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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1篇
在提倡读书的同时，赵匡胤竭力褒扬孔子和儒学，登基伊始，就下令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十一人像，并亲自为孔子、颜渊撰写赞辞，命宰臣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所有这些，对宋初儒学的复兴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统治者对儒学的厚爱激励着儒生们奋发求学，贡献智慧，儒生门的奉献也确乎没有辜负统治者的期待。有鉴于宋初的政治格局与外部环境，儒学的复兴最先体现在《春秋》学这一热点问题上。因为在儒家诸多重要经典中，只有《春秋》学的大一统和尊王攘夷的宗旨无须经过多少改装，就可以用来为宋初的现实服务。因此宋初儒家学者出于最直接的现实感受，很自然地将研究的视点集中在《春秋》上。据《宋史 艺文志》著录，宋人有关《春秋》的著述在二百种以上，而仅仅在宋初学者刘敞之前，所列宋人《春秋》传注就达十七种一百八十四卷。据此可知宋初儒学复兴确以《春秋》经传之华为主。其中如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明确宣布他的研究目的在于尊王，在于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统之义，开宗明义地强调隐公"元年眷王正月"的基本主题就是"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然则《春秋》之始于隐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终也。"在他看来，《春秋》之所以书"王正月"，原因在于"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这就是他所揭示的《春秋》尊王的微言大义。
作为"宋初三先生"之一，孙复的《春秋》学研究不仅为有宋一代《春秋》学研究开风气，定调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舍弃传注，直探经文本义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一种范式革命，它的价值似乎不在于儒学的复兴，而在于儒学的更新。对此，欧阳修、朱熹以及四库馆臣等都深明其中的意蕴，不论他们是否赞成孙复的具体学术观念，他们都不能不承认孙复的研究方法对后世儒学进程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他们看来，孙复于《春秋》的研究结论不必尽信，然而其方法确实对后儒有很大的影响。
如果仅就方法而言，孙复不惑传注的做法渊源有自，这实际上是唐中期以啖助、赵匡、陆淳等为代表的怀疑学派思想传统的必然延续；也就是说，包括孙复在内的宋儒，继承啖、赵、陆的学术传统在合三传为通学的同时，依然怀疑早期传注的权威性，以为儒学的真正复兴，不在于记诵传统传注的训诂，而是要结合现实社会需要，抛开传注，直探经文本义。易言之，儒学复兴的真正出路，不在于对传统传注的因袭，而在于重为注释，讲究与现实相关的微言大义，从而使儒学在内容与形式上都能回到经典的形态。
疑传尊经是宋初儒学的基本特征，他们以回归经典为号召，展开了一场远比中庸疑传学派规模更大的怀疑运动。这一运动由孙复肇其始，中经其门人石介、十建中、张炯等人的发挥，加之范仲淹i欧阳修等文坛祭酒的呼应，至庆历年间继续深化，终于演化成由疑传向疑经的根本转变。这一思潮的必然结果，不只是对传统儒学极大的冲击和挑战，而且必然意味着儒家精神的解放，为抛开传注、自由议论的性命义理之学开辟一条通路。
如果说对儒家经传的怀疑思潮是由孙复肇其始的话，那么范仲淹与欧阳修的呼应与支持则是这一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助力。严格地说，范仲淹和欧阳修都不是纯粹的学者，作为文坛祭酒和执牛耳的人物，他们在宋初最早倡导儒学复兴，并将儒学的忧世情怀坷宋初现实密切结合起来。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精神复苏，既是对早期儒学"士不可以不弘毅"精神的认同与复旧，当然也是对汉唐烦琐经学的批判与扬弃。它的意义除使士大夫崇尚风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外，便是启导儒家知识分子不能脱离现实，惜首穷经，而要学以致用，积极干预政事，议论国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这实际上开启了宋儒自由议论的风气。
