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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范文第1篇
要探讨行政组织法在依法行政中的地位，有必要首先研究行政组织法的内涵及基本内容。行政组织法是规范行政组织、控制行政组织的法。从现行有效的《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来看，行政组织法主要涉及行政机关的设置、性质、隶属关系、职责权限、任职期限、工作原则以及职务设置等内容。总的来说，现行组织法是从管理的角度而不是从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保障相对人权益的这一角度来加以规定的，对行政组织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还有许多没有规定。从应然状态看，行政组织法应包括以下内容：
（一）行政组织的权限
随着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行政组织的权限呈扩张趋势，其范围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的行政性，而不断向立法与司法领域渗透。对行政组织的权限，行政组织法应当就以下两个方面作出规定：
1.行政权的范围。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对国家的行政事务进行组织、指挥和调控的权力。行政权包括两个要素：一是对某类事务的管辖权，或者叫做事权，如国家对教育、卫生方面的管理权；二是对某类事务进行管理时的具体权限，例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都存在着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机关主要有计划权、审批权、分配权等。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政机关主要享有许可权，检查权，以及处罚权等。以往的行政组织法往往只规定事权，而忽视具体权限的规定。 以至于行政组织法对行政权的规定非常空泛，无法操作，为行政机关留下了过大的裁量余地。行政权的范围是指事权和具体权限之和，究竟哪些事权和具体权限可授予行政组织，哪些不能授予，应当在法律上予以明确。当然，行政权的范围不是僵死不变的，而应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2.行政组织享有的其他权力。在我国，行政组织除享有行政权外，部分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构还享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司法权。行政组织法需要对行政机关立法的事项、具体权限以及行政机关解决纠纷的范围、权限等作出原则规定，为其它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依据。
行政组织的权限之所以需要行政组织法设定，主要是由人民主权理论以及我国的政权组织形式所决定。在我国，行政组织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的形式赋予行政组织一定的权力，法律没有赋予的权力，行政组织不得行使，当然行政组织更不得自行授权。
（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
严格地说，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应当由宪法加以规定。 由于宪法的规定较为原则，因此有必要通过制定有关的权力分配法予以明确。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虽然部分涉及立法权问题，但主要是行政事权及具体权限的划分，因而属行政组织法的范畴。建国以来我国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权力基本集中在中央，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推行的行政分权制，如实行财政分级包干、下放地方固定资产项目审批权等没有从根本上逾越集权制的模式，而行政分权制本身所固有的不稳定性，在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分配上的非均衡性以及人为因素已导致中央调控能力的严重减弱、地方短期行为的加剧、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失调。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用法律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明确中央和地方各自的权限并加以制衡是十分必要的。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向地方分权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而且，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及相互关系都以法律加以规定，从而排除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随意性、无约束力等弊病。
（三）行政机构的设置
按照宪法的规定，我国的行政机关是指中央和地方的各级人民政府，行政机构是指行政机关下设的工作部门和办事机构等。关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下属行政机构的设置，原则上宜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确定，中央只是在整体规模上加以控制。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应通过制定各行政机构设置法来加以规范。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存在的问题很多。例如国务院行政机构的种类比较复杂，缺乏统一标准。国务院下设有部、委员会、办公厅、直属机构、办事机构、部委归口管理的国家局，还有许多非常设性机构。虽然国务院已于1997年8月3日颁布了《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并于颁布之日起施行，但该条例仅从程序上规定了如何设置行政机构，没有解决实体问题，如各行政机构之间的权限分工、事权和具体权限等都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另外，由国务院自身来规范其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否合理也是有待探讨的。为规范行政机构的设置、合理配置权力，并确保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行政组织法中有必要明确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原则，并制定各行政机构设置法对各行政机构的事权和具体权限明确加以规定。
（四）行政编制 管理制度
行政编制一般是指行政机构内部的数量定额、人员结构比例和领导职数。从宏观上看，我们认为行政编制还可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指政府的行政机构数、人员总数及结构比例等。行政编制的管理在行政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好坏直接影响到行政组织的整体结构及功能的发挥，并对行政效率产生重大的影响。此外，行政编制的规模直接和公民的负担相联系，行政编制的规模越大，公民的负担就越重，因为行政经费是完全靠税收来负担的。长期以来，我国虽然重视编制管理的作用，但编制方面仍缺乏法律的硬性约束，管理层次过多、机构重叠、人员增长失控的状态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而急需通过健全行政组织法，制定行政机构编制法，对行政编制加以全面规范。
（五）公务员管理制度
公务员管理制度，简称为公务员制度，是指国家遵循民主、平等、公平、优化等原则，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建立的一整套公务员的考试、录用、任免、培训、晋升、奖惩、退休退职等制度。公务员制度的推行自然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因此，公务员法的制定势在必行。从性质上说，公务员法也属于行政组织法的范畴，因为公务员法的目的在于建立一支优秀、稳定的公务员队伍，以确保行政组织处于最佳运转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公务员制度并不局限于对公务员的内部管理，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就是一个面向广大公民的外部管理制度。
（六）对行政管理的主体形式
行政管理以其管理对象的不同可分为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内部管理采用层级节制原则，上一级行政机关有权管理下一级行政机关， 相对来说，较为简单，而外部管理的主体形式则要复杂得多。从理论上说，对外管理应当由行政机关及其行政机构亲自进行，国家设立行政机关以及行政机构，并赋予他们行政权力的目的就是为了对社会的各类事务进行组织、管理。但由于行政管理的复杂性、广泛性、某些行政事务的特殊性，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对外行政管理上也存在着其他主体形式，如行政授权、行政委托等，这都需要法律加以规定。行政组织法应当就行政机关及行政机构对外管理的资格要件；行政授权的主体、对象、标准；行政委托的条件、标准以及行政协助 的方式、责任、条件等问题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
二、行政组织法的功能
