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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学年鉴定表范文第1篇
[关键词]综合年鉴；《温州年鉴（2012）》；区域性；年度性；资料性文献
一、区域性、年度性、资料性文献是地方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
“《温州年鉴》是中共温州市委、温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综合性地方年鉴。旨在记载温州市经济、社会概貌和发展情况，为各级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了解，研究温州提供较全面、系统的信息资料，并为温州市积累史料。《温州年鉴》每年出版一部。”（1）即是说：《温州年鉴》是系统记述温州市的经济、社会概貌等情况的逐年编纂出版的资料性文献，旨在提供准确翔实权威的信息资料，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为读者了解、研究温州提供服务，并为其积累史料。
《温州年鉴》为地方综合年鉴，其基本属性定位与学界所认定的年鉴的基本属性相近。“年鉴是逐年编纂和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2）“年鉴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年鉴性质可概括为：资料性、年度性、工具性（检索性）。资料性为第一属性，年度性、工具性为基本属性。”（3）
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指出：“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从《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综合年鉴（下称“地方年鉴”）属性的定位可知：
（一）区域性是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之一
综合年鉴收录资料的范围是“特定区域”，即国家综合年鉴收录的是整个国家行政区域范围内的资料，地方综合年鉴收录的是某一行政区域内的资料。区域性不仅给出年鉴收集的范围，而且对其全面性也作出了规定，即要收集记述“各方面情况”，包括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料。
（二）年度性是其基本属性之一
综合年鉴收录记述资料的时限一般是以“年”为限的。即上限是年鉴标示年份上年的1月1日，下限为同年的12月31日。“当然也有以财政年度、选举年度或其他统计年度为时限的。年鉴不排除历时性、前瞻性的资料主题，但一般在数量上加以限制，在编辑时通常收入特载、特辑或作附属资料处理。年鉴也不排除稳定性资料和知识性选题，但总是以年度动态信息和相关资料为主，以稳定性资料和知识性选题为辅。年鉴如果不以年度动态信息和相关资料为主要内容，就没有必要逐年编纂连续出版，也就不成其为年鉴了。”（4）
（三）资料性文献是综合性年鉴的本质属性
亦是与学界认定的“工具书”属性的实质性区别，二者之间根本的区别在于综合年鉴到底是资料性工具书还是资料性文献的本质属性的差异。“工具书”和“文献”是有区别的，它们的主要功能和作用是不同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工具书和文献的解释是：工具书是指“专门为读者查考字形、字音、字义、词义、句子出处和各种事实而编纂的书籍，如字典、词典、索引、历史年表、百科全书等。”（5）文献是指“有历史价值或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6）从上述词条解释中可以看出，“工具书的主要功能是便于读者查考，具有备查性和检索性的特点；文献的主要功能在于存史性和参照性。”（7）如果将年鉴列入工具书序列，因为它不能给读者提供字形、字音、字义、词义、句子出处的查考，那么年鉴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读者查考各种事实提供方便，仔细分析一下，年鉴的功能和作用并不是这样的。我国年鉴的服务对象或称作读者群，主要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科研人员（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高等院校师生、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以及编史修志人员等，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年鉴还不可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年鉴的普及程度还非常低，读者不可能像使用字典、词典等工具书那样使用年鉴，读者使用年鉴的目的不是为了查考各种事实，而是查找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资料，以便参考、借鉴。年鉴主要是通过提供具有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的大量准确翔实权威的信息资料，为决策者提供参考，为读者提供服务的。年鉴的主要功能是“存史、资政、育人”。（8）
笔者认为《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综合年鉴基本属性的表述，不仅仅是其位价仅次于国家法律、法规，是方志界必须遵照执行的，它将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定位区域性、年度性、资料性文献是准确、科学的。各地方编辑综合年鉴理应以《地方志工作条例》为规范，突出其区域性、年度性、资料性文献的基本属性，以此提升综合年鉴的质量。
二、年鉴体例为主，辅以方志体例
（一）框架结构科学合理
《温州年鉴（2012）》（以下简称《温鉴》）卷首设有：编辑说明，阐明其鉴属性、框架、数据与部分资料出处、资料收录范围。编辑说明犹如一鉴之凡例，为《温鉴》编纂作出规范。《温州年鉴》编辑部人员和撰稿人名录。要目。温州市城区图（2010版）、温州市地图（2010版），明其记述空间范围。温州便览设有人口、区域、气象、主要指标、民营经济、交通运输、电信、环境等栏目，用数据简明介绍温州2011年自然与社会之概貌。彩版10面，10帧照片均为2011年中央、省、市领导赴温州视察、调研的动态画面，旨在说明温州地位之重要。中英目录，中文目录标示出类目、分目、条目3个层次，并将图、照、表全部进入目录，为读者用鉴提供方便。特载为2011年中共温州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的工作报告（摘要）。特辑为2011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录和5个经济调研报告。大事记分为2011年温州大事记和2011年温州综合纪要。
正文为百科，设有：自然环境、历史人文、机构、农村经济、乡镇、工业、特色工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经济开发区、民营经济、商业、对外经济贸易、市场、金融、旅游业、交通运输、经济管理、行政管理、口岸管理、外事侨务涉台事务、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重点工程建设、环境保护、社会事务、教育、科学、文化、文学艺术、传媒、卫生、体育、中共温州市委员会、中共温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局）、温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温州市人民政府、政协温州市委员会、派和人民团体、政法、军事、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温州人在世界各地、外地人在温州、温州学者论著、人物、外地媒体报道温州、县（市、区）、地方新事异闻等47个类目，（特载、特辑、大事记不作类目计）、373个分目，收入条目2454条。随文图36幅、表120张，照片412幅。
卷尾设有：2011年重要文件目录。索引和法人单位名实录。索引为主题词按照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方便读者查阅。索引与卷首目录共同构成全鉴检索系统，其中索引3.4万字、目录8.6万字，索引比为2.5：1。其鉴检索系统文字版面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8.3%。
学界认为：“索引对年检内容的揭示程度应当高于目录、深于目录，也就是说年检索引量应当大于目录数量，而不是相反。从所占篇幅看，目录和索引的篇幅以占全书篇幅的8%～10%为宜，其中目录数量较少而版面稍宽松，索引数量较多而排版密度稍大，两者实际篇幅应大致相等，以各占4%～5%为宜。将索引比（目录数与索引数之比）提升到1：1.5至1.2的水平。”（9）按此要求考察，《温鉴》检索系统基本到位，其不足是目录数大于索引数，如果将目录中的图、表内容移至卷尾索引，并在索引中增加随文照片内容，其索引比将更为合理。
《温鉴》由卷首、百科、卷尾三个板块组成，其载、特辑为综合文章体，大事记为编年体，百科类目均为条目体，并分为类目、分目、条目三个层次设计，其框架结构科学合理。
（二）以条目体式为主，辅以图、表、述、记、索引
从其形式（体裁）考察：有综合性文章“特载、特辑”，计7.3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5.1%。大事记215条。综合纪要28条，计2.26万字，为全鉴142万字的1.5%。百科类目47个，分目373个，条目2454条，计71.8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52.8%。其中静态条目“概况”160条；动态条目2294条，计69.1万字，为百科75.8万版面文字的93.5%。百科综述（述体）18个分目，计1.8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1.3%。随文表120张，计21.6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14.5%。随文图36幅，计1.4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1%。随文照片412幅，计27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17%。其中82个企事业单位（部门）形象宣传资料5.6万字，为照片27万版面文字的19.3%，自然生态环境、人文景观、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当年举办大型活动和突出事件照片资料23.4万字，为照片27万字版面的80.7%。索引3.4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2.4%。
