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淮南子汜论训范文第1篇
1、1、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这句话出自于汉朝刘安的《淮南子》，是其《汜论训》里面的一句话。
2、当然，原文是说“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旧”。
3、大意是说，人们应该基于当下现实，如果百姓能够获益，不必效法古代规定；如果能把事做得体，也不必遵循俗法。
（来源：文章屋网 ）
淮南子汜论训范文第2篇
[关键词] 道 德 道德 仁义 黄老之术 独尊儒术
一
对于《淮南子》一书的立言宗旨（中心思想），历来学者所见异趣。一般认为其为道家立言，源起于高诱“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之说，近代如梁启超、胡适之等数人皆持这种观点。梁启超对《淮南子》在道家思想中的地位给予了较高评价，他说：“《淮南鸿烈》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其书博大而和有条贯，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1]胡适也说：“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书又集道家的大成”[2]持相似观点的还有任继愈，他同时还特别指出：“《淮南子》是一部划 时代 的重要著作，它在我国古代思想史和 哲学 史上的地位，应得到全面的公正的评价。WwW.133229.COM”[3]。
另一种观点认为《淮南子》为“杂家”，引申于《汉书 艺文志》。近代“杂家”说多少带有贬义色彩，认为“杂家”就是“无中心思想”，不能自成系统，持这种观点的以冯友兰的一些著述为代表。如冯在三十年代著书说：“《淮南鸿烈》为汉淮南王刘安宾客所共著之书，杂取各家之言，无中心思想。”[4]直到解放初期，冯友兰仍基本坚持这一说法，认为《淮南子》“成于众人之手，专就这一点说，它跟《吕氏春秋》有相同的情况。所以《汉书 艺文志》列入杂家。”[5] “这部书有杂家的倾向……它兼有各派的长处；这就是杂家的倾向。”“这部书是许多人采集许多书拼凑成的，其中道家思想比较多。汉朝的道家，本来有杂家的倾向。”[6]总之，冯友兰认定《淮南子》一书既出于众人之手又取自诸家之言，是个不能自成体系的名副其实的“杂家”。
“杂家”一词虽出于《汉书 艺文志》，但冯友兰对此有独特的见解。他说：“但成于众人之手，是杂家所以为杂的一个条件，有了这个条件，可以成为杂家，也不可以不成为杂家。杂家的人，自觉地要搞一个拼盘式的思想体系。有一点这样菜，有一点那样菜，齐整整地摆在一个盘子里，看起来也许好看，但吃起来各有各的味道。杂家的人，从这一家取一点，从那一家取一点，把它们抄在一本书里边，但读起来各家还是各家。这是因为它没有一个中心思想，把一部书的 内容 贯串起来，它实在是不成为一部书。凡是一部书，无论多么大的书，总要有一个中心思想，贯串于其中，这才成为一个体系。杂家之所以杂，就在于它不能成为一个体系。”“无中心思想”即无立言宗旨，——此为冯友兰界定杂家的第一个标准。冯友兰界定“杂家”的第二个标准就是“着重收集各家之长”，这好像是一个学绘画的人，“着重于临摹别人的画稿”。[7]其实，冯友兰所讲的这两个标准是一回事。
然而，自上个世纪60年代之后，冯友兰逐渐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针对上述他品衡“杂家”的标准，他写道：“从这两个标准看，都不能说刘安是杂家，他有一个中心思想，那就是黄老之学。”[8]本来说《淮南子》“无中心思想”，现在又说它“有一个中心思想”，好像完全不是出于同一学者之口，这个180度的转弯反差太大，冯友兰也没有说明其观点转变的原因。他还写道：“《淮南子》以道家学说为中心，吸取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以及其他学派的某些观点，建立起一个与官方哲学相对立的体系。”这显然试图从 政治 上提高《淮南子》的 历史 地位，把它说成是与“官方哲学”相对立的意识形态。进而，他又对《淮南子》一书从哲学高度上进行了提升：“和董仲舒的哲学体系比较起来，《淮南子》的体系，具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因素，在许多 问题 上，跟董仲舒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相对立。”[9]很明显，在60年代，冯友兰对《淮南子》的这个价值评判，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他是按列宁关于哲学的派别立场的论述来给《淮南子》划成分的。把《淮南子》划归为进步的哲学党派（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董仲舒“反动”的哲学党派（唯心主义和有神论）就有了其对立面，这样，毛泽东所说的哲学上的“对子”也就凑成了。
应该指出的是，冯友兰这种对《淮南子》基本看法的转变，正是《淮南子》自身思想体系中所包含矛盾的一种体现。冯友兰否认了《淮南子》是杂家，但把它归于传统上所认为的“道家”或“黄老之学”，也未必得其旨。但从这种对《淮南子》前后对立和自我否定评判的现象观之，也可看出学术界在总体上没有走出从“杂家”和“道家”的视野来把握《淮南子》一书的思想脉动，这一点，正是我们应该着重探究的。
二
其实，高诱的《叙目》中已经较全面地、清楚地交待了《淮南子》的思想宗旨。他说，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近人刘文典在其《淮南鸿烈集解自序》中发挥引申高诱的话说：“《淮南王书》博极古今，总统仁义，牢笼天地，弹压山川，诚眇义之渊丛，嘉言之林府，太史公所谓‘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者也。”[10]刘文典强调了“总统仁义”，但没有再说其旨为“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又引司马谈之说，强调“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这里既有儒、墨，又有名、法，一“采”、一“撮”，“杂家”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近人往往只取“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一义，而对高诱所强调的“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和“出入经道”忽略不计，因而对《淮南子》一书的立言宗旨渐行渐远，始终不能深察而窥其要。
