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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马克思经济学是无产阶级为适应挣脱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压迫而不断斗争的需要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任务是揭示生产规律，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原因是：经济规律是人们在长期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对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历史规律的经验性总结，而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不仅受到人的认识能力的限制，还要受人们的利益关系、价值立场的限制。基于此，马克思毫不隐瞒自己的价值立场，公开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服务的。
二、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上的不同点
(一)关于承认与不承认
价值立场的问题西方经济学是排斥价值立场的，他们一直企图将经济学变成一门像物理学一样的“硬科学”。他们热忱于对科学性的无限追求，为此把大量运用数学当做促进经济学科学化的一个有力手段，从而导致数学在经济学中的滥用，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同时他们希望通过“数理建模化”、“计量实证化”等具体手段使经济学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伦理等人文因素，从而过滤掉其隐含的价值立场，这反过来也说明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立场与科学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无产阶级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的最终奋斗目标就是消灭剥削，摆脱资本对人的束缚，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实现共产主义，实质是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能够以大公无私、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经济学研究，因此，作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学的马克思经济学敢于光明正大地公开自己的价值立场。
(二)二者究竟是“物学”还是“人学”的问题
西方经济学不是幸福之学而仅仅是处理财富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是理财之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人被当成了资本的工具，成为一种经济要素，承担着资本增值的载体的功能，人被物所绑架，劳动者反而成为机器、资本的附属物。因此，西方经济学本质上是物本经济学，他们忘记了人，忘记了社会，单纯追求财富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经济效益本身成了目的，而作为经济活动主体的人自身的发展却退居其次，致使西方经济学主次颠倒，充满了拜物教气息。而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确的、唯一的，即实现人的彻底解放，也就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因此，与西方经济学撇开人的发展问题而只专注于如何借助于数理分析方法研究物质财富增长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终极性价值判断出发，借助于历史维度的宏观分析，指出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导致的劳动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及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反人性提出了强烈的批判，为追求人类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全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马克思经济学在人的发展层面上比西方经济学站得更高，是充满了人情味的真正的“人学”。
(三)他们究竟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西方经济学以资本主义制度是自然合理的制度为其理论前提，从而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与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地绑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在为资本主义制度作辩护，体现了其学说强烈的价值判断性，不难看出，西方经济学正是以所谓的“价值中立”来掩盖其所包含的深刻的维护资产阶级的价值立场。而马克思经济学作为无产阶级对人类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总结，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反抗资本主义的压迫的斗争而服务的经济学，马克思在其创立之初就鲜明地、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
三、总结
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资本理论;市场经济
一、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本理论
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批判地继承斯密、李嘉图等古典学派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马克思在《资本论》开篇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1]自然,作为社会关系代表的“资本”,也就成为马克思揭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性质与矛盾最基本的分析工具。
1.预付货币资本的内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问题的研究始终遵循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线索,而从资本理论的核心也就是要通过资本范畴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所以,马克思研究的“资本”总是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资本作为特定的研究对象。在《资本论》中,资本范畴一般都界定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是马克思对资本特征的简化抽象。事实上,这种抽象的资本规定正是来自马克思基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的预付货币资本内涵。
