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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打假人”本身的打假技能、手段以及对消费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的掌握也随着15年的成长变得更加纯熟。 但不愿意看到的是，这样的群体中存在有一部分以盈利甚至勒索为生的人群，“以假打假”，利用法律空白和商家息事宁人的心理获得灰色收入。
1994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条“退一赔一”的规定很快造就了一大批职业打假人。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各商场购假索赔，50天时间获赔偿金8000元。随后，董志慧、张磊、臧家平、叶光、刘殿林、杨连弟、周春江、童宗安、孙安民、刘雨、吴进文、黄志宏、王海东、黄平国、徐大江、周裕福、刘明、彭聚冲 等等，全国各省市职业打假人不断涌现。在一些人眼里，他们是“英雄”，但一些官员和商家却视他们为“刁民”。10年过去了，在争议声中，这批职业打假人有的偃旗息鼓、退出江湖，有的仍然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还有的则合纵连横，成立了专业公司谋求转型。
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却潜移默化地促成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同时对我国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也起到了弥足珍贵的完善作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为消费者维权提供了许多帮助，消费者可以查询举报后查处的结果。赵建磊说，去年，他诉“可口可乐”、“王老吉”进行欺诈性销售的官司，若放在几年前“是不会打赢的”。
在维权过程中，经常遇到法规“打架”的情形。不同行政部门的行政规章存在冲突，让消费者无所适从。比如，很多食品标签上描述了保健功能，按照国家工商总局《食品广告发布暂行规定》，借助成分明示或暗示保健作用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包装也算广告的形式之一。但在质监系统关于食品标签的强制标准中，则可以允许介绍成分的功能，而这些描述功能的文字往往就是在宣传食品的保健作用。也就是说，同一个标签，按照一个标准是合法的，但按照另一个文件就不合法。
产品的“三包条例”看似保障了消费者的权利，但实际上却是“立法的倒退”，“因为‘三包条例’不少是各个行业组织起草的，而背后则是行业的经营者出钱资助起草，其中埋下一些对消费者不利的条款，实际上是在误导欺骗消费者”。
王海职业打假人简历:
王海，男，汉族，1973年出生于山东青岛，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著有《我是刁民》《王海忠告》《当头棒喝》《物业维权一日通》等书。
“中国打假第一人”“中央电视台315晚会年度人物”。王海，男，汉族，1973年出生于山东青岛，现任和谐社区发展中心理事、王海热线消费者权益保护项目负责人、北京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著有《我是刁民》《王海忠告》《当头棒喝》《物业维权一日通》等书。1995年，王海先生成为第一位中国保护消费基金会设立的“消费者打假奖”的获得者;1996年，王海先生被媒体评为中国的新闻人物，并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第一期节目;1997年，《南方周末》称王海先生是“脚踏实地的爱国者”;1998年克林顿(专题，图库)夫妇访华.在上海举行的“构筑21世纪的中国”座谈会上，王海先生与克林顿夫妇对话，克林顿称王海为“中国消费者的保护者”;1999年，王海先生以真实面目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经济半小时”的“3.15”板块节目中，并担任央视经济频道“一周风云”栏目的嘉宾主持;2000年，王海先生领导的大海商务顾问有限公司入选《新周刊》新锐企业排行榜。
王海相关报道:打假18年资产过千万元
2011年9月上旬，国内打假第一人王海又爆猛料，他发文直指所购买的耐克篮球鞋品质与宣传不一:不仅价格高出国外500多元，且在国外销售的双气垫到国内变成了单气垫。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昨天回复本报称，耐克已启动调查流程，正在调查事件的确切情况。