高诱《叙目》透露了一个真实的信息，那就是：《淮南子》一书尽管材料驳杂、广涉百家，但在其立言宗旨上，并非是一个大杂烩，而是围绕着“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这一“中心思想”展开的，其主要出入于“经、道”两家（“经”是《六经》，“道”是《道德经》），即儒、道两家。至于“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这只是“道”的一个方面，这从《原道训》、《俶真训》、《精神训》、《本经训》、《道应训》等篇章可知。但另一个方面则是“儒”道，这从《缪称训》、《修务训》、《人间训》、《泰族訓》等篇章可知。这种似乎前后矛盾的现象可以被简单地解释为一种没有体系的拼盘，但是，如果我们细致地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整个《淮南子》的篇章结构和思想宗旨是有条贯、有逻辑、有体系的，它围绕着“讲论道德，总统仁义”八字宗旨统领材料、架构体系、展开论述、突出中心，所谓“出入于经、道”，即在宏旨上主要出入于道儒两家，力图把“道德”和“仁义”揉合起来，将儒、道贯通，实现一种儒道互补、儒道合流的价值结构。
三
既然“道德”和“仁义”是《淮南子》一书的核心范畴和价值观，我们可从 分析 这两个概念入手来体察《淮南子》书中的中心思想和义理所归。
把《淮南子》归于道家之书，就在于它“讲论道德”、“其旨近老子”。那么，就让我们剖析一下“道德”二字着手，看《淮南子》究竟如何“其旨近老子”。
提到“道德”二字， 自然 会想到《老子》一书，因为《老子》又称《道德经》。孰不知，《老子》书中只有独立存在的“道”与“德”，并无“道”“德”二字的合成词——“道德”。换言之，《道德经》中无“道德”。根据上个世纪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推知，先秦至汉初，《道德经》实际上是《德道经》，因为那时是《德经》在上而《道经》在后。现在所说的“道德”应该叫“德道”才更合《老子》一书的原旨和先秦的习惯。即使“德道”二字，《老子》书中也是找不到的。可见，“德道”也好，“道德”也好，都是秦汉时期的人引申出来的。
考“道德”一词，见于先秦典籍者仅有如下几处：其一，《周易 说卦传》云：“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其二，《管子 内业》说：“凡道必周必密，必宽必舒，必坚必固，守善勿舍，逐淫泽薄，既知其极，反于道德。”其三，《庄子 天道》载：“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也。”其四，《荀子 劝学篇》道：“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其五，《韩非子 五蠹》曰：“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今世争于气力。”问题在于：这些书的真伪全部存在争议。除《荀子 劝学》和《韩非 五蠹》中问题较少之外，《易传》与《庄子》外篇都有西汉人的话语痕迹，而《管子》一书本来就非出于一家，后经刘向之手，楔入的汉人思想更是比比皆是。由于《论语》和《老子》两书中皆无“道德”一词，可以推知该词汇最早创始于战国未期和秦汉之际，而流行于汉初道家黄老哲学的全盛期。
古代“德”同“得”。至于“道”，《说文解字》云：“所行道也。”《尔雅》谓：“达，谓之道。”而《易 履》曰：“道，坦坦。”这都是指地上人行的路。哲学家们把它引申为自然界和 社会 领域的 规律 ，故有“天道”、“人道”、“地道”之别。在《老子》书中，“道”有一种绝对实体和宇宙本源的含义，《老子》要引领人们去追求“道”，求得了“道”就叫“得（德）道”。在《老子》那里，“得（德）道”或“道得（德）”本来不是伦 理学 范畴，而属于一个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范畴，但它却能够被用来引申为伦理学范畴。天得道谓“天道”、地得道谓“地道”，人得道谓“人道”。前两者可归于自然论看待，因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本来就是一个自然本体论的核心概念。在
儒家跟道家的区别，最根本的就在于对“道”和“道德”的不同解读和话语体系的差异。人们常常误认为“道”是道家的专利，其实这是十分错误的。在 中国 哲学 中，并非只有道家才讲“道”，儒、释、道各家都讲“道”，但“道”与“道”不同。如唐代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11]儒家不仅讲“道”，而且十分重视“道”，其重视程度丝毫不逊于道家。查《道德经》一书，“道”字出现了76处，而在《论语》中，“道”字却出现了93处。孔子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还说：“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我们对于孔子之“道”不应像对于老子之“道”那样去解读，正如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这是说，孔子从来不讲“天道”，孔子所言皆是“天下道”即“人道”；而老子专讲“天道”，罕言“人道”。《论语》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可见，“道”到了孔子及其弟子那里，遂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伦概念，是伦 理论 的形而上学。很明显，孔子的“道”与老子那种“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的“蹈虚守静”的本体论形而上学之“道”具有明显不同。
或问：我们怎样识别何为道家之道、何为儒家之道呢？答曰：只要观其“道”有无人伦或伦 理学 层面上的意义即可明矣！
