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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论范文第1篇
关键词 专家评价 外部性 社会溢价 公众预期
中图分类号：G304 文献标识码：A
专家评价包括专家的论文、专著等专业著述，也包括专家的评审意见书、专家鉴定书、专家法律意见书、专家项目论证书、专家评审意见书、专家的口头评价等。在最近许多的社会热点事件中，专家因为其以专家评价对资产价值评估、招标投标等市场经济高风险领域的介入引起了广泛争议，也有的专家因为自己不严谨的专家意见被卷入诉讼并遭受处罚。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专家评价的受众从企业等主体到扩展社会公众。专家就某一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可能超越了其本来的情景，而被多方未被预期主体所使用。现在许多的知名学者的专家评论能够通过微博等新传媒迅速赢得数百万的公众关注。对专家评价的外部性效应与社会溢价进行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 专家评价社会溢价的产生
在决策面临重大的经济、技术、法律问题的情况下，这些市场主体为了避免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都通过引入专家评价，减少决策不当的风险。专家评价一般产生于政府、企业等主体与专家间的委托关系。在专家评价的过程中，政府、企业等专家评价委托人处于利益博弈的有利位置，是专家评价泛化的直接受益人。委托人是委托关系中专家报酬的支付方，它可以通过激励机制，提升专家评价的质量。专家处于受托人地位，在接受委托后会承担一定的契约责任。
如果专家评价被在委托人与被委托人所约定的领域之外使用或者被委托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乃至社会公众使用时，就会产生正的或者负的“外部性”效应。正的外部性是某些专家评价使委托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或社会公众受益，而受益者无须花费代价；负的外部性是某些专家的评价使委托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或社会公众受损，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人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
为了保证重大经济、技术决策的科学性，专家评价的领域也逐渐从学术领域逐渐涉猎到行业资质评估、①企业决策，甚至公共决策领域，专家评价外部性效应的影响领域不断拓展。同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现在已经不局限于学术领域的教学、科研活动，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研究已经成为这些机构的重要职能。随着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 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会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到社会生活的相关领域中去，专家评价“外部性”产生的可能性也不断增加。
现实生活中，许多的专家评价普遍以一种评审意见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以增加社会公众对委托单位产品或者服务的信任，这直接放大了专家评价的外部性的影响。同时，传媒人出于对新闻传播规律的考量，也时常把专家评价中的部分话语突出呈现给读者，在扩大媒体受众的同时，这种传播方式也使得专家评价的外部性效应得到了几何级数式的放大。
2 专家评价社会溢价的价值
从社会的宏观发展来看，专家评价最终会形成一种造福社会的“正向外部性”，最终体现为一种长久性的社会溢价。事实上，三聚氰胺等名词现在已经因为专家对社会生活的广泛参与，从不为人知的专业领域的生僻专业词汇变成了一种被社会公众所熟知的社会常识。可以说，专家对每一次社会热点事件的参与，都会促进该领域专业知识从相对生僻的专业领域向社会公共知识的迁移。
从社会民主法制进程来看，专家评价的社会溢价可以大大加强公众对陌生专业领域事务的了解，迅速增强社会公众对专业问题的判断力和话语权，及时提升社会公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这客观上有利于舆论监督的深入和对权力话语权的有效制衡。历史证明，这种对社会公众生活有着“正向外部”影响的“社会溢价”可能是许多当代公共知识分子卓越社会声誉的重要来源。
从专家评价对专家自身的影响来看，部分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专家因为这种积极的溢价效应，赢得宝贵的社会声誉。在公共决策、食品安全、产品安全等领域，专家的社会作用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北京、四川等地已经着手建立涵盖工业、商业、水利、交通、信息化、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各类房屋建筑及附属设施的建造和安装、市政工程、土地整理开发、机电设备采购、药品采购、政府采购等领域各相关专业的评标专家库。②专家的执业地位在招投标等领域得到了法律和政府等公共机构的认可与保障。
