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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类型理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文本类型理论 《政府工作报告》 翻译策略 信息型文本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高度发展的今天，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治国方针和施政政策将会受到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因为涉及“政治”这个敏感话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又因其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在翻译过程中势必会遇到诸多困难。文本类型理论为《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实践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支撑和参考依据。在文本类型理论的视角下，从多个方面分析《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能够从中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提高政论文及外宣材料的英译水平。
二、文本类型理论
（一）文本类型的理论基础
文本承载着语言的表达，由一系列具有形式粘连性和内容连贯性的句子组成。张新红（2001：194）认为文本类型是经过长期使用而规约化、模式化的语言产品，每一种文本类型都表达特定语用者的语用意图或特定文本的主要功能，文本类型是确定文本的总体意图或功能的决定性因素。实际上，文本类型已经演化为服务于特定交际情景的信息模式。在翻译研究领域，文本类型理论是指由莱斯（K. Reiss）（2004）在《翻译批评：潜力与制约》一书中首次提出的涉及文本类型、语言功能及翻译策略的理论。文本类型理论的提出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已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广泛应用于文本分析和翻译领域。
对文本进行分类的标准或依据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以主题、话题等内容为标准的文本分类，一种是以文本功能为标准的文本分类。以文本功能为标准对文本进行分类的方法是：首先对文本功能进行定位，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文本类型。功能途径下研究文本类型理论的学者主要是德国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K. Reiss和英国的翻译家Peter Newmark等。本文主要根据莱斯（Reiss）首先提出的文本类型模式及其理论来探讨《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文本。
（二）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
莱斯提出的文本类型理论涉及文本类型、语言功能及翻译策略，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客观的翻译批评和评估模式，其理论基础是德国心理学家、功能语言学家卡尔・布勒（K.Buhler）的语言功能三分法。根据布勒的语言功能工具模式，莱斯认为文本根据交际功能的不同，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信息型（informative）、表情型（expressive）和感染型（operative），也被翻译成“操作型”。她还划分出另一种类型，即视听媒体类型（audio medial texts）（杰拉德，2010：105）。不过，第四种文本类型不是根据其语言使用的功能，而是根据其使用形式划分的，与前三种类型并非同一性质，因此不在本文所涉范围。
莱斯（2004）认为，对文本类型的划分可以使译者确定与某一特定翻译目的相适应的对等程度。信息型文本的主要作用是向读者传递真实世界中的物体和现象的有关信息；表达型文本中添加了美学成分，译文中要求产生一定的美学效应；而操作型文本强调的是读者反应，要求译文的内容和形式应从属于非言语效果。
文本类型理论是迄今最能直接应用于指导翻译教学和翻译实践的一种理论。它不是随想式、经验式的散论，而是基于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功能理论发展而成的，因而也更加可信、更加值得我们努力尝试将其应用于英汉翻译研究之中。文本类型的划分对翻译理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解决翻译理论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三、《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类型
（一）《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的语言特点分析
《政府工作报告》是中国政府向其人民代表所做的工作总结和工作部署。总结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新成就，部署的是国家针对国情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大多涉及国家方针政策及会议精神，在信息表达上必须精准无误，具有汇报性、陈述性以及严谨性、周密性等书面语体的特征；又因为它是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在特定会议上的以政论性为主的讲话文稿，因而又具有通俗性、形象性、简洁性、凝练性等口语语体的特征。同时，由于《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中的政策及精神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读者在工作生活中可遵行、贯彻和实施的，所以它又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指导性。《政府工作报告》是政策文件和官方文告，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应，在语言表达上十分的严谨。
（二）《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类型的界定及其翻译原则
莱斯认为，当文本是单纯事实（包括信息、知识、观点）的交流，用来传递信息的语言维度是逻辑的或者所指的，交际中的焦点是内容或“主题”时，这种文本类型属于信息型文本（杰拉德，2010：105）。在莱斯的语篇类型和语篇种类分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信息型文本是参考书和报告。（张美芳，2005：75）
作为报告体式的一种，《政府工作报告》向读者如实通顺传递信息，告知公众政府一年来的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用不带个人感彩和主观观点的现代汉语写成，以传递客观信息为目的，注重文本的基本内容，语言直白、观点明晰。《政府工作报告》作为一种特殊的报告文本，属于莱斯文本类型理论中的信息型文本。不同的文本类型应采用不同的翻译原则和策略。信息型文本的侧重点是内容，在翻译信息型文本时，应注重保持译文和原文在语义上的对等（张美芳，2009），准确地传递原文中的信息。《政府工作报告》的语言逻辑性强，文本的焦点是内容，其翻译目的就是要准确地传递报告的事实、信息、观点等客观内容。
在翻译《政府工作报告》时，内容忠实是首要原则，要最大限度地忠实原文。《政府工作报告》涉及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性强，稍有疏忽，后果严重。另外，由于政论文使用的场合比较正式，话题敏感，因此在翻译时也要与原文的语体相一致，在选词表达方面要严密准确。其次，语言要通顺连贯。前面提到要最大限度地忠实原文，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字字对译。字字对译势必会造成译文的晦涩生硬、牵强附会，反而违背了忠实的原则。译者在忠实原则的前提下，可以不受原文句式结构束缚，打乱原文的叙述顺序和句式顺序，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相应的策略进行翻译。下面，从文本类型理论视角对近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实例进行分析探讨。
四、文本类型理论视角下《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实例分析
（一）《政府工作报告》中汉英政治词汇层面的翻译
作为重要的政治文献，《政府工作报告》不可避免会含有许多带政治含义的词语，若这些政治含义未能在译文文本中体现出来，则意味着原文文本信息的缺失，是对原文的不忠。在谈到政论文的翻译时，程镇球（2003：18）说过：忠实首先就是要忠实于原文的政治含义，特别是涉及到哲学概念、政治理论、党的方针政策的时候尤其如此。这就需要译者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对原词含义的精准把握。
《政府工作报告》是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对全国人大代表所作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西方的国会议会的功能相当，因此全国人大代表的作用和地位相当于西方国家国会议员。报告中，总理称与会者为“代表”，在英文中“representative”和“delegate”均有“代表”之义，但是这两个词适用的情况太多，可以表示任何会议的代表，不能让译文读者了解这里的“代表”的特殊政治身份和作用。虽说“representative”在美国也有“议员”的意思，但此词有可能使译文读者把他们误以为一般会议的代表。译文采用了“deputy”一词，可以准确无误地传达出“人大代表”的政治含义。我们对原词词义的理解主要在于对原词或原句单义性的理解。单义性是指词语或句子只有一种解释或表达一种意义。这一特点要求翻译时要斟词酌句，避免采用有多种含义或能引起歧义的词或句。例如，将“不加合国”译成“not support Taiwan’s joining the United Nations”会引起“台湾是否已经加合国”的疑虑，应改译为“not support Taiwan’s effort to join the United Nations”。（王大伟等，2002）
（二）《政府工作报告》文化背景知识差异下的汉英文本翻译
报告中很多都是当年或近几年来中国人耳熟能详或感同身受的事情，很多汉语表达就将一些“常识性”的文化表达省略了。但是在汉英翻译时，为了使原文本的信息与目标文本的信息完全并一致地表达出来，必须要将它们补充出来，否则就会造成译语读者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而不知所云，或因为文化空缺而误解译者所表达出来的信息。如：
（1）京沪高速铁路（2008）
Beijing-Shanghai high-speed railway
（2）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五年累计1.6万亿元。（2008）
Central government allocations for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reached 1.6 trillion yuan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例（1）中的“京”“沪”分别是“北京”“上海”的简称，这属于中国文化中的常识。例（2）中的“三农”是一个富含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翻译时一定既要确保语义的完整，又要符合译语的表达形式。这两例正是运用了增补的方法，形式上与译语保持一致，又将原文的含义准确再现。
（三）《政府工作报告》翻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探讨
由于中国与英语国家的历史背景、政治经济体制、社会文化形态不同及中国人与英语国家人们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异，《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文本非常容易产生“中式英语”，就像英译汉易出现“欧化”一样。因此，翻译的英译文本就会与通顺、忠实表达原文文本信息这一原则背道而驰。而政治文献的性质更是要求翻译要忠实于原文，所以为了保险起见容易套用中文结构亦步亦趋，导致译文机械呆板。如：
（3）取消农业税，终结了农民种田交税的历史。（2008）
“谁”取消了农业税？根据上下文，我们知道是“中央政府”。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改变语态的方式把原文中的宾语改成译文中的主语：
The agricultural tax was rescinded， ending the centuries-old practice of farmers paying taxes.
