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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务监管论文范文第1篇
(一)具有行政公允的价值取向
在监管工作中真正让公众在公共利益面前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就应当体现一种监管的正义。行政的重要特点之一在于行政行为一旦做出，必然会给行政相对方带来权利及义务上的改变。而法律、法规、规章和权威性文件作为实施行政行为的基本依据，在实践中必然会遇到立法者原本未能预见到的问题，因此始终会面临自由裁量的存在。这就需要监管者必须始终正确理解指导他们行为的命令的精神，才有可能作出最有价值的行政判断，这就是监管文化中的公允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保险企业、保险消费者甚至社会公众都可能成为行政相对人。这就要求监管者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要摆脱追逐私利的“理性经济人”束缚，获得“公共人”的品质，将自身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心理素质、职业操守等文化因素转化为一种公允之道和行动指南，公正、公开地处理各种事务，依法公平地对待每一个行政相对人，使“公共善意”成为监管机关的自觉追求，担负起提供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除此之外，这种公允精神还应体现在行政效果的衡量标准上，即监管行为的结果应使得监管对保险事务的管理处于一种合理状态，监管不仅不妨碍相反会促进权利和义务、资源与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从而得到社会普遍认可。
(二)坚持阶段性和与时俱进原则
任何文化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展开，不可能超越历史阶段。推进保险监管文化建设，要充分认识保险监管事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当前监管形势的复杂性，制定切实可行的文化发展战略。同时，保险监管文化建设应牢牢把握形势变化，始终站在保险事业发展前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去认识、把握和遵循保险监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断推进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使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始终体现时代性，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坚持实践创新原则
实践表明，构建优良监管文化要坚持与现有的创建创先争优等活动紧密结合，将保险监管文化的价值取向贯穿其中，使抽象的监管文化内涵在具体实践中展现出来，使监管干部充分领悟监管文化的实质，在思想观念上不断提高对核心价值理念的广泛理解、认同和践行。
二、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现实途径
(一)建立健全相关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责任机制。保险监管机构要把保险监管文化建设任务进行层层分解细化，逐级明确责任，落实任务，做到总体有目标，人人有分工，共同推动，抓好落实。二是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推进机制。保险监管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要制定时间表，细化实施计划安排，形成分阶段、分步骤、可持续的推进机制，切实做好相关工作。三是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参与机制。保险监管机构应发动全体监管干部参与到保险监管文化建设中来，形成领导干部带头，党员干部带动，群团组织推动的全员参与机制。四是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文化建设的宣导机制。保险监管机构要建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宣导机制，使保险监管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在每一名监管干部中入脑入心，将思想认识转化为行动，形成合力，推动工作。五是建立保险监管文化建设考评机制。把保险监管干部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创造性作为干部队伍建设重要内容，纳入干部培养教育、提拔使用目标评价体系，注重发挥群团等组织的作用，鼓励保险监管干部深入研究监管文化的特点和规律，深入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加强分类监管、专项监管、跟进督导，提高保险监管工作的科学化水平，真正把保险监管文化建设抓实抓好抓出成效。六是建立保险监管文化创新激励机制。支持保险监管文化首创精神，从战略层面、组织层面、学术层面、技术层面、操作层面等，全方位建立健全保险监管文化创新激励机制，对保险监管文化创新成果、典型人物事迹进行表彰，推动干部注重从保险监管文化建设过程中汲取、提炼和升华各种新的文化元素和要素，促进保险监管文化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向高层次推进。
(二)齐抓共管、多方参与
保险业务监管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综合经营；风险；监管
一、非银行业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效应
Brewer，E.，Fortier，D.和Pavel，C.指出由于在传统信贷业务市场占有率竞争力下降，银行开始进行金融创新从事非银行业务，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对非银行业务小规模的投资往往会降低风险，除了与证券相关的业务之外，在大部分非银行业务中，10％规模的投资不会增加风险，而且最小的风险组合是87.6％投资于银行，7.5％投资于保险经纪人，4.9％投资于寿险业。而Rosen，R.J.，Lloyd-Davies，P.R.，Kwast，M.L.和Humphrey，D.B.在这方面的研究更为细致入微，他们指出银行具有一种新的投资能力可以对不动产直接进行股权投资，对这种新能力具有潜在影响的证券投资组合分析通过两组对不动产直接投资产生收益的数据得以展示。理论上，银行应该受益于这种多样化的投资组合策略，但是实践中的结果表明风险在不断积聚，此外，因为每种具体证券业务是不同，因此产生的风险也是有差别的。Boyd，J.H.，Graham，S.L.和Hewitt，R.S.探讨了银行控股公司合并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的风险与收益效应，通过模拟研究发现，银行控股公司介入非银行业活动所产生的风险与收益因产业不同而有差异，银行与寿险公司合并的风险是最小的，而银行和证券公司或银行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合并则会显著地增加风险。Wall，L.D.，Noe，T.H.和Rebeilo，M.J.指出在银行控股公司是否应该从事非银行业务的讨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扩张非银行业务对银行控股公司的风险影响。他们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对比了从事非银行业务的银行控股公司和没有从事非银行业务的银行控股公司风险暴露程度。他们发现银行控股公司从事保险业务(包括寿险和财产险)往往会降低风险，而银行控股公司从事证券业务或者不动产投资可能会增加风险，研究结果发现，虽然银行介入证券活动可以产生分散风险的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时也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当然他们也指出将投资于不动产的比例控制在4％以下，将投资于证券资产的比例控制在9％以下，能够达到最大分散风险的效果。
二、基于内部关联交易的风险传递问题
La Porta，R.，Lopez-de-S~anes，F.，Shleifer，A.和Vishny，R.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起源(主要划分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两大类)决定了该国对内部关联交易监管的框架体系。在法律起源不同的国家中，公司内部知情人对外部非知情人利益掠夺的能力、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因为不同法系国家在公司法与破产法相关规定中对少数股东与债权人的保护程度是不同的。Shleifer，A.和Vishny，R.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司治理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内部关联交易问题，普遍认为公司中有实际控制权的人(既包括管理者也包括控股股东)更愿意将公司的财富占为己有而非和其他投资者共享。内部关联交易包括很多形式，如过度的额外补贴、过高薪酬、转移定价、内部人贷款、定向债券发行中自有金融交易等。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方法，即“反对内部关联交易指数”(anti-Self-dealingindex)，用以衡量对少数股东权利免受公司内部知情人士剥夺的法律保护程度。而且，他们还指出对内部关联交易有效的监管要求对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潜在利益冲突进行全面的披露。
金融控股集团层面的内部关联交易具有其特殊性。根据1999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IS)、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和保险监管国际协会(IAIS)联合的《集团内部交易和公开以及风险集中原则》，内部关联交易是指金融企业集团内被管制实体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同一集团内部的其它实体来履行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支付性或非支付性债务所进行的任何交易。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交叉持股；集团内部一个公司代表另一个子公司进行交易；在多元化金融集团内部短期流动性的集中化管理；向集团内部其他子公司提供或者从其他子公司获得担保、贷款或承诺；管理和其他服务安排，如养老金安排或后台服务；子公司之间资产的买卖；通过再保险的风险传递引起与第三方有关的风险在集团不同子公司之间进行传递的交易。Dierick，F.认为内部关联交易的积极作用体现为一方面可以促进金融控股公司实现范围经济与协同效应，分散现金流变动风险并且减少外部融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金融控股公司创造了监管套利机会，但其消极作用也不可忽视，会增加了道德风险，导致风险在集团内部各个实体之间传递，并使得风险传播。
三、金融体系的风险研究