自由议论是一切学术得以进步的基本条件。末代儒学之所以获得超越汉唐的进步，并影响此后数百年，一个最为重耍的前提就是末代统治者虽然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但同时尊重手无寸铁的知识分子自由议论。宋太祖曾立下誓规："不杀士大夫"，而且"不欲以言罪人"。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情势，在自由议论的同时，当然极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必要的游戏规则。试看宋人文集和各种语录，天下事似乎没有他们不敢议论者，但却极少见他们有与统治者直接对立的情绪。于是末代儒者不论是对现实的忧患，还是对传统的批判与怀疑，都极易获得统治者的同情和支持，因为统治者不难觉察他们的忠诚心迹。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初知识分子首开自由议论之风，这种风气对儒学的直接影响便是使以孙复为代表的怀疑精神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视为正常而不视为异端。尤其是范仲淹对孙复的竭力举荐，更使宋儒的怀疑精神获得相当的自觉与充分的发展。与范仲淹时代相当的欧阳修，虽也同样不是一个严格的儒家学者，但凭借他那大文学家的睿智与敏感，对儒家经典提出多方面的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传疑经思潮达到高潮，并终于导致儒学发展的转变。他大胆批评被钦定为儒学标准解释的唐代《九经正义》，掇诸人情史实，疑经疑传。他认为，儒家经典经过秦火的摧残早已大量散失，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收拾亡逸，发明遗义，正其讹谬，得其粗备，故而有参考价值。但同时又必须看到，自孔子殁，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再经秦火，六经之旨更隐而不显。因此汉唐以来的诸家解说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毕竟不可尽信。因此他对儒家群经的可信性提出全面质疑，从而使宋初的疑经疑传思潮达到高峰。但由于欧阳修毕竟不是一个纯正的经学家，他的大胆怀疑虽对学界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其论证过程总显得粗疏。真正将这种怀疑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研究并进行详尽论证的，还是刘敞等人。刘敞的《七经小传》标志着儒学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理学的正式转变。
《七经小传》虽然不乏穿凿之辞，但其毕竟首开议论之风，将原先奉为至上而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拿出来议论一番，因此其价值不在个别论点的得失，而在学风的转移，在于学术范式的革命和重建，那就是义理之学的兴起并终于取代训诂之学而成为时代思潮的主流。儒家学者一改汉唐诸儒的章句训诂之学，转而探求儒学的身心性命之学，从而促进新儒学体系即理学的开创和奠基。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中国舞蹈历史发展娱人娱神
作为古老文明的多民族国家，中国舞蹈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舞蹈的起源以人类社会之初的原始社会为滥觞，其生成和发展经历了从图腾舞蹈文化到巫术舞蹈文化、百戏舞蹈文化，再到独立的舞蹈艺术文化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舞蹈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其历史发展和社会发展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意识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我国舞蹈文化的发展状况和舞蹈艺术的形态。本文在梳理中国舞蹈各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过程中，对中国舞蹈历史发展中的一些特征加以阐释。
一、中国舞蹈早期的“娱神”特征
任何艺术的起源和发展都具有不同的历史轨迹和规律，中国戏曲作为中国艺术领域最为辉煌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最初的形态就具备“娱人”与“娱神”的双重功能，与中国戏曲不同的是，中国舞蹈最初的形态只具备了“娱神”的单项功能，其原形结构则为原始的“宗教礼俗”。这些特征从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崖画舞蹈图中可以略见一斑。
原始社会时期，舞蹈是原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不是出于审美的目的，而是出于原始生活的需要，那时的舞蹈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祭祀祈神”“生殖崇拜”“狩猎仪式”等领域。图腾是原始先民氏族神的标记，每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崇拜和图腾信仰，图腾崇拜渗透到原始先民生活的各个领域，生活在图腾崇拜下的原始先民，用舞蹈的形式来表现图腾仪式中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彝族“十二兽神”的舞蹈记载：“舞蹈伊始，男女巫列为一行，各执一柄扇形羊皮鼓，为首女巫击鼓起舞时，笙乐吹奏虎啸声，群巫按笙乐节拍舞蹈，舞蹈的主要情节是由为首的女巫带头表演仿效十二兽的声音和动作，以象征祭日十二兽的降临……”我国各民族之所以有众多的模拟鸟兽的舞蹈，与原始图腾崇拜的文化基因是密切联系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也是从这里开始起步的，从这里可以寻求到其文化原形结构。