《温鉴》条目文体为主，辅以图、表、照片、述、文章、记、索引文体，具有图文并茂，文表相辅的审美要求。
《温鉴》以年鉴体例为主，方志体例为辅；文字记述为主，图表照为辅，二者相得益彰。其编辑法则值得综合年鉴借鉴与学习。
三、基本属性的成功体现
（一）年度性资料为主、历时资料为辅
年鉴姓“年”。年度性是年鉴的基本属性之一。年度性规定了年鉴的现实性。同时说明地方综合年鉴是本行政区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年鉴的特点是逐年编纂，连续出版，一年一刊。年鉴之所以需要逐年连续出版，主要是由其内容选择的年度性决定的。所谓年度性，就是选题选材以“年”为限，上限是年鉴标示年上年的元旦，下限为同年12月31日。以年度性资料为主要内容，是年鉴内容常编常新的需要。
《温鉴》特载、特辑、大事记，百科内容的大部分均为年度性资料，在其综合性文章、分目、条目之首均冠以“2011年”字样，反映年度中的特、大、新之人、事、物，其版面文字128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90%。
综合年鉴资料以年度性为主，还需以历时性为辅。现实总是割不断历史发展的，年度性资料与历时性资料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年鉴辅以历时性资料，可使年鉴更加全面、真实、深刻地反映年度情况，并达到立体化、连续性的要求。在年鉴编纂实践中，许多年鉴都有选择地收入一些历时性（回溯性、背景性）资料，对年度性资料进行衬托；或运用历时性资料与年度性资料进行对比，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
《温鉴》在全面反映年度性资料为主的同时，在其百科的自然环境（气候分目除外）、历史人文（行政区划分目除外）两类目164条目和随文图文相辅的84个企事业单位（部门）的形象宣传资料均为历时资料，计14.2万字版面，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10%。
《温鉴》收录时断范围“以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为限”（10），即以年度性资料为主，历时性资料为辅的选题选材原则有益于综合年鉴记录现实、服务现实、明鉴春秋、编鉴存史的价值功能的实现。
（二）区域性资料为本，辅以少许域外资料
区域性是综合年鉴的基本属性之一。综合年鉴应以本地信息资料为本。综合年鉴是对应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它的基本任务是全面收录对应地域的基本情况和重要资料。各类综合年鉴毫无疑问都应该覆盖本地域的信息资料为主要内容，其栏目设置应该覆盖本地的所有领域，内容选择也应涉及对应地域的所有基本情况和大事要闻。否则，就不能圆满地实现自己的任务。“以本地信息资料为主要内容还必须有篇幅作保障，一般说，年鉴对应地域信息资料的篇幅比例应占90%以上，才能有效地实现自己的任务。”（11）
《温鉴》的地域收录范围，“以温州市现有行政区划为界”（12）。全鉴除百科中“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温州人在世界各地、温州学者论著”3个类目外，余则从特载、特辑、大事记到百科均是温州市行政区域内的人、事、物。记载温州区域的版面文字137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93.5%。
综合年鉴在以本地域信息资料为本的同时，也应以相关地域信息资料为本区域用。现实世界和世间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综合年鉴用适量的篇幅（以不超过总篇幅的10%为宜）反映相关地域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由于年鉴相关地域的信息资料汗牛充栋，又有必要以有用性为标准，严格筛选，为我所用。《温鉴・编辑说明》曰：“温州人民在全国各地、温州人在世界各地、温州学者论著等类目，主要反映温州人的创业精神和温州人的学术成就，不受地域限制。”
《温鉴》“温州人在全国各地――在北京、上海、重庆、广东、吉林、广西、湖南、江苏、云南、辽宁、黑龙江、安徽、福建、山东、湖北、甘肃、澳门、四川、新疆、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温州人在世界各地――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匈牙利、罗马尼亚、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肯尼亚、乌克兰、马来西亚、日本、柬埔寨、阿联酋。”（13）以此反映2011年温州人在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乃至英国等近20个国家所创造的业绩。“温州学者论著”（14）以“题名、作者、期刊名一期数”为表栏，以表体记载温州人2011年发表在国内重要期刊上的中文自然科学类论文249篇，社会科学类论文230篇，公开出版的中文类出版物235种。以此反映温州深厚的学术背景。“温州人在全国各地、温州人在世界各地、温州学者论著”3类目的文字量计5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3.5%。
《温鉴》以温州市地域信息资料为本，以域外反映温州人的信息资料为辅，共同反映温州人的人文精神，值得学界关注。
（三）合理选配一、二、三次文献，提升资料性文献的价值
资料性文献是综合年鉴的本质属性或称“第一属性”。资料性文献的内涵是：资料可靠、有存史价值，内容相对完整、形式多样。“资料可靠，有存史价值”，是指收入年鉴的资料一般都经过认真筛选、反复加工、严格审查和多方核对，因而较为可靠。具有较高的存史价值。《辞海》对“资料”一词的释义是：能够直接用做参考或依据的材料。反过来说，不能直接用做参考或依据的材料不能称为资料，而能够直接用做参考资料或依据的材料必须十分可靠。可靠性是年鉴资料区别于其他材料的显著标志。“内容相对完整，形式多样”，是指年鉴资料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满足读者使用的需要。年鉴的基本寻检单元条目一般按既定的内容要素规范编写，内容较为完整，能够为读者提供较为翔实的资料。（15）
从《温鉴》的体例（见上文）考察：《温鉴》设类目涵盖温州市2011年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部事类，所记内容全面翔实。笔者认定《温鉴》是温州市2011年度的百科全书和资料性文献。
从《温鉴》资料类型考察：
一次文献有：卷首的温州便览，特载――中共温州市委工作报告（摘要）、温州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摘要）、温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摘要）、政协温州市常委会工作报告（摘要），特辑――2011年温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1年温州市金融形势分析报告、2011年温州市城镇居民收支情况分析报告、2011年温州市农村居民收支情况分析报告、2011年温州市居民消费价格情况分析报告、2011年温州市物价变化分析报告。卷尾的重要文件目录、法人单位名实录。计9.8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6.9%。其载3.7万字，为一次文献的37.7%，卷末重要文件目录、法人单位名实录2.5万字，为一次文献的25.5%，特辑3.6万字，为一次文献的36.8%。
二次文献有：卷首中英文目录、大事记――2011年温州大事记、2011年温州综合记事，卷末索引，随文表19～112、图15～36、照片412幅。计56.4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39.7%。其中随文表23.6万字，为二次文献版面文字的41.1%；随文图、照片19万字，为二次文献版面文字的33.6%。中英文目录8.46万字，为二次文献的15%，大事记2.3万字，为二次文献的4%。索引3.4万字，为二次文献的6%。
三次文献百科类目均采用条目体，为类目47个、分目373个、条目2454条。计75.8万字，为全鉴142万版面文字的53.4%。
《温鉴》一、二、三次文献所占全鉴版面文字分别为6.9%、39.7%、53.4%。其特点是：
一、特载中的4个工作报告（见上文）均作摘要选辑，重要文件以表体记载其文号、文件标题，有效地压缩了一次文献中无效信息。“年鉴对于一次文献，不可不收，也不可多收。不可不收是因为有的一次文献权威经典，存查价值较高；不可多收是因为一次文献不论多么重要，在年鉴中也只是附属的参考资料，而且年鉴不论部头多么大，篇幅总是有限的，年鉴要在有限的篇幅里密集足够数量的有效信息，不能不合理配置版面资源。那么，如何配置呢？据对国内外30种在版年鉴的调查统计，笔者以为，一次文献占全书的篇幅比例以10%左右为宜。综合性年鉴由于涉及面广，栏目及内容层次较多，篇幅较大，一般不应超过上述指标。”（16）
二、二次文献种类多、面广、容量大，所占篇幅已占全鉴142版面文字的39.7%。综合年鉴应“扩大二次文献规模。二次文献又称线索性文献，通常是在对一次文献进行再加工（概括、压缩、抽象、整理、标识、绘制等）的基础上形成。年鉴中的二次文献形式主要有文摘、目录、名录、大事记、专项年表、解释性资料、统计表、示意图、照片等。其特点是简约概括，内容直观，检索方便，篇幅小信息量大。……二次文献由于经过压缩加工，在同样的篇幅里能容纳更多的有效信息，因此，努力扩大二次文献规模，不但能有效地充实年鉴内容，使年鉴在有限的篇幅里高度密集信息资料，而且能够通过二次文献提供的追踪线索，使年鉴的内容张力得到增强。这对于强化年鉴的资料性，提高编纂质量意义十分重大。从目前地方专业年鉴的编纂实践看，将二次文献的规模扩大到占总篇幅的40%左右，是必要的。”（17）
《温鉴》的编辑实践表明，学界所提出的扩大二次文献规模，将二次文献规模扩大到占总篇幅的40%左右是合理可行的。
三、精选三次文献，《温鉴》以条目文件处理三次文献，其内容为全鉴中篇幅的53.4%，是《温鉴》资料信息的主体。
