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银行系统论文范文第1篇
一、我国银行内部控制现状及原因分析
1、部分管理层漠视规章制度。即部分银行高级管理层没有在内部控制活动中发挥应有的带头和表率作用，常常把自身的行为置于控制之外，道德风险相当高。
2、存在形式主义。有的银行为了应付外部检查而笼统地制定几项制度，表面上看起来很完善，实际根本不按照制度做或不严格落实执行，也不审查控制制度是否真正有效。
3、风险管理还相当落后。目前大多数银行只对单项信贷风险比较重视，但信贷风险的管理还相当落后，对经营中面临的包括信贷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策略风险、声誉风险等在内的各类风险根本没有进行全面识别和评估，没有对各类风险设定限额，进而采取有效措施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承受的限度内。风险管理还没有成为内部控制活动的核心内容，银行只能被动应付各种风险。
4、还存在控制空白点。比如很多银行都拥有额度较大的抵债资产，但还没有相应制定抵债资产的管理制度。另外，我国的银行基本上还没有把KYC（熟悉你的客户）原则纳入控制活动，对防范洗钱的控制还处于起步阶段。
5、内部审计监督的作用还相当有限，甚至在有些银行成为一种摆设。突出表现在内部审计没有独立性和权威性，审计面没有覆盖所有业务，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改进建议得不到执行，审计力量不足等等。由于内部审计的作用没有发挥，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和缺陷就得不到及时反馈和纠正，甚至出现失控的局面。
二、如何构建我国银行的有效内部控制系统
（一）完善银行公司法人治理首先要真正完善银行的法人治理。改革的方向是对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走产权多元化的路子，引入非国有注资主体（包括民营企业、自然人、外资等）进入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通过激励与约束机制让经营者充分施展才华；其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2002年6月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建立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等机构为主体的组织架构和保证各机构独立运作、有效制衡的制度安排，以及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三，引入真正的独立董事制度。
（二）营造良好的控制环境首先，要营造良好的外部治理机制。主要是发展公司控制权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目前，我国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发展严重滞后，职业经理人市场也很落后。公司控制权市场和职业经理人市场主要是通过市场对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成员、行长（总经理）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选拔和淘汰。如果股东们对公司经营状况不满意，往往就会“用脚投票”或“用手投票”，强迫公司董事会与经营者改善公司经营。如果公司经营状况仍得不到改善，或者是更换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或者就有可能发生局外人通过收购该公司的股票继而达到兼并公司的目的，这样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就会失去其对公司的控制权。英美国家公司控制权市场十分活跃，对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控制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实践证明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约束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市场机制。
其次，要营造良好的公司内部治理文化。一要树立“股份公司最高权力机关是股东大会，核心机构是董事会”的理念，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长和选拔任命行长（总经理）；二要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三要树立“内部控制主要是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责任，但银行中的每一位员工都应共同承担这一责任”的理念；四要树立“内部控制不是内控制度的简单组合，而是业务经营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理念。