行政组织法的功能是指完备的行政组织法可以发挥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行政组织法的功能是由基本内容和法律固有的规范性、强制性等特点所决定的。笔者认为行政组织法主要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
（一）权力配置的功能
这一功能表现在：第一，设定权力。即行政组织法可以对行政组织的权限作出统一明确的规定。从法治的角度说，行政机关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予，并通过法律规定，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行政机关不得擅自行使。因此，行政组织权限的设定绝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法律问题。如前所述，行政组织的权限包括事权和具体权限两部分，对于前者，行政组织法应明确规定，对后者，行政组织法则可作基本规定，再由其他行政法律加以具体化。第二，分配权力。即行政组织法可以通过其第二级立法，如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国务院组织法》、中央各行政机构设置法等对行政组织的权限合理进行分配。这里的权力分配既包括纵向的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也包括横向的中央各行政机构之间的合理分配。目前，我国在行政权的分配上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无论是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分配还是国务院各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工，都不是靠法律来推行和保障的。国务院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及权力分配由国务院“三定”方案决定（即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三定方案仅系国务院的决定，而且是自下而上产生的，缺乏对行政事务的全面分解、归责，因而各部门之间的职能、权限冲突比较严重。为协调各部门的关系，各种临时机构应运而生。笔者认为行政组织法在行政权的分配上具有独特的优越性。一方面，行政组织立法会比任何形式的决定慎重得多，它需要详细的论证，民众的广泛参与，集思广益，因而在权力分配的合理性上较有保障；另一方面，涉及权力分配方面的组织法一旦制定出来，就具有相对稳定性，可防止因人设事，减少人为因素的影响。第三，调整权力，即行政组织法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政府职能的转变，赋予行政组织新的权力，或取消原有的一些权力，还可以对行政权重新进行分配。调整权力与设定权力、分配权力有相通的一面，但又有独特的意义，尤其表现在取消力方面，因为行政机关一旦享有某种权力很难自动放弃，对行政权的调整必须借助于法律手段。
行政组织法的权力配置功能是其他法律所不具备的，虽然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单行的法律法规中也可规定行政机关及行政机构的权力，但只能就事论事、个别地、分散地规定，缺乏统一性和完整性。此外，在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分配上以及中央行政机构权力的分工上，任何法律也无法取代行政组织法的作用。
（二）规范管理功能
行政组织法在规范和管理行政组织方面具有明显的功能：首先，有利于有关行政组织方面的术语的统一和明确，例如，何谓行政组织、行政机关、行政机构、公务员、行政编制等，都需组织法统一加以规定。从实际情况来看，行政机关及行政机构缺乏明确界定，一个组织是不是国家行政机构，不是取决于它的性质，即是否行使行政权，而是按其所使用经费的不同加以确定。有些组织明明是为行使行政权而设，却人为地将其列为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经费。不管这种做法的目的为何，其结果不利于行政组织的系统管理，并使得行政组织对外管理的主体形式复杂化。因此，从性质上来界定行政机关及行政机构实属必要。第二，有利于规范行政机构的设置。国务院组织法第8条规定，国务院各部、各委员会的设立、撤销或者合并，经总理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但实际上，国务院行政机构的设置由国务院决定，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只不过是走形式，因为既没有设置的标准，而且与职权的分工无关，因而不可能对其进行实质性的论证。行政组织法可以对行政机构的设置规定统一标准，确立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原则，以真正起到约束的作用。第三，规范行政机关的外部管理主体形式，如行政授权、行政委托、行政协助等。第四，有利于规范行政编制管理及公务员管理。行政编制管理与公务员管理，如果没有法律的保障，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规范性是所有法律具有的共同功能，在行政组织的内部及对外管理中尤具有重要意义。从现行制度上看，行政组织的内部及外部管理呈现出无序化，缺乏统一界定、统一规范、统一标准，非合理性的因素较多，长官意志、随意性较大，较为混乱。我们认为只有加强行政组织法建设，才能变无序为有序，使行政组织的管理步入法治化的轨道。
（三）保障功能
这一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障公民行政参与权的实现，例如通过公开竞争考试参加到公务员序列进行管理；在行政机构的设置过程中以及在确定行政权力的过程中参与自己的意见。第二，保障对行政组织的管理符合客观规律，行政组织法可以将行政学研究的成果、实践中好的经验肯定下来，如公务员制度，管理层次、管理幅度与行政效率的关系等。第三，保障行政机构的设置、权限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行政组织立法要从客观上对市场经济中所涉及的行政事项进行分解、汇总，并合理分工，以真正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第四，保障行政改革的顺利进行。行政改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政府行政体制和机构的改革，广义的除行政体制和机构改革外，还包括行政方式方法以及重大行政原则的变革。行政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使行政组织发挥最大效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往我国也曾进行过行政改革（以机构改革为中心），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始终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改革的成果没有用法律加在巩固，没有法律的保障。例如机构改革，改革风一过，又恢复如旧，甚至于在机构、人员的增长上变本加厉，而且没有人需为其承担法律责任。纵观我国行政改革的经验，凡成功的行政改革无不立法先行，并用法律保障改革的成果。
（四）控制功能
这是行政组织法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具体表现在：第一，行政组织法可以控制行政组织权力的自我膨胀。众所周知，行政组织的权力最终是由公务员个人行使的，而权力总有扩张的趋势和倾向，因而行政组织的权力很容易自行膨胀；又由于我国行政权力一向十分强大，界限不清，不受约束，对行政权力的扩张没有制约手段，因而通过行政组织立法对行政组织权力加以限定，无疑将有效地遏制这种自我膨胀。第二，有利于控制行政机构的总数以及内部机构、公务员的规模。行政组织整体规模的失控将造成两大弊病，一是将大量消耗国家的财力，使国民不堪重负，因为维持庞大的行政组织的运转完全靠税收负担，机构、人员越多，公民的负担就越重；二是导致行政效率低下，机构重叠，职能不清，人浮于事。扯皮、内耗、管理层次增加，自然会影响行政效率，也容易滋生官僚主义。过去我们虽然强调精简机构、控制人员增长，但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公务员的总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长，这足以说明对行政组织整体规模控制之必要。行政组织法可以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对机构、人员的总体规模进行控制。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为控制行政人员的增长，日本于60年代制定了总定员法，并取得显著的成效。
以上所说的功能是指完备的行政组织法规体系应当发挥的作用。显然，这些功能在实践中没有充分发挥出来，这一方面是行政组织法本身不健全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对行政组织法不重视、对其缺乏研究有关。此外，由于行政组织法以规范行政组织为目的，触及一些人的权力、利益，所以容易遇到阻力，这也是行政组织法的发展步履艰难、进展缓慢的原因所在。
三、行政组织法在依法行政中的地位
依法行政作为依法治国这一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加以把握，一是在理念上要强调行政领域的法治化，即以法治完全取代人治；二是在现实中行政管理的一切方面和各个环节都要有法律的规范，行政机关要依法进行管理。依法行政与行政组织法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行政组织法在依法行政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
（一）行政组织法是实现依法行政的法律保障之一