Allen，L.和Jagtiani，J.通过考察银行控股公司中证券与保险业务风险影响，发现这些非银行类业务虽然可以降低公司的整体风险，但是却会增加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进而，降低公司的多样化能力。而且，对风险单位价格的定价并没有涵盖对系统性风险暴露增加的风险溢价。Wilmarth，A.E.考察了1975-2000年间美国金融业的变迁情况，指出金融控股公司由于存在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冲突问题，并不一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反往往会加剧金融控股公司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而监管不足进一步导致监管当局无法控制金融控股公司的非理，从而加剧系统性风险。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金融业综合经营会加剧金融危机爆发风险的论断提出了质疑，并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成因进行了重新反思。Barth，J.，Caprio，G.和Levine，R.(2000)通过分析至少60个国家的数据，指出一个国家对混业经营限制越多，其结果往往导致金融业更低的运行效率，更加脆弱的金融体系，更容易爆发金融危机。
四、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防火墙制度研究
设立防火墙制度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设立防火墙可以防止金融控股公司因内部关联交易而使风险在集团内部传递，尤其是防止非银行风险向银行转移，引发挤兑危机，以致威胁整个金融系统，导致经济危机。Calomiris，C.W.强调了银行安全网的重要性，他指出金融控股公司应该在银行与证券业务之间设立防火墙，一方面可以防止证券业务失败风险(如股票下跌)传染给银行，避免银行遭受挤兑危机，有利于支付体系的健康运行；另一方面缓解存款人对负面信息的过度反应。席涛指出了防火墙的本质，即将不同业务单元产生的风险限制在各自业务领域内，防止风险的
传递和扩散，避免某一金融机构的风险危及整个金融系统。防火墙的设立应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应当注意“度”
的问题，既不能过于严格，也不能过于宽松。Froot，K.A.和Stein，J.C.指出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统一风险管理会使公司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本进而增强集团内部各个经营实体间的相互依赖性，他们考虑了风险变体――银行范围内的资本成本效应――这涉及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一个业务部门大规模风险暴露对其他业务部门增加资本成本的影响，银行综合地选择资本结构、风险管理政策与投资策略而非加强短期运行的资本约束。尽管如此，当资本成本较大时，银行会使得资本总量经济化并且在作出投资决策时考虑风险管理因素。Lam，J.认为统一风险管理可以帮助集团更好地理解不同业务种类、顾客以及潜在并购的风险与回报的对价。Mudge，D.强调了金融控股公司采取一致的体系框架用以评估公司范围内不同金融活动的风险与回报对于评估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的成本与收益至关重要。
五、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研究
Howell E.Jackson指出了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所面临的两个重要挑战：第一个重要挑战是监管者需要考虑不同属性的业务，必须要考虑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层面的整体风险。尽管不同的业务(如银行、证券、保险业务)有各自对应的监管者，但这些单独监管者不可能具有整合与管理其他业务风险的能力。监管者所面临的第二个重要挑战是难以对跨国界的金融控股公司进行风险监管。由于跨国金融控股公司要符合当地法律与监管制度的相应要求，因此一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很难统一跨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监管标准。ChrNtine，M.C.和Beverly，J.H.认为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复杂性，应当将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监管相结合，而如何建立协调统一的风险管理系统涉及很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难题。此外，产业资本大规模地涉足金融业，缺少相关法律的制约，存在监管盲点，对监管模式和监管立法提出了重大挑战。
以上是笔者从风险和监管两个纬度，对国内外有关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的研究文献进行地简要梳理。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对于目前对于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研究，比较系统和深入，对于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缺乏，大多还是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防止金融控股公司内部风险传递问题的防火墙制度研究。
参考文献：
[1]AlIen，L.，dagtiani，J.，2000.The risk effects of combiningbanking，securities，and Insurance activities.Journal of Economics andBusiness，VOI.52，pp.485-497.
[2]Brewer，E.，Fortier，D.，ravel，c.,1 988，Bank risk fromnonbank activities.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2，pp.14-26.
[3]Boyd，J.H.，Graham，s.L.，Hewitt，R.s.，1 995.Bankholding company mergers with nonbank financial firms.Effects on therisk of failure.Banking and Finance，Vol.17，DD.46-65.
[4]Calomiris，c.w.，1999.Building an incentive-compatiblesafety net.Banking and Finance，Vol.25，pp.1499-1519.
[5]Christine，M.C.，Beverly，J.H.，2001.The Challenges of giskManagement ln Diversified Financial Companies，Economic Policy geview，Vol.7，pp.1-17.
[6]席涛：复杂的市场细致的变法漫长的改革――美国66年金融体制演变的启迪[J].国际经济评论，2005(5)：22-25.有关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研究的文献综述／赵晓琦
摘要：在我国现今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管制体制下，我们既要肯定金融控股公司存在的价值与积极意义，也要直面其风险，重视风险监管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有关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研究的相关经典文献进行综述，意在为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的理论根据。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综合经营；风险；监管
一、非银行业务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效应
Brewer，E.，Fortier，D.和Pavel，C.指出由于在传统信贷业务市场占有率竞争力下降，银行开始进行金融创新从事非银行业务，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对非银行业务小规模的投资往往会降低风险，除了与证券相关的业务之外，在大部分非银行业务中，10％规模的投资不会增加风险，而且最小的风险组合是87.6％投资于银行，7.5％投资于保险经纪人，4.9％投资于寿险业。而Rosen，R.J.，Lloyd-Davies，P.R.，Kwast，M.L.和Humphrey，D.B.在这方面的研究更为细致入微，他们指出银行具有一种新的投资能力可以对不动产直接进行股权投资，对这种新能力具有潜在影响的证券投资组合分析通过两组对不动产直接投资产生收益的数据得以展示。理论上，银行应该受益于这种多样化的投资组合策略，但是实践中的结果表明风险在不断积聚，此外，因为每种具体证券业务是不同，因此产生的风险也是有差别的。Boyd，J.H.，Graham，S.L.和Hewitt，R.S.探讨了银行控股公司合并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的风险与收益效应，通过模拟研究发现，银行控股公司介入非银行业活动所产生的风险与收益因产业不同而有差异，银行与寿险公司合并的风险是最小的，而银行和证券公司或银行与房地产公司之间的合并则会显著地增加风险。Wall，L.D.，Noe，T.H.和Rebeilo，M.J.指出在银行控股公司是否应该从事非银行业务的讨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扩张非银行业务对银行控股公司的风险影响。他们采用了实证研究方法，对比了从事非银行业务的银行控股公司和没有从事非银行业务的银行控股公司风险暴露程度。他们发现银行控股公司从事保险业务(包括寿险和财产险)往往会降低风险，而银行控股公司从事证券业务或者不动产投资可能会增加风险，研究结果发现，虽然银行介入证券活动可以产生分散风险的效果，但不可否认的是，同时也面临更高的经营风险，当然他们也指出将投资于不动产的比例控制在4％以下，将投资于证券资产的比例控制在9％以下，能够达到最大分散风险的效果。
二、基于内部关联交易的风险传递问题
La Porta，R.，Lopez-de-S~anes，F.，Shleifer，A.和
Vishny，R.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起源(主要划分为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两大类)决定了该国对内部关联交易监管的框架体系。在法律起源不同的国家中，公司内部知情人对外部非知情人利益掠夺的能力、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因为不同法系国家在公司法与破产法相关规定中对少数股东与债权人的保护程度是不同的。Shleifer，A.和Vishny，R.指出在过去的20年中，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公司治理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内部关联交易问题，普遍认为公司中有实际控制权的人(既包括管理者也包括控股股东)更愿意将公司的财富占为己有而非和其他投资者共享。内部关联交易包括很多形式，如过度的额外补贴、过高薪酬、转移定价、内部人贷款、定向债券发行中自有金融交易等。此外，他们还提出了一种新的测量方法，即“反对内部关联交易指数”(anti-Self-dealingindex)，用以衡量对少数股东权利免受公司内部知情人士剥夺的法律保护程度。而且，他们还指出对内部关联交易有效的监管要求对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潜在利益冲突进行全面的披露。
