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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电影范文第1篇
[摘要]：2007－2008年，对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电视艺术研究在聚焦电视剧创作的同时，对文艺栏目和纪录片的思考也日趋深入。
Abstract:Thekeytopicsaboutthemoviestudiesin2007-2008aremainlyfocusedonexploringandreflectingthedevelopmenthistoryofChinesemovieinthepast30yearssincethereformandopenpolicywaslaunchedin1978.Therefinementofmovieindustrysystemandreformoftheaterchainmanagementarealsowidelydiscussed.Thestudiesoftelevisionartaremainlyfocusedontheproductionsoftelevisiondrama,andtheresearchmakesprogressinthefiledoftelevisionartcolumnsanddocumentary.
Keywords:China;Movie;TelevisionArt;ResearchDevelopment;AnnualReport
2007－2008年，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回溯和反思构成了电影研究领域核心的话题，随着一批国产大片的上映，对于大片现象的研究和探索也取得了较大发展，电影产业制度的优化和院线的改革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在电视艺术领域，对近年热播的家庭伦理剧、东北农村剧、军旅剧的批评趋于活跃，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纪录片的研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上篇：电影学研究综述
一、中国电影史研究
随着中国电影百年华诞的到来，一系列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的丛书、论文相继面世，丁亚平所著的《影像时代的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着重探讨了中国电影视觉再现与存在的历史，也是全球性背景（理想空间）、时代政治经济力量（现实空间）以及社会文化精神（真实空间）消长变化及发展的历史。邸世杰，刘洪才主编的《广播电影电视专业技术发展简史（下册:电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概要地回顾了我国电影技术各专业的百年成就，以及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做出的贡献。
在通史的研究之外，2007－2008年电影史研究的特点是出现了不少带有浓厚地方性色彩的研究著作。傅葆石的《双城故事——中国早期电影的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着力重构抗战前后（1937－1950）上海和香港之间的双城故事，藉此呈现中国电影文化的复杂多义。陈文平、蔡继福编著的《上海电影100年》（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以断代史的方式，评析各个时代上海电影发展状况、特征以及审美流变。沈寂编著的《上海电影》（文汇出版社，2007）通过不同类型的影片概述上海电影的初创、发展、成熟的过程，折射时代特征和上海电影的独特风格。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口述上海——上海往事》（上、下）、（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2007）则试图通过众多影人口述的方式，对建国后上海电影自身的发展同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联系进行分析，构成对建国后多部上海电影文本的独特解读。
除上海电影史研究之外，2007－2008年另一热点是香港电影史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和中国电影资料馆共同编著的《香港电影10年》（中国电影出版社，2007）深入透析香港电影发展的新态势,以“融合与发展”为中心命题，围绕“香港回归”这个关键词，从产业、文化、创作等三个方面探讨香港回归以来电影的发展变化。赵卫防的《香港电影产业流变》（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进行多维度的诠释与分析，力求完整而深刻地描绘出香港电影产业的流变过程。朱家昆的《香港类型电影漫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为读者展现了香港类型电影的兴衰。此外，还有的灰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帝后列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朱家昆的《闲话香港电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等。
2007－2008年也出现了一些对于电影发展历程上重要团体或者个体的个案研究。吴筑清、张岱编著的《中国电影的丰碑——延安电影团故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意在填补中国电影史上关于延安电影团这一段历史的空白，不少图文史料均为首次发表，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邹健的《中国新生代电影多想比较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概述了中国电影新生代的诞生、转轨和嬗变。谢晋编著的《谢晋电影选集》（上海大学出版社，2007）从谢晋导演现有的电影作品中精选出18部作品，收录了谢晋导演的导演阐述，以及著名电影评论家的影评、剧照等。《谢晋画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精心收集和整理了谢晋导演生平资料与他拍摄的众多影片的珍贵图片资料，该书的问世恰好成为人们对一代电影大师2008年不幸去世的最好的纪念与缅怀。
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年，《当代电影》、《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都开辟了相关的专栏，对中国电影在这三十年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和存在不足分别进行论述。丁亚平的《社会空间与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电影发展》（《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李道新的《重构中国电影——从学术史的角度关照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电影史研究》（《当代电影》2008年第11期）、饶曙光的《观众本体与中国商业电影之三十年流变》（《电影艺术》2008年第3期）、周星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化》（《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论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30年以来中国电影美学、叙事范式等各个层面的发展与流变。
二、中国当代电影研究
在2007－2008年的当代电影研究中，《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意在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
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是产业研究中心在《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的基础上，倾力推出的第二部电影产业研究报告。全书分为年度产业发展总报告、专项研究报告和电影市场调查三大部分，客观详实地勾画出年度电影产业发展脉络，前瞻性地分析电影产业链各环节发展态势与潜在问题。此外，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编著的《2007电影产业研究之国有影视企业卷》（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电影产业研究之影院发展卷 2008》（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黄勇主编的《2008年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新华出版社，2008）、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主编的《2008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07－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都运用了最新的事实和翔实准确的数据，综合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分析方法，全面系统反映2008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特点。
随着中国电影产业的进一步改革发展，电影的全球化议题在近年来也吸引了不少学者的目光，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市场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成为研究者注目的焦点。尹鸿编著的《跨越百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电影》（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系统记录和分析了中国电影近10年来在全球化、数字化和产业化的大背景下所进行的转型，帮助我们更积极更有建设性地看待中国电影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当代电影》2008年第2期设置“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电影”专题，倪震的《软实力和中国电影》、饶曙光的《感染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和电影》和张颐武的《电影与21世纪中国新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展开及其意义》等论文，指出电影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总体战略中占有不容忽视的重要而特殊的地位。
近年来，国产电影不断的寻找着自主品牌的创立途径，并为此进行了长期而不懈的探索，国产大片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并不断前进。2007年电影《集结号》在无论在票房和口碑上都得到了广泛的赞誉，对此，贾磊磊的《事件电影：〈集结号〉》（《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胡克的《建构现实社会型主流大片电影观念——〈集结号〉的启示》（《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黄式宪的《牺牲与辉煌：乐观的悲剧及其崇高之美——略论〈集结号〉在大片文化品位上的可贵拓展》都表达出了对于中国大片在经历了五年磨砺之后走向成熟期的乐观态度，并由此观照中国大片的前景和未来。
三、电影理论研究
在电影理论研究的著述方面，丛书成为2007－2008年中国电影研究的一大特色。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了“北京大学影视艺术丛书”，包括了梁明、李力的《电影色彩学》和王志敏的《电影语言学》，前者对电影中色彩的运用和意义阐释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后者对电影成为一种语言的可能性进行充分的论证和阐述，把以往单纯的理论研究真正变成了指导实践的创造性思想。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在2007年推出了“影片分析系列教程”，包括单万里、张宗伟主编的《纪录电影分析》、饶曙光主编的《中国电影分析》、李迅、祝虹主编的《欧洲电影分析》、胡克、游飞主编的《美国电影分析》、周涌、张希主编的《亚洲电影分析》等。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复旦博学 当代电影学教程”系列丛书也在2007、2008年相继面世，2007年葛颖的《电影阅读方法与实例》针对电影阅读逐层深入的行为逻辑，提出了表层意义场、深层意义场和核心意义场等三层意义场的文本解读方式。2008年黄文达主编的《外国电影史教程》以叙事电影的发展为主线，强调从全面、多元的角度认识、理解电影。金丹元的《电影美学导论》主要阐述电影美学的原理和基础知识，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探究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趋势。