《温鉴》一、二、三次文献选配科学合理，做到控制一次文献，扩大二次文献、精选三次文献，由此广大信息量，从资料反映的层面看，既收宏观信息资料，又收中观、微观信息资料。
四、资料准确可靠
《温鉴》“所刊数据，除国家统计部门正式公布的外，均由温州市供稿单位提供，并经供稿单位领导审核。由于来源、统计方法或口径不同，不同部门提供的同项数据或不一致，虽经编辑人员反复核实，仍有一些难以统一，本着如实反映现实的原则予以刊用。如遇同一项目或名称的数字不一致的情况，以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为准。地方新事异闻的材料取自本市报刊，限于精力未作考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有中共温州市委警卫局提供。”（18）由此可窥见其资料可靠准确。
笔者认为：《温州年鉴（2012）》年度性资料信息翔实可靠、全面系统，为温州一方的资料性文献，历时性资料信息丰富多彩，域外资料拓展信息渠道，增强读者对温州市自然环境、丰厚人文资源的认识、了解、研究，其编辑体例与法则可为地方综合年鉴编纂者借鉴、学习。
注释：
（1）（10）（12）（18）《温州年鉴・编辑说明（2012）》中华书局，2012年10月版，温州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承编
（2）孙关龙：《年鉴的性质和特点》，《年鉴编辑手册》第167页，线装书局，2008年版
（3）（11）（15）（16）（17）许家康：《论年鉴的资料性》，《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3～4期
（4）许家康：《论年鉴的资料性》，《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5～6期
（5）（6）《现代汉语辞典》第5版第469页、第1428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7）纪晓华、王荣方：《对地方综合年鉴性质的再认识》，《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年第5～6期
（8）参阅武星斗《试论年鉴定义的表述》，《年鉴论坛（第一辑）》第33页，中国林业出版社，2010年5月版
大二学年鉴定表范文第2篇
一，若干背景资料的述略与评说
(一)北方某大拍卖行2007年11月的拍卖图录及第三期拍卖宣传资料刊出了“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的大云版彩照(见附表序号14拍品币数据及彩照)及简明介绍。现摘略如下：
1，光绪三十二年天津造币总厂铸造，数额不多，后因为政府欲执行的“金本位汇兑制”未确立而未获发行。
2，此币是清政府时期铸造的两种大型金币之一(另一种为“丁未”年造)。
3，此币边为“光边”，重量约为37.5克左右，以纯金制造。
4，传世所见多数品相不佳，此枚则品相完美，比较少见，近未使用。
5，香港在2007年8月底拍卖中有一枚丙午大清金币，擦伤多处……
拍品图录及宣传资料都未注明该拍品系大云版，而所附彩照为“大云版”。
(二)权威的清末民初机制币图录中的相关资料：
1，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银管理部门负责人董文超编的《中国历史金银货币通览・近代金银币章卷》1992年初版(以下简称“RY资料”)一书，第46页刊出的NO，8彩照是“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大云版)”与拍品彩照相类。书中简要注明此币系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天津户部造币总厂铸造，铸额极少，未公开发行。背面云纹粗大，币沿光边。注有重量、直径、成色等数据(见附表序号l及附图)。评为“四星级”。
2，由中国人民银行主管的“中国钱币博物馆”和“中国钱币学会”主办的《中国钱币》杂志，于2005年第2期封底刊出了“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大云版)”彩照，未刊论文(见本文附表序号3)。
3，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编《上海博物馆藏钱币・清代民国机制币》1995年初版(以下简称“SB资料)一书第3页刊有NO，6“丙午大清金币一两”的拓图及彩插中的彩照与拍品相类(大云版)。注明了重量数值(见附表序号6)及李伟先捐(漏注光边及“大云版”――笔者)。
4，浙江省博物馆李晓萍编((中国近代金银币图典))(2002年初版，以下简称“LXP资料”)第3页刊有“丙午年造大清金币一两”的彩照(与拍品相类)。书中简要注明此币系：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丙午天津造币总厂铸造……属试样性质，存世极少。书中图4彩照处(见附表序号8)注有重量、直径、成色数据，并注明版式为大云、光边，等级为1级等。
(三)其他清末民初金银机制币图录中的相关资料：
1，北京钱币学会编译的《中国硬币标准图录》中，帝制时期通用货币系列(第29至31页)只收录有银币，没有“大清金币”。
2，徐祖钦编《中国钱币目录》(1991年版)中，第4页(编号为1)收录有“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标价约合13万元人民币。未注“光边”、“大云版”等。
3，施嘉干编《中国近代铸币汇考》(1989年版，初版1949年)，在第一编金币第4、5、6页中有A3-1“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大云版)”附图(不清晰，但大云版及龙尾特点部位仍可辨识)。注有：光边，无线齿。
4，沈宏编《中国钱币目录・机制币部分》(1995年版)第1页附有“丙午大清金币”(小云版)简图，没有“大云版”简图。
RY资料第29页注明，该书图案清晰，乃是鉴别真伪之重要依据。所选之中国近代金银币均标注不同等级之星号。五星者乃存世极罕之大名誉品，无星者为普通品。据此，我国在鉴别清末民初机制金银币真伪的工作中，理应严肃地以RY资料(包括《中国钱币》季刊)为主依据。SB、LXP资料为辅依据，其他国内外团体或个人编著的图谱书刊(不论是否为“大家”)一律只能作为参考，不可作为主辅依据。
二、给拍品币查验一下类“基因”关系
拍品币与权威资料主辅依据参照币(金质见附表序号1、3、6、8，见主依据附图序号1)五枚金币在纪年、纪值及图文要素诸方面相类同(与附表中除序号1 8外的其他各币，因大小云版及纪年不相类同，本文不论述)。故有必要先查验一下各参照币间，然后再查验拍品币与选定的参照币(主依据)间的“二维”(无“三维”查验条件)类“基因”关系。
(一)用“二维鉴”先查验各参照币(主辅依据)间的“类基因”关系：
所谓“二维鉴”，就是将拍品币图像资料与主依据参照币图像资料进行平面对比鉴定的方法。
1，先查验附表中序号1、3两参照币(主依据)间的版别关系，然后确定其中之一为真品参照币(彩照)。
(1)两彩照中，币的正面“大”字上部内珠圈部分珠点的压印状态与其他珠点比较，变化显像一致。这是在生产中，安装在下方的正面模具所对应的图文局部有覆盖的固体碎屑物造成的，属于工艺缺陷范畴。
(2)两彩照中，币的背面组成龙尾的曲线束的右下第二根曲线左尖端部，与龙下左部祥云的右尖端对准，间隙1毫米左右(这一特点是区别早已出现的某一版式赝品的重要要素之一)。
(3)两彩照中，币的正面内珠圈的珠数相等，均为108。
(4)两彩照中，币背面的龙珠及龙体左方中部祥云互相有异，或许在照相制版时，光线效果有差异。
根据以上附表中序号1、3两币彩照“二维鉴”的操作效果来看，确定为同一版式(同一副压花模具)的准确度不超过70％。除非进行三维鉴，否则序号3币，不可作为真品币的主依据参照物。即使序号1彩照不清晰，也必须当作二维鉴的真品参照物。
2，再查验(二维鉴)附表中序号1、6间的版别关系。
序号6虽说是辅依据，那也得用已经确定为主依据的序号l(真品参照物彩照)来查验一下。看看辅依据序号6的“基因成色”，以便积累有用的信息资料。
(1)两彩照中，币正面“大”字上部内珠圈部分珠点的压印效果不一致，序号1较重，序号6较轻。序号6彩照对应的实物，似将生产中落入正面模具局部凹点处的固体碎屑去除(仍有少量存留)后，压印的。
(2)两彩照中，币背面龙尾下第二曲 线左尖端，与下祥云右尖端对齐(同序号1、3间的二维鉴效果)。
(3)序号1、6两彩照中，正面内珠圈的珠点数与序号1、3彩照相同，均为108。
(4)序号1、6两彩照中，背面龙体左方中部祥云“无异样”。序号1彩照较序号6彩照背面龙珠的成像效果要差(不清晰)。
序号6对应的实物为李伟先捐赠，序号1为RY资料选用的实物彩照。作为辅依据的序号6彩照，较序号3彩照更接近于序号l彩照(主依据)。序号1、6间经二维鉴确定为同一版式的准确度不低于70％。
3，再查验附表中序号l、8间的版别关系(二维鉴)。
序号8是另一枚辅依据。与序号6一样，也得用已经确定为主依据的序号1(真品参照物彩照)来查验一下。看看辅依据序号8的“基因成色”，以便积累有用的信息资料。
(1)序号8与序号6相似，正面“大”字上部部分珠点的压印效果相类。好像都是将正面模具局部内圈凹点处的固体碎屑去除(仍有少量残留)后，压印的。
(2)序号1、8两彩照中，币背龙尾须下第二曲线左尖端，与下祥云右尖端对齐(有间隙)。这与序号1、3问，1、6间的二维鉴效果相同。
(3)序号8彩照，与序号1、3、6彩照正面内珠圈的珠点数均为108，都相等。
(4)序号8实物与序号1实物的重量、直径、成色数据(见附表)都相等。序号8的背面龙珠彩照成像效果优于序号1。显然二者不属于同一成像操作。但二者是否是同一实物，二维鉴不能做出结论。
序号6是李伟先捐赠。序号8有文字说明：“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均有收藏”。没有指明序号8实物来源，即没有指明序号8实物也是李伟先捐赠。……但台北《中华集币会刊》2007第12期第43页，马定祥之子马传德文章中说：“……李伟先先生曾先后5次向上海博物馆、浙江博物馆、广东博物馆无私捐出了毕生所藏钱币……。”(没有细说是否包含序号8实物)。
与序号6一样，序号8对应的实物与序号1对应的实物经二者彩照间的二维鉴后，确定为同一版式(即用的是同一副压花模具)的准确率不低于70％。
(二)用二维法查验拍品币彩照(序号14)与主依据参照物彩照(序号1)间的“类基因”关系。
1，拍品币(序号14)彩照，正面“大”字上方部分珠点的压印状态，较辅依据序号6、8彩照，更接近于主依据序号1彩照。
2，拍品币其余二维鉴的图文要素与序号1的对比效果与辅依据序号6、8大体相类同。
经二维鉴后，拍品币与主依据的参照币间，确定为同一版式(即同一压花模具)的准确度，应略高于序号6、8对应的两枚辅依据币，即为75％。
三、“三维鉴”的具体操作概述
(一)“三维鉴”的定义：拍品币实物与主依据参照币实物之间的三维对比鉴定(借助于理工类实验室普通仪具)，称之。