3 对专家评价社会溢价效应的引导
专家评价自身的背景限制和时效性是专家评价被社会公众不当滥用并产生负面的“外部性”效应的自身原因。从认知的过程上看，专家评价是某一学科领域的专家运用专业标准对事物的准确性、实效性、经济性、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评估的过程。任何评估均有其特定背景和客观基础，也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边界限制，如果其被委托人之外的社会公众离开具体情景而用作参考，难免会带来一定的损失。
社会公众专业知识的缺乏和对专家评价“社会溢价”的过高预期，是专家评价的社会溢价效应受到公众质疑的直接原因。专家对某一个经济模型的推演、对某一现象的鉴定意见常常是在委托方提供的资料上作出了一种盖然性的职业判断，并不是对未来事件的精准预测。现实生活中，社会公众常常因为对专家评价的权威性的迷信和对其“社会溢价”效应的不当期望而遭受损失。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实现对专家评价社会溢价效应的引导：
（1）以行业规范为依据构建分行业的专家评价责任制度，要求专家科学出具评价意见。目前，我国的各个行业均基本建立了各个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和执业规范。专家进行相关问题的评价时必须首先遵守其行业的执业要求。有的行业的执业规范对于专家评价的相关责任，也进一步作出了特别的规定。③我们可以依托行业职业道德规范和执业规范，构建专家法律责任体系和专家评价责任制度，从严要求专家的评价行为，这可以为公众合理利用专家评价社会溢价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2）在契约和行业规范之外，要重点维护专家的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学术创新的保证，也是科技进步的源泉。动辄就谈及对专家的学术评价追究责任，这事实上会形成对学术自由的干涉。从理论上讲，专家评论只是专家依据其专业知识的优势所形成的判断，应该享有最基本的学术自由。从价值判断上看，专家不应该因其专业知识丰富而失去作为一般公民而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和作为行业专家而自由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对专家评价责任的界定应该也为学术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
（3）促进社会公众对专家评价溢价效应的合理预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可以鼓励社会公众就重要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及时的专家咨询。这样专家可以通过收费弥补自己时间、资源的耗费，委托人可以利用契约对专家评价的范围、内容、责任进行约定，利用契约机制实现对专家评价的质量控制。
对于专家评价溢价效应的过高预期是当前公众对专家质疑不断的原因之一。当前，一部分寄予过高期望的公众在网上对专家的调侃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为了促进公众对专家评价的合理预期，可以采用科普活动等方式，鼓励社会公众对自己所使用专家评价的使用范围、用途、时效进行深入分析，鼓励公众对不同专家的评价进行理性的分析比较，以有效降低社会公众对专家评价的信赖风险。
注释
① 参见《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建设行业企业资质评审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
社会评论范文第2篇
关键词：社会记忆，认同，集体记忆
迄今为止，社会记忆研究仍然是一个缺乏固定范式的、没有中心的、跨学科的领域。大量的社会记忆研究和社会理论中对社会记忆关注的缺乏构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各学科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记忆自身没有体系化的记忆。本文试图通过对社会记忆相关研究和理论的回顾，把社会记忆看成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传统，并为未来的社会记忆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一、社会记忆研究的兴起
关于记忆的社会视角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凸显出来。巴特莱特（Bartlett，1932）分析了个人记忆的群体动力，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1940）提出了“结构性健忘症”（structuralamnesia）的概念，简（Jane，1927）注意到了时间概念和记忆的进化的关系，维高斯基（Vygotsky，1929）指出记忆的叙事形式整体地受到文化影响［1］。