（4）采取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措施，努力维护农民利益。（2002）
We need to adopt measures that conform to the WTO rules and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farmers.
从表面上看，汉语中的两个分句似乎是并列关系，其实关键信息在前一句，后一句表示行动的目的。因此，前句应作为主句翻译，后句以不定式目的状语的形式出现：
We need to adopt measures that conform to the WTO rules to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farmers.
类似问题还有很多，要克服和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首先要结合业务加强政治学习，吃透报告精神，不要停留在字面意思，避免因缺乏政治知识造成歧义。其次，还要加强业务学习，熟悉英文词法句法特点，避免将中文搭配强加在英文上。当然，如果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译者扩大知识面，加强两种语言尤其是英语的修养。
五、结语
中国自入世以来，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在世界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备受世界瞩目，它的翻译是在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掌握政府工作报告的英译策略和理据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报告体式的一种，属于信息型文本，翻译时，译者应该参照莱斯的文本类型理论，从外国读者的角度出发，以目的语为归宿来进行。在翻译过程中要设法化解英汉两种语言在语言风格、社会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差异，尽可能地克服困难，领会原作的精神和风格，准确地传递原文信息。
参考文献：
[1]Beijing Review[Z].北京：北京周报社，2000～2010.
[2]Reiss，K.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 & Limitation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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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杰拉德・米勒.翻译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王大伟，孙艳.高级翻译评析[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6]张美芳.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7]张美芳.文本类型理论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启示[J].中国翻译，2009，（5）：53～60.
文本类型理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商务英语 文本类型 翻译标准 翻译策略
商务英语是以国际商务活动为语言背景的应用性语言，作为经济交往和商务往来的有效工具，其对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起着重要作用。由于国际商务涉及诸多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商务英语涵盖了多个领域的专业英语，这就决定了商务英语的翻译具有复杂性、特殊性和多样性，因此传统的统一翻译标准很难适用于所有商务英语文体的翻译。本文从文本类型的角度探讨商务英语的翻译，对不同的文本类型进行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行多元化标准，寻求个性翻译准则，用以指导商务英语翻译实践。
一、商务英语文体特征简述
由于使用的场合、目的、习惯、风格不同，商务英语中不同领域的英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体特征和文本特点。根据这些特征和特点，一些学者对商务英语文本进行了类型划分，其中被广泛接受的是翁凤翔等学者所作的根据文体特征和用途将商务文体分为七种：广告文体、契约文体、信函文体、教范文体、商务公文文体、商务学术文体和营销文体[1]。广告文体语言劝说功能明显，语言富于审美，目的是诱导读者，推销产品或推出服务。契约文体指商务法律文本、合同、信用证等具有法律、规章意义的文本，语言准确严谨、条理清楚、规范通顺。商务公文文体指商务公司、企业等商务机构所使用的有关管理、交流、业务上的文本，语言正式、客观，包括商务报告、备忘录、公告等。信函文体主要指为国际商务活动而进行交流的商务函电，语言准确规范、礼貌得体。教范文体主要包括各种产品简介、说明书、操作指南等，语言具有描述性、精练、简单易懂。商务学术文体指有关国际商务的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著作、学术报告等，语言正式，有学术著作特征。营销文体指公司宣传资料、产品介绍、促销宣传稿等，这类文本语言清晰易懂，具有较强的劝说性及感染性。
商务英语文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商务英语翻译标准的多样性，即很难用一个统一的翻译标准和方法对其进行有效翻译，只能根据不同文本的功能特征和文体特征，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下面，笔者将根据文本类型理论，对商务英语从文本功能的角度进行分类，探讨个性化的翻译标准和方法，更好地实现译文的功能特征，达到不同语篇的特殊目的。
二、文本类型理论
最早提出文本类型问题的是德国功能翻译理论学者卡塔琳娜・莱思（Katharina Reiss）。她早在1971年就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一书中提出了功能类别问题[2]。后来，她在1984年与汉斯・弗米尔（Hans J.Vermeer）的合著《普通翻译理论基础》中，把文本类型问题和翻译策略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具体的理论，即文本类型理论（Text typology）。莱思根据卡尔・布勒（Karl Bühler）的语言功能论，把文本类型分为三种：信息型、表情型、操作型，并把文本功能作为评价译文的一个标准，认为译者应优先考虑的是译文的功能特征，而非形式上的对等原则；能否达到语篇的特殊目的是衡量译文成功的标准[3]。后来，她的学生克里斯汀・诺德（Christiane Nord）在吸收布勒的研究模式作为范例的基础上，将文本按其功能分为四种类型：信息（指称）功能、表情功能、感染（诉求）功能和寒暄功能，并主张译者将原文功能与即将根据要求产生的目的文本的预定文化功能进行比较，从而在翻译过程中识别出现的问题并采取适当的策略进行处理[4]。
另一位在文本类型理论的研究中具有很大影响的是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他在《翻译教程》[5]中，基于布勒和雅可布逊（R.Sakobson）关于语言功能的论述，将文本的功能分为六种：信息功能、表情功能、呼语功能、寒暄功能、美学功能和元语言功能。由于寒暄功能、元语言功能通常只可见于文本的一部分，因此，纽马克认为，表情、信息、呼语这三大功能是语言使用的目的所在，而后三者是次要功能[6]。之后，他将译文分为忠于作者，充分表达原文作者语义内容的“语义翻译”和忠于读者，重视读者的理解和反应，便于读者接受的“交际翻译”，并提出根据文本不同的功能采用相应的翻译方法。
上述三种文本分类理论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但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三者都把语言功能理论与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联系起来，其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是同源的、同理的。
三、文本类型理论在商务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一）信息型文本
信息型文本的主要功能是对现实世界中事件或事物的写实性描述，所陈述事实包括信息、知识、观点、理论等。它的语言特点是文字简朴、逻辑性强，其内容是交际的焦点。商务英语中的商务公文文本、商务学术文本、信函文本、教范类文本都属于信息型文本，包括商务信函、商务报告、说明书、备忘录等。在翻译这类文本时，译者应以传递信息为主，准确、完整地再现原文的内容；在文体方面，则应以译文语言文化的主导规范为指导，从而符合译文读者习惯。例如：
Dear Sirs，
Referring to your letter dated Nov.29 in which you inquired for the best-selling goods in overseas market，we have pleasure in cabling you an offer as follows：
No. Items FOB Qingdao
AP-95-02Canned Apple US$13.50 per doz.