(二)必要性：1，确定拍品币是否为真品，偶然误差及系统误差不能为零，按百分之五考虑，则确定为真品的准确率最高可达95％。
2，高仿赝品拍品币，经三维鉴后，可百分之百地鉴出。一般赝品拍品币经二维鉴后即可鉴出，高仿赝品拍品币有可能在二维鉴中漏网(几率不超过25％)，但逃不出三维鉴。即：二维鉴可打假，三维鉴可断真。
(三)保安：三维鉴的全过程中，凡三级以上文物，应由拍品持有人(单位)与真品参照物所有人(单位)商定有效的有关保安的具体措施，并书面签定协议，进行公证。
(四)义务与费用：真品参照物所有人(单位)，有义务有偿为全社会需求提供方便(借用)。拍品持有人(单位)应提供商定的费用支出。
(五)三维鉴的鉴定实物对象：必须是具有国家权威部门评定的三星级、四星级、五星级(国宝)文物。
(六)三维鉴实施鉴定的机构：应由部级的文物鉴定机构(钱币组)聘任的资深鉴定师(三名以上)各自独立鉴定后，再议定。最后出具有法律效力的“三维鉴”证书。
(七)三维鉴的具体操作实践述略：
1，基本技术测量清末民初机制币的三维鉴定，基本技术测量是绝对必要的。不实测，就不能高准确率地断真，高仿赝品也有可能二维鉴后漏网。没有经过三维鉴的清末民初金银贵金属币(三星级以上)，它的拍卖价位，没有理由超出公认合理的价位规范。
(1)测重量：使用物理天平即可。准确到0.01克。它是估测币坯备料现场的有用资料……
(2)测外直径：使用普通游标卡尺即可，准确到0.01毫米。可确定两枚机制币使用切边模的异同等资料……
(3)测拍品币和主依据参照币两个对应相同图文元素点之间距，准确到0.01毫米。例如：测量两币对应珠圈上，两个不同珠点的中心距，比较测量数值的差异……又如：测量某对应直线与其他图文元素相交、相切的几何表象差异。
2，工艺缺陷的比较：“工艺缺陷”是指在机制币的生产过程中，非人为意愿的因素造成的缺陷。例如偏心距、正背面的角位移、局部压印状态较深(或浅)……这种缺陷一般不具有人为的复制性，是辨真伪的重要项目之一。即赝品币要想复制成与真品币具有多项相同的工艺缺陷，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两维鉴辨真伪的核心操作。
(1)中心距偏差：即指币坯的几何中心与模具(正面或背面)图文的几何中心的偏差。这个偏差的两个数值，准确到0.10毫米，测量方法不详述。
(2)正背面间的角位移偏差：这是在压花模具安装在压床上时，正面模具(一般固定在下方)的图文左右均分线(直径)，与背面模具(一般固定在上方)的图文左右均分线(直径)，不重合(应该重合)形成一定的交叉角(在水平投影面上)。这个交叉角就使被加工的成品币正背面间有角位移。其测量方法不详述。
(3)两面角偏差：清末民初机制币正背面模具在安装固定在机床上后，中轴线不共线，两工作面不平行，因而造成了两面角偏差。这个偏差的直接效果就是使部分模具工作面率先接触币坯，因而压花较重较深，而其余部分压花就相对较轻较浅。其测量方法不详述。
三维鉴的设计与操作技术水平较高。大多数情况下还要自制一些专用工具。但三维鉴对任何清末民初机制币的鉴定都是可以实现的。
四、星级数、枚数、价位
(一)星级数：丰依据参照币(见附表序号1及附图)“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大云版”的彩照，在RY资料第46页NO，8已注明为四星级。小云版则为五星级，见RY资料第47页。而拍品币(见附表序号14及附图)漏注了大云版，模糊了星级数的差别。
(二)枚数：根据经验公式，枚数=A×10n。式中A代表1、2……8、9个位数之一，指数n代表o(对应五星级)、1(对 应四星级)……4(对应一星级)、5(对应常品)。因此“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币库平一两大云版”的枚数应大于10，而小于100。这从多年来图录、报刊、拍卖会上出现的次数表象来看，枚数为数十枚的推断是适当的。
(三)价位：拍品币(附表序号14)经二维鉴后，如果鉴定为四星级真品的准确率达到了75％时，其价位可在60万至80万元人民币范围内。没有进行二维鉴，不可在80万元人民币价位上冒顶。如果经过三维鉴，且定为真品的准确度达到(或超过)了90％时，其价位在竟拍中可以在80万元人民币上冒顶，但不可以在国宝五星级的120万元人民币的价位上冒顶。首先举牌达到120万元人民币的竞买人，在落槌后成为买受人。
五、结论
(一)拍卖品为“光绪丙午年造大清金币库平一两(大云版)”(见附表序号14及附图)，经二维鉴后，居然达到了定为真品准确率的75％，这是多年来机制币重头拍品的突出好现象，值得庆幸。
(二)成交价90多万元已属国宝五星级的价位范畴。没有经过三维鉴的四星级“准真品币”，最高成交价应在80万元以内较为合理。
六、结束语
(一)笔者无意涉入或搅和某些特定的商务活动，也无意参与学术研究以外的其他笔头讨论；仅仅是做些有益于社会的好事而已。查出“张像金银币”、“孙像(正面西服)金银币”等为臆造币，这不正是有益于中国机制币研究的好事吗?
(二)“张像、孙像金银臆造币”论文尚未发表，可是2007年初冬的拍卖活动中，并未出现此两类臆造币的影子。拍卖行的信息渠道不错嘛?可是为什么“不知假贩假”先捞上一把呢?好样儿的!中国拍卖行的“诚信”原则，还没彻底变味儿!
(三)本文在起草过程中，力求在条理性、逻辑性、可读性等诸方面形成一个类讲义型的文章。欢迎有关高校、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使用。对于贫困师生，不主张“著作权”，请随意。
(四)验鉴文物应符合科学性，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圆不说方、长不言短、有不瞒说无；一是一、二是二、掷地有声、无可辨驳。在科学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尤其不可玩耍小伎俩、小动作……阻碍科学研究的顺利进展。
大二学年鉴定表范文第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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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
＇
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学鉴定书
最高法院司法鉴医字（）第号
委托单位：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
案由：（中止）
被鉴定人：黄静，女，年月日出生
送检日期：××年月日
鉴定内容：⒈死亡原因
⒉死亡方式（有无外力致死的法医学依据）
鉴定专家：徐英含
浙江大学医学院病理法医研究所教授
中国法医学会原理事
中华病理学会原理事
何颂跃医学博士主任法医师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处处长
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周伟医学博士副主任法医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技术信息研究中心检察技术处副处长
中国法医学会临床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法医学会副秘书长
刘良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系主任
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官大威医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医科大学法医学院副院长
中国法医学会法医病理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鉴定组织：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材料：
⒈湘潭市公安局预审卷宗五卷及所附照片；
⒉既往鉴定文书；
⒊湘潭市第二人民医院制作的病理切片张；
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制作的病理切片张；
⒌中山医科大学提交法院制作的病理切片张；
⒍本次鉴定活动重新切取的病理切片张；
⒎初次尸体检验现场勘察录像资料；
⒏黄静遗体。
一、案情概要及鉴定经过
据案卷材料反映，××年月日被鉴定人黄静在学校宿舍中被发现死亡，并经过当地公安系统三次法医学家鉴定和物证、毒化检验。此后，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了法医学文证审查及鉴定活动，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因本案相关尸检材料遗失而中止鉴定委托合同。因上述多次鉴定结论存在争议，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通过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我中心进行复核鉴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鉴定工作的相关规定，我中心聘请并组织国内法医学专家赴湖南开展鉴定活动。
为协助本次鉴定活动，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通知黄静家人、嫌疑人、既往参与鉴定的有关人员于××年月日举行鉴定专家组了解案情及相关事宜会。当日，在当地法院组织下，我中心鉴定专家组向黄静家人、嫌疑人、既往参与鉴定的公安系统法医、南京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人分别了解了与案件鉴定的相关事项。中山医科大学法医鉴定人因故未能参与，提供以原鉴定文书为基础的书面说明材料。经过对案件材料审查，我中心鉴定专家组要求送检法院补充黄静现场遗留的内衣等物证、中山医科大学鉴定时提取组织制作的切片材料，并于××年月日在湘潭市殡仪馆对黄静遗体再次进行法医学剖验。本案在湖南检验期间，送检法院提供了中山医科大学制作的病理切片等材料、雨湖区公安分局向法院提供黄静现场遗留衣物未提取的说明材料。鉴定专家在对本案所获的全部材料进行审查和复读的基础上，经过分析论证，达成共同意见，制作本鉴定书。
二、文证材料审查概要
⒈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司法医学鉴定书概要（潭公法检字第号）：
尸表检验：××年月日上午时检验见，死者黄静尸长厘米，尸斑呈暗红色，分布于颈后项部、腰背以四肢背侧未受压部位，压之退色，尸僵未形成，角膜透明，双瞳等大，直径毫米，球睑结膜苍白，嘴唇苍白，口鼻腔及双耳腔内未见明显异常，双手指甲发绀，双下肢腘窝部见小片状擦痕伤。××年月日下午时检验见，尸斑压之不退色，各大关节尸僵均已形成。左腘窝部见大小点片状挫伤擦伤痕，伴皮下出血，右腘窝部见挫擦伤，伴表皮剥脱。会干净，处女膜完整，无破裂现象。取脑组织、肺、心脏、胰、肝、肾、脾、肾上腺、胸腺、子宫及附件等送病检，取胃内容及胃壁组织送毒物化验。