二、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性形态
远古时期，音乐和舞蹈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并肩发展的，乐和舞密不可分，“乐”时必有“舞”，“舞”时必奏“乐”。在《诗经》时代，随着民间诗歌的兴起，乐、舞又和诗歌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诗、乐、舞三位一体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对于这类中国舞蹈题材来讲，发展到唐代以至顶峰，主要有《阴康氏之乐》《葛天氏之乐》《云门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和《大武》、唐代的《立部伎》《坐部伎》《十部乐》等古代大型的综合性艺术。
据《吕氏春秋》记载，《葛天氏之乐》就是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乐舞，该乐舞共分为《载民》《玄鸟》《遂草木》《奋五谷》《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总禽兽之极》八个乐段，每段都表现鲜活的主题，表现了先民们对丰收的祈求、对天地祖先的崇拜以及对人类的赞美。
三、既“娱神”又“娱人”的双重发展特征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不断前进，奴隶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制度的相继建立，舞蹈也逐渐地告别了它的原始形态，如果说原始社会先民们的最初舞蹈是生命形态的原始记录的话，那么，到了奴隶社会，先民们不自觉地从原始时期的那种神秘崇高的生命形态中走出来，并从全民性的活动逐渐演变为一部分人的艺术活动和宗教政治活动。至此，中国舞蹈就在“娱神”与“娱人”的双重纵深发展。这类舞蹈主要表现在周代的巫术舞蹈、傩舞蹈和汉代的百戏类舞蹈。
巫术舞蹈是巫术祭祀仪式中的舞蹈，是原始的产物，舞者和祭祀者希望通过祈祷、献祭等行为，求得与神灵的相通，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如商代的《隶舞》，就是为求雨而作的一种祭祀行为。傩舞也是一种以驱鬼逐役为目的的祭祀仪式，历经历史的洗礼至今也盛行在我国民间，后来逐渐发展成今天的“傩戏”。
在汉代，“百戏”是一种包含音乐、舞蹈、杂技、武术、滑稽戏等多种民间技艺的综合性的演出形式，民间舞蹈成为宫廷乐舞的主要内容，舞蹈通常融于“百戏”中表演。主要有《巾袖舞》《剑舞》《刀舞》《棍舞》《建鼓舞》《巴渝舞》等。舞蹈过程中的以舞说戏、依戏作舞的表演，成为了中国早期戏曲艺术形式的源头。
四、舞蹈发展的程式性与专业性特征
唐代舞蹈在整个中国古代舞蹈发展史中具有很高的历史成就，以其宏大的演出规模，纳多国、多民族的舞蹈演出模式，以及雅俗共赏的姿态赢得了世人的喜爱，从宫廷的最高统治者到民间的老百姓无不好之，达到了一种顶峰时代。宋代舞蹈在历史的转折面前，独辟蹊径，以其独特的方式创造出新的舞蹈的划时代历史，那就是具有程式性特征的“队舞”，绘制了一个新的舞蹈形式。王建《宫词》有云：“青楼小妇砑裙长，总被抄名入教坊，春设殿前多队舞，朋头各自请衣裳。”就是有关队舞的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明清时期戏曲艺术的发展，舞蹈作为戏曲艺术表现的手段之一，戏曲表演的程式性特征决定了舞蹈表现的舞姿身段的固定性，形成了宋代戏曲舞蹈的高度程式性和综合性的美学特点。
自远古到明清，中国舞蹈在新旧世纪交替的过程中，承传着舞蹈的精髓和内涵，融合在当代的社会火炉之中，中国舞蹈从明清戏曲舞蹈综合性的形式中走了出来，直接凭借人体身段去表现现实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情感，将中国舞蹈推向了新世纪的辉煌。中国当代舞蹈是以专业性的舞蹈作品和专业舞蹈表演而著写舞蹈历史的，先后出现了裕容龄、黎锦辉、吴晓邦、戴爱莲、贾作光等著名舞蹈家和一系列的舞蹈精品。专业型的舞蹈家和专业性的舞蹈作品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并壮大的，专业性的舞蹈教育也是从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蓬勃发展的，以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现北京舞蹈学院的前身1978年改大学）的成立为标志。
总之，中国舞蹈自先秦以来，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先后经历了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女乐舞蹈和雅舞、汉代的道具舞和舞象、唐代的燕乐舞蹈、宋代的“队舞”、明清时期的戏曲舞蹈、当代的专业舞蹈和舞蹈教育。所有这些在表现形式的演变上，都是一个渐次演进、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过程。
参考文献：
[1]李北达.民间舞蹈[M].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9月版.