马克思的《资本论》从讨论商品和货币开始,进而考察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以此说明劳动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获取收益(货币增殖)能力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生来具有的自然形态,但其价值形式只有通过迂回道路、在和别种商品的交换中才能获得,即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简单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论证了货币的产生。货币一旦形成,商品的交换过程就体现为商品流通公式“W—G—W”,即简单的商品经济形式。但是,当出现了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即当资本家用一笔货币雇用劳动和购买生产资料时,他所支付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目的是要获取剩余价值(货币的增殖),这使得商品交换公式转化为“G—W—G′”的流通公式。这样,作为生产的目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转化就为交换价值的量的扩大所代替。所以,只有当资本家能够从中得到一笔数目更大的货币时,他才有理由投资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这个增加的货币、即G与G′的差额,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其货币表现即为利润,它为资本家提供“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同时,也正是因为货币增殖的出现(G′ G),使得这个形态中的货币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成为资本形态的货币,即货币资本。这样,货币的增殖,即利润的获得就成为资本流通的推动力,这也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得以持续运转的动力。当然,也正是在这种由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过程中,马克思引出了他继承于古典传统并赋之于货币内涵的预付资本概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预付资本——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值形式上,是由一定的货币额构成的——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包含着生产的潜力。”[2]
也就是说,马克思经济学中的“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预付,而且这种“预付的资本”不是生产资料和工人的消费品,而是一笔货币,同时资本家所要获得的利润也是一笔货币价值。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当资本家在不断追求利润的过程中持续采用雇佣劳动的生产形式时,资本就不再是一种普通的生产要素,而是支配劳动的手段,它恰恰表现为对货币工资的预付。所以,当资本家最初使用货币购买资本品或生产资料时,也是对生产资本品的劳动和以前劳动的工资所进行的预付,其目的是为了获取这种以货币价值表示的利润;即这种生产要素市场的交换并不是按照劳动的价值、而是按照劳动力的价值,其价值小于劳动时间。当然,这些都是由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生产目的决定的,而不是使用价值。而且,这种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本身也要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进行预付。由此,这个预付资本不仅要在价值上得到补偿,还要得到利润,至少要得到与自己的量成比例的一份利润。因而,这里的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使得每个独立资本都要求按照它在社会资本中所占的份额来分享这份权力,而权利背后所代表的正是社会关系。就像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指出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利润(剩余价值、价值的增殖)可能源于生产领域之外,那时它实质上代表了价值的转移(即所谓原始资本积累);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已经渗透到了生产领域的各个方面并起着主导作用,雇佣劳动随时随刻都在生产着剩余价值,它代表的就是货币价值的不断增殖,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关系。”[3]
实际上,当采用预付货币资本概念的时候,价值和分配也就是由资本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而与后来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基于生产函数的技术关系无关。同时,现实中的资源配置也不只是由技术关系决定,而是取决于资本家的利润和利润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批评古典学者李嘉图把劳动价值论联系到劳动生产率的做法,表明了价值只是取决于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社会关系。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独立确定了一个表明总量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利润率,它来自于资本家按照预付的资本价值在各个部门获取的统一的利润率,同时也决定着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各行业间的资源配置关系。而且,这种按货币价值计量的总量关系正是在于预付货币资本的性质、即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而这里的资本又是由货币价值表示的。这样,如果假设存在一种由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决定的统一利润率,那么这个利润率也就是一种货币利息率、即总量上货币增殖的比率,而不会是新古典理论建立在实物生产要素上的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这正是预付货币资本内涵的必然要求。
2.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资本本质
预付资本概念的存在,使得资本范畴与剩余劳动创造的利润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这种资本与利润的关系也就突出了拥有生产方式所有权、进而拥有货币资本的资本家与不拥有任何生产资料而只有劳动力可以出卖的雇佣工人之间的特殊交换关系,它与基于生产函数技术关系的新古典学派通过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资本要素与作为要素贡献的利息之间的报酬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显然,这也正是马克思剖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范畴所具有的特殊本质,即资本概念背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
毋庸置疑,人类社会是由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构成的,人们在其中生存、并从事着再生产。如果具体到特定社会关系下的再生产、比如资本主义再生产,它就不仅需要人的再生产和人们赖以生存的物的再生产,而且需要围绕着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特别是资本家与劳动工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实际上,任何特定的社会物体、诸如一件工具,都能进入许多不同组合的社会关系中。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在资本家的工厂里,不仅纺织机,而且连货币、棉纱、甚至劳动力,都成为所有者的资本的特殊化身,从各个方面为他服务。显然,这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工厂里的资本并不是物,而是一定组合的社会关系。这也就是马克思的经典定义:“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的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特有的社会性质。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就像金和银本身不是货币一样。”[4]
在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由资本所体现的雇佣劳动者与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之间的对立关系,是占统治地位和具有决定性的资本主义关系,即“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5]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首先明确了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将集中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阶段。就像英国学者霍奇森所说,“《资本论》并不是离开社会关系和历史的阶段去研究抽象的‘经济’,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固有的社会关系。”[6]这样,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基本框架,马克思从资本运作的表面现象深入到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精辟地揭示了资本增殖的秘密,即“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进而,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流通过程和再生产总过程的剖析,马克思也揭示了资本家总体是如何分配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第一次明确指出了资本是以物为媒介的经济关系。