…
Packing：By standard export cases of 10 dozen，each.
Payment：By confirmed irrevocable L/C payable by a draft at sight.
Delivering：Two months after receipt of L/C.
We trust you will find our quotation satisfactory and look forward to receiving your order soon.
Faithfully yours
（signature）
敬启者：
关于贵方11月29日对我方国外市场畅销的罐头食品询价函，现电报报价如下：
商品编号 品名 青岛离岸价格
AP-95-02罐头苹果 每打13.50 美元
……
包装：标准出口箱，每箱10打。
付款方式：凭保兑的、不可撤销的、即期汇票款得的信用证。
交货日期：收到信用证后两个月。
相信贵方会满意我们的报价，盼尽早收到贵方订单。
您忠实的
（签名）
从语言和文本功能看，这封商务信函的主要功能是传递商品名称、价格、付款方式、交货日期等信息，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把原文的信息准确完整地传达给读者。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遵循读者语言文化的主导规范，以简洁通顺又符合读者阅读习惯的语言进行翻译。译文准确清晰地传达了原文信息，并且按照译文读者的语言习惯进行了处理，传达了原文正式、礼貌的语气。如：译文并没有将原文中的“Dear Sirs”翻译成“亲爱的先生”，而是按照汉语书信的语言习惯翻译为“敬启者”，原文中的“we have pleasure in cabling you an offer as follows”也被译者简洁地翻译为“现电报报价如下”；原文中的“you”和“your”没有直译为“你们”、“你们的”，而是按照汉语商务信函的表达礼貌的习惯套语翻译为“贵方”。这样，译文既做到了准确传达原文信息又符合读者的用语习惯，充分实现了文本的预定功能。
（二）表情型文本
表情型文本包括文学作品、权威性言论、官方文告、私人信件、自传等。表达功能的核心是信息发送者的思想和意愿，作者或信息发送者的地位显著，往往运用有特殊语言风格和特点的词语及句型。在商务英语中，很少有文本是纯粹表情型文本，相对来说，契约文本在兼具信息功能的同时，更偏重于表情功能，具有权威性的言论，语言具有确凿性和风格的独特性，包括商务法律文本、合同、协议书、技术保证书、信用证等。这类文本具有法律意义，所承载的信息就是语言文字的表面传达的信息，不存在任何深层语义结构。在翻译这类的文本时，译者应充分尊重原文作者的权威性，在目的语语言结构和语义许可的范围内，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思，不作任何引申，同时要保证译文和原文语言风格的一致性。例如：
Should such negotiations fail，such dispute may be referred to the People’s Court with jurisdiction on such dispute for settlement in the absence of any arbitration clause in the disputed contract or in default of agreement reached after such dispute occurs.
如果协商未果，合同中又无仲裁条款约定或争议发生后未就仲裁达成协议的，可将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解决[7]。
在翻译上例这一典型的法律文本时，译者应充分尊重原文的权威性，在将原文的意思准确严密地再现的同时，还应该使译文继续保持和原文一致的法律文本所特有的语言特点和行文风格。如：为了避免译文与原文语言风格相悖而过于口语化，译者没有将“Should such negotiations fail”和“in default of agreement reached”分别翻译成“如果这些谈判没有结果”和“没有一致同意”，而是采用了符合原文法律文本语言使用特点的翻译方式，处理为“如果协商未果”和“未就仲裁达成协议”。
另外，在翻译表情型商务文本时，译者还应用词准确、严密、规范，避免歧义、含糊，对于原文中出现的一些文体特有的固定格式、套语或术语，译者应该严格按照其使用惯例进行规范化翻译。如：“投资保护协定”应为“agreement on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而非“agreement of investment protection”；“转让技术”应为“technology transfer”，而非“assignment technology”等。
（三）感染型/呼语型文本
感染型/呼语型文本的主要功能是感染读者或接受者，让其按照原作者的意图感知或采取某种行动，语言通常采取对话式的，焦点是呼语或感染。商务文本中的广告文本和营销文本都属于感染型文本的范畴，如商业广告、公司宣传资料、产品介绍、促销宣传稿等。这种商务文本的目的是通过文本增强公众对公司、产品或服务的认知和理解，继而把这种说服力转化为实际的购买或消费行为。“感染型文本从内容和形式都从属于文本所要达到的言外效果。如果译文仍需为感染性，译者应以读者的同等反应这一总体目标为指导原则”[8]。因此，在翻译这类文本时，译者应根据译文预期要达到的感染目的或功能，从译文读者的角度出发，尊重译文读者的需求，使用符合目的语的语言、文化和语用方式来传递信息，使译文与原文有大致相同的宣传效果和移情感召力。由于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的语言与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如果翻译要实现功能相似，译者就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灵活的翻译手段，达到良好的感染功能。下文是iPad Mini平板电脑英文广告文案大陆、香港、台湾三个翻译版本的节选：
There’s less of it，but no less to it.
大陆版翻译：减小，却不减少。
香港版翻译：小了，但没少了。
台湾版翻译：简，而未减。
这三种不同的翻译版本，对比之下，台湾的翻译版本更加符合汉语阅读者的语言和文化审美习惯，语言简洁文雅，译文的感染功能实现得更加有效。大陆版的“减小，却不减少”和香港版的“小了，但没少了”，虽然把原文的意思完整清晰地传达出来，用词上也注意了押韵手法的运用，但不够简练，又缺少韵味，给读者一种平淡无奇的感觉。对比之下，台湾版“简，而未减”的翻译方式，采用简雅的语言，将原文精简为仅剩四字，巧妙运用汉语中的同音异形字，使译文颇具古韵之风，对提升读者对产品品质的认可度起到了促进作用，使译文达到了很好的感染效果。
翻译感染型文本时，为实现“读者的同等反应”这一总体目标，使译文与原文有大致相同的宣传和移情感召力，译者有时甚至需要改变原作的内容，以弥补原、译文读者之间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例如：在翻译中国名酒商标“杜康”时，将其创译为希腊酒神的名字“Bacchus”作为英语商标，这种通过灵活翻译方式得到的译文，会使译文读者产生更多有关的文化联想，更容易引起他们的认可和共鸣。
四、结语
商务英语是一个总括而复杂的概念，呈现范围广、文体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就决定了我们在讨论商务英语翻译时，必须采用多元化的标准，指导翻译实践。文本类型理论为商务英语文本的翻译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和新的翻译视点，译者通过先确定原文的功能类别，将文本分为信息型、表情型和感染型，充分认识不同类型商务文本的特性，再根据每种文本的功能类型、文体特征和语言风格等因素，确定不同的翻译原则和翻译策略，采取合适有效的翻译方法，更好地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该理论简单易行，操作性强，因而能够很好地指导商务英语翻译，有效地促进国际商务活动和贸易的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翁凤翔.当代国际商务英语翻译[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86.
[2]Reiss，K.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Categories and Criteria for Translation Quality Assessment（Translated by Errol，F.R.）[M].Manchester：St Jerome Publishing，1971/2000.
[3]Nord，C.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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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张美芳.翻译研究的功能途径[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75，169.