金融控股集团层面的内部关联交易具有其特殊性。根据1999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IS)、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和保险监管国际协会(IAIS)联合的《集团内部交易和公开以及风险集中原则》，内部关联交易是指金融企业集团内被管制实体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同一集团内部的其它实体来履行契约性或非契约性的、支付性或非支付性债务所进行的任何交易。主要有以下表现形式：交叉持股；集团内部一个公司代表另一个子公司进行交易；在多元化金融集团内部短期流动性的集中化管理；向集团内部其他子公司提供或者从其他子公司获得担保、贷款或承诺；管理和其他服务安排，如养老金安排或后台服务；子公司之间资产的买卖；通过再保险的风险传递引起与第三方有关的风险在集团不同子公司之间进行传递的交易。Dierick，F.认为内部关联交易的积极作用体现为一方面可以促进金融控股公司实现范围经济与协同效应，分散现金流变动风险并且减少外部融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金融控股公司创造了监管套利机会，但其消极作用也不可忽视，会增加了道德风险，导致风险在集团内部各个实体之间传递，并使得风险传播。
三、金融体系的风险研究
Allen，L.和Jagtiani，J.通过考察银行控股公司中证券与保险业务风险影响，发现这些非银行类业务虽然可以降低公司的整体风险，但是却会增加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进而，降低公司的多样化能力。而且，对风险单位价格的定价并没有涵盖对系统性风险暴露增加的风险溢价。Wilmarth，A.E.考察了1975-2000年间美国金融业的变迁情况，指出金融控股公司由于存在复杂的组织结构和冲突问题，并不一定能够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反往往会加剧金融控股公司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而监管不足进一步导致监管当局无法控制金融控股公司的非理，从而加剧系统性风险。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对金融业综合经营会加剧金融危机爆发风险的论断提出了质疑，并对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成因进行了重新反思。Barth，J.，Caprio，G.和Levine，R.(2000)通过分析至少60个国家的数据，指出一个国家对混业经营限制越多，其结果往往导致金融业更低的运行效率，更加脆弱的金融体系，更容易爆发金融危机。
四、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防火墙制度研究
设立防火墙制度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设立防火墙可以防止金融控股公司因内部关联交易而使风险在集团内部传递，尤其是防止非银行风险向银行转移，引发挤兑危机，以致威胁整个金融系统，导致经济危机。Calomiris，C.W.强调了银行安全网的重要性，他指出金融控股公司应该在银行与证券业务之间设立防火墙，一方面可以防止证券业务失败风险(如股票下跌)传染给银行，避免银行遭受挤兑危机，有利于支付体系的健康运行；另一方面缓解存款人对负面信息的过度反应。席涛指出了防火墙的本质，即将不同业务单元产生的风险限制在各自业务领域内，防止风险的传递和扩散，避免某一金融机构的风险危及整个金融系统。防火墙的设立应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应当注意“度”
的问题，既不能过于严格，也不能过于宽松。Froot，K.A.和Stein，J.C.指出金融控股公司内部统一风险管理会使公司能够有效地分配资本进而增强集团内部各个经营实体间的相互依赖性，他们考虑了风险变体――银行范围内的资本成本效应――这涉及金融控股公司内部一个业务部门大规模风险暴露对其他业务部门增加资本成本的影响，银行综合地选择资本结构、风险管理政策与投资策略而非加强短期运行的资本约束。尽管如此，当资本成本较大时，银行会使得资本总量经济化并且在作出投资决策时考虑风险管理因素。Lam，J.认为统一风险管理可以帮助集团更好地理解不同业务种类、顾客以及潜在并购的风险与回报的对价。Mudge，D.强调了金融控股公司采取一致的体系框架用以评估公司范围内不同金融活动的风险与回报对于评估集团内部关联交易的成本与收益至关重要。
五、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面临的挑战与发展趋势研究
Howell E.Jackson指出了对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所面临的两个重要挑战：第一个重要挑战是监管者需要考虑不同属性的业务，必须要考虑金融控股公司集团层面的整体风险。尽管不同的业务(如银行、证券、保险业务)有各自对应的监管者，但这些单独监管者不可能具有整合与管理其他业务风险的能力。监管者所面临的第二个重要挑战是难以对跨国界的金融控股公司进行风险监管。由于跨国金融控股公司要符合当地法律与监管制度的相应要求，因此一国的金融监管当局很难统一跨国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监管标准。ChrNtine，M.C.和Beverly，J.H.认为由于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复杂性，应当将内部风险控制和外部风险监管相结合，而如何建立协调统一的风险管理系统涉及很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难题。此外，产业资本大规模地涉足金融业，缺少相关法律的制约，存在监管盲点，对监管模式和监管立法提出了重大挑战。
以上是笔者从风险和监管两个纬度，对国内外有关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的研究文献进行地简要梳理。通过文献综述，可以发现对于目前对于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的研究，比较系统和深入，对于金融控股公司风险监管研究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缺乏，大多还是探讨如何构建和完善防止金融控股公司内部风险传递问题的防火墙制度研究。
参考文献：
[1]AlIen，L.，dagtiani，J.，2000.The risk effects of combiningbanking，securities，and Insurance activities.Journal of Economics andBusiness，VOI.52，pp.485-497.
[2]Brewer，E.，Fortier，D.，ravel，c.,1 988，Bank risk fromnonbank activities.Economic Perspectives，Vol.12，pp.14-26.
[3]Boyd，J.H.，Graham，s.L.，Hewitt，R.s.，1 995.Bankholding company mergers with nonbank financial firms.Effects on therisk of failure.Banking and Finance，Vol.17，DD.46-65.
[4]Calomiris，c.w.，1999.Building an incentive-compatiblesafety net.Banking and Finance，Vol.25，pp.1499-1519.
保险业务监管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政策性农业保险 监管目标 法律监管 农业风险管理局
政策性农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农村和农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对农业保险的法律监管更是其中的重要一环，但在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中如何建构监管法律制度，还有一些理论和实际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的明确和清晰将有利于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立。
一、我国农业保险的性质及其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一）农业保险的性质
农业保险的性质事关我国未来农业保险法对农业保险的定位和我国农业保险监管法律制度的建构。
关于农业保险的性质，有学者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角度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有学者从农业保险具有商品性和非商品性的二重性以及农业保险主体面．临的博弈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由此得出农业保险经营的市场失灵并需要政府大量补贴的结论。[1]
笔者认为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人们需要的物品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第二类是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第三类是自然垄断物品，第四类是共有资源。私人物品是既有排他性又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自然垄断物品是有排他性但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有竞争性但无排他性的物品。[2]农业保险的特点——社会效益高而自身经济效益低，反映它具有明显的公益性，但是，农业保险同时又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参加农业保险必须符合一定条件，比如缴纳保险费等，因此农业保险应当属于准公共物品。另有学者认为农业保险产品是介于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一种物品，但更多地趋近于公共物品。[3]
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表明：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因为市场是按照价格机制来配置资源的，只有在私人物品的范围内，市场机制才是有效率的。由于农业保险自身风险大、社会效益高和经济效益低，所以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农业保险。农业保险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进行等价交换。实施农业保险只能是违背商品交换一般规律，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而当农业保险既定的社会效益目标不能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时，政府就要用“看得见的手”通过国家立法、国家定价、财政补贴等国家干预手段来实现这一特定目标。[4]
国外农业保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也说明农业保险商业化经营的不可行。Wright和Hewitt在研究中发现，历史上使用私人来承担农业保险多重险的尝试无一幸存。对于所有险和多重险，基本上都由政府来直接或者间接经营。在1938年以前，经营农作物保险的私人保险公司都遭到了惨败，最终退出了这一业务领域。[5]美国联邦政府于1938年颁布《联邦农作物保险法》的基本原因就是私人保险公司根本无法承担农作物保险的巨大风险。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不可能走商业化道路，而只能是政策性的。与一般商业性保险相比较，政策性农业保险是非营利性的，其目的在于实现国家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目标。继2004、2005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后，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要求“扩大农业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各级财政对农产参加农业保险给予保费补贴，完善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探索建立中央、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再保险体系。”从上述中央一号文件的规定可以看出，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已得到国家核心层的认可和支持。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1．我国农业保险监管的理论解释