解剖检验：头皮及颅骨未见明显损伤痕，硬脑膜完整，脑组织未见明显异常改变，气管及支气管内未见明显异常，胸腺大小形态正常，双侧肺呈肿胀饱满，有明显捻发感，切面见大量泡沫液流出，右肺上叶下部部分与膈面有粘连，双侧胸腔未见明显异常，心脏大于死者本头，呈舒张状态，表面脂肪较多，心尖部及左右室后壁散在多处针尖状出血点，位于右心室后壁近室间隔部有一大小暗红区，右心室近三尖瓣处有一大小附壁血栓。主动脉根部冠状动脉口处有一大小条状血栓，部分位于冠状动脉内。在冠脉口两侧部见一范围的浅黄色粥样硬化斑，各瓣膜以肌肉眼观未见明显异常。左室壁厚度，右室壁厚，二尖瓣周径，三尖瓣周径，主动脉瓣周径，肺动脉瓣周径
病理检验（湘潭市二医院号病理学报告概要）：⒈请查询既往有无风湿病史，不排除风湿性心脏病；⒉符合主动脉粥硬化（早期）。⒊考虑慢性肺淤血；⒋其余各脏器除淤血外未见明显病变。
鉴定认为死者黄静系患风心病、冠心病急性发作，在未及时有效的抢救措施情况下，可导致急性心功能衰竭和急性肺水肿而猝死，推测死亡时间为第一次检验前小时，距最后一次饭后小时以上。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⒉湖南省湘潭市公安局法医学检验鉴定书概要（［］潭公法物检字第号）：
：送检现场床边地上提取搓成团的卫生纸张，尸体检验时提取阴道口分泌物和阴道拭子，要求检验精斑。
检验结论：所送检的卫生纸其中一张检出精斑。
⒊长沙市公安局理化检验报告概要（［］长公刑化字第号）：
：经检验，死者黄静胃组织中未检出毒鼠强、氰化物、有机磷农药。
⒋湖南省公安厅刑侦局法医学鉴定书概要（［］湘公刑技第号）：
××年月日：时检验：尸体冰冻状态，下腹部两侧有尸绿斑。
尸体检验：头面部于左下颌角后处见一皮下红点，表皮无破损，双侧颈肩结合区皮肤色红，其中右侧见一针尖大小表皮破损。颈后部项背结合区正中第六颈椎处见一表皮剥脱、色红。背部左侧见散在上臂上段外侧见长的细条状表皮划痕，未破皮肤层，色红。双手腕外侧皮肤色红。左髌骨下方见的陈旧性疤痕，左腘窝在范围内见六处皮下出血，大小～不等，左腘窝内侧见、、三处皮下出血，左内裸处见的表皮剥脱，色白；右膝髌骨处见的陈旧性疤痕，右腘窝上处见一皮下出血，右腘窝在范围内见八处皮下出血，大小～不等，右腘窝在范围内见八处皮下出血，大小不等，右腘窝内侧见、、三处皮下出血，上述皮下出血均呈类圆形或类椭圆形，部分交叉。会阴道大内侧粘膜有脱落，脱落的粘膜色白；胸腹正中线处见解剖缝合线，余体表未见明显异常。
病理检查：湘潭市二医院做死者组织腊块（号）枚，病理切片（号，）片以及部分脑、心、肺、脾、胰、肾、子宫、卵巢组织。
肺：不规则肺组织坨，其中实变似脾样肺组织坨共大小，较大一坨有楔形出血区，底部为胸膜侧，尖端朝向肺门；镜下高度淤血、水肿，有出血，肺泡隔坏死。另坨肺组织共，灶性淤血，绝大部分肺泡充气。
心：送检心脏已多个平行横断面切开，大小，重镜下所见示有轻度风湿性心脏病，轻度风湿性心内膜炎、心肌炎与冠状动脉炎，轻度冠心病，主动脉轻微粥样硬化。
其余肾实质死后自溶；肝脏轻度慢性间质性肝炎，肝细胞轻度变性、轻度淤血。脾脏轻度淤血与死后自溶；胰显着死后自溶；脑膜轻度淤血，脑组织轻度淤血、水肿，各部分神经细胞轻度变性，未见出血、坏死病变。子宫呈晚分泌期子宫内膜；一侧卵巢显黄体出血。
鉴定结论：黄静系因肺梗死引起急性心力衰竭与呼吸衰竭而死亡。
⒌湖南省公安厅法医物证检验报告概要（湘公刑技字第号）：
：送来下列检材要求进行检验：⒈提取死者黄静阴道口擦拭卫生纸一团及床边地上卫生纸七团；⒉死者男朋友姜均武血痕一份；⒊死者黄静胃组织一份。
检验结果：现场提取的团卫生纸中，有团检出人精斑，的基因型与姜俊武的基因型一致，极强力支持上述精斑为姜俊武所留；死者黄静阴道口擦拭卫生纸中未检出人精斑，但有大量上皮细胞，其基因型与死者黄静的基因型一致，极强力支持所送检的阴道口卫生纸中的上皮细胞成份为死者黄静所留。
⒍湖南省公安厅刑侦局法医学鉴定意见书概要（湘公刑技字第号）：
：⒈根据病理检验结果分析，黄静系因肺梗死致急性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⒉双下肢腘窝处小片状椭圆形或类椭圆形皮下出血为生前伤，系他人形成；根据损伤特点分析推断，符合表面光滑的条状物体挫压（如手指作用）所致。⒊病理检查发现黄静有一定程度的心脏病变，主要表现为心内膜、心瓣膜、心肌间质的炎症、水肿及血管壁细胞成分增多等，这些病变在一定条件下（如情绪激动）可以引起心血管系统的变化（如血栓形成）从而导致上述死亡结果；其体表外伤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成为一个间接诱发因素。
⒎湖南省公安厅刑事技术检验报告概要（湘公刑技字第号）：
将死者黄静胃组织、胃内容及肝组织送检，要求作常见安眠药（巴比妥、安定、三唑仑、氯丙嗪）成分检验。采用气相色谱、气质联用分析，未检出巴比妥、安定、三唑仑、氯丙嗪成分。
⒏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第号书证审查意见书概要：
审查意见：黄静属非正常死亡，因风心、冠心病或肺梗死猝死的根据不足。
⒐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概要（中鉴号：；病理号：）
尸表检验（）：尸体呈高度腐败状，全身皮肤可见腐败性表皮剥脱及腐败气泡、霉菌斑形成。头皮、胸、腹、后背、双侧腘窝可见缝合的解剖切口。右侧腘窝皮肤见数个境界较清晰的挫擦伤痕伴皮下出血；左侧腘窝皮肤见散在皮下出血，挫擦伤境界欠清晰。
内部检查：颈部皮肤腐败，颈部浅、深肌群可辨认。舌骨、甲状软骨、环状软骨未见骨折。气管内无异物。颈椎未见骨折。背部皮肤及皮下组织未见明显出血。胸骨、肋骨无骨折。大部分肺组织仍留于胸腔内，已高度腐败。腹壁未见出血。大部分肝脏留于原位，呈高度腐败，质地如泥。大部分脾脏留于原位，被膜有皱缩，切面液化。胃空虚，各肠段腐败，膀胱完整，切开未见尿液。子宫、卵巢、输卵管等其它器官已被提取。双侧肩部皮下软组织未见明显出血。
大体标本检验（湘潭市公安局提供）：心表面及各心腔已被多个断面切开且不完整。右心表面脂肪组织较多。左心室肌厚，右心室肌厚，心肌切面未见梗死灶。各瓣膜未见粘连、增厚、硬化，瓣膜缘光滑，无赘生物。腱索弹性好，肌未见异常。左冠状动脉前降支管腔直径约，右冠状动脉管腔直径，管壁未见粥样硬化斑块形成，管腔通畅。肺组织块切面淤血。部分切面可见小灶性出血。肝、肾切面淤血。脾组织被膜有皱缩，切面轻度淤血。脑、胰、子宫、输卵管、卵巢组织块表面及切面肉眼未见明显异常。
大二学年鉴定表范文第4篇
【正文】
近代法国档案工作改革揭开了正规档案鉴定的序幕。进入20世纪，各国面对文件数量急剧增长的现实，开始从理论上积极探求档案鉴定的原则与标准。首开先河的是德国提出的“年龄鉴定论”，核心思想就是尊重高龄案卷。这一思想成为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萌发的标志。从此之后，外国档案鉴定理论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理论观点不断涌现、推陈出新。各国由于历史和文化背景存在差异，对档案价值形态的认识和把握不尽一致，从而使各国提出的鉴定原则与标准表现出鲜明的本国特色。然而，档案鉴定理论是对档案价值规律和档案鉴定原则、标准的理论总结和科学提炼，对鉴定实践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透过各国纷繁复杂的鉴定理论观点，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可以看出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
一、档案鉴定理论的历史发展
20世纪初至今，外国档案鉴定理论中影响较大的主要有“年龄鉴定论”、“行政官员决定论”、“职能鉴定论”、“双重价值论”、“利用决定论”和“宏观鉴定论”。
（一）20世纪初的“年龄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迈斯奈尔1901年提出的。他在担任德国国家机密档案馆馆长期间，以多年实践经验为基础，总结出了一套档案鉴定的理论体系——包括六条一般原则和七条具体标准。他指出鉴定遵循的一般原则包括：第一，事关档案存毁的决定必须当机立断；第二，必须避免极端行为，既不要过于谨慎保存，也不要过于随便抛弃；第三，不要以抽象概念作为价值标准；第四，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16世纪以前的案卷不得销毁；第五，为暂时目的使用的案卷在目的达到后应当销毁；第六，一个永久性机构成立经过的案卷应当保存。他提出的鉴定标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档案内容；二是档案来源。
迈斯奈尔的鉴定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首先，他第一次提出了“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的著名思想并没定了具体的禁毁年限，这是一种“颠覆传统”的鉴定思想，改变了过去各国销毁古老文件、保留近期文件的习惯做法，带动各国相继制定禁毁年限，使历史档案得以妥善存留。其次，他第一次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鉴定原则与标准，构建了一个鉴定理论体系，改变了过去各国对鉴定进行粗线条简单规定的传统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均是一次重大突破。再次，他第一次提出了档案来源是最重要的鉴定标准之一，强调不能把档案视为零散材料孤立地进行价值评判，而应以档案固有的行政关系为背景进行鉴定，全面考虑形成机关在政府结构中的地位，以及机关职能与上下级单位职能的关系。他的观点是对来源原则在鉴定领域适用性的首次肯定。
（二）20年代的“行政官员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英国档案学者詹金逊(HilaryJenkinson)提出的。他在1922年出版的代表作《档案管理手册》中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鉴定思想——档案人员不宜参与文件的鉴定和销毁，鉴定应由行政官员自行决定。一方面，他认为文件证据的神圣性是行政官员决定鉴定的基础，因为文件是行政管理无意识的副产品，是行政活动和事务处理的原始证据，不能允许后来的加工整理者进行人为于预，否则文件的原始证据性就会遭到损害。另一方面，他认为档案人员参与文件鉴定至少会带来两种负面后果：一是档案人员在鉴定中的个人判断会玷污档案作为原始证据的神圣性；二是档案人员的干预也会妨碍档案保存目的的实现，不利于满足历史学家或其他研究者对档案的利用需求。
