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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刘禹锡范文第1篇
《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
简析：这首诗摹拟民间情歌的手法，写一位初恋少女听到情人的歌声时乍疑乍喜的复杂心情。首句杨柳青青江水平即景起兴。这是一个春风和煦的日子，江边杨柳依依，柳条轻拂着水面；江中流水平缓，水平如镜。
次句闻郎江上唱歌声叙事。在这动人情思的环境中，这位少女忽然听到了江面上飘来的声声小伙子的歌声。这歌声就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江水，溅起一圈圈涟漪一般，牵动了姑娘的感情波澜。
三、四两句，写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爱上了这个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今天从他的歌声中多少听出了点情意，于是她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它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它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道是无晴却有晴一句，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表现出初恋少女忐忑不安的微妙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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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刘禹锡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刘禹锡 贬谪诗 骚怨 继承 超越
屈原忠君爱国，竭忠尽智却遭谗被逐，其《离骚》中所表现的凄恻的怨愁、沉痛的忧伤和极度的愤懑，奠定了贬谪文学的主题。屈骚的影响，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所说，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禹锡的人生遭际和内在品格与屈原有许多相似之处，这就使得他对屈原骚怨精神的理解深深地浸透在作品中，但刘禹锡毕竟生活在屈原千年之后的唐朝，处于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文化氛围又培养了刘禹锡不同于屈原的精神境界，因此，刘禹锡在继承发扬屈骚怨愤精神的同时，又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超越，从而形成了他旷达与自适的独特风格。
怨刺与忧伤——对骚怨精神的继承
怨刺 屈原一生致力于其美政理想，“虽九死而犹未悔”，但其理想与楚国黑暗的现实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其人生遭受了重大挫折，因此内心郁积着一股深沉的怨愤之情：“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字里行间饱含着悲伤怨愤，蕴藏着满腔的爱国激情，“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哀怨起骚人”(李白《古风五十九首》) ，“怨”是屈原作品中一个深刻的主题，也是其作品情感内容的渊薮，但他的“怨”并非是普通意义上人生多难的哀叹，而是其美政理想破灭之后的无可申诉与痛苦挣扎，其背后是一个伟大灵魂的孤独无依。
刘禹锡与屈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 “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学阮公体三首》其一），因不堪面对日渐衰落的国势，永贞元年，参加了以王叔文为首的内抑宦官、外制藩镇的政治革新运动，只惜革新不久失败。刘禹锡被贬为连州刺史，旋再贬为朗州司马。从此踏上了“一辞御苑青云去，十见蛮江白芷生”（《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见怀之什》）的漫漫贬谪之路。“饱霜孤竹声偏切，带火焦桐韵本悲。”（《答杨八敬宣绝句》）这一时期，诗人为时所弃，空怀凌云之志，独处僻壤，难与同道过从。诚如“饱霜孤竹”，但“竹”虽孤而有节，斫以为笛，吹奏的是“声偏切”的繁音促响。这一串串发自诗人内心最深处的激切悲壮、刻骨铭心的音符回荡在巴山楚水原始蛮荒中，激荡着忧怨愤切的骚怨情怀。
