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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是江州庶族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 影响 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
【关键词】 陶渊明 江州文学 隐逸文学 庶族文学 僧人文学活动
传统的陶渊明 研究 ，往往强调陶渊明的特殊性，认为陶渊明诗文是东晋刘宋之交文坛上的一个例外。“他的作品，在玄言文学占统治地位的当时，是与贵族文坛格格不入的。在宋齐山水诗盛行的 时代 ，他的淳朴淡泊的田园风光也不合于贵族欣赏名山大川的口味，而他的平淡 自然 的风格同样和当时‘富艳难踪’的文风大相径庭，所以仍然得不到重视。” ① 虽然基本符合当时文坛的实际情况，但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认为陶渊明在东晋末年文坛的出现是一种孤立现象。为避免此误解，近年来，有一些学者开始注意探讨陶渊明与江州文化、文学的关系，提出陶渊明与湛方生诗歌的相似性 问题 ，认为湛方生是“东晋文学与陶渊明之间的过渡者” ② 。“湛方生田园诗的出现，说明陶渊明田园诗的写作，并不是一个十分孤立的现象” ③ 。提出“江州文人集团”的概念，注意到地域文化对陶渊明的影响，认为与长江下游文人接近官场不同，“江州文人生活于山林之中”，追求人工雕饰之外的“野趣” ④ 。这些探讨都启人心扉，豁人耳目，为我们从传统的陶渊明观中走出来，进一步贴近、理解陶渊明开辟了先路。因此，进一步系统地探讨陶渊明作品的当代文化、文学氛围，将对理解陶渊明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考察陶渊明作品存在的文学氛围后，认为陶渊明的作品是东晋时期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和僧人文学共同影响下的产物，它是江州文学氛围酝酿出来的优秀代表。
在陶渊明的时代，隐士而兼文人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 社会 现象，而且引起了文学批评家的注意。
钟嵘是第一位将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看待的着名批评家。在《诗品》中收评的隐士共五人:晋处士郭泰机、宋征士陶潜、宋征士王微（以上中品）、晋征士许询、晋征士戴逵（以上下品）。在这五人中，钟嵘独标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决不是随意而为的。这说明他已把隐逸诗人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看待，而且认为陶诗体现了隐逸诗人的典型特征或者最高 艺术 成就。钟嵘评郭泰机曰:
泰机“寒女”之制，孤怨宜恨……文虽不多，气调警拔。吾许其进，则鲍照、江淹未足逮止。越居中品，佥曰宜哉。 ⑤
郭泰机生卒年未详。《文选》李善注引《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机，寒素后门之士。” ⑥ 《诗品》所谓“寒女”就是指《文选》卷二十五所选其《答傅咸》一诗，诗中郭泰机以寒女自比，表达了在门阀世族制度下，寒士胸怀妙才、不被荐用的怨愤。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有相通之处。王微（415—453），字景玄。“太保弘弟子也” ⑦ ，“弘”即为与陶渊明有交往的王弘。王微虽曾入仕，因丁父忧去官，加以体弱多病，屡征不就。今存诗五首，大略为愁屈之辞，怨思抑扬。许询是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提到的东晋名士，寓居会稽，与孙绰并为一代文宗，“弥善恬淡之词” （《诗品》下） ，五言诗“妙绝时人” （《世说新语·文学》）， 《隋书·经籍志》着录:“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梁八卷。” ⑧ 戴逵（?—395），字安道，谯国（今安徽）人，博学多才，擅长写作，曾在豫章师事范宣，娶范宣兄女。后徙居会稽，性高洁，孝武帝时，累征不起，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诗虽嫩弱，有清工之句” （《诗品》下） 。《隋书·经籍志》着录:“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残缺;梁十卷。”今诗已无存。就钟嵘讲到的四位隐士诗人郭泰机、王微、许询、戴逵来看，除王微外，其他三位的生活年代都早于陶渊明，他们虽然都有文学作品流传世间，但钟嵘唯独标出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足见钟嵘对陶渊明的重视，认为陶渊明为“宗”，也显示出“隐逸诗人”的众多。而实际上，当时的“隐逸诗人”也不仅仅以上几位。
晋宋时期的隐士，能诗会文或者从事学术活动的不在少数。先看《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中提到的 ⑨ :
董京曾有答孙楚诗，于其寝处留诗二篇，其一曰:“乾道刚简，坤体敦密，茫茫太素，是则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质，悠悠世目，孰知其实!逝将去此至虚，归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时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范乔着《刘杨优劣论》。
郭琦作《天文志》、《五行传》，注《榖梁》、《京氏易》百卷。
鲁胜作《墨辩》并序。
董养作《无化论》。
鲁褒作《钱神论》。
龚壮惟研考经典，谭思文章，着《迈德论》。
辛谧博学善属文。
索袭着天文地理十余篇。
杨轲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
陶渊明外祖父孟嘉之弟孟陋长于三礼，注《论语》。
韩绩少好文学。宋纤注《论语》。
郭瑀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
祁嘉作《二九神经》。
再看《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所提到的:
戴颙着《消摇论》、注《礼记》《中庸》篇。
周续之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
雷次宗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
关康之曾为《毛诗义》。
与颜延之有书信交往的王昙生“好文义”宗彧之虽文义不逮宗炳，而真澹过之。
龚祈时或赋诗。
王素爱好文义，曾作《蚿赋》。
朱百年时为诗咏，往往有高胜之言。
又检《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集部中“征士”、“处士”的作品集有:
后汉征士《崔琦集》一卷、后汉处士《梁鸿集》二卷、后汉处士《祢衡集》二卷、魏征士《管宁集》三卷、魏征士《吕安集》二卷、晋征士《江惇集》三卷、晋征士《谢敷集》五卷、晋征士《范宣集》十卷、晋征士《皇甫谧集》二卷、晋处士《杨泉集》二卷、晋征士《闵鸿集》三卷、晋征士《许询集》三卷、晋聘士《殷叔献集》四卷、晋征士《戴逵集》九卷、晋处士《薄萧之集》九卷、晋柴桑令《刘遗民集》五卷、晋征士《周续之集》一卷、宋征士《宗景集》十六卷、宋太子中舍人征不就《王素集》十六卷、宋征士《雷次宗集》十六卷、齐征士《刘虬集》二十四卷、梁征士《魏道微集》三卷、梁玄贞处士《刘訏集》一卷。
这些征士、处士大多做过隐士。由此可见，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着述为隐士所擅长，尤其是晋宋时期，隐士涉足文学和学术活动已经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他们中的佼佼者有作品或者作品集流传于世。钟嵘和《隋书》的作者所见到的隐士作品集决非上面列举到的少数人，肯定是列举重要的而已。他在《诗品序》中说“使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可见隐士写诗在当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否则，他将陶渊明看作隐逸诗人之宗就很难理解。隐士从事创作的风气对陶渊明的影响是理所当然的。