行政官员决定论有其正确与合理的一面。因为档案文件不是档案人员形成的，也不为档案人员所用，其价值判定及存毁自然不能由档案人员单独决定，而应主要由文件的形成者和利用者决定。但是它将档案人员排除在鉴定工作之外，存在明显的局限性。这是因为，第一，行政官员由于缺乏客观的历史文化意识，若由其单独自行决定档案的存毁，往往不利于维护档案的原始证据性。行政官员难免会出于个人目的而刻意剔除、销毁甚至编造于己不利或有利的文件。第二，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保证档案的总体质量，因为行政官员不易准确把握销毁的“度”，既容易销毁过多，也容易销毁过少。第三，排斥档案人员参与鉴定也不利于档案价值的充分发现与实现，因为行政官员站在机关的立场，难以从社会总体需求的角度去全面判断档案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行政官员决定论是一种古典鉴定观，现在看来已经过时。
（三）20世纪20～30年代的“职能鉴定论”
这种鉴定观是波兰档案学者卡林斯基提出的。他认为应按照文件形成机关在政府机构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档案文件的价值及保管期限。换句话说，档案文件的价值大小和保管期限的长短与其形成机关的地位高低和职能重要性总体上成正比。据此，他把档案文件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最高行政机关的文件，一般应永久保存；另一类是低级机关的文件，只需保存一定时期后就可以销毁。此外，他还提出了鉴定单份文件的标准，包括一般标准、法律标准、行政标准、历史标准、地理标准、替代标准和典型性标准等等。
职能鉴定论的进步意义在于发展了迈斯奈尔的来源鉴定思想，因为它不仅强调档案价值的鉴定与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直接相关，而且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即形成机关地位越高、职能越重要，档案文件的价值相应就越大。后来经过实践检验，这一结论虽有一定的科学性和普遍性，但其局限性与片面性也很明显。因为不具体分析文件的内在价值，而仅从其形成机关的外在角度去鉴定难免有肤浅、粗放之嫌；而仅凭机关的地位级别来决定其档案文件的存毁和划定档案文件的保管期限则更有片面和武断之嫌。事实上，高级别机关的文件未必都有保存价值，低级别机关的文件也未必就没有保存价值。档案文件的价值特别是历史文化价值决不能仅仅由其形成机关的级别地位来决定，而应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具体分析。
（四）20世纪50年代的“双重价值论”
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谢伦伯格(TheodoreSchellenberg)提出的。他在1956年出版的代表作《现代档案——原则与技术》中系统地阐述了这一鉴定理论——公共文件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一是对原形成机关的第一价值；二是对其他机关和个人利用者的第二价值。具体来说，第一价值分别体现为行政管理价值、法律价值、财务价值和科技价值；第二价值包括证据阶值和情报价值。其中，形成机关的行政官员对鉴定第一价值负主要责任；而鉴定第二价值则应主要由档案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来完成。
与行政官员决定论和职能鉴定论相比，双重价值论具有明显的进步与深刻之处。首先，谢伦伯格不是反对、而是大力主张档案部门及其人员积极参与鉴定工作，这不仅避免了鉴定的片面性，有利于全面发现档案的历史价值，而且深刻地反映了历史档案与现行文件的密切联系，为文件、档案的一体化管理提供了有力的保证。这正是谢伦伯格的现代鉴定观取代詹金逊的古典鉴定观的根本原因。其次，谢伦伯格不再把鉴定标准的重心单一放在形成机关的地位和职能等外在特征上，而主张从文件自身属性与利用者需求的关系角度来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其贡献一是确认了档案价值是档案文件客体满足利用者主体需求的关系，真正揭示了价值的实质；二是把档案价值根据不同需求主体区分为两种形态，使认识更加深入。后来欧美档案学者正是依据文件双重价值形态的转化提出了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谢伦伯格也由于在档案鉴定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而被誉为“美国档案鉴定理论之父”。
（五）20世纪60～70年代的“利用决定论”
这种鉴定观的代表人物有美国档案学者菲斯本(MayorFishbein)、布里奇弗德(MaynardBrichford)和芬奇(ElsieFreemanFinch)等。他们的核心观点是将学者、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利用需求视为鉴定档案的最重要标准，鼓吹第二价值决定档案的根本性质。他们有的主张“编史工作的最新趋势是判断文件价值的首要标准”；有的提出“鉴定既要考虑文献资源的长远利用，又要考虑学者的潜在需求”；有的更进一步指出“了解用户为什么和怎样接近档案将提供鉴定文件的新标准”。总之，这种鉴定观一切从利用者的角度出发，突出强调学者的需求是判断文件价值的决定性标准。
尽管利用决定论希望通过关注利用者的需求来增强社会公众的档案意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合理性。但其局限性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很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因为一方面，利用决定论会使鉴定过程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片段性和非协调性。档案人员如果与学术市场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导致馆藏档案只限于满足狭隘的学术研究需要，无法广泛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利用决定论实际上破坏了文件在其形成者业务活动中形成的有机联系，完全忽视了形成者延续机构记忆的需要。它使鉴定标准脱离了文件及其形成者本身，从而削弱了文件来源的重要地位，损害了文件在社会记忆中的真正价值。正因如此，利用决定论后来遭到了美国档案界的批评和否定。
（六）20世纪80～90年代的“宏观鉴定论”
宏观鉴定论是一个统称，主要包括“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文献战略”和“宏观鉴定战略”。
1.“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这种鉴定观是德国档案学者布姆斯(HansBooms)提出的。他早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指出档案价值应当是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既不取决于詹金逊所说的行政官员，也不取决于谢伦伯格所说的历史学家，而是取决于人民大众。他起初把社会公共舆论视为鉴定标准，但后来认识到这太过抽象而且不切实际，就将鉴定理论改进为“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90年代初，这一理论基本成熟，核心观点是主张档案应体现文件产生时期的社会价值，但这种社会价值并非直接通过研究社会公共舆论来确定，而是间接通过了解重要文件形成者的职能来判断。这样一来，档案人员在鉴定时需要对文件形成者、特别是其职能进行全面分析。只有这样，才能用明确的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复杂的社会价值，也才能使鉴定标准相对简单明确且具有可操作性。总之，社会分析与职能鉴定论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文件形成者职能来体现社会价值。
2.“文献战略”。这种鉴定观是美国档案学者塞穆尔斯(HelenSamuels)提出的。80年代中期，她针对传统鉴定方法的不足，要求改变鉴定过多关注文件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和文件的外在形式的做法，转而围绕某一正在进行的主题、业务活动或地域制定鉴定方案，特点就是要求以文件的主题作为主要鉴定标准。这就是“文献战略”。但北美档案界对文献战略存在争议，不少学者认为它的不足在于缺少确定主题的适当方法，适用范围较窄。后来塞穆尔斯也认识到这些不足，到90年代初，她将“机构职能分析”的观点引入了文献战略，使这一鉴定理论相对完善。调整后的文献战略认为，鉴定的起点不再是检验具体文件，而是分析文件产生的背景，特别是现代社会中面对机关频繁变动的现实。只有将鉴定的着眼点从形成机关的组织结构转向机关的职能，才能准确地判断档案文件的价值。总之，“文献战略”的核心思想也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来判断档案的价值。
3.“宏观鉴定战略”。这种鉴定观是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Cook)提出的。他同样认为传统的鉴定理论需要革新，主张档案人员在鉴定前需要了解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文件的形成过程，通过鉴定来准确反映社会发展趋势与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的有机联系。为此他于80年代末提出了“宏观鉴定战略”。这一鉴定理论不再局限于传统理论中的价值标准，提出应全面考虑社会结构、文件形成过程、文件形成者及其职能等多种因素，从而使鉴定的重点由根据研究目的判定文件价值转变为根据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和结构来鉴定文件形成背景或文件来源的重要性。这一思想到1991年在加拿大国家档案馆得到实施，表现形式就是“新宏观鉴定接收战略”。战略的基本思想是，档案应体现文件形成的相互联系，档案价值取决于社会结构，通过社会职能得以体现。为此，加拿大国家档案馆的鉴定方法是以文件有机联系为基础、以文件来源为中心，要求分析和鉴定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计划、活动和业务的重要性。这样一来，鉴定的着眼点不再是单份文件的内容或价值，而是生成文件的政府职能、任务或活动。这种鉴定观显然更加宏观，它超越了传统理论对文件内容的关注，转变为对文件通过其形成机关职能、计划、业务、活动等所表现出来的“宏观联系”的关注。总之，“宏观鉴定战略”的核心思想同样是——依据文件形成机关的职能对档案文件进行宏观鉴定。