刘禹锡的怨愤之情在其谪居朗州时期表现得最为集中和鲜明。朗州地方的偏远，俚曲的委曲低回，深山林间的半夜猿啼，这一切使得诗人心中固有的那种忧怨委曲之情愈加浓郁和难以抑止，于是发出了“高莫高兮九阍，远莫远兮故国”（《楚望赋》）的感叹。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量移的无期，郁积于心中的哀怨也愈加强烈：“莫高者天，莫睿者泉，推以极数，无逾九年。伊我之谪，至于极数，长沙之悲，三倍其时⋯⋯”（《谪九年赋》）语调之苍凉，幽怨之深重，让人不忍卒读。
才高遭嫉，志洁被诬，是历代被贬谪者的共同感受。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却因群小毁谤而连遭祸谴，因此，他在辞赋中用了大量的言辞对奸人进行斥骂：“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何琼佩之偃蹇兮众薆然而蔽之，惟此党人之不谅兮恐嫉妒而折之”(《离骚》)。同样，刘禹锡认为其贤者失路、命途偃蹇之部分原因也是小人谤毁所致，于是在诗文中作不平之鸣，用寓言的形式，借物陈情，对朝廷权贵们的任意诬蔑和无由处罚进行尖锐又深隐的讥刺与批判。这类作品主要创作于朗州时期，如作品《聚蚊谣》、《百舌吟》、《昏镜词》、《有獭吟》、《鹈鴂吟》、《飞鸢操》等等，而以《聚蚊谣》最富批判力和战斗性。在诗中，他把那些宦官、权臣和趋炎附势之徒直接比喻为本性贪婪凶残、卑劣渺小的蚊虫，以表达自己对它们的极端痛恨和鄙夷。蚊的“声如雷”、“嘈然啖起”、“喧腾鼓舞”、“利嘴向人”，自然让人想起永贞革新失败后官宦们肆意中伤谗害革新派时的得意忘形的小人嘴脸。刘禹锡曾说：“骇机一发，浮谤如川”、“虽欲周防，亦难曲施。加以吠声者多，辩实者寡，飞语一发，胪言四驰。”对那种群言汹汹的无由指责，作者在此做了正面的回击，并警告它们：“清商一曲来秋日，羞尔微形饲丹鸟。”虽焰高一时，但终将被歼灭。
在《百舌吟》中，刘禹锡把“笙簧百转”、“舌端万变”的“百舌”喻为钻营投机者。诗中揭露其“摇动繁英坠红雨”的凶恶，“迎风弄影如自矜”的轻薄。诗人蔑视百舌“天生羽族尔何微”，充满信心地指出其害人的伎俩只能得逞一时 : “南方朱鸟一朝见 ，索漠无言蒿下飞。” 表现了诗人“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其一）的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 .
忧伤 贬谪文学中的忧伤主题，首先表现为忧国思归的理想。屈原在作品中反复申说:“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哀见君而不再得”，“哀州土之平乐兮， 悲江介之遗风。”（《哀郢》) 每念故国，不忘欲返。同样，刘禹锡贬谪时期的作品中，也无处不在地表达着流放者的归思眷恋之情。“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武陵抒怀》)“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采菱行》) “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九日登高》）“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殷勤忘归路，无雨即登山。”（《谪居悼往二首》）这种忧君思国的感情与屈原那种望君门而九重的哀怨心情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身在江湖，却都心怀魏阙这是屈、刘共同的政治愿望和政治品格。
“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诗歌当中运用了诸多香草美人的特殊意象，以披香戴芳、饮露餐英来比喻道德的自修和品德的高洁。“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离骚》）这些意象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外化，使我们如睹其崇高圣洁之丰姿，如闻其道德之芳香。刘禹锡继承了屈原的这一意象传统，借助草木禽鸟等意象抒发感情，曲折委婉，深微动人，如对群小们的批判和讽刺。此外，刘禹锡也一再使用诸如伤禽、哀猿、悲鸟、孤雁等意象来表达其“拘囚之思”：“鸷禽毛羽摧 ，不见翔云姿。”( 《和董庶中散调词赠尹果毅》) “山城少人江水碧 ，断雁哀猿风雨夕。”( 《泰娘歌》)来寄寓心中的那种因生命陡降而产生的巨大失落感和郁积着的哀怨痛苦。
对巴山楚水间历史人物与自然风物的自觉关注，通过咏物怀古的方式来寄托和表现愁情，是刘禹锡创作中骚怨特色的重要内容。千年前的楚地上漂泊着“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三闾大夫孤独的身影，千年后在他“行吟”的地方拘笼着的是命运多舛、无罪见弃的刘禹锡的落魄形迹，同是忠君爱国、拯时救物，同是时乖命蹇、无罪见弃，同是才高被嫉、远谪遐荒，惊人相似的遭遇，同病相怜的情感使刘禹锡内心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对前贤的认同和归依感。“北渚吊灵均”（《游桃源一百韵》），“灵均何年歌已矣 ， 哀谣振楫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 ， 招屈亭前水东注。”（《竞渡曲》）在一片孤独的情思中 ， 深蕴着对屈原的怀念。此外，刘禹锡还多次运用屈赋中的物象：“逐客无印绶，楚江多芷兰”(《送韦秀才道冲赴制举》) 、“楚水多兰若 ， 何人事撷芳”(《送王师鲁协律赴湖南使幕》)这些高洁意象反映出一种身处逆境、独立不移的人品节操和精神境界 ，表达了他与屈原一脉相承的刚劲志节。
