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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范文第1篇
一、对中国居民的低消费之谜的一个解答
在以上描述的西方经济学主流消费理论中，我们认为，由于假设前提、经济环境、政治体制等因素的区别，西方的主流消费理论不但不适合用来解释中国的低消费之谜，而且也解释不了。所以，有必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另僻蹊径，寻找中国居民低消费的真正原因。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问题就是：中国的低收入是否真正与低消费相伴而行？
在2006年3月，中国国内的平均消费水平占GDP比重约为45%，然而在2000年基尼系数为0.417时，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便已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2000年后，基尼系数每年呈增加趋势，一直到2006年，基尼系数攀升到0.496。毫无疑问，在2001～2006六年中，每年的占总户数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全部居民收入比已经远远超过了2000年的51%。而2005年，我国居民收入总额为83246.6亿元，以2000年的20%的富有阶层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以上保守数值估计，2005总收入中也仅仅只有低于49%的部分，即40790.834亿元被80%普通居民所拥有，而截止2005年年底全国总人口为13.0756亿，80%的人口数量是10.46048亿。所以，保守估计2005年，我们发现全国80%的普通收入者的年平均收入仅为3899.5元。而2005年全国居民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为7942.88元。就算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与普通大众相同，在扣除占有51%收入的20%的富人后，2005年全国80%的普通大众的消费支出也在7942.88数值的一半3971.44以上。
所以，由最近几年的数据来看中国的消费问题，我们一直以来感到彷徨的问题的解答竟然是因为我们提错了问题！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答案很明显，就是占80%总数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很明显地接近于1。而占人口20%左右的富裕阶级的平均消费倾向则较小，但是这较小的平均消费倾向并不构成让我们困惑的问题，因为对应这部分拥有较小平均消费倾向的人群拥有社会51%以上的财富，而较高的收入所导致的较低消费又完全可以为经济学理论所解释。“从经济观点来看，20年代收入的分配有紧缩消费来增加投资的趋向。回顾这一段
历史，可以看出消费者手里钱多些，投资者手里钱少些，国民经济也许会稳定些”。
所以，有理由相信，在国内的“收入—分配”机制不变的前提下，在国内80%的居民几乎为年光一族的时候，刺激消费的企图只是镜花水月而已。中国的消费需求如果只靠20%的富裕阶级在递减的边际消费倾向作用下拉动将会缓步不前。
二、现代西方消费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凯恩斯消费理论认为现期消费仅取决于当期收入，随着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人们的平均消费倾向是递减的。该理论第一次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把消费与收入水平联系起来，与“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性偏好”一道共同建构起宏观经济理论的大厦，并对消费理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两个假说都隐含了如下两个重要的理论假设：（1）确定性假设；（2）资本市场完全假设。很明显，这两个假设即使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一个是现实的，不仅人的理性有限，而且有些人根本无法以任何利率借到钱，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已完全说明了这一点。
此后的消费理论发展沿两个方向展开:放宽上述第一个假设，考虑人们针对将来的不确定性进行的“预防性储蓄”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放宽上述第二个假设，分析“流动性约束”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如果从以上这些西方的主流消费理论出发，不难由凯恩斯消费理论得出中国现在的平均消费倾向远低于在该平均收入水平上所应有的水平，从而再进一步得出中国存在很大的消费发展空间及潜力，及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该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无疑，这些研究大大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但一个更为根本的大前提是，它们是就市场机制相对发达完善的经济和社会实践而展开的。对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计划经济的许多体制“遗留问题”还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也只是初步建立，直接套用以西方经济历史实践为基础的现代消费理论来分析我国消费领域出现的问题，很可能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很难得出真正想要的“中国解”。人是环境的产物，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了人们不同的行为特征，研究中国的消费问题不应脱离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实践，尤其是我国的经济转型及我国特有的经济情况对人们消费行为的影响。
三、结论与启示
居民消费范文第2篇
摘要:
基于1997—2013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将收入、消费的基尼系数纳入研究框架，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水平和结构两个层面考察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状况恶化均显著扩大了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非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全国和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倒“U”型，并处于其下行区域，即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差距的作用是递减的;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处于“U”型曲线的上行区，即城乡收入差距的上升造成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越来越大;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的角度看，现阶段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不同类别的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消费差距存在显著的棘轮效应。
关键词:
城乡收入不平等;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基尼系数;消费基尼系数
0引言