再次，设置合理的内部组织结构。以“客户为中心，市场为导向”为原则，合并缩小非业务性机构，大力加强资产负债管理、风险管理、财务管理、内部审计、信息管理等部门，做到分工明确，职责分明。
（三）提升风险管理水平首先，应当有专门的机构专司风险管理职能，定期评估全行的各类风险和总体风险水平，提出风险管理建议；其次，把有效控制风险放在首位，每一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和业务运营都要以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有效控制风险为主线，建立和完善资产分类制度、审慎的会计制度、损失准备金制度、互相监督牵制制度等风险制度；第三，要借鉴国际上通行的风险分类方法，把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作恰当分类，比如划分为信贷风险、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策略风险和声誉风险，定期对各类风险的水平和发展方向进行全面评估，并检讨各项控制措施是否能够有效控制风险和明确应采取的补救措施；第四，按照巴塞尔委员会《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借鉴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创建适合于本行的风险管理模型，充分利用计算机系统进行风险管理。
（四）构建有效的内部审计监督体系为了提高内部审计的效果和覆盖面，应不断改进审计技术手段和加强审计力量。审计发挥作用的关键取决于实质独立性，即审计人员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工作态度。提高实质独立性的途径是提高内部审计人员素质，包括职业道德、专业技能和价值观等；其次，足够的审计力量，包括审计人员数量和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也直接影响内部审计作用的有效发挥。
（五）重视成本与效益原则经济学理论认为，通常而言成本具有递增的特性，收益则具有递减的特性，当内控超过一定限度，成本将可能会超过收益，从而令内部控制的净收益变为负值。短期的严格控制可以以隐蔽的心理上的成本为代价而获得，系统在表面上看来是在控制中，但压力却会在远期酿成一次有严重后果的爆炸。如果内控过度，则其成效将不能达到把内控系统设计得能挖掘人的潜在能力，并把个人与组织的福利结合起来时那样的理想状态。
（六）发挥金融监管的推动作用首先，金融监管当局要把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监管当局仍将是构建有效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最主要推动力量。第一，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法规体系，并使监管活动严格地建立在法规基础之上；第二，要特别重视对银行董事会和高层管理人员的监管；第三，要树立“监管就是服务”的监管理念，避免为“监管而监管”。
银行系统论文范文第2篇
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银行系统论文范文第3篇
信息系统审计对审计人员的素质要求较高，既需要熟悉计算机技术，同时又要精通人民银行各项业务。目前，从现有的人民银行内审人员构成来看，具有计算机专业背景人员较少，从而制约了信息系统审计开展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中心支行这一级，大部分单位缺少信息技术审计人员，即使有在数量上也很少，难以独立开展高质量的信息技术审计项目。
二、转型环境下提高基层人民银行信息系统审计水平的对策
（一）创新审计流程，强化信息系统事前和事中审计。信息系统审计是以保证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平稳运行，有效控制风险为目标的，如果仅从合规性的角度进行信息系统审计，无法达到上述目标，因此，开展信息系统审计的目的不仅要善于发现问题，有效防范已暴露的风险，更要分析化解潜在的风险，以提高审计效果。这就要求我们要创新审计流程，改变传统审计方法，采用“参与式”的审计方式，加强与科技等部门的沟通交流，重视事前与事中审计。一要完善沟通机制。科技与系统应用部门应及时将制定的有关制度、操作规程、系统运行中的事故情况、解决措施、处理结果发送给内审部门；内审部门应就审计系统时发现的问题，及时向科技和系统应用部门进行通报和反馈，并与他们定期或不定期地磋商、交流，了解各业务系统运行情况，更好地发挥信息系统审计的作用。二要组织审计人员参与新系统的开发、评估，并设计满足审计业务需要的功能，真正做到对信息系统的事前和事中审计。三是在审计过程中采用“参与式”审计方法，参与信息系统审计目标、内容、计划的制订，参与审计中发现问题的分析、讨论，参与信息系统风险的评估及改进措施的制订等。