范志忠的《当代电影思潮》（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叙事范式和美学流派的梳理，认为电影艺术作为成熟的一种标志，必然创造出特定的叙述范式，规范着电影人本人乃至后来者的创作与制作。汪方华的《现代电影：极致为美后新浪潮导演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提出“被体验的真实”的影像本体观并做出具体的美学原则的阐述。戴锦华著的《电影理论与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每一章节重点介绍一种电影理论流派的主要特征，并通过对一部影片的细读来展示对这一理论方法的运用。杨健的《拉片子：电影电视编剧讲义》（作家出版社，2008）应用拉片子的方法，通过七部教学片、七部参考片、两部电视剧，传授影视编剧基础理论和剧本写作基本技巧。其他论著还有苑媛主编的《光与影——意象对话看电影》（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康尔主编的《电影艺术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薛凌的《电影艺术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田川流、王颖主编的《电影学论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彭澎主编的《电影艺术文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等。
在电影美学方面，王丽君的《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及其审美形态》（《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介绍了当代电影美术先锋设计在美学上表现出的一种独异的、颠覆现存价值体系的反叛精神和多远平衡的哲理表达。在这个方面的论文还有金丹元的《回归本体——对于当下电影美学研究的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陈犀禾、刘宇清的《电影本体与电影美学——多元化语境下的电影研究》（《电影艺术》2007年第1期）。电影符号学的研究是继电影美学之外另一个研究重点，余纪的《电影符号学质疑》（《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语言学意义上的电影符号学存在权利提出质疑，认为电影的每一个镜头都是全新的、多义的，甚至是任意阐释的。吴迎君的《反思电影叙述学的研究误区》（《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对电影叙述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挖掘。赵勇的《电影符号学研究范式辨析》（《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则对不同的符号学研究范式加以分类区别。相关的论文还有王志敏、陈捷的《电影语言：新概念与新版图》（《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史可扬的《新时期中国电影的美学困顿》（《影视艺术》2007年第10期）等。
四、翻译与介绍
在电影译著图书方面，对于经典电影大师的介绍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热点。弗朗索瓦 特吕弗的《我生命中的电影》（黄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收录了法国新浪潮领军人物特吕弗的重要论文和资料。奥蒙的《电影导演论电影》（车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对电影导演的作品和他们的电影理论之间的关系做了系统的考察。康拉德所著的《奥逊 威尔斯》（杨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是国内首部对威尔斯进行系统介绍的评传。基亚罗斯塔米等所共同编著的《特写：阿巴斯和他的电影》（单万里、李洋、肖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由阿巴斯个人的电影笔记、相关访谈以及法国电影评论家撰写的关于阿巴斯电影的批评文章组成。苏伯的《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的立意虽然在于解剖与分析决定一部电影好坏的奥妙，但其实质却是对美国价值观进行解剖与分析。戴尔 牛顿和约翰 加斯帕尔共同创作的《低费用电视电影拍摄101》（贺微等译，重庆出版社，2007）是一本由两位低费用独立制片的美国顶级制片人撰写的国际性经典畅销书，介绍了从脚本到屏幕的低预算数字影片制作的各个环节。梅内盖蒂的《电影本体心理学——电影和无意识》（艾敏、刘儒庭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荟萃了本体心理学的创始人梅内盖蒂教授对世界一百部经典影片的剖析。纳卡什的《电影演员》（李锐、王迪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对演员的诞生、功用和在电影史上的地位进行了评定和研究。德 斯贾汀的《日本异大师》（连城译，吉林出版集团，2008）中所提及的全部电影制作者均不同程度地代表了日本的“异色（叛逆）电影制作者”。
在论文方面，对于外国电影的介绍和研究也呈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态势。与一直以来在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欧美电影研究相比，近年来对于亚洲电影的关注逐渐增多，成为一个新的亮点。《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设立了“韩国电影研究专题”，对近年来在国际影坛逐渐显露出强劲的发展态势的韩国电影进行分析。此外，东南亚电影的发展在这几年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陈时鑫的《新加坡电影业：发展、困境与挑战》（《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阮氏宝珠的《越南电影业：旅途没有终点，我们一直在路上》（《电影艺术》2007年第4期）章旭清的《当代越南电影的三副面孔》（《当代电影》2007年第1期）都将研究目光投向了这一极具潜力的领域。
在欧洲电影研究方面，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关注有所增加。《当代电影》2008年第3期在“外国电影”专栏中整合了德国电影专题。包括张艾功的《德国电影新现实主义潮流与东德身份的认同》、崔军的《媒介：疏离的激情——德国电影中的东德记忆》、汪方华的《柏林墙：东德政治题材影片的一个胎记》，对德国电影中东德因素加以观察。《电影艺术》2007年第6期在“国际视野”中设置意大利电影专题，顾博的《贝洛奇奥电影中的意大利政治变迁》、徐源的《困境中的光芒——从比萨透析当代意大利电影发展现状》等，都对当代意大利电影进行了介绍。
纵观2007－2008年的中国电影学研究，虽然在电影本体的理论研究尚多停留于宏观层面，缺乏更加深入和细致的探讨，但是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关于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变革等议题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研究，并向着务实、系统、学理的方向迈进。
下篇：电视艺术研究综述
一、电视剧创作批评研究
2007－2008年，中国电视剧市场依旧延续着红火的发展态势，理论界对电视剧的批评也趋于活跃。欧阳宏生、秦丽、林林的《多样化的题材 多元化的风格》（《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期），侯洪、杨俊杰、刘杰的《2007年中国电视剧年度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毛凌滢的《现实题材的永恒魅力与艺术创新的积极探索——2007年中国电视剧创作综述》（《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等文章分别对2006、2007年度的电视剧创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整理。
2006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多项措施，积极引导电视剧的创作，电视剧创作现当代题材的电视剧数量占了总量的绝大多数，其中以亲情、爱情伦理叙事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剧《金婚》、《亲兄热弟》、《家事如天》、《家有爹娘》、《继父》、《双面胶》、《女人不哭》、《保姆》等在2007－2008年均创下不错的收视成绩。黄美华、曾庆瑞的《现实主义召唤电视剧回归——从近两年播出的电视剧说起》（《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中指出中国电视剧在现实主义精神的感召下，注意创造出与积极健康的审美意蕴。此外，梁英的《观察和呈现故事的新角度——家庭剧〈金婚〉的叙述视角分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4期），董楠、赵婧怡的《电视剧〈亲兄热弟〉的人物关系解读》（《当代电影》2007年第5期），张子扬的《家文化的探索与重建——电视剧〈家事如天〉观感六则》（《当代电视》2007年第7期）等文章则对这两年家庭伦理、婚姻关系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解读与剖析。
近几年，从《刘老根》、《马大帅》、《插树岭》、《希望的田野》到《乡村爱情》、《圣水湖畔》、《福星临门》、《清粼粼的水，蓝莹莹的天》,东北农村题材电视剧迅速抢占荧屏，成了收视主力军,并带动了相关批评研究的发展。张德祥的《农村题材电视剧创作的新突破》（《当代电视》2008年第4期）、普丽华的《影视轻喜剧：新农村生活的“热媒介”》（《现代传播》，2008年第2期）、马梅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的美学追求》（《中国电视》2007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分析了乡村题材电视剧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个体文本创作的审美追求。
除此之外，以军旅题材、革命历史题材、现实题材、“红色”经典改编为代表的主旋律题材电视剧生产创作的好势头依然不减。以《井冈山》、《恰同学少年》、《士兵突击》、《闯关东》、《夜幕下的哈尔滨》为代表的主旋律电视剧的崛起，也引发了批评界的关注。张智华的《贴近大众彰显人性引导“励志”——2007年主旋律电视剧辨析》（《电视研究》，2008年第2期）、刘潮的《对经典的重新诠释和思考——论热播剧〈夜幕下的哈尔滨〉的继承和突破》（《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傅思的《百年关东传奇事生生不息中华魂——谈五十二集电视连续剧〈闯关东〉》（《电视研究》2008年第3期）等论文，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旋律电视剧贴近大众情怀，塑造平民偶像，彰显人性，进而引导大众积极向上，追求生命的理想。
二、电视剧理论研究
2008年适逢中国电视剧诞生50周年，赵玉嵘、王若芳、果青、陈友军编著的《中国早期电视剧史略》（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年），在钩沉历史史料的基础上，对中国早期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和勾勒，是一部填补中国早期电视剧历史研究空白的重要学术著作。周靖波、戴清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文艺大系：1977－2000理论 批评卷(上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收录了1977－2000年公开发表在报刊杂志上的有关广播影视的理论与批评文章共125篇，以有代表性的广播剧、电视剧为主，分析其利弊得失，勾勒了该期电视剧批评的基本轮廓、发展流变。胡智锋、董小玉主编的《求异与趋同—中国影视文化主体性追求与现代性建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尹鸿的《中国电视剧文化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李岚、罗艳的《我国电视剧产业三十年改革发展与未来趋向》（《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则分别从电视剧文化、电视剧产业、电视剧创作的方面来把握电视剧发展的历史脉络与未来趋势。
陈友军的《现实题材电视剧艺术真实形态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对中国现实题材电视剧的纪实性电视剧文本的艺术真实，虚构文本的现实主义艺术真实和虚构文本的非现实主义艺术真实等多种形态的叙事特征和语言系统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此外，曲茹的《以“故事”为核心——论电视剧艺术的审美价值体现》（《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杜莹杰、路宝君的《中国历史电视剧的定位、类型极其美学价值》（《现代传播》2007年第2期）、李冬茵的《电视剧创作与审美日常化》（《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4期）则分别从审美价值的高度、审美取向的嬗变与受众审美习惯的不同角度来研究电视剧美学特征，拓宽了对电视剧审美研究的思路。