就“道德”二字来观，也是这样。我们今天理解的“道德”范畴是儒家的，即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而非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道德。甚至人们常常带着儒家伦理学意义上的“道德”概念，去解读老子的《道德经》， 自然 会南辕而北辙，甚至会得出“《道德经》中无道德”的结论，抑或得出“《道德经》反道德”的结论。不过，我们发现《论语》跟《老子》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之点，那就是二者都是分别地讲述“道”与“德”，却找不到一处“道”“德”合称的“道德”概念。这足以再次证明“道德”一词的出现和广泛运用，决非是先秦之事。
“道德”从一开始出现时便被赋注了伦理含义，这是因为援“道德”入“仁义”、引“道德”配“仁义”的结果，“道德”和“仁义”共同构成了汉代儒家的价值标准，这也是西汉时期才形成的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在汉初的叔孙通、陆贾、贾谊等人的著述里已经显露出来了，而在《淮南子》一书中，达到了首尾一而贯之的效用，并形成了贯穿西汉思想界的一条线索，即初由黄老刑名之学吸收融入了儒家的“道德仁义”理念，进而达到“儒道合流”，再进而在汉武帝那里转化为“独尊儒术”。由是观《淮南子》一书，无论从义理宗旨还是从 时代 脉络上，正处在“儒道合流”这一逻辑线索的中间环节上。当然，学术思想和时代思潮的转化有着复杂的 政治 、 经济 、文化及意识形态的背景，此处就不便赘述了。 四
分析 《淮南子》书中“道德”与“仁义”的内涵，不难看出一些“儒道合流”趋势的蛛丝马迹。试引几例：
“逮至当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览冥训》）
“世之明事者，多离道德之本，曰：‘礼义足以治天下。”（《齐俗训》）
“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汜论训》）
“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汜论训》）
“仁义之不能大于道德也，仁义在道德之包。”《说山训》
“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为仪；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为道。”（同上）
“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诸理，虽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观终始矣。”（《要略》）
“《缪称》者，破碎道德之论，差次仁义之分，略杂人间之事，总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断短为节，以应小具。所以曲说攻论，应感而不匮者也。”（《要略》）
……
上引“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智，远者怀德”、“乱国之君，……不务仁义……不务道德”、“……不本于道德，不可以为仪，……不合乎先王，不可以为道”、“夫作为书论者，所以纪纲道德，经纬人事……”等等，显然不是“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之指，而是充满着儒家的理念。尽管《淮南子》有“近老淡泊无为，蹈虚守静”之议，但这种近儒、亲儒和合儒的理念 研究 者不可置之而不顾，因为它恰恰反映了高诱所说的“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的中心思想。
应该说，《淮南子》是从“道德”着手，切入“仁义”的。且看：
夫乘民之功劳，而取其爵禄者，非仁义之道也。（卷六 《览明训》）。
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近者献其智，远者怀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宾服，春秋冬夏皆献其贡职，天下混而为一，子孙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卷六 《览明训》）。
君子非仁义无以生，失仁义，则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无以活，失嗜欲，则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惧失仁义，小人惧失利。（《缪称训》）
仁义之事，君子不厌忠信；（《缪称训》）
……
这哪里还一点“淡泊无为，蹈虚守静”的意味？俨然是一派孔荀之徒的口吻了！
“仁义”二字在老子《道德》中统为贬义，而在《淮南子》一书中，并非皆为贬义。尽管有时也提出了“道散而为德，德溢而为仁义，仁义立而道德废”的论点，但纵观全书，基本上是出于“道德”而入于“仁义”的。《淮南子》中使用最多的范畴就是道、德、仁、义和“道德”与“仁义”。准确地说，“道德”和“仁义”是《淮南子》一书中的核心范畴。如跟老子《道德经》中的同类范畴相比较，可以看出二书在立言宗旨上相差甚大。《道德经》一书5000言，“道”字出现过76处，“德”字出现过44处，“道德”合称者无一处；“仁”字出现13处，“义”字出现过5处，“仁义”合称者仅有一处，即十八章中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把“仁义”放在跟“道”完全对立的地位。相较之下，《淮南子》一书15万8千余字中，“道”字出现410处，“德”字出现279处，“道德”合称者出现27处；“仁”字出现144处，“义”字出现166处，“仁义”合称者55处。从中可明显看到《淮南子》中“仁义”和“道德”出现的绝对次数远高于《道德经》。《道德经》中本无“道德”概念，而《淮南子》中广泛运用了“道德”范畴，并常用来适配“仁义”。如果说儒家是以“仁义道德”标榜的，道家是以“道”标榜的，那么，《淮南子》则是以“道德仁义”标榜的——一手拉着道家，一手牵着儒家，试图协调两家义理，这在《淮南子》一书中表现得若隐若显，但调和主义的面目甚明。
五