依法行政，从其实质上看，就是要使行政管理进入法治状态。首先，行政组织的自身管理要法治化。无论是行政组织的权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还是行政机构的设置、行政编制管理都要以法律为依据，排除个人意志的非理性干预。其次，行政组织的对外管理要法治化，行政组织对外管理的主体形式，行政机关及行政机构行使行政权的条件、规则以及程序等要依法设定，行政机关及行政机构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第三，无论是行政组织的内部管理还是外部管理，都要贯彻平等、公正、民主、效率的原则，以确保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实现。显然，行政组织法律制度与行政组织法息息相关，没有行政组织法的规范和保障，也就不可能有完备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行政法治状态也就无以真正实现。
（二）行政组织法是健全其他具体行政法律制度的基础
具体行政法律制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握，从管理环节上看，包括行政立法制度、行政许可制度、行政处罚制度和行政强制制度等；从管理内容上分析，涉及经济行政制度、教育行政制度、公安行政制度。上述制度中，无论是哪一类哪一种，都包含了三大要素，管理主体、权限和程序， 这里，管理主体的形式及权限要按照行政组织法的一般规定加以具体化，如果缺乏行政组织法的规范，则极易造成管理主体形式多样、标准不一以及行政机关职能不清，权限不明，甚至于对同一事项重复立法，相互冲突。可见，行政组织法在依法行政中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三）行政组织法是改变行政管理无序化的手段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取得了很大成就，对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但在一些方面仍然是无序化。其中，与行政组织有关的问题主要为：第一，行政组织的权限与其身份、任务不相适应。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地方行为的监督控制缺乏相应的权限和手段；另一方面，政企不分，许多应属于市场主体的权利仍为政府所把持。第二，行政机构的设置无序化。行政机构的种类五花八门，各种非常设性机构层出不穷，行政机构之间争权争利、相互扯皮的事情屡见不鲜，这些都影响到行政效能的发挥。第三，行政组织整体规模失控。机构庞大，人员膨胀。上述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法可依及人治因素造成的。因而，变行政管理的无序为有序，加强行政组织立法将是重要的手段之一。
（四）行政组织法有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
行政组织制度是解决行政纠纷，确保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法律制度，在控制行政权方面与行政组织法一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行政诉讼法是通过解决个别的具体的纠纷来纠正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达到控权的目的，而行政组织法通过协调行政组织整体与公民之间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来达到控权的目的。行政组织整体规模的失控及无序化表面上不直接侵害公民的法定权利，但实际上直接损害了公民整体的利益，容易引起全社会的不满，导致政府威信的下降，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无序化，其产生的危害远比个别违法侵权更为严重。
此外，行政组织法对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首先，行政组织法对行政外部管理主体形式的规定，将为行政被告的确认提供法律依据。行政诉讼法首次对行政授权和行政委托作了区别，但何谓行政授权，何谓行政委托，缺乏明确界定，也没有统一的标准，需要组织法加以解决。其次，行政组织法对行政机关设置、权限的规定，将为行政案件的审理提供标准，如主体是否违法，是否超越职权等。最后，行政组织法对行政立法权、行政立法主体的规定，将为行政诉讼中法院对行政法规、规章的合法性的鉴别提供依据，也将为规章之间以及部委规章与地方性法规之间的冲突奠定解决的基础。
四、完善行政组织法的设想
行政组织法的完善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也是行政法治中最难迈出的一步。
（一）更新观念，加强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
在我国，对行政组织法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的状态，法学界没有对其给予应有的重视。宪法学虽然涉及行政组织的研究，但是从行政与其他国家职能分工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行政机关的关系这一角度展开的，并不触及行政组织内外部管理的具体法律问题。行政法学界在80年代对行政组织法作过初步探讨，但到90年代，行政组织法问题却备受冷落，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这一法学研究上的滞后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行政组织法的发展，如今，行政组织法律法规极不健全，许多方面无法可依，现有的《国务院组织法》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存在许多不足。因此，我们必须彻底转变这一陈旧的观念，即行政组织只涉及管理，而与行政法的实质无关，事实上行政组织法是规范和控制行政权、保障公民权益的法，是行政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任何其他法律所不可取代的。当然观念的转变有赖于对行政组织法的重新定位，这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行政组织法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
（二）确立行政组织法定原则
行政组织法定原则是指行政组织的权限、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划分，行政机构的设置以及行政编制等都要依法设定，其他任何机关或个人都无权规定。确立行政组织法定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必要性在于：第一，是民主与法治的要求。行政组织问题，无论是权限、设置、规范还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都是国家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涉及到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理应由法律规定，而不应依附于某个领导人或个别行政机关的意志。第二，是改变行政组织无序化现状的需要。如前所述，行政组织内外部管理的问题很多，虽然导致这一现状的影响因素很多，但与行政组织设定随意性有很大关系。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和控制，行政组织管理的阻力大，非理性化的制度得以存续，无序化的状态得不到根本改观。第三，从国外的情况来看，大多实行行政组织法定原则，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日本非常强调行政组织法的作用，奉行行政组织法定原则， 存在着一套完整的行政组织法规体系，除宪法中有关内阁权力的规定外，还包括内阁法，日本国家行政组织法，府、省、委员会和厅设置法（和日本外务省设置法），地方自治法和总定员法等，对行政权的范围、行政机关的设立标准、各个行政机关的具体任务、主管事项、权限及内部机构设置都有明确规定。日本这一组织法规体系的建立及产生的积极作用对日本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外，美国、瑞士、英国等都奉行行政组织法定原则，行政机关全部或大部分由法律设定。
在我国，长期以来，认为中央机构的设置以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属于中央政府（国务院）的职权，宪法第89条第3款、第4款还对此作了明确规定。这种规定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它的可行性如何则值得研究，此外，这种规定与行政组织法定原则不大吻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行政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行政管理活动；行政权力
一、浙江大学是否为行政主体，处罚学生是否具有行政法意义
行政主体与行政机关、授权组织不同，它也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法律人为了更好研究、阐述行政法学，而创设的学理概念。这一学理概念的作用，是在实施行政管理、进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中，创设一个代表国家的法律行为主体。这样就可以明显的区分了行政机关、授权组织、受委托组织的行政法律行为。解释了行政主体在范围上为什么包括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非政府组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工程教材系列的《行政法》对于行政主体的解释是“依法享有行政职权或负担行政职责，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行使行政职权且能够对外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国家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剖析这句话，行政主体首先要是享有国家行政权力，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组织。我国的高校基本上都是公办的，而公办高校的目的，也即国家需要培养、管理社会主义人才。