对屈原骚怨精神的继承更主要的体现在对巴楚文化及风物本身的体验和认同上，他对外物的感知有鲜明的哀怨色彩，“兰蕊残妆含露泣，柳条长袖向风挥”（《送春词》）将芳菲可人的春景渲染得何等凄丽，“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沾襟。湘妃泪竹痕犹在，从此因君染更深”（《酬端州吴大夫泊湘川见寄一绝》），月下的斑竹、啼血的哀猿及湘妃的清泪把诗人心中的那种忧伤，渲染到极限，读之令人潸然泪下。不仅如此，即使那些描写南地风情的诗篇，后面也往往拖着一条哀怨的尾巴。《竞渡曲》描绘热闹欢快的竞渡场面后，写道：“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采菱行》以轻盈的笔触写了秋月平湖、菱歌泛夜的场景，但在欢歌笑语、轻松明快之后诗人依然没有忘记自己的逐客身份，结尾写道：“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至于那些咏古怀古之作，他把沉重的历史沧桑感和自身的生命悲剧感叹相融合在一起，同样令人黯然神伤。
旷达与自适——对骚怨精神的超越
千百年来，以封建文人为载体的贬谪文学一直在演绎着同一个主题——骚怨。屈原的“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自不必说，西汉贾谊贬为长沙太傅，追怀伤悼，为寿不长；南朝江淹贬官吴兴三年，畏惧忧戚，泣下沾襟；初唐名相张九龄罢为荆州长史，有瘴疠之叹、拘囚之思；平日豪气万丈的李白，一旦长流夜郎，也“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韩愈更是一贬而准备就死，凄楚地嘱咐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柳宗元出为永州司马，悲苦填膺，无所寄托，于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而刘禹锡在心头负载忧怨的同时，又能不被忧怨所拘笼，在万死投荒、量移无望的情况下，却以豪迈健劲的崭新风貌，打破了贬谪文学沉湎于幽怨孤愤的套数，开辟了贬谪诗歌昂扬、光明的新路经。
旷达 屈原所处的黑暗的历史现实与他的爱国理想的冲突构成了其悲剧生命。诗人在现实的挣扎中感到苦闷、孤独、愤懑以至强烈的失望，但仍持节不屈，在诗篇中反复申说自己的理想、信念和人格操守以及至死不悔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纤尘不染的人格注定了他不可能随波逐流，更不可能与世俗的丑恶同流合污。以芳洁自守的屈原最终选择投身汨罗、自我毁灭向整个污浊不堪的社会作了最后也是最有力的抗争，从而完成了他的悲剧命运，千载而下，犹为世人所感叹。
在贬谪遐荒的漫漫二十三年里，刘禹锡难免有过感伤和忧郁，但他从不降心辱志，而是能在思索中积极振起，并对现实人生和政治前途充满希望和信心。“故志复还，宝心再起，既赋形而终用，一蒙垢焉何耻？感利钝之有时兮，寄雄心于瞠视。”（《砥石赋》）借赞美经过砥砺重为利刃的佩刀，表达他百折不挠的劲节和待时而起的雄心。“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何时策马同归去，关树扶疏敲镫吟.”（《酬元九侍御赠壁竹鞕长句》）借咏赞竹鞕表达自己坚贞、正直的耿介个性，寄托重返长安的迫切愿望。“人生不失意，焉能暴己知”（《学阮公体三首》其一）、“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学阮公体》其二）的坚强不屈；“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莫羡三春桃与李，桂花成实向秋荣”（《乐天所寄咏怀且释其枯树之叹》）的通脱自适；“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浪淘沙九首》其八)、“马思边草拳毛动 ，雕盼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 ， 为君扶病上高台”（《始闻秋风》）的圆融豁达 ，无不表现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诗人在贬谪生活中更多的学习了屈原“苏世独立” 、“横而不流”、“上下求索”、“九死不悔”的刚强精神，有的是和屈原一样的对美好理想的执着与坚守，摒弃的是屈原“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有的是在专制政治压抑下自我意识的日渐觉醒和在历史残暴中自我保存能力的日趋增强，放弃的是像屈原一样执著于现实 ， 在剧烈的情感波涛中苦苦挣扎的倔强。正因为如此 ， 刘禹锡也才终于没有像屈原那样以身殉国、以死殉志 ， 而是顽强地活着，斗争着，精神境界也因此变得更加得辽阔。