[2]袁禾.中国舞蹈[M].上海外语出版社，2004年9月版.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与发展 发展前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内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被提高到一个重要的日程上来，由于我们的民族是拥有几千年悠久文化历史，近代中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人们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经历由“落后”的全盘否定到发展与保护等辩证认识。由于现有的发展意识逐渐统一，公众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步加强，现在全国各地出现了多种形式较为成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例如：山西的平遥古城、云南的丽江古城以及我们甘肃的敦煌莫高窟等等。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社会以及个人公民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发展历史文化遗迹为产业的文化产业既可以推广本省文化又可以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这是以承载历史文化为基调的“双赢”发展结局。
一、目前甘肃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现状
如果以历史文化特征进行分类，甘肃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以分为三大类别，第一类为华夏文明源头文化。这种文化主要是伴随着甘肃境内早期华夏文明源头，从旧石器时代到周秦时期均有文化古迹的存在。第二类是丝绸之路文化。在西汉时期，作为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甘肃境内留下了众多丝绸之路文化古迹，这类古迹主要分布在陇山以南地区。第三类是多元民族民俗历史文化。自古甘肃境内都有汉、回、藏等较多民族居住与生活，所以境内各种民族民俗文化众多，同时也留下了众多令人惊叹的民族文化古迹。
除了以上三种文化分类，甘肃还拥有莫高窟等众多历史文化遗产，在甘南还有众多的藏族文化宗庙，以周秦时期为例，秦先祖就是始源与甘肃东南的渭河、西汉水流域，目前在甘肃出土的青铜器、方鼎等文物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二、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目前，在国内外文化遗产的保护经验中，部分发达国家已经把其发展为具有独特的社会性与专业性事业。但是我国由于历史以及技术等一系列因素，目前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杀光的社会基础与专业技术都非常薄弱，也面临管理、策略、规划以及技术等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因此，如何解决这些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我省历史文化遗产的关键，在关键问题、关键技术节点上要进一步统筹兼顾，为长期有效地保护与发展注入活力。
1.管理与策略挑战
由于甘肃境内历史文化遗产分布区域较为广泛，所以在管理起这些遗产难度较大，并且在目前管理机制中，由于历史文化遗产管理职能部门的不准确，部分职权间存在着中央部门与地方部门相互重叠的现象，在文化遗产管理上文物部门、规划部门以及当地政府方面由于管理方式不同，进而存在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各部门协调发展这一关键性策略上，部分地方政府部门表现在于上级文物管理部门认识不同，所以协调与保护机制将得不到统一认识与完善。如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策略不能以文化遗产长久保护为主要发展策略，将会直接造成历史文化遗产原有的真实性丧失。同时政府再制定开放历史文化遗产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千万不能过于开发，不能因旅游发展而破坏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规划与技术挑战
以甘肃境内众多省级文化遗产保护单位为例，在制定规划的同时应当注重不能过分以传统的保护规划为主，切莫以偏重宏观控制，如果长期以偏重规划将会缺乏有效地计划操作效能。如果缺乏先进的管理经验，将会在规划上缺乏实施具体的技术指导要求。同时由于甘肃境内存在众多的多民族多民俗历史文化古迹，这些文化遗产的发展与保护缺乏相对应的适合的多种风格与类型的维护与修复工作较为复杂，特别在修复技术上由于实践经验较少，技术研究不到位，很多文化遗产出现了修复危机等等情况。如果保护技术得不到长足有效地发展，未来我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将会面临着严峻地考验，保护工作不到位，未来发展将会无从提起。
三、如何进一步发展与保护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