不论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产业革命背景下层层推进的社会化大生产角度,资本都是一个历史范畴。尽管古典学者对资本概念也有所发展,但他们最终还是不能超越商品拜物教式的实体性理解。就像马克思批评的,“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7]相反,马克思总是历史地、具体地和现实地分析经济范畴,从而把资本理解为具体到一定时代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认为它既是代表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关系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是代表人类社会进步到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的先进组织形式。“自从蒸汽机和新的工具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8]“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9]其实,早在《资本论》出版之前,马克思在对古典理论有关资本问题的研究中,就已感觉到了资本所具有的社会关系本质。他认为,古典学派把资本等同于生产资料和利润视为资本产物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一来就把资本神秘化了。通过研究,马克思认为资本在本质上正是一种社会关系。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里,他明确指出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有作为剥削活劳动的手段使价值增值的才成为资本。这不仅指出了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指出了资本是怎样一种社会关系——即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同时,他还说明了资本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的,“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之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10]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从分析货币的颠倒本质入手过渡到作为资本的货币。他认为,并非每一笔货币都是资本,只有在资产阶级的历史条件下货币才变成资本;而货币转化为资本有一个特定的过程,这又是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到了1867年正式出版的《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进一步系统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是获取剩余价值;并在《资本论》第2卷中通过对资本循环和周转及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的特征是在不断地连续运动中为其所有者带来剩余价值。这样,商品生产也就意味着是一种体现为物与物之间的交换,但真正表明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交换。
3.资本主义积累与竞争的资本性质
根据马克思《资本论》三卷的描述,可以看到,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定理也就是马克思所表述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
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为了利润,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特征也就在于这个不断追逐利润的生产目的。就像罗宾逊夫人所说,“每个资本家如果不愿让他的对手压倒并终于被消灭的话,他就必须不断扩大他的财产权利。因此,这个制度的唯一目的就是积累,这就是它的动力。”[11]那么,如何实现这种长期资本主义积累呢?马克思把它归之于资本主义竞争。他认为,资本家只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才能在竞争中不被淘汰,这一点来自于资本的性质,即资本作为一种抵押可以支配劳动,更多资本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可以支配更多劳动或资源而取得优势。如果说简单交换经济中的货币是方便交易的媒介,那么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货币就成为一个价值符号、一种财富累积的象征,它直接联系到生产动机与决策。这样,假定存在着资本家的积累,当资本家雇用劳动工人为其提供服务时,不仅需要劳动者消费掉一部分剩余产品,而且还要为资本家挣取一笔利润;否则,利润实现不了,也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难以维系。显然,这里的关键是马克思强调的资本家阶级之间以追逐利润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竞争。
当考虑到资本积累和社会再生产时,可以采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一个抽象假设,即资本家不消费而把全部利润用于资本积累或储蓄。当然,如果资本家不消费,全部产品将由工人消费,资本家得到的是利润和积累的资本;而且,这种利润和积累的资本将永远不用于消费,只是作为一种符号或标志用于表明资本家的成功和社会地位。就像美国学者斯威齐所说,“取得成功和提高社会地位的途径,在于通过积累;拒不参加这种竞争的人,则有破产的危险。”[12]这样,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资本积累的事实也就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永远不被消费的积累的资本。换句话说,现实中人们使用的资本并不是简单的生产要素,而是一种货币资本,它表明资本家投资生产的目的始终是要用预付资本得到增殖利润,并不断地、无休止地进行资本积累。剩余价值与利润一方面来自于工人的剩余劳动,另一方面又是资本积累的来源;它最终会形成在整个经济的各个厂商、各个行业之间都达到统一利润率的均衡状态,从而保证所有可赢利的投资机会都会实现。这样,资源配置也就成为竞争的一个功能,只不过其中的配置须要考虑时间跨度和不同的社会阶级,而不是在某个时点和一般人之间的配置。在马克思剖析的资本主义社会,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可以说都是依靠资本积累推动的,从而利润率的变动和经济增长率的变动,都不过是资本积累动态的反映。
那么,这种表明资本积累长期性质的资本主义竞争关系将如何表述呢?按照马克思的剖析,现实中的利润来源离不开资本主义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新古典理论抽象掉利益对立关系的“完全竞争”,而是古典传统基于人们的利益冲突而表述的现实关系的残酷竞争。在现实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必须服从于预付资本的要求,作为一种支配劳动的手段来为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当然,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才有“历史的价值”,即“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值,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13]