在陶渊明周围并同他有交往的隐士，除了与陶渊明并称“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和刘程之外，根据陶渊明的诗文，还有“田父”（《饮酒》二十首之九:“田父有好怀”） ⑩ 、“素心人”（《移居》二首之二:“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等一些没有留下姓名的隐士。有姓名可考的有张野（或张诠）、刘之、陶敬远等。《莲社十八高贤传》云张野与陶渊明“有婚姻契”，“尤善属文”，《隋书·经籍志四》着录《张野集》十卷。刘之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所说的“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据《晋书》本传和《世说新语·栖逸》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未见有关于刘之擅长文学的记载。查《隋书·经籍志四》也未见有刘之的作品集。因此，他对陶渊明的影响不太可能通过文学作品。由《晋书·刘之传》来看，刘之对陶渊明的影响主要在“尚质素，虚退寡欲”的高尚节操和关于他游览山水的一次奇遇上，是后者启发了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构思。
陶敬远是陶渊明的堂弟，陶渊明有《祭从弟敬远文》和《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一文一诗是专门为他而写的。陶敬远曾经“考盘（隐居）山阴” （《祭从弟敬远文》） ，他比陶渊明小十七岁，也爱好文学，所以陶渊明说他“好是文艺” （《祭从弟敬远文》） 。从陶渊明的诗文看，他与陶渊明不仅仅是“父则同生，母则从母” （《祭从弟敬远文》） 的亲缘关系，更重要的是“常愿携手，置彼众议”的知己关系，因此他们之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移居》二首之一） 是完全有可能的。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写自己固穷守节、隐居不仕的坚定志操，劲气勃发，凛然直烈。胸中之志，一吐为快，若不是针对朋友，诗意何以表达得如此显豁和真挚?可以说是阅读对象制约了本诗的艺术特点。由此可见，陶渊明的许多诗文都是在庐山周围隐士的激发下创作的。陶渊明与隐士们有共同的志趣，他们“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 （《乞食》） 。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创作兴趣，从陶渊明赠诗给陶敬远、刘遗民等人的行为来看，如果所赠对象不懂诗，恐怕“赠答”的创作冲动和行为就不会发生;如果志趣不投合，诗文中的情感流露就很难如此真挚自然。这一类与隐士明显相关的诗文有《乞食》、《祭从弟敬远文》、《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移居》二首、《和刘柴桑》、《酬刘柴桑》、《饮酒》二十首之九之十四、《归园田居》五首之五、《游斜川》、《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教书》、《岁暮和张常侍》、《联句》等十五首之多，约占到陶渊明诗文总量的十分之一。陶渊明《饮酒》诗序说他作的诗有时“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故人”中当有能善诗文的隐士，因此陶渊明诗文的最初读者恐怕当有不少隐士。这类诗文的创作冲动、真挚的诗情、朴素自然的诗风都有隐士有形无形的影响。
实际上晋宋隐逸之风和庐山隐逸的文化氛围所给予陶渊明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隐士为陶渊明诗文打上了鲜明的印记。他们不仅是陶渊明诗文的最初创作激发者和读者，而且在其它方面也影响了陶渊明。当然陶渊明在本质上是个性化的“这一个”，他对隐逸风气的接纳不是盲目无条件的，而是以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为基础，接受隐逸传统和时风中适合自己的因素。如躬耕自给、安贫乐道、固穷守节、以文籍自娱、交游有道、任真洒脱等。
与陶渊明有密切交往的人物，并不都是隐士，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下层官吏，个别是中上层官员。单就陶渊明诗文留存的信息来看，与陶渊明有交往的人物主要还是中下层官吏。他们是庞参军（庞主簿）、邓治中、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张常侍、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谢瞻、王弘、庾登之等。
庞参军是对陶渊明诗歌创作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人物，其生卒年不详，做过卫军将军参军，此卫将军，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以为是景平元年（423）以卫军将军镇守浔阳的王弘。陶渊明作品中有两首《答庞参军》诗，一为四言，一为五言，此两庞参军当为一人，应即为《宋书·陶渊明传》所云庞通之，庞通之即《晋书·陶渊明传》所云之庞遵，为陶渊明晋义熙末以前就认识的“故人”。由四言《答庞参军》“昔我云别，仓庚载鸣;今也遇之，霰雪飘零”的诗句来看，陶渊明与庞参军的离别不止一次。由“栋宇惟邻”、“自尔邻曲，冬春再交，款然良时，忽成旧游”等语看，他们曾经是住得很近的邻居。他们之间的生活内容除了弹琴饮酒，诗歌往还是格外值得注意的重要内容。他们平日“乃陈好言，乃着新诗”，离别之际庞参军专门写诗向陶渊明告别，而“抱疾多年，不复为文”的陶渊明也“依周礼往复之义，且为别后相思之资”，慨然赋诗酬答。可见他们交情的深厚。
《和郭主簿》二首、《五月旦和戴主簿》、《和胡西曹示顾贼曹》等诗中所提到的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等人生平皆难知详，他们极有可能做的是浔阳郡中的僚属。前人据《和郭主簿》中提到的“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推测后系此诗于义熙四年（408），陶渊明四十四岁;又据“星纪奄将中”的诗句推算将《五月旦和戴主簿》系于义熙九年（413），陶渊明四十九岁。《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云“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写穷愁之叹，激荡难平，与《杂诗》前八首类似，当是陶渊明晚年作品。殷晋安旧说以为是殷景仁，邓安生《陶渊明年谱》考证认为指《莲社高贤传》所云晋安太守殷隐，系此诗于义熙十二年（416），陶渊明五十二岁。据陶渊明《与殷晋安别》诗及序所云，则殷晋安曾经在浔阳居住，他们虽然不是从小相识（“游好非少长”，少长，从小。旧注以为小时长久，非是），但一见如故（“一遇展殷勤”），而且“薄作少时临”。至此，我们可以说，陶渊明给郭主簿、戴主簿、胡西曹、顾贼曹、殷晋安等人的赠诗都作于陶渊明去彭泽令归隐之后，这些中下层僚属都曾经居住浔阳，在地理位置上与陶渊明相近或者结邻，因爱好文学或志趣有所契合而慨然赠诗，抒发怀抱。
陶渊明与谢瞻、王弘、庾登之等人的交往与诗歌创作活动也联系在一起。义熙末，陶渊明有《于王抚军座送客》诗。《文选》卷二十有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诗。李善注引沈约《宋书》曰:“王弘为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庾登之为西阳太守，入为太子庶子。”又引《集序》曰:“谢还豫章，庾被征还都，王抚军送至湓口南楼作。瞻时为豫章太守。”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云:“此诗宋武帝永初二年辛酉秋作也。……王弘送至湓口，三人于此赋诗叙别，是必休元要靖节预席饯行。”《隋书·经籍志四》着录云:“宋司徒《王弘集》一卷，梁二十卷，录一卷。”“宋豫章太守《谢瞻集》三卷。”庾登之未见有作品集着录，但当亦非俗人。