文本类型理论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克里斯蒂安・诺德翻译类型 合理性 局限性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盛行，处于主导地位。语言学理论学派认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替换为另一种语言的篇章材料”的过程（Catford， 20），因此翻译是对比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是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几乎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以及其他的一些非语言的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功能主义目的论于首次被德国学者凯瑟林娜・赖斯提出。而后她的学生汉斯・弗米尔、贾斯塔・赫兹・曼塔利和克里斯蒂安・诺德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功能主义目的论长期以来一直是非常重要的翻译理论之一。功能主义目的论的理论基础有四，分别是芬兰学者冯赖特的行动哲学研究、美国数学家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的通信理论、德国美学家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的接受美学、以及语篇语用学（卞，44-59）。作为功能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克里斯蒂安・诺德提出了对翻译源文本的分类，并以分类为基础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本文由四个部分构成，旨在诺德的翻译类型进行分析。不可否认的是，诺德的翻译类型分类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具有突破性的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分类豪无缺陷，所以本文将会对翻译类型的贡献以及局限性进行详细地阐释。
1功能主义目的论形成和发展的学术背景
“翻译研究”这个术语于1988年由美籍学者詹姆斯・霍姆斯在他的论文《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首次提出，但是对于翻译实践的研究远远早于这个术语产生的时间。最早的翻译实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Stolze， 2）。16世纪时，为了能有效地促进《圣经》的翻译，马丁・路德在他翻译的德语版《圣经》中倡导自由译法，这种方法与真实译法是对立的（Stolze， 3）。用现代术语来说，马丁・路德所倡导的是归化译法，而后者是异化译法。在翻译研究领域中，不同的翻译学派有不同的研究重心，所以每个学派提出的翻译方法也不尽相同，但是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从本质而言都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翻译实践。
一开始，翻译被认为是语言学的分支，在语言学的领域里对翻译进行研究。索绪尔创建的现代语言系统深刻地影响了翻译研究，因为翻译与应用语言学是紧密相连的。像詹姆斯・霍姆斯、罗曼・雅各布森、J.C.卡特福特、尤金・奈达以及皮特・纽马克等翻译学者都非常强调翻译中语言本身的因素。雅各布森（114）在他的论文《翻译的语言学问题》中将翻译划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类，并指出在语际翻译中语言意义和语言等值是核心问题。在这一时期里，直译和意译的冲突仍然存在。尤金・奈达在他的论文《论对等原则》中提出了静态对等和动态对等的概念；前者更重视源文文本，而后者更重视读者反应。奈达（136）还进一步阐释了动态转译包含的三个核心概念，“最恰当、自然和对等”，并指出“自然”的译文必须符合译入语语言和文化以及特定信息的语境，并易于译入语读者所接受。这三个要求与后来的功能主义学派的一些思想不谋而合。但是，总体而言，翻译的语言学派的主张虽反映了该学派十分重视单个句子的句法结构等语言学因素，但却忽略了文本的整体性。
2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和翻译策略
在凯瑟林娜・赖斯理论的基础上，赖斯的学生汉斯・弗米尔提出了目的论，贾斯塔・赫兹・曼塔利提出了翻译行为理论，都丰富了功能主义目的论。当然，克里斯蒂安・诺德也不例外。
克里斯蒂安・诺德是赖斯的学生，也是功能主义目的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她的著作《目的：析功能翻译理论》中，诺德（46-47）在回顾了朱利安・豪斯的隐性翻译和显性翻译理论和赖斯的文本类型分类，并提出了两个基本的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文献型翻译强调的是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接受者之间的交际行为，对源语作者和源语文本读者在源语文化中的交际做文献记录；译者把源语文化呈现给译语读者，把他们置于源语文化中，并让它们觉得读到的东西本身是存在于读者的文化中的。工具型翻译是为了目的语文本在目的语文化中实现不同的功能的翻译，强调译语文本读者能够无障碍地接受源文本传达的信息，并且接受到的信息和源文本信息具有同样的功能，即实现译语文本和源语文本的功能对等。
诺德进一步地将文献型翻译划分成了四个子类别，分别是逐行对译、字面翻译、文献学翻译和异化翻译。逐行对译旨在再现源语语言结构，常应用于比较语言学研究中；通过字面翻译，译者想要重现源语语言的形式，在目标语言中再现源语语言的句式结构和词汇用法等；如果在译文中还加入了注释对源语语言和文化进行阐释，这种就是文献学翻译；如果译文给目标语言读者造成一种文化距离感，这就是第四种类别异化翻译。
工具型翻译目的是达到源文本的语言功能，所以，根据目标语语言功能和源语语言功能的相似程度可以将工具型翻译细分为三个小类别，分别是等功能翻译、异功能翻译和相似功能翻译。
2.1对诺德的翻译类型的阐释
辜鸿铭的翻译可以作为文献学翻译的一个例子。当他在英译《论语》的时候，他加入了一些脚注来对中国的文化现象等进行阐释。比如，在论语第二章中，辜鸿铭（13）将夏朝和欧洲的希腊时代做类比，将殷朝和欧洲的罗马时代做类比，使西方读者更好的理解原文。同样，在第六章的脚注中，辜鸿铭（46）将鲁国类比为古代中国的英格兰，将尧帝比作中国父系社会的亚拉伯罕・林肯。
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则是异化翻译的一个例子。比如第二十六回， “当下只见王婆推开房门，入来怒道：“你两个做的好事！”西门庆和那妇人都吃了一惊。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请你们来做衣裳，不曾叫你来偷汉子！…”，赛珍珠的译文则是：
The Old woman came in， pushing the door open and crying，“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Then Hsimen Ching and the woman both startled with fright and the old woman said，“Ha， good！ HA， and this is well！ I ask you to come and make clothes and I did not tell you to come and steal a man！ …”
“你两个做的好事！”和“偷汉子”被译为了“This is 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种译法不符合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而是遵循了源语语言的用法，所以给译入语读者一种文化距离感。
诺德还指出，一般而言，使用说明书等实用文本的翻译是等功能翻译。而将《格列夫游记》和《鲁滨逊漂流记》之类的小说译为儿童读物则是异功能翻译。诗人译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原诗的部分相似功能功能，但却不能做到等功能，因为不同语言中的韵、节奏、意象等是不同的，所以诗人译诗是相似功能翻译的一个例子。下面以古诗《天净沙・秋思》为例来分析诗人译诗。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Tune： Sunny Sand
Autumn Thoughts
Over old 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s fly evening crows； Under a small bridge near a cottage a stream flows；
On ancient road in the west wind a lean horse goes.