《淮南子》一书似“杂”而非“杂”、言道而入儒、携道而合儒的现象，反映了西汉初年经过“文景之治”后，主流意识形态明显开始向儒家偏移。《淮南子》乍看起来其中心思想前后矛盾的情状，实质上反映了从黄老之术向儒家思想过渡中的特有的精神现象，其体现出来的宗旨只不过是致力于揉合儒、道，试图使之在义理上成为一体而已。《淮南子》的篇章结构的逻辑体例颇能体现刘安作为总编的匠心独具：先道再儒，由道入儒，最后达到儒道互错，进而达到二者的结合。这跟汉初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状况相关联。刘安事后不久，即有董仲舒上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举，这无论在 社会 变迁还是在学术思想的转化方面，实际上都不是一件突兀和孤立之事，而是有一个由汉初的“黄老之术”进而实现儒学复兴的渐进过程，而《淮南子》一书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客观进程在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折光。其实，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董仲舒的思想，就会发现，董仲舒所复兴的儒学已经不是先秦孔孟的原始儒学了，而是充满着道、儒、法、术、名的合流与会通，在许多方面，它跟《淮南子》有一致之处。
至于《淮南子》一书及其作者刘安与汉初政治斗争的关系，本文不宜详论。刘安有意、无意或被利用、误用、误解为武帝年间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对于我们客观的评述《淮南子》一书的学术宗旨没有太多的关系。当然，不可否认汉初和武帝年间的政治斗争自始至终与当时“改正朔，易服色”的意识形态斗争交织在一起，而刘安最后因谋叛获罪而死的疑案自然会使人联想到他是属于主张“黄老之术”的窦太后一派的人物。其实，刘安跟窦太后乃至与田蚡是否为一党， 历史 证据并不充分。刘安撰《淮南子》是否是要规劝汉武帝刘彻去恪守汉初的“黄老之术”，从《淮南子》一书的宗旨来看，不能成立；从信史记载来看，也是牵强附会。事实上，《淮南子》始撰于景帝年间，当时儒学在陆贾、贾谊等人的倡导下开始复兴，虽然没有被景帝重视，但对思想、学术界的 影响 不容忽视。《淮南子》撰写时显然不可能考虑到后来继位的汉武帝，但不得不正视当时儒学复兴的影响；武帝即位时，此书已经峻工，建初二年献于朝廷。光元元年（前134年）董仲舒献“天人三策”，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完成了西汉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如果从西汉开国力主“黄老之学”到武帝的“独尊儒术”观之，《淮南子》正好处于二者的中间环节和过渡阶段上，就《淮南子》的立言宗旨来看，它客观上担负了这一过渡型学术思想的角色。
淮南子汜论训范文第3篇
狂犬病自古就有，最早的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2300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埃什努纳法典中有关于狂犬病的条款。在我国，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襄行志》中就有关于病犬咬伤引起人感染狂犬病的记述。西汉淮南王刘安等编撰的《淮南子・汜论训》中也有“因a狗之惊，以杀子阳”的记载，说明郑国臣子阳之死，是被狂犬咬伤导致的，这是我国历史上被狂犬咬伤致死的最早病例记载。
历史上世界各地都曾发生过多次狂犬病大的流行，动物感染发病后攻击人类，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极大的恐慌。
尽管历史上狂犬病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是直到18世纪，对狂犬病的研究和认识才取得重要的进展。1804年病毒学家Zunke将狂犬病的唾液接种在健康犬的伤口处，导致犬发病，还可以传染给家兔等，证实了狂犬病可以通过唾液传播。直到1885年，法国伟大的生物学家巴斯德才真正找到了克制狂犬病这颗“子弹”的防弹衣，首次研制成具有保护性的抗狂犬病疫苗，由此人类对狂犬病的认识和预防产生了历史性的转折。
如今，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少数亚洲国家通过数年的免疫措施的采取，严格犬的管理和进口动物检疫，人和犬的狂犬病均得到了有效控制或消灭。但是，世界卫生组织（WHO）调查显示，当前狂犬病仍在全世界2/3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有流行，每年世界狂犬病病例约5万人左右，其中98%发生在亚洲。全世界年发病率在100以上的国家有8个，其中6个在亚洲，1个在非洲，一个在南美。
在我国，狂犬病的发病数及死亡数一直在每年1000人左右，仅次于印度，居全球第二位，每年用于狂犬病防疫的费用超过100亿元。从发病的地区分布上看，我国狂犬病疫情主要分布在人口稠密的华南、西南、华东地区。从人群分布上看，可概括为“三多”：农村地区病例较多、男性病例较多、15岁以下儿童和50岁以上人群发病较多。
狂犬病对人类社会危害严重：一是病死人数多且病死率最高。二是暴露后处置费用高。三是占用大量的社会卫生资源。四是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目前尚无检测手段可在出现临床症状前诊断人和动物是否感染狂犬病，而且若不出现恐水、怕风等特异性的狂犬病体征，也很难做出临床诊断。狂犬病的确诊基本都需要运用实验室检测的手段，但是通过临床表现进行诊断对于下一步确定性诊断（实验室诊断）和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尤为重要。
鉴于狂犬病病毒无法穿透正常的皮肤组织，可以说人类和动物本身就穿有一件狂犬病防弹衣，预防狂犬病重要的是避免这件防弹衣出现漏洞，也就是说需要我们有效地防范被患病动物或疑似患病动物咬伤，舔舐到有皮肤破损的地方，做好了这个环节，可以说就能够远离狂犬病的困扰。
此外，还有另外一件狂犬病的防弹衣，就是狂犬病疫苗。自从法国伟大的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了狂犬病疫苗以来，人类对狂犬病预防产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为人和健康动物实施狂犬病疫苗注射后，肌体的免疫器官能够产生抗狂犬病毒的特异性抗体，主动中和、消除入侵体内的狂犬病毒，从而达到预防狂犬病的目的。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倡议，到2020年消除人间狂犬病，并把每年的9月28日定为世界狂犬病日，提出了“共同努力，让狂犬病成为历史”的口号，而从北美、西欧、日本和南美洲的许多地区，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的历史经验来看，狂犬病是可以被消灭的。