但在社会学的领域中，经典作家们对社会记忆涉及甚少，涂尔干只在纪念仪式的简短讨论中直接强调了记忆，认为它只是原初社会的一个特点。而马克思强调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自主性和无意识性，有意识的对过去的关注被当成是此前社会的非理性的遗留物。齐美尔把记忆看成是缺失的证据，但未发展其理论。韦伯关注传统的合法性，也对记忆关注太少［2］。后来库利（Coolly，CH.，1918）和米德（Mead，GH.，1959，1932）对记忆的社会情境的进行了理论化，但却超出了社会学的旨趣。总之，学者要么把社会记忆狭义地看成是知识社会学的分支，要门广义的看成是“社会的连接结构”。希尔斯（Shils，1981）指出这种状况的出现是经典理论过多强调两分法的牺牲品，经典理论遵从的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一的视角，强调的是过去与现在的对比。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和公众开始对集体和社会记忆予以很大关注，这是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共产主义在东欧的失败及欺骗和悔恨的政治、后现代性的出现分不开的。记忆分析的范式已经开始具有半自主的动力。施瓦兹（Schwartz，1996）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和霸权理论家对“过去”进行社会建构的讨论，尤其是霸权理论家对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记忆、记忆的争论、大众记忆和对过去的工具化分析。布迪厄（Bourdieu）和奥特纳（Ortner，1984）指出，社会学应该从社会结果和规范系统转到实践，文化不但是功能主义者所认为的规范、价值和态度，而且也是所有社会过程构建出来的符号维度。各种意义框架都有其历史。这种过去导向使社会记忆关注于意义框架的传播、保存和改变。而与此同时，大量社会记忆的研究也在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转型研究［3］中出现。
二、社会记忆理论争论的一个基本问题
涂尔干的学生哈布瓦奇（Halbwachs）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他实际上指出，社会记忆关注的是人们的想法怎样在社会中整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协商和调解，而是受到社会安排的结构性限制。纯粹的个人性记忆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现象，人类记忆所依赖的语言、逻辑和概念都是在社会交往中实现的。他的社会记忆的概念不仅超越了哲学，而且也与心理学取向相对。在《个人心理学和集体心理学》（1938）一文中，他指出，定义“集体心理”，首先要区分它与社会心理学和心理社会学的不同。心理社会学的目的是表明社会的法律、制度和习惯可以用意图或信仰（tendenciesorbeliefs）来解释。心理社会学不分析这些意图和信仰的性质。相反，社会心理学把意识的状态与社会群体的生活相联系，这种意识的状态被描述成一个自足的现实，尽管事实上是社会所引起的，它们却被假定成具有独立的起源。而集体心理这个概念是用来处理心理事实（Psychicfacts）的（某种程度上与社会事实相对），既考虑到它们自身内在的特征、性质和相互关系，也考虑到它们源于群体中的个人的社会交际。在《个人意识和集体心理》（1939）中，他进一步指出，集体心理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实体，而只存在于个人意识中，并构成对群体中的个人之间意识互动状态的表述。通过区分思想感情和它们具体的外在的表现，或者通过区分制度的心理和物质的层面，社会学的领域可以得到确认。集体表象的典型特征总是以物质形式表现它们自身，社会学的对社会现象的看法是通过集体心理的参照框架来完成的。指出这一点，意在说明我们后来对哈布瓦奇的批评过多的强调“社会建构”的一面，而忽视他对于心理学的讨论和对集体表象物质形式的关注。
应当指出，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理论特别强调记忆的当下性。他认为，人们头脑中的“过去”并不是客观实在的，而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回忆永远是在回忆的对象成为过去之后。不同时代、时期的人们不可能对同一段“过去”形成同样的想法。人们如何构建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当下的理念、利益和期待。回忆是为现在时刻的需要服务的，因而也是断裂的。哈布瓦奇的集体记忆说见解独特，但也有其局限性。哈布瓦奇所关注的是一种和谐统一的集体，在这样的集体中，人们分享同一的记忆。但实际社会环境中的记忆并不总是同类同质的。恰恰相反，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标。主流文化往往控制记忆资源，而对异文化采取压制态度，因而异文化抗争的重要手段便是保存一种相对于主流文化记忆的它类记忆或者福柯所说的“反记忆”（Counter-Memory）。
哈布瓦奇区分了