Westward declines the sun；
Far， far from home is the heartbroken one. （Translated by XuYuanchong）
虽然在英语译文仍然是诗的形式，但是同原文相比，有几处明显的不同。首先，在“Sunny Sand”之前添加了“Tune”来说明“Sunny Sand”不是题目，而是一个词牌名。再者，在这首词中，每一句都押尾韵/a/，而在英语译文中只有前三句押韵，而且是押的/s/音。最后，《秋思》这首词是由意象相连，而译文中加入了许多动词、方位词等来保证整首诗的流畅和完整。
2.2对诺德翻译类型的评述
诺德的翻译类型理论阐释了从逐行翻译到异化翻译各种翻译类型，并且提出了各类作品，比如说明书、文学经典和诗歌，对应的翻译方法。她的两大翻译类型分别是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前者更重视源语言文化，而后者是以目标语言的文化为导向。所以，除了源语言和源文化之外，诺德也将目标语言的语言功能纳入了考虑范围，这在根本上同豪斯的划分区别开来。因此，诺德了源文本的绝对地位，但同时她也指出她提出的翻译类型以及其他的翻译理论并不是否定对等理论，因为对等关系是源文本和目标文本众多关系中的一种（诺德，29）。
但是，同其他的理论一样，诺德的翻译类型并不是完美无缺毫无漏洞的。她强调所有的翻译都可以归为文献型翻译或者工具型翻译，这种两极化的主张使得她的翻译类型理论的可行性有所降低，因为某一翻译可能不仅仅是文献型翻译或工具型翻译，其中的某些成分也可能包含了另一类型的翻译因素。赛珍珠的《水浒传》译本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例子。赛珍珠将这本小说的书名译作All Men Are Brothers（所有人皆兄弟），这个译法显然是意译（书名的直译译法应该是The Water Margin）。但是在赛珍珠的译本一直是以直译著称。她自己在译本的序言中也说道，她翻译的目标是再现中文的魅力，所以她更加注重源语言和源文本。下面的例子可以说明赛珍珠的直译：
石秀便问道：“这位兄长是谁？”
Shih Hsiu asked， saying， “Who is this brother？”
在这个例子中，“问道”被译为“asked， saying”。这种译法完全忠实于中文源文本，但是英文中没有这样的用法。除此之外，上一个部分中提及的“你两个做的好事”、“偷汉子”分别被译为“a good thing you have done”和“steal a man”.这里的“好事”实则表示“不要脸的事”而不是英译中的“a good thing”，“偷汉子”也不是译文中的“steal a man”，但是赛珍珠却在英译本中保留了中式的说法和表达。赛珍珠版本的《水浒传》译本说明了在某些情况下，在翻译过程中，就算有明确的目标，译者有时也会采取不同的翻译方法。所以，两极化的翻译类型有时也许不完全可行。
3结语
作为功能主义目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诺德的翻译类型打破了源文本的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指导实践的可行性，兼顾了语言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既摆脱了原文的束缚，也避免了极端功能主义之后对原文的不尊重等，且分类较为全面。但是诺德的理论也有所局限，她的二元对立的主张降低了理论的可行性，因为有些时候，一个特定文本的翻译，如上述部分中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样，可能包含文献型翻译和工具型翻译两方面的因素。综上所述，克里斯蒂安・诺德的翻译类型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对功能主义目的论的发展确实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虽然其理论有所缺陷。
参考文献
[1] Catford，J.C.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2] Gu，H.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Tianjin：Tianjin Social Science Academy Publishing House，2014.
[3] Nord，C.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4] Jacobson，R.On linguistics aspects of translation.In L.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pp113-118.London：Routledge，2000.
[5] Nida，E.Principles of Correspondence.In L.Venuti（Ed.）.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London：Routledge，2000.126-140.
文本类型理论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中国大陆 MBTI 研究
MBTI的全称为“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它是一种迫选型、自我报告式的人格测评工具，用以衡量和描述人们在获取信息、作出决策、对待生活等方面的心理活动规律和不同的人格类型表现。
它以Jung的心理类型理论为基础，由美国的Brlggs和Myers母女共同研制开发。在国外，MBTI因其独到的理论根基，严格的操作规程和极强的实用性被广泛应用于团队建设、生涯设计、教育学习和个体与家庭治疗等领域，而目前国内对于MBTI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应用都十分有限，在此特对中国大陆的MBTI研究情况作进一步梳理，并加以介绍待加强和发展的空间。
一、MBTI理论及量表研究
1994年苗丹民等以MBTI-G型为蓝本，开始了修订工作。1998年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蔡华俭等用它的新版本MBTI-M型，以258名大学生作为试测样本，对其进行修订。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MBTI的修订是成功的，在中国的应用具有较为理想的鉴别力、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要使MBTI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首先对其理论及实用价值有广泛而全面的了解。然而由于MBTI的理论来源是荣格的心理类型说，荣格的理论复杂难懂，发展它的Myers和Briggs又花了五十多年才研制出的MBTI自然是较为深奥难懂。如何深入浅出地论述MBTI理论的主要观点、应用价值、学习和使用MBTI应注意的问题等，《心理类型理论概述》一文试着做出了解释。
对于MBTI的人格问卷法，褒贬不一。一般来说，人格问卷法的特点是使用方便，如果设计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可在较短时间搜集到大量的资料。但也还有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受试者往往对社会赞许的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有时受试者对任何问题都给予同意的回答，这都会影响测验结果。因此，在问卷之外再有其它方法配合，将会得到更真实的材料。
为了使MBTI-GA格类型量表更好地在中国应用。罗正学、苗丹民、皇甫恩陈足怀等对G量表做出修订，首先由心理学专家和语言学家分别译出初稿：分析各条目与相应人格维度的匹配程度，形成试测卷；修定成外倾内倾(EI)、感觉直觉(SN)、对事对人(TF)、判断认知(JP)的四个维度、八个因子的定稿；进行实测，分析其可用程度。通过相隔8周后重测367名大学生，结果的相关性具有显著作用，证明信度可靠；先以英文原版卷测291名医学生，后再用修订版测。结果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证明内容效度好。鉴于上述实验，《MBTI-G人格类型量表中文版的修订》得出结论：MBTI中文修订版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外倾内倾维度表征内外倾向人格效果好；SN、TF、JP表征的个性稳定。
苗丹民、皇甫恩为了探讨中文版人格类型量表的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和结构效度，为其在中国应用提供操作性技术。被试为大学本科和专科学生2123名，陆军初级军官276名，结果经专家评判、中英文版相关分析、自评他评和信度分析，表明中文版有较好的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研究发现维度具有明显的内外向人格特征感觉型个体温和、现实和谨慎，直觉型个体则恃强、敢为、果断和中强度型行为特征，对事型个体稳重、安详、恃强、自律判断型个体善于交往和社会化程度高，做事有强的责任感、计划性和有恒性，适应新环境能力较强，成就感强，以上发现与原设计和国外研究吻合。结论是本研究修订的中文版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和结构效度。
此外，为了探讨中文版MBTI人格测验的效标关联效度，为MBTI人格量表在中国的应用提供理论依据。苗丹民、皇甫恩等使用MBTI-G量表中文修订版对西安地区包括医科、工科、文科、外语、指挥等专业在内的929名大学本科生进行施测，此外，关联效标测验量表包括EPQ，16PF和PH1人格测验。结果是外倾、内倾维度与EPQ和16PF中内向人格因素间有0.7水平的相关；直觉型个体主要表现为高恃强性、幻想性、独立性，而感觉型个体表现出新环境中高成功能力；TF维度与专业成就因子相关最高，在成功领导者评价上有一定意义；认知型个体较孤僻，而判断型个体社会化程度高、新环境中成长能力强。结论就是该研究修订的中文版MBTI具有较好的效标关联效度。
《中、英文MBTI-M人格类型量表的跨文化差异研究》尝试探讨跨文化差异对中、英文MBTI-M人格类型量表测验结果相关程度的影响，为中文版MBTI-M的进一步修订提供理论依据。作者应用原版及中文版MBTI-M人格类型量表，对英语水平四级以上的大学生进行测试。结果表明：题目表达形式和被试英语水平均与中、英文MBTI-M测验结果的相关程度呈显著性相关。语句型题目中、英文测验结果的相关明显高于词对型题目；英语专业组相关程度最高，英语四级组最低。最终得出结论：中、英文MBTI-M量表之间存在跨文化差异，主要的影响因素是题目的表达形式和被试的英语水平。