一般说来，农业保险监管本身并无独立的理论体系，从农业保险实践来看，其思想基础源于一般的规制理论。其中有三种重要的规制理论：公共利益论、捕获论和公共选择理论。
（1）公共利益论。农业保险监管的第一种理论解释就是农业保险是担负公众利益的行业。由于垄断、不完全信息和外部性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人们呼唤政府法律法规对市场经济激励的部分予以替代。在此背景下，规制的“公共利益论”应运而生。该理论认为监管是为了服务于公共利益，是为了使人们从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市场中解脱出来，监管的目标是寻求修正源于市场失效或某些政治危机的资源误配，包括防止和纠正市场失灵引起的对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害以实现经济效率最大化，进而对社会福利进行再分配的一种机制或方法。[6]它强调消费者利益，如当技术导致自然垄断或存在外部性时就不能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时政府应出面干预，因而监管被严格地看作是一种“挽救行为”，它主要是为了消除或降低与市场失灵有关的成本。监管者被认为是对公众利益需求做出反映，并以修正市场实践的无效或不公平为目标的独立的中立的仲裁人，其监管的过程有助于通过消除垄断的滥用而产生的限制性贸易实践，促进市场价格竞争。公共利益论还隐含着政府规制是无成本的，这种观点后来遭受了大量的批评。公共利益论的另一问题是它缺乏明确的机制，利用它所宣称的公共利益能够被规制行动所实施。一些实证研究表明规制常常不能纠正这些市场失灵，规制被认为是失败的。虽然公共利益论总体上还不够健全，但决不能完全废弃。对于农业保险监管，它还是一个重要的论题。
（2）捕获论。实证经济学的私人利益监管理论则认为监管的目的在于促进私人的利益最大化。[7]Peltzma提出监管者们是出于自身利益热衷于监管活动，与他们追求的政治利益最大化目标一致，其中最著名的是监管捕获论（又称占据理论、追逐理论），该理论认为监管为被监管的行业所占据并为其利益服务。[8]捕获论本是政治学领域的一种监管理论，并由此衍生出许多经济学版本。但一般均认为监管的最终后果是有利于生产者，即被监管者。其实，捕获论的本意也是要保护消费者，但认为通过政府监管是无法达到的。捕获论版本中最具代表性的是Marver Bernstein在1995年创立的规制机构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公共利益论是天真的，会产生理论误导。为了解释为什么规制机构会逐渐为被规制者所利用（捕获），他是这样推理的：被规制者最初可能反对规制，但当他们对立法和行政过程逐渐熟悉时，就会行动起来，对规制当局施加影响，最终还是通过法规和行政工具，借助规制当局的力量达到给他们带来更高收入的目的。他们影响规制当局的一个例子是，与规制当局进行频繁的人事往来，由此创造密切的联系和合作的基础，甚至进行行贿等“寻租”活动。因此，规制的最终效果是生产者受益，消费者吃亏。既然被规制者可以通过疏通的办法让规制为他们自己增加福利，那么规制机构的生命循环就始于年富力强地保护消费者而终于僵化地保护生产者，所以应放弃政府规制。但是，捕获论也经常经不起经验验证，它忽视了普通大众确实始终从某些规制中得到好处的事实。不过，捕获论确实发现了规制有可能被受规制者所利用以及规制效果未必是保护消费者的问题。
（3）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监管是在相互斗争的社会集团之间实行财富再分配的政治经济体系的一部分。该种监管理论是建立在这样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不论怎样的监管都是在分配资源。而在这个分配过程中，贫者越贫，富者越富。任何被提出的监管方案都会引起纳税人和受益人的注意，他们会通过政治的或经济的渠道提出反对或赞成的意见。监管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同阶层间转移资源以获得对方案的最大支持。
在解释农业保险监管时，上述三种理论都非常重要。公共利益论提出了农业保险监管应遵循的标准，而公共选择理论则有助于解释农业保险有些领域的监管背离了这一标准的原因。
2．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必要性
政策性农业保险（如没有特别说明，下文农业保险均指政策性农业保险）担负着国家支农的重担和公众利益。虽然政府资助的农业保险成本高昂、运行复杂，会导致潜在的巨大的效率低下，但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效率标准并不通常是支配性的目标。任何国家的农业保险计划都必须从该国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意义上来考虑，这也使得由政府提供的农业保险越趋复杂。对它的监管有利于未来我国农业保险法将确立的目标——以农业保险作为农业支持政策工具，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以农业保险作为支农性收入再分配手段，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稳定增长，推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实现。
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而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大多数法律素质又偏低，复杂和艰涩的农业保险合同使投保人对它们的理解造成困难。农业保险监管将对保险合同进行严格彻底的审查并保证由农业保险人提供的保险合同条款的公正和定价的合理，故对农业保险的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在不久的将来，随着农业保险法的颁布、实施，农业保险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也会越来越多，我国农业保险监管（包括农业保险基金）问题就会凸显现出来。因为，先前的寻租者可能将注意力从通过农业救灾转移到通过农业风险管理和执行农业保险来寻取租金。中国近年来频发的煤矿安全事故和出现在社保基金中的腐败现象给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特别是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敲响了警钟。一旦行政机会主义与市场机会主义相勾结，监管权力市场上的寻租和创租行为就会泛滥，这不仅会提高农业保险市场交易费用，而且会导致社会公共利益的净损失，最终将会侵蚀整个社会的行为规则。因此，对我国农业保险的监管必须未雨绸缪。
二、我国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
决定农业保险监管能否取得满意的监管效果的因素之一是监管机构是否有明确的、系统化的监管目标。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分为内在和外在目标。所谓内在目标是指根源于农业保险本身的、固有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取得有利于农业保险的成功运行。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可靠：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能使农业风险管理部门促进、支持和监管可靠的风险管理解决方案，从而保护和加强我国农业生产者的经济稳定性，因此，保证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应该成为农业保险监管终极目标。农业风险管理部门通过监控农业保险人遵守国家农业保险计划标准，确保农业保险计划的完整性和稳定性。
合理：合理是指在农民（投保人）和农业保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一方面是保险价格的合理，另一方面是农业保险合同条款的合理。它确保农民以合理的代价获得农业保险（也就是农业保险的可获得性）。因此，农业保险的保险费率的监管措施便是实现合理性的基本手段。合理的农业保险合同条款是提供给农民实在安全的基本手段，不公平和有害的合同条款将破坏农业保险合同所声称的安全。农业保险的政策性和专业性较强，为了保护农民的正当权益，需要对农业保险格式合同的条款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其准确、清晰、公正和合理。
公平：公平要求对农业保险投保人无歧视的对待。一个不公平的例子就是农业保险人过分地延误农民的保险索赔。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科技程度不高，农民的农业再生产能力弱，农业保险人过分延误农民的保险赔付不仅影响抗灾减灾和农业的再生产，而且还可能影响到受灾农民的生存，因此，农业保险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农业保险人依约及时履行对投保人的赔付义务。
平等：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要求农业保险计划对所有农业生产者一视同仁，不管农业生产者的生产规模大小。比如，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农业保险申请和保险面积，报告建立农业保险担保和计算保险费的数量，所有的农业生产者都要求提交过去的损失清单和生产信息，在导致已保险的农作物损失的风险发生时，以此来决定保险赔偿的数量；不管农业生产者参保的农作物面积是10亩还是100亩，在提供和搜集信息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安全：农业保险监管还要保证我国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农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国家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农业保险制度的物质基础——农业保险基金，其建立的强制性、使用的专项性、给付责任的长期性和基金的增值性等特点都对政府对农业保险基金的监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保证农业保险基金的安全是确保农业保险健康运行的前提。
农业保险监管的外在目标是指来源于农业保险的外部世界，为了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加于农业保险的社会目标，其深层原因是国家的政治态度。基于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政治态度，农业保险监管的目标可定位于保证通过农业保险的方式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照耀到广大农村，使所有农民和市民一样享受到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和农民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巨大风险，目前，我国农民抗风险的能力非常弱，如没有政府对农业的大力支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实现。农业保险作为政策性险种，体现了政府的行为，它为农业分担风险，并以政府的权威动员全社会分担农业风险。“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对农业保险进行有效的监管，保证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目标实现，不仅是农业保险监管部门的一项经济行政职权，更是其不可推卸的政治任务。