4.宏观鉴定论的共同点。上述三种鉴定理论之所以统称为“宏观鉴定论”，是因为它们具有两个明显的共同点。
首先，它们都把档案鉴定提升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都认为档案价值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它们都不再局限于将档案价值单纯理解为文件客体对利用者主体需求的满足，而是将档案价值与社会的运行方式、发展动态紧密相联，视档案价值为社会自身价值的反映。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广泛的社会鉴定观。
其次，它们都超越了传统鉴定理论中的价值标准，转而强调职能鉴定标准。它们规定的鉴定着眼点都不再是具体文件，也不再是文件的内容，而都是文件形成者的职能、任务或活动。它们都认为文件形成者的职能就是社会宏观职能的最佳体现。因此它们都属于一种宏观的职能鉴定观。
这两个共同点是上述三种鉴定理论的深刻与独到之处，也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联系日益紧密且呈一体化的宏观趋势。但不足之处在于这种宏观鉴定在现实操作层难以具体化，要将其具体化为可操作的鉴定标准难度极大，容易造成浮泛、粗放的鉴定结果。
二、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规律
尽管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论述角度与具体内容不尽相同，但它们还是存在一定的共性，即通常需要涵盖两方面的基本内容——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前者是档案鉴定的理论依据，后者是档案鉴定的操作指导，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通过深入分析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对档案价值和鉴定标准的认识发展，笔者认为具有以下两点规律性特征。
（一）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到全面、从狭隘到科学的特征
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表明，各国学者在不同时期提出的鉴定观都包含了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而且他们对档案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提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行政官员决定论”把档案价值界定为文件对形成机关行政官员的作用，也就是谢伦伯格所说的“第一价值”。“职能鉴定论”也把档案价值理解为形成机关地位高低和职能大小的对应表现，强调的同样只是文件的第一价值。这说明，詹金逊和卡林斯基对档案价值的认识和揭示是较为片面的，这也正是他们鉴定观的重要局限。“双重价值论”对文件价值的认识开始从片面走向全面，不仅包含了第一价值，还兼顾了第二价值。这种全面、准确的鉴定观使谢伦伯格超越了前人。而“利用决定论”对价值的认识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暴露出过于强调第二价值而忽视第一价值的局限，也是一种片面的鉴定观。“宏观鉴定论”从较为宏观的视角将档案价值提升为社会价值，实际上不仅包括第一价值，而且包含第二价值。可以说，宏观鉴定论继承了双重价值论的精华，并且推动鉴定理论具有了一个更广泛的研究视野。
上述鉴定观的发展进程显示出国外学者对价值的认识具有从片面走向全面，从狭隘走向科学的规律性特征。这不仅符合人们的认识规律，也是由文件和档案运动规律决定的。因为文件从作为形成机关行政管理和业务运转的管理工具到转变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历史记录——档案，导致变化的根本因素还是文件内在价值形态的转化。随着学者们对文件和档案运动过程和规律认识的深化，他们对档案价值的揭示必然会更加全面和科学。
（二）对鉴定标准的规定具有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特征
鉴定标准是实施鉴定的具体手段，具有可操作性的特点。对鉴定标准的规定也是各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20世纪外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表明，各国学者对鉴定标准的规定虽不完全一致，但总体遵循了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相对抽象的发展规律。
大二学年鉴定表范文第5篇
【关键词】档案鉴定标准确立执行
档案鉴定作为一种价值评价活动，主要表现为主体以一定的评价尺度或标准来衡量被鉴定的档案价值这一客体的活动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参与评价的主体存在着学识水平、分析问题能力等的差异，加上档案的自身价值存在多样性、相对性和潜在性等特点，因此在对档案进行价值鉴定时，易出现不同的鉴定意见或结果。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鉴定工作的科学性及鉴定结果的准确性，必须首先确立明确的档案鉴定标准，以此为依据，方能保证档案鉴定工作的有序进行。本文拟对中外档案界长期形成的一些档案鉴定标准进行简要列举，并在此基础上简析我国的档案鉴定理论与实践，明确其所存在的不足及应采取的一些改进措施。
一、档案鉴定标准简介
总的说来，档案鉴定标准可分为两大类，即理论性标准和技术性标准。
（一）理论性标准
理论性标准是档案价值鉴定的基本标准和理论依据，综观中外档案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研究成果，档案鉴定的理论性标准主要包括：
1、德国档案学家迈斯奈尔提出的年龄鉴定标准和来源鉴定标准。
（1）年龄鉴定标准：即“高龄案卷应当受到尊重”。迈斯奈尔主张：每一个国家应设置一个禁销档案的“界限年份”，应对在此年份前形成的档案加以高度重视、妥善保管，而不应擅自毁弃。
（2）来源鉴定标准：强调不能把案卷当作零碎的材料孤立地、分别地单独评判，而应当以它们固有的行政关系为具体背景进行鉴定，即在鉴定时，应该考虑各行政单位在政府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其活动性质，以及这种活动与上下级行政单位活动的关系。
2、波兰档案学家卡林斯基提出的“职能鉴定论”。这是在研究继承迈斯奈尔来源鉴定标准的基础上提出的，主张按照形成档案的机关在政府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的重要性来确定文件的价值及保管期限。
3、美国档案学家谢伦伯格提出的文件双重价值鉴定标准。指出文件价值中存在着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的区别，这是按利用文件的主体为参照进行划分的。指出公共文件的价值首先体现为对原机关的原始价值，即第一价值，具体体现为行政管理、财务、法律和科研价值；而后再体现为对其它机关及非政府方面使用者的从属价值，即第二价值，分为证据性价值和情报性价值两种形式。对这两种不同价值，在鉴定时应予以充分考虑。
4、宏观职能鉴定标准。这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子文件大量涌现后的产物。“此时鉴定的注意力首先不是形成者来源，而是能够反映社会需要的各种社会职能活动过程或其主题”①；“宏观鉴定法所面对的不再是单份文件，而是某种职能的文件”②。
5、效益标准。这是欧美国家近些年来在鉴定中奉行的一条原则，主张在鉴定档案保存价值时应考虑到档案的保管费用。从其发展历程看，效益标准已从出现伊始的饱受批判转变为被各种鉴定体系广泛采用，显示出了其实用科学的一面。
6、相对价值标准。这是我国档案学界提出的一种档案价值鉴定标准，即在承认文件的价值取决于档案客体属性及其满足利用者需要的程度之前提下，适当分析全宗和全宗群内档案的完整程度，从全宗和全宗群范围内来观察档案被保存的状况。通常情况下，全宗和全宗群档案的完整程度越高、绝对数量越多，每一份文件的价值就相对越低，反之则越高。即：在一定情况下某些文件的保存价值和保管期限可以相对地提升或降低。相对价值标准的提出，旨在使档案鉴定工作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机械主义和教条主义。
（二）技术性标准
技术性标准是档案鉴定实践中用以参照的具体标准，主要有文件材料的归档和不归档范围、档案保管期限表、档案鉴定工作制度等。
我国目前的档案保管期限表可分通用档案保管期限表、专门档案保管期限表、同系统机关档案保管期限表、同类型档案保管期限表和机关档案保管期限表五种类型。它们是各机关、档案馆鉴定档案价值、确定档案保管期限的依据和标准，以此作为参考，文书立卷人员能较容易地区分文件的不同保存价值，初步确定其保管期限，为以后档案馆鉴定档案的价值打下基础。至于档案鉴定工作制度，则包括制发鉴定档案的标准文件、档案鉴定工作的组织领导和销毁档案的标准与监销制度等几方面内容。一种健全的档案鉴定工作制度，可以有效保证档案鉴定工作的质量和防止有意破坏档案，使档案的鉴定和销毁工作有组织、有监督地进行。事实证明，这些技术性标准在文书档案人员的具体鉴定工作中起到了有力作用。
二、我国档案鉴定理论的发展及档案鉴定标准的确立过程
（一）我国档案鉴定理论的特征
我国的档案鉴定理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是在学习原苏联档案学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践，并且吸收了民国时期档案学有关档案鉴定理论而逐步形成的。民国时期的档案界提出的鉴定标准均重视档案的历史价值和行政价值，但它存在缺陷，即仅仅停留在机关范围内的一般的行政价值和历史价值的认识上，且当时没有得到有效实行。而原苏联的档案鉴定理论对我国的影响可说是最为深刻和久远的。例如，原苏联档案界提出：档案的鉴定原则是历史主义原则、党性原则、全面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在鉴定档案的价值时，应考虑文件内容、文件来源、文件的形式特征、情报的重复性、档案全宗文件的完整程度、文件的物理状况及文字、语言、艺术及其它特点，等等。这些原则和标准被我国档案工作者加以吸收和借鉴，再与我国的档案鉴定工作实践相结合，明确提出了鉴定档