二、MBTI在职业和人才测评上的应用
过去有大量人力资源管理文献强调“以人为本”，而近现代大量心理学和管理学的实证研究证实：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必须强调人的个性特征，实现管理的个性化。因此，个性识别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创建心理档案和企业个性化管理》一文提出了心理档案的创建，并简述了MBTI的由来及其在心理档案创建过程中的应用特点等。
唐蕴玉、孔克勤、宋怡等采用网上自然实验法，以MBT1人格类型量表作为人格评价工具。探讨了网络论坛情境中人际知觉的准确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如下结论：总体维度知觉完全正确和错误均占少数，大部分知觉者在2至3个维度上的他评与知觉对象的自评一致：心理机能的知觉准确性较低；F-T维度的知觉一致性最高，E-I维度的知觉一致性最低：被试对情感和感知的知觉准确性较高，对内倾的知觉准确性较低。影响E-!维度判断准确性的因素主要与知觉对象的论坛经验、学历、性格类型有关，也与知觉者在此维度的他评倾向性有关：在S-N维度，影响准确性的因素主要与知觉者的性格类型、知觉者的判断和两者的相似性有关；在F-T维度，影响准确性的因素主要跟知觉者的判断和知觉者的投射作用有关：在J―P维度，影响准确性判断的因素主要和知觉者的判断、两者心理机能的相似性及熟悉程度有关：影响心理机能知觉准确性的因素主要和知觉者的判断及两者的相似性有关。总体而言，影响人际知觉的因素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知觉对象、知觉者的判断、两者的相似性和知觉者。
知识型员工是近年来产生的一个新型的员工群体， 已经在管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少利、向佐春从知识型员工的内涵和特征出发，介绍人格特质理论的内涵及MBTI方法，并根据国内外运用MBTI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知识型员工的人格特质进行分析。
《从MBTI看IBM管理实践》记录了一个记者参加MBTI~(JHBM的一个团训活动，并指出了MBTI如何帮助企业用人所长，拓宽了对性格类型的认识和了解。有助于学习者把类型理论的概念融入个人生活和工作之中，帮助人们更好地工作。这也是MBTI理论企业运用中的实例。
《MBTI理论从四个角度评析人才》一文强调：MBTI理论注重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工作的内容，例如：对于ENTJ型(外倾、直觉、思维、判断)的人而言，并不能说他适合，或不适合做总经理助理。关键在于总经理助理这一职位是能否让ENTJ型的人领导、掌管、组织和完善一个机构的运行体系，以让它有效地运转并达到计划目标，能否让ENTJ型的人从事长期计划的设计，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创造性而合乎逻辑的办法等，因此，人格类型应该与岗位描述有具体直接关系，而不是简单对应于行业、企业或岗位。
MBTI理论在团队合作和人际交往中运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沟通中“情绪转移”问题的MBT1人格理论分析》一文就从SN维度解释了不同类型的人如何面对和处理“情绪转移”。
三、MBTI不同类型对象的分析
1 领导干部
由于中国服务型政府的推进，各级领导干部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领导是如何行为和决策的往往影响着每个相关普通公民。《中国领导干部人格类型研究》尝试对我国领导干部人格类型做出测评。结论是领导干部以ESFJ类最多，其次为ES，rJ型，而ISTP，ENTP、INTP类的分布则相对较少。在性别差异方面，中国领导干部人格类型在的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女性领导干部更加外向，而男性领导干部相对较内向，女性干部于更倾向于情感类，男性干部相对倾向于思维类男性领导干部更加倾向于判断型。此外，在年龄、受教育程度、职务、地域与单位性质方面，我国领导干部人格类型存在一些差异。
除了单个领导人人格类型外，还有学者对领导群体的心理类型做了尝试。《领导群体整体合力的心理学研究》采用群体抽样法抽取多个市级事业单位局级领导群体，经过上级组织部门考核、下属人员测评和本单位领导群体成员问卷调查的结果，最后选取两个样本组：矛盾领导群体组(A组)和和谐领导群体组(B组)进行比较研究。但是，每位领导者在组合成领导群体共同行使领导与管理职能的过程中，群体主要核心成员的人格特质就会产生影响。该研究发现，A组群体成员与B组群体成员在MBTI维度上存在着某些差异，但并不明显。
2 企业管理者
除了上述党政机关的管理者的人格类型研究外，《企业管理者人格类型研究》一文还以各类企业的中高级管理人员为样本，对管理者的人格类型作一探索。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管理者在人格四维度的倾向性分别为外倾(E)、感觉(S)、思维(T)、判断(J)；由人格维度组合而成的人格结构中领导模式为ES结构。问题解决模式为ST结构，气质类型为SJ结构。ESTJ、ISTJ是企业管理者典型的人格类型，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管理职位、管理领域、企业性质等变量对管理者的典型人格类型影响不显著。
《企业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人格类型比较研究》研究对象选取多种行业的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共92人。研究表明：从人格维度看，管理人员外向型(E)多于内向型(I)，思维型(T)多于情感型(F)，判断型(J)明显多于知觉型(P)。ESTJ型是本研究中管理人员的大多数类型，即外向思考型。而非管理人员则以内向感觉型居多。不同性别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人格类型的共性与差异通过对相同性别的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人格特质的比较研究，可以看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E-I维度上，管理人员与非管理人员的差异显著，管理人员偏向外向型：非管理人员偏向内倾性。T-F、J-P和S-N上没有明显差别，但在T-F维度上，存在性别间的差异。女性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非管理人员，她们都偏向F情感型；男性管理人员和非管理人员都偏向T思考型。男女性别比较大的差异是大约2／3的男性属于思考型，接近同样比例的女性属于情感型，这也与国外的研究相吻合。
3 人力资源管理者
《人力资源管理者的MBTI类型研究》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职人力资源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学员103人为研究对象。结果类型分布：比例最高的类型是ESFJ占19％。远高于其他类型，其次比例较高的有ISFJ(11％)，ESTJ(11％)，ESFP(11％)。研究结果反映出，在我国人力资源管理从业者最适合的MBTI类型是ESFJ，比较适合的类型是ISFJ、ESTJ、ESFP。
4 图书馆员
《基于MBTI的图书馆员性格特征分析》采用MBTI性格测试方法，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员进行抽样调查，调查他们的性格类型，同时分析图书馆员的职业性格特征和岗位以及性别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高校图书馆员中性格类型以AISJ和IsTJ居多，不同岗位的图书馆员性格类型略有差异，图书馆员的职业性格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5 辅导员
徐玲老师以湖北省高校辅导员83人为被试，对辅导员群体的MBTI性格类型作出统计和分析，比例最高为IS，FJ，其次为ESTJ，ESFP。文章还分析了男女辅导员各维度上的差异，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为辅导员队伍结构和工作分配提供参考。
6 吸毒群体
朱小虎、孔克勤采用MBTI-M版对120名吸毒者施测研究，结果发现吸毒者的人格类型分布与一般人有非常显著的区别。吸毒者在感觉(S)、情感(F)和判断(P)维度的分布显著地多于一般群体。吸毒者的机能类烈主要是SF型，NT型的非常少。吸毒者具有代表性的人格类型是ESFP。鉴于上述结论，作者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7 普通大众
《MBTI人格类型的调查分析》一文通过在网站上MBTI-M版量表问卷，范围为该网站浏览者。在对信息整理后，共获得无缺省值样本2345人，其中男性1108人，女性1237人；采样结果表明外向型人的比例占44.5％，内向型人的比例占55.6％；感觉型人的比例占60.2％，直觉型人的比例占39.8％；情感型人的比例占57.7％，思考型人的比例占48.3％；判断型人的比例占46.7％，知觉型人的比例占53.5％。结果显示，16种人格类型的分布是不一样的，其中ISFJ在人群中所占比例最高，达到12.1％，ENFJ人格类型在人群中所占比例最少，只有24％。
四、以学生群体为对象的MBTI研究
1 军校学员
《人格特征对陆军学院学员胜任特征的预测》研究表明MBTl人格类型量表的EI维度与胜任特征评价中的人 际交往能力、口头表达与激励能力有显著相关；SN维度与约束力、情绪稳定性存在显著性相关。TF维度与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存在显著性相关。JP维度与事业心、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和决策能力存在显著性相关。根据陆军学院学员胜任特征的要求和MBTl人格类型量表对人格倾向的定义和解释，从理论上讲，具有外倾、感觉、对事、判断型人格倾向的人格特征，能更好的满足陆军学院学员胜任特征的要求。