自适 在被流放的日子里，屈原忍辱含垢，有志难伸，其眷恋君王、报效故国、拯物济世的热望与愤世嫉俗、傲岸不屈的精神如两条绳索紧紧缠绕着他，美政理想不能实现，存君兴国的抱负不能施展，空留下无边的痛苦和深广的忧愤使其始终无法摆脱。同样，在贬谪的岁月里，刘禹锡也有过悲伤与怨愤。但他有悲而不哀，有怨而无悔。他所寄情的山水风物是明丽清新的。纵目洞庭，他看到的是“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望洞庭》）著名的《秋词二首》写得天朗气清，远胜春光，打破了千古悲秋的主题，凸现了诗人爽劲豪健的心境、奋发向上的精神。他眼里的民俗多是新奇可爱的。武陵人的端午竞渡，采菱御客，阳山祭神，在他的笔下，都被描绘得有声有色，充满欢快的气氛。“月落乌啼云雨散，游童陌上拾花钿”（《踏歌行》四首）写得情趣昂然，体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热爱。
“竹枝词”原本是流行于巴蜀一带的民歌，在演唱时“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很适合表达悲苦哀怨之情，容易勾起被贬谪者心中的失落之怨、乡关之愁。如白居易就曾写过《竹枝词》：“《竹枝》何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元稹也有《竹枝词》曰：“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呜咽后声迟。怪来调苦缘词苦，多是通州司马诗。”刘禹锡共有《竹枝词》十一首，虽有感于屈原《九歌》精神而作，但与《九歌》在内容上倾向于政治抒情不同，刘禹锡在《竹枝词》中主要是表现巴蜀一带自然风物和方俗民风，前者如：“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巫峡苍苍烟雨时，清猿啼在最高枝”等，在诗人的笔下简直成了一副副意境幽深闲远的山水画卷。对当地方俗的描写则更多，这里有幽怨彷徨的蜀女情怀：“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有结伴出游踏青的纤腰少女：“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宫外踏青来”；有高歌不歇的往来人群：“桥东桥西好杨柳，人去人来唱歌行”；也有别处少见的男耕女织的农家生活：“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与屈原那种借用神鬼以抒发政治怀抱的写法不同，他是直接取材于地方上的现实生活，因而显得更真实，也更具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可以说，正是贬地风土人情的真纯美抚慰了刘禹锡那颗受伤的心灵，而心灵得到抚慰的诗人，便更从容地发现了当地乡俗中的那份天然朴素的生态美。这是屈原的《九歌》所不具备的。可以说，这是刘禹锡对屈原骚怨精神苦发怨吟的一种超越。 刘禹锡正道直行，“忧国不谋身”，但却大半生“落魄不自聊”，偃蹇寡和，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便自然流露深沉的悲伤意绪和强烈的孤愤情怀。同时，他又能不沉溺于困厄的泥潭，而是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豁达乐观的情怀，豪劲坚忍的气质，通脱圆融的态度，超然自适的心灵，来面对多舛的命运，克服忧患，自我拯救，从而看到了生命中更多的美丽，开创了贬谪诗豪壮劲健的崭新风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刘禹锡这一诗歌风貌的底蕴，正是一种源于苦难现实并对现实苦难有所超越的精神，它体现了诗人对自己的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生命力的坚韧不屈，从而也展现了历史重压下人性的顽强。
参考文献
1、《楚辞要论》褚斌杰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2、《屈赋研究论衡》赵沛林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3年版
3、《〈文心雕龙〉译注——周振甫译注别集 》（南朝梁）刘勰著，周振甫译注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年版
竹枝词刘禹锡范文第3篇
2、刘禹锡（772年—842年），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 ，又自言系出中山。 其先为中山靖王刘胜。唐朝文学家、哲学家，有“诗豪” 之称。
3、刘禹锡贞元九年（793年），进士及第，初在淮南节度使杜佑幕府中任记室，为杜佑所器重，后从杜佑入朝，为监察御史。
4、贞元末，与柳宗元，陈谏、韩晔等结交于王叔文，形成了一个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后历任朗州司马、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州刺史、主客郎中、礼部郎中、苏州刺史等职。会昌时，加检校礼部尚书。卒年七十，赠户部尚书。