王海表示，他在北京西单大悦城耐克专卖店购买了一双NIKE ZOOM HYPERDUNK 2011篮球运动鞋，发现该款篮球鞋在产品质量上与国外有别，在美国销售的同款鞋有两个ZOOM气垫，而在中国销售的却只有一个ZOOM气垫，而耐克对于该款鞋的对外宣传一直都是足跟和前掌双气垫。
此外，王海表示，同款产品在国内和国外的售价也差距很大，国内的统一销售价为1299元人民币，而耐克美国官网同款产品的售价却是125美元(约合人民币780元左右)，比国内低500多元。
王海认为，耐克此举涉嫌欺诈，他已向北京市工商局西城分局举报，在工商局查处后，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耐克给所有消费者退货和双倍赔偿。
9月7日，记者登录耐克中文官网，在该款篮球鞋页面看到了六项介绍，不过没有任何一项内容是针对气垫的说明。
王海称，耐克在昨天上午紧急更新了页面，删掉了“足跟和前掌ZOOM AIR为双脚带来柔软、高响应的缓震保护”的描述。“耐克的做法，实际上已经承认了虚假宣传欺诈中国消费者的事实。但很遗憾，耐克没有道歉，也没有召回此鞋告诉消费者可以要求双倍赔偿”王海说。
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
又到3·15，又是打假维权时。提起打假，王海是一个中国式打假绕不开的人物，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从1995年开始，22岁的王海一次偶然的北京之行，用两副索尼耳机双倍索赔成功后，王海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但2000年遭遇的津门事件和南宁风波让王海从舆论的中心和公众的视野内抽身而退。直到去年，王海用一起举报，让耐克公司被处以487万的天价罚款宣告:中国打假第一人，回来了!
这些年，王海在忙什么?王海又干了些什么?打假离开过他的生活吗?他究竟是打假英雄还是敲诈企业的枪手?请看本报记者从北京发回的报道。
【核心提示】
3月12日下午2时，北京，雾霾加小雨，灰色的天空像是扣着一个锅盖。
同王海相约在北京朝阳北路大悦城见面，下午2点半，王海出现了。寸头、墨镜、魁梧、运动背包、一身价格不菲的休闲装，说话前总要想一想，喜欢对着电脑上的证据说话，这是记者见到从媒体上消失许久的王海的第一印象。说起“中国打假第一人”这个称号，王海笑了。这个曾经把王海推到风口浪尖的称号，给王海带来过无限风光。但风光过后，在维权索赔还是恶意敲诈的争论声中，王海最终选择了沉默。“打假就是为了盈利，就是一笔生意，只能说打假带来的客观效果是打击了造假者。”王海直接而又干脆:“打假与正义无关，也与敲诈无关，只是打假者与被打者之间的一次次法律博弈!”
不会让脸直接出现在媒体
从3月初，记者就开始和王海相约采访，但直到3月13日才敲定时间，地点约在了北京的一个咖啡馆内。记者多次提出到王海的打假公司看一看，但都被王海婉言谢绝。担心来自被打假者的报复，王海和他的公司始终都是一个秘密。自从1995年来到北京打假，王海已经数度更换公司地点，同客户或是媒体见面大都选在公共场合，目的只有一个——保密。这也是王海约记者在咖啡馆见面的原因。
“这里怎么这么多人啊，咱俩挑一个安静的桌。”刚见面，王海看着咖啡馆内的人群皱了一下眉头，选来选去，选定了一排靠窗的座椅。从背包里取出电脑摆到桌子上，王海把两部手机放到了桌子上。看到记者要拍照，王海戴上了墨镜。这是王海的一个习惯，他不希望自己的面部直接出现在媒体上，也成了王海的标志。
200人团队全国打假
“等了你5天，约了你10多次，终于见到你了。”听到记者的抱怨，王海也说起了自己的行程。
“我这5天飞了3个地方，西安、海口、北京，总是在开会。到西安是为了看一个打假案子的现场，到海口是应一家媒体的邀请做一次访谈。”如今的王海有些“家大业大”。“我现在有5家公司，我是大股东。”王海在北京的公司是他最早成立的打假公司，名字叫北京大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还有3家公司分别在深圳、南京和广州，这4家公司的主营业务均是打假，整个打假团队的人数超过了200人。
最后一家公司在天津，是一家物业公司。
“我还有两个公益项目是无偿的、义务的，一直都坚持做。”王海所说的这两个公益项目，一个是王海热线，这个热线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咨询，甚至是帮消费者打官司。另一个是同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和陈幽泓教授合作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致力于探寻适合中国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这个项目已经坚持了13年。
1000万元算得了什么?