以往人们往往注意江州地区或庐山周围的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传统，甚至以“隐逸文化和山林文化”代替了江州文化的整体。从以上所举陶渊明诗文中提到而且交情不薄的许多官吏来看，他们也是江州文化特别是江州文学的创造者，但这些官吏除去谢瞻、王弘、庾登之等少数人外，大多为下层僚属，地位并不显赫，出身当非世家大族。我们不妨暂时称其创造的文学为庶族文学。非常可惜的是， 历史 没有留下他们文学作品中的只言片语，但仅通过陶渊明的酬和之作，我们已经可以推测他们非凡的文学修养。这些中下层僚属有陶渊明“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归园田居》五首之一） 的仕宦体验，也有虽未归隐但志趣不俗的人生观念。或者他们曾经归隐过也未可知。他们只是选择或者暂时选择了仕途而与陶渊明“语默自殊势” （《与殷晋安别》） ，但陶渊明还是基于曾经出仕的人生经历和“无可无不可”的自然人生态度与他们交往。从某种意义上说陶渊明诗文就隶属于这样一个庶族文化圈或者文学圈。
上面所讲到的庶族文学圈内的中下层僚属文人没有文学作品流传下来，除了他们给予陶渊明的友情和诗歌创作灵感，我们没有办法看清与陶渊明交往密切的他们的文学作品是怎样一种面貌。但我们还有幸看到一位虽然没有明确记载与陶渊明有交往，却大致与陶渊明同时代且同属于江州庶族文学圈内的重要作家，他就是湛方生。
湛方生，生卒年和生平事迹皆不详，《晋书》和其它史书中没有他的传记。《隋书·经籍志四》着录云:“晋卫军咨议参军《湛方生集》十卷，录一卷。”其《庐山神仙诗并序》中提到“太元十一年”关于庐山神仙的传说，太元（376—396）是晋孝武帝的年号。《艺文类聚》最早引用了湛方生作品22篇，《艺文类聚》在同一主题下引用不同 时代 的作家作品大致按照时代先后排列。湛方生的作品排列在庾亮、干宝（《搜神记》）、王孚等晋代作家之后，江逌 、王凝之、成公绥、陶渊明、颜延之、郭璞、范晔等晋宋作家之前。其生活年代当与陶渊明相仿佛。据其《上贞女解》，湛方生可能做过西道县（《晋书·地理志下》:交州新昌郡有西道县）县令一类的下层官吏。在《上贞女解》中他向朝廷建议表彰“贞女”龙怜。而龙怜在《晋书·列女传》中有传，记载与湛方生文章所记事迹相合。“从《晋书·列女传》记载龙怜的事迹放在王凝之妻谢氏（谢道韫）和刘臻妻陈氏之后，孟昶妻周氏和何无忌母刘氏之前，可以推知其生活的时代在晋安帝统治时代。” 11 《艺文类聚》卷六十四引王孚《成安记》曰:“太和中，陈郡殷府君引水入城，穿池。殷仲堪又于池北立小屋读书，百姓于今呼曰‘读书斋’。” 12 太和（366—370）是晋废帝年号。揣测王孚“于今”云云的语气，这当是回忆近世发生的事情。而湛方生的《后斋诗》就列在《成安记》之后，因此王孚和湛方生的生活年代非常相近。王孚成年的生活时代必在太和以后。湛方生的成年生活也应当在太和之后，因此他与陶渊明生活的时代相仿佛是无疑的。
湛方生活动的地理范围也与陶渊明相近。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卷六云:“《豫章十代 文献 略》云:‘《隋志》不详何许人。今考湛氏望出豫章，而方生又有《庐山诗序》及《帆入南湖诗》，其为豫章人无疑也。’”豫章与浔阳相临，都在庐山和鄱阳湖周围。又值得注意者，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的母亲姓湛。《世说新语·贤媛》刘注引《晋阳秋》云:“侃父丹，娶新淦湛氏女。”据《晋书·地理志下》，新淦属豫章郡。湛方生祖籍可能是豫章。其《庐山神仙诗序》“浔阳有庐山者”云云 13 ，记庐山神仙的传说，因此，也不能排除他住在浔阳。但不论湛方生是哪里人，他的生活环境都与陶渊明相邻。湛方生《帆入南湖诗》写鄱阳湖、庐山风景云:
彭蠡纪三江，庐岳主众阜。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此水何时流，此山何时有?人运互推迁，兹器独长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后。 《还都帆诗》云: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水无暂停留，木有千年贞。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
陶渊明诗歌中多次写到湖，如“戢枻守穷湖”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一） ，“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 ，这些“湖”当是指“彭蠡湖”。陶渊明诗歌中也多次写到山，如“寒云没西山” （《岁暮和张常侍》） ，“山涤余霭” （《时运》）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饮酒》二十首之五） ，“种豆南山下” （《归园田居》五首之三） 等。与湛方生清楚地写到山湖之名不同，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是浑沦模糊的。倒是陶渊明写到的松树与湛方生很相似: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 （《和郭主簿二首》之二）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饮酒》二十首之八） 袅袅松标雀（一作崖），婉娈柔童子。 （《杂诗》十二首之十二）
陶渊明将松树人格化，而湛方生则倾向于观景写实，与谢灵运的山水诗相似，但湛、陶二人诗中的松树皆挺拔美好，质地贞洁。湛方生诗歌的玄言尾巴也与谢灵运相似，只是湛方生的玄言由景而发，更加抒情化，这种情景理交融的特点倒类似陶诗。湛诗与陶诗更加相似的是平易流畅、挺拔 自然 的风格，他们的诗歌语言都没有谢灵运深芜和生硬的弊病，情意畅达拔俗，境界旷远清新。
湛方生今存诗十二首，在湛方生的诗文中有几种情思值得注意，即田园情趣、思归情结和怀才不遇的感喟。这些情思与陶渊明非常相似。
湛方生写田园情趣最典型的一首诗是《后斋诗》，全诗如下:
解缨复褐，辞朝归薮。门不容轩，宅不盈亩。茂草笼庭，滋兰拂牖。抚我子侄，携我亲友。茹彼园蔬，饮此春酒。开棂攸瞻，坐对川阜。心焉孰托?托心非有。素构易抱，玄根难朽。即之非远，可以长久。
这首诗除了比较枯淡的玄言尾巴外，其中归隐的志趣、田庐的景象、田园的生活与陶渊明何其相似乃尔!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写“方宅十余亩”、“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去来兮辞》写“三径就荒，松菊犹存”，《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写“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这些生活 内容 和情趣与《后斋诗》如出一辙。湛方生还有一些诗文写及田园情趣。如《七欢》云:
是以抚往运而长揖，因归风而回轩。挂长缨于朱阙，返素褐于丘园。靡闲风于林下，镜洋流之清澜。仰浊酒以箕踞，闲丝竹而晤言。 14
《庭前植稻苗赞》云:
蒨蒨嘉苗，离离阶侧。弱叶繁蔚，圆株疏植。流津沃根，轻露濯色。
《七欢》共写及宫馆、春游、游猎、 音乐 、美酒、立功、丘园等人世七大欢乐，将归隐丘园之乐作为人生第七大欢乐，有压轴的意味，见出湛方生对丘园之欢较多的肯定。《庭前植稻苗赞》以田园物象为审美对象，更是与陶渊明心有灵犀，不谋而合。陶诗云:“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 其中良苗的清新可爱，观赏者由衷的喜悦与《庭前植稻苗赞》相通相似，可惜湛方生这类作品流传不多。如果我们能够见到他一系列这样欣赏田园景象的作品，那么陶渊明作为田园诗鼻祖的地位就应当让出一些给湛方生了。但就是通过这吉光片羽，我们也可以有理由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当时不是唯一的，它是众多田园诗中出色的一家!