由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戴清撰写的《家的影像：中国电视剧家庭伦理叙事研究》，通过类型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当代社会转型时期“家的影像”中表现的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及其现代性超越的文化价值，揭示“家的影像”中所表现的民族审美风格及其对传统审美心理定式的时代超越。此外，蒋梅的《视觉文化与电视剧叙事指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1期）、陈晓春的《试论电影和电视剧的叙事功能》（《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等论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电视剧叙事话语作了思考和辨析。
由刘萍编著的《影视导演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王强的《电视剧创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杨惠宽的《实用影视制片手册》（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冰的《影视特技制作》（中国电影出版社，2008），郝俊兰的《电视音乐音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施玲的《影视配音艺术》（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等著作，分别从电视剧的导演、创作、制片管理、特技制作、音乐制作等环节作了全面的介绍和阐述，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电视文艺栏目的研究
继2004年《超级女声》火爆成功以来，《梦想中国》、《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舞林大会》、《红楼梦中人》等各种类型的选秀节目层出不穷，既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平民明星”，又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还制造了无数的热评争议。王彩平、钱淑芳的《电视变形记》（南方日报出版社，2008）通过对《超级女声》与《美国偶像》等节目的跨文化比较研究，透视境外节目的本土化历程。亢美歌、李伟明的《娱乐选秀节目的社会价值与迷失》（《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在肯定娱乐选秀节目的审美价值的同时，又明确了其对社会价值观迷失所负的责任，强调指出电视娱乐节目需要不断推陈出新才能满足多元文化发展的时代要求。洪艳的《电视选秀节目的批判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7期）从欲望叙事的角度解读以“超女”为代表的中国电视选秀节目，指出在“奇观逻辑”主导下的选秀节目在娱乐的基础上将“狂欢”推向了极致。
“年年春晚年年看”。春晚作为一独特的文化现象，作为中国观众仪式化的过年节目，持续受到观众和学者的关注。靳斌的《丰富多元欢乐和谐——2007年春节联欢晚会评析》（《电视研究》2007年第5期）、陈临春的《解析2008年〈春节联欢晚会〉》（《电视研究》2008年第11期）、黄梦阮、詹正茂的《文化传统与国家话语——谈2008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宣传》等论文，指出每年农历除夕在央视现场直播的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超出电视节目本身，它构成了大众电视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成为具有政治宣传意义的文化符号。
2008年是中国悲喜交加、大事频仍的一年。5 12大地震与奥运盛事构成了2008年中国电视传播中的两大热点。围绕着大地震和奥运会制作的电视文艺节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张颐武的《创造历史的时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意义》（《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曾庆香的《仿像与奇观——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符号分析》（《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论文，对奥运会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符号学、美学、价值观与内容等方面做了评析。陈临春的《〈爱的奉献〉，吹响爱的集结号》（《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孙江华的《浅析电视公益广告的社会功能优势——以5 12抗震救灾公益广告为例》（《现代传播》2008年第3期）对抗震救灾相关电视文艺节目从策划、内容、社会功能作了阐释。
四、纪录片研究
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诞生50周年。张同道《中国电视纪录片50年》（《电视研究》2008年第10期），分别考察了自1958年以来中国纪录片所经历的国家话语、民族记忆、个人表达与市场呼唤的四个时期的传播方式、美学特征和文化形态。刘效礼主编的《2007中国电视纪实节目发展报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联系当下国际市场电视纪实节目的发展态势，从创作生产、管理评估、品牌运营链条入手，关注当前电视纪实栏目的运作模式。杨状振、王立新的《2007年中国纪录片创作报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2期）、何苏六、李智的《和时代语境映万千气象——2007年中国纪录片书评》（《现代传播》2008年第1期）回顾了2007至2008年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轨迹，指出中国纪录片必须只有坚持“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战略，才能不断走向成熟。
在纪录片创作的各种元素中，真实性无疑是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不懈探索的一个重要课题。陶涛、张德宏的《虚拟真实 主观真实 质朴真实——论纪录片真实的三个层面》（《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王凌雨的《碎片的拼贴——“真实再现”的创作原则》（《电视研究》，2008年第12期），分别从本体论、美学、文本研究等方面对纪录片的真实性作了全面多维的观照。此外，张梓轩的《断裂与传承：中国纪录片娱乐化倾向溯源》（《电视研究》，2008年第7期）、罗以澄、张昌旭的《数字纪录片：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8年第3期），袁博的《纪录片与剧情片声音的比较研究》（《现代传播》，2008年第5期）等则从技术与艺术创作的视角对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要素作了深入的探究。
文艺电影范文第2篇
2005年是中国电影的百年诞辰，从2003年开始，官方就在积极筹备各种纪念活动，其中之一就是组织人马撰写“百年中国电影史”。从1949年至1966年的历史是百年电影史中的重要一环。如果对这27年的“前账”不做彻底的清理，那么，“后账”只能继续糊涂下去。本文意在清理“前账”，以便减少“后账”的糊涂。在中共的话语中，国民政府时期左翼文艺兴起前的电影都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电影”；左翼文艺兴起时期的电影是“革命的进步的电影”；而1949年中共建国后到1966年“”发生之前（官方习惯性地称这一时期为“十七年”，下文沿用此概念）的电影则是“人民电影”；此后又有“电影”和“新时期电影”。这些称谓既透露出意识形态的微妙变化，也揭示出“人民电影”的尴尬处境──“人民”的消失。电影史的“断裂”为本文的题目做了旁证：“人民电影”其实是中共建国后推行的一种文艺实验，它试图在“一元化”思想的操控下，在“一体化”体制里，以题材规划为指导，以审查监督为尺度，排斥票房、远离娱乐，用电影胶片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政治宣传视听艺术。
一、电影领域里的“思想一元化”
这里所说的“思想一元化”，就是将所有人的思想、所有领域的工作置于某种思想的统治之下，在“十七年”时期这种思想就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它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雷霆之力彻底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在文艺领域，以列宁那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为理论基础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对文艺界实行思想一元化控制的纲领[1]。在文艺诸门类中，电影最有影响力，因此，“一元化”对电影的操控也远在其它领域之上，这种操控在“”中达到顶点，那时所谓“电影是文艺界的重灾区”的说法，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一元化”对电影界的“高度重视”。
在“十七年时期”，“一元化”对电影的操控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从根本上改造从业人员的思想，二是在艺术上彻底改变电影的创作。前者主要通过政治运动，以党性、阶级性、革命立场、斗争哲学为武器，打击、压制乃至于消灭与“一元化”思想相异或对立的人性、个性、主体、多样性和多元价值观；后者主要是通过“一元化”文艺思想的灌输，以“讲话”为武器，规范宣传教育口径、统一文艺思想、确立创作模式。这两种手段（镇压异端和正面灌输）或双管齐下，或交替进行，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文艺界的“思想一元化”。
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是双管齐下的杰作──它为“人民电影”实验奠基的同时，也向电影界敲响了思想改造的警钟。根据中共中央的旨意，这次大会的唯一主题就是确立文艺思想的绝对权威，以统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会从两方面歪曲、篡改了历史：一方面，贬低国统区进步文艺的地位和作用，淡化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文艺界的贡献；另一方面，夸大抬高“讲话”在“五四”以来进步文艺中的作用，把无产阶级文艺的生成和发展归功于文艺思想的培育[2]。茅盾所做的关于国统区文艺的报告，就是“依据的文艺理论，清算统治区进步文艺界存在的‘错误倾向’和‘错误理论’”的开山之作[3]。此报告称：“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们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和人民大众之间是有着距离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使他们在艺术上倾心于欧美资产阶级文艺的传统。小资产阶级的观点也妨碍了他们全面而深入地认识历史的现实[4]”；他们因为无法与群众结合，不能进行思想改造，因而在创作上“不免显得空疏[5]”。于是，在中共建政之前拥护中共的文艺界众多人士就沦为了思想改造的对象。这个报告标志着“用一种思想规范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时代已经开始[6]。”
电影界的第一个灾难就是1951年5月发动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由此又殃及《关连长》、《我们夫妻之间》等私营电影公司制作的影片，随后电影界率先开展了“文艺整风”，教育界则开始讨伐陶行知。这一连串事件表明，按照“思想一元化”的尺度，编剧对历史的不同理解、导演对艺术的独特构思、演员对人物的个性化体验、艺术家对人物的多样性的思考、文学家在修辞上的推敲润饰、学者对历史、思想和人物实事求是的评价，一概属于。“武训传”被批判后，电影界一片死寂，一年半内没有制作出一部故事片。
批判《武训传》意在镇压异端，1953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文代会”则重在正面灌输。出于政治需要，这次会议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奉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最高准则”（之语）。经过周扬、冯雪峰、邵荃麟等权威“理论家”的精心阐释，文艺思想与苏联舶来品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将其“抬到党性、政治性的高度，从而成为一种不容超越和冒犯的政治律令[7]。”毛在“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创造“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歌颂与暴露”等说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本质论”、“典型化”、“创造英雄人物论”，以及斯大林所说的“脚手架后面”的“真实性”[8]等伪现实主义的教条被糅合在一起，进一步充实了“一元化”的内涵。思想定于一尊违背了文艺本身的规律，结果不仅使新电影的数量大大减少，质量也不如1949年以前[9]，而且政治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成了新电影的顽症。
