，把语文教学弄得有声有色。
总之，中学生是我们的未来，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应该重视这些问题并贯彻实施。这样，学生才能更好的学习和掌握语文知识。中学汉语言学教学办好了，就为以后的专业学习和教学打好了基础。这样，中国的传统文化方能得到弘扬。
参考文献：
[1]张怡. 如何提高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质量[J]. 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0（4）.
[2]侯正林. 汉语言文学教学探讨[J].教与学，2009（6）.
汉语语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 汉语国际教育 本科生 课程设置 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s.2016.05.046
Abstract Linguistics curriculum provision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should embody the two important points including foreign and Chinese. Under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analysis， this paper sets up a curriculum system which assisting to underst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language. On language teaching course， really cultivate the students' application ability.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s； the curriculum； linguistics
汉语国际教育本科专业是在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和“中国学”的基础上整合设立的专业。该专业具有很强的融合性，包括语言、文化、教育、心理等相关学科的知识。
专业建设一般涉及师资、教材、课程、教学条件、教学水平、科学研究、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几个方面，其中课程建设要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设定。该专业培养面向国际传播的汉语教师。根据2012年国家汉办的《国际汉语教师标准》，认为此类汉语教师应该具备以下素质：语言基本知识和技能、文化与交际、第二语言习得与学习策略、教学方法及教师综合素质。
围绕师资标准，课程应该体现汉语教学基础、教学组织与课堂管理、中华文化与跨文化交际、职业道德与专业发展5个板块。①其中语言学课程是该专业的核心。因为这是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物质基础，是先决条件。
李泉认为汉语国际教育教师首要的和必备的知识是：具有系统的汉语言文字知识。其核心内容应该包括汉语言文字理论与知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教学理论与知识。②也就是说该专业语言学课程设置要紧紧抓住“对外”和“汉语”两个关键点，课程体系要紧紧围绕培养学生的汉语国际推广能力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体化”。
如何达到这个培养目标，首先要研究汉语国际教育学生获得相关教学技巧的特点。对外汉语学生只有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将汉语与所派地区外语差异对比，才能理解与掌握汉语理论知识，把握语言教学的重点、难点。这一特点就要求该专业语言学课程要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有明显区别，要加强各国语言与汉语从发音到文字、词汇再到语法的对比教学。因此在课程设置上，我们认为要建立一个有利于对比分析的课程体系。
1 语言学课程体系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应设置汉语基础课、汉语选修课、外语、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课等语言类课程。“课程的横向结构以课程对于专业的适用性划分，把课程分为必修课与选修课。”③我们认为起码应该设置以下必修课和选修课。
1.1 汉语基础课
这一板块为汉语语言学的基础课，核心课程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是一门知识性、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基础课。课程主要讲述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知识，并就汉字的规范化与简化等问题做专门讲解。该课程系统地讲授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训练其语言表达的基本技能，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能力。
古代汉语相对于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学是工具性课程，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其主要的教学目标是理解古今汉语的差异，了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的简单发展历程，了解汉字的简单发展历程，以便于学生理解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系统。其中常用词教学要放在重要位置，因为古代的单音节词，今天绝大部分成为双音节词的语素，如果能挑选部分常用词讲解其常用意义，一定能帮助学生理解现代汉语词汇系统，提高他们的词汇认知能力。
语言学概论着重讲授语言学的一些主要理论和方法，使学生系统地掌握语音学、词汇学、语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并了解语言接触、语言演变等内容，加强学生对语言进行分析的基本能力，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语言的实践能力。
1.2 汉语选修课
这一板块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点而设，核心课程为：文字学、汉语词汇学、汉语语法学。
文字学着重讲授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性质、汉字的结构、汉字形体的演变、汉字的使用以及汉字的整理和简化、文字信息化、文字与文化等内容。提高学生书写、分析、运用文字的能力，帮助其理解文字中的文化内涵。