1.加强政府引导作用，推动协调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涉及方方面面的社会综合性事业，促进我省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首先应当以政府引导为宗旨，任何个人、团体都不得以其利益来捆绑历史文化遗产利益。政府在这一方面要加大打击力度，为综合发展、综合修复、综合维护、综合整治等四大方面提供一系列政策支持与资金倾斜。同时，政府还应当在开放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上加快改革推进步伐，不能以短时期发展代替长效发展，要切实制定与落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政府再实行宏观调控的同时，应当推动文物保护部门、规划部门、旅游部门等统一协调合作，加强综合保护与治理步伐，真正在全省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综合保护与协调发展。
2.引进人才与提升关键性技术
由于历史文化遗产年代久远，部分遗产保护难度过大，其中关键性技术难以短时间内掌握。并且，目前国内优秀的文物保护人才较少，例如以我省境内的莫高窟壁画为例，由于年代久远，部分壁画亟待保护性修复，而我省目前可以进行壁画保护性修复的人才极少，尚不够进行保护性修缮的标准。而且由于我省境内较多的靠山历史古迹，这些古迹保护难度极大，所需要的人才较多。在关键性古迹保护技术上，国内缺乏核心修复技术，现在国际上流行的碳修复技术以及高新蓝光科技修复技术都没能在根本上掌握。
3.结合自身条件，创新发展与保护
我省境内拥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有的古迹地处山川、有的古迹地处河流地区、有的古迹地处平原地区，针对我省各种不同历史文化遗产的地理位置条件的不同，可以制定出不同的发展策略。首先应当着重分析自身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一定的总结与研究，从而制定出可行性保护与发展计划，同时还有看重未来发展，切莫贪图短期效益，不能超越自身基础条件，搞空想保护或发展。我国其它地区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上拥有一定的先进经验，我省各地区应当努力学习并加以研究总结，结合自身发展现状，统筹发展，坚持以保护为主、发展为辅的科学理念，创新多种渠道。可以引进社会资金进行修缮与开发，可以吸引外地投资与旅游，可以用历史文化不断丰富地方内涵，可以加强自我认知，不断充实调整巩固提高。
4.进一步开发资源，发展与保护并存
虽然我省绝大部分历史文化遗产都已经名列保护与发展范畴，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现今资源开发工作仍然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部分历史文化遗产并没有真正发挥其自身优势效能，这也给进一步开发资源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性条件。未来我省应当坚持发展与保护并存的方针，不断开发现有的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在筹措资金的基础上，进行保护与协调统一。发展与保护从来不是一个相互冲突的焦点性问题，发展问题也并不是以破坏保护为代价。实践证明，发展与保护可以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协调与统一，我省应当总结开发经验，提倡多种保护举措与机制，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发展增添新的力量。
四、总结
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分析与发展现状，提出了现今保护难题与发展策略，在一定意义上给历史文化遗产发展决策者提供一些建议与参考。同时，本文在几点改进措施上的详细概述，应当值得社会大众的重视与研究，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一旦错失保护的时机，我们将会永远失去这些珍贵的遗产，因此全社会应当加以重视与关注，为我省历史文化遗产与发展贡献力量与智慧！
参考文献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泰山；石刻；全真教
泰山有丰富的石刻遗存，是泰山历史的一个见证。泰山又是一座道教名山，泰山道教的历史也深深地印在了泰山石刻之中。尽管由于石刻的缺失损毁和在时空分布上的不均衡，它所承载的泰山道教的历史已经不很完整，但对泰山全真教来说，还是能够据此勾勒出其历史发展的一个相对完整的轮廓。
全真教产生于12世纪的金代，正式创立于山东半岛。其后不久，全真教即传人泰山地区，并且一直延续至今。泰山全真教的发展历程与整个全真教是一致的，大体可以分为金元和明清两个阶段，前者是其由产生而发展到鼎盛的时期，后者是其由盛转衰并最终衰落的时期。
金代，全真教在泰山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而到元代，随着全真教整体的兴盛，泰山道教也成了全真教的天下了。
有文献记载全真七子中的丘处机(如《岱史》)和孙不二(如《泰山道里记》)均曾修炼于泰山，恐不可信。金代全真教在泰山最著名的道观，应该是在其西北麓五峰山志仙峰下的洞真观。元好问在《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中述说了它的来历：“泰和(1201—1208)中，全真师丘志圆、范志明刷地于此，屋才数椽而已。丘、范而没，同业王志深、李志清辈增筑之，始有道院之目。堂庑既成，贞祐(1213—1217)初，人口粟县宫，得为洞真观。”记中所述丘、范、王、李等人，均为广川真静大师崔道演的弟子。