（二）确立风险导向审计，从风险管理的视角推动信息系统审计。对信息系统的审计，往往需要对信息系统的潜在风险进行分析评估，这就需要引入风险导向审计。风险导向审计的重点是分析评估系统固有、控制和检查三类风险。即：评估分析计算机系统本身存在的脆弱性，如容易感染病毒、易受到侵害、攻击以及软件、硬件、网络方面出现的故障等；分析评估系统操作人员没有按照内控制度的要求进行操作，而又没有被内控防止或者纠正的可能性；分析评估审计人员没有进行实质性测试而不能发生被审计单位差错的可能性。通过风险分析评估，量化各类风险的大小，从而把审计资源集中到高风险的审计领域，以最大限度降低信息系统审计风险，提高信息系统审计的质量。
银行系统论文范文第4篇
目前邮政储蓄银行金融统计工作存在的问题
1.基层邮政储蓄银行没有设置统计部门和统计岗位。长期以来，邮政储汇局只是邮政局的一个内设部门，不是一个法人机构，邮政储汇局的会计和统计数据都要并入邮政局的大账当中，因此邮政储汇局没有专门的统计部门，也不设统计岗位，统计数据都是由会计人员兼职报送，但兼职人员无全科目上报金融统计数据的工作经验，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素质。
2.基层邮政储蓄银行仍然处于手工报表状态，没有自己的金融统计程序和数据传输网络。从1986年开始，邮政储蓄机构一直处于手工填报、手工汇总和手工上报的状态，即使是2004年起建立了邮政储蓄“全科目”报送统计制度，这种状况也没有根本改观。再者，从数据报送方式上看，基层邮政储蓄机构由于没有建立与上级机构和与人民银行的纵向和横向统计数据传输网络，统计数据只能通过电话和传真等原始的报送方式报送。
3.邮政储蓄银行会计、信贷等部门信息系统滞后，无法满足“全科目”报送统计制度要求。金融统计是以会计科目和信贷等各类账户信息为基础的全面统计，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类统计报表。在邮政储蓄机构一直没有根据“全科目”统计报送制度建立相应的会计科目和信贷等相关的各类账户信息，使得邮政储蓄统计无法获得全面完整的各类相关信息，这也是邮政储蓄“全科目”统计报送无法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4.信贷“全科目”上报统计指标体系不完整，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邮储机构的信贷业务开展情况。邮政储蓄银行成立之初，优先开展稳健经营低风险资产业务，并逐步开展各项资产负债业务。但目前，邮政储蓄银行信贷“全科目”统计指标中只对储蓄、同业存款和应收款项等少数几个指标有所反映，其他业务都通过“其他流动资产项目”轧平，不能全面反映邮政储蓄银行的各项业务。现以各基层邮政储蓄银行已经开展的小额质押贷款业务为例，据调查，基层邮政储蓄机构报送统计数据时将其归入“其他流动资产”科目，而没有按照贷款用途归入农户贷款、个人消费贷款等贷款科目，从而造成地区贷款统计数据缺失。
另外，由于邮储银行已经开展了贷款业务，因此邮储银行应及时报送累放累收统计报表。因为累放累收统计数据更能全面真实地反映银行贷款的发放、收回和周转等流量变动情况。但是邮储机构从2006年试点开展贷款业务以来，累放累收统计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导致此项数据漏报。
5.现金收支统计一直没有纳入人民银行金融统计体系当中，影响地区现金收支统计数据的完整和准确。据调查，邮政储蓄机构从1999年开始采集现金收支统计数据，但是采集来的现金收支统计数据只报送给其上级邮政储蓄机构，从来没有报送给人民银行。但是，由于邮政储蓄机构与人民银行及其他银行有现金调缴款往来业务，为保证辖区的投放回笼数据准确，各地区人民银行不得不将邮储机构调缴款的发生数据虚拟填报到人民银行现金收支统计报表中，并且用储蓄存款收入、储蓄存款支出等项目进行调平。这样虽然保证了辖区的投放回笼数据是准确的，但是储蓄存款收入、支出，汇兑收入、支出等现金外部统计项目不是完整和准确的。
6.中间业务统计制度没有建立，不能全面反映邮储机构的中间业务开展情况。在邮储银行成立之后，邮储银行除了开展传统的代收代付业务以外，还将开展承销发行、兑付政府债券、代销开放式基金、保管箱服务等业务。但是邮储机构始终没有建立中间业务统计制度，不能全面反映邮储机构的中间业务开展情况。
7.银行监管统计没有建立，影响对经营风险的评估和判断。邮储银行经营的最终目标是建设成为资本充足、内控严密、营运安全、竞争力强的现代银行。因此，邮政储蓄银行将与其他银行一样，在机构、业务和高管人员等方面依法纳入银行监管体系，并实行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审慎监管。银行监管统计是监管部门对银行业进行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邮储银行刚刚成立，内部控制制度正在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没有成型，因此相应的银行监管统计自然也没有建立。