张银玲、苗丹民、罗正学、孙云峰等为探讨军校学生人格类型与决策行为之间的关系，采用自编决策问题问卷和人格类型量表中国版(MBTI-G)，整群抽取军校二年级本科生210人，随机选取其中109人为正面框架组。101人为负面框架组，对不同组别被试的方案选择与MBTI人格类型的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本研究证实当信息从正面呈现时，SN和TF人格维度与方案选择有关，这一结果与MBTI人格量表阐述的人格倾向是一致的。在MBTI中。SN维度主要描述如何提取信息；TF维度主要描述如何做决策。当信息从负面呈现时，人格维度与方案的选择无关。研究还发现，外向型和直觉型个体无论在正面还是负面框架中都倾向于选择冒险方案。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由此可见，人格类型与保守和冒险方案的选择是有关系的，可以通过人格类型预测个体面临风险任务时的行为方式；或者为了达到信息传递者的目的，根据信息接受者的人格类型以合适传递方式传递信息。
武圣君、苗丹民等为研究军校男、女报考生的MBTI人格特征，以探讨我国军校报考生的人格特征，为军队院校在招生工作中进行心理检测和选拔提供理论依据。研究结果表明男、女军校报考生在E、S、T、J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I、N、F、P因子得分；男性报考生在T、I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女性报考生，女性报考生在E、F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男性报考生，男、女军校报考生的人格类型以ESTJ、ENTJ、ISTJ和ESFJ这四种类型居多，占总体的70％以上。结论是男、女军校报考生的人格特征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各自特点，二者均具有E、S、T J倾向。
《空军双学士飞行学员MBTI人格类型分析》探讨了双学士飞行学员的MBTI人格类型特征，应用修订后的中文版MBTI人格类型量表，对双学士飞行学员进行测试。结果表明：双学士飞行学员在E、S、T、J偏好上的得分均高于内向I、N、F、P偏好：ESTJ人格类型最多，其次为ENTP、ESTP人格类型；INFJ、ENFJ、INFP、ESFP和INTP人格类型人数最少。双学士飞行学员大多为E、S、T、J偏好，与军队的特殊环境和军事飞行人员所肩负的责任要求相适应。
《空军某航空大学三年级飞行学员MBTI人格类型分析》用修订后的中文版MBTl人格类型量表对780名大学三年级飞行学员进行测试。结果学员在E、S、T、J偏好的得分均高于I、N、F、P偏好；在780名学员中ESTJ人格类型最多，占总人数的28，1％，其次为ESTP,ESFJ、ESFPJk格分型，INFJ、INFP、INTP、ENFJ人格类型最少。
王扬、刘红巾、陈静等以2013飞行员为被试(均为男性)，根据飞行学员入学成绩不同分为：甲组、乙组、丙组。测评结果显示，无论是全体飞行学员，还是根据入学成绩分成的甲、乙、丙3组，在E、S、T和J偏好上得分均高于I、N、F及P偏好本组结果还显示，飞行学员以ESTJ、ISTJ、ENTJ和ESFJ人格类型居多，占总数的50％以上，并以ESTJ类型最多。
罗正学、苗丹民、皇甫恩等以军校男女大学生共498名被试。MBT睬样研究显示，军校男、女大学生在S,T、J因子上的得分均高于N、F、P因子得分。在E、I因子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女大学生在S、P因子的得分高于男大学生。在他因子上的得分没有显著差异；从人格倾向的分布来看，男、女大学生在S、T、J因子人格倾向所占百分比均远远高于N、F、P因子所占百分比，E人格倾向者略高于1人格倾向者。16种人格类型的分布结果也显示，男、女军校大学生在人格类型的分布上基本相似，ESTJ、ISTJ、ENTJ,ISFJ这四种类型居多，占总体的一半左右，并以ESTJ型最多。
2 普通大学生
《大学生人格类型与专业认同间的关系研究》一文选择旅游系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为研究对象，从MBTI角度对性格与专业认同度做出分析研究。就旅游管理专业而言。对专认同的高认同组的外倾(E)、直觉(N)两维度比较突出，而对专业的低认同组的内倾(I)、感觉(S)两维度相对集中，F型的个体更易认同旅游服务类工作。@这和我们生活中的观察也是相互佐证的：外倾在旅游工作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旅游行业离不开经常的人际交往，能否处理好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常决定着工作的成败。
为了比较中西方口腔医学专业考生人格特点的跨文化差异。为学校教育者的招生和教育工作提供有益的线索。《口腔医学专业考生人格特点的中英样本比较》采用随机抽样，用中文版MBTI-G对317名中国某医科大学口腔医学专业的考生进行测试。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被试内倾型(I)大于外倾型(E)，而英国被试则相反；中、英被试中判断型(J)的比例均高于认知型(P)；气质维度，中国被试NT型气质大于NF，英国被试则相反；中、英被试sJ型气质比例均高于SP型；人格类型中，中国被试比例最大的3种为ISTJ，ESTJ和ISFP。
《研究生人格倾向与人格障碍的关系》以广州市某大学研究生180人为对象，调查结果显示：MBTl人格类型的某些因子与某些人格障碍倾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以上论述结合整体样本J、T、S得分显著高于P、F、N的结果，可在一定程度上预测J、T、S型人格特点与能够保持人格健康有密切联系，而I、P、F、N4种类型的个体较为不稳定，出现人格障碍的可能性比E、J、T、S型个体要大。因此认为，人格障碍与人格类型中的I、P、F、N4个维度因子密切相关。
施春华、王记彩以在南京4所综合性大学的934名硕士生为被试，MBTl人格采样研究发现：研究生无论性别、工作经验和学科门类(理科除外)，其人格类型都是较为偏向外倾(E)、感觉(S)、情感(F)和判断(J)维度。
《高职院校学生职业倾向与人格类型分析》的被测试对象是大一年级六个不同专业的1054名学生，MBTI性格采样表明：该校高职学生在四个维度中，总体以E、S、F、J型居多。
五、中国大陆当前MBTI研究的不足之处
1 研究文献数量较少
MBTI理论已经在国外得到广泛的应用，相关研究文献更是数不胜数，包括了实验研究和应用。心理类型应用中心(CAPT)的在线书目在2002年就包括了近8000个条目，其中包括1542篇博士论文，《心理类型》杂志也走过了25年历史，并在1994年成为美国心理协会psyclNFO系统 的一部分。这也是主流心理学对MBTI的高度认可。@笔者在做文献综述时在中国知网上进行相关搜索，发期刊文章57篇，硕士论文6篇，博士论文专门讨论MBTI的还没有，国内也没有相关中文专著出版，比较优秀的译作有《赢在性格》、《天资差异》、《就业宝典》等。
2研究质量有待提高
MBTI的研究范围和领域十分广阔，理论研究包括MBTI的信度、效度、常模资料，国内的修订情况，以及MBTI与其他量表的相关关系分析；实践应用包括MBTI在组织发展与团队建设中的应用，在职业辅导、师生互动、家庭治疗等领域的应用。然而，我们当前的多数研究仅限于MBTI性格类型数据的收集和分析，研究缺乏理论性深度。实际应用的指导性和针对性有所欠缺。有学者犀利地指出：“在我国心理学界也没有真正推广它，使其发挥社会功效。在我国心理学界，有几篇关于MBTI的文章，内容大多直接用它去测评一些学生，将结果写成一份研究报告而已，而对测评对象也没有进行实际的指导。”就现有的数据样本，也有学者质疑：在我国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收集的数据样本数量还不足以证明测试的信度和效度。在美国，一项结论通常基于几十万个测试的样本数据上，而上述的我国两项研究尚只有一、二百个样本。
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军医大学在学术界一直专注于对MBTI的研究，MBTI的商业运用似乎更加成功。上海思维管理咨询公司、北京诺华仕企业管理顾问公司致力于MBTI的商业培训和推广，并在职场中得到普及和重视。
3 基本理论有待加强
作为一个舶来品，翻译统一问题还没有解决，对MBTI的基本术语的翻译并没有在学界形成统一认识。举例来说，“Perceiving”一词，有人译为“观察”，有人译为“感知”；“Thinking”有人译为“思维”，有人译为“思考”，“Ex―troverted”是译为“外倾”还是“外向”等：就连“Myers”一名，就有“迈尔斯”、“麦尔斯”、“梅耶斯”等多种译法，笔者觉得翻译可以参考王善平老师的《赢在性格》。
在笔者看来，有些文章出现了对MBTI理论的误解，有些解释显得比较牵强。我们还应当加强理论的学习，对荣格的性格类型学说、迈尔斯母女的著作加强研读。
4 量表的知识产权问题
如前所述，不少文章通过量表采集数据，虽然作者们都引述运用MBTIM版或C版问卷。众所周知，MBTI的知识产权人CPP，APP。他们是否授权使用?据笔者所知：MBTI的中文量表中国大陆售价是人民币280元，英语量表价格是310元人民币，而且只有正规的MBTI测评师才能进行实测。笔者担心研究数据的量表来源是否权威，使用的量表是否有误，采集的数据是否有效?我们都知道测评结果，需要评测师进一步解释和评估，受测人应该有机会和权利重新确认自己的性格类型。因此，商业版的推广，学者研究版在高校的全面引入也是我们进一步作高质量研究的基础工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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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类型理论范文第5篇