目前，收入不平等和内需低迷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是否会影响我国消费水平的提升和国内需求的扩大，理论上尚存争议。凯恩斯的古典消费理论认为，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因此，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越大，消费差距也越大。但是，其他一些消费理论对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提出挑战，如标准的LCH理论认为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是不相关的，广义的LCH理论则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看成是不确定的。根据该观点，由于低收入者并不比高收入者相对消费得更多，因此，伴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也可能有所降低。特别是随着交通、医疗、教育等日益“大众化”服务消费的普及，农村居民对其需求也在不断扩大，其消费增速甚至超过城镇居民。樊纲等［1］通过建立一个消费条件模型来考察影响我国人均消费水平变化的各种因素，发现以基尼系数表示的收入差距对人均消费水平变化可能具有负影响。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是拉大还是降低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需要从经验研究上加以检验。本研究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基尼系数视角，将收入、消费的基尼系数纳入研究框架，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水平和结构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
1文献述评及研究思路
关于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认识存在很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公共服务支出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上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别，城乡居民在消费水平、消费倾向以及消费结构方面存在显著差异［2］;而且受到收入增长的行业制约、设施建设投入的城乡分离、消费观念转变的养老制度的约束［3］，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不公平明显抑制了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4］，其结果是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导致更大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中存在的诸如教育、卫生、医疗等服务对人们生活的重要程度非常高，其社会需求特别大，即使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并不会导致居民的消费减少得很多，结果反而是城乡间居民消费差距有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差距具有负向作用［5－6］。由于多数研究建立在统计描述或线性回归基础上，缺乏计量工具的细化分析，其结论与现实的契合性有待于进一步检验。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以下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探讨:
(1)现有的研究更多地使用平均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比、消费比或恩格尔系数来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消费差距［4，7－8］，实际上忽略了城乡人口结构因素的影响。由于城镇化水平的快速提高使得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农村居民人口比重变小，城镇居民人口比重增大，因而使用变异系数、收入或消费比指数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消费差距的估计会偏离实际值，其结论的可靠性也需要重新检验。尽管有些研究也使用了基尼系数［5，9］，但由于各研究者考察的问题差异及侧重点不同，尚未发现将基尼系数引入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研究中。本研究将城乡居民收入、城乡居民消费的基尼系数同时纳入研究框架，采用修正的基尼系数作为考察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指标，该指数因考虑了城乡人口因素，从而更全面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消费差距的实际情况。
(2)考虑非线性关系问题。刘玉振等［10］对河南省农村公共产品消费倾向的研究表明，在农民收入比较低时，其消费倾向优先满足于基本生活消费;随着收入的提高，公共产品消费倾向明显提高。但现有研究未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问题展开深入分析。本研究在模型中加入了城乡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的平方项以考察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如何影响居民边际消费需求这一非线性问题。
(3)个体消费偏好的不同、物品自身特质的差异最终在消费结构上得到反映，收入对不同类别消费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因此，还需要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不同类别的城乡消费支出的影响。
(4)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各地区城乡收入与消费状况有着很大的不同，现有研究多以时间序列数据从全国层面进行考察。本研究以省级单位为单元，分区域考察，进一步揭示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异质性作用。
2城乡收入不平等与消费差距的测度
2．1收入、消费的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分配状况的重要指标，借鉴陈建东［11］的研究，构建修正加权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Gy=PuPrYu－Y()rPuYu+PrYr;Gc=PuPrCu－C()rPuCu+PrCr。式中:Yu，Yr分别为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Cu，Cr分别为城镇、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Pu，Pr分别为城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Gy，Gc分别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和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
2．2理论分析
模型为度量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假定消费是由收入水平及其他影响消费的一组控制变量共同决定，借鉴K．J．Forbes［12］构造的不平等模型，沿用G．Clarke等［13］的思路，并加入城乡收入基尼系数的平方项，建立回归模型为:lnGc，it=β0+β1lnGy，it+β2lnGy，()it2+β3lnOit+β4lnCit+β5lnSit+β6lnUit+μit。式中:O为老人抚养比，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假说，人们对货币持有存在预防性动机，为应对养老、意外事故而进行储蓄，老人抚养比越大，则将会增加储蓄而减少消费;C为儿童抚养比，抚育儿童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抚养儿童的成本和储蓄方面;S为家庭规模，一般地，家庭规模越大，消费总量就越大，人均消费量就越低;U为失业率，失业率也是影响消费的因素，由于我国缺少农村地区失业率的统计，该变量用城镇登记失业率表示;μ是随机扰动项;i，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第t年份;加入lnGy的平方项的目的是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边际作用。
2．3数据处理