二、马克思资本理论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借鉴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资本范畴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市场经济建设的各个领域。现阶段,正确借鉴马克思经济学对资本理论的研究,并用于指导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与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仍然是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资本范畴的过程中,必须根据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它。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根除了资本所代表的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确立了平等劳动下的价值创造与分配关系,但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劳动的过程中仍将存在着资本运动,存在着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的资本对劳动的组织形式,这也正是与现有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一种表现。同时,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客观上也必然存在着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本。其中,公有资本又分为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而非公有资本又分为个体资本、私营资本、外资资本等。这些不同类型的资本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然存在的资本形式,是我们社会主义实践的产物,对这些不同资本类型进行深入研究,也是我们对马克思资本理论在实践中的丰富与发展。
第二,必然代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应当从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范畴;因而,当前资本问题的探讨也必须依据特定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得劳动者在创造的总价值中提供给社会的剩余劳动价值,最终仍然属于劳动者“为自己的劳动”。这样,社会主义资本就已消除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而代之以不同劳动者之间互利互助、协作劳动的经济关系,它是全体劳动者通过联合劳动创造价值剩余、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手段。当然,要使这一经济关系在资本运作机制中得以确立,就需要有一系列的具体制度和规则的保证,这本身又要以客观存在的经济关系为依据。如商品二重性中包含的劳动二重性,商品所有权的排他性质,经济主体相互独体的个体关系,等量劳动相交换的法权关系,市场竞争导致的一定程度的贫富差异等现象,在当前都是存在的,如果把所有这些商品经济的一般性质看作纯粹劳动过程自然是不可能的。同样,我们也不能把包含公有资本与私有资本在内的资本一般范畴,看作是生产关系之外的经济范畴;这正是因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一种经济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国内许多学者都作了相关表述,除了其中商品经济的共同特征外,首要性质就是资本是以剩余价值为目的的价值运动过程。也就是说,资本之所以在运动中实现价值的自我增殖,总是与劳动力商品的买卖、以及这种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相关联。显然,在这一运动过程的背后,生产的物质资料所有者的权利与利益,与生产的人身条件的所有者的权利与利益之间的相互分离和相互对立、以及资本对劳动的外在强制关系都是存在的。这正是马克思经济学关于资本范畴社会关系本质的讨论在今天的应用,而且还将继续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公有资本关系。
第三,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特点。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下,资本始终是体现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这一对立阶级关系的经典定义,因而是历史的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社会属性已有了根本变化,比如其中的资本经营活动并不体现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从而属于一般和自然的资本定义。不过,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概念本身却是无法回避的,因而仍然可能会引出谁取得了价值剩余的问题。例如马克思曾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是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14]联系到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必须要考虑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实行结合的特殊方式。很多西方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天生无法与公有制相结合,而我们的市场经济改革所做的,正是按照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并借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进部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不可否认,我国现阶段确实有一些私营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存在剥削行为,但总体上说并不是所有私人资本都具有这种特征。
总之,资本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效运行需要经济关系的相应调整与变革,这既是实践中提出的新课题,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理论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如果把资本概念置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社会中,自然可以感受到马克思剖析的资本范畴所具有的增殖性、社会性、价值性、竞争性和权力性等重要特征,这正是市场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劳动者成为“自己的资本家”,自然经济关系也就发生了变化;因而,如何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本所有者自身的要求出发,提高资本运作效率,利用资本机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成为我们当前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因此,科学地借鉴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理论,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正是当前指导和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7][13][14]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98、649、44.
[2]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95.
[3]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406.
[4][5]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20、995.
[6]霍奇森.资本主义、价值和剥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38.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08.
[9][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363.