完善邮政储蓄银行金融统计体系的建议
1.建立完备的金融统计管理制度和办法。完备的制度是做好金融统计工作的基础和保障。邮储银行应依据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金融统计制度及有关管理办法，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本系统金融统计制度和办法，领导和管理本系统金融统计工作。金融统计制度和办法应包括金融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金融统计部门的职责、统计人员的配备与职责、统计考核评比、统计监督和统计检查等方面内容。
2.配备符合要求的专职统计人员。为高质高效地完成统计业务，必须改变目前邮储机构统计人员由会计人员兼任的状况。同时，配备的统计人员必须要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必要的会计和统计专业基础知识和一定的计算机操作技能。统计人员必须实行岗位培训，未经岗前培训或培训不合格者不得上岗。
3.建立一套完整的金融统计指标体系，满足各方面的业务需要。邮储银行要在满足上报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的统计数据和报表需要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经营特点和管理需求，建立一套涵盖信贷业务统计、贷款累放累收业务统计、现金收支业务统计、中间业务统计和监管业务统计等方面的业务齐全、指标完备和编码规范的金融统计指标体系。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保证上报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数据的及时、准确和完整，另一方面有利于为提高自身经营管理水平提供更加详实的统计数据和信息。
银行系统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银行；竞争；稳定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1）08-0032-05
一、银行竞争水平的测度
（一）集中度与竞争度
传统产业组织理论遵循结构―行为―绩效（SCP）的分析框架，认为高市场集中度通常与高市场垄断程度、低竞争程度一致。这种观点同样影响了早期对银行业集中度、竞争与稳定性关系的研究。在早期研究中，集中度与竞争程度被作为一个变量来考察。
集中度可能影响竞争，银行规模的扩大将会对银行稳定产生极大的影响（Bikker， 2004）。但对于银行集中度与银行竞争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却分别给出了不同结论。Bikker ＆ Haaf （2002）基于23个国家的银行数据，通过对各种集中度指数和H统计量的回归分析发现，集中度的增加显著降低了竞争度。Angelini ＆ Cetorelli（2003）对意大利银行部门的分析得到同样的结论，提出勒纳指数（竞争指标）和Hirschman－Herfindahl指数（集中度指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与此相反的是，Claessens ＆ Laeven（2004）利用一个由50个国家构成的样本，分别使用4个不同的模型来计算H统计量，结果表明集中度和竞争程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类似的，Cetorelli（1999）基于意大利银行业的数据指出，银行间的并购活动能够打破共谋，从而恢复市场竞争。Claessens ＆ Laeven（2004）提出，集中度可能是竞争程度的一个弱指标。同样，Staikouras ＆ Koutsomanoli－Fillipaki（2006）基于Panzar ＆ Rosse（1987），使用H统计量，发现欧洲国家在1998－2002年间经历了银行竞争程度的大幅度增长，而与此同时其银行体系的集中度水平却非常高。Carbo et al． （2009） 对欧洲银行部门的研究表明，市场结构的测度指标和竞争程度测度指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集中度不是测度竞争的充分指标、不能取代竞争程度的测度。他们的结论印证了Cetorelli（1999）的判断：对集中度测度的增加严重误导了关于行使市场力量的推论。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表明，银行数量和集中度并不能有效反映市场的竞争程度。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而受多种因素影响。集中度高并不一定导致竞争程度下降。因此，在度量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状况时，结构性指标（市场份额、集中度、Hirschman－Herfindahl指数等）局限性较大，采用非结构性指标（寡头垄断的猜测变化，H统计量，勒纳指数（Lerner index），边际利息收入/总资产（NTMTA），资产收益率（ROA）等）更加合理。