湛方生身在仕途的思归情结非常浓郁，他的《怀归谣》集中体现他的思归情结，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湛方生的《归去来兮辞》。湛方生的《怀归谣》虽然提到“辞衡门兮至欢”，但与陶渊明的行役诗侧重“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之二） 的归隐意趣有所不同，湛氏更侧重通过对“感羁旅兮苦心”的描画，抒发“怀桑梓兮增慕”的恋乡情结，其流寓他乡的漂泊之感胜过了出仕违志的感触。这种浓郁的“流客之归思”在其《游园咏》中也有表现。湛方生身在仕途的不自由感与陶渊明一致，而且益之以受摧残感，《羁鹤吟序》写到的那只被羁束的鹤实际是作者自我心态的写照。
湛方生志趣非凡，其《吊鹤文》形象地表达了怀才不遇的深沉感慨。文中鹤的形象超群拔俗，却与鸡鹜同庭;志向非凡，却与鸟雀同待，显然是一个怀才不遇、遭受压抑者的写照。这与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情绪是类通的。
湛方生思想不同于陶渊明的地方主要在于他受神仙道教思想 影响 深重，相信“长生久视” （《灵秀山铭》） 之说，甚至相信庐山和尚神仙的传说，认为“既白云之可乘，何帝乡之远哉”，表示要“宾友松乔” （《庐山神仙诗并序》） 。但湛方生的思想基本上属于玄学思想，与陶渊明吸取诸家，独具个性的自然思想相同之处甚多。其相同之处主要在于淡泊明志，委运任化。湛方生《北叟赞》推崇庄子齐物思想，泯灭欣耻得失，认为“数极则旋，往复迭起”，应当顺任大化。湛方生“表贤崇善，激扬贞风” （《上贞女解》） 的儒家思想与陶渊明也是相似的。
湛方生诗文中的重要情思和主要思想倾向，都与陶渊明接近相通。这可以佐证陶渊明诗文的出现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而是一代庶族文学的遗留。湛方生与陶渊明同属于江州庶族士人文学圈，这对于理解陶渊明具有重要意义。湛方生有《诸人共讲老子诗》，内容赞叹老子“大哉五千言，特为道丧设”，是一首玄言诗。我们的兴趣不在于其内容的玄言成分，也不在于其感触与陶渊明“道丧向千载”的感叹惊人的相似，而在于诗歌的题目。从题目“诸人”来看，与湛方生一起谈论老子的，还有许多人。我们进一步推测，其他人也可能同时写作了关于老子的诗。也就是说与湛方生交往的士人很有可能一起从事过文学创作活动。这种活动在当时的庶族文人中虽然不一定是定期的有 规律 的活动，但至少是经常性的活动。这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可以找到坚实的例证。陶渊明诗歌中除了同别人相酬赠的作品外，有两首是在集体交游活动中创作的。一首是《游斜川》，一首是《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游斜川序》云:“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欣对不足，率尔赋诗。……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诗云:“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则游斜川是众人一起参加的一次春日郊游活动，也是一次共同的诗文创作活动。《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也是对一次郊游活动的记述。陶澍据《晋书·周访传》注云:“周、陶世家，此所游或即访家墓也。”在世交家的墓地郊游，参加交游的当是亲朋好友，或有周家后代也未可知。陶渊明的这种活动农闲时是比较频繁的，所以《移居》诗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其二） 大约多如邻里小聚，“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 （同上） 。因此也就无一定之规。《晋书·陶渊明传》云:“既绝州郡觐谒，其乡亲张野及周旋人羊松龄、庞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虽不识主人，亦欣然无忤，酣醉便反。未尝有所造诣，所之唯至田舍及庐山游观而已。”这两次一起游斜川和游周家墓地者，虽不能定为张野、羊松龄、庞遵等，但主要为有相当文化修养的亲朋好友无疑，而且这些人并不都是隐士，也有一些下层官府僚属，与陶渊明交往接邻过的颜延之可为佐证。陶渊明的集体交游和创作活动是当时庶族士人交游和文学创作活动的组成部分。
江州庶族文学圈除了隐士、中下层官吏以外，还包括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就是庐山僧人群体。僧人从事文学创作在东晋南北朝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钟嵘在《诗品》下品中收评僧人齐惠休上人、齐道猷上人、齐释宝月三人的作品。又据《高僧传》云:
凡（支）遁所着文翰，集有十卷，盛行于世。 （卷四《支遁传》） 15 （道）渊弟子慧琳……长于制作，故集有十卷。 （卷七《道渊传》）
（昙谛）晚入吴虎丘寺……善属文翰。集有六卷，亦行于世。 （卷七《昙谛传》） （释慧静）初止治城寺。颜延之、何尚之并钦慕风德。颜延之每叹曰:“荆山之玉唯静是焉。”……宋太始中卒，春秋五十有八。所着文翰集为十卷。 （卷七《慧静传》）
可见，文学创作，在晋宋时已经为许多着名高僧所染指。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僧人群体，就经常从事一些文学性创作活动。《广弘明集》卷三十载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序后录王齐之四言《念佛三昧诗》四首。慧远和刘遗民也曾经作同题诗。僧肇《答刘遗民书》云:
威道人至，得君《念佛三昧咏》，并得远法师《三昧咏及序》。此作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君与法师当数有文集，因来何少? （《全晋文》卷一百六十四）
慧远和刘遗民的诗今已不存。但通过王齐之的存诗和慧远的序言可以测知，《念佛三昧诗集》中的诗是佛理诗，而且是“奉法诸贤”参加完“念佛三昧”活动之后的感悟诗。他们的诗歌创作活动虽然不是纯粹的文学创作活动，或者说其活动目的不在于创作。但他们使用了诗歌的形式写念佛体悟，而且与文坛的文学创作活动一样集结成集，“兴寄既高，辞致清婉，能文之士率称其美”。足见其文学性还是相当浓郁的，而且得到“能文之士”的赞赏，即他们的创作活动于当时就在作家中间产生一定影响。
慧远虽然“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每送客，游履常以虎溪为界焉” （《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但是在庐山游观也是常有的事。慧远“所着论序铭赞诗书，集为十卷五十余篇，见重于世” （同上） 。其诗歌在当时当也很有影响，今仅存《庐山东林杂诗》一首，最早见录于《庐山记》，逯钦立注引《诗纪》云:“一作《游庐山》。”《庐山记》又录张野《奉和慧远游庐山诗》一首。足见慧远不但游庐山，而且与众人吟咏庐山。张野也是同陶渊明交往的人，作为诗人，陶渊明对慧远的游览创作活动当不会全无所闻。
陶渊明的时代，流传到今天的庐山重要文学创作活动是隆安四年（400）二月的庐山道人石门诗会，据此诗会的序言可知，参加这次游览聚会的有三十余人，规模接近王羲之的兰亭集会，不可谓不盛大。序文是难得的山水游记，叙述、写景、说理、抒情融为一体，文笔清丽不凡，自然淡雅，体现出极高的文学修养。这次诗会仅存的一首诗，玄言意味浓厚，但理趣悠远，非等闲之作。不论是序言还是诗作都表明这是一次标准的高品位的文人性聚会。
陶渊明可能没有参加僧人集会。因为隆安四年，陶渊明三十六岁，这年他正在桓玄幕府，并奉命出使京都，五月作《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但石门诗会对于陶渊明的意义在于，它同慧远等人的文学活动一起构成了庐山一种特殊的僧人文学氛围:那就是乐游山水、以道为高、淡泊人生的山林文学氛围，这与隐士文学的创作倾向是一致的。
要之，陶渊明诗文的产生不是一个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与江州隐逸文学、庶族文学、庐山僧人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从大的文学氛围来看，陶渊明诗文并不特别:他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尤其是庐山周围隐士文学的代表;他是江州庶族文学的代表作家，体现了当时庶族文学的最高成就;陶渊明诗文又是庐山僧人文学活动和作品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山林气息浓厚的文学，其向往淡泊拔俗的基本倾向、其归依大化的终极追求等都受到僧人文学氛围的浸润。
注 释