淮南子汜论训范文第4篇
【关键词】文言文教学；论述类文言文；教材整合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新课改教材大幅增加了文言文选文的篇目，文言文的文体差异在教学实施中问题突显。论述类文言文在教材选文以及历年高考的文言选文中占有一定比例，本文尝试在教学实践中探索论述类文言文教材整合与教学实施的策略。
一、论述类文言文在高中教学中的地位
新课改教材相较于旧教材的最大区别就是大量增加了文言文选文的篇目，在文言文教学中越来越重视文体差异的问题。下面从高中语文教材选编与高考试题选测两个维度，看看论述类文言文在高中教学中的地位。
以苏教版为例，分别对必修与选修教材中古代论述类散文的分布情况进行梳理，了解论述类文言文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地位。同时，汇总2009―2011三年语文高考文言文阅读试题，了解论述类文言文在高考选文中所占比例。
（一）教材分布情况
必修一中收录了四篇文言文，其中《劝学》、《师说》两篇是论述类文言文。必修二收录了两篇《六国论》、《阿房宫赋》均为论述类文言文。必修三收录八篇文言文，必修四、必修五各收录四篇文言文，但均不是论述类文言文。苏教版选修教材《唐宋家选读》中共有三十二篇文言文，各类文体十一种，其中有四篇是论述类文言文。
（二）高考试题情况
2009年17套高考卷中仅有2套选文选择的论述类文本，分别是重庆卷的《贞观政要・贪鄙》，四川卷的《慈溪县学记》。2010年18套高考卷中仅有2套选文选择的论述类文本，分别是江苏卷的《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湖北卷的《原弊》。2011年16套高考卷中仅有3套选文选择的论述类文本，分别是湖北卷的《谏成帝营陵寝疏》，北京卷的《淮南子・汜论训》，天津卷的《日知录》卷十九。
数据显示，论述类文言文在教材和近年高考文言文中所占比例比较少，大概是因为新课标中要求阅读“浅易文言文”的缘故，论述类文言文大多结构严谨，思维缜密，思想宏大，情思精微，就显得不那么“浅易”了，尤其是论述类文言大多有或深或浅的历史文化背景，这也给现代中学生阅读带来比较大的困难。尽管苏教版选修教材专门有《唐宋家散文选读》一书，收录有大量的“家”史论政论碑记散论文章，但不知道在教学的实际过程中会保留多少。
二、论述类文言文的教学策略
（一）文言文教学其实是母语教学
文言文教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存在这样的问题，北师大王宁教授总结为两点：其一“像学古汉语文选似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掰碎了，揉碎了，把它搞成古汉语去教学”；其二“就是拿了篇文章来，文章还没有看明白呢，就开始总结思想、分析形象”。
从汉语发展历史来看“文言文”（古代汉语），文言文所使用的时间要远远超过现代汉语，要意识到“文言文”是母语，而不是外语。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会发现，其实“文言文和现代文有内在的联系（周正逵）”。
（二）教学重点、难点
教学重点：（1）结合语境积累实虚词、古今异词、特殊句式等文言知识和论述体文言文的文学文化文体知识的积累。（2）学习古人为文的严谨态度，不断提高探究能力，逐步养成严谨、求实的学风。养成独立思考、质疑探究的习惯，增强思维的严密性、深刻性和批判性。
教学难点：（1）通过阅读古人的史论政论，学习用历史眼光和现代观念审视古代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倾向，提出自己的看法。（2）在写作上学习论说文联系时政提观点的使命意识，结合史料求实证严谨态度，使文章结构安排合理，思路清晰连贯，感情真实健康，思想古朴大气。
（三）论述类文言文突出特点及教学实施
（1）立论境界高远。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把尧、舜、禹等圣贤当作自己最理想的人格典范，追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人生理想，来修炼自己崇高的人生境界。在为文写作上几乎都在论述这些宏大的思想的合理与必然。
（2）论证逻辑严密。教学中明确古人看似自然流畅的行文背后谨严的结构是重点，以提升阅读的水平，提高写作的质量。
（3）取材视野开阔。古人写作，思接千载，神通万里，因此往往“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行文写作几乎没有不用的素材。因此论述类文言文涉及知识面很广，要学习了解的知识点繁多，给日常教学带来诸多困难，因此学习论述体散文时，需要有相关的背景资料的补充，以增加积累，理解文意。
（4）说理形象生动。我国论述类文言文，多表述对自然和人生的理性认识，阐发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灌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这些形象说理的集中范例都是阅读和写作训练重点。
三、论述类文言文学生学习目标的检测
淮南子汜论训范文第5篇
一、我国稻作的发展与播种技术的改进
距今1.5万年左右，人类由采集、渔猎经济向谷物种植经济转变，实现了由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从而产生了原始稻作的起步。(1)迄今，我国发现的史前栽培稻遗存已将近有70余处，(2)其中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6970±90年,湖南澧县彭头山水稻遗存，距今9100±120年、8200±120年，说明距今7500―5000年时代，我国进入了原始稻作的发达时期。据农史研究，商、周、战国至汉、魏以来，曾以粟、麦为主。而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在黄河和淮河之间的广袤区域，逐渐形成了稻粟混作的原始农业区。距今5000―4000年后，结束了原始稻作农业。犁耕的发展，进入了农业的全新阶段。稻作在人类经济生活中开始占主导地位，长江流域成为主产稻区，在全国形成“南稻北粟”的两大粮食作物种植区。