开着这么多的公司，打了这么多年的假，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王海通过打假究竟赚了多少钱?面对这个问题，王海有些回避，并不愿意说出一个数字来。“超过1000万了吧?”听到记者的问话，王海反问了记者一句:“在北京，一套房子就值1000万元，这点算什么?”
“现在一年能接10多起打假的业务，这些业务有商业客户委托代理打假，有竞争对手之间的打假，有同政府部门的合作。收费也因涉及范围、调查难度、风险系数等因素而不同。”在记者的追问下，王海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某厂商委托我们打掉一个生产假冒该厂药品的造假工厂，打假费用是200万元。”
这些打假案已经不再是王海单兵作战。“我们有律师团，有合作的调查公司，整个打假有一套完整的流程，从调查取证，一直到诉讼。”王海已经可以做到运筹帷幄而又抽身事外。
王海的最高机密
在采访过程中，王海放在桌面上的两部手机有一部频繁来电，而另一部一直处于待机状态中。频繁来电的手机是王海的工作手机，而“沉默”的手机则是王海的家庭电话。而王海的家庭情况一直是王海的最高机密。从1995年开始被媒体追逐的王海始终没有透露过家人的情况，甚至是他本人，也仅仅公布了两条信息:1973年出生，祖籍山东威海。而王海究竟是否结婚，孩子多大，这些都无人知晓。
“我的工作和家庭是分开的，我不会把家庭带进自己的事业。”虽然打假赚钱，但制假者的反扑王海已经见多了，这让他对自己和家庭的保护意识非常强。“不工作的时候，我会一直陪着家人，但工作时可能是长时间无法见面。”王海只明确了一点:家人支持他打假。
打假与正义无关
对于职业打假人的存在，民间的争论一直有两种声音:一种是打假者是消费维权，是正义的化身，是挺身而出的英雄;另一种则认为打假不属于消费者行为，是投机者针对企业的恶意敲诈。这两种声音的争论和津门事件的发生，让王海在媒体上沉寂了10年之久，直到2011年才重新回到公众视线之中，而王海的个人式打假也早已转向了公司形式的打假，变成了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博弈。
“没有盈利怎么打假?打假就是为了盈利，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面对这个直指内心的问题，王海没有选择回避。“不需要讨论是不是英雄，因为打假已经不再是个人的行为。”在王海看来，公司打假已经让打假这个行业变成了一种商业行为，也变成了一种公司盈利模式，只能说打假的客观效果是打击了制假者，这不需要把打假人捆绑到道德的高帽上。
“政府部门打假是政府部门的职能，他们是‘正义’的化身，而我们打假与正义无关。”面对这个问题，王海已经敞开心扉。
行踪“诡秘”行事低调
很多人看到了王海打假，看到了王海通过打假赚钱，但大多数人都忽略了王海背后的一点——他是法律专业毕业生，这是王海能够坚持打假而不逾越法律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打假，王海变得“狡猾”，行事低调隐秘，但又择机爆发，做事不逾矩但又尽可能追逐最大利益。王海告诉记者，公司有强大的律师团队，整个打假过程全程提供法律保障，这让打假实现了流水化作业，也规避掉了打假可能演变成敲诈勒索以及其它的法律风险。
在通过打假盈利的同时，王海依然有着打假“梦”，通过王海打假维权热线免费为全国各地的消费者提供帮助，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
“个人打假力量虽然有限，但推动了中国公民维权。”这曾经是对王海等个人打假行为的一个评价，但2000年发生在王海身上的津门事件和南宁风波，却让舆论的论调从公民打假倒向了敲诈勒索，王海也第一次感到，媒体并不是总站在他这一边。随后，王海从舆论的漩涡中抽身而去。这一去就是10多年。
接受企业委托，打击假货制造商;同政府谈判，通过帮助政府打假赚取奖金;主动寻找制假者，向政府部门举报，通过法律诉讼赚取赔偿金……重新面对媒体，王海已经彻底告别了英雄主义式的单打独斗，成为了打假公司的“CEO”，建立起了更加成熟的打假模式。王海称这种模式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博弈”。
津门事件: 王海灰头土脸