案价值时应考虑的相对价值标准、社会需要标准等新的标准，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概念、原理体系。无可否认，这些鉴定理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确实对我国的档案工作起到了一定指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档案的安全，防止了任意销毁档案文件的事件发生，有效地保证了我国档案管理工作的有序性。
但是，建国以来长期形成并得以贯彻的具有我国特色的档案鉴定理论，虽在实践中证明了其价值，但同时也正是实践——这一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宣告了这些理论自身存在着的不足。因为我国的鉴定理论一直以来都侧重于对鉴定的原则、一般分析方法、保管期限和保管期限表以及鉴定工作组织的研究，而对档案鉴定中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应用技术研究得不够，这在实际工作中就显得空泛，缺乏足够的实用性，可操作性不强。“对基本理论研究的不足，造成‘档案价值’概念模糊，鉴定的理论框架构建不起来；对应用技术研究的不足，造成具体的操作技术、标准、鉴定质量的检查与控制的方法空白或残缺”③。事实上，在科学研究中，定性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是两种常用的分析方法。我国长期形成的鉴定理论往往侧重于对档案鉴定的原则及其工作性质等等进行描述、概括，而忽略了档案价值中实际存在着的数量关系，缺乏足够的定量分析的成分。这一现象与其它许多国家明确规定文件进馆比例的做法相比，显然存在着具体操作上的困难，鉴定质量无法得到保证。
（二）在此时期内确立的鉴定标准：档案保管期限表
档案保管期限表是档案鉴定的技术性标准，是以表册形式列举档案的来源、内容和形式，并指明其保管期限的指导性文件，是鉴定档案集中保存和确定档案保存期限的依据，是开展档案鉴定工作和保证其质量的有效工具，是国家管理和控制档案信息资源的重要手段，对防止错误销毁档案，为子孙后代保存历史文化财富提供了一定保证。但是，在充分认识档案保管期限表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它自身存在的不足：
一是条款太少。文书档案保管期限表经过几次修订，条款日趋简化，概括程度越来越高，难以涵盖复杂的档案类型、范围，这与国际上文件处置标准日益细化的趋势相悖。
二是档案保管期限表“就具体的鉴定标准而言，基本上属于‘职能鉴定论’的范畴”④，这与国外许多国家鉴定标准呈多元化的现象是相脱节的。我国档案学界近几年来虽也在理论上提出了类似的标准，但在具体操作时却忽略了这些。因此，我们的档案保管期限表中的鉴定标准表现单一化，在具体操作时“很难逐项鉴定档案的证据价值、情报价值，进而也就无法保证永久保存的档案是否具有永久性价值”⑤。
三是重宏观档案轻微观档案，侧重于方针政策性、总结性、综合性档案，对微观的、依据性、原始性的基本情况和数据方面的档案，保管期限偏短，造成进馆档案“只有骨架没有血肉”，难以满足历史研究与定量研究的需要。
四是可操作性差，条款理解随意性较大。如“重要的”、“一般的”等类似的模糊语言大量存在，档次则只给出“永久”、“长期”、“短期”三档，缺少具体的保管年限，导致各单位长期、永久档案划分比例偏高，大大加重了各级档案馆的负担。
正是我国现有档案鉴定理论的不足，促使不少头脑清醒的档案学者有了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理论为“我”所用的迫切念头。于是，合理借鉴西方档案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在实践中得到了完善与发展的鉴定理论，实现档案鉴定标准的多元化并使之有效指导鉴定实践活动，成为我国档案学界努力的目标。近几年来，我国档案学者对档案价值鉴定效益标准、宏观职能鉴定标准等都已有所涉及，如何嘉荪主编的《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一书，就提到了鉴定档案价值必须考虑效益因素；冯惠玲《电子文件的双重鉴定》则提出要重视“宏观职能鉴定标准”，等等。但是，虽然学术界提倡实行多种档案鉴定标准，但在实践操作中要真正实现，尚需时日。
三、我国档案鉴定工作实践：档案鉴定标准的执行过程
（一）我国档案鉴定工作实践中存在的不足
鉴定理论的不完善，相应导致了实践操作中的偏差。综观我国档案鉴定工作实践，大致存在着以下一些不足：
1、鉴定过程中，对鉴定标准的理解与贯彻各有不同，缺乏一致。如前所述，我国的档案保管期限表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如条款内容过于简练、可操作性差等等，导致具体实践中出现对保管期限表较严重的曲解现象。笔者曾在某单位实习，期间发现：此单位档案室保存的档案中，永久、长期档案所占的比例偏高，其中有不少是单位工会组织联欢活动的记录，还有一些文件记述了本单位召开的会议上人员报到的情况。试想一下，如果每个单位在对本单位形成的文件划分保管期限时，都采取“就高不就低”原则，把有保存价值（不管其价值大小）的文件都置于“重要的”一栏名下，这将浪费多少的保管空间和人力！
2、我国现阶段的档案价值鉴定体系由三个层次的鉴定程序构成。第一个层次是在文件立卷归档之时，由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进行的。此时既要为一部分已无继续保存价值的文件“判处死刑”，又要为准备留存归档的文件鉴定区分价值并据此分别立卷。可以说，这是整个文件生命历程中最主要和最重要的一次鉴定关。第二个层次是档案在档案室保存期满之时，尤其是行将移交档案馆之前，在机关（企业）档案室内进行的。主要是对立卷归档时确定的保管期限进行检查，适当调整部分档案的保管期限并决定哪些应移交档案馆、哪些可以造册登记并销毁。第三个层次是在档案馆中进行的，一般属定期审查性质，对保存期不当的档案进行调整以至销毁。市、县级档案馆还需对长期档案、一些接收了撤销机关档案的档案馆还需对这些档案进行价值再鉴定。后两个层次的鉴定实际上只是对第一个层次鉴定的修正和补充。
上述鉴定体系的优点是通过层层把关，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馆藏的档案的质量。但是，在每一个鉴定层次，都同时赋予鉴定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的两种责任，并给予其决定文件取舍的生杀大权，这对文书、档案人员鉴定档案价值的能力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由此给档案工作带来的隐患也是无可避免的。就第一层次来说，机关单位的文书、业务人员在判定档案价值时，往往是以本机关的职能活动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在确定文件有无保存价值时，是以文件是否能满足本机关单位日后查考利用需要为前提的，对那些反映了本机关单位基本职能活动抑或是辅助职能的文件，只要其日后对本机关有使用价值，即确定其具有保管价值，送交本机关档案室保存；对剩下的文件，则冠之以“无价值”而予以销毁。在这里，文件的第一价值固然是被充分认识到了，但是，由于这些人员往往未受过历史研究训练，甚至可能毫无历史眼光或者对历史研究和文件是否有历史价值毫无兴趣，因此其不可能，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未来整个社会对这
些档案文件的需要，甚至可能连文件还有第二价值也没有听说过。这一层次的文件鉴定，明显地突出了“为我”性质，从长远来看，是不利于档案的历史研究和社会利用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具有历史价值的文件，极有可能被稀里糊涂地送进废纸堆，其损失将是无可挽回的。
3、档案馆负荷过重而目前尚无有效措施可减轻其负担。造成档案馆超负荷的原因之一，是建国后颁布的一些档案价值鉴定政策。例如，建国初期国家有关部门曾经规定，对待历史档案的处理原则是“片纸只字，不得损毁”，这使得大量建国前的档案未加辨别地积存在档案馆中。有的档案馆明知一些历史档案已失去保存价值，但碍于上述规定而始终不敢对其加以销毁，既加重了档案馆的负担，又降低了库藏档案的信息含量。又比如，1983年颁布的《档案馆工作通则》规定地（市）、县级档案馆应同时接收本级各机关、团体及其所属单位具有永久、长期保存价值的档案，从而造成了全国上下进馆范围的不统一，为长期档案大量涌入档案馆开了先例，加大了地（市）、县级档案馆的鉴定难度。
四、改善档案鉴定工作局面，推动我国档案事业发展
如前所述，鉴定的时代局限性是必然存在的，对其不可能加以根本解决。因此只能采取一定的措施，增强鉴定过程的科学性，尽量避免因个人主观性的局限而对档案鉴定事业造成损害，尽量弱化因鉴定的时代局限性给后世档案利用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具体措施有以下几点：
（一）首先要对鉴定的意义与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将其作为档案工作的核心加以对待。长期以来，我国对鉴定的意义与地位的认识相对不足，仅仅将鉴定工作作为档案工作的一个业务环节，没有在档案工作中突出其特殊的作用。这种情况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有所改变，但在实践中一直没有特别得力的措施，因此并没有根本改变鉴定工作相对薄弱的现象。因此，鉴定工作的切实推行，尚有待于档案界乃至全社会的重视。
（二）修订与完善档案保管期限表。原有的档案保管期限表存在着条款简练、操作性不强等特点，需要对其加以修订。西方国家档案保管期限表的条款至少不下百八十条，保管期限的档次有十多个，其详细的条款规定使档案人员在具体操作时更易把握，操作性强。我国档案保管期限表的修订，也应朝着细化的方向发展。具体的做法可以是采取划限与标时法相结合，标明档案保管的具体期限，以使鉴定人员在操作时有明确的标准可以参照，从而提高档案鉴定的效率与质量。
（三）进一步完善档案鉴定理论，使其更具有实践操作性，逐步实现鉴定标准的多元化，更有效地指导实践。对西方相对成熟的鉴定理论体系，要加以正确的吸收与借鉴，同时要结合我国档案工作实际情况加以发展、完善，形成具有针对性的档案鉴定理论，以引导鉴定实践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