公元前771―22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进入精耕细作稻作农业技术发生期。到宋代初期，中国农业的重心由北方转移到长江以南，水稻成为我国居首位的粮食作物。水稻生产的发展，有赖于播种方法的改进。早期栽培都是直播，刀耕火种，但焚而不耕，然后撒上种子，或用尖状竹、木棍戮穴点播，直到收获，是一种原始漫撒播的方式。(3)元代《王祯农书》记载在江淮洪水泛滥区，利用划船漫撒播稻种的栽培方式：“尝见淮上濒水及湾泊田土，待冬春水涸耕过，至夏初，遇有浅涨所漫，乃划此船就载宿种遍撒田间水内；候水脉稍退，种苗即出，可收早稻，”即所渭的“乘桴播刈”。这与作者在非洲赞比亚共和国亲历的洪水稻（Floods Rice）或称深水稻（Depthers Rice）极为相似。每年雨季，刚果河水泛滥，赞比西河流域的广阔盆地被淹，形成几百公顷到几千公顷的浅水湖，选择浅水区的滩地为种稻区。每年第一场透雨后，耕翻土地，直播稻种，苗高约30公分左右时，洪水淹来，随水涨苗高，放眼远望，“湖似一土丘田，田似一片湖，水天一色，稻湖一体”，蔚为壮观。雨季过后，水退稻熟，将稻穗划下，回家脱粒。以上均为广种薄收的漫撒播水稻。
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纪，主要是魏、晋、南北朝四百年间，循用火耕水薅法，这是改进了的直播旱稻向育苗移栽、由旱育秧向水育秧的过渡型。育苗移栽替代直播栽培是历史的必然。但《四民月令》提到的“别稻”，《齐民要术》提到的“拔而栽之”，并不是育秧移栽，是出于除草和间苗的需要，所采取的原田拔栽，间稠补稀，仍是直播方式，主要应用在北方连作稻田和旱稻土。
我国水稻移栽法始于汉代，经过唐宋时期的推广，到明清时期基本普及。随着稻麦两熟制和双季稻的发展，育秧移栽技术有了更大的创新。至少在春秋战国长江下游已有早稻栽培，(4)最早的双季稻记载，通常把《山海经》（公元前三世纪）海内经所提到的“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 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播琴即播种）”，作为双季稻的证明。但在同一地区的早晚稻套种直至公元14世纪才实行。(5)唐宋以后早稻大面积发展起来，宋朝时期长江中下游流域四分之三的省份推广占城稻。1637年估计早熟型水稻占中国谷物总产量的70%。19世纪中叶双季稻的广泛推开，长江七省的地方志中，51县有记载。(6)双季间作稻起沅于南方，是发生最早、分布最广的双季稻。公元14世纪（元未清初），由福建闽候传至浙江南部。《温洲府志》：（明弘治16年，公元1502年）“春分时节，平田浸种，下秧通田，春夏之交，分早秧插田，又分晚秧插于空行之中，曰补晚”。乾隆53年《浙江县志》记载，“……以清明前下种，芒种莳苗，稀行密莳，先莳早苗，旬日后，复莳晚苗于行间，……”， 直到建国初期，间作稻在浙东一带仍相当普及，(7)湖南省双峰县的间作稻，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才在“间作改连作”中消失。
迄今所知有关连作稻的文献是黄省的《稻品》：“其三月而种，六月而熟者，谓之麦争场，其再莳而晚熟者谓之鸿口稻。”《天工开物》（明）“南方平原，田多一岁两栽两获者”。到明清时期，双季稻迅速普及。
二、育秧移栽与浸种催芽技术的兴起
早稻漫撒播方法，一直沿用到西汉时期。(8)随着社会的发展，由漫撒播进到区种直播。春秋战国的“田川田法”，汉武帝时代的“代田法”，《汜胜之书》载“区田法”，明代的“亲田法”，以及“砂田栽培法”，清“撮谷区田直播法” 等。直播稻没有脱离原始的栽培方式。
育秧移栽是水稻栽培技术史上的重大突破。广东、四川出土的东汉陶水田模型和农夫插秧形象。可见东汉时期长江流域确实已推行育秧移栽技术。三国、西晋及东晋16国分裂后的南北朝时期，历时170多年，水稻种植面积在南方扩大，育秧移栽与直播并行。
水稻移栽在增产和土地利用上的好处，渐渐被人们所了解，秧田和大田被区分开来，水稻培育壮秧技术形成,经历了播干谷到浸种催芽的发展历程，浸种催芽成为培育秧苗的重要环节。农村流传“种怕苞（催芽）中坏，人怕老来穷”，“抛粱下种，充不得里手（行家）”、“浸种催芽，如十月怀胎”。 最早有关水稻催芽的记录是《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一七、一八，“大中祥符，……其法曰：南方地暖，二月中下旬至三月上旬，用好竹笼，周以稻秆，置此稻于中，外（处）及五斗以上，又以稻秆复之，入池浸三日，出置宇下，视其微熟，如甲拆状，则布于净地。视其萌，与谷等即用宽竹器贮之，于耕了平细田，停水深二寸许，布之。经三日，决其水。至五日，视苗长二寸许，即复引水浸之一日，方可种莳。(9)
北魏贾思勰（公元五世纪未）著《齐民要术》水稻之十一：“三月种者为上时，四月上旬为中时，中旬为下时，先放水，十日后，曳陆轴十遍，地既熟，净淘种子，渍终三宿，漉出；内草T中U之，复经三宿，芽生，长二分。一亩三升，掷。…”；旱稻之十二：“二月半种稻为上时，三月为中时，四月初及中为下时，渍种如法，U令开口。浸种时间的提早与浸种方法的改进与早播早收获密切有关。当今早稻和晚稻，旱育秧比水育秧的播期提早5―7天。上述并非育秧移栽，只是“拔而栽之”的旱播稻。但浸种催芽方法却沿用到后来的育秧移栽中。南宋陈梗1076年）《农书》全面总结江南水稻栽培经验，被认为是我国古代育秧技术的经典著作，其“善其根苗篇”：“凡种植，先治其根苗，以善其本，本不善而末善者鲜矣”。即弱苗不可能有好的收成。这与流传至今的“秧好一半禾”同出一理。陈书在谈到秧田整治和播种时：“今夫种谷……亦必渥田精熟了，乃下糠粪，踏入泥中；荡平田面，乃可撒谷种”。但未谈及浸种催芽技术，推测是播种干谷。
有关浸种催芽技术的记载，明朝最多，可见已十分普及并不断在改进。《天工开物》（1637年）：“稻：湿种之期，最早者春分以前，名为社种（遇天寒有冻死不生者）；最迟者后于清明。凡播种，先以稻麦稿包浸数日，俟其生芽，撒于田中，生出寸许名曰秧。……”。明・王象晋《群芳谱》：“早稻清明（4月5日）节前浸，晚稻谷雨（4月20日）前后浸”，这不仅为十六、七世纪民间的普遍习惯。直至今天仍然适用。《群芳谱》还提到：“用稻草（按麦草亦可）包裹（稻种）一斗或二三斗投于池塘水内，缸内亦可。若未出用草之，浸三四日，微见白芽针尖大，取出于阴处阴干。”明《便民图纂》（1502年或稍后）“早稻清明前，晚稻谷雨前，将种谷投河水内，昼浸夜收，其芽易出，若未出，用草V（覆盖）之，芽长二三分许，拆开，抖松，撒田内。”