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正文】
一、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国际政治经济学伴随着20世纪6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兴起，“这次更多的是关心作为整体的世界经济的发展，而不完全是亚当·斯密当年的某个国家的经济进步。”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这次兴起，克服了国际政治学和国际经济学的分离倾向，也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研究模式。这些研究见于理查德·库柏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1968)、金德尔伯格的《权力与政治：国际政治的经济学和国际经济的政治学》(1970)、苏珊·斯特兰奇的《相互忽视的国际经济学和国际关系》(1970)等著作中。在所有这些研究中，罗伯特·吉尔平是将国际经济学和国际政治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典型代表和集大成者。
凡是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不能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者也不例外，而且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上的普遍观点。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先生就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存在重商主义(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观点。他对其中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阐述，主要见于《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1975)和《美国权力和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政治经济学》(1981)中。
在《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观点做了综合评述。他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被三条不可抗拒的规律所支配，“第一个规律，即不平衡规律，是对萨伊定律的一个否定。第二条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这是一条资本集中(或积累)规律。”“资本主义的第三条规律是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只限于西欧，是一种封闭经济。然而1870-1914年，“资本主义已逐渐变成一种活跃的技术性的向全球扩展的开放系统。”在尼·布哈林的《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启发下，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家列宁认为，“资本主义通过海外帝国主义扩张，已逃避了其三条基本运动规律的制约。……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的确在使世界向前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稳定的。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各个国家的实力发展不均衡最终将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国际政治动乱。”作者提出了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与列宁的分歧，“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资本主义衰落的原因是经济性的；资本主义将由于经济因素而导致灭亡，因为无产阶级会不甘贫困而起来反抗。马克思进而还指出了这出戏的主角是社会各阶级。但是，列宁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换成了一种政治的批判，实际上的主角已经变成了以经济发展为首要目标的竞争性的重商主义民族国家。”吉尔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在苏联的胜利，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其他继承人的不断挑战，终于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理论。”据此，吉尔平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观点。
在《美国权力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中，吉尔平认为，“动力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变革理论。它强调了关于生产方式变化以及其对既定阶级冲突的影响朝向不平衡发展的趋势。当这些趋势不能被容纳时，社会政治体制便通过巨变而打破。战争与革命被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构成部分。”“第二种观点——马克思主义者和重商主义者共同持有的——认为每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帝国主义的或等级制的体系。这种帝国或垄断的权力组织商业、货币和投资关系以促进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利益。”
吉尔平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观点的评述可以概括为：国际关系过程中，经济因素是国际关系的动力源泉，它决定政治发展；这种理论在马克思那里体现为，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推动了社会变革的实现；这种理论在列宁那里体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斗争导致国际战争，这种战争又成为国内社会变革的导火索和推动力。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把国际关系看作一种“帝国主义的或者等级制的体系”。
显然，吉尔平侧重强调“战争与革命”在经济过程中的作用，这与其对国际经济活动的政治框架的强调是一致的。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大发展的特定背景中理解，并且侧重分析短期内国际关系的演变及其决定因素，从而把帝国主义理论这一特殊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和主要的观点。吉尔平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性质的演变及其他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也一直在发展着。”不幸的是，吉尔平背离了自己的这句话。实际上，这种理解广泛存在于西文学者甚至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我们不禁要问，帝国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吗?
二、帝国主义理论的特殊性和马克思观点的普遍性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国际经济活动是国内利润率下降的结果，它具体表现为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国内阶级斗争的导火索，从而导致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造成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然而，帝国主义理论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例，不可能有力地解释成为世界主流的和平与发展趋势。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对二十世纪初国际垄断资本及其代表发达国家政府国际行为进行分析的结果。这个时期的资本及其政治表现具有特殊性。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必须指出，在任何生产方式下都存在这个规律，而不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引起了国际秩序的混乱，伴随着发达国家政府的世界扩张，资本开始进行全球掠夺，这样就产生了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现象。当然，这并非排除了资本对帝国主义行为的责任，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不会改变，但是却会受到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制约和促进。在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现象相对隐蔽和微弱，而且各发达国家政府会在斗争中学会如何保护共同利益，这就是不要在帝国主义行为中共同灭亡。因此就很难普遍发生列宁所谓的无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进行革命的现象。而且，战后的福利国家实践更是破坏了列宁的假设。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是最具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现在所谓的“不要顽固不化”，所谓的“进行不受原始理论束缚的创新”，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了”等等观点，都是在否认回到马克思原始思想的必要性。与此相应，这些观点的鼓吹者们根本不屑于去寻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始思想；根据这种忽视理论根源的作法，我们称这些鼓吹者为者。可悲之处正在于此，这些者们一方面根本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思想为何物，另一方面却在极力否认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始思想去考察的必要性。正如查尔斯·巴罗奈(CharlesA.Barone)指出的，“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没有充分接触马克思的著作。”无论是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自己根本没有理解的东西极力否认对其进行理解的必要性，这种作法是荒唐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普遍意义的追寻迫使我们必须从马克思那里寻求起点。
吉尔平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少论述国际经济问题时，列举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观点。显然，吉尔平没有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或者读过但忽略了其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所以才导致他仅仅把恩格斯对德国统一市场形成原因的分析作为他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看法。即便吉尔平后来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并将其与马克思的理论相比较时，也仅仅是指出马克思观点中阶级力量被列宁观点中国家力量代替的事实，并没有提到《共产党宣言》所表达的国际经济发展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正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从西欧发展到西欧以外世界的过渡阶段。历史时代这种过渡性质并没有阻碍马克思对未来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然而马克思兴趣的焦点限制了其对这个方面的深入探讨。《共产党宣言》的内容明显体现了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书中只是在论述资产阶级问题的时候略带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趋势。这是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最早和较为详细的论述，虽然他在《资本论》写作计划中提到了“国际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的兴趣焦点在工人阶级的地位以及为改变这种地位而进行的斗争方面，加之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他对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论述就只能成为一个未实现的计划。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此外，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写道，“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这些观点与其《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体现的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前者只不过是后者一般观点在国际范围内的体现。所以，我认为这里的观点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原始观点，这里的观点应该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经济问题观点。