1960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是对文艺界的又一次“思想统一”。在中苏交恶和“三面红旗”的背景下，会议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确立为文艺的指南。周扬声称：“这个艺术方法的提出，是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作家、艺术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这样，就给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开辟了一个广阔自由的天地[10]。”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电影界小心翼翼地制作了一些作品，结果其中不少电影仍然遭到严厉批判，而批判的理由无非是电影的内容无法满足政治宣传的尺度和需要，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影片被指责为表露了人情人性，《逆风千里》、《林家铺子》、《不夜城》则因对历史和人物的阐释异于官方基调而遭到批判。在“一元化”思想的统治下，周扬所说的“广阔自由的天地”其实是一条通向“样板戏”、通向法西斯文化专制的绝路。这条路，既通往“一元化”的顶点，也通向它的坟墓。
二、建立电影摄制发行的“一体化”体制
这种“一体化”是指电影业的管理组织、电影的发行销售等制度性变化，通过对电影的摄制、出版、发行、评论等环节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管理，将整个电影界高度组织化地控制起来，由此又产生了电影题材、类型、艺术风格、创作方法等方面的趋同倾向[11]。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电影业经营模式、管理体制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与生存方式方面的改变。
1949年以前，中国电影业的经营方式一向是市场订货、自主生产、自我发行（或发行）、自由竞争、自负盈亏。国民政府实行的是多元化的电影政策，虽然有自己的电影公司，也用法规限制、禁止左翼电影的制作发行，甚至不惜采用暴力手段迫害左翼影人和生产左翼影片的公司，但这些举措并未改变影业多元的性质──私营公司可以与国营并存，国营影片与私营影片可以在影院中同映。国民政府制订的电影法规（主要是“检查法”）由于战争和国家分裂等原因，无法有效地贯彻执行，政府设立的电影管理机构也无法统一电影的评价标准，电影评论界仍然可以有“左、右”、“软、硬”之争，电影报刊还可以为各种艺术主张提供版面，左翼电影虽遭限制剪删、甚至禁映，但仍有生存空间。那时被称为“进步电影”的一些影片甚至出自国营电影公司。
1949年以后，这种经营方式被彻底改变了，在全面的一体化管理体制下，市场订货变成了国家订货，自主生产变成了“组织生产”[12]，自我发行（或发行）变成了政府统购包销，自由竞争变成了国家垄断，自负盈亏变成了政府包管。这种经营方式既是学习苏联的结果，也是新政权的需要。经营方式的改变使电影的生产不再考虑观众需要和票房价值，而是服从于政治需要，于是“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就成了“十七年”期间中国电影业的思想指南。
为了全面“领导”电影事业，中共设立了专门的电影管理机构──电影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电影局”），归口由领导，“电影局”负责颁布各种规范电影业活动的政策规章，在全面控制电影业方面“建立了经常性的制度”[13]，以保证电影业完全按照中共的意志活动。“电影局”根据政治宣传的需要来制订电影摄制计划，再将摄制任务分配给各电影厂，由电影厂分配给编剧导演。“电影局”同时也操控电影的发行和放映。“电影局”还经常下达“政治任务”，如为国庆周年纪念制作献礼片，为庆祝“十月革命周年”举办“苏联电影周”，安排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袖出现的场面的内容审查等等[14]。同时，政府早在大规模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就在1952年1月取缔了私营影业。这是因为集权政府对“公共领域”高度恐惧[15]，以至于无法容忍任何任何不受政治权力全面直接控制的活动。建立了这种一体化管理体制之后，政府对电影选片、拍片的首要标准是“紧密配合政治形势[16]”，其次是要“突出主题[17]”；对影片的发行放映则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集中管理、分级派发[18]”，按照影片的政治、艺术分类区别对待[19]。这种发行放映模式以政治宣传为目标，而将电影企业的盈亏放到次要地位，可以说从1949年到1990年代初期，电影业的“经营”完全丧失了原本的意义。
1949年以后出版的中国电影史著作里，作者们常常提到20世纪30年代影评的辉煌历史，提到左翼电影界人士的重要成就──建立了影评队伍，占领了各大报副刊，每日发表影评，推动了左翼电影的创作，影响了大批观众等。显然，那时文艺界左翼人士的成就是以当时的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为前提的。1949年以后这一前提不复存在，于是影评也从多种声音变成了一种声音──共产党的声音。无论是专业的影评，还是大众的影评，都不得不跟这个声音“保持一致”，而这“唯一正确”的“声音的功能则是按照不断变化的宣传需要监视和评判电影创作。“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一直延续了二、三十年之久。[20]”在此期间，“能够真正对电影发表评论的不是电影评论家，而是政治家和行政长官[21]。”
在国民政府时期，电影从业人员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可能没有固定收入、退休金和免费医疗，但是他们有自由──可以选择雇主、自办公司、创办同人刊物、组织或参加专业团体。更重要的是，他们有选择从艺对象（编、导、演某部影片）的自由。1949年以后，他们的文化身份和生存方式被彻底改变了。在他们被分配到某个电影机构，获得生活保障和社会福利，从自由职业者变成“干部”的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原有身份的独立性和自由空间。政府成为他们唯一的雇主，不可能创办私营电影公司，也没有创办刊物的自由，甚至连同业团体也只有政府设立的“中影联”或“影协”（隶属“全国文联”领导）是唯一合法的“存在”[22]。这个团体的任务是协助执政党、政府管理控制电影业及其从业人员，维护党的文艺机器之运转，传达党的文艺政策，督导从业人员的“思想改造”。身份的改变带来了电影从业人员生存方式的巨大变化，他们“被纳入一种被称为‘单位’的体制之中”[23]。“这个单位制度的规范结构有两条基本的行为准则：一个是集体主义的准则，一个是森严的等级”[24]。所谓的“集体利益”其实就是由执政党定义的国家利益、政治需要的代名词，因此，服从国家利益和政治需要、服从意识形态的“呼唤”就成为电影从业人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在单位内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如果“要在这个‘单位’的制度中生活得比较好，你就要考虑怎么遵守单位制度的内部规范。如果你违逆了这个规范，而且很严重，就有可能从原来的单位中排除出去，从‘干部’的系列中排除出去，而失去原先的保障[25]。”这种保障包括工作权（编写剧本、导演影片和饰演角色）、发表权、福利权、安全感、荣誉感、社会地位，甚至是基本的生存权。
三、从“题材规划”到电影的“概念化”和“公式主义”
“一元化”与“一体化”是中国电影管理模式的两条腿，前者规定“写什么”，后者则保证“规划”了的“题材”能按照党的要求制作完成。制订生产计划（“题材规划”）是“电影局”每年的的头等大事，查阅文化部的档案可以发现，从1951年到1965年，档案的九成都是关于“题材规划”以及相关的会议、报告、批示、讲话、意见、建议等。
“题材规划”通常包括3方面内容：影片的生活素材、影片的主题思想、各类影片的比例。所谓“影片的生活素材”是指每部电影所表现的生活内容必须与社会经济活动诸门类对应，于是就有了“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军事题材”等；另一方面，作为宣传教育工具，电影不仅承担起建构“革命历史”的任务，而且要证明现存秩序的合法性和真理性，于是又有了“革命历史题材”、“革命战争题材”、“反特题材”、“反腐题材”、“献礼片”、“主旋律”、“五个一工程”等。而且题材是分等级的。“现实题材优于历史题材，‘革命历史题材’优于‘一般’历史题材，写重大斗争生活优于写日常生活：这为‘题材’划定了重大与不重大的分别──它既成为评定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也规范了作家言说的范围[26]。”这种“题材等级制”所依据的标准自然是政治需要，即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在建构“革命历史”方面的能力，在证明现存秩序的道德合法性方面的水平以及它所提供的“终极真理”的可信程度。显然，与历史题材相较，现实题材能更直接地为革命、为政治服务；与一般历史题材相较，革命历史题材能更鲜明地表现出“历史的必然规律”；与日常生活相较，重大斗争生活更有利于激发人民斗志，纯化社会精神，满足政治需要。如此一来，电影创作的成败高下往往不取决于创作本身，而取决于它所选择的题材；作品尚未问世，其“价值”就已经被分出了等级。由于“题材等级制”根本违反了电影创作本身的规律，严重束缚了创作者，“十七年”期间，电影界不断地为题材问题所困扰，“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提法时常被置疑，“反火药味论”、“离经叛道论”和“反题材决定论”等等观点时而冒头，又不断遭到批判。
这里介绍一下1951年和1965年的“题材规划”。1951年计划生产18部影片：“18部影片的主题，暂作如下分配：1、反映战斗的三个到四个，希望最好能有四个。同时希望是贯串新爱国主义的思想，反映一些全国性的、包括高级将领的战略思想的作品。2、反映生产建设的四个到五个，希望最好能有五个，其中包括农业建设如互助、竞赛等两个，工业建设的两个，经济问题的一个。（以上两项是我们要反映的重点）3、反映的最好能有两个。4、创造和新发明的一个到两个。5、反美帝及世界和平问题的二个。6、反映国际主义的二个。7、反映民族问题的一个。8、反映文化建设的一个。9、儿童问题的一个。10、历史的一个。11、其他的如干部作风等也可以有一个[27]。”1965年“文化部党组关于电影工作的报告”就电影的“题材规划”做了如下指示：“抓好影片的主题，是决定创作的关键。电影部门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统一筹划和选择主题，切实做到随时向党委反映情况；同时希望各中央局和省市委加强领导，对每一时期电影创作的主题，事先帮助选择和审定，并在创作过程中给予具体指导。”具体规划如下：一、描写工农业生产高潮和新的中的好人好事，依靠党委，抓主要的。党委抓什么，电影部门就抓什么，紧紧跟上。二、描写战争和革命历史，从立足战备出发，集中突出地表现的人民战争思想，反映中国伟大的革命战争的实际。三、描写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28]。
由于“题材规划”强调要配合形势，同样是反映革命战争的题材，在百废待兴、个人崇拜尚未抬头的1951年，“规划”要求“贯串新爱国主义思想”，“反映全国性的，包括高级将领的战略思想”；而在中苏关系恶化、战争危险逼近、个人崇拜日盛的“”前夕，“规划”的要求就变成了“从立足战备出发，集中突出地表现的人民战争思想。”很显然，这种功能源自共产党对电影的定位，是电影“工具论”的具体实施。这一功能的存在，使影片的思想立意和叙事策略处在“不断紧跟”的调整之中；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属革命战争或革命历史的题材，在“十七年”期间其激进主义色彩会日益浓重，为什么早先摄制的黑白片《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至今尚有观众，而当它们被重拍成彩色影片后反倒乏人问津。
“题材规划”还专门规定各类题材的比例，以确保主流话语的统治地位。陈荒煤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我始终认为，对电影这样一个最有群众性的艺术，确定整个制片的题材比例，保证一定的反映现实斗争的重大题材比重，是贯彻电影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一个重要关键[29]。”然而，由于“题材规划”将“题材等级制”落实到创作活动中，那些不够“重大”的题材就乏人问津，再加上中国的政治风向变换不定，电影创作人员难以把握现实题材表达的“分寸”，于是不得不躲到相对稳定而又安全的革命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中去，结果在“十七年”期间，如何扩大题材竟然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而批评题材狭隘、呼吁题材多样化、发誓扩大题材也就成了“十七年”电影史上一个良久不断的话题。从50年代上半期开始，电影就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1955年2月，“电影局”召开了故事片编、导、演创作会议。到会者认为，1954年电影创作中“最主要的缺点是创作中的概念化和公式主义，我们电影作品中题材和主题是狭窄的，远比不上实际生活那样广阔和丰富”，“作品的题材、体裁、风格，彼此都差不多”[30]。