由于统计年鉴中多个省份多个年份的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比重数据缺失，为统一口径，城镇化率用非农业人口比重代替;原始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统计年鉴。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办法，将31个省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3个地区。2．4估计方法对于面板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等内生性问题，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结果是有偏的且不一致。为减少内生性影响，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该法利用横截面模型残差的协方差进行估计，能自动修正横截面中出现的异方差和短期自相关。
3实证结果分析及讨论
3．1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影响
对1997—2013年全国及分区域样本城乡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影响进行FGLS估计(表1)，并在控制了老人抚养比、儿童抚养比、家庭规模、城镇登记失业率等因素后，使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全国样本、东、中、西部地区样本lnGy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城乡收入不平等的扩大拉大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农村、农民、农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劳动力得到自由流动，农村居民收入实现稳定增长，消费状况也得到改善，消费水平逐步提高。但与城镇相比，农村居民收入基数偏小，增长的幅度较慢;农村居民消费信心不强，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水平偏低，消费质量不高［1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8—2013年间我国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持续落后于城镇居民。在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冲击下，农村居民在多项消费指标上均落后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对差距拉大。非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引起的居民消费差距存在区域性差异。具体来说，全国样本和东部地区样本lnGy的系数均同时为正，而(lnGy)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即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倒“U”型特征;处于其下行区域，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边际消费差距是递减的。对于中部、西部地区样本，lnGy和(lnGy)2的系数同时显著为正，即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U”型特征，且处于其上行区。这表明随着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上升，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越来越大。地区间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差异是上述情况产生的最重要因素。受经济发展程度的制约，在经济成分构成单一、社会保障与福利制度不完善的背景下，收入水平在消费中发挥更为突出的作用。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难度大，消费面临多重不确定性、消费观念落后、消费环境差，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平等的严重程度大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越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导致更大的消费差距。而东部地区较小的城乡收入差距，在有利的经济、社会环境下，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要大大小于中西部地区。检验结果还证实，老人抚养比对各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有显著降低作用。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受生命周期消费规律的约束，老年人口的总体消费水平将提高，鉴于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和平均寿命均高于农村老年人口，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老人抚养比的提高会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从儿童抚养比指标看，儿童抚养成本会使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恶化，其中，中西部地区儿童抚养比的系数比东部及其城镇地区要高出许多，而新生儿童纯粹是一个消费群体，在医疗、饮食、受教育等抚养方面的支出非常大，而中西部农村地区收入水平严重落后于城镇地区，结果必然将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扩大。除中部样本外，其余地区家庭规模的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正，说明家庭规模也是影响各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计划生育政策的显著影响，我国家庭规模呈现逐步降低趋势，但是农村地区平均家庭规模仍旧高于城镇，加上受收入水平的制约和对储蓄的偏好，结果使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各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均为负，这说明城镇失业率的上升客观上降低了城乡居民消费差距。
3．2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的影响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的划分办法，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食品、衣着和家用设备等缺乏弹性的商品消费有所下降，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居住等领域的需求不断上升。由于城乡居民的收入、消费倾向和消费环境不同，其消费重点也存在明显差别［15］。鉴于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纯粹是商品经济，而农村居民的食品消费中含有自给自足的部分，因此，在计量中将食品支出剔除。此外，考虑到地区数据的可得性及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选取居民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四类服务性消费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不同消费支出的影响差异。为考察城乡收入差距对不同类型的消费支出差距的影响，建立如下面板数据模型:Gc，it=γ0+γ1Gy，it+γ2Gy，it(－1)+γ3Gc，it(－1)+μit。式中:被解释变量Gc分别表示城乡间居民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四类服务性消费差距的基尼系数;同时引入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消费的基尼系数作为解释变量。对全国31个省级样本进行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模型检验(表2)。F检验和H检验结果表明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当期城乡收入不平等会显著拉大居民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消费差距，而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降低了各类消费支出差距。