崔道演应该是金代泰山最著名的全真道士，“道行孤峻，口坐林间，于世无所与合，昆嵛口普照范炼师特慎许可，每一见必留语弥日。”普照范炼师即普照真人范圆曦，是全真七子之一的太古真人郝大通的弟子，当时正主持东鲁道教事。能得到范圆曦的赞许，可见崔道演不是一般道士所能比的。杜仁杰为之作《真静崔先生传》，对他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传曰：“先生姓崔氏，讳道演，字玄甫，观之蓓人，真静其号也。赋性雅质无俗韵……去家为道土，师东海刘长生，甚得其传。……假医术筑所谓积善之基，富贵者无所取，贫窭者反多所给，是以四远无夭折，人咸德之。”传中还记叙了他的几件神异之事，以显示其道行高深。
崔道演不仅道行高深，而且医术高明，活人无数，积累了无量功德。他的弟子显然也继承了这种作风，《五峰山重修洞真观记》就记述了王志深的种种济世之功：“志深外质而内敏，苦己利物。往时避兵布山，游骑所及，乡之人被重创者狼籍道路。志深扶伤救死尸秽间，亲馈粥药，恻然有骨肉之爱，赖以全活者余百人。祭酒以来，连口起茇舍，凡有徒老与夫环处而无供者，口厚为调护之。”崔道演师徒这种内外兼修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功行双全，是在全真道士中普遍存在的，也是全真教义所要求的。
金代泰山全真教另一著名的道观是全真观，在泰山西南五十里的上章村，其创立者是泰安人巨阳子韩志具。宋子贞《全真观记》载：“金明昌(1190—1196)间，道者巨阳子始筑室其上，学为全真。寻请于有司，因得今额。……居既久，将薄游诸方，命其徒张志超嗣主观事。志超亦宽和能辑众，雅为道俗信向。继而州将李侯贵及其弟故帅进、进妻陇西郡夫人萧氏同助营缮，踵而成之。”
由此可知，全真观是由韩志具创建、其弟子张志超最终完成的。全真观创立的时间比洞真观还要早，不过就目前所知的情况来看，全真观的名气远不如洞真观。
元代是全真教发展的鼎盛时期，对泰山来说也是如此。这一时期，泰山全真教的宫观众多，而且大多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元代泰山最著名的全真道士张志纯。
张志纯是泰安埠上保(今山东肥城)人，生卒年不详。据杜仁杰《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载，当时张家“以财谷雄里社”，实际上也只是“有田若干亩，有牛若干角”而已，但是能够“周急继困，过官无问贵贱，馆之如一”，所以“当时遂有长者之称”。张志纯生在这样一个为富且仁的家庭里，可谓宿有道缘。
张志纯自幼不爱居家，十二岁就离家入山学道去了，拜崔道演为师，得名志伟，号天倪子，后来为元朝皇帝所赏识，赐名志纯。短短几年工夫，张志纯已经名满齐鲁了。当时各地的地方官都是武将出身，但见到张志纯无不屈膝礼敬。当时东平行台严实让范圆曦住持万寿上清官，又再三邀请张志纯作其副手。张志纯赴任后不久，观内诸事“废者兴，缺者完，惰者勤，慢者敬，凡所应用，无一不备”。张志纯于是以“峻洁知办”称于道林，朝廷赐号崇真保德大师，并授紫衣。但张志纯并不为所动，而是“慨然拂衣，复还布山之旧隐”。
张志纯最为人称道之处，也是他对泰山全真教的最大贡献，是他主持修建了大量的宫观。金元之际，战乱频繁，经久不息，泰山宫观遭到严重毁坏。战乱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张志纯毅然挑起了重建的重担。《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对此事的来龙去脉作了详细的记述，说他历经三十余年，重修、新建了玉女祠、南天门、会真宫、玉帝殿、圣祖殿、朝元观和蒿里山神祠等宫观。徐世隆的《岳阳重修朝元观记》和《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具体记述了张志纯重修朝元观和蒿里山神祠的经过。鉴于张志纯对泰山宫观的修建之功，朝廷对他“特加崇真明道圆融大师之号，兼提点泰安州教门事”；中统四年(1263)，又“蒙燕都大长春宫掌教诚明真人专使赍奉圣训，委师提举修饰东岳庙事”。把东岳庙这一帝王祭祀的专用场所交由张志纯去“修饰”，可见朝廷对其信任之深。
张志纯在当时影响很大，深受教内及教外各阶层人士的敬仰。在全真教内部，不仅一般道众，就是掌教祁志诚也对他十分尊敬。《重修东岳蒿里山神祠记》说他与张志纯意气相投，所以竭力促成张志纯的修建事业；《岳阳重修朝元观记》则说他为了让张志纯主持重修朝元观，甚至下拜不起。掌教尚且如此，一般道众就更不用说了。教外，朝廷赐给他大师封号，地方官员把他视为座上宾。文人学士也对他非常景仰，像大文学家元好问、翰林集学士徐世隆、著名隐士杜仁杰等，都作有赠他的诗。至于一般百姓，对他更是崇拜。据《泰安阜上张氏先茔记》载，在修建宫观的时候，“人忘其死而成师之志”，以至于时人感叹道：“虽国朝为之，亦不能齐一如此。”以上这些都充分展示了张志纯的人格魅力。
除了张志纯修建的之外，泰山在元代还修建了其他一些全真教官观，比较著名的有长春观、会仙观、洞虚观等，这里不再赘述。二
经过元朝的鼎盛之后，全真教在明朝开始衰落。这其中当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如元朝时全真教内出现了末流贵盛、高层腐化等现象，对后来全真教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明朝统治者虽然也尊崇道教，但尊崇的是正一教，全真教则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泰山全真教也开始走下坡路。
在明朝的大部分时间里，泰山全真教一直处于低谷。在明朝前期和中期，不仅在史书中很少见到有关泰山全真教的记载，而且在石刻中也罕觅其踪影。不过到了明朝后期，情况就变得不同，泰山全真教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兴盛期。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三阳观的崛起；二是洞真观的复兴。
不管明朝政府对全真教的态度如何，鉴于泰山的特殊地位，它对泰山道教还是非常重视的，将两级道教管理机构——泰安府道纪司和泰安县道会司——分别设在岱庙和碧霞祠，并规定岱庙住持由朝廷任免，使岱庙和碧霞祠成为当时泰山道教活动的中心。不过，明朝泰山最有影响的道士并不出自这两座道观，而是三阳观的昝复明。