“打假英雄”“中国打假第一人”……在王海淡出公众视野之前，王海得到的评价很高。1995年，22岁的王海在北京隆福大厦购买了12副假冒索尼耳机，然后径直向东城区工商局投诉，依据《消法》第49条，向隆福大厦提出了双倍赔偿的要求，这让王海声名鹊起，伴随声誉而来的还有打假巨额赔偿。时隔不久，王海筹资20余万元购买了假冒品牌电池，成功索赔40余万元。
个人英雄式打假的急转直下是在1999年到2000年，王海先后经历的津门事件和南宁风波。2000年，王海第一次听说津成电线这家公司，爆料人在电话里详述该公司产品质量如何差，并邀请王海前去打假，为消费者维权。王海带着助手不但去了位于河北任丘的工厂所在地，而且几日后，一行人又去了位于沈阳的销售公司，买了货，回到北京就起诉并举报了。
被打假的公司先后几次派人到北京与王海交涉，甩给他总计10来万元钱，王海觉得这钱给得太少，起码得百八十万，结果他收了对方这几笔现金后并没有停手，继续起诉。这显然不符合“江湖规矩”，激怒了对方。他在电话里对津成电线喊价100万的录音，也在数日后该公司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被抖了出来，王海顿时灰头土脸。这是王海打假生涯中遭遇的首个“滑铁卢”。时至今日，王海回忆津门事件时，依然是不甘和愤懑，“那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
南宁风波: 精神病院里待7天
津门事件过后，王海并没服软，而是继续寻找津成电线更多的证据。先后去了西安、深圳，仓促而又疲惫的行程让王海抵达南宁后爆发了。“当时主要是喝多了。”王海回忆起南宁风波至今还记得，他是在精神病院的单间里呆了一周，他还记得，电视里正在播着世界杯。
王海在南宁把酒店的吧台和值班经理的办公桌砸了，王海主动报了警。被民警带到派出所后，王海觉得警察态度恶劣，总是逼问他到南宁来的目的，要他提供能证明他身份的朋友。王海怒了，把派出所的窗户玻璃砸碎了，踢坏了办公室的门，还与几位民警发生了肢体冲突。真正的原因，王海知道，他觉得多年的打假居然被人冤枉，官司还输掉。几个小时后，有朋友赶到了派出所，在赔付了一笔不小的损失后，王海被送进精神病院待了一周。
此后的王海几乎与媒体绝缘。2003年12月，打假人臧家平因敲诈勒索罪，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当年的媒体普遍认为，臧家平事件的出现意味着“王海现象”的终结。这也意味着个人英雄式的打假走向穷途末路。
高调回归: 起诉金山毒霸和杰士邦
对于隐身的这段时间，王海称自己一直没离开过打假行业，只是更多地转向接受企业委托从事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打假，取证、报警或是由委托方起诉，自己更多隐身幕后，不再抛头露面。
重新高调回到公众视野是2010年，王海用两起诉讼将自己带了回来。他瞄上了金山毒霸和杰士邦，以虚假宣传起诉金山毒霸经销商，状告他们歧视和欺骗中国消费者;接着又在广州起诉杰士邦安全套虚构英国血统，在北京以“价格欺诈”起诉武汉杰士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我已经不记得这两起案子的结果了，应该是不了了之。”尽管不记得结果，但敢于重新现身，王海已经对打假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并开始通过公司对公司的模式实现打假。
“打假已经不能再靠个人的努力了，个人无法对抗企业，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对抗。”王海的背后已经有了强大的律师团队，每一次发布声明、每一次暗访取证、每一次起诉、每一次举报，强大的律师团会从每一个细节的合法性出发，避免打假引来指向打假者的法律问题。
全新打假: 企业支付打假费200万
在律师团的帮助下，王海建立了一种全新的打假盈利模式。有一款耐克篮球鞋不仅在国内的销售价格要比国外高出500多块钱，而且国外销售的这个鞋是双气垫，到了国内变成了单气垫。北京市工商局因此对耐克公司开出了487万元的罚单。
这起案件最早的举报人就是王海。“按照规定，北京市工商局奖励了10万元奖金。”王海告诉记者，举报后的政府奖励是打假的一种盈利来源。