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城乡收入差距对消费支出结构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主要原因在于消费服务支出的特性，像医疗、住房等消费具有典型的间断性、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在消费的基期，支出往往非常大，如买房的首付或首期房贷、住院的医疗费用，而未来时期的消费支出往往不会过分扩大，加上这种消费支出的非持续性，消费支出的波动程度要大于收入的浮动性。经过无限个体的累积、时序上的差异，总体上城乡收入不平等对消费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基期和现期上的不一致。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医疗、住房、教育等成本增高，农民用于在这些消费上支出大幅增加，容易对消费预期产生不利的影响，而且农民面临多重不确定性，如健康、收入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加之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还不到位，持续扩大消费有限，但这些消费又不可避免。因此，其消费支出在时间上的间断性就非常明显，由此可能导致城乡间的消费差距并不总是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同向变化。此外，滞后一期的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基尼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具有受前期消费差距的制约明显，城乡居民消费的差距存在棘轮效应。
4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将收入、消费的基尼系数纳入研究框架，考察城乡收入不平等对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首先，从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的角度看，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检验结果均证实了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显著扩大城乡居民消费差距。非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全国和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倒“U”型特征，而且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边际消费差距是递减的。中、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呈“U”型特征，并处于其上行区，中、西部地区随着城乡间收入差距的上升，其结果是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越来越大。其次，从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差距的角度看，现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对不同类别的消费支出差距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像居住、医疗、通信、教育等消费本质上是正常物品。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较低，因而在这方面的消费相对较少，但这些服务性消费的弹性小且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愈加重要，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甚至会很接近。此外，过去的消费差距也是影响当前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重要因素。
4．2建议
目前，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差距的重要因素。因此，提高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缩小消费差距仍需要从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入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坚持加强收入分配调节、注重社会公平的工作思想不动摇，千方百计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最大限度地扭转城乡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鉴于东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差距的正向影响递减，而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差距的正向影响还处于递增阶段，因此，解决内需不足问题的关键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缩小这些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低下直接导致其生活质量落后于城镇居民，鉴于医疗、教育等公共品在现代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国家政策应切实向农村倾斜，有效保障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应，以弥补因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农村居民享有的公共资源缺失，从而实现全体居民的社会福利水平的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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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范文第3篇
2009年,经过不懈的努力,我国实现了保证经济增长的目标,但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单纯依靠投资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消费的滞后,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我国居民当前的消费状况与其消费观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一、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的消费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物质上长时间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居民消费受到严重制约,中国社会传统的重积累、倡节约的消费观念没有得到根本改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逐渐抛弃了自然经济模式下自给自足的消费观念,代之以量入为出、注重消费效益,强调消费带来的精神满足等新型消费观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住房、通信及电子产品、节假日消费及旅游、文化教育、汽车等逐渐成为市场消费热点,信贷消费、理性消费、个性消费等消费形式也开始在人们的消费行为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也就形成了当前中国居民西方消费主义与东方重积累思想并重的有中国特色的消费观念。
二、现阶段消费观念的成因