咎复明，号云山，陕西渭南人。他的师父是王阳辉，号三阳，祖籍沈阳，后迁居于山东东平。据观中所藏明于慎行所作《重修三阳观记》载，王阳辉曾经“穷游四域，遍历名山”，后来携昝复明归而隐于泰山。嘉靖三十年(1551)，王阳辉与昝复明在泰山之阳的凌汉峰下“伐木薙草，凿石为窟以居”。后来又在别人的帮助下，修起一个草庵，名之为“三阳庵”。王阳辉死后，昝复明继承师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使三阳庵面貌一新，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神宇庄严的道观，于是更名为“三阳观”。从此以后，“四方道俗，香火醮祝，岁月无虚”，几乎可以与泰山最著名的东岳庙相提并论，可见此时三阳观道场之盛了。
三阳观在昝复明时达到鼎盛，有徒子徒孙近百人。不仅民间百姓、达官贵人前来焚香醮祀，就连皇亲国戚来朝拜岱顶的碧霞元君，也要来此作醮。观中有三通《皇醮碑记》和一处摩崖的皇醮记文，记录了万历年间明神宗所宠爱的郑贵妃四次派人来泰山祭拜泰山娘娘，并在三阳做醮的历史事实。四处石刻虽然所刻时间不同：第一次在万历十七年(1589)十月，第二次在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第三次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第四次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但内容和格式大致相同。其中前三次都是由昝复明立石，最后一次是由郭志合立石，因为就在此前一年的万历二十六年(1598)，咎复明已经去世了。
三阳观南有道士墓群，据现存的墓碑所记，三阳观全真教徒的传法谱系为：“崇静真阳复，志坚守太玄。智礼清白信，存义法明长。道贵诚正理，德尚宽和行。参赞乾坤机，变运造化功。”查《诸真宗派总簿》，知其属于全真教中的果老祖师云阳派，其门徒师承明确，辈份清楚，至民国年间的住持满贵祥，在泰山共传十九代。现三阳观山门前立有一碑，碑文即冯玉祥于1934年所撰的《三阳观道士满贵祥赞》，可惜曾遭破坏，已经不能辨读完全。
洞真观在明朝后期的复兴，也与明神宗有着密切关系。万历年间，明神宗为供奉其母李太后，命全真道士周云清再次将洞真观整修扩建，创构官宇，横殿岿崇，金碧辉煌，号称极盛，并建九莲殿，封李太后为九莲菩萨。据观中所藏《颁藏经敕谕碑》载，万历二十七年(1599)，明神宗在颁发给岱庙一部《道藏》的同时，也颁发给洞真观一部《道藏》。明神宗还改洞真观为“保国隆寿宫”，并敕建隆寿宫石坊。由此可以看出，洞真观在明后期与皇室的关系确实不一般。于是乎一时间，洞真观香火大盛，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不过好景不长，到了清代，洞真观同样渐渐衰落下去，到清末时已大部倾圮。
满清时期，统治者素无道教信仰，尽管清初为了笼络汉人，曾经对道教有所重视，并因而成就了全真龙门派的一次中兴，甚至出现了“龙门、临济半天下”之说。但是此后，清朝诸帝对道教都没有兴趣，道教失去了统治者的扶植，更加无力振作了。到清末民初，全真教随着整个道教一起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最终衰落下去。
清代的泰山全真教，总的来说乏善可陈，在石刻中也没留下什么值得夸耀之处。而除了统治者的不重视之外，促使其最终衰落下去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以碧霞元君为代表的民间神祗信仰的空前发展。碧霞元君又称泰山奶奶、泰山娘娘等，对其信仰自宋端以来发展迅速，到明朝时，碧霞元君不仅和泰山之神东岳大帝一样走出了泰山，成为全国性的信仰，而且最终超过了东岳大帝，在民众心目中占有崇高的地位。
历史发展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管理会计；发展；回顾；展望
20世纪以来管理会计（1）的发展，丰富了会计学科的内容，改变了人们的会计理念，标志着会计学科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在回顾中西方管理会计发展的基础上，展望管理会计的未来发展方向。
一、20世纪西方管理会计发展的回顾
自从会计学科产生“同源分流”之后，管理会计得到迅速的发展。20世纪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追求效率的管理会计时代（20世纪初到50年代）
20世纪管理会计的发展源于1911年西方管理理论中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泰罗（F.W.Taylor）发表了著名的《科学管理原理》（PrinciplesofScientificManagement）。伴随着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标准成本”（Standardcost）、“预算控制”（Budgetcontrol）和“差异分析”（Varianceanalysis）等这些与泰罗的科学管理直接相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被引进到管理会计中来（余绪缨，1983）。与此同时，会计学术界也开始涉及管理会计有关问题的研究。从1918年开始，哈里森（G.C.Harrison）一直致力于标准成本的研究，先后发表了《有助于生产的成本会计》（CostAccountingtoAidProduction）、《新工业时代的成本会计》（CostAccountingintheNewIndustrialDay）和《成本会计的科学基础》（ScienticBasisforCostAccounting）等著作。1919年创立的美国全国成本会计师协会（2）有力地推动了标准成本计算的开展。到20年代，标准成本已经十分普及并有了很大发展。1930年，哈里森还把他对标准成本计算的研究成果写成了《标准成本》一书（费文星，1990）。