我国东部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岳石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马桥文化等,都是这一时期命名的,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苏秉琦先生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对于我国考古学向纵深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对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研究,无疑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区、系、类型”理论的前瞻性主要有二:根据“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先生将我国群星璀璨的考古学文化归纳为六大区,“区、系、类型”中的“区”不仅空间大于考古学文化区,而且“区、系、类型”中“区”的层次也高于考古学文化区。苏秉琦先生从全新的高度将“考古学文化区”的概念上升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不仅为考古学建立了更加广阔的时空框架,也为宏观地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动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苏秉琦先生在提出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区、系、类型”理论的同时,还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模式、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观点到“古国、方国、帝国”的理论和“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为国家形成的三种模式等文明起源理论,因此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实际上已成为通过考古学方法研究和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基础③。考古学理论来源于考古学实践,考古学理论应对学科研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十年过去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基于现有资料对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探索虽具有前瞻性,然这一理论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实践中也日渐显现出理论的不完善和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而出现一定的局限性。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局限性主要有二:同一律和普遍性等基本概念不明确。“区、系、类型”理论中出现了考古学文化的“区”、考古学文化的“系”和考古学文化的“类型”,苏秉琦先生对“区、系、类型”的定义如下:“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这里,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原有的“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类型”等考古学专业名词文字相同而概念或定义不同。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定义,“区、系、类型”中的“区是块块”,属于空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区也同样属于空间范畴。在苏秉琦先生划分的六大区系中,“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主要指“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即海岱地区;尽管苏秉琦先生认为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属另一个文化系统,实际上胶东半岛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可归属海岱地区的一个亚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则包含了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河姆渡文化”、宁镇地区的“北阴阳营文化”和江淮西部的“薛家岗文化”等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划分,“东部沿海的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分布区;而长江下游地区却包含着“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北阴阳营文化”和“薛家岗文化”的分布区。因此“区、系、类型”的“区”似乎既可等同于一个考古学文化区,又可包含若干个考古学文化区。此外,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区”,或以省命名,如“陕甘晋”“、山东”和“湖北”,或以流域或方位命名,如“长江下游”“、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等。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考古学的基本标准④,而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中“区”的命名,既无统一的标准,又无规律可寻。“区、系、类型”中的“系是条条”,显然属于时间范畴;而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文化的发展演进也同样属于时间范畴。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大汶口文化发展演进为龙山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发展演进为良渚文化的论述,“区、系、类型”中的“系”主要指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发展演进而不包括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在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文化分期属于量变,而文化的发展演进则属于质变,质变是由量变的积累而发生的突变。因此,“区、系、类型”中的“系”与文化分期、文化演进的相互关系的区分,“系”的时间概念与文化分期和文化演进的时间概念的区分,显然存在着概念上的不确定性。在同一考古学文化中,由于分布范围或文化面貌存在一定的差异,往往又分为若干类型,如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秦王寨类型”、“大司空村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等,而龙山文化则有“城子崖类型”和“两城镇类型”等。在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区、系、类型”中,“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显然“区、系、类型”中的“类型”与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有着不同的概念。
“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既然有分支,也必然有主干,主干与分支也同样存在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综上所述,“区、系、类型”的“区”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区的“区”“,区、系、类型”的“类型”也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考古学理论既须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又须符合形式逻辑的基本原理。一个学科中用同样文字的专业名词表示不同的概念或有着不同的定义,似乎有悖于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同一律。考古学理论应具有普遍性,应适用于不同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如仅适用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似乎又缺乏普遍性。区系的划分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区。受考古资料的局限,苏秉琦先生在“区、系、类型”中划分的六大区系是在尚存若干考古学文化空白区的情况下划分的,尤其是淮河的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因此六大区系的划分出现局限性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江淮东部和江淮中部地区在当时还是考古学文化的空白区,还没有龙虬庄、侯家寨、凌家滩、双墩等遗址的发掘,还没有龙虬庄文化、双墩文化、侯家寨文化和凌家滩文化的命名。徐旭生先生根据对古史传说的研究,划分了华夏、东夷和苗蛮民族集团的空间分布范围。其中将渤海湾以西到钱塘江以北划为东夷民族的分布空间⑤(图一)。而苏秉琦先生将我国东部沿海划分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显然割裂了东夷民族文化的分布区,显然强调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考古学属性而忽略了区系划分的民族学属性。“‘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同一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应该属于某一特定的社会集团的。由于这个社会集团有着共同的传统,所以在它的遗迹和遗物上存在着这样的共同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