（二）非结构性指标
1.边际利息收入/总资产（NTMTA）。
边际利息收入/总资产（NTMTA）是排除了银行资产大小影响的银行存贷利息差。银行存贷利息差越小，表明银行间的竞争程度越大。
2.勒纳指数（Lerner index）。
勒纳指数 L ＝（价格―边际成本）/价格，它是价格与边际成本的相对偏差。直接反映因垄断造成的价格扭曲和效率损失：L越大，市场价格扭曲越严重，因垄断造成的效率损失也越大，也意味着该企业市场力量越大，相应市场的垄断程度越高。
3.资产收益率（ROA）。
资产收益率（ROA）等于银行净利润/总资产。这是一个盈利指标，反映了银行所有业务的收入情况，而不仅局限于传统的贷款和持有证券资产。
4.寡头垄断的猜测变化。
Iwata（1974）的模型度量了寡头垄断银行业的猜测变化值，即企业对竞争对手市场份额、定价、产量等策略变化的反应。该理论来源于竞争寡头垄断中的战略反应，被称为“猜测变化”（conjectural variations）。在集中度较高、主要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博弈主体对自己的价格和产量的确定是基于对对方价格和产量猜测的基础之上的。决定竞争程度的不是市场的结构，而是企业的战略反应。这种方法应用于银行业研究较少。
5.H统计量。
Panzar ＆ Rosse （1987）提出用H统计量来衡量竞争性质和强度。
其中，R*i表示在长期均衡下，银行i的收入；wi是由m个投入要素价格组成的向量。显然，H统计量是银行的总收入对投入要素价格的弹性之和。当然，对于银行产出和投入的界定，可以有不同的界定。最常用的是Sealey ＆ Lindley（1977）的界定，银行的产出是总的贷款和证券，投入要素是存款、劳动力和资本金。
H统计量可以理解为一个度量竞争强度的连续指标，介于0到1之间，H统计量值越大说明竞争强度越大：H＝1表明市场为完全竞争市场；H＝0表明市场为垄断或共谋的寡头垄断市场；0＜H＜1则表明市场为垄断竞争市场。Bikker ＆ Haaf（2002）指出，如果假设不同规模银行市场和不同国家之间，需求的价格弹性相同，可以用H统计量比较不同规模银行市场和国家之间银行业的竞争强度。
H统计量由简化的收入方程回归得出。虽然不同的文献在建模收入方程时选取的变量不尽相同，但其主要的思路都是将收入对三种投入要素（存款、劳动力、资本金）的价格及其他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得到的收入对三种投入要素价格的弹性系数之和即为H统计量的值。
（三）非结构性指标评价
非结构分析不观测市场的结构，而是用统计量直接度量市场的竞争强度（Carbo et al． 2009）。其基本假定是，除了市场结构、集中度外，很多因素都会影响竞争行为，例如市场的进入／退出壁垒，即市场的可竞争性（Rosse ＆ Panzar，1977；Baumol et al．，1982；Panzer ＆ Rosse，1987；Bresnahan，1989）。因此，即使在集中度较高的市场，如果市场进入壁垒不高，现有银行受到新进入者的威胁也不会利用其市场力量索要更高价格。这种方法相对于结构分析的优点在于不需要界定市场的地理范围，因为非结构性指标度量的竞争行为本身就足以体现银行的市场力量，它衡量的是银行面临的总的竞争强度，不区分国内和国外市场。目前在国外研究银行业竞争的文献中，H统计量的运用最为普遍，其次是勒纳指数。
然而文献指出，这两个测量指标也都有其不足之处，H统计量计量了银行的竞争行为，但是在银行的成本函数上强加了某些限制性假设。具体来说，在完全竞争下，增加输入价格将导致收入和边际成本的同时变化，但在不完全竞争下则不是这样。只有在市场是均衡的条件下，由利润最大化条件所得到的这一测度方法的推论才是有效的。Claessens ＆ Laeven （2004） 、Bikker ＆ Spierdijk （2007）的调查结果表明，H统计量的的估计结果有很大差异。同样，勒纳指数通过考虑边际成本率和价格之间的比率来表示银行市场力量，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是正确的，但是在非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却会产生分歧。
二、竞争与稳定关系研究
（一）竞争脆弱性假说
1.竞争、执照价值与稳定性。
“执照价值”（“特许权价值”）是指银行预期从市场保护、名誉、规模经济和在金融市场中的信息优势中赚取的未来收益的现值，它代表了银行破产的机会成本（Beck，2008）。执照价值理论认为，银行执照价值给予银行努力监督贷款和管理风险的激励，对于促进银行稳健经营具有正面作用。而银行市场的开放导致银行竞争更加激烈，在利润空间压缩的同时，银行执照价值降低，银行风险偏好随之上升，从而导致单个银行和银行系统的不稳定。