《沈氏农书》“密撒田内，候八九日秧青，放水浸之，糯稻出芽较迟，浸八九日如前，微见白芽方可种。”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未，育秧移栽、浸种催芽技术更趋成熟，既有水育秧也有旱育秧。清初陈公《致富全书》：“浸种，早稻清明前，晚稻谷雨后，将稻种拣去粒长色红者，河水浸之，瓦器盛之，昼浸夜收。芽长二三分，候晴朗天气，抖松撒种，盖稻草灰。农书云，以雪水浸种，倍收，且不生虫。” 清・包世臣（1849）《齐民四术》：“道光庚子，南昌姜樟圃签云，唯敝乡现行浸种之法最善，以近春社前后浸谷，谓之社种，先将篾箩大者，容种一、二石及七、八斗不等，箩内衬以秆草，举谷种倾入秆草中，即将秆草包固，用石压定。每日水淋其外一次，必以浸透为度，如蒸酒者先淋酿饭一般。四五日后，稻将发芽，又四五日，芽长成枪，积至半月以后，开包出之，用筐盛之，抖散其芽，抛撒田中，芽根落泥，二三夜即现青梢，所谓秧针是也。”对水稻催芽方法记述更详，但均为自然温度下发芽，未成见人工加温的记载。清代在育秧移栽的同时，还保留了部分直播稻。民国时期，早稻和一季晚稻以水育秧为主，二季稻以水育秧和旱育秧并行。(10)
解放初期，全国大部分稻区仍延用传统的水育秧形式，随着农业合作化和规模扩大，浸种数量多，生产队采用大堆催芽的方式。早稻种子浸3―4天后，放入扮桶或箩筐中，四周用稻草包围，促其自然升温、破胸、发芽。或早晚用25―30℃ 温水淋透种子，加快破胸发芽的速度和整齐度。湖南推广李呈桂劳模的盐水（黄泥水）选种、“怀抱热”催芽、“落谷稀”播种等育秧经验。
上世纪60年代中，吸取“”的教训，“三大革命”一起抓，掀起科学种田热潮，是我国育秧技术创新的鼎盛时期，全面推广湿润秧田（半旱秧田）、塌谷压种加覆盖，浸种催芽方式堪称“百花齐放”。涌现几十种催芽方法，如 “三温”催芽、蒸汽催芽、牛粪催芽、煤灰催芽、地窖催芽、地坑催芽、温水淋芽、瓦坛温水催芽、地热催芽、塑料袋保温催芽以及热水瓶催芽、恒温恒湿箱催芽（少量种子）等，以后发展到工厂化（温室）催芽，电热机催芽等现代化设施。湖南省应用普遍的要推田启发劳模的“两段、三温、三盘根”育秧法。关键技术是“高温破胸，适温催芽，恒温保芽”。笔者对“三温”催芽总结为“突破要猛，发展要稳，胆大心细，力争主动”，深为群众接受。但“三温催芽”的经验和技术性强，操作稍有失误，容易发生烧苞，流涎、滑壳、霉口等事故，造成大堆烂种损失。此外，蒸汽催芽、煤灰催芽等方法，应用也广。这段时期大田育秧方式更是名目繁多。上世纪六十年代推广塑料薄膜育秧，1978年自日本引进地膜覆盖栽培技术，确保防止烂秧和培育壮秧，成为育秧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上世纪七十年代未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水稻育秧又回到各家各户，浸种育秧技术已为广大农户所掌握。
三、早稻不催芽播种是传统农业技术的创新
我国的直播栽培稻采用播干谷（种）的方式，即使是浸种催芽育秧技术普及后，仍然有部分地区一直保持播干谷的习惯。上海、浙江在七十年代就有“不浸种，不催芽”育秧技术。现在非洲的许多国家广为应用的直播稻（Upland Rice），美洲、亚洲等一些国家的现代化农场的机播或航播，均用干种子。今天，湖南湘中地区广大农村应用此法已占总农户的三分之一。一项古老的技术为何历经几千年不衰，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呢？作者从1995――2005年的11年早稻育秧期间，对不催芽播种的科学性，实用性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永丰镇沿石村合心村民小组为基点，遍及双峰县的五个乡镇的100余农户的秧田，定期、定点跟踪观察，取样分析，系统地了解秧苗生长动态，并与人工催芽进行比较鉴别。它具有以下生长特点和生理优势：(11)
第一、种子自然吸胀。水稻种子必须吸足自身风干重量25%的水份才能转变为发芽状态，种胚开始萌动。当达到自身重量40%时，就能正常发芽。不催芽播种的吸水过程是在田间自然气温下，种子可吸足发芽所需要的水份。人工催芽是在3―4天的浸种中完成的，浸种时间过长，会使养分外渗，水质污染变酸发臭，影响发芽。杂交水稻种子对浸种时间要求更严。不催芽直播，谷粒半裸泥面，水份、氧气充份，有利于种子呼吸及排泄物的清除，比人工催芽更有利于种子萌发所进行的生理生化反应。
第二、种子安全萌发：种子胚芽萌动所需要的能量基本上是靠本身的酒精发酵系统所进行的无氧呼吸来供应。人工催芽是利用高温来完成的，也有人说是“高温逼芽”，操作时千家万户技术不一，往往发生高温烧苞，低温流涎霉口，以及种子带菌交叉感染等事故。不催芽播种的萌发是在自然气温下进行的，破胸与根芽分化连续完成。水稻的生物学零度为10―12℃，实际要低于这个下限，有些品种2―5℃就能发芽，不会发生催芽中的事故而安全可靠。1995年在日均12.5℃，不催芽播种4天后，破胸率96.7%；2000年3月18日播种，日均温13.3℃，4天后破胸率97%；1996年3月下旬日均温7.7℃，其中连续4天5.2℃低温，4月上旬也只有11.1℃, 3月22日不催芽播种的经过11―14天后，破胸率仍达85%，而3月22―29日期间催芽播种的已发生烂种死芽4.3―15.7%
第三、胚根（种子根）功能正常，芽期的主要矛盾是扎根立苗快，胚根起重要作用，其吸收功能可维持到第七叶。不催芽播种，自然萌发时，胚叶、根鞘、根毛和表皮不受损伤，可以吸收水份和养料。突破胚鞘的种子根，能敏锐地感应地心引力而向下伸长，发挥扎根立苗快的功能 。人工催芽，表皮毛和根芽易遭受机械损伤，尤以种子根为重，影响扎根立苗的速度，这就使部分芽谷播后到第一叶抽出前，还处于无根状态而发生烂芽。