1.中国传统文化及伦理价值对国内居民消费观念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小农经济是社会的主要经济形式,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使我们的先人养成了勤俭持家的习惯,进而形成了以节俭为核心的消费观念。在现实生活中,这一习惯转化为人们日常的消费倾向,如重勤俭、轻生活;重储蓄,轻消费,满足于简单的物质供给,轻视甚或羞于精神消费等。此外,中国传统的伦理价值也与西方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的父母认为自己对子女将来的幸福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努力保证子女过上最好的生活,“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是大多中国父母的消费心态。因此,国内居民在子女的生活、教育甚至婚嫁等方面的消费上往往不惜血本。这种对伦理亲情的崇尚,也使国人十分注重为子孙积累财富。
2.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是形成当前居民消费观念的主因。消费观念的形成既是民族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又是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居民的收入得到显着提高,消费水平也日益提升,消费结构也得到了明显改善。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职业的“铁饭碗”被打破、公费医疗制度消失、住房商品化提速等现实问题又唤醒了人们的风险意识,特别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及房价的居高不下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未来的不确定。虽然信贷消费的理念已被很多人接受,但大多数人的消费观念趋于理性,更认同量力而行、有计划甚至略有盈余的消费方式。
3.受教育程度、收入高低、地域差异等个人因素也在消费观念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居民个人消费观念的因素包括收入、年龄、性别、地域环境、受教育程度等。受教育程度对个人消费观念的影响最大。一般来说,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接受新鲜事务的速度越快,在消费观念上也越前卫。地域环境对个人消费观念的影响可以从两个角度入手分析:一是籍贯,表现为个人受传统文化和家庭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形成个人消费观念的基础;二是居住地,表现为从众心理对个人消费观念的改造,这种影响是区域性消费观念形成的关键,甚至会从根本上改变个人消费观念。
三、转变消费观念,刺激消费的途径
目前我国居民的消费观念对其日常消费行为、消费心理和消费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制约着内需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因此,转变国内居民的消费观念势在必行。考虑到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转变居民消费观念、刺激消费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
1.加强引导,树立健康、科学的全民消费观念。美国次贷危机的巨大破坏力表明,西方国家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负效应突出,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虽然我国居民也逐步接受信贷消费,但在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退、全球气候问题凸显的当今社会,我们应提倡树立健康、科学的消费观念,即(1)量入为出,适度消费;(2)避免盲从,理性消费;(3)保护环境,绿色消费。这种观念也符合我国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总体思想。
2.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同时着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我国居民收入比重大大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这些都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提升。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推出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如汽车消费税优惠、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但扩大居民消费,仅靠政策刺激还不行,必须从根本上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特别是实现农民的增收,才能形成人数众多的、稳定的消费主体。此外,调节收入差距、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等措施也能促进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
3.大力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动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加重了居民对失业、医疗、养老等问题的担忧,使其更倾向于采用储蓄等方式以应对将来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的保障水平,有利于形成健康的消费观念。但人口增长减缓、人口老龄化等问题也给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带来很大压力,单纯依靠政府投入的全民性社会保障制度显然不能满足社会长远需要。商业保险市场的发展既能有效缓解社会保障制度的压力,又能起到推动居民消费的作用,可作为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手段。
4.抑制房价的快速增长。近几年,房价持续走高,带动了人们的购房消费,但也抑制了其他方面的消费,从而降低了整个社会的消费率。从国际上看,居民购房实际上是一种投资行为,是在透支今后数年的消费能力。从我国国情来看,居民购买自住型房屋有利于推动消费发展,但过高的房价使很多人不仅要花掉多年的积蓄,而且还要背上巨额贷款债务,这就导致居民在其他消费需求方面的支付能力被大大削弱。而且过高的房价也推动了投机性购房行为,进而助长了房价的提高。因此,抑制房价的快速增长是解决消费问题的关键因素之一。
居民消费范文第4篇
受中央“八项”规定和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等政策因素及其他因素的影响，2013年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增速有所放缓，但消费品市场总体态势良好。据甘肃统计信息网公布的“2013年甘南州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信息，2013年全州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75亿元，同比增长13．4%。其中城镇零售额为24．59亿元，增长14．1%。据调查，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有以下特征。
(一)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但消费率相差不大根据2013年《甘肃省发展年鉴》数据，2012年甘南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70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0357．49元，消费率为74．13%;同年，甘肃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57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847元，消费率为74．88%。可见，虽然甘南州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均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甘肃省平均水平低3187元，人均消费性支出低2490元)，但消费率与甘肃省平均水平相差不大，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仅0．75个百分点。