三、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目标的路径
（一）建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农业风险管理局
成功的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理所当然地包含某种机制，以便管理和协调农业保险的顺利发展。国内外农业保险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农业保险监管的关键因素在于监管机构有充分的资源、农业科学和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职权，这就要求农业保险监管机构必须设立在政府的核心层，它必须在实现国家的支农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政策性保险的监管与商业性保险的监管无论监管内容和监管规则都有很大差异。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非盈利性的，而后者则是以盈利为目的。商业保险监管与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区别在于：政府对商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以商业化运作的农业冰雹险）进行监管，主要原因在于保险业事关国计民生，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举足轻重，其功能在于使经济实力强大的保险公司以公正的价格出售保险合同的方式来提高公众福利；其目标定位于防止“保险公司破产、保护公平和致力于保险的可获得性和充足性”。[9]而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农业保险作为国家的支农政策工具实现其政策目标。如果仍然由保监会监管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监管目标和理念的重合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再者，农业保险在展业、承保、防灾减损、理赔等业务经营方面以及在跨部门协调上比商业保险更为复杂，这也对其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如此，国外农业保险的监管机构通常都不是商业性保险监管部门，而是专门的监管机构。1996年，美国国会通过立法创建了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来监管联邦农业保险公司的运行和管理并检查联邦农业保险计划。
因此，在我国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会最大限度地减少保监会同时监管商业保险和政策性农业保险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有充分的资源支持，有助于确保监管农业保险过程中的协调性和全面性。农业风险管理局具有充分的监管权力和拥有大量具有丰富农业和农业保险专业知识的人才，其专业化和自治性更高，更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更能建立用以抗衡各部委和利益集团的重要制衡机制。与保监会来监督农业保险相比，农业风险管理局可能会推出更快、更高质量的监管规则，采用更透明、更具问责性的监管方式。因为，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功能都是基于一项明确的法令，该法令将清楚地界定农业风险管理局的功能和目标。
在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上，农业风险管理局能更好地与我国现行的行政和预算权力中心（如农业部、发改委、气象部门和财政部）联系，通过与政治和行政权力的核心建立直接联系，农业风险管理局的监管效力会得到增强。这使得相关机构之间更容易实现协调，并因此提高监管的成功率和效率以及提高协调与合作措施的有效性，并进而提高相关部门的效率、回应性和有效性。再者，它能更好地向农业保险的利益相关者宣传农业保险信息和监管规则，这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良性发展。
为在农业部内设立相对高度独立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国家就必须制定明确的法律规范来确定其法律地位、职能、其他的与监管农业保险必须具有的相关权力与职责和监管的适当程序。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担负着广泛的职责：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重点和难点、监控遵守情况以及报告结果；设定农业保险监管的清晰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有助于促使农业保险持续、健康发展的手段；以及能够建立起监管人员运用监管权力的问责机制等。
（二）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并确保其被有效遵守
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应基于经济原则和法律原则，其目的在于通过更好地平衡、更有效地实施国家的支农政策，从而提高农村的社会福利。经济原则要求减少不必要的农业保险运行成本，进而提高农业保险的效率；法律原则要求减少农业保险的执行者过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在勘损、理赔的过程中农业保险公司以及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与受灾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损害国家的利益）。
监管规则要保证农业保险信息的质量、有效性和清晰度，就应减少农业保险当事人收集信息的负担，再者，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应该给农业保险人和投保人带来积极的潜在利益。这就要求提高农业保险监管水平，设计出科学的、合理、操作性强的高水平监管规则，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监管应该进行精心安排，以使所有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都严格遵从“法治”。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一样，“重要的一点是，政府的一切强制行为都必须明确无误地由一个持久的法律框架来决定，这框架使个人能带着一定程度的信心来进行规划，使前景的不确定性缩小到最低限度。”[10]制定科学、合理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有助于保证农业保险的监管规则得到高度遵守，有利于实现标准和结果的一致性。
1．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条文以及监管规则
长期以来，用平实的语言起草保险监管规则和保险合同条款的必要性一直得到了保险发达国家的重视和认可。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要确保监管目标、战略和要求都清楚地传达给了农业保险的被监管者。这样，被监管者以及社会利益相关者都能对农业保险合同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从非专业的角度清楚地和明白无误地理解。此外，保持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的内容清晰、易懂是确保其得到高度遵守和有效实施的基本要求。我国农业保险的投保人绝大多数是法律素质偏低的农民，加之农民处于信息不对称的状态，因此，为了保护投保农民的正当权益，应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监管法律规则和农业保险格式合同条款。这一点，在目前我国的现实情况下尤其重要。
2．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透明度
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不仅要修正市场失灵，弥补市场的缺陷，而且更主要在于规范农业保险人和监管者自己的行为，弥补“政府失灵”，防止“寻租”和“创租”行为的产生，保障国家通过农业保险的支农政策的实现。保持透明度是市民社会群体的核心要求，它服务于基本的开放性民主价值。在农业保险监管过程的各个阶段——从最初的监管方案的形成到正式的监管规则的出台，再到实施、执行、审查和变革以及在农业保险监管体系的整个管理过程中，透明度都是不可或缺的。透明度对农业保险监管的重要性根源于下列事实：它能克服导致农业保险监管失灵的很多诱因，如监管俘获和偏袒强大的利益主体、监管部门和农业保险人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和僵化性、要保人与保险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盟、缺乏问责机制等。透明度有利于减少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专断决策的发生几率，从这个角度讲，透明度是反对在农业保险及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腐败现象的最有力的武器。透明度可以提供相对方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预期，让农业保险监管在阳光下进行，从而最大限度地抑制农业保险监管过程中的行政机会主义选择，防止农业保险监管机关的“寻租行为”和农业保险中的道德风险，进而增进农民对农业保险和农业保险监管的信任。因此，为保持农业保险及其监管的透明度，提高农业保险监管的有效性，未来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必须建立农业保险中央信息数据库制度。未来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全国农业保险企业财务状况、农业保险监管数据标准、农业保险人偿付能力额度及监管指标、农业保险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行为档案、农业保险企业投诉信息以及投保人信用信息库。
3．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被有效遵守