①游国恩等主编《 中国 文学史》第一册第2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②徐公持撰《魏晋文学史》第5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张可礼撰《东晋文艺综合 研究 》第130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35页，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
⑤吕德申校释《钟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萧统编《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⑦沈约撰《宋书》卷六十二《王微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书》版本下同。
⑧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中华书局1972年版。《隋书》版本下同。
⑨房玄龄等撰《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
⑩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陶渊明诗文引文版本下同。
11曹道衡撰《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第123页。
12汪绍楹校《艺文类聚》第11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13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94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湛方生诗歌引文版本下同。
陶渊明自传范文第2篇
关键词：陶诗；日常生活；诗化；现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4-0009-02
陶渊明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作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陶诗的风格有其平淡质朴，清新自然的一面，也不缺乏其沉郁豪放的一面，二者的共同点都是“真”。所谓“认真无所先”，淘诗的叙事、写景和抒怀，无不以“任真”为先，处处真意淋漓。陶渊明善于用贴近生活的语言词语来描绘田园的风光景色，字里行间表达出他深刻的生活体验，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可以领悟到他的人格与思想魅力，陶渊明以这种真诚、笃实、纯朴的行为及诗作独树一帜。这样的陶诗，这样的陶渊明不仅仅在中国古代被历代文人墨客所景仰，被奉为淡泊名利、回归自然的典范，尤其对现如今社会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仍有指导意义。
一、从陶诗的类型分析陶渊明对田园的热爱和对政治的关心
陶渊明的诗歌通常分为两类，田园诗和咏怀诗，其中以田园诗最为著名，如《归园田居》（其一）中“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饮酒》（其五）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直接表达了他对对田园生活的热爱，除田园诗外，也不乏优秀的咏怀诗篇，如《杂诗十二首》（其一）中“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咏荆轲》中“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等，表现了陶渊明归隐后对政治的关心。这两类诗是陶诗的主体，从中我们可以窥见陶渊明的志趣和他退隐后所关心的事情，而这些又都是陶渊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通过这些诗作，陶渊明将日常生活诗化并且达到很高的造诣。
（一）田园诗和厌恶官场、向往田园
陶渊明并非生来即厌恶官场、向往田园，年轻时的他学富五车，也曾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鸿鹄之志，但是，由于他生不逢时所处社会皇室王朝更替不断，庶族寒门出生的陶渊明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他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最终，于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从此开始了他的隐居躬耕生活。
陶渊明将美好的田园生活作为自己的写作素材，用质朴简单、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入微地描写自己的劳动，用诗意的语言描绘自己的日常生活，字里行间透漏出他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侧面反衬出对官场的厌恶。陶渊明将田地、草屋、树、山、飞鸟，花，这些随处可见的意象用简单的语言组织起来，构成一幅美丽舒适的画面，使他的文章处处充满浪漫的诗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东篱下采摘，悠闲自在，不经意间抬头喜见南山绝妙的景色。一中平常事的物，一个简单的动作，在陶渊明的笔下却是那样富有诗意，这两句诗将作者闲适的心情，田园生活带给他的惊喜描写的淋漓尽致。“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这几句诗写出了陶渊明在年少时就没有迎世媚俗的本性，生性喜欢简单自然。无奈做官后的生活实在有违自己本性，因此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就像束缚在笼中鸟怀恋旧时山林，池中鱼思念故时深渊。“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写出了他久处于争权夺利，黑暗腐败官场的厌恶以及重新回归田园自然后的欣喜。
（二）咏怀诗和坚忍的性格
陶渊明的诗作中除了广为人知的田园诗，也不乏的咏怀诗。读这一部分陶诗，我们可以发现陶渊明在对现实强烈不满中表现出的刚健和豪放的风格。
例如《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这首诗中陶渊明借助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赞叹荆轲的英勇壮举，同时对他的刺杀的失败表示遗憾惋惜。陶渊明将家喻户晓的平时生活中人们经常讲述的历史故事，用诗的形式写出，其中寄托自己的情感。这便是陶渊明真性情的流露。也是他家族气质的一种流露。陶渊明的咏荆轲、咏夸父和咏精卫、刑天，不为五斗米折腰，回绝太守馈赠的粱肉等一系列“带性负气”的诗歌和行为无不打上了家族气质的印记。
陶渊明将自己性格特点寓于日常的各种事情之中，如饮酒作诗，采菊见山，，读书感怀等，他用充满诗意的语言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抑或所见所感描述的通俗简单且淋漓尽致，陶渊明的嗜酒如命、对政事的愤慨激昂、以及他性格喜怒等全部通过诗化的语言呈现在读者面前，使读者读后有与诗人面对面交谈之感，共鸣强烈。将自己的生活入诗，将简单变得诗意，这才形成了陶渊明的诗作独特的特点。
二、从陶诗的艺术特色探讨陶渊明对日常生活的感悟
陶渊明得诗作总将写作的重点放在日常生活方面，这是他生活在这个环境中所致，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写就什么样的诗歌。而陶渊明总能将这些再普通平常的简单事物赋予绝妙的诗人感受，又不乏深刻的道理，我们可以从陶诗的艺术特色来探讨陶诗为何能够给我们这种感受。
前人常用“平淡朴素”来概括陶诗的风格，这是非常正确的，然而陶诗不仅仅是平淡，在平淡中告诉世人一些警策；陶诗不仅仅是朴素，朴素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绮丽的风格。陶渊明归田以后，长期生活在平凡朴素的农村，游于斯，乐于斯，所见之景为村落、山岚、清溪、草木、农田、飞鸟……所交游之人为江州下层官吏、农夫、野老。陶诗所描写的对象，往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到的，比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等，这一切照实说来，并没有什么奇异之处，甚至连我们常用的修辞手法都很少，仅仅是白描。陶诗的特点在于在平淡的背后有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热烈的思想感情。陶渊明运用现实生活中的形象，溶入丰富的感情，化为心灵的光辉，再以朴素平淡清新自然的语言，映照在诗作中，萌生出深邃的哲理，树立了一代哲理诗的风范。
（一）清新的笔法