行政主体第二个要求应为，该主体能够以自己名义行使行政权力的组织。高校在法律授权范围，如依据第五十二条授权学校，可以开除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学生。行政主体第三个要求应看该主体是否能够独立对外承担其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这三个要求同时具备了，可以认定为行政主体。回到主题，浙江大学作为高校，由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而创设，符合上述所讲三个条件。就学校而论，在没有进行行政管理活动时候，单看只能是是法人，是具有公益性质的组织，是民事主体。但是，学校与学生不是一种简单的民事关系。比如之前所说的那样，学校可以被授权发学位，又如学生接受学校教育时要服从学校管理规定，学校和学生是一种不对等的关系部门规章在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情形下，可以设定警告或一定数量罚款的处罚。因此教育部規章并无权设定“行政处罚种类”，而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一条也说了只是“纪律处分”。浙江大学对努某某最新的处分为开除学籍，此前的是留校察看，这都不是行政法意义上的行政处罚，而是一种内部的处分。
二、学校行政处分的属性以及努某背后的行政处分原理。
首先分清公行政和私行政。行政在语义上可以理解为“管理、执行事务”。而他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公共行政主体原则上是国家及其代表机关机构，私行政是私法上的主体。公共行政在于追求和维护公共利益，后者则在于满足私法主体的利益。
前面已经论述，对努某某的处罚，并不是行政法意义上处罚，而是一种基于内部管理的处分，可以理解为行政处分，但是是私行政框架下的行政处分，而不是公行政框架下的。行政处分在行政法学领域更多体现在公务员法的范畴，比如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就专门规定了处分的种类。基于公务员身份的特殊性（主要为国家行政机关公职人员），该内部行政行为，应当为公行政框架下的私行政，表现也为《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这样的行政法规来指导这种行政行为，让它这种行政处分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基于公务员体制内内部管理，一方面又是行政法规的规范范围。
在《浙大就学生开除学籍处分通报相关情况》的通知中，浙大提到：在专项工作组开展深入调查的同时，校纪委办、监察处也对整个处分过程进行了监督和调查。经核查，处理过程符合规定程序，未发现违纪违规问题。换而言之，浙大认为此前给努某某留校察看的处分是符合规定程序的，未发现违纪违规的问题。浙大给予的解释为“通过调查，发现努某某存在其他违反校纪的行为，综合考虑决定开除学籍。”
行政法范文第3篇
相对集中行政处罚工作开展以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在行使行政处罚权的实践中，大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难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以后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城市管理难以有效的进行，有的执法单位和执法人员在查处违法行为时，畏首畏尾，不敢大胆工作，理论上的困惑直接影响了行政处罚工作的开展。澄清这个问题，对于解决执法工作的后顾之忧，推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顺利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城市管理具有即时性，违法行为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处罚，事后可能就难以执行，例如违章建筑若不及时拆除，违章户加班加点把房屋建好，这时行政执法部门再申请人民法院，既给拆除工作增加了难度，造成更大损失，也易引发群众对拆违工作的抵触情绪。在对运输建筑垃圾、散装流体物造成污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时，绝大多数违法者都会拒不接受处罚，执法队员依据法律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为时已晚，违法者早就逃得无影无踪，面对这些管理对象，城管执法时时处于被动，很难将处罚落实到实处，真正行使行政执法权。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执法权是不完整的，甚至是软弱无力的，虽然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到了城管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力度却不但没有加大，相反在一定程度上反而较未集中前有所减弱，行政执法机关，没有行政强制执法权，执法工作步履惟艰。
在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权原则上属于人民法院，属于行政机关的仅仅是单行法律授权的例外，即行政机关在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行政机关依法做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中规定的义务时，如果没有法律授予其强制执行的权力，就都需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建立这种行政强执行制度的目的，（1）是防止行政专横和权力滥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2）行政强制执行的“行政”二字，并不意味着强制执行权属于行政机关，且实行行政手段，行政机关有权作出初步行政决定，但无权自行强制执行，除非法律有特别授权。在没有法律特别授权的情况下，行政执法机关同样也只有行政处罚决定权而无处罚的强制执行权，表面上看，处罚决定权与强制执行权分离，制约了权力的滥用，但这种分离却更多地暴露出其弊端，行政处罚得不到真正的落实，执法力度大大降低，执法程序过于繁冗，降低了执法效率。
二、我国目前行政强制措施的立法与实践。
我国现行行政强制制度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从立法内容上看，有对财产的强制措施，如对违章建筑的，对滞纳金，罚款的扣缴。也有对人身和行为的强制措施，如对违反治安管理的行政拘留。从执行主体上看，立法将行政强制措施划分为两大类。
（一）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措施。
行政机关自行强制的内容往往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时若遇当事人违犯行政法规定，拒不履行行政法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以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当事人履行，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对无正当理由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公安机关可以强制传唤”、“受拘留处罚的人应当在限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拘留所接受处罚，对抗拒执行的，强制执行。”等等。此类行政强制属于对人身强制的内容。
（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立法看，行政强制主体以法院为主，以行政机关为辅。采用的制度“以申请人民法强制执行为原则，以行政机关强制执行为例外”的体制，纵观80年代以来制定的法律法规，绝大多数均将行政处罚的执行交于法院，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很多立法在行政处罚的同时并不明确规定处罚的执行问题，凡是法律法规未授权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的均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从实践来看，但由于行政机关和法院在行政强制执行权限的划分问题上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界线，哪些应由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哪些应由法院来强制执行？行政机关和法院的行政强制执行权划分不清，有些行政机关因没有行政强制权必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执行的案件量大，直接影响了行政效率，而且增加了法院的负担。法院对申请执行的案件通常侧重于形成审查，使很多申请执行的案件流于形式，不仅难以保障行政行为执行的公正与效率，而且有悖于立法的本意。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手段缺乏应有力度和威慑力，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对拒不执行的行政决定的情况往往力不从心，难以达到迫使相对人履行义务的目的，例如《土地法》对违法占地的行为规定了责令其退还土地，限期拆除地上建筑的强制执行手段，但遇有拒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往往没有强制执行手段；不享有自行强制执行权的机关执行起来更为艰难，由于没有法律授权，所有行政机关的执行都须申请法院，以至于一些数额较小、又无争议的罚款没收或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的处罚在法院拖不决，难以得到及时执行，由于目前没有任何规范行政强制措施的程序立法，现实生活中因行政执法机关滥施强制措施引发的争议迅速增多。法院也难以判断行政强制执行措施程序的合法性，特别是对于法院依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的案件，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定程序，实践中的做法非常混乱，不足于发挥法院监督行政决定的合法性的作用，既影响了行政机关权力的实施也影响了行政效率提高，同时也给相对人人身、财产造成一定损害。从我国行政强制执法的立法目的看，一方面要保证行政权力的顺利实施，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必需通过立法来加以规范。