今天看来，虽然不大可能出现考茨基所谓的超帝国主义，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府之间协调意识的增强和协调能力的提高，避免列宁提到的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利用帝国主义战争进行的国内革命是可能的。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国际经济区域性经济政治合作组织的兴起证明了这一点。虽然这些组织内部也会出现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也许今后仍会出现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发生的国际经济争端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政治争端，但目前国际经济自由化的趋势却是走着一条相反的路。
三、经济全球化中马克思观点的启发
经济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已经得到大量关注和认可。经济全球化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现象，对此同样存在经济自由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三种观点，显然经济自由主义占上风。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领域，而且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制定政策过程中。“进入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领域中的政策自由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从1991—1994年，在全球所发生的373个与国际直接投资有关的国家法律与规定变化中，有368个即占98.7%的变化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发展。”[9]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今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宰的，国际经济在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自由化是符合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为本国政策辩护，这些经济理论通过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学习和传播在发展中国家扎根成长。
这里一个颇为严肃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学者和政府对崇尚经济自由化的本文主流经济学及其相应政策的盲目崇拜，可能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在墨西哥1995年、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中已有前车之鉴。所以，根据本国利益研究国际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而不盲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
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包括：价值的创造、分配和转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价值的创造过程以及价值在工人、企业家、资本家、地主等之间的分配过程；这种价值创造和分配都是在一种封闭经济中进行的。至于国际范围的价值创造和转移，马克思没有来得及研究，二十世纪的A.伊曼纽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保罗·斯威齐和保罗·巴兰等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结论认为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确存在着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国家的情况，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否认发展中国家也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得一定利益。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不再赘述。二十世纪出现了一种“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以拉克劳(E.laclau)、J.泰勒(JohnG.taylor)和P.雷(Pierre-PhlippeRay)等为代表，力图回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论为依据，认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应该说，这种分析的某些方面是符合马克思原始思想的。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认为，“马克思是最勇敢的预言家，他所预见的大部分事情得到证实，但是他肯定没有料到，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25年以后，资本主义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繁荣，他也不曾料到社会主义革命会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获得成功。”[10]事实上，这些情况在今天看来正好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预言。尤其是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带给人们的思考，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以前，必须在一定范围内借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力发展生产力，为新社会的出现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通过加入WTO而进一步加入国际经济循环的举措，都体现了借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这种观点并没有否认经济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扩张的观点，而是根据技术决定论肯定了这种观点。问题在于，马克思不认为这种状况是人类最完美的经济形式，而仅仅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阶段；但是经济自由主义却认为这种经济状况是人类的最完美的经济形式。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历史背景下，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马克思的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第一，全球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发生了有利于后者的价值转移。第三，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市场等途径可以接受并改造发达国家的生产方式为己所用，从而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继承了亚当·斯密的分工提高效率的理论，只是侧重于国内一般分析。在国际经济理论方面，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要素禀赋理论，把分工理论推广到国际经济活动中。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投资和金融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推动作用证明了这些论断的正确性。
然而，经济全球化对国际经济总量增加的促进作用，不能掩盖其对商品价值在国家之间转移的推动作用。根据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理论，很容易推出西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生产的原因。这些在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出售，其销售收入除了补偿劳动力价值以外，可以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力图压低发展中国家农副产品和矿产品等初级产品的价格，而极力抬高本国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以此盘剥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借以在国际市场上实现价值的重新分配和转移。
如果说上述两点都是发达国家从国际经济活动中获利最大的话，那么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动则使得发展中国家从中获得了长远利益，虽然也伴随着某种社会痛苦。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新的技术和需求，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但是，由于发达国家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时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府还是对此抱有一定担心，他们担心跨国公司把本国的先进科技扩散到发展中国家，从而失运河相对于这些国家的技术优势。(RobertGilpin，1975)同时，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内部，如何分配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创造的更多的价值，也成为一个问题。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权力结构的存在，价值分配有利于强者和富者，社会贫富悬殊日益严重，特权消费社会和广大贫困阶层并存，或者是政权当局不能有效推进现代化，或者是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
琼·罗宾逊(J.Robinson)说：“世界情况在开始好转以前肯定还要恶化下去。”[11]我们也可以说，世界情况在恶化下去的时候，就在酝酿着好转的动力。所以，在当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理解马克思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观点，必须抱着发展的眼光，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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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第1版，第8页.