初读陶诗，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陶诗清新的笔法。陶渊明刻画自然风景、日常生活，绝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和变幻的修辞，而是原物还原，清新自然，这给当时以玄言诗为代表的诗界注入了一股清新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讲述了作者劳动的场景，如讲故事般娓娓道来，清新朴素，不带半点修饰。同时这首诗写出了劳动的艰辛，但在艰辛之中有快乐，因为作者不用为五斗米折腰，不必忍受黑暗的官场，暗含作者对田园生活的赞美和对腐败官场的讽刺。
（二）细腻的描写
陶渊明生活在田园中，从文人化身农夫，日常生活的一草一木都能在他的笔下通过细腻的描写展现的活灵活现，赋予生命的气息。“怅恨独策还，崎岖历榛曲。山涧清且浅，遇以浊吾足。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暗，荆薪代明烛。归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拄着拐杖，从崎岖弯曲的山间小路回来，先在山涧小溪中洗一洗走的发烫的脚，然后斟满一壶酒，宰杀一只鸡，请来邻居，痛饮几杯，太阳下山了就用火把照明。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物经诗人润色，便有了如此情趣，表现了诗人善于观察并总结日常事物的本领，通过自己细腻的描写，将他们赋予美，种种事物更是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展现在读者面前，读后想亲自经历一回这样的事情，令人回味无穷。
（三）质朴的语言
陶渊明的诗之所以能流传千古，被代代文人所铭记，与他质朴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陶渊明生活在田园中，又加上他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文人身份，使得他可以通过文人的笔触将田园生活刻画出来，而简单的生活环境又促使他通过质朴的语言，不加修饰的辞藻，白描的手法将田园景色描绘出来，形成田园诗平淡自然的风格。“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记，力耕不吾欺。”春秋好天气，登山作诗，路过邻家，把酒言欢，农忙各自回家，闲下来即相互思念。思念即披衣串门，说笑起来都不考虑时间。在大多数人看来平淡枯燥的生活在陶渊明笔下却如此富有生机，他用质朴的语言娓娓道来，朴实无华却琅琅上口，总能用简单的文字在读者面前描绘一幅美丽的画卷。
三、陶诗对现代生活的意义
每一首诗都有其成诗的背景，作者或结合自身经历或结合历史事件，用自己的语言将所感所想描述出来，用精炼的语言汇集成精妙的文字，以期达到表达自己心静甚至教化世人的愿望，很多诗歌能够流传千古，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美妙的文字，华丽的辞藻，更多的是因为其有着跨越年代，穿越时间的意义，陶诗就是这样的一类有着深刻教育意义的诗，或许陶渊明在作诗时只是在表达自己的心境，并没有想到会流传千古甚至有此效果，但是正如“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后人在陶诗中发现了陶渊明伟大的人格和陶诗所传达出的深刻含义，并认真研学，最终使陶诗的意义最大化。
陶渊明之所以被称为田园诗派的鼻祖，陶诗被称为田园诗的典范，与陶渊明个人魅力和陶诗的风格有关。如果不深究陶诗所表现出的深刻含义的话，我们首先看到的就是陶诗的平淡质朴，清新自然，这也是陶诗最具有识别度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与陶渊明的生活阅历和归隐田园后的生活环境有着很大关系，少年时的陶渊明胸怀大志，试图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是现实的情况并不允许他实现自己的抱负，只能在芝麻小官上作出一点业绩，但终究因不能忍受官场的种种而辞官还乡，归隐田园。一句“但使愿无违”道出陶渊明渴望退隐的希冀，追求内心平静的愿望。田园生活的平静安宁使得陶渊明能够静下心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切回归自然，顺其自然，自此即使生活艰难，他也变得快乐许多。
陶渊明洒脱，超凡脱俗，我们由他的诗作可以看到他晶莹剔透的鲜明而独立的人格，生命存在的本身就自成目的，这正是陶渊明生命意识中关键而独特的存在，假如一个人的生命自身不自成目的和不具有价值，那么他与前代、同代和后代的联系中也不可能获得价值，不论这种联系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不论时人后人是赞美还是唾骂，都不能赋予或抹去生命自身的目的和价值。身处现代，依然有类似古人的无奈，陶渊明所追求的自在简单，仍是今天的我们在一直寻找的理想的状态，我们何不学习一下陶渊明任真自得，削尽浮华尽显本色呢？陶渊明的诗作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他将自己的生活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实现了生活的诗化，这种人格与艺术素养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参考文献：
[1]龚斌.陶渊明传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李剑锋.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陶渊明自传范文第3篇
关键词：陶渊明 人伦之乐 家庭情结 父亲情怀
陶渊明整天游山逍遥，饮酒为乐，不理人世纷争，不虑人间忧愁，他似乎是一个远离人群人情的世外高人。事实上，陶渊明却是个很“依赖”人伦亲情、邻里之乐的人。《杂诗八首》其四说：“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报。”陶渊明不像其他人一般志在四海，他只希望与亲戚和睦相处，子孙满堂，家庭美满，其乐融融。也就是说，在陶渊明的价值观中，看重的是家庭和亲友，并不是功名利禄。由此可见，陶渊明的隐士生活并不是绝对的与外隔绝，而是居于田园之间享受温暖灵魂的人伦之乐。
一.夫唱妇随之乐
“夫唱妇随”被传统认为是夫妻志同道合的标志。陶渊明两次娶妻，《怨诗楚调时庞主簿邓治中》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表示他三十岁时丧妻。关于他的后妻瞿氏的记载，略见于《宋书》本传：“（渊明）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播秫稻，妻子固请种p，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p。”《南史》多出以下数句：“其妻瞿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云。”考渊明诗，可知那位后世记载的与陶渊明有相同志向，并且安贫乐道的妻子就是他的后妻瞿氏。
陶渊明珍爱着这个家，在清贫中享受着亲情和天伦之乐，这与瞿氏与他的志同道合也有着莫大的联系。从陶渊明的诗文分析，他几次出仕最主要的原因都是迫于生活的无奈，为了家庭他几次忍辱负重，违背素志出仕。《归去来兮辞》序：“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粒，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可知，陶渊明生活艰辛，温饱堪忧。但是即使如此，他的妻子瞿氏都没有因此逼他出仕，反而充分理解他。陶渊明在仕途前后总共十年左右，期间忽而仕，忽而隐，每次时间都不长，在仕与隐的矛盾中痛苦和徘徊。当他辞去彭泽令，彻底告别仕途，走上坚持隐居的道路时，他的妻子瞿氏也没有因为生活的窘迫而反对他的隐居。据宋朝人王质所写的《粟里谱》说，瞿氏出于瞿汤家，瞿汤一家是世代相传的隐士，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家庭中出来的女儿，应当比其他人更能理解、习惯陶渊明。要知道，在全家老小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时候，丈夫能出去挣钱却屡屡拒绝，作为妻子的能够不反对丈夫的隐居，不逼迫丈夫出仕，做到如此的确很困难。所以，不得不说，陶渊明的续妻是一位贤妻，她的理解是陶渊明依恋人伦之乐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乡邻桑麻共饮之乐