制定科学的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尽量使农业保险监管有法可依，从而提高操作水平，避免人为性和随意性。目前，在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法律、法规得不到实质性的遵守，国家的法律有时只是一纸空文，在很多情况下，几乎很少有人去关心和关注法律的效力或适用。对法律的遵守和忠诚是法律的生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也不例外。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上的虚假交易、内部人控制、信息披露的虚假性等问题的泛滥；煤炭生产中的重大和特大安全事故频发；社保基金被大量挪用和侵占；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腐败丛生都说明了相关的监管失灵，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相关的监管法律、法规没得到充分和实质性的遵守。前车之鉴，后世之师。为使我国未来农业保险能被有效实施，必须保证农业保险法律和监管规则得到有效遵守。农业保险监管规则之遵守可分为形式上的遵守和实质上的遵守。所谓形式上的遵守是指在法律、法规字面上的遵守；实质上的遵守是指确保农业保险基本监管目标实现的行动遵守。形式上的遵守可能无法实现农业保险监管的目的，要实现监管目标，我们必须使农业保险监管规则设计鼓励实质性遵守。因此，成本——收益原则在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设计时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算计被监管者（包括农业保险人和被保险人）违反或遵守监管规则给他们带来的利益和损失（包括物质或非物质）。因为，如果不遵守的回报率很高而被发现的概率很低，制裁压力可能不足以导致对监管规则的遵守。同时，我们还必须赋予农业保险监管机构足够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财政和行政），以确保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农业保险监管规则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否则，被监管者不遵守的行为被发现和被强制执行的概率可能就会非常低，从而通过制裁性措施就无法实现监管遵守。此外，被监管者对农业保险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的认同度的高低也直接关系到其被遵守的程度，对它认同度越高，其被实质性遵守度越大，反之亦然。
四、结语
农业保险的准公共物品性质决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保险，而不能走商业化道路。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最根本的目标在于促进作为国家支农政策工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现其政策目标。由保监会监管政策性农业保险和一般性商业性保险两类不同性质的保险，由于监管目标和理念的差异，将有可能导致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业务之间管理的冲突。因此，我国未来的农业保险法应该明确规定在农业部内建立相对高度独立、具有充分职权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并由它来监管农业保险。未来的农业风险管理局应保持农业保险监管高度透明，用平实的、易懂的和非专业的语言起草农业保险合同以及监管规则并确保农业保险监管规则的有效遵守，从而实现政策性农业保险监管的内在目标——农业保险的可靠性、合理、公平和安全及外在目标——国家用公共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
[1]参见冯文丽、林保清：《我国农业保险短缺的经济分析》，载《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2003年第6期；刘京生：《中国农村保险制度论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2页以下；龙文军、张显峰：《农业保险主体行为的博弈分析》，载《中国农村经济》2003年第5期。
[2]（英）N．格里高利 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0页。
[3]庹国柱、王国军：《中国农业保险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研究》，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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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Harold D．S． Robert W．K．，Insurance Regulation in the Public Interest：The Path Towards Solvent Competitive Markets，The Geneva Papers on Risk and Insurance—Issues and Practice，10／1／2000（25）（No．4）：482—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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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ECD Proceedings，Insuranc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Second East—west Conference on Insurance Systems in Economies in Transition，Paris 1997（2）：53．
保险业务监管论文范文第4篇
摘 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潜在保险市场，也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保险市场。然而，随着我国保险业不断发展，保险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的案件逐渐增多，成为影响我国保险业深化发展的重要问题。虽然我国已有机制框架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基于中国现状仍需大力改革和完善。本文通过分析了中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侵害的现状和原因，试图对当前中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机制框架提出有益的建议。
关键词 保险消费者 权益保护 制度建议
金融危机对全球的席卷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促使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在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获得高度重视，并在美国联邦政府财政部2008年3月的《现代化金融监管架构蓝图》中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三大目标之一；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中国保险市场上的现实需求，人们日益对保险相对人的权益保护问题备受关注，作为“金融消费者”下位概念的“保险消费者”这一概念在我国金融制度“从储蓄向投资转移”的市场导向型的改革进程中，特别是2009《保险法》经修订并实施后被频繁提及。
一、保险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主要表现
依据《保险法》，保险消费者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及责任险中间的受益人，其权益包括：一是保险消费者的安全权，二是保险消费者的知情权，三是保险消费者的选择权，四是保险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五是保险消费者的索赔权，六是保险消费者的隐私权。此外，还应有受教育权，个人监督权等。
近年来，通过保险纠纷案件、保险监管机构投诉、消费者协会投诉等方面反映出的保险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现象呈上升趋势。例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资料，2010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保险纠纷案件数量是2005年的4倍多。保险争议的焦点：一是保险机构违法违规问题，包括保险机构弄虚作假、擅自设立分支机构和非法开展保险业务、擅自修改报备条款、变更扩大保险责任、滥用无赔款优待等；二是销售违规问题，包括不严格执行条款费用、拒保交强险、交强险搭售商业车险、免责条款的适用范围、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明确的说明义务、投保人是否履行了如实告知义务、销售误导等不诚信行为；三是虚假赔案、虚假账目、虚列营业费用、阴阳单或鸳鸯单等财务违规行为。
例如：在侵犯保险消费者知情权方面，主要涉及的问题是由于保险产品的特殊型和专业性，保险人必须对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在人身保险业务中，特别是银邮渠道的销售误导问题凸显。包括对保险产品的失实宣介、片面夸大新型保险产品的收益率、回避说明责任免除条款、诱导保险消费者购买不适合的产品等。又如：在侵犯保险消费者选择权方面，在银邮渠道中，保险公司借助商业银行的贷款资源和渠道优势要求银行客户购买保险产品、设置各种障碍限制客户退保等。再如：在侵犯保险消费者索赔权方面，保险公司在理赔过程中“惜赔”、“拖赔”现象仍然存在。而由于保险消费者的个人信息被泄露，由此导致他们遭遇大量营销电话、频繁被上门推销等保险消费者隐私权被侵犯的现象也客观存在。
二、制约保险消费者权益维护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法规协调性和系统性有待完善。在我国，对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以及保监会的大量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一方面，不同法律规定之间的协调性有待完善。例如，对于保护对象的界定不一致。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一条，其保护对象是“消费者”，而《保险法》第一条中明确的保护对象是“保险活动当事人”，即多方当事人。又如：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四十九条，对消费者实行倾斜保护以实现“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而在《保险法》第五条中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保险业经营的重要原则之一。另一方面，对于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具体规定缺乏系统性，通常是散见于各种规章制度之中，使得保险公司既难以实施，保险消费者也难有效据此维权。
（二）保险公司经营粗放化。一些保险公司没有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制定和执行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只是局限于短期利益，一味追逐发展速度和规模。保险公司在不断推出新型保险产品的同时，产品同质化问题比较突出；保险消费者权益被侵犯行为屡禁不止，也间接说明保险公司内部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完善或执行不力。
（三）消费者教育机制的缺失。从世界范围看，美国在20世纪初就已经开展消费者教育，而对消费者教育的正式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消费者教育主要有三个课题，分别由三个阶段完成，即“聪明的消费者”的培养、“自立的消费者”的培养和“自觉的消费者”的培养。消费者教育早期研究着重于强调消费者的相关内容，而近期的相关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具体内容、实施主体、实施途径和效果评价上。虽然消费者教育本身的理论研究相对比较成熟，但是在国内将其应用于保险消费者教育问题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实施主体的有限性和被动性，实施内容的零星分散性，缺乏保险消费者教育体系的构建，以及实施效果的评价标准。而居高不下的关于“销售误导”、“理赔难”等保险投诉背后体现的正是保险消费者教育的缺位问题。