第四、芽期抗寒力强，成秧率高。烂芽的根本原因是播种后，遇上低于10℃的零上低温，使谷种中胚乳转化率低，苗体细胞质膜受到损伤，导致细胞中盐类等物质大量外渗，引起土壤和谷壳病原菌侵害。这些病原菌是弱寄生性的，如果及早扎根立苗，就可免受其害。不催芽播种，遇到低温，因种子尚未萌发，仍处于休眠状态，而不受影响，当自然气温适宜发芽后，很快扎根立苗，能有效防止死苗，提高成秧率。1996年育秧天气偏差，3月下旬平均日温7.7℃比上年同期低7.63℃，也比历年同期平均低4.5℃，4月上旬日平均11.1℃。比历年同期平均低3.5℃，4月4日极低值0.8℃，出现晚霜，低温阴雨持续18天。4月12日调查，3月22日催芽播种的烂种、死苗39%，成秧率47.6%；不催芽播种的未发生烂芽，成秧率80.6%。持续低温20天后，不催芽播种的胚根扎根率56%-76.2%，而催芽播种的则为0―12.1%。这一年娄底市早稻烂秧率平均达47.6%。作者在不同天气条件下持续七年对催芽与不催芽播种的成秧率比较：1995年为91.7%：94.8%；1996为68%：75.8%；1997年为82.7%：81.5%；1998年为80.1%：81.3%；1999年为88.2%：88%；2000年为86.7%：90.1%；2001年为96.7%：94.5%。不催芽播种略高于或与催芽播种的成秧率持平。当小苗的笫一叶全展后，催芽和不催芽播种小苗的生长进度不再有区别。不催芽播种必须比催芽播种的早5―7天播种，种子预浸消毒两天，再加地膜小拱覆盖。
回顾双峰县上世纪50―70年代中，大面积早稻烂秧每年都有发生。1975―1982的26年中，就有8年烂秧严重，每年烂种损失占总播种量的40%，1958年的“”，全县烂掉早稻良种245万公斤，分析原因，主要是盲目早播引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风险化整为零（一家一户）。地膜覆盖技术的普及，使传统技术套上了现代化的外衣，为培育壮秧，防止烂秧提供了保障。不催芽播种在长达数千年的直播稻栽培中广为使用，随着移栽稻取代直播稻后，它也没有被湮没。今天，不催芽播种融入了新科技，又被人们所认识。
四、“红色革命” 推动直播稻的发展(14)
20世纪80年代种衣剂的出现，引发了种子产业界的重大改革，因种衣剂染有警戒色，故国际上誉为“红色革命”。追溯到2000年前的汉代，《汜胂之书》溲种法：“薄田不能粪者，以原蚕矢杂禾种种之，则禾不虫。又马骨坐刂一石，以水三石，煮之沸；漉去滓，以汁渍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蚕矢羊矢各等分，挠令洞洞如稠粥。先种20日时，以溲种如麦饭状。常天旱时溲之，立干；薄布数挠，令易干。明日复溲，天阴雨则勿溲。六七溲而止。辄曝谨藏，勿令复湿。至可种时，以余汁溲而种之。则禾不蝗虫。无马骨，亦可用雪汁，雪汁者，五谷之精也，使稼耐旱。”是今天生物种衣剂的皱形。《齐民要术》也有相同的记述。
上世纪40年代，，美国最早开发利用种衣剂。到80年代，许多发达国家应用种衣剂已达普遍化、标准化、法律化。我国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80年代开始研究，90年代进行试验、示范与推广，到1999年，全国累计推广154.4万hm2，当前主要应用在小麦、少量杂交玉米、棉花等作物，水稻包衣率不到1% 。作者认为，传统的浸种催芽是影响水稻种衣剂推广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浸种只是播种前的种子消毒处理，不一定是良种标准化的一项措施和必不可少的程序。新世纪初，我国开发旱育型和浸种型水稻种衣剂。作者在2002―2003年中将种衣剂与直播育秧技术结合，让良种包上一层药膜，既防治病虫害，又有营养壮苗作用，稻种不需浸种消毒而播干种子，种衣剂也避免因浸种使活性物质溶解流失，两者优势互补，合成一项新型实效简单易行的育秧方法。选择福多甲旱育型、华农二号浸种型、15%多福悬浮水稻种衣剂、ZSB中华生物种衣剂、1%吡虫啉和宏力种衣剂一号等，作包衣种子干播育秧试验。对照为不包衣干播和催芽播种。试验结果，种衣剂处理的小苗一叶期基部节间短，有利于低位蘖发生和增强抗倒伏力；二叶全展，叶绿素含量增多，能有效抑制和减轻低温引起的真菌感染。种衣剂的明显作用期是种子萌发到3叶期，以后逐渐缓解，移栽大田后作用基本消失。旱育型与浸种型两种剂型可用于包衣干播，单产均为443.5kg/667m2，比对照增产4.2%。据报导，常规型水稻种衣剂浸种72h后，各种有效成分淋失率分别大于50%。因此，开发浸种型、生物型种衣剂，应适用于不浸种、不催芽、直播、防病、虫、害，促进营养生长的壮秧专用剂型，并进一步研究其持效性、内吸传导性、吸湿性和稳定性。由于水稻的特殊种植方式，其种衣剂既要保证包衣膜内活性成分在水中能缓释遇水不易溶失；又要保证衣膜透气透水性好、包衣种子能正常萌发。因此水稻种衣剂对成膜剂及成膜技术、逸氧剂等配套剂的要求远远高于旱作种衣剂。
椐报导，一种适合大田水稻直播的丸化型水稻种衣剂正在研制中，(12)它由药剂，填充剂（包括逸氧剂）和抛光剂组成。含有大量的填充料、粘合剂等配套助剂，能通过层层丸化包衣，使种子体积、重量大幅度增加。粒型变规整，便于均匀播种和机械播种。因其包衣层比较厚，携带的微肥等活性成分亦多于其它种衣剂，因而活性成分持效期更长，较厚的包衣层也可以对鸟害、鼠害起到避忌的作用。
目前，国内外大力推广的水稻轻型化栽培技术――直播栽培法等，(13)都是直播栽培的不断改进。我国有悠久的稻作历史，由直播栽培稻进化到育苗移栽稻；由种子直播进化到浸种催芽；今天，不催芽播种技术在湮没了几个世纪后，当这一传统技术融入现代的地膜覆盖栽培、种子丸化包衣等先进技术后，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将推动生态农业的改进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沈志忠：《我国原始农业的发展阶段》，《中国农史》2002.2.P3。
(3)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89.2.P72。
(3)曾雄生：《直播稻的历史研究》，《中国农史》2005.2.P3―16。
(4)中国农业科学院主编：《中国稻作学》，农业出版社，1986.P13―21。
(5)张德慈：《水稻对人类文明和人口增长的影响》，《农业考古》1988.1.P199。
(6)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3.P3。
(7)桑润生：《长江流域栽培双季稻的历史经验》，《农业考古》1982.2.P62―64。
(8)陈文华：《中国汉代长江流域的水稻栽培和有关农具的成就》，《农业考古》1987.1.P90。
(9)郑学檬：《论宋代福建山区经济发展》，《农业考古》1986.1.P62。
(10)桂慕文：《中国水稻育秧发展史》，《农业考古》1988.2.P110―117。
(11)徐迪新，李来成：《早稻种子包衣直播育秧研究》，《种子》2001.5.P21―24。
(12)熊海蓉，邹应斌：《丸化型水稻种衣剂对直播稻生长及产量的影响》，《中国农学通报》2005.2.P242―2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