关于执照价值理论，国外很多学者从不同方面作了分析。
Keeley（1990）较早用模型方法分析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关系。他将成本的概念引入银行风险行为的分析，提出了简化的成本模型。在Keeley（1990）框架下，投资决策者作为人可以享受资产收益上升的全部好处，却对资产收益下跌只承担有限责任。由此产生债务的成本――债务融资导致作为股东利益人的管理层更高的风险偏好。他们指出，银行利润和特许权价值随着竞争程度的增强而降低，这激励银行更加倾向于从事高风险业务。而存款保险制度加剧了银行过度冒险的道德风险，从而加剧了银行的不稳定。
Allen ＆ Gale（2000）在Keeley的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即便不存在存款保险制度，许可证价值本身也可以解释竞争加剧条件下银行更多承担风险的行为。在他们的模型中，竞争加剧使每家银行对资金市场的控制力减弱，在均衡状态下，银行的利润收敛于零，因此只要还能获得正利润，银行会有非常强的激励去承担风险。
2.竞争、授信行为与稳定性。
银行的授信行为会影响其资产质量，进而也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Petersen ＆ Rajan（1995）认为具有垄断性的市场中，在位银行更愿意从事关系型贷款，希望从与新成立企业建立的长期信贷关系中获得长远的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银行的稳定。但一旦市场竞争加剧，银行因为所获取的借款人属性信息租金价值降低，就会转向“交易型贷款”，仅根据可观察信息对借款人进行“保持距离”的授信。
Broeker（1990）指出在甄选技术不完善情况下银行数量的增加会恶化银行信贷的逆向选择问题。随着市场上银行数量的增加，贷款竞争加剧可能降低银行的甄选动机，低品质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大幅提高。贷款数量增加的同时贷款质量却随之下降。
甄别是有成本的，于是对借款人质量进行甄别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意味着一个最优甄别水平的存在。Cetorelli ＆ peretto（2000）表明，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可以通过观察竞争对手是否对某个借款人授信，通过“搭便车”来判断某些借款人的质量。银行的最优战略是一个对哪一部分和多大比例借款人进行甄别，对哪一部分和多大比例借款人以“搭便车”方式来判断其质量的决策。银行“搭便车”的动机和银行数量负相关，随着银行数量的减少，银行甄别激励会增强，从而有利于提高资产质量，提高银行稳定性。Riordan（1993）、Cao ＆ Shi（2001）都表明，贷款竞争越激烈，银行可能获得的关于借款人质量的噪声信息就越多。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赢家倒霉”的外部性愈发增强，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威胁更大。
银行对贷款企业的监督程度，会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和银行体系的稳定性。
Caminal ＆ Matutes（1997，2002）指出一个垄断性银行会比一个竞争性银行更倾向于利用监督而不是信贷配给的办法来处理借款者的道德风险问题。Coritz ＆ Heitfield（1999）提出重叠道德风险问题。在借款人道德风险较高而银行道德风险有限的贷款市场上，拥有市场力量的银行索取的贷款利率比竞争性的银行要低，且监督动机较高，更有利于银行稳定。
3.竞争、危机传染与稳定性。
银行竞争和市场结构还通过危机传染机制来影响银行系统的稳定性。Allen ＆ Gale（2000）建立了一个以银行同业市场为传染渠道的危机传染模型，该模型证明，当大规模的银行支付危机发生时，危机传染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同业市场上每家银行相互之间建立完全关联关系的程度：发生危机传染时，如果市场上银行间关联度高，即每家银行都与其它银行建立同业拆借关系，危机对任何一家银行的冲击就越小，整个系统稳定性就越高；如果银行间关联度低，则当一个区域爆发的危机扩散到邻近区域时，其溢出效应会增强，危机更容易进一步扩散，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就越低。由于在现实世界中，市场上存在银行数量较少时，同业市场高关联度才更容易实现，因此，从防止危机传染的角度来看，Allen ＆ Gale模型表明，集中度的提高有利于银行的稳定。