（四）保险市场诚信教育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对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侵犯本身就说明保险企业在诚实信用方面存在不足。而由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在不断完善过程中，缺乏完整的社会信用资源共享平台，由投保方误告、隐瞒、欺诈、有意捏造事实，弄虚作假等引起的诚信方面问题时有发生。
三、加强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建议
（一）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一方面，梳理和不断调整已有保险消费者权益方面的法规制度。应根据保险企业各主要经营环节来梳理法律、规章、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内容，形成系统的制度体系。保险学中保险利益理论、最大诚信原则等理论虽然日趋成熟，但仍然还在不断与时俱进的发展和进步中。因此，为了保护保险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该不断加强和完善保险消费者保护相应法制的建设。例如，新《保险法》中居于衡平保护的理念对最大诚信原则作出了一定调整。又如，由于保险合同的附和性，在应借鉴国际保险立法和实践缓解保险消费者告知义务，而确立和加强保险人说明义务。
另一方面，不断补充和完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措施。例如：最近出台的《财产保险业务服务标准指引》、《车险查勘定损人员分级管理制度》、《寿险公司销售误导预防和处置制度》、《客户风险承受能力测评制度》、《人身保险服务评价办法》等，联合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局、卫生局制定出台的《关于设立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调处中心的实施办法》等对于治理车险理赔难、寿险销售误导，进而形成行业服务标准提升机制都是非常有益的。
（二）加强行业监管。结合银保业务的发展趋势，探索保险与银行监管机构联合发文，明确银保双方在银保产品销售服务过程中各自的权责，实施功能监管。监管部门可采取暗访、座谈、市场调查等多种手段，发现保险消费者权益受损情形，通过完善责任追究和向上追责机制，使保险公司切实承担起主体治理责任，实施多样化、多层次的监管。
中国保监委高度重视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了大量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011年专门成立了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2012年1月18日，保监会《关于做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通知》等等。与其他消费相比，保险产品和服务相对复杂，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风险性，同时，保险消费者保护还涉及到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问题，目前的消费者协会和仲裁机构往往还不具备解决保险消费者权益纠纷的专业素养。因此，还应设立专门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仲裁机构。
（三）对保险公司发展方式进行引导。对保险公司的经营评价体系应该包括风险控制、公司治理、消费者权益维护、社会贡献等方面，同时完善偿付能力监管和分类监管，综合评价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进而促保险公司的发展方式逐渐转变成以保险消费者需要为中心的长期发展战略。
（四）强化消费者教育平台建设。在G.Roywr和N.E.noif受美国教育省的委托进行研究发表的《消费者教育——关于其历史发展的考察》（1980）中，将消费者教育定义为，“消费者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和对市场的认识以及根据社会、经济和环境状况进行合理的、理智的‘意识决定’，以这种态度、技能和理解力来参与市场活动，或利用公共或私有资源参与市场活动的能力培养”。日本的著名学者今井光昭从综合教育的角度来考虑，把消费者教育定义为：“消费者教育就是，在客观公正地公开信息这一条件下，不是强制推行一定的价值观和选择方式，而是承认对个人或社会的价值有各种各样的认识，为了使消费者成为有责任心的消费者、市民，在复杂的社会中发挥作用，向其提供所必需的有关‘意识决定’的知识和技能。”
在《中国保险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指出：“构建保险消费者教育长效机制，积极发挥新闻媒体在宣传保险政策法规知识方面的作用，加强监管机构、保险机构和保险社团门户网站建设，继续开展中小学生保险教育，普及全民风险意识和保险知识。”因此，应该建立监管部门、行业、消费者组织、社会媒体及公众等多方参与的保险消费者教育平台，开展长效的保险知识教育和消费者信息宣传，提高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从长远看，可将消费者保险知识普及纳入到公民基础教育范畴中。
（五）充分发挥保险经纪人作为消费者权益代表的作用。保险经纪人是重要的实现消费者利益的责任主体，从制度设计上就是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一个制度设计，同时也是保护保险消费者的重要的一支依靠力量，应将其纳入社会监督员体系。一方面，保险经纪人在经营中应确确实实地站在投保人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在投保环节，应向投保方宣传保险的知识，说明保险中有关问题，充分的了解保险对象的需求，提出一个合理化的保单建议和意见，在理赔环节，能够协助消费者及时索赔，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二是希望保险经纪公司能够发挥对保险业的发展促进和监督的作用。另一方面，借助保险经纪人对市场和客户的深入研究，既可以向保险公司及相关监管部门反馈相应信息，促使公司能够改良和修正他们的一些条款和标准，更加公平地对待保险消费者，同时也利于新保险产品的开发。
（六）营造保险行业诚信文化。通过保险协会、联合高校资源，共同开展保险消费者权益理论和实践的论文竞赛等，在保险行业开展优秀寿险营销员和优秀寿险营销团队宣传表彰系列活动，借助新闻媒体开展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主题宣传活动、保险消费者权益法规的宣传活动等等，打造保险行业诚信文化氛围。例如，新版《保险法》在维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有较大调整，但自2009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至今，保险消费者对其知之甚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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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保监会、中国银监会《商业银行保险业务监管指引》.2011.3.
[3]刘迎霜.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现代法学.2011.3.
保险业务监管论文范文第5篇
“王教授是79级的，这代学者的特点是治学严谨，在专业上认真。”中央电大的保险学教授朱志忠先生事前告诉记者，同为恢复高考后中国第三届大学生，研究方向同是保险，两人相知十多年，属同行兼朋友。
采访路的上，在北京工商大学校园里，又一次验证了朱志忠教授的观点。问道学生，众口一词：“校园里的名师，保险圈的名人，风趣幽默，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但是他很严格，对教学和学生要求很高。他的研究生不好考，竞争太激烈。”
“说得没错，我对自己弟子的要求较高，这是为了专业的长期发展。”王绪瑾直言，选弟子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德、才、貌一个都不能少。
“保险行业有自己的行业特点，加上我希望培养的人才是在保险行业能够有所作为的人才，所以定了三个条件：第一是德，品质要好，基本要求是以善为人；第二是才，专业基础过硬，包括笔头能力和口头能力两方面；第三是貌，强调气质，长相是父母给的，气质是自己培养出来的。”让王绪瑾由衷宽慰的是，毕业进入保险界的弟子就业较好、多居重要岗位，口碑业绩都不错，在海内外大学做研究的也是喜讯频传、成果不断。
说到教书，王绪瑾最初并不想教书，大学毕业时，校长和书记认为他学习认真、成绩好，让他当大学老师，北京商学院属于商业部直属的院校，要分给他们一个可靠的老师。
说实在的，大学毕业，谁都想到商业部去工作，但那个时代讲服从组织分配，王绪瑾也就无可奈何地干上了这一行。他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慢慢地也就找到教书育人的乐趣了。从1983年开始，经过多年努力，他与同事一道，于1994年在北京工商大学创办了保险专业，2003年增设了保险精算学方向，并使该专业成学校专业亮点之一。
学者的观点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他认为专业的发展是众多保险学界与业界同行支持、学生与老师共同努力的结果。许多事情他放手给得力的两个副主任，两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不负众望给保险系带来一片活力。最近一例即是2007年底，由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系和教务处主办、北京工商大学保险学社承办、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湾）赞助的“第二届全国大学生保险模拟法庭大赛”。来自北大、人民大学、中央财大、对外经贸大、南开、复旦、武大、上海财大、中山大学等全国10所保险名校的代表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由北京工商大学代表队获得亚军，该校代表队胡虹获得最佳辩手奖。
“这帮孩子素质好，能吃苦，有潜力。”学者经常称自己的学生为孩子，尽管欣赏爱护有加，仍严格要求他们。在他眼里，年轻人聪明、有潜力，但也需要引导。
2007年底，王绪瑾教授应邀参加了第四届“中国平安精英大学生励志计划”论文颁奖活动，让他高兴的是系里五位学生的论文在全国50多所参赛高校的110多篇参选学术文章中脱颖而出，占总获奖数30篇的六分之一，在2006年该系保险专业学生获奖6篇，也是占总获奖数37篇的六分之一，连续四年来，该系学生每年都获奖。这个活动一大特点是对论文质量要求严，论文要求具有较强的学术含金量。该系研究生2007年获奖的论文均曾在《保险研究》上发表。
研究成果较多对一个教授来说也是价值的体现。这算不上什么成果！王绪瑾不满意自己的成绩：做学问不应该是简单地为了发多少论文、出多少书，而是要论证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也就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观点，若干年后大家看来还是值得读的文章，但要做到这点太难了。这取决于自身的理论水平、研究方法，还有保险市场的实践。
寻找中国保险市场理想模式
垄断竞争型是中国保险业的理想模式
《保险家》：最近学界一个讨论的热点是您提的关于中国保险市场模式的问题，你认为中国保险市场模式是一个什么模式？
王绪瑾教授（以下简称“王”）：在封闭经济环境条件，寡头垄断型模式是中国保险市场模式的理想选择，它既能够促进竞争又能够保障市场的稳定；而在开放型经济条件下，中国保险市场的理想模式将是垄断竞争型模式。
《保险家》：有最危险的可能选择？王：在我国目前而言，那就是自由竞争型危险模式，因为它也可能带来中国保险市场的不稳定，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保险家》：中国保险市场的理想模式将是垄断竞争型模式，您得出该结论的依据是什么？