1956年“鸣放”期间，电影界就有人针对“题材规划”、“题材比例”提了很多意见。例如钟惦斐指出：“领导电影创作的最简便方式，便是作计划，发指示，作决定和开会，而作计划的最简便的方式无过于规定题材比例：工业，十个；农业，十五外；以及如此等等[31]。”后来，连主管文艺工作的周扬也察觉出了问题：“不要一写先就搞个主题思想，不要开始写就想一个什么战略思想，……这样作品写出来很难有感动人的力量[32]。”文化部副部长夏衍甚至呼吁：“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来的。我今天的发言就是离‘经’叛‘道’之言。要大家思想解放，要贯彻百花齐放，要有意识地增加新品种[33]。”但是，“题材规划”这一套乃共产党贯彻其文艺方针的基本手段，“题材决定论”早在“一元化”和“一体化”建立之初就已注定要伴随“人民电影”于始终。到了1966年，“人民电影”被“发展”得只剩下几部“样板戏”，而周扬、夏衍等文艺官员则被彻底“批倒批臭”了。
四、从“官方审查”、“社会监督”到从业者的“自我监督”
许多国家都要求电影制作者不要在面向未成年观众的电影中渲染“性与暴力”[34]，当然，还有少数国家实行电影审查制度。1949年以前国民政府就曾不止一次地制订、颁布过“电影检查法”。而中国“十七年”电影审查制度的特色在于，其重点是以意识形态宣传为准绳的对电影主题、构思、话语、情节等所有方面的严格政治审查。那时中国的电影审查的对象几乎是无所不包：不但要审查电影的故事梗概，还要审查文学剧本；不但要审查导演阐述，还要审查分镜头剧本和工作样片；不但要审查修改后的工作样片，还要审查标准原底拷贝；不但审查编剧，还要审查改编的原作以及原作者[35]；不但审查导演，还要审查演员[36]；审查者也有权决定一切细节，比如电影“祥林嫂”中祥林嫂手中的鱼什么时候掉下来[37]，以及某个角色的眼镜框应该是什么颜色[38]。由于政治风向的随时变化，电影审查的尺度也不断改变，甚至审查机构及其职权也缺乏稳定性和一贯性，最恶劣的是，领导人个人可以随时“判决”一部电影乃至其编剧、导演和主要演员的命运。这些特色决定了“十七年”电影的面貌和走向。康生1958年4月在长春电影制片厂说过：“剧本要审查，审查，再审查。你们说干涉也好，不民主也好，还是要审查！[39]”从康生的专横嘴脸可看到电影业的可怜处境。
“十七年”间的电影审查有两种类型，即制度型审查和运动型审查。制度型审查是由专门的审查机构（即“电影局”──文化部──中央宣传部等）对剧本、影片进行常规性审查。这种制度始于1953年，该年政务院和“电影局”制订了《故事影片电影剧本审查暂行办法（草案）》等3个文件[40]，为电影审查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按照《暂行办法》的规定，在“电影局”审查之前，剧本先要通过创作所和艺委会的审查，“电影局”审查后还要经文化部审查。1954年后，剧本的审查权下放至电影厂，但审查的层次非但没减少，反而有所增加。如果剧本内容“有关党的历史、重大的政治事件、有领袖出现的场面”，还要“根据文化部主管副部长的指示送交审查批准。”《暂行办法》第四条还规定：“如文化部认为有必要将电影剧本故事梗概送交有关部门征询属于政策方面的意见时，应由文化部主管副部长指示电影局送往有关部门在一定限期内提出意见供文化部审查时参考。”这里所说的“有关部门”囊括政府所有的部、委、办，并且包括工会、共青团、妇联、总政治部及相关军区。实际上，“绝大部分”电影剧本都被认为“有必要”“送往有关部门征询意见”。这些对电影艺术完全外行的机构审查电影时的任务是，充当政策的把关人，提高影片的“真实性”，制止影片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这种多头性审查实际上也是电影主管部门在政治风向频变的气候下分散风险、推诿责任的手法。
伴随着政治运动的运动型审查虽然也是由专门的审查机构实施，但这种审查是非常规的，例如，政治运动中受到整肃的编剧、导演、演员的作品常常因其创作者的厄运而受到株连。运动型审查的标准为当时政治运动的目的所左右，以当时的政治运动的口号作为评价影片的标准，凌驾于本来已经很严苛的电影审查标准之上。它有时甚至将电影审查变成了儿戏，变成了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运动型审查所否定的影片，以前通常是被主管部门肯定的，甚至是得到好评的影片。运动性审查对这些影片的否定，实际上是对该次政治运动之前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否定；而此次政治运动之后，这种否定可能又再次被回归常态的官方意识形态所否定。这类以往运动型审查结论的方法或是政策性纠偏，或是“拨乱反正”。1959年陈荒煤代表“电影局”对1958年“拔白旗”运动的象征性检讨，以及1985年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对电影“武训传”的重新评价，就是政策性纠偏的典型案例。最大规模的一次“拨乱反正”当属“”之后为“”期间被打成“毒草”的影片的全面。
制度型审查和运动型审查既有冲突的一面，又有合谋的一面。后者破坏了前者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其激进主义的审查标准打乱了前者的常规。但也应当认识到，前者正是后者生长的土壤和运作的基础，后者则强化了前者的地位。
1949年以后，一部电影问世之前会遇到官方机构例行的反复审查，上演之后还可能遇到官方的运动型审查，此外还面临着所谓的“社会监督”。“社会监督”是指群众“自发”或有组织地对剧本和影片的监视、督察与抵制。其主要表现方式是群众影评、群众来信等。这里所谓的群众，既包括教授、研究员、影评人士等专业人士，也包括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的人。这些人往往自觉地按照权力话语的价值取向对剧本或影片发表评论、意见和建议。在“把关人”的精心筛选下，这些影评或群众来信的观点总是“高度一致”的，由此形成了“强大的社会舆论”，造就出一种无形而有力的“社会监督”机制。“社会监督”的舆论导向实际上是电影审查标准造成的集体意识，它以“集体意志”的名义约束着电影的创作者，甚至可以使某些影片被自动禁映[41]。
电影审查制度的泛化不仅表现为“社会监督”，更可悲的是它产生了电影从业者的“自我监督”。所谓的“自我监督”是指电影创作者自觉地根据政治需要、领导意图和“社会舆论”从事创作活动，这种自觉行为包括自我判断和自我控制。自我判断是指创作者随时随地且自觉自愿地用上述标准来审视对照自己的作品，对作品进行调整和修改，“以切合文学规范的‘主体’”[42]。自我控制是指创作者自觉地用官方意识形态来解释现实，回避现实中暴露出来的社会矛盾，说服自我、摒除独立性思考，以遏制自己对真实性的渴望，压抑自己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放弃自己的艺术个性。
“自我监督”将审查标准植入创作者的内心，变成了创作者的自觉行动。因此，它比制度性审查和运动性审查更有效。1956年《文汇报》开展过“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专题讨论。导演白沉撰文说：“当我接触到一个剧本里有工人闹情绪的时候，马上会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或提醒我：他是工人，工人决不会是那样的；当我需要在电影里处理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这个声音又说了，生活那样美好，我们的生活那样伟大光明，你为什么就只看见坏的一面，而看不见好的呢？[43]”著名电影演员赵丹晚年时总结了自己一生表演的得失，痛心地谈到他在角色创造上走向公式化、概念化的过程[44]。
五、“人民电影”：“延安文艺”的嫡嗣和“”电影的生母
“人民电影”的起源是国民政府时期的解放区电影，其终结则是以“样板戏”为代表的“”电影。解放区电影是“延安文艺”的组成部分，“样板戏”是“”的重要“成果”。如果将“十七年”时期的电影放在这个历史的座标系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十七年”时期电影的特点。
“延安文艺”将“五四”新文学渴望的“走向民间”和30年代左翼文艺呼唤的“大众意识”落实到解放区的文艺活动之中。在“”以及一系列文章的指导下，一种“进化”的、“等级”的、“激进”的“新文化”观以“不断革命”的姿态对旧有的文化观实施了革命性的改造[45]。一方面，它将文艺作为社会动员和政治斗争的武器，以工业化的模式建立起文化管理体制，来组织大规模的、集体性的文艺生产；另一方面，它又取缔了现代化必有的市场消费原则，将文艺纳入为政治服务的计划之中。它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为口号，要求文艺走向工农大众；但同时又把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占有者和传播者，即知识分子作为改造对象，要求他们工农化，从而取消了现代社会所应有的文化多元与社会分层。“延安文艺”实际上是一个带有乌托邦冲动的社会实验，一场“反现代的现代先锋派文化运动”[46]。
“十七年”电影是“延安文艺”的“嫡嗣”，是“”电影的生母，是架在这两段历史之间的桥梁，是一种服务于特定政治需要的“文艺实验”。“一元化”和“一体化”既是这“文艺实验”的思想、制度基础，也是它的有力保障。然而，“一元化”违反了电影创作的规律，“一体化”则背逆了电影的市场原则，它们必然要引起电影和电影从业者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抗。每当思想控制有所松动，这种反抗就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文艺实验”本来就是前卫的、先锋性的，而富于乌托邦冲动的“人民电影”更不乏革命性和激进主义的亢奋。如果说，颠覆通常的电影观念，打破既有的艺术规范，建立起一套新的、阶级的观念和规范体现了“人民电影”的革命性的话，那么，它的激进主义脾性则主要表现在不断超越、不断革命的过程中。革命不允许反抗，激进主义不允许停滞，因此，镇压反抗、改变现状就成为“十七年”电影史中的常态。由此，电影不断被“提纯”，平衡不断被打破，现状不断被超越，在“提纯”的同时，“打破”的理由也不断更新，“超越”的起点也不断提高。于是，一种周期性震荡，或曰“体制性痉挛”的规律，就左右了“十七年”电影。
【注释】
[1]参见李洁非的“‘讲话’的深层研读”，《粤海风》，2004年第1期。
[2]参见于风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第2章第2节“首次文代会：建立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开端”。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3]出处同上，第71页。
[4]茅盾，“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十年来国民统区革命文艺运动报告提纲”，《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54页。新华书店，1950年。
[5]出处同上。
[6]出处同注[2]，第75页。
[7]孟繁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代文学关键词》，第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8]斯大林在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说：“一位真正的作家看到一幢正在建设的大楼的时候应该善于通过脚手架将大楼看得一清二楚，即使大楼还没有竣工，他决不会到‘后院’去东翻西找。”转引自孟繁华文，出处同上。
[9]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陈荒煤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艺术片的年产量也还没有达到解放以前的数量，影片的质量也不很高。”见“关于电影艺术的‘百花齐放’”，《中国电影》，1956年10月28日出版，第1期，第5页。
[10]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录自文化部档案。
[11]本文所说的“一体化”的前3个特征源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详见他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188页及第87至88页。
[12]“组织生产”这个概念是20年代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来的。其基本观点是：一，精神产品的生产也应该与工业、农业的生产一样，应该由国家、政党按照计划有步骤地实施组织；二，建立“文学工厂”，即组织一种专门机构，把一些作家，特别是工业、农业领域中工农出身的作家，集中到“文学工厂”里来，按照国家的需要来生产。与此概念相对应，又产生了“社会订货”的概念。（见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91页）。
[13]出处同上，第93页。
[14]为了审大革命历史题材，后来专门设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
[15]“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1962）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的解释是：“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公众本身依循公共场所性的原则而成为舆论的主体。”}
[16]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7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17]出处同上。
[18]参见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2章第2节。