王海把为政府部门提供打假服务作为一个重要的盈利模式。“比如我们同烟草专卖局合作，打击假烟的制造者，烟草专卖局会给我们奖励，同政府合作对公开招标中的工程进行监督，打击劣质产品等等。”王海最近经历的一起打假是某地政府的一处办公大楼工程，中标建筑商使用了劣质钢筋，埋下了隐患。政府对建筑商进行了处罚，奖励了王海20万元。
另一种盈利模式来自于商业客户的雇佣。“去年接的最大一单是一起药品打假，企业发现市场出现了假冒产品，让我们找到制假窝点，并打掉这个窝点。”这次打假，王海称企业支付的打假费用是200万元。
最后一种模式是最受诟病，也最被质疑的一种，寻找造假者，找到证据起诉，最终企业不想损害声誉，达成庭外和解。来自外界的质疑认为这是对企业的一种变向敲诈，对于这种模式，王海并不愿意多说。“程序合法，一般都是由律师团谈价格，达成和解。”
细数王海打假知名案
北京造假烟窝点案
2000年，王海协助北京朝阳烟草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烟窝点，案值280万。
浙江假阀门案
2001年，王海协助浙江技术监督局，取缔了全国最大的假阀门案件，案值400多万。
北京造假酒窝点案
协助北京大兴工商局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造假酒窝点，该窝点年产约2000万元的假酒。
津门事件续
2003年，制售伪劣电线的津成公司副总王铁庄已经被大连公安机关关押在大连市看守所，其负责人王中秋已经被通缉。
奥美定案
2010年，王海来到深圳查假，在获知一些消费者在美容院里使用“奥美定”产品隆胸后出现发炎等症状，决定对“富华”进行举报，并向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递交了同样内容的检举函。广东省消委会调查核实后最终撤销了奥美定的医疗器械许可证批号。
NIKE鞋案
耐克公司一款国内售价高达1299元的高端篮球鞋，主要卖点之一就是足跟和前掌的双气垫，然而同样的宣传、比国外还高出500多元的价位，中国消费者买到手的却是只有一个气垫的产品。北京工商局认为耐克公司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处以487万元的罚款。
盈利性打假让打假人的公益性和正义性均受到了质疑，但王海对此有着自己的看法:“中国式打假”不愁没市场。“中国的打假模式是政府监管企业，这导致企业擅长跑关系，打擦边球，用低廉的价格和行业标准盈利。”王海举了一个例子，前几年，锅把用什么材料，保修期是多长时间是没有标准的，但这个行业的企业多了之后，行业协会为锅把制订了行业标准，目的不是为了保护消费者，而是为了打压中小企业。“建立一个与行业协会对等的组织，比如消费者联盟，用组织对组织的模式来制衡标准的制订者，这样才能真正保护消费者。”
打假多年不愁没市场
采访中，王海每隔三五分钟就要接一个电话。“这要么是举报人打来的，要么是公司打来的，都离不开打假。”打假18年，王海从来没有为打假的市场发过愁。“随便跟你说一点吧，搜索引擎是网络虚假广告的主要推手，你随便上去看一下，就能发现非常多的虚假广告，几乎涉及各行各业。”王海说，打假的方向已经从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向打击虚假宣传转变，消费者受害最多的也是虚假宣传。
除了虚假宣传，食品打假也成为重点。“今年有一条新闻，一个人大代表收集了300多种毒食品。”王海说，在这种状态下，自己根本不用为去哪里打假、打什么假发愁。
打假无法根治假货
“中国采用的是政府监管企业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导致了无法根治假货。”王海说，这种模式有一个漏洞，消费者没有话语权。“消费者与企业组织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目前，中国企业组织发展较为迅猛，如各种商会、行业组织、协会等频频露面，甚至有很多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以致企业掌握着越来越多的组织资源、话语权。而消费者却什么也没有，立法时消费者的主张、观点很难写进法律，甚至国家法律法规都立得较好，但是经营者又通过更细分的法律，把“障碍”消解掉，消费者权益很难得到保证。