陶渊明归田之后很大的情感满足，是他始终处于一种和睦、温暖的人际关系中。他不但有“稚子侯门，童仆欢迎”的家庭;有知其贫穷，常置酒招之的亲旧;更有“披草共往来”的乡人和具有渊博知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邻人。他移居南村之举最能说明这一点，他早就存有移居的念头，并不是为了选择好的处所，而是“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因为“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移居》）因为邻居以往就志趣相近，审美情趣也接近，可以共谈情谊，共赏奇文。陶渊明本身心性真纯淡泊，因此他非常乐意与和他一样的“素心人”结邻。《移居》二首，真实地写出了他与“素心人”亲密交往的情景。农村这种自由自在两无嫌猜的生活是充满狡诈险恶的官场所没有的，因此也就更容易与他们结交，才有了：“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的温馨画面。诗中洋溢着与邻居们相谈甚欢共同劳作之趣。
陶渊明与邻里之间的交往十分亲密。他曾为和他做了一阵邻居的殷隐作诗送别，在此诗中说：你我游乐交好时间并不是很长，一见面就感到彼此相知，把恳切关心的感情全部倾注在对方身上。经过两夜的对话，更感觉情意相投。后又写道：像你这样出色的人不应该安于田园，在江湖隐居的多是我这样的贫贱之人。如果有经过这里的方便，想必您会来问候老朋友。言语之间，无不流露出对好友的惜别之情，更加表现出陶渊明珍惜这样难得的好友之情。隐居在田间时，他也经常在劳动时和邻居披草来往，互相交流，互相帮助，“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平日里也时常饮酒欢聚。有时是陶渊明请客“只鸡招近局”，“斗酒聚比邻”，有时候则是邻居带酒主动上门，“古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这些与邻里之间交往的种种，都能看出陶渊明在田园之间依赖人伦之乐的思想感情，对于他来讲，友人并不只是百无聊赖时陪伴在侧的人，还是能在他彻底告别仕途心灰意冷时给予他安稳却又温暖的生活的人。
三.父子亲情之乐
比起夫妻之情、邻里之情，陶渊明看重人伦亲情更体现在他对儿子的循循教导和无限爱怜之中。陶渊明的两任妻子共为他生了五个儿子，而陶渊明绝对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十分疼爱自己的孩子。从《和郭主簿二首》其一中：“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可以看出他享受孩童绕膝的乐趣，孩子刚刚开始学说话的声音可以让他不在乎荣华富贵、高官贵职。《酬刘柴桑》中“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可以表现出他想在不多的生命里和孩子出游享乐，利用时间好好陪伴孩子。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可以用一副对联来概括：“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虽然有子相伴，然而他确实快乐并痛苦着的，他常自责没有解决根本的生计问题，加之“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粗疏的营生之计，致使子俨等辈“每役柴水之劳”，陶渊明对儿子们的愧疚之情由此可见，也可以看出他为人父的责任与真情。
陶渊明血浓于水的父子之情还表现在他对儿子的教育之中。他非常重视对孩子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对孩子功课上的监督，更注重的是对孩子人格的培养。他以成人的阅历告诫其子“福不虚至，祸亦易来”，《命子》以恢弘之气述先祖德业，希望子俨能光大祖业，虽然陶渊明有愿子光大之心，但是并不苛责孩子，而是以谆谆告诫显情深，但是又委之天运，不愿意将自己的意念强加在儿子身上。而《责子》中，并没有“责”之意虽然儿子们不好纸笔，但是陶渊明依旧持“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的豁然态度，任由其自然发展，不强求不苛责，始终以平和的心态、豁达的态度面对人生，也表现了陶渊明的慈父形象。
在历史上，陶渊明就是一个知名的隐士。{嵘在《诗品》中说他是一个“隐逸诗人”，鲁迅也说他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隐”，他的好友颜延之写的《陶征士诔》，称他是“南岳之幽居者也”。“道不偶物，弃官从好。虽乃解体世纷，结至区外，定迹深栖，于是乎远。”这是对他归隐原因和隐居志趣的概括。陶渊明不愿理凡世琐事，留恋平凡朴素的田园生活，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并不是过着真正的与外隔绝的隐居生活，牵引他的还有他身边充满温情的人伦关系，他的诗文中展现的是他世俗温情的一面，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对世俗亲情充满无限渴望、甘于平凡生活的田园诗人形象。正是这些让人无法割舍的人伦之乐，成为陶渊明情感的牵引，也使陶渊明的魅力显示出超越时空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李锦全著.《陶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陶渊明自传范文第4篇
第二作者：罗煦（女，1986―），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学唐宋文学2009级研究生
摘要：对于陶渊明的生卒年，历来有很多说法，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59岁说、63岁说、76岁说，本文旨在列举这些说法，作一定的评论，并对陶渊明生卒研究表达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陶渊明；享年；研究
陶渊明的卒年，在颜延之《陶征士诔》中有明确记载，为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向无异议，关于其享年，《陶征士诔》只说“春秋若干”，而无明确记载，与此相关，其生年也就成了问题。各种异说层出不穷，有59岁说，63岁说，76岁说。
一、59岁说
圣旦著《陶渊明考》一文，根据陶渊明作品，推出陶渊明享年59岁的结结论，1991年邓安生的《陶渊明年谱》出版，也从陶渊明终年59岁说。后来，龚斌《陶渊明集校笺》、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也采用邓氏59岁说。此说从圣旦的推论始就存在一些问题，后来邓安生对圣说加以考订和阐释，论《饮酒》第十九“是时向立年”是指陶渊明当时27岁，《饮酒》第十六“行行向不惑”是陶渊明37岁……这使圣说更加严谨。但是仍然有不少学者对此存在异议。
二、63岁说
沈约《宋书 陶潜传》说“潜，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这可以说是63岁说最有力的证据，也是陶渊明生平最重要的资料之一。1949年以来，大陆多采此说，至今仍占主流地位，王瑶、逯钦立及各种教科书均采此说，其中逯钦立原采古直52岁说，后改从63岁说。这种说法“虽于辛丑《游斜川》诗、《癸卯怀古田舍及》及颜《诔》‘中身’之语尚待研讨，然大体固无矛盾处也。”［1］
许逸民校辑的《陶渊明年谱》云：“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427），得年63岁。”许逸民的《陶渊明年谱》乃是继30年代朱自清对陶潜综合研究后的又一大型综合研究年谱，搜集资料之多，是前所未有的，其影响较大。
钟书林《庞遵出任主簿与陶渊明享年之关系》认为陶渊明《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应写于义熙十四年，诗中有“结发念善事，六九年。”陶渊明写诗时54岁，再与义熙十四年相结合，则陶渊明当“生于兴宁三年（365）年，到元嘉四年（427）卒，享年63岁”。［2］
三、76岁说
此说源于南宋张演《吴谱辨证》云：“先生辛丑游斜川诗言，‘开岁倏五十’，若以诗为正，则先生生于壬子岁，自壬子到辛丑，为年五十，迄丁卯考终，是得年七十六。”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一文中，同意宋代张演的76岁说。
“宁可相信颜《诔》而怀疑沈《传》”“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的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于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
对邓氏之说，袁行霈说“邓氏的推断不仅缺乏版本依据，难以存在。而且序文果真像他所说的那样：‘辛丑，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也不成文章了。”［3］(P227)
此说先有魏正申撰文《陶渊明寿年63岁说辨证》驳于前，后又有李文初撰《关于陶渊明的享年问题》，李一方面肯定袁敢于挑战63岁说，一方面又对76岁说持怀疑态度。［4］