[19]出处同注[16]。
[20]夏衍，“以影评为武器，提高电影艺术质量”，《电影艺术》，1981年第3期。
[21]钟惦斐，“论社会观念与电影理念的更新”，《电影艺术》，1985年第2期。
[22]尽管这一团体的章程上明文规定，这是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但“事实上并不存在‘自愿结合’的文学社团的组织。”见洪子诚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196页。
[23]出处同上，第215至216页。
[24]出处同上。
[25]出处同上。
[26]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载《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第48页。
[27]《业务通讯》，1950年8月15日，；录自文化部档案。
[28]胡菊彬，《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39页。
[29]陈荒煤，“坚持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评‘电影的锣鼓’与为了前进”，《文汇报》，1957年2月25日。
[30]《大众电影》，1955年第6期，第28页。
[31]钟惦斐，“电影的锣鼓”，《文艺报》1956年，第23期。
[32]周扬，“在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大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9年6月，录自文化部档案。
[33]转引自《当代中国电影》上册第17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34]参见宋杰的《电影与法规：现状─规范─理论》一书第3章。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
[35]如电影《逆风千里》的原作者就受到过这样的审查。
[36]例如，1956年3月22日，在向电影局呈报“对‘上甘岭’分镜头剧本的意见”中，长影厂艺委会提出，因剧中“师长这一角色任务很重，恐浦克同志完不成这个角色的任务，因此决定另请演员，初步确定拟请话剧团李树楷同志担任。”电影局局长蔡楚生回复：“希肯定浦克同志饰演师长一角。”见长影档案1956年卷。
[37]钟惦斐，“电影的锣鼓”，出处同注[31]。
[38]木白，“拍摄过程中的清规戒律”，《文汇报》，1956年11月26日。
[39]《当代中国电影》上册，第165-166页。
[40]见胡菊彬的《新中国电影意识形态史（1949-1976》第1章第3节。其它两个文件是“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第199次政务会议通过）、“关于各种影片送局审查次数的规定”（1953年11月5日电影局颁布）。
[41]电影局副局长蔡楚生谈到，1954年《大众电影》登出了对《体育之光》的批评文章，这部片子即被自动停映。见文化部档案，1954年卷，“电影局1954年第三次制片厂厂长会议”。
[42]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一书第192页谈到：“这种评断，又逐渐转化为作家和读者的自我判断、控制，而最终产生了敏感的、善于自我检查、自我审视，以切合文学规范的主体。”
[43]白沉，“典型和唯成分论必须分清”，载《文汇报》，1956年11月19日。
[44]见“地狱之门”，《戏剧艺术论丛》，1980年4月第二辑，第60页。
文艺电影范文第3篇
一
当电影告别了自己技术杂耍的丑小鸭阶段而成为艺术的白天鹅时候，还处在电影艺术的默片时代，然而就在这默片时代，格里菲斯、卓别林、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天才的电影艺术大师们就创作出了永载史册的电影艺术精品。后来形成的电影艺术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电影美学理论——蒙太奇理论，可以说主要就是这种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美学表达和理论自认。那么，这默片时代电影艺术的本性或本体是什么呢?如果参照后来巴赞的纪实主义电影美学关于电影艺术本体的表达方法(巴赞把电影艺术的本体概括为“摄影影像”，亦即著名的“摄影影像本体论”)[1]，则可将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本体概括为“蒙太奇”。也正因为这样，“蒙太奇”一词才不仅作为一种重要的电影艺术方法和技巧存在，而甚至成为电影艺术的同义语。然而电影的这样一种本质或本性存在了多久呢?最多不过20年。然而当声音技术的进步冲破包括几乎所有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大师的习惯与成见的阻碍而终于挺进到电影艺术中来的时候，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无疑发生了质的变化。电影“蒙太奇本体论”把电影的全部艺术可能性都归结为电影画面(影像)之间的自由组接，即蒙太奇上，甚至对用来进行这种自由组接的画面本身都认为是次要的，无关宏旨的。至于声音因素则根本未予考虑。即使在声音因素已经进入到电影艺术中来之后，在这种蒙太奇本体论的理论视野之内，也一直被作为一种次要的因素而附带涉及的(直到艾柯、麦茨等人的符号学电影理论阶段，也仍有这种情况。麦茨的组合理论就基本上没有考虑电影的声音因素)[2]。而事实上如果说运动的电影较之静止的绘画和摄影也不过是增加了一个运动的维度的话，那么拥有了声音的电影较之默片也是实实在在地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声音的维度。电影艺术在本体构成上的这一重大变革，其意义究竟有多大，其实直到现在也难以概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电影由单纯的视觉艺术变成了视听结合的艺术[3]。无论如何，仅就这一点来讲，虽同样被称为电影艺术，而此电影已决非彼电影。在人类的五种感官当中，最重要的是视听，而且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艺术也无一例外都是诉诸这两种感官的(李泽厚称之为充分“人化”的感官)，非此即彼。而至此为止，电影艺术独自以便捷的方式占据了人类接收外部信息的这两大频道。
此后的色彩技术以及光学镜头和感光胶片等方面的技术革新和进步虽都程度不同地给电影艺术的发展带来一些影响，但基本上都没有触及电影艺术的本体构成，也就是说在声音进入电影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电影艺术的发展进步是处于一种量变的积累过程中，真正给电影带来一次新的本体性变革的是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
二
电视技术的出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作为一种新的新闻媒体存在的。而一旦当电视作为艺术形式出现时，正像声音因素被电影艺术习惯力量视为异己一样，电影艺术也把电视艺术看成是自己的敌对势力，在美国就爆发了持续十年之久的电影电视大战。而事实上在各国都曾程度不同地发生过类似的影视大战。默片时代的电影艺术家当时没有意识到声音的出现是不可阻挡的，它必定要进入电影并使电影艺术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前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家们也同样没能及时地意识到电视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强势媒体对于电影艺术的深刻意味。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电视技术给电影艺术带来的深刻影响的话，也许有一个说法是便捷的，那就是使电影艺术进入了电视时代。在探讨并努力准确表述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的本体存在或者说本性的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们关注的话题，那就是关于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异同的探讨和争论。直至目前仍有人致力于电视艺术特殊性阐释和论证，即将电视艺术视为电影艺术之后的人类的又一种新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努力收集归纳其有别于电影艺术的特异之处。然而笔者始终认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之间的差异，充其量只是同一类艺术形式内部不同种属之间的差异，而非人类基本艺术形式间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主要的是一些量的、暂时性的、技术性或经济性的差异，而非艺术本体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是一致的，相同的。随着影视技术的发展进步，电影艺术与电视艺术之间的差异和分野正在和已经消失和弥合。“电视电影”这个影视艺术的新品类的出现与存在，清楚不过地向人们昭示了这一点。[4]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宣布，电视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主要的和根本的意义，并不是在电影艺术之后、之外，使人类拥有了一个新的基本的艺术形式，而是使电影艺术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电视时代。其间变化之大，以致于事实上使我们已不便再用电影艺术这样的词语来意指人类的这一迟来的基本艺术形式，而应选择并习惯于影视艺术或影像艺术之类的新词汇、新概念。不仅电视时代的整个影像艺术之内涵已非电影艺术一词所能涵盖，即使单就电影艺术本身来讲，在电视时代的一系列新生与扩展，如在制作与播放以及观赏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与进步，都已使电影艺术变得越来越不那么纯粹，不那么像电影了。大约是由于原有思维习惯的作用吧，人们只注意到了电视技术生长出了电视艺术这一重要事实，而且也许是吸取了历史上曾长期无视电影的艺术属性的教训吧，人们不仅一下子便认同了电视的艺术性质，而且似乎把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用来发现和发掘电视作为艺术的区别于电影的特殊性，并急不可待地宣布电视是继电影之后的人类“第八艺术”。结果却忽视了另一个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一个事实，那就是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在美学本体上的一致性，更忽视了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技术进步所给予电影艺术的深刻影响。如果把这种深刻影响所包含的发展趋势也考虑在内的话，我们完全可以做出下面的结论：进入电视时代的电影艺术即使还可以称之为电影艺术的话，也已基本上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以光学成像为基本技术与手段的电影艺术了。
三
人类社会确是以加速度的形式向更高的文明发展进化的。就在电视技术的发展进步正在深刻而有力地刺激并推动电影艺术向新的深度与高度发展迈进，其势方兴未艾的时候，又一种新的电子技术——电子数码信息技术又勃然兴起于世，并给予电影艺术以及整个影像艺术以更为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场变革的来势之迅猛与内力之深厚，使人们真真正正地感到了绝对的应接不暇与别无选择。它既不像声音技术那样允许人们有一个怀疑、反对、认同的过程，也不像电视技术那样给你一个进行十年抵制大战的时间，而是在电视技术已经与电影技术趋于融合的基础上，一下子便出现在电影艺术的内部构成因素之中，它可以在你对其所知甚少或根本处于无知的状态，甚至根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出现与存在的情况之下，就一下子从里到外全方位地包围并渗透于你了。
电子计算机成像(CGI)技术的发明是在60年代，进入70年代即开始应用到电影制作领域。1975年乔治·卢卡斯创建了专门为拍摄电影提供电脑技术服务的特技王国“魔光实业”(IndustrialLightandMagic，简称ILM)，这已清楚地意味着又一个电影艺术的新时代即将来临。1991年，柯达公司“数字化视觉效果处理系统”简称(INEON)的诞生，宣告了数字技术支配电影技术的时代的到来。而2000年，美国最大的电脑网络公司——全美在线(AOLI-S)与美国第二大传媒集团——时代华纳公司(TimeWarner)的结盟，则最终标志着最新的电影艺术新时代——后电影时代(Post-cinemaEra)的来临。[5]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新时代呢?
从技术层面讲，这一次的电影新技术革命，不是某种单一的技术变革，而是以电脑数字技术为核心的包括电影、电视、电脑硬件与软件、电话、自动化工程、机器人等等新技术长期发展融合的集中体现。从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已没有什么影像是不可制作的)，到电影制作方式的根本性改变(电影已可以不是拍摄的，而是“合成”的)，再到各类新兴娱乐产品、产业的产生(如电脑游戏，实真经历，互动娱乐等)，再到全新的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如只读记忆光盘、数字光盘、卫星电视、有线电视、互联网等)，这一切不仅无一不直接引发着电影艺术的本性变革，更以集体的合力最终将电影艺术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后电影时代”。