“比如奶粉行业的标准，同国外是不一致的，拿到国外属于不合格产品，但国内的消费者没有办法抗衡，因为立法过程中，消费者根本没有话语权。”王海说。
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王海说，制定法律过程中，本来应征询消费者的意见，但是由于消费者没有组织资源，没有办法拿出有说服力的依据来。“如天然气公司要涨价，就可以请100个专家、律师，制作一个几千页的报告，来说明如果不涨价就要倒闭。但消费者没有组织资源，没有办法整合专家、律师进行调研，来驳斥和拆穿他们的谎言。”
“消费者没有组织资源，在监督上也难有作为。”王海举例说，美国有一个消费者联盟，他们有4000多个实验室，几乎可以检测市面上所有的商品，检验结果通过自己的杂志发布，以免消费者上当受骗，但在国内目前就没有这个。
在王海看来，要从根本上改变消费者维权难的问题，还要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对于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的监管模式。他说，在发达国家，保证食品安全，产品质量模式并不是监管模式，而是博弈模式:各方面的人都有利益代表的组织，通过各方博弈，避免不合理的法规法律出台和假冒伪劣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维权难，并不等于消费者要“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王海说，消费者进行消费时首先要有风险防范观念。如办理理发卡需要1000元钱，首先要充分考虑这样一些问题:这个钱能花完吗?这个理发店会不会倒闭?广告是否可信?会不会有陷阱?同时，要保全搜集到的一切消费凭证，包括广告、发票、说明书等。“一旦权利受到伤害，就有维权的依据。”王海强调说，“消费者首先要学会保护自己，要敢于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敢于向厂家索赔。”
职业打假人 大都开公司
王海:为保安全曾带着50多名保镖去打假
类似王海的打假人并不在少数，职业打假人出现至今，他们出现了怎样的变化?王海向记者揭秘了打假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同样是大浪淘沙，同样是优胜劣汰。 打假人也有行规
“打假人之间也存在竞争，一个案子同行之间不能抢，‘王海’不是变少了，而是越来越多地走向公司化打假运作了。”王海告诉记者，几乎全国各地都有职业打假人，大都开着打假公司。
“比如一个打假公司接到一个案子后，在结束之前，我们是不能参与进去的，参与进去等于砸同行的买卖，这是绝对不能碰的行规。”王海说，现在，打假人之间比拼的是谁能接到好案子，谁能把案子做漂亮了，给客户一个满意的回报。
“我认识一名打假人，他从最开始是帮一家制锁企业保护知识产权，后来得到了这家企业负责人的赏识，最后成了该企业某省的总代理。”王海的同行中不乏转行者，而这种转行算是最好的一种，既避开了打假带来的人身危险，又找到了一个好归宿。还有一些打假人从这个行业彻底消失，变成了上班族。
“所以我说，打假就是为了盈利，不盈利拿什么打假?不盈利吃什么?哪有钱去做调查，去取证，去诉讼?”说着说着，王海的情绪有些激动。 为打假配上保镖
面对来自制假者的报复，打假人已经学会了自我保护。“最多一次我带了50个人去打假。”王海说，他曾去过内陆一个省份，打击一个假药生产厂家，由于非常偏僻，担心遭遇意外，王海特意带了50多名保镖，结果假药生产厂的人都跑光了，直接没露面。
“我们都会提前评估风险，如果风险大会带着保镖。”王海说，还有一种办法，雇人去暗访，让私家侦探出动，自己躲在幕后遥控指挥。“我们和全国200多家调查公司有合作，有的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通过调查公司最有效果。”王海说。
“时尚杂志是虚假宣传的重灾区”
“时尚杂志是虚假宣传的重灾区，我翻阅过一些时尚杂志，化妆品虚假宣传比比皆是。”王海说，一些大公司在中国夸大产品效用、漏洞百出，根源在于中国尚不完善的法律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