5、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 ，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
竹枝词刘禹锡范文第4篇
论述天的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义思想，刚直不阿的品格和对达官显贵的蔑视态度，消极循世、安贫乐道的隐逸情趣。表现为一种对人生失意与仕途坎坷的超然豁达和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
刘禹锡，字梦得，河南洛阳人，自称“家本荥上，籍占洛阳” ，又自言系出中山，刘禹锡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居易合称“三杰” ，并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有《陋室铭》《竹枝词》《杨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哲学著作《天论》三篇，论述天的物质性，分析“天命论”产生的根源，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有《刘梦得文集》，存世有《刘宾客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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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枝词刘禹锡范文第5篇
踏歌，中国传统民间舞蹈，又名跳歌、打歌等，从汉唐及至宋代广泛流传。它是一种舞蹈，舞者成群结队，手拉手，以脚踏地，边歌边舞。
踏歌有以下特点：
一、手挽手结队歌唱，即所谓“联手而歌”。
二、唱歌时以足踏地，应节而舞。需要补充的是，“踏歌”之“踏”并不只是用踏步来打拍子，而是按照曲子的节奏，与唱歌相配合，做出一些简单的舞蹈动作。
刘禹锡《踏歌词》曾对四川一带的少女们踏歌欢会的情景有所描绘：“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联袂行”，“新词宛转递相传，振袖倾鬟风露前”。“联袂”即手挽手，“新词宛转递相传”是说一个接一个地唱，“振袖倾鬟”显然是描写少女们应节而舞的姿容。
因为踏歌是一种民间的文娱形式，所以踏歌者唱的大都是民歌。其歌词有整齐的五言、六言、七言，也有参差不齐的长短句。
踏歌者演唱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刘禹锡在《纥那曲》中说“踏曲兴无穷，调同词不同”，是指用相同的曲子配上多段歌词以反复歌唱。此外，也有“联歌”的方式，如刘禹锡《竹枝词》中：“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所谓“联歌《竹枝》”，很可能是用《竹枝》的不同变体连缀起来轮流唱歌。有的曲调在演唱时，还要在句间或句末加上“和声”，让人听起来更加生动活泼。
踏歌不仅风靡于民间，而且还渐渐传入宫廷。唐玄宗精于音律，曾制作新曲《葱岭西》，让仕女们分行列队，联袂而歌。这说明，“踏歌”这种民间艺术形式，经过宫廷贵族或教坊乐工的加工改造，已经成为宫廷歌舞的一个品种了。
需要指出的是，踏歌并非都要列队，也有单人或数人踏歌的形式。李白《赠汪伦》中写道：“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踏歌者是一队人，还是仅汪伦一个人呢？只要我们细加分析，就会知道答案。诗歌的题目明确指出是“赠汪伦”，诗中又提到“不及汪伦送我情”，可见，这里并没有别的人来为“我”送行。
踏歌这一习俗最迟在汉代已经出现，到了唐宋逐渐繁荣，不仅成为人们自我娱乐的一种方式，而且还广泛渗入节日庆祝、社会交往和庆典礼仪中。
首先，踏歌是人们欢度节日、庆祝丰收的重要文娱活动之一。清明之日，春回大地，草木皆绿。人们不仅踏青郊游，而且还成群结队，连臂踏歌，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桃杏满村春似锦，踏歌椎鼓过清明”（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便是对这一盛况的生动描绘。
每当农民们以辛勤的劳动迎来五谷丰登的时候，他们除了酬谢神明的赐予外，还要结队踏歌，以表达丰收的喜悦。王安石的“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行”，便描绘了都城近郊的农民在陇上踏歌以庆祝丰收的情景。
其次，踏歌还用于人们的社会交往中。汪伦踏歌为李白送行便是一个例证。李白是汪伦的好友，一旦分别，仅以言语相赠不足以表达其内心的感情，于是言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则手舞之，足蹈之。汪伦以踏歌的形式来表达其真挚情感的方式使李白十分感动，他不禁由衷赞叹：“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