邓安生撰《陶渊明享年无76岁辨――与袁行霈先生商榷》与之存在异义，还有井玉贵《陶渊明享年76说不能成立的两点补证》极力反驳。还有徐声扬撰《评陶渊明享年五说》参与讨论，但徐未明确表态，只在文章最后说：“本文只从《游斜川》一诗所引出的对陶公享年的新说提出质疑；同时也对《游斜川》一诗作些探讨，以还其本来面目。”［5］另外，有论者公开表态：“76岁说似为偏颇之见”。
四、56岁说
民国年间，梁启超《陶渊明》一书云：“《游斜川》序之发端明记辛酉正月五日，诗之发端云：‘开岁倏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齿五十，丝毫无疑义之余地也。人所以多不察者，则心俗本辛酉皆作辛丑，而诗句之倏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于丁卯，即以《宋传》言六十三岁之说推算，则辛丑亦仅三十七岁，与‘开岁倏五十’语不相容。……”梁根据陶渊明作品考证主张享年56，现有中国内地李文初《陶渊明论略》赞成梁启超的主张。台湾的李辰冬《陶渊明评论》、台湾方祖《陶潜笺注校正论评》、陈怡良《陶渊明之人品与诗品》中赞成梁说。
五、52岁说
古直沿用梁《谱》认为“陶渊明必无六十三岁”，又根据陶渊明作品考证在《陶靖节年谱》中说：“愚根据先生诗文，质定先生卒年五十有二，以乙丑推算他篇他岁，皆无不合，辛丑为乙丑之伪，无可疑矣。……”古直的五十二岁说，认为：“《祭从弟敬远文》云：‘相及龆龀，并罹偏咎。’陶公与敬远年龄之差数，即于‘相及龆龀’一句定之。《说文》：‘男八岁而龀。’‘及龀’则尚未龀，止七岁耳。龆，童子发也。证以《祭程氏妹文》，则陶公‘罹偏咎’时止十二。详此，陶公与敬远年龄之差仅五岁。敬远卒于辛亥，‘年甫过立’，始过而立，则为三十一岁。辛亥之年，敬远三十一岁，陶公长敬过五岁，则为三十六岁矣。由辛亥上溯生年，为太元丙子。下推卒年丁卯，得五十二岁……”［6］
结语：
“自1923年梁启超对陶渊明享年63岁说攻难，至1997年魏正申为63岁说再作辨正，已达七十五个年头，如果对《陶集》中“从老得终”之语引起了足够的注意，何必耗费诸多学者的精力呢？所以，近一个世纪对陶渊明享年争辩的得失，确实又将治学态度这个本来说不够的话题，再次向陶坛学人沉重而有力地提了出来，值得我们仔细思索。”［7］我比较赞成这一说法，正如朱自清先生说“只可姑存然疑而已”［8］这个问题没有必要耗费过多精力，这也并不涉及对待学术的态度是否严谨的问题。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北碚；400714）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J］.清华学报,1934(09)
［2］ 钟书林.庞遵出任主簿与陶渊明享年之关系［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3)
［3］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 李文初.关于陶渊明的享年问题［J］.文学遗产,1998(02)
［5］ 徐声扬.评陶渊明享年五说［J］.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2)
陶渊明自传范文第5篇
关键词：陶渊明；山水情怀；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山水性情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7-0106-01
本文着重从"山水情结"、"山水意象"和"山水性情"三个方面对陶诗做一点浅层次的分析，以探求陶诗中的山水意境以及深蕴在这意境中的诗人的高贵品质和崇高理想，即山水情怀。
1.陶诗中的山水情结
陶渊明擅长"以情造境"，他的诗歌古朴自然，诗意深醇，且能天然入妙，体现山水情怀，究其源动力，在于他的山水情结。
具体而言，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情结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性本爱丘山--骨子里存在着亲近山水的基因。陶渊明的一生是与山水结缘的一生，单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这十个字，我们便可感知回归自然是与他的人生追求相契合的。"爱丘山"的意思就是"爱自然"，"性本爱丘山"说明他的骨子里存有着亲近自然的因素。也正因为诗人"性本爱丘山"，拥有着妙造自然的山水情怀，所以别人都瞧不上眼的山野景观在他笔下却显得格外亲切，他的诗歌才能任怀得意，营造出一种属于山水独有的意境。
1.2怅恨独策还——黑暗社会压迫下渴望回归自然。陶渊明生于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在年少时，他也有过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宏图大志，但他真醇的秉性受不了宗室斗争、军阀夺权的政治野心，受不了不断的血腥杀戮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更兼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便选择了归隐这条路。归隐后，可以"种豆南山下"与山水相融，把山水田园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归宿，是陶渊明在黑暗社会的压迫下作出的明智选择.
2.陶渊明诗歌中的山水意象
陶渊明的诗歌抒情沁人心脾，写景豁人耳目，深得隐逸之趣。在他的众多诗歌中，山水意象的运用极其频繁，惯以清新之景、清新之物写清新之境。
2.1山的意象。陶渊明的诗歌中山的意象繁多，有南山、东岭、曾丘等，不同的意象与不同的时令、景物和心情相结合，营造出不同的意境，尤其以南山最具典型性。
南山这个意象分别出现在《饮酒二十首》其五和《归园田居》其三中，它既是一座实体的山，又作为诗人心中一种桃花源式的理想信念而存在。"悠然见南山"既可理解为"悠然地见到了南山"，也可理解为"见到了悠然的南山"，所以，在这里，山与人一样具有"悠然"的性情--人闲逸而自在，山静穆而邈远。它从侧面烘托出诗人心中渴望回归自然，像山水那样自在的理念和追求。
2.2水的意象。陶渊明诗歌中水的意象也十分丰富，有江、海、湖、泽等，尤以泽的出现次数为多，且多与山连用.
陶渊明是以意写境的高手，他的诗歌以写意为主，不尚藻饰，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平实的笔法精炼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以达到写意传神的效果；并融兴寄于自然美，使景物人格化。在陶诗中，山的意象与水的意象一体浑融，绝不孤立。诗中的意象往往构成一个整体的画面，且具有渺远的意境。
3.陶诗中的山水性情
陶诗的真趣是从诗人心灵深处流出来的，饱含着诗人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切感悟，是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探求，是主观与客观的浑融。
3.1山一样的性情--厚重卓拔、独立自持的仁者风范。山独立无畏。只要它存在，它就坚定地独立，不依附哀求别人，更不会为着私利、为着五斗米向人折腰屈膝。它稳重且懂得自持，在原则上固守节操，具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卓拔。
3.2水一样的性情--圆融通脱、上善大度的智者气质。山水相依，正如仁智不可偏废。智者首先必须是仁者，不是仁者，没有真智。水的特性在于柔和多变，遇事容让。老子云："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同时，水"缘理而行，周流无滞"，使得它拥有遇形象物的本事，体现在为人处事上，即是圆融通脱的生存方式。而陶渊明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士大夫，水的性情始终贯穿于"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想和处世之道上。
陶渊明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清新自然、冲淡古朴、物我浑融、富有真趣，而且他的诗重在写心，即骨子里的山水情怀的自然流露。透过山水意境，反映出诗人不慕荣利、回归自然、关心下层人民生活和"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洁品质。
参考文献
[1]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
[2]苏轼.书李简夫诗集后〔a〕.见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参见曹明纲.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诗文选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