(二)储蓄倾向高，消费意愿低尽管甘南州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逐年提高，但居民的消费意愿却普遍较低。问卷调查显示，在当前物价和利率水平下，手有余钱时，被调查的甘南州城镇居民的做法如下:全部存起来的占6．9%;存大部分，其余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43．28%;存小部分，大部分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6．9%;全部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8．5%;基本没有余钱用于提高生活质量的占34．52%。其中，全部存起来和存大部分的共计50．18%。这一方面反映出甘南州“没有余钱”的城镇居民占一定比例，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地城镇居民储蓄倾向普遍较高，而消费意愿普遍较低。
(三)消费外流现象严重问卷调查中，对甘南州城镇居民家庭高档生活用品的购买地作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51．63%的家庭大多在甘南本地购买;12．27%的家庭大多在甘肃省内其他地区购买;31．41%的家庭大多在省城兰州购买;4．69%的家庭大多在省外发达城市购买。在被调查的甘南州城镇居民中，48．37%的家庭其高档生活消费大多是在甘南州以外实现的。可见，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现象十分严重。
(四)消费层次普遍较低居民的消费层次主要反映在消费结构上。按消费满足居民生活消费的层次，消费结构分为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和享受型消费。生存型消费的主要目的是要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比如普通食物和衣物等;享受型消费可以使人们感到舒适和快乐，比如高级食品、高档服饰等物质消费以及旅游、休闲、文化娱乐等精神消费;发展型消费是人们为了寻求利于自身长期的发展而产生的消费需求，比如教育、健康等方面的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在全部消费性支出中所占比重的多少，可以反映出当地居民的消费层次以及生活质量的高低。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消费水平是反映消费层次及生活质量高低的主要指标。甘肃全省城镇居民此三项平均消费金额合计为4013．53元，占其全部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为31．25%;甘南州城镇居民此三项的消费金额合计为2398．14元，占全部消费性支出的比例为23．13%，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8．12个百分点，其消费层次明显低于甘肃省平均水平。表2是2012年甘南州和甘肃省城镇居民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及教育文化娱乐等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支出情况的比较。
二、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影响因素调查
(一)外部环境因素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1．自然环境对居民消费习惯的影响甘南州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常年平均气温3℃。除舟曲县和迭部县外，全年无绝对无霜期，气候条件相对较差④。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当地城镇居民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其中，玛曲、碌曲、夏河及合作市的城镇居民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的青藏高原的地域特征。比如，玛曲县因为“全年无夏季”，人们对夏季服饰及夏季生活用品几乎无需求;在饮食方面，因为气候的缘故，对猪肉、绿茶等性寒的食品需求量极小。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对当地城镇居民消费习惯有较大的影响。24．46%的被调查者认为，影响自身消费习惯的主要因素是自然环境。2．经济环境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经济环境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居民收入水平上。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甘南州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据2013年《甘肃省发展年鉴》统计，2012年甘肃省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157元，而甘南州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970元，比甘肃省平均水平低3187元。可任意支配的收入是影响消费需求最活泼的因素。但由于收入有限，甘南州大多数城镇居民每月收入主要用于固定的基本生活开支，可任意支配的收入普遍较低。据调查统计数据显示，19．61%的家庭每月必需的各类固定开支占家庭总支出70%以上;21．08%的家庭占60%左右;14．22%的家庭占50%左右;22．55%的家庭占40%左右;15．69%的家庭占30%左右;6．85%的家庭占20%以下。总体来看，每月必需的固定开支占家庭总支出50%以上的家庭达到54．91%。调查中，49．36%被调查者认为本地消费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收入水平。3．社会环境对居民消费的影响(1)教育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由于经济、地理等环境因素，甘南州教育领域很难吸引到高学历人才，造成中小学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质量差、高考升学率难以提升等问题比较突出。多年来一直有“一个甘南州考不过一个天祝县”的说法。因此，甘南州各县市大量城镇居民不得不想办法送子女外出读书。这种情况在玛曲县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师资的原因，玛曲普通高中数次停办，至今还无法恢复招生，当地所有学生的普通高中教育只能转移到外地实现。由于大量中小学生外出读书，加之海拔高、气候条件不利于身体健康等原因，甘南州很多城镇居民在临夏、临洮、兰州甚至成都、海南等地购置了养老房。他们的节假日生活也相应转移至子女读书所在地或养老房所在地。相应的，其大量日常生活开支和其他较高层次的消费性支出往往也会转移到外地实现。可见，教育环境也是造成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2)民族文化因素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民族文化因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民族文化习俗和两方面。对此，专门对调查对象中占比71．79%的藏族城镇居民做了调查。就民族文化习俗来看，不同县市藏族家庭对本民族生活习俗保留程度不同。其中，夏河、玛曲、碌曲、卓尼等县的保留较多，而合作市的保留相对较少。在保留的民族生活习俗中，语言位居第一，饮食习惯第二，人际交往的礼仪排第三。总体来看，语言、饮食习惯、人际交往的礼仪等方面保留较多，而服饰、家具用具等方面较少保留。其中还有一小部分被调查对象对本民族生活习俗基本没保留。在较好地保留了民族生活习俗的家庭中，主要在婚、丧、嫁、娶以及重大节日期间的民族服饰以及民族宗教事宜等方面的开支数额较大，而其他对本民族文化习俗保留较少的家庭这方面开支较少。对民族生活习俗基本没保留的家庭，其消费行为与消费结构与其他民族的家庭没有明显不同。就来看，大多数藏族家庭对宗教活动都非常重视，而且其消费结构中，与相关的消费支出占较高比例。调查中，对家庭是否重视宗教生活这一问题的调查结果显示，非常重视的家庭占65．55%;一般重视的占25．26%;不太重视的占5．74%;只有3．36%的家庭不重视宗教生活。在对宗教生活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全年支出比例的调查结果显示，宗教支出占家庭总支出20%左右的家庭占比最高，为30．79%;宗教支出占家庭总支出40%以上的家庭有22．99%;占家庭总支出30%左右的家庭有22．57%;占家庭总支出10%左右的家庭有23．65%。其中，夏河、玛曲、碌曲等县居民对民族风俗和宗教生活相对较重视，与之相关的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较高，其他县市相对较低。调查中，认为居民消费主要受与民族风俗习惯影响的人占15．88%。