Saez ＆ Shi（2004）指出只有市场上银行的数量有限时，当一家银行爆发支付危机时，其他银行才会采取战略性行动，帮助问题银行解决临时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防止危机的蔓延。
（二）竞争稳定性假说
Boyd ＆ Runkle（1993）、Mishkin（1999）认为相对于分散的市场结构，在集中的市场中，银行的数量较少，规模也较大，政策制定者将更加关心这些规模较大的银行的经营状况。因此集中的银行系统往往能通过政府隐含的“‘太大’或者‘太重要’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政策而获得较大的补贴，补贴越多反而加强了银行冒险的动机，从而导致银行系统的更加不稳定。
Caminal ＆ Matutes（2002）指出，银行竞争程度的下降可能导致银行信贷配给的减少和贷款的增加，如果贷款遭受更多的不确定性影响，银行的脆弱性将增加。
Boyd ＆ De Nicoló （2003）则认为，市场力量在提高银行利润的同时增加了银行稳定性这一传统观点，忽视了银行市场力量对企业行为的潜在影响。作为对特许权价值的重要挑战，Boyd ＆ De Nicoló （BDN， 2005）发展了由Allen ＆ Gale（2000）提出的模型，在此模型中，无论是在贷款市场还是在存款市场上力量的增强都会转换为向借款者索取的更高的贷款利率。在正如Stiglitz ＆ Weiss（1981）道德风险的环境中，面临更高利率的企业将会选择增加他们投资项目的风险，实际上这将导致更多的问题贷款和银行更高的破产率。他们发现在竞争和银行风险之间存在着一种单调递减的关系，即，随着银行数量和竞争的增加，银行的风险水平会下降。但是，他们同时指出在法制环境比较成熟的条件下具有集中度且竞争程度高（用准入和行为管制限制少表示）的银行体系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较低。
此外，主张“竞争稳定性”的观点从监管角度出发，认为银行的规模与其复杂度正相关，大银行比小银行更加难以监管。随着银行的合并，银行越来越多的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这也导致对银行的监管更加复杂。那种集中的银行系统比分散的银行系统更容易监管的观点是错误的。而且，拥有大银行的集中的银行系统也能够增加危机传染的风险，导致银行系统更加脆弱。
（三）竞争稳定U型相关假说
显然，执照价值理论支持竞争脆弱性假说，而Boyd ＆ De Nicoló（2005）却证明了竞争稳定性假说。在最近的文献中，Martínez－Miera ＆ Repullo（2007）提出了一种方法来调和特许权价值和BDN模型中的观点。他们表明，如果在公司中存在一种不完全的协相关，前面提到的单调关系会变为U型的关系。在这一假设下，风险变化的效果会抵消能够支付更高利率公司所提供的较高边际收益的效果。在公司间破产相关度和风险改变度一定的情况下，最初当银行数量增加时，风险会下降。但是，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风险最终会增加。
如果这一结果具有普遍意义的话，这将意味着一个适度竞争规模的存在。
（四）竞争稳定无关假说
在经典的Diamond ＆ Dybvig（1983）等文献中，银行挤兑的发生可能仅仅源于存款者期望值的无合理解释的变化，即所谓“太阳黑子（sunspot）”假说。基于此，Matutes ＆ Vives（1996）指出，在任何市场结构中都有可能发生银行系统的不稳定。
Koskela ＆ Stenbacka（2000）利用一个平均移动的投资技术模型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必要在竞争和稳定性之间做出平衡。他们指出，允许贷款市场的竞争降低了贷款利率，并引发更高的投资，同时增加了平衡借款人的违约率。
Shy ＆ Stenbacka（2004）认为，在面对十足的风险厌恶者时，无论有没有遭受竞争的威胁，银行宁愿放弃期望收益较高的高风险组合，而更偏好期望收益较低的低风险组合。因此，银行的冒险动机并不会随着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五）竞争稳定背景依赖假说
一些研究似乎表明，银行业竞争和稳定性之间既非完全无关，也不存在唯一稳定的相关关系。不同背景条件下，两者之间表现出不同的相关性。
Allen ＆ Gale（2004）认为，竞争和稳定之间的关系是多层次的，仅仅考虑竞争和稳定之间的平衡关系是不恰当的。在他们的模型中，不同的背景假设得出了关于竞争与稳定性关系的不同结论：1）在完美市场假设条件下，完全竞争可以推动社会最佳水平的实现；2）在存款保险制度下，或者由于规模报酬致使银行存款竞争加剧时，竞争却会削弱银行的稳定性；3）银行间同业市场的结构也是影响竞争与稳定性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完全竞争的银行同业市场下，小的流动性冲击产生的危机传染机制能够迫使所有银行倒闭。