汉语词汇学旨在使学生了解语言单位词和非词的区别、词和词位的区别、现代汉语的构词法和构形法的区别，了解词汇的分类、词汇的类聚、词义类聚，了解义素分析法和语义场理论。重点掌握词义解释方法，为他们将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编撰双语词典打下专业基础。
汉语语法学以培养学生的语法分析能力为教学出发点，以汉语词法、句法、语法分析方法为主要内容，重点培养学生观察语法现象的敏感度，以帮助他们观察留学生语言运用中的语法错误。
1.3 外语语言能力课程
核心课程为：英语（含听力、口语、精读、写作）。选修课程为：汉外语言对比。
英语课程要“改变过去传统的听、说、读、写、译能力一齐抓的情况，突出英语作为媒介语和交际工具的作用，强调对生活用语的训练，强化用英语进行汉语教学的能力。”④
学生获得一定的英语听说能力之后，选修汉外语言对比，运用对比语言学知识分析汉语与英语语法、词汇类型差异，掌握部分外文类语言学术语，以便于在语言教学中，称说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
1.4 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能力课程
核心课程为：对外汉语教学概论、对外汉语教学法。选修课程为：第二语言习得、偏误分析。
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主要讲授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使学生系统了解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掌握该学科所涉及的相关理论知识和教学法，提高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修养，培养学生初步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能力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付诸研究的能力，为以后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打好基础。
对外汉语教学法主要介绍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中语音、词汇、语法、文字、语用功能等语言要素和综合、听力、口语、阅读及书面语表达等技能课的教学方法与技巧，同时讲解语言要素中包涵的文化思想。
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语言习得的本质和习得过程，主要描述学习者如何获得第二语言以及解释习得者为何获得第二语言。涉及中介语研究、语言习得者内部因素研究、语言习得者外部因素研究等内容。
偏误分析着重讲授对比分析的理论框架和语言学习偏误类型，介绍儿童语言获得理论、国内外中介语研究情况，使学生学会搜集偏误语料，掌握偏误描写、分析的基本方法，并能进行偏误分析实践操作。
2 语言学课程内在逻辑依据
课程体系要考虑共同性和时间性。所谓共同性，是指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上的共同性。在本专业要求培养国际汉语教师宗旨下，语言学课程之间要形成一些互相联系的系统：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英语与汉外语言对比相联系，通过古今对比、汉外对比，强化汉语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与教学法相联系，通过分解教学难点，强化学生相关语言学知识。对外汉语教学概论是本学科的核心课程，与教学法相联系，最终所有这些课程与第二语言习得、偏误分析为培养出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服务。这个语言学课程体系，突出了“对比分析”的教学理念，能够实现语言学课程为语言教学服务的宗旨。
所谓课程体系的时间性，是指课程在时间上的关联。汉语国际教育语言学课程“共同性”围绕学生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获得而设计，“时间性”围绕着学生学习认知规律：从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而设计。大一宜开设现代汉语，使之获得浅显的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知识。这一门课程将为语言学概论，为汉外语言对比提供专业基础知识。古代汉语应与“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相区别，强调古今汉语的一致与差异。语言学概论是一门理论性课程，要联系大一现代汉语、大二古代汉语具体实例，以实例讲解带动理论学习。
专业核心课程对外汉语教学概论，以学生具备语音、词汇、语法相关理论知识为宜，于语言学概论同时或之后开设。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针对语言要素教学中的难点而设。词汇学、文字学宜于分别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之后开设；语法学难度最大，应在高年级开设。汉外对比、第二语言习得等难度较大的课程也应该在高年级开设。各高校还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增加专业选修课，以开阔学生学术视野。
3 语言学课程体系设置最终旨归
语言学体系设置的最高目的是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是指在学习过程中领悟、理解和产生与教材没有直接提示的新思想、新能力或新技能。汉语国际教育是一门应用型专业，所有课程以学生能产生运用能力为归宿。
具体说来，学生应该具备《国际汉语教师标准》所要求的相关能力：“能结合自己的教学环境和教学目标， 运用第二语言习得的基本概念分析自己的教学对象”、“能了解并解释影响语言正负迁移的各种因素， 能分析和解释学习者在汉语学习过程中的语言迁移现象”。这是一种创新能力，没有一所学校能设置课程，帮助学生解决未来面对的非汉语学生学习问题，只能学生自己运用学校所学进行分析归纳。
当学生看到非汉语人员学习汉语所产生的错误，能对错误类型归类、并对错误原因进行分析，指出正确运用汉语的途径和方法，这就达到了本专业培养学生的最终目的。这也是“一体化”课程建设的最终目标。如何达到这一目标是我们下一步深入探索的方向。
注释
① 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国际汉语教师标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1.
② 李泉.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原则与实施重点探讨.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3）.
省级期刊 审核时间1个月内
中山大学国际汉语教材研发与培训基地;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