从艺术层面上讲，在后电影时代，电影艺术在艺术本体上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电影特技制作能力的空前提高，使电影艺术的奇观本性得到突现，超越了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而明显处于前景位置，直到产生所谓的“效果美学”[6]
纪实性与奇观性是电影本性的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在巴赞时代，电影艺术的纪实本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高扬，“纪实美学”也因之而成为电影艺术美学原则的主旋律。而当电子计算机成像技术、特别是电脑数字技术一经应用到电影特技制作领域，就使电影特技超越了单纯的技术意义而具有了美学内涵。从《星球大战》(1976年制作完成，电影史将这一年称为“特技效果的新生”)到《谁陷害了兔子罗杰》(1988年)，从《终结者》(1991年)到《侏罗纪公园》(1993年)，从《阿甘正传》(1994年)到《勇敢者的游戏》(1995年)，从《玩具总动员》(1995年)到《泰坦尼克号》(1997年)……电脑特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真正匪夷所思的人间奇迹。[7]在20世纪最后10个年头里，电影也正是凭借这种对于传统电影技术来说几乎永远无法实现的银幕奇观的表现而重新定位了自己的大众文化坐标，并再一次战胜了画面小、影像差和音响弱的电视的。而当这种“追求技术魔力”、“致力奇观呈现”的“效果美学”成为时尚、甚至主流时，就不仅悄悄地改变了观众的观影经验和观影期待(从对电影叙事真实性的认同转移到对电影奇观和技术的欣赏)，而且也悄悄地解构着电影艺术本身，将其融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传媒体系之中去了。
(二)电影制作方式的革命性转变，使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的电影理论趋于解体，并将最终改变电影本身的本体存在
虽然就全行业来讲，电影业仍然是一个“胶片”行业，但以卢卡斯“魔光实业”(ILM)为代表的数字化新技术正在排除电影拍摄放映的老式机械装置，电脑合成的数据人物和影像处理的仿真场景已经预示着电影工业成为“无胶片”行业的可能。就是说，电影已可以不是排演拍摄成的，而完全是电脑合成的。如果说传统的电影制作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局限在于它的每一个艺术想象的实现都受到制作技术与条件的限制的话，而随着电脑数字技术支配电影制作，则最终完全超越了人类有限的想象力。它可以合成任何现实的、非现实的视听影像，只有你想象不出的，没有它制作不了的。这样一来，影像与物质实体之间的联系就变得非常脆弱了，影像本身不再保障视觉的真实性。再简单地讲就是，电影已不再是“记录”(Record)，不再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克拉考尔语)，而是“合成”(Graph)，是“实在的非真实”(Virtualirreality)。显然，当观众已清楚地知道任何影像都可以是数字化地制造出来的时候，人们对电影真实性的确信也必将终结。(三)新兴媒体新兴娱乐产品的建立和新的传媒体系及发行展示渠道的创建，已经形成人类全新的“视听文化”，亦使电影艺术发生根本性变革，直至消失在新的系统之中
随着电视的出现，以及其后电脑技术的应用，特别是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与发展，新兴媒体及新兴娱乐产业层出不穷，并逐渐形成群雄并起、逐鹿中原的局面，电影不仅丧失了“大众艺术之王”的地位，更重要的电影与电视、电脑、多媒体和网络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电影正在汇入更大的视听媒体洪流之中，这一媒体洪流从摄影化走到电子化，现在又到了网络化新阶段。
在这些新兴的娱乐产品或方式中，有两种产品或方式对电影的影响或者说改造最为深刻。其中一个是“互动娱乐”(InteractiveEntertainments)，及由之而生发出的互动电影。这种互动电影为观众(用户)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从一个音像数据库选取素材，建立多种不同的电影叙事走向，事实上就是构造观众(用户)自己的故事。另一个是“实真经历”(Vivtual-RealityExperienes，简称VR)。“实真经历”是对真实的全方位(视、听、嗅、味、触多种感官的信息来源及其综合)人为仿造，并企图最终达成与真实的完全一致。“实真经历”的用户或者说参与者，或游戏者，可以进入一个电脑合成的人为环境，在那里自如地活动，与物体、人物和事件发生直接的相互作用，并直接影响到叙事的结构和发展过程。传统的“视窗展示”方式和静坐式观影方式，让位于“活动中心”(activitycenter)式的“入门探寻”；被动的观看者，让位于能动的参与者。当电影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种水平或阶段时，即便我们仍然将其称为电影、看成电影，也不难理解和想象它同此前的、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已相去甚远，太远了。从内在的叙事内容与方式及结构到外在的展示方式、场所及观众的“观看”方式直到“观众”——用户由之而获得的艺术体验及审美感受都已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正如有些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互动电影”与“实真经历”与传统电影的最重要的区别之点，在于其对于经验的强化和对用户控制力的赋予。而一旦用户拥有了这种控制力，则无疑意味着对叙事可能性悬念的摒弃，同时也就意味着对观众的观影欲望的摒弃，因此，单从这一点来讲，已决定此类新电影要保持或形成观众——用户的新的引力或欲望，就必须构建自己的新的电影语法。
虽上述电子计算机等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电影艺术本体性变革尚处在开始阶段，许多新的设计和创造还处在初期和试验的水平上，还存在许多有待定型、完善和改进的地方，但其发展趋势已是如日东升。1997年第一部互动电影《黯淡》已制作并发行；“实真经历”也已进入实验试制阶段；网络电影更是早已出现，网民完全可以像电台点歌一样，上网“点看电影”。不仅如此，世界的高科技巨人们正在联手研制被称作“蓝牙计划”(blue-teeth)的可以将所有装置(电脑、电话、电视、音响、家用电器和各种数据库等等)共享的联动终端。其目的是只要动一动手指头(甚至动一动意念)，你就能得到、看到和听到你想要的一切。届时，不仅人类的视听文化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就是人类文明也无疑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四
这是一场正在悄然行进中的电影技术与电影美学革命。经历这场革命之后的电影，即使不是烟消云散，也已是面目全非。而且确已可以看到或感受到使电影走向终结的新事物、新力量。
安德列·巴赞认为，人的潜意识中有一种所谓的“木乃伊情结”。其含义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把经历过的生活尽可能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仿佛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之免于腐朽，如木乃伊一般。[1]电影诞生之后，由于其所具有的对于视听信息的方便而直观的呈现能力，便成了这种情结最理想的承载方式。于是巴赞在1946年便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完整电影神话”的概念，认为“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部世界的全景。”[1]进入后电影时代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完整电影神话”即将和正在成为现实。电影的完整再现与电子游戏的人机互动作为两个向度的理想追求，即将和正在最后阶段实现融合。代表这种融合的就是“实真经历”技术的出现和走向完善。“实真经历”既代表人类真实完整地记录自己生活这一探索轴线的运动极限，也代表了人机互动的仿真追求的运动终点。在“实真经历”的时代，我们将会和正在看到，我们不仅可以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而且我们将无法区别这再现的现实(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现实的不同(进入“实真经历”过程的“用户”由于不仅接受了“实真经历”技术所提供的从视听到嗅味直到触觉的全面的虚拟的仿真信息而且被隔绝了全部的现实真实信息，因此直到“实真经历”结束，将根本无法分辨这种虚拟真实与真实的现实)；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发现，我们不仅生活在实有的现实中间，我们也同时甚至更多地生活在虚拟的现实中间(比如我们不仅为现实生活中亲人的健康而欢乐，也为艺术虚构中的古人的痛苦而流泪)。其实很久以来或者从来就是如此的，只是今天恍然大悟罢了。更有甚者，我们还将看到，虚拟的现实与实有的现实不仅越来越难以区别，而且处在一种密切的相互渗透与影响的互动状态之中。总之，对于现在特别是未来的人们，虚拟的现实将不仅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将构成他们的人生。
于是在事情的最后阶段，我们终将发现，人类从完整再现现实的艺术追求出发，最后又走回到了创造现实的生活本身。正如作为心理学家的电影美学家爱因汉姆所预言的那样，与现实不同的才是可以审视的艺术。如果与现实完全相同了，则是现实本身，而不再是艺术。因此，“实真经历”的出现，正预示着电影艺术的终结。[8]
引力与加速度的等价使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那么，虚拟现实与实有现实的等价又将意味着什么呢?到那时，也许终结的不只是电影艺术，整个人类思维与哲学都将发生目前还无法预想的深刻变化。
短短一百年，电影却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以至即将走向终结。回想它曾给我们带来如此巨大的、长达百年的欢乐，一时确实很难接受，而理智应当告诉我们，如果放在足够长的历史长河中考查，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如此。这也就是存在主义所谓的“存在先于本质”。所以，天才的巴赞才只用一个问句——“电影是什么?”来命名自己的文集。
【参考文献】
[1]安德列·巴赞.电影是什么?[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2]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周传基.电影·电视·广播中的声音[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
[4]王佳泉.电视不是第八艺术——再论电视艺术与电影艺术的异同[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
[5]游飞，蔡卫.电影新技术与后电影时代[J].当代电影，2000，(4).
[6]虞吉.电影的奇观本性[J].当代电影，1998，(5).
文艺电影范文第4篇
一、画面的诗意性
画面是构成电影语言的视觉因素，电影不用嘴讲故事，而是用画面讲故事。画面语言的叙事，对于电影艺术来说，的确非常重要。所以，电影艺术家们始终不忘利用独特的画面处理来达到电影诗意性的效果。比如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利用十字架构图，创造了电影画面的经典，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男女主人公屹立船头，张开双臂展翅欲飞的画面令人难以忘怀。这一十字架的构图，营造了一种悲壮的情感氛围，预示了主人公爱情的悲剧结局。在这一画面中，既有船体与海平面构成的大十字，又有主人公张开双臂的小十字，这使人们不由联想到，主人公将与耶稣一样，将要经受前所未有的磨难。显然，这样的艺术处理，已经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庸常，具有艺术的诗意性，当然也具有深刻的象征意蕴。色彩也是电影画面的重要因素，比如黑白电影就与实际生活的五彩斑斓拉开了距离，呈现出一种悲壮美、苦难美、优雅美等等。《魂断蓝桥》、《鸳梦重温》中，黑白色又以其忧伤美、温情美、梦幻美，引起人们关注，表现出深厚的人文精神。而张艺谋的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则使用灿烂的金黄色做主调，让主人公招娣奔跑其间，呈现出一种唯美的散文诗一般的审美情调。因为电影要在有限的放映时间里，给观众留下恒久的印象，导演就费尽心机在画面上大做文章，《让子弹飞》里，就有马拉火车在青山绿水中飞驰的画面，《金陵十三钗》里就有美艳绝伦的江淮歌妓在战火纷飞里惊艳登场的画面；就连一向接着地气的冯小刚，不也在《非2》里把男女恋爱饮食之事搬到了风景旖旎的海南和日本吗？在《一九四二》里也频繁使用俯拍镜头，展现难得一见的宏大场面……正是电影画面对日常生活的超越特征，人们才心甘情愿地花钱去影院，而不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里的絮絮叨叨。
二、音乐的诗意性