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本论文借鉴结构主义的一些方法，抱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从考察马克思论述政治经济学的话语结构入手，抽离出“自然·历史”、“共时·历时”、“一般·特殊”、“抽象·具体”四组基本的话语组合方式，为了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马克思把阐释归入“历史/历时/特殊/具体”，而排斥“自然/共时/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放弃对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辩证法，并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叙述动力所在，而辩证法恰恰是“共时/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辩证”的叙述动力能否承载历史唯物主义的诉求，马克思是如何在“辩证法”的运动中纳入“历史”的声音，我将通过对商品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解读来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可以看到马克思突破文本的叙述抵达历史的艰辛，这对于语言学转型以来处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在后结构主义解构“宏大叙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历史唯物主义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自然-历史、共时-历史、一般-特殊、抽象-具体、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抽象人类劳动、剩余价值、能指/所指/历史参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中，对于马克思、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的态度不得不带有复杂的情感。改革开放是在批判“”历史的基础上开启的，而在思想领域则伴随着对于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时期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不再成为知识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随着90年代市场化在中国的全面展开，一些曾经借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拒绝的东西浮现出来，中国究竟是在“发展主义”2的历史允诺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还是掉进了“现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糠侄陨缁岢钟信辛⒊〉闹斗肿佑种匦氯鲜兜铰砜怂己吐砜怂贾饕宓募壑担哑渥魑槿肷缁崤械墓撸谡飧鲆庖迳希奥砜怂嫉挠牧椤?又回来了（按照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说法，“马克思的幽灵”从没有离开过），或者借用《资本主义的终结》一书的结尾语“因为马克思主义指引我们思考剥削，而剥削还没有终结”5，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历史想象性地“终结”6。
马克思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资源化和再利用是有所区别的，前者强调的是经过处理后的废弃物将转换身份，成为原材料，而后者却是用另一个角度去考量废弃物，将其作为产品使用，从而避免浪费.资源化的原则在马克思著作中也作了许多说明.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出“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能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来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其所表述充分体现了马克思资源化的思想.
2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现实
我国作为对全球经济影响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自身的发展方式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国际环境中的各种压力.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状况来看，我国在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国际压力包括制度压力、生态压力以及消费压力.
2.1制度压力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建立，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有待完善.对照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体制运作机制的要求来看，我国在经济管理体制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与之不符合的地方，较为突出的问题是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到的基础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在各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甚至各部门之间还是存在互相封锁、割离的情况，同时市场运作的规则还不够健全，还有许多法律法规有待补充和完善，现存的法律法规中有一部分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在实际的经济运行和管理中存在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的情况.这些都是是市场体系的不够完善的一个方面.另外，国有企业的改革相对滞后，企业市场主体地位还未得到完全确立.同时，由于当前政府在职能定位方面不准确，导致缺位、越位的现象，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及机构重叠臃肿等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极度不相适应问题.最后，在对外经济方面，我国目前的对外经济管理体制与世界贸易组织运行机制的要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2.2生态压力
我国的国土面积和美国的不相上下，而人口总量却是其数倍之多，要想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意味着我国要在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用五十年的时间完成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发展，任务不可谓不艰巨.所以说我国特殊的国情要求必须重新探索绿色发展道路成，要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经济的增长方式，从依靠增加投入扩大生产的高能耗、环境代价大、竞争力弱的经济发展模式向科技含量高、环境友好、经济效益高的新模式转变.