三、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拥有强制措施的理论依据法律规定及内在要求。
（一）理论依据
主要的观点有：
（1）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为了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依法采取的对有关对象的人身、财产和行为加以暂时性限制，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应松年《论行政行强制执行》）。
（2）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预防、制止危害社会的行为而采取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马怀德《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强制措施指行政机关为实施行政管理，依照法律、法规规定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人身、财物或者行为实施本法第八条规定的强制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行为，但是公安机关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采取的强制措施除外。
（4）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为了保证具体行政行为的顺利进行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而依法采取的临时性处置行为，这种行政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谭永卫《浅议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如何正确适用行政强制措施权》）。
上述专家学者在文章论述行政强制措施的特征时，多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具有法定性，实施强制措施必需有法律授权，并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事，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能否行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第十五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十六条设立的人民政府综合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机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仅可以实施对违法财物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二是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目的于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的行为。有时是为了预防危害社会行为的产生，有时是为了制止危害社会行为的继续，带有明显的预防性、制止性。三是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包括人身和财物两大类。四是行政强制措施具有依附性，与行政处理决定紧密相连，常常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的前奏和准备。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理决定，首先要进行调查研究，为此就可能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使被调查的人与财产保持一定的状态，以保证调查工作的顺利进行。《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条件为行政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在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毁损、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的紧急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实施行政强制措施。
根据以上关于行政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的阐述和立法的规定，不难看出，虽然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是两类不同性质的具体行政行为，但二者之间有内在的必然联系。我们一方面不能说实施行政处罚必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另一方面也不能将行政处罚与行政强制措施截然分开，使二对立起来。可以说相对集中行政处罚的机关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是有理论依据和法律支撑的。行政强制措施意味着行政机关有权对不履行义务的当事人依法直接采取强制措施迫使其履行义务或达到与义务履行相同的状态，虽然行政机关不享有全部的行政执行权，但毕竟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对方当事人只能借助法院强制执行的情形，因为“行政处罚具有效力先定特权，一旦成立就假定符合法律规定，不需要通过法院确认，当事人不服时，只能通过法定的程序申诉或复议。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行政机关可依职权执行。行政处罚具有强制执行力量是由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为了公共利益所作出的决定，如果公民可以拒绝执行，公务将无法实施，国家将成为无政府状态。正是这个意义上，行政机关应当享有一定的行政强制执行权，但由于行政机关自身强制执行行政决定可能引发执行不公，侵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应从立法上统一规定行政强制的条件，程序等内容并将一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权交给法院，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限制或监督行政机关滥施行政强制的现象发生。
（二）具体的法律规定。
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由于涉及相关问题的立法相对滞后，执法依据纷繁复杂，不少人对执法工作中是否执行相关部门制定的涉及行政处罚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存有疑问。笔者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十分明确的。行政处罚的内容不仅包括处罚的种类和标准，也包括执法程序和执法责任，还涉及大量技术性规范和政策指导性文件等等，这些都直接关系到行政处罚工作的顺利开展，应当作为执法依据。关于程序方面的规定，目前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外，还有建设部《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建设部第66号令），公安部《交通违章处理程序规定》（公安部第46号令），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第58号令）等。这些规章大多规定了在调查取证阶段或实施行政处罚时，行政执法机关可以采取的行政强制措施，特别是公安部第46号令，在第五章专门规定了行政强制的种类，实施程序等。这些规章的具体的规定，充分说明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有明确法定依据的。
（三）立法的内在要求
否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具有行政强制措施有违立法本意。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立法宗旨之一是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给予当事人一定的处罚并非立法的最终目的。行政执法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时，多数违法行为仍在继续。对有的违法行为若不当场采取强制措施固定证据，事后将难查处。如果说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只能行使行政处罚权，就等于说面对违法行为无能为力，只能等出现一定的危害后果才能介入，这无疑是对违法行为的纵容，实有悖于立法本意。其次，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后，若该机关只有行政处罚权，那么行政强制措施是否仍由被集中处罚权的机关行使？如果这样理解正确的话，被全部集中行政处罚的部门如市容环卫、园林绿化、市政、规划等部门仍可以保留执法队伍专门行使行政强制措施权，很明显，这不符合确立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制度的目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处罚二者密不可分，从理论上人为将其割裂开来，不符合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容易在执法实践中引发各种矛盾。因此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时，有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采取相应的行政强制措施。