192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首先开设了“管理会计”讲座，主持人麦金西（J.O.Mckinsey）被誉为美国管理会计的创始人。1921年6月美国国会颁布了《预算与会计法》，对当时的私营企业推行预算控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了全面介绍预算控制的理论，麦金西于1922年出版了美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预算控制的著作《预算控制论》（Budgetarycontrol）。同年，奎因坦斯（H.W.Quaintance）出版了《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入门》（ManagerialAccounting：anIntroductiontoFinancialManagement）一书，第一次提出了“管理会计”这个名称。1924年麦金西又公开刊印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管理会计”命名的著作《管理会计》（ManagerialAccounting）。同时，布利斯（Bliss）所写的一部管理会计方面的著作《通过会计进行经营管理》（ManagementThroughAccounts）也问世了（杨宗昌等，1992）。美国会计史学界认为，上述几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管理会计初步具有统一的理论。
以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会计，其基本点是在企业的战略、方向等重大问题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协助企业解决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经济效果问题。尽管如此，同企业管理的全局、企业与外部关系等有关问题还没有在管理会计体系中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个时期的管理会计追求的是“效率”（Efficiency），它强调的是把事情做好（DoingThingRight）。
（二）追求效益的管理会计时代（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进入了所谓战后期。这时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形势，战前曾风靡一时的“科学管理学说”就显得非常被动，其重局部、轻整体的根本性缺陷暴露无遗，并不能与之相适应。正是由于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的根本缺陷，不能适应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要求，它为现代管理科学所取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对管理会计的发展，在理论上起着奠基和指导的作用，在方法上赋予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使其面貌焕然一新。
在50年代，为了有效地实行内部控制，美国各大企业普遍建立了专门行使控制职能的总会计师（Controller）制。1955年美国会计学会拟定计划，对施行控制最常用的成本概念加以明确。在195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又以管理实践中的各种管理会计方法为素材，对其本质意义和使用方法作了说明。在该份报告中明确地指出了管理会计基本方法即标准成本计算、预算管理、盈亏临界点分析、差量分析法、变动预算、边际分析等，从而组建了管理会计方法体系的基础。60年代，电子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业绩会计”和“决策会计”，从而使管理会计的理论方法体系进一步确定。1962年贝格尔（Becker）和格林（Green）发表的《预算编制和职工行为》（BudgetingandEmployeeBehavior）对管理会计的另一个重要内容——行为会计作了精辟的论述。进入70年代之后，又有柯普兰（Caplan）的《管理会计和行为科学》（ManagementAccountingandBehavioralScience）、霍普伍德（Hopwood）的《会计系统和管理行为》（AnAccountingSystemandManagerialBehaviour）等优秀著作问世。上述这些著作对管理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具有一定的意义。到70年代末，美国学术界对于管理会计理论体系的研究可谓达到了高峰，仅以成本（管理）会计命名（3）的专著和教科书就有近百种之多，可谓群芳竞香，百花争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穆尔（Moore）和杰德凯（Jaedicke）合著的《管理会计》（ManagerialAccounting）、纳尔逊（Nelson）和米勒（Miller）合著的《现代管理会计》（ModernManagerialAccounting）和霍恩格伦（Horngren）的《管理会计导论》（IntroductiontoManagementAccounting）等。这些著作在美国相当流行，被公认为美国各大学会计专业的权威教材（杨宗昌等，1992）。这个时期的管理会计追求的是“效益”（Effective），它强调的是首先把事情做对（DoingRightThing），然后再把事情做好（DoingThingRight）。至此，管理会计形成了以“决策与计划会计”和“执行会计”为主体的管理会计结构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