在Boyd et al．（2004）中，竞争程度之外，货币政策也是一个影响银行稳定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他们认为，存在一个关于通货膨胀率的阈值：在这一阈值之下，垄断的银行系统更加脆弱，而在这一阈值之上，更具竞争性的银行系统更加脆弱。
（六）实证结果
关于竞争与银行业稳定性关系的实证研究十分丰富。这些研究既有对单一国家的国别研究也有跨国研究。而且，多篇文献对此都进行了详细的综述。Beck（2008）将相关实证研究按照银行层面研究和跨国研究两部分予以归纳。实证研究无法就竞争程度与银行稳定性得出一致明确的结论。但表明，对银行市场结构和稳定性之间关系的测试和对竞争度和稳定性之间关系的测试并不一定得出同样的结论。这清晰表明市场集中度和竞争度之间的差异。更高的市场集中度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少的竞争。
许多文献利用跨国数据来评价不同理论模型的有效性。总体而言，跨国研究的实证证据大多指出了银行竞争和稳定性之间的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关于集中度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却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这也强调了银行市场结构的测度――集中度指标――是对银行竞争的不完全测度。更高的集中度可能通过缺乏竞争以外的渠道导致更高的稳定性，比如改进风险分散。Beck（2008）更信赖由跨国研究得出的明显的结论，并认为由具体国家的银行层面的研究所得出的模棱两可的结论可能是因为没有排除监管体制对银行稳定性的影响。
三、结论
越来越多的文献强调竞争和市场结构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实证层面意味着集中度指标与竞争性指标的区别应用。在政策层面，强调竞争与市场结构的差异也具有深刻启示意义：较高集中度和大银行的存在不必然意味着较低的竞争性；旨在提高竞争的政策也不应将降低市场集中度甚至是限制大银行规模发展作为操作方向。
对于竞争与银行稳定性的关系没有一致结论。这和银行发展阶段、经济背景等诸多因素直接相关。因此，通过限制银行业竞争追求金融系统稳定性的政策得不到足够令人信服的理论支撑。
另外，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并不是金融部门的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唯一目标。高效的金融系统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效率目标的重要性并不亚于稳定性目标。退一步考虑，即使竞争和稳定性之间的的确存在互为消长的权衡关系，那么，在促进经济增长和防范金融危机之间同样会存在一个权衡关系。很多时候，具有竞争程度高但不稳定的银行系统的国家比具有竞争程度低但更加稳定的银行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得更快（Ranciere， Tornell ＆ Westermann，2006，2008）。在放松金融管制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正效用大于发生金融危机风险的负效用的区间，即使竞争脆弱性假说成立，促进银行业竞争仍然是正收益选项。
参考文献：
1.Angelini P， Cetorelli N （2003） The effects of regulatory reform on competition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5：663-684.
2.Allen F， D．Gale （2000） Financial Contagion． Journal of Polotical Economy 108，1－33．
3.Allen F， Gale D （2004） Competition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6（3）：453480．
4.Bikker J A （2004） Competition and efficiency in a unified European banking market． Edward Elgar， Cheltenham.
5.Carbo S， Humphrey D， Maudos J， Molyneux P （2009） Cross－country comparisons of competition and pricing power in European bank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8：115-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