(二)消费品市场自身因素对城镇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1．消费品市场不完善，抑制了居民消费意愿据问卷调查统计数据显示，有23．61%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当地消费品市场很不完善，满足不了基本生活需求;认为不够完善，但能满足基本需求的占53．21%;只有8．1%的人认为已经很完善了，可以满足各种需求;认为高品质和高层次服务难以满足需求的占18．02%;认为未能体现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占16．73%。甘南州消费品市场不完善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一是全州消费品市场货品种类少;二是商品和服务质量较低;三是货品价格偏高;四是购物环境差;五是高档商品不足;六是民族特需用品不足，地方特色不鲜明。图2是当地城镇居民对消费品市场的评价及不同评价的人占被调查对象的比例。由于当地市场不完善，加之交通条件改善，有车族增多，当地城镇居民更加愿意到省城兰州或其他消费品市场相对完善的地区消费。调查显示，消费品市场不完善是导致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最主要的原因。2．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居民消费成本高调查发现，铺面租金和人工等成本等远低于省城兰州的甘南，城镇居民所承受的各类消费品价格却明显高于省城兰州，而且各类时尚品或热销品也鲜有因过时或过季而打折促销等活动。消费者讨价还价能力普遍较弱，买方市场特征不明显。从调查来看，其中有当地市场对外依赖性强及运输成本较高等原因，但主要还是消费品市场竞争不充分导致的。这在较高档的服装、家具用具等商品市场以及较高层次的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服务市场表现得尤为突出。笔者在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实地消费体验时对此深有体会。被调查者中，49．36%的城镇居民认为当地消费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三、对甘南藏族自治州消费品市场的几点思考
基于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分析，本文提出几点建议，期望能够通过对相关工作的改进和调整，增强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对当地经济的拉动作用。
(一)合理规划并完善消费品市场，减少居民消费外流据调查，甘南州正在规划建设合作市东二路商业街的城市商贸综合体。本文建议，将该商业街建设成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大型综合性商贸服务一条街。比如，引进诸如“西单商场”或“王府井”等上档次的百货商场，提供居民所需高档耐用消费品及高档生活用品等;引进货品种类全、质量有保障的大型连锁综合超级市场，提供居民所需较高品质的食品及日用品等;建功能完善、设施先进、服务到位的大型集贸市场;吸引上档次的服装品牌专卖店及知名快餐店等。完善消费品市场和较高层次的服务，可以大大提升州府合作市居民及其他各县居民就地实现较高层次消费的意愿，从而降低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外流现象。
(二)突出藏民族特色，打造消费品市场核心竞争力，吸引流入式消费作为藏族聚居区，甘南州具有浓郁的藏民族文化氛围，而且有为数众多的藏族居民保留了藏民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他们很注重宗教生活，对与民族生活习俗密切相关的服饰、家具用具、生活用品等有需求。本文建议利用甘南州地缘优势及藏民族文化优势，将藏民族特色确立为甘南州消费品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着力将甘南州消费品市场打造成具有鲜明藏民族特色的消费品市场，以吸引流入式消费。首先，充分利用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这一宗教资源优势及夏河县即将投入运营的机场这一契机，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其“世界藏学府”、“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佛学学府之一”等宗教资源知名度，并完善配套服务。比如修建上档次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酒店、餐饮、娱乐等服务场所，提供个性化宗教旅游项目及旅游产品等，进一步增加对世界各地宗教人士和普通游客的吸引力。其次，充分发挥玛曲、碌曲等县的高原生态畜产品及其他高原原生态产品资源优势，实现高原生态牛羊肉、蕨蔴猪、酥油以及人参果、羊肚菌等产品的优质化、品牌化(以牦牛奶为原料的“燎原”奶粉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在此基础上，修建上档次的甘南优质特产放心专卖店，以满足当地居民及外来游客对高原生态优质产品的需求。再次，进一步优化整合甘南州藏医藏药资源，突出其在藏医藏药领域的重要地位。藏医藏药在甘南州发展基础较好，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甘南州创建了全国第一家藏医药科研机构，创办了全国唯一的省级藏医药刊物《藏医药研究》，形成了较完善的资源基地、藏医医疗、藏医学教育、藏医药研究、藏药生产、营销等多位一体的发展体系，有一批在消化道、肝脏、心脑血管等方面疗效显著的特效方剂及在早期肝癌、肝硬化等疑难病方面的独特治疗方法。甘南州藏医藏药可以通过组建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藏医藏药产业集团，进一步提升竞争力，以满足各地患者对其独特自然疗法的需求。总之，特色鲜明、服务到位的消费品市场不仅可以改变甘南州居民消费外流现象，而且随着甘南州旅游市场日益成熟，外地游客逐年增多，甘南州消费品市场完全有可能吸引外地游客大量消费，并将甘南消费品市场由“外流式消费”转变为“流入式消费”。甘南州消费品市场还可以利用当地浓郁的藏文化氛围，在藏民族服饰、藏式家具用具、生活用品等民族特需用品方面有所作为，甚至可以确立一个宏大目标———让它像新疆喀什的大巴扎一样，成为甘南的地域标志之一。
(三)洞察居民消费倾向，引导居民转变消费观念消费倾向是指一定消费者群体在不同时期对商品需求的变动趋向。消费观念是人们对其可支配收入的指导思想和态度以及对商品价值追求的取向，是消费者对消费对象、消费行为方式、消费过程、消费趋势的总体认识评价与价值判断。问卷调查反映出当地居民有较强的改善消费结构的倾向。在调查对待可以任意支配收入的处置态度时，选择“旅游”的占31．08%;选择“购置家庭用具”的占25．23%;选择“教育”的占18．02%;选择“购买高档服饰”的占10．36%;选择“宗教生活”的占3．15%。可见，当消费能力允许时，大多数人会在享受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上增加投入，也说明甘南州在享受型消费市场和发展型消费市场方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商业机遇。因此，一方面，要提倡当地居民的消费量入为出，不铺张浪费、注重消费效益;另一方面，也要提倡居民放弃过度储蓄的观念，注重健康消费、绿色消费。同时，要创造条件、利用机会，使他们在消费结构中增加旅游、娱乐、保健等享受型消费，并注重精神消费，提高文化、教育等发展型消费的比例。
(四)关注居民消费动态，培育居民消费热点在对近1年的同事或亲朋好友家最热门的较高层次的消费情况的调查中，有55．11%的人认为是购买家用汽车;有21．78%的人认为是子女教育、培训;有17．33%的人认为是旅游;有5．78%的人认为是保健养生。可见，近1年甘南州城镇居民消费热点倾向于享受型消费及发展型消费。对此，有关部门一方面应当抓住机遇，努力满足其现有需求，并倡导居民进一步增加对教育、旅游和保健养生等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还应当引导其进一步提升生活质量，提高消费层次，并在营养健康食品、文化娱乐、新型电子产品、高档家具用具、家用电器等方面培育他们的消费兴趣和消费热点，以扩大消费需求。
居民消费范文第5篇
一、姜堰农村消费现状