四、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机关具有行政强制的理由。
结合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实践和相关法律规定，笔者认为在行政处罚权相对集中的同时授予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执法强制执行权，不但能提高执法效率，还能不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在此试从以下方面论证相对集中处罚权的执法机关拥有行政强制措施及其理由：
第一，行政许可权与行政处罚权的分离已经起到了制约权力滥用的作用。例如营业执照由工商部门颁发，无证经营、占道经营、摊点外溢由行政执法机关进行处罚，又如，颁发建房执照的是土地、建设部门；无证建房的违章行为由行政执法机关进行处罚等等，应该说，这种许可权与处罚权的分离，充分体现了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第二，行政处罚权与行政强制措施的分离，只能导致整个行政程序过于繁冗，行政处罚难以及时落实，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和处罚。例如在市容市貌整治中，对店外经营、占道经营作业的违法行为进行纠正。处罚时，违章户拒绝接受，城管执法队员因没有行政处罚强制措施而只能任其继续违法。待城管执法队员花几天的时间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时，摊主就把摊点收回，但法院的执法人员一走，其又把摊点摆出来。如此反复，常常让城管执法工作面临窘境。
第三，行政处罚权没有行政强制措施作后盾，执法力度明显削弱。例如，依《城市规划法》规定，违法建设的当事人对处罚拒不执行的，由作出处罚的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行政执法人员只能向当事人下达一个通知书，然后依靠当事人自觉执行，若当事人拒不接受处罚，才能在规定的期限届满后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实情况是，违章户不但不会主动拆除，反而加班加点赶在法院之前完成违法建设，既增大了拆违难度，又增加了拆违成本。因此，没有行政强制措施（执行权），执法工作很难及时、有效地进行。
行政法范文第4篇
「正 文
当代各行政法治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遍趋势，即对于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规范的创制，益发受到重视，相应的其发展也较迅速。同时，有关行政程序问题的理论研究也较深入。如美国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伯纳德·施瓦茨，在他所著的《行政法》一书中，提出“行政法的核心与实质是行政程序法”、“行政法即行政程序”等，颇为其同仁们赞同并接受的理论观点。在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刚刚起步的今天，我认为有必要对其原由及意义深究底蕴。
一
20世纪以来，对美国社会中日益膨胀的行政权力进行限制，防止其滥用以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益），是伯纳德·施瓦茨提出前述理论观点的历史背景及主要意图。拟探讨行政程序问题，也须围绕分析行政权力的一般性质、特征入手。
在传统社会中，行政权力作为君权的核心与主要行使方式，曾有过支配整个社会的“辉煌”历史。⑴它在国家的权力系统中曾起过绝对的主导作用，对社会实施单向的强制控制，刀锋触角无所不至，其运作受权力载体即君主个人人格的左右，缺乏预定的程式。如此类型的行政权力，无疑成为统治阶层角逐的“猎物”、残酷治民的工具，乃至于权力拜物教的生成剂。
资本主义初期，随着“三权分立”、“行政法治”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行政权力逐渐由君主手中至高无上的私物、驱动全部国家活动的轴心，转化为与立法、司法权力相对应的公共权力的一种。作为被确定为具有执行法律性质的权力，它由经一定政治程序而产生的行政机关，在立法、司法机关的制约监督下，遵照国家宪法法律所指示规定的方向行使。至于使行政权力与相应的义务、责任相符，将行政权力转化为蕴含有义务、责任内容的行政职权，则更是资本主义之前所未有的。
自进入本世纪以来，纷至沓来的行政管理需求，促进了行政权力功能的尽致发挥。具体体现在，行政机关不仅行使法律执行权，且在其中又进一步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酌处权：“三权分立”的分工模式亦首先由其冲破。这从行政机关日益频繁进行的委任立法和行政司法活动中可得印证。能够集人们行为规则的制定、执行以及规则执行中发生纠纷的裁判权与一身，这已使行政机关够庞然有势。况且，加之行政权本身即是一种带有强制性质的指挥、命令、支配权力。这就决定了即使在当代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亦是难以根本杜绝行政权被滥用现象的。
面对与行政管理领域扩大、行政事务增多成正比激增的行政侵权案件，人们不能不竭尽思虑地寻求遏止行政权滥用的出路。当今行政法的理论和实践重心向此方面倾斜是必然的趋势。
二
法律的重要价值之一，体现在它能够防止权力的滥用。尤其对于行政法更是如此，若发挥不了限制和约束行政权力滥用的功能，其价值无异等于零。现代行政法律体系一般由三个部分，即行政实体法、行政诉讼法、行政程序法组成。这里首先对前两者略作分析：
行政实体法，它是以确认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的法律地位，规定行政机关可以行使的各项行政职权、乃至于行政特权等为主要目的与内容的法律。故此：
1.行政实体法实际偏重于肯定一般行政机关，作为行政主体而享有的管理指挥者的优越身份地位，确认其所发出的行政行为（对一般行政相对人而言）具有不可抗拒的法律效力，着眼于保证行政权力畅通无阻地运作。
2.在依行政实体法所设立的法律关系中，尽管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均被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但是，由于同时行政机关兼任执法主体，行政相对人兼处执法客体，这就决定仅从行政实体法律关系方面看，突出体现的，还是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我令你从”的不平等地位。
3.一般的行政实体法，尽管从中也可得见行政机关的义务和责任方面的条款。但是，通常只属一些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诸如应认真负责、周到服务等，而难以将之进一步具体化、操作化。
综上可见，行政实体法从某种意义上说，仅仅是行政机关用来实施管理的法，而不是用来管理行政机关的法。⑵单凭行政实体法并不能真正有效地防止行政机关滥用权力。
行政诉讼法，它确以监督制约行政权力为基本宗旨。但其局限性亦是显而易见的：
1.它须以侵害结果的产生为代价。即是说，它只能限于对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权利（益）侵害进行事后补救。并且，若提起行政诉讼的标的是行政复议决定，这种侵害可能又具有了多重性质。即不仅来自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同时又进一步来自复议机关。
2.行政诉讼过程中，有时需要暂时停止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执行，这其中必然包括某些合法合理并且急待实施的行为，如此可能影响行政管理的效率，以至造成若干损失。
3.司法程序作为一种事后的介入，显然只能限于对滥用行政权力已既成的错误进行订正，而在及时预防制止其形成方面是鞭长莫及的。
三
笔者以为，在我国，欲将行政权力的行使规范于安全的轨道，为之设立公正的行政程序，并将之法律化即制定完善行政程序法，是其中的关键。理由在于：
1.行政权力被滥用的危险及危害，益发突出地反映于程序方面。这是因为：首先，一般行政机关行使其实体权利，只能通过其作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得以体现。而行政行为本身，系由大量的程序性要素构成的，具有明显的程序性质。故滥用行政权力，往往不可避免地要在程序方面得以显露。其次，行政机关所行使的实体性权利，在我国，一般已有行政实体明文授权，同时包括对其种类、实施范围标准幅度的具体规定。若滥用实体性权利，如实施行政罚款超过了法律的最高限额，也容易被发现与制止。而行政程序因之具有一过（次）性特征，所留痕迹与造成的侵害后果有时也不即刻“显象”，尤其还可能有合法理由诸如系某行政机关行使其法定职权作掩饰，故而极易出现放任乃至于滥用情形。再次，时下许多人尚意识不到或不承认，行政行为的非程序化，诸如行政处罚的不告而施、行政拘留的先拘后报等，与司法程序中的先判后审，两者在背弃法律精髓公正原则，以及非法侵犯剥夺权利上，仅有程度之差而无性质之别。
2.行政程序法，顾名思义是规定行政行为所必须遵循的法定的“程序”。“程序”一词，就其涵义分析，当然是指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必须、只能如何去作。否则，意味着须由其承担某种否定性的法律后果。据此推导，法定的行政程序，对于一般行政机关而言，实际上等于是具体化了的或曰操作规程化了的义务。进一步，也成为能够认定、归结乃至于追究的责任。可以断言，若无行政程序法，行政机关的大部分法定义务、责任均将因无行为规程而不能真正落实。而不承担或只抽象空洞地所谓承担义务、责任，任何权力的载体都会因而变得肆无忌弹。