王：中国保险市场模式的选择是基于以下依据：
第一，保险公司自身特点需要一定的垄断。由于保险公司是风险管理企业，只有具有一定规模的保险公司，才能在其它小型保险公司破产时有大型保险公司接管，从而使被保险人得到保险保障。1997年到2002年日本8家寿险公司破产，被大型保险公司接管，就是较好的先例。
第二，规模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垄断。由于一定经济规模可以降低费用率，因此，由于规模经济的要求，促使保险公司向一定的规模化经营。
第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需要打造保险“航空母舰”。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了保险公司之间的国际竞争，各国为了提高本国保险公司的竞争力，在产业组织上将会注重打造民族保险业的“航空母舰”。
第四，入世承诺。中国的保险入世承诺中，只对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条件做出了规定，而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或执照数量限制。这就决定了将会有大量的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
第五，中国国情。据统计，2006年，财产保险最为发达的为广东，市场份额为第一位占13%，其次为江苏占7.98%；人身保险最为发达的为广东，为9.96%，其次为江苏9.25%和北京7.92%。保险业落后的5省区保费收入的市场份额仅仅为1.72%, 不及中部地区一个中等省的份额。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发达，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因而政府一方面加快东部发展，另一方面扶持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开发保源。
《保险家》：如何实现这个模式，有何建议？
王：主要是一些宏观政策建议。
第一，加速保险市场主体的培育。尤其是加速保险中介市场主体的培育，发挥保险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在市场上的传导作用；完善再保险市场主体，构架以再保险集团为主的、多主体的再保险市场体系。
第二，打造保险航空母舰。国有保险公司进一步进行深化股份制改造；对原有的股份公司应当逐步增资扩股，并且逐步引入民营资本，以提高其偿付能力和竞争能力；在股份制企业制度下逐步打造民族保险业的保险“航空母舰”以提高保险业抗风险的能力。
第三，进一步完善保险法律法规，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完善的保险法律法规体系。一方面，建立以《保险法》为核心的配套法律和法规；另一方面，结合本国国情，进一步修订《保险法》。
第四，实现保险监管职能和方式转变。保险监管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保险监管职能转变在于发挥监管部门应当发挥的职能，并增加监管的透明度；在监管方式方面，应以偿付能力监管为核心建立组织机构和监管制度。
第五，完善行业自律和企业内控制度。行业自律的目的在于使保险公司的市场行为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国保险行业的利益。要让中国保险行业自律组织真正成为中国保险行业利益的代表。
第六，要进行保险营销渠道的创新，充分发挥保险中介的作用。一方面，推进有关保险公司产品的交叉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允许利用中介展业降低成本，同时设立理赔服务部控制风险，扶持中小保险公司的发展。
创新是主题
《保险家》：您刚才提到完善保险法律，意味着法律修订？
王：是的。
《保险家》：具体说《保险法》应该在哪些条目上进行完善？
王：保险业法待研究的问题中，可概括为保险业法和保险合同法，两方面都需要修改。从保险业法看，主要为保险组织形式和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从保险组织形式看，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决定保险需求的多层次性，各种保险组织形式能够满足不同需求。目前中国保险法规定的保险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及其他组织形式。而在国外，相互保险公司和保险合作社也是保险组织的重要形式。尤其是相互保险公司，在1999年全球500强中的53家保险公司中，占有21家；在2000年全球500强中的49家保险公司中，占有17家，这是因为相互保险公司有投保人与保险人利益一致性的重要优势。因此，中国的保险组织形式应当有：股份有限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保险合作社，以及其他保险组织。从资金运用监管看，应当放松投资方式、控制投资比例。
从保险合同法的修订看，在不可抗辩条款、受益人条款等均有待完善。
当然，也有金融一体化问题。目前在中国存在银行保险，有银行保险业务，也有控股公司，也存在购并，但金融控股公司法尚未颁布，适应银保融通的金融控股公司法亟待制定和颁布。
《保险家》：说到组织形式的创新，有观点认为大量的保险中介组织生存已经困难，还有必要提保险组织多样化？
王：组织形式创新是需要的，应该多样化。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保险需求的多样性；保险组织功能的差异性；同时，有利于构架中国垄断竞争型保险市场模式。一方面具有大量的公司存在，利于促进竞争；另一方面少数公司所占市场份额较高，利于保证保险市场的稳定，从而，使被保险人得到保险保障。为此，应当打造中国的“保险航空母舰”，通过国有独资公司股份制改革、股份公司的增资扩股，以及一定程度的购并来实现。
保险组织如何创新？要多元化。由于已经入世，为了保护民族保险业，应当适当发展一些相互保险公司，在有些地区或行业，发展保险合作社，如农村、渔船业。同时，国有独资公司，将面临逐步股份化，以提高其融资能力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形成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的国有独资公司、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自保公司为补充的多样保险组织。优秀的中介忙着跑马圈地以期上市，大量的中介为生存而战，这里涉及的是保险服务创新的问题。
《保险家》：保险服务创新有哪些内容？
王：保险服务创新方向是服务的综合化，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是，银行、证券、保险融为一体经营，跨业经营在所难免。短期内，从银行窗口销售保险商品，对保险业只是多了一个代为促销的机构，但长期而言，保险及银行的结合，已为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保险业应有所准备。
银保业务的融通目前在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开始，银行已经保险业务，但规模较小，主要是人身保险业务。在近期内还会扩大，主要是保险业务。目前在国外银行保险在寿险业务比例在逐年提高，从1994年到2004年，法国从55%上升到62.5%，英国从12%上升到17.2%；意大利从12%上升到59.1%；德国从8%上升到23.5%；西班牙从21%上升到73.7%。
逐步与国际接轨也是必然，一方面保险消费者消费需求的综合化，要求我国保险公司提供“保险套餐”或“保险超市”，甚至“金融超市”；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不仅要在承保方便、及时理赔和售后服务等方面做好基本服务，而且要在承保后和理赔中提供附加服务。
《保险家》：保险营销渠道的创新应该从哪些方面突破？，
王：要充分发挥保险中介的作用。
一方面，推进有关保险公司产品的交叉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允许利用中介展业降低成本，同时设立理赔服务部控制风险，扶持中小保险公司的发展。具体讲，在目前条件下，展业要创新，即网络销售、电话销售、柜台销售和陌生拜访相结合；保险公司直接展业与保险人展业、保险经纪人展业相结合，并以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展业为主。
目前中国电脑和网络发展非常迅速，相应地，网络在保险业的运用也将较为广泛，主要表现在公司的管理和销售方面。国民保险意识和网络的发展状况，网络销售近期发展将较为缓慢。现在网络销售主要应用在人寿保险和部分财产保险中的简易险种；然而，从长期来看，网上交易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监管路径
《保险家》：保险投资是现代保险业存在与发展的关键，保险投资监管如何与时俱进？
王：保险投资监管的方向是，放松投资方式，控制投资比例。在立法上，放松投资方式的同时，控制投资比例。从法律监管的角度看，在放松投资方式规定的同时，如允许投资于有价证券、不动产、抵押贷款、银行存款等，同时应规定投资比例。前者是为了提高保险投资的盈利能力；后者则为控制投资风险提供了条件。保险业的稳健发展，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和流动性，另一方面要求保险投资的盈利性。显然，协调是十分重要的，法律应当为保险投资监管提供制度上的保障。
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在注重投资方式多样化的同时，也规定了投资比例。如美国纽约州、日本、德国、我国台湾等均有这方面的规定。这些法律规定不仅涉及了风险比较大的投资方式所占总投资的比例，而且规定了某一投资方式投资与有关每一筹资主体的比例。
当然，加强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立法是需要的。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愈大，表明保险公司可自由运用的资金愈多，则保险投资方式上可选择盈利性大、风险高的方式。由于保险监管的核心在于确保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所以，对保险投资监管的核心在于提高其偿付能力。
《保险家》：刚才谈到了对保险公司的风险问题，如何看待？
王：自从1980年我国恢复国内保险业务以来，保险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内外部环境所限，如内控制度不十分完善、人才储备的紧缺以及资本市场、货币市场的变化等，都可能增加保险公司的风险，从而使保险公司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因此，需要严控保险公司的风险。但这都是发展中的风险，随着我国保险市场的完善，将会逐步解决。
《保险家》：对保险公司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的对策有何建议？
王：对保险公司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可以从两个基本途径入手，一是保险公司自身内部的风险管理；二是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风险的预防与监管。保险公司自身进行风险管理的对策，第一，加快人才培养、加大技术开发与引进力度；第二，加快自身组织机构建设、强化内部相互监督、制约机制；第三，树立科学的市场经营理念。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与退出机制，要加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设，只有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才能对保险公司的风险状况进行及时地了解、监控，才能及时地发现保险公司面临的潜在风险，进行及时的风险管控。
王绪瑾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