2.3消费压力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倾斜性消费的问题非常突出，主要表现为过于注重物质消费而轻视精神消费.虽然我国目前以闲暇和文化消费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消费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长，但仍然存在很多不足.例如我国精神消费在整个消费体系中所占比例仍然不高，在消费形式上，精神消费的形式过于单调，大部分人明显倾向娱乐性消费，忽略发展性消费，喜爱寻求感官刺激，轻视精神进步，从而造成通俗娱乐场所人满为患而高雅文化备受冷落的现象.总之，在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我国在经济发展中还面临着很大的消费压力.
3我国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3.1公众认同度较低
目前，在我国针对公众环保意识加强的活动中，产生了两大公众面临的矛盾：一个是公众的环保意识与参与环保的行动力之间的矛盾；另一个是公众在依赖政府时，政府的环保工作力度却是相对薄弱.这就直接让公众在对待具体环保事件上的环保意识产生非常大的差异性.家庭里，公众的环保意识还是显得比较高的，在用水用电的节约、垃圾的分类、绿化带及其它植被的爱护都有明显的表现.但这些公众性的高环保意识的环保行为的范围过于狭窄，在社会参与方面就显得很力不从心.另外，公众反映问题对象大多局限于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这些发生在生活中的环境问题基本不会投诉给有关政府部门受理，全国统一的环境问题免费举报电话———12369也少有人知，这对民众环保意识的培养以及环保行动过程中依赖对象建立帮助不大.
3.2技术支持还显薄弱
由于我国在循环经济技术支撑方面的投入不足，直接导致循环经济在技术上过于薄弱.根据十一五期间的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在环境方面的支出比例第一次超出了GDP，但仅仅为1%-2%.尽管后期其比例有所增加，但涨幅均较小，这就造成我国和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方面长期存在较大的差距.根据发达国家在环境投资方面积累的经验，其投资额不能少于当年本国GDP的1.5%-2.5%，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遏制环境的恶化，改善整体环境状况.可是我国的评估机制在循环经济方面显得效果不足，科技创新的投入也十分有限，这直接削弱了原本有限的资金所应该发挥的作用.同时，新的科技项目的奖励政策得不到有效落实，让科技创新的后劲一直萎靡.因此，从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以及目前的循环经济发展状况出发，为循环经济选择一套适用的技术，并以先进科技为支撑的循环经济模式势在必行.
3.3法律体系不够完善
我国现行的综合环境基本法在层面上还没有对循环经济有关立法作出十分明确的规定，仅仅将循环经济的有关规定作一些附带说明，并没有提升循环经济的立法在环境立法中的比重，在整个国家立法系统中更显颓势.当前全面促进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在我国并没有专门的立法，也缺乏系统性，直接导致实际操作中循环经济发展行为难以得到充分认可.上述问题也较多地反映在我国现有的众多与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中，这也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4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为我国循环经济发展带来的启示
4.1增加公众参与率，提升公众意识
人在经济活动中作为主体的存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无疑具有决定性.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往往受到活动主体的思想认识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在我国，公众良好的环保意识、积极的参与行为是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循环经济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使循环经济的公众参与得以实现，必须从根本上转变人对自然的认识.马克思提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此，把自身和自然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中才能明确地考虑自身行为对自然的影响.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公众性的活动，并提升活动氛围，提高公众热情均可加强公众参与意识.当然，公众参与平台的建立和完善也是公众参与实现的一大前提；最后，提倡绿色消费，将循环经济的理念带入公众生活也是提升公众参与度的一大措施.
4.2提高对科技的重视
“科学是第一发展力”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思想.发展循环经济不仅要以充分的技术条件为前提，也要以物质的循环利用为核心，因此，重视科技的作用是马克思的循环经济思想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又一启示.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在资源和环境现状上，针对可再生能源开发应加大重视力度，并对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予以扶持奖励.
4.3政府的主导地位必须坚持
经济发展的方式有很多种，循环经济的本质是其中一种.生态性是其主要特点，但和其他经济发展方式一样，它最终也以获得经济利益为根本目的.具有逐利性的企业作为循环经济实践过程中的主体，追求经济效益、提升自身竞争力也是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目的.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与生态问题常会产生冲突，由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显著的自发性特点，容易引导发展过程向经济利益方面倾斜.因此，政府的主导作用必须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保持一致.第一，应建立和完善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弥补当前市场的不足；第二，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协调经济的发展；第三，应灵活运用多种经济发展途径为发展和引导循环经济提供充分、有效的环境；最后，应建立和完善综合、全面的环境政绩考核体系，为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有效保障.
5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