（一）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000年以来，随着党委政府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的贯彻落实，姜堰全区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持续增长，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2012年与2001年相比，全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3320元增加到12228元，年均增长11.48%；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由2778元增加到8785元，年均增长11.03%。
（二）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随着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结构也在逐步升级。对比2001年与2012年姜堰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的生活已经从基本需求型向舒适型、享受型转变。
（三）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消费结构变化的重要指标。姜堰从2001年以来全区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动大体可分两个阶段，2007年之前基本维持在39%的左右，2007年之后下降趋势逐渐显现，到2012年下降到30.15%，根据国际标准，姜堰农民已处于富裕的阶段。根据江苏全面小康标准，已呈现小康水平的新局面。
（四）与泰州市、江苏省比较。为了全面了解姜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状况，现与泰州市、江苏省的平均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做对比。2012年，姜堰区、泰州市、江苏省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8785元、8990元和8655元，同比增长分别为11.9%、11.7%和12.5%。从消费支出金额看，姜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低于泰州但高于全省。从当年增幅看，基本保持一致。从消费构成看，食品依然是各地占比最大的一项支出，但其余消费热点又不尽相同。
二、实证分析
（一）消费支出与收入分析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C=α+βY，采用计量经济学模型。Ct=α+βYt+μt，其中，Ct表示t时期的消费支出，Yt表示t时期的收入水平，α和β为回归系数，μt为随机扰动项。数据选择2000—2012年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人均消费支出和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数据。利用Eviews6.0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C=78.64131+0.713407YP：（0.4805）（0.00）R2=0.993419DW=1.79474经济学意义检验。α 0，0 β 1，基本符合经济理论，通过了经济意义检验。显著性检验。P值在1%显著水平下统计显著，拒绝原假设，可以认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纯收入有显著的线性关系。R2值达到0.993419，表明拟合优度较高，解释能力较强，效果较好。自相关检验。DW=1.79474，在5%的显著水平下，查表得知dL=0.971，dU=1.331，由于dU DW 4-dU，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性。通过残差图也可以看出无自相关性。异方差检验。通过进行White检验，可以认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结果。从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出，2000—2012年，姜堰农村居民年平均的总边际消费倾向为：0.7134，即平均每增加1元的收入，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增加0.7134元。
（二）ELES模型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是经济学家Luch于1973年在美国经济计量经济学家Stone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的基础上推出的一种需求函数系统。具体形式可表述为式中Qi是对第i类商品的消费支出；pi和ri分别为第i类商品的价格和基本需求量；bi为边际消费倾向；Y为收入水平。利用最小二乘法可估计出各参数值，结果如下：边际消费倾向分析。从表中可以看出边际消费倾向排名前几位的是文化教育娱乐、居住与食品，其次是交通通信、家庭设备用品服务和衣着，最后是医疗保健与其他商品。这说明全区农村居民生活的消费方式已由温饱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文化教育娱乐、居住已成为农村居民消费的新热点。需求收入弹性分析。根据需求的收入弹性公式Ed=biY/Qii计算出类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系数。弹性系数大于1表明随着收入增加，商品的需求量增加，等于1则需求量与收入增加幅度一致，小于1则需求量小于收入的增加幅度。由表得知全区农村居民对文教娱乐、衣着、家庭设备服务、衣着及其他商品的需求随收入增加而增加，是近期的消费热点。而交通、医疗的需求弹性系数接近1，与收入变化基本同步，消费潜力较大。食品的需求弹性系数最低，为0.52，表明支出意愿受收入增加的影响较小，依然属于生活必需品。通过数据分析，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区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水平也不断提高。模型表明，人均纯收入与消费支出存在显著影响。消费结构也发生一定变化，虽然食品仍占支出主要地位，但居住、文教、交通方面的支出也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重视，舒适型、享受型消费趋势逐渐凸显。
三、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对策建议
（一）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坚持多措并举，积极实施收入倍增计划。一是落实“就业、创业、产业”等富民举措，巩固农民工资性收入，努力促进农村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二是规范土地流转，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民转移性收入。三是要大力发展高效农业，培育致富产业，稳定农民经营性收入。按照区抓“板块”、镇抓“园区”、村抓“基地”的思路，以特色产业为依托，推进“三大合作”，激发内在活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带动农民就业。四是创新农业农村体制机制，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
（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稳定预期、增强信心、促进消费。当前应积极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正确引导消费。一是继续扩大农村各大保险的覆盖面。当前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覆盖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把扩大农村保障覆盖面作为重点，大力推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将农村低收入人群全部纳入救助范围，实现应保尽保，使农民的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二是不断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财政对农村医疗、养老、低保等保障的投入水平，使之与经济增长同步提升，缩小城乡保障的差距。三是进一步完善规范农村保障管理水平。打破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多头管理、各自为政的管理体系，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投入民生。四是加大宣传力度，转变农村居民思想观念强化保障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