电影艺术家乔·柯恩指出：“只要音乐真正地同画面相配，那么，画面就能真正从音乐中获得它最好的表现，甚至是它最好的启示力。”［3］这就是说，音乐是参与了电影艺术叙事的。电影音乐在叙事过程中，或递进或回环或重复，来深化主题或营造情感氛围。而在电影叙事中，音乐主要是为表达感情服务的。它既能表达出电影艺术对象的心境，也能表达出创作者对电影艺术对象的审美理解，还能表达出鉴赏者的审美心理。它为电影艺术营造出一种浓浓的情感氛围，所以有人将电影音乐叫做“气氛音乐”。比如电影《少林寺》中，那首“少林，少林，有多少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它的反复出现和运用，使少林弟子不畏、为正义而战的英雄主义精神凸显出来了，是人们感受到少林弟子的那种崇高精神境界。美国电影《灵与肉》的背景音乐，不仅很好地诠释了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也巧妙地揭示了电影主题。为了获得巨额报酬，重新获得恋人，拳王走上了擂台，与对手进行一场激烈的生死搏斗。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力的消耗，两人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谁会在这场比赛中先倒下去？观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此时，一曲舒缓悠扬的小号声渐起。作为背景音乐，那号音优雅、柔和，又有些阳刚之气。小号声越来越大，渐渐弥漫整个赛场，不时撞击着观众的心灵，与赛场紧张的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于是，观众在这种音乐的背景中，感受到了昂扬向上的亢奋之气；在一种淡化的紧张气氛中，他们分明看见了拳王的勇气，看见了拳王必然取胜的信心和结局。可以说，在这场特殊的较量中，背景音乐当属传情达意的画龙点睛之笔。总之，电影音乐的价值不在于描摹和实录，而是作者调动艺术的想象和情感体验，创作出来的超越生活本身的艺术形式，所以它毫无疑问是与实际生活是有距离的。也正是这样的距离，才增强了电影的诗意性和吸引力。
三、细节的趣味性
细节叙事是电影艺术叙事的前提，也是电影艺术创作者和鉴赏者进行审美创造与审美分析的基础。普多夫金指出：“在电影导演工作中，把一个事件分解成若干要素，只不过是构成一个作品的起点，紧跟着就是把所发现的各个部分组成一个整体。发现动作的细节，只不过意味着准备工作的完成。必须记住，从这些细节中最后才产生那个完整的作品。”［4］几乎在每一部作品中，电影艺术的创作者都有一些引以为自豪的细节，而观众在看完影片时，印象深刻的也往往是一些生动的细节。所以，利用细节的艺术处理，增强作品的趣味性和诗意性，也是电影艺术家的执着追求。《魂断蓝桥》影片中多处细节让人感动，比如玛拉在舞台上表演芭蕾舞时，意外看到观众席上的罗伊，那份惊喜和慌乱；罗伊决定与玛拉结婚，下车去军营请示上校，又急忙跑回玛拉乘坐的车边，兴奋而急切地说：“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可缺少的。”“你在哪里出生？你姓什么？”①这些细节场景，每每令观众难以忘怀，因为这样的邂逅、这样的一见钟情，实在是现实生活中极其少有的。《我的父亲母亲》中，招娣在夕阳金色的余晖里，等待与洛老师的“邂逅”，当送学生回家的洛老师终于来到招娣跟前时，她却惊如脱兔……少女情窦初开的思绪跃然眼前：激动、紧张、羞怯。还有招娣为了让洛老师吃上蘑菇馅蒸饺，抱着盛蒸饺的青花瓷碗奔跑在金色秋天的田野里。为了与洛老师相遇，招娣故意绕道去前井打水，看到洛老师也挑起扁担时，为了拖延时间，她又把已经打上来的水倒进井里……这一系列细节，既来源于现实生活，又显然超越了现实生活的庸常性，与实际生活拉开了距离，使观众过目不忘。
四、人物关系设置上的理想色彩
在角色以及人物关系的设置上，电影艺术家们也往往创设出具有间离性的效果。比如在《魂断蓝桥》中，主人公一个是风姿韵绝、美艳无双的芭蕾舞演员，一个是风流倜傥、温文尔雅的陆军上尉军官，这本身就是超越庸常生活的，是充满诗情画意和理想色彩的。在《钢琴课》里，女主人公艾达是一位对钢琴痴迷的哑巴，而她和邻居贝恩斯的恋爱经过更是曲折离奇，有别于日常生活。每当观众回味起这些人物，总有会心一笑的喜悦。
五、影片的简化处理及其诗意性
“简化，在艺术领域里往往被看作是艺术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5］（P66）“在某种绝对的意义上来说，当一个物体只包含少数几个结构特征时，它便是简化的”。［5］（P72）“观赏电影作品的视觉心理学认为：观众的大脑领域里存在着一种向最简单结构发展的趋势，即眼睛尽可能使观看对象变得简单，视知觉倾向于把任何刺激样式以一种尽可能简单的结构组织起来。当刺激样式确实呈简单化状态时，观赏的感觉是愉快的。”［6］影片《魂断蓝桥》使用朴素的黑白色，情节设置绝不错综复杂，一条线索直线发展；人物关系也简洁明了。虽是战争时期，但并不涉及战争的场面，只是把战争作为故事发生发展的背景。符合艺术简化的原则，给观众愉悦的审美享受。其他如《黄土地》、《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或故事情节简单明了，或人物关系一目了然，或画面色彩单一，总之，都显示出了简单化的审美倾向。删繁就简，实际上就是要省去日常生活中的琐屑繁杂，从生活中提炼出具有超越意味的审美对象，使之拉开与实际生活的距离。
文艺电影范文第5篇
色彩是电影艺术等视觉艺术抓住眼球、吸引注意力的有力武器。色彩对受众有着心理暗示作用，引导观众进入镜头画面，进入电影的主题思想。色调的对比运用有诠释电影画面的功能，颜色本身的对比让电影画面产生变化，而颜色在画面中的面积大小不同，但颜色面积的数量是相同的，就造成画面在形式感上的统一。而在内容上，不同色彩带有不同的情感，让观众能在良好的电影氛围中陶醉。在好莱坞科幻大片《环太平洋》中，片段一：机器人指挥官曾经解救遭受怪兽袭击的女队员，天空是冷黄色调，城市则是冷蓝色调，两种色调产生对比。但都是偏灰的调子，两种色调又统一突显死寂中隐藏的危机。再加上小女孩惊恐、哭泣、紧闭双目抱头蹲下尖叫的表情，增添了紧张危险的气氛。偏冷的黄蓝色调产生的微妙对比，拉开了近处高楼与远处雾气的距离，让观众感受到惨遭怪兽袭击后的城市残垣，场面非常震撼。当小女孩被救起时，太阳金色的光芒十分耀眼，代表着胜利和活下去的希望。整个片段从冷灰色调转化成金色的暖色调，色调上的巨大改变，让观众体会到影片主人公由恐惧到欢喜的情绪变化。这些都成功地运用了色彩的心理效应，成功地烘托了电影人物形象和故事氛围，有助于营造科幻般的震撼效果。片段二：夜晚中寂静的黑色被星点般的城市灯光点缀着；海水的深蓝色与机器人、怪物发出的蓝光交相辉映，突出了窒息的战斗氛围。城市灯光照射到机器人背部，勾勒出角色整体形象，加上机器人自身发出的光茫表现出机器人正面，体现机器人巨大坚硬的身躯，给观众留下激烈战斗中的机器人身影，观众在潜意识中认识到只有这些庞大的机器人才能驱逐怪物拯救人类。色彩的合理运用，能够凸显电影主题思想与观众生活体验中的共通点，引起观众对电影主题的情景联想和情感共鸣，提升电影的艺术魅力。
二造型设计塑造典型经典影视角色形象
中国早期电影以宣扬社会主义，革命英雄为主题的正片为主。影片中的人物多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不畏生死，只为人民和祖国的利益而生。而那些阴险的小人物却是“矮小锉”，让人憎恨，丑陋得有点过头，又让人忍俊不禁。而随着电影艺术不断发展以及电影类型的不断分化，角色形象越来越丰富，出现了很多经典的人物造型，让人印象深刻。人物造型特别依赖于其服装的设计以及道具等物品设计，这就要求这些设计符合电影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和故事情节。各种设计元素在其中综合运用，能使电影观赏性大大增加，还使塑造的人物形象让人过目不忘。例如，《摩登时代》、《致青春》这两部中国电影。《摩登时代》的男主角光头，穿着随意，有个性，而在魔术师的身份下带着假长发，穿着蹩脚的燕尾服，表情夸张，眼影圈浓黑。小女孩则显得可爱、古灵精怪。反面人物老板贼眉鼠眼，目中无人，而且心狠手辣，一副社会大哥的模样。《致青春》的主角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着装朴素，都贴近中国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让青年观众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虽然这部电影受到一定的质疑，但俘获了广大年轻观众的心，其中人物造型符合观众的生活经历。在造型上，值得一提的亮点是：女主角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爱情时，晶莹剔透的水晶鞋穿在了脚上，和童话《灰姑娘》里的情景一样，梦幻般的气息吸引着女性观众，增添了电影的趣味性和生动性。
三镜头画面中优秀的构图形成良好的视觉体验
俗话说，在电影镜头的任何事物都经过导演精心准备和安排。在镜头画面中，单个镜头的设计，要从作品主题、风格、表达等方面设计与完善，增强感染力、侧重镜头画面本身的表达内容。这与平面设计中画面构图的作用是同样的，引导观众领悟导演所要传达的主题思想。而在长镜头中的物体是不断变化的，构图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这就要求导演在拍摄之前就要构思好在长镜头中将要出现的事物，应该按照何种布局来组织画面，给观众良好的视觉体验。电影《环太平洋》中，指挥官从机器人中出来，整个银幕对着他矫健的身躯，然后镜头分别给指挥官和小女孩脸部特写，给人劫后余生的真实感觉。在《摩登时代》的最后高潮部分，男主角被关入水缸，性命堪虞。在水缸和围观人群中用一块黑布隔开，增加了男主角水中逃生的危险和影片的戏剧性。多个短镜头在水缸、男主角、黑布和人群之间快速转换，在视觉和心理上带给观众紧张刺激的感官体验。短镜头的运用配合剧情发展，强烈地刺激了观众的脑细胞，紧张的节奏感极强。综上所述，电影画面中事物的种类、大小、颜色、形状、位置，甚至事物之间的镜头转换都体现出导演是否能熟练运用视觉元素，巧妙为电影故事铺路。
四文字设计在电影艺术中的信息传达和美学功能
文字在电影中是不可或缺的，它充当着语言信息载体，文字与图形的组合影响着语言信息的传递，文字的外在形式成为了点线面构成的抽象视觉符号。在电影《变形金刚》中，片头字体作笔画变异的处理，金属质感般坚硬，直线造型为主，加上字体变形的动态特效，以及机械声音的衬托，体现了影视字体与平面中字体的与众不同。在平面设计中，字体有很多设计方法，要灵活运用，使文字动态化，以更好地传达信息，提高影视作品的艺术水平。《中国合伙人》片头中用墨绿色的黑板做背景，文字有多排上下组合形式的中英文字体，呈画面剧中排列。由于文字长短不一，具有一定的节奏感。最后一排文字最长，增强了画面的稳定感。片头设计中还出现一连串不同写法的“我”字，不用颜色，手写体，打印体，在短促间转换，形成一段动画，最后打出“我们XX社”几个字，将自己公司的品牌形象推广给观众，成功地为自己做了推销广告。将电影海报设计中文字图形化，使其具有深刻的内涵。设计师将文字与图形进行重新组合以达到完美的效果，从而打破文字与图形相互分离的局面，看上去具有文字内涵。如影片《冰河世纪2》的整张海报，由简单的字母和数字构成，色彩带有冰川特有的蓝，并在空间上做了三维效果，使整个画面构图清晰明确，加上带有裂痕的冰川材质与文字结合，底部设计成融化的效果，点缀动画主角夸张的形态，表达了高度的幽默感，文字与图形互相融合具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字体设计方法在电影中应根据影视设计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和实际情况来选择：字体本身形状的变形、夸张和结构的改造；字体外在视觉效果，如火焰、水花、发光以及质感等。这样可以提高电影整体的艺术和文学水平。
五象征图形在电影艺术中的信息传达和美学功能
平面设计中对象征图形的运用很常见，象征图形又被称作辅助图形，主要是用来辅助识别。通过象征物的联想，使得受众获得抽象意义。作为一种辅助与补充的设计要素，象征图形能以其丰富多样灵活运用的造型符号，使不同角色的不同内涵趋于完整，易于识别，强化电影画面的视觉冲击力，增加电影艺术的审美情趣。象征图形采用圆形、方形、直线、三角等几何形作为视觉元素，可根据电影场景设计的需要，进行多样的组合排列，产生富于情趣的构成形态，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在影视作品《变形金刚》中，机器人的标志设计，像机器人的脸，让人看到这个标志就能联想到那些可以任意变形的高智慧机器人。还有《蜘蛛侠》主角衣服上的蜘蛛图形，《蝙蝠侠》主角身上的蝙蝠的简易图形，《超人》主角胸前带有字母“S”，与钻石轮廓相似的图形。象征图形对角色的阐释发挥了很大作用，让观众对角色过目不忘。象征图形能够更加清晰地传递信息，帮助导演将电影主题思想完好地传达给观众。象征图形在运用上受到地理和人文因素的影响，体现着不同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这要求在电影运用中要弄清楚受众的文化背景，不能违背观众当地的民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人们，信仰也有着差异性。只有在尊重他们的前提下，合理设计才能得到当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
六在其他方面的运用
平面设计与动画电影：两者都要对视觉元素进行有机地控制和调动，达到视觉感知，来以此引发受众心理的认同，最终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20世纪加拿大著名动画大师诺曼 麦克拉伦在他早期的创作中就大胆尝试运用平面抽象元素进行运动与节奏的研究，他1965年导演的动画片《Mosaic》中，是由一个亮点按照对角线的运动方式开始动起来的，这些亮点向外扩展到一定大小后再缩小，数量随着时间的变化成倍增长，就好像夜空中闪耀的星星一样，随着背景的颜色变化而富有律动感，之中有构成的手法。这部动画片给予观众简洁、明快的平面视觉语感，使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动画风格。包装设计风格在电影中的运用还表现在植入或镶嵌在电影中的广告。另外，产品的外包装设计在电影中起到至关紧要的作用。设计好产品外包装成为了设计师考虑的问题：怎样才能让产品在短瞬即逝中吸引观众的眼球，这对设计师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例如，在《变形金刚3》中“，舒化牛奶”出现在电影角色的手中，其外包装设计得很显眼，和周围的环境相比较为突出，起到了很好的广而告之的作用。这说明，平面设计在电影广告中的运用非常重要。
七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