3.行政程序法主要侧重于对行政权力的客体实施保障。与一般行政实体法不同，在行政程序法及其设定的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中，多数情形下，行政相对人成为程序方面的权利主体、诉权享有者，而行政机关则成为程序方面的义务主体、责任承担者。行政实体法所规定的，行政机关在行使其职权中的各项义务，原则上均可被推定为程序法上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行政实体法律关系中暂被打破的行政法主体之间的平等，在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中得到均衡恢复。一般行政相对人亦因被法律赋予了与行政机关进行抗争的程序武器，而不意味处于最终意义上的弱势地位。现代行政法所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在此可得实现。
归纳行政程序法的主要功能：一是它属于一种预设于行政系统内部的防错修错机制，它对于滥用行政权力，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二是它在以程序规范和约束行政机关的同时，也就相对保护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益）。三是它负责调适行政民主与行政效率这一对矛盾，既能消除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来追求行政效率，也能防止非必要的顾虑前者而束缚行政执法的手脚。“行政程序最基本的方针，是研究如何设计一个使行政机关官僚武断和伸手过长的危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同时，保持行政机关进行有效活动所需要的灵活性。”⑶
四
鉴于我国历史上行政权力曾长期专横肆虐，“行政权力至上”、“行政全能主义”、“官本位”等传统观念迄今历久不衰，某些行政执法人员目前尚对公正行政程序比较陌生。就笔者所见，更宜于偏重权利保护的思路及模式，来构筑我国的行政程序法体系。具体应体现在：
1.在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决策之际，行政程序法应设定“参与”程序。如具体规定行政相对人将以何种方式，参与讨论他们所在区域的，有关于未来经济政治、社会福利等事业的发展建设规划等。这种“参与”将改变一般公民在行政管理领域中被视为局外人的情形，保证行政决策的内容更符合社会多数成员的利益和愿望。
2.对于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的活动，行政程序法应明确规定：（1）事先向公众发出通知。即将具体的立法计划内容等向社会公开；（2）接受评议。即听取或接受公众尤其是将受治于法规规章的利害关系人，对法规规章的草案提出的意见，包括为维护其自身权利（益）而提交的辩论材料；（3）公布后方可生效。即凡法规规章未经公布的一概不对行政相对人产生约束力，亦不能以此为据处罚（处理）行政相对人。行政立法活动的上述程序，将负责保证一般公民、法人由宪法法律所赋予的各项基本权利，不致在行政机关通过其行政立法所进行的“二次分配”中，遭到限制折扣。
3.行政调查是现代行政中最常见、最大量的行为。行政程序法与此有关应设定下列程序（1）有限调查。即行政机关仅能就涉嫌范围进行调查，同时负责为被调查者保守必要的秘密。调查结果须适时以适当的方式予以公布；（2）告知理由。即须向被调查者说明进行调查的原因依据，以及调查的内容。尤其是允许被调查者了解于已不利的指控及证词，同时给予其作答机会；（3）凭许可证实施。即凡对人身、财产、住宅（驻地）进行检查的，没有或不出示检查许可证一律不得为之。进一步，对于警察的搜查、审讯及拘捕权等，则更应有严格的限制。如不准过份使用武力、严禁搞刑讯逼供等。这是因为，此类警察权若在程序上滥用，“将会使任何暴政甘拜下风。”⑷
4.对于行政处理行为，如发出行政命令、实施行政强制、科以行政处罚等，法定行政程序应包括：事先向被处理人告知或告诫；说明原因理由；听取申辩反驳；为其出留字据等。同时，赋予被处理人就有关问题向行政机关要求了解情况，查阅档案、进行申辩、提出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的权利等。以上将防范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作出随意的，不公正的行政处理。
5.对于行政机关行使的某些对社会资源进行实际分配的职权，诸如：批准颁发许可证、审批落户、招工招干、分放财物等，行政程序法须规定：（1）情况公开。即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必须将有关信息、指标数额、分配原则条件、分配结果，包括主持分配的机构、人员等，一律向外公布；（2）进行解答。即允许参与分配人员就有关问题提出质疑，受质疑机关及人员必须给以正式答复。进一步，还应允许参与分配人员查阅有关文件材料，以至就某种不公平合理的作法进行抗议及控告；（3）限定时间。即要求行政机关须在法定的期限内，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益）申请作出批准与否定的回答，以防止其搪塞拖延以至趁机敲诈勒索。
最后，关于行政司法程序，一般涉及性质后果较严重的行政侵权因素，加之又是属于利害关系人（行政上级）充当裁判人，有必要基本上仿效司法活动的程序进行，以确保得出真正公平的裁判结果。
注：
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⑵[美]伯纳德·施瓦茨著《行政法》第3页，徐炳译，群众出版社出版。
⑶[美]欧内斯特·盖尔洪等著《行政法与行政程序》第3页，崔卓兰等译，吉林大学出版社。
行政法范文第5篇
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是指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按照准司法程序审理和裁处有关争议或纠纷，以影响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具有相应法律效力的行为。在我国行政司法行为主要是指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调解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它具有以下特征：⒈行政司法行为是享有准司法权的行政行为，即以依法裁处纠纷为宗旨的行政司法行为。它按照准司法程序来裁处纠纷，坚持程序司法化的原则；⒉行政司法行为的主体是法律规定的具有行政司法职权的行政机关，在我国，主要是指行政复议机关、行政裁决机关、行政仲裁机关（《仲裁法》颁行前）及调解机关；⒊行政司法行为的对象是和行政管理有关的行政纠纷以及民事、经济纠纷，这些一般都由法律给以特别规定。它们是由于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的决定，或双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或行政机关、其他当事人侵害相对方合法权益而产生的，在权利和义务发生利害关系的争议或纠纷；⒋行政司法行为是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的活动，即行政机关依法裁处纠纷的行为；⒌行政司法行为不同程度地具有确定力、约束力、执行力（行政调解的执行问题有特殊性）。但它对纠纷的解决一般都不具有终局性，所以原则上也具有可诉性，不服行政司法决定的还可以向法院起诉（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
由此可见，行政司法行为是一种典型的行政法律行为，是行政过程中典型的适用法律的行为，因此，合法性是它最基本的要求和特性。有效的行政司法行为必须主体适格、内容和程序合法、具备法定的形式和规格。行政司法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准司法行为。它不仅采取了类似于司法诉讼程序的一些作法，如依申请才受理、调查取证、审理与决定、回避，有的还采用合议制、辩论制等；而且在行政司法过程中，行政机关作为第三者充当裁决人即起了“法官”的作用来裁处纠纷。所以行政司法行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当事人权利与义务一律平等等原则，以贯彻司法公正性。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促进行政程序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而且有利于促进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有利于行政机关加强对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以及救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管理经济应善于实施行政行为，来影响和调整其权利、义务关系，引导人们的行为，从而起到市场经济冲突规则裁判员和经济关系、经济秩序调节者的作用。这正是行政司法价值功能的体现。行政司法的实质就在于以间接手段而不是以直接的行政命令手段来管理经济，它通过调处纠纷和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为中介，来加强和改善对市场经济秩序的宏观调控，引导和矫正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行政司法行为通过及时、便捷地解决纠纷，使当事人投诉有门，防止矛盾激化，这在维护安定团结、保持社会稳定，社会治安实行综合治理等方面也有积极意义。
二
从现代法制的发展来看，行政司法行为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乃是基于近现代化社会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而需要贯彻司法程序的公正性所致。行政管理对象的复杂化不仅指从量上看各类纠纷的增多，而且从质上看许多纠纷涉及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越来越强。若让它们完全或径直诉诸于法院，既会增添“讼累”，又不利于简便、及时和有效地得到解决。这就需要既具有行政管理经验及相关知识和技能，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员组成专门机构，不同程度地参照司法的程式化要求并体现行政效率的原则，从而既保持公正、合法，又简便、迅捷、灵活、低耗费地解决纠纷。同时，使这种解决方式和结果与法院诉讼适当相衔接，通过接受法院司法监督和支持执行，以保证其办案质量和法律效力。这样，也有利于以法制权，加强对行政机关自身行政行为的监督、审查和救济。
行政司法行为的存在、发展和功能之充分发挥，更是深深置根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导致社会冲突或纠纷的增多及解决难度的增大（因涉及利益关系及专业性增强），从而要求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以摆脱传统的三权分立体制下主要靠法院审判这种纯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模式之局限，努力探寻和拓展审判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途径，并使其向着民主性、公正性、专业性、效率性等方面发展。行政司法行为就是适应了市场经济需要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的客观要求，它是现代市场经济中需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且有利于加强经济执法以及司法。
行政司法这种特定的纠纷解决机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间接干预的重要手段。其中，以英国和美国的行政裁判制度尤为典型，一般所通行的是行政复议行为和行政裁决行为（有些国家也存在着相似于行政调解的组织和机能），所裁处的对象既包括行政争议又包括民事纠纷，且更注意采用司法程序和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我国的行政司法，其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乃是与改革开放同步，即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特别是行政法制，更具体而言是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一项成果和产物，是在发展商品、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及时有效地解决纠纷，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并使行政管理民主化、法制化，强化其自律机制使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必然结果。我国的行政司法行为包括行政复议行为、行政裁决行为、行政仲裁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颁行前）。行政复议行为主要解决那些对行政机关的相关处理和决定不服而产生的行政争议，其范围基本上与行政诉讼的范围一致并略宽，以便于行政复议同行政诉讼相衔接。行政复议是我国相对最为规范的行政司法形式，其法律依据也更较充实。行政裁决行为主要解决与合同无关的若干民事纠纷，行政裁决行为总的来说可分为确权行为（以解决权属争议和权限争议）以及归责行为（以裁处损害赔偿纠纷和侵权纠纷）这两大系列，其中包括关于专利、商标的专门行政裁判行为。行政调解行为所解决的民事纠纷其范围就更宽，既包括合同纠纷又包括非合同的民事纠纷乃至民间纠纷，既包括损害赔偿或补偿纠纷又包括侵权赔偿纠纷，还包括经济纠纷、劳动争议、权属和权限纠纷等。行政仲裁行为主要解决相关的合同纠纷（特别是经济合同纠纷），也解决一些其他的民事、经济和劳动纠纷。在这四种具体的行政司法行为中，行政复议和行政裁决都是典型的具体行政行为，它们通过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来解决有关纠纷或争议，所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具有行政法律效力，同当事人之间发生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都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并使其接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调解则是行政机关居间对双方当事人发生的纠纷进行调停，而不是行使行政权力，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和执行力（除了仲裁中的调解之外），是靠当事人自觉履行，而调解不成或不服调解的还可进行裁决或可申请仲裁，并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行政仲裁乃是行政机关的特定机构以第三人的身份对特定的纠纷或争议居中作出公断或裁决，它采用合议制，按照特有的仲裁程序，并由特定的机构进行，因此其司法性较其他行政司法行为更为明显，仲裁裁决的法律效力也强于一般行政裁决之效力，不服行政仲裁也可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行政仲裁背离了仲裁制度所固有的民间性本质特征，典型地体现了我国以往实行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和痕迹，随着《仲裁法》的颁行，已导致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的改革和转轨。
从行政司法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述及的这些行政司法行为均可称为“显形行政司法”，即以特定的行政司法形式（复议、裁决、调解等）裁决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或纠纷；除此而外，还有所谓“隐形行政司法”，即平常所说的行政行为司法化，它是指行政机关虽不是处理明显存在的法律争议，但行政机关作出关系或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救济等），也需要“司法化”，即不同程度地采用司法程序以提高具体行政行为的质量并保证其公正性、合法性，因为它们很容易引发潜在的法律争议。从广义上说，行政司法就是运用准司法程序规范行政的各种规则、制度的总和。从这种意义上看，行政司法行为及其作用的发挥有着更加广阔的天地，它涉及到我们整个行政行为的规范化、程式化问题。关于行政行为的司法化，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就作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该法不仅在一般程序中规定了立案、调查、检查、审查、陈述与申辩、决定、送达等必经环节，而且还正式规定了听证程序。听证会要告知受处罚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依法享有的申辩和质证权利，有利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有利于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有利于调查取证和正确适用法律，从而便于贯彻程序公正原则。这些都体现了我国行政行为规范化、程式化、法制化的正确方向和必然趋势。
三
随着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法制建设的深化和发展，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法制的建立和健全，行政司法行为面临着许多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挑战。
（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和体制，而且要求增强经济主体的自主权利和自治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下简称《仲裁法》）的颁行，促使了行政仲裁向民间仲裁改革和转轨，把本不应当归于行政司法的仲裁制度从行政司法体系中分离出去使之还原归位。这样，一方面引起我国行政司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改革，调整后的我国行政司法体系即由行政复议、行政裁决和行政调解组成，主要解决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各类纠纷，而把大部分合同纠纷和其他适合仲裁的财产权益纠纷留待当事人双方自愿去选择民间仲裁解决。这就既符合了国际上行政司法的通行形式，也有利于集中力量加强行政司法制度自身的建设和改革。另一方面，必然导致我国形成民间仲裁、行政司法、法院审判三足鼎立、三位一体，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裁判制度体系，以便于用多种形式、手段和途径解决日益增多和复杂化的民事、经济纠纷和其他各种纠纷，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中，民间仲裁属于非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司法属于权力型的审判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们都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天地。
然而，从我国的具体情况以及国际上的某些特例来看，《仲裁法》的颁行并不等于把一切纠纷和争议都排除在行政仲裁之外。国外就还存在所谓“特种仲裁制度”，在我国也存在现行《仲裁法》所统一规定的仲裁范围之外的某些纠纷，如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这些都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纠纷，当然就不宜由民间仲裁来解决。因此，是否也需要实行特种仲裁或是否应属于行政司法范畴，都很值得深入研究。
（二）必须拓展新的行政司法形式和行为，例如行政申诉行为。对已超过复议申请和起诉时效的争议而当事人仍不服的；或当事人不愿通过行政复议或起诉解决纠纷，而希望通过行政监督手段来解决的；或当事人认为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能够自己纠正的等情况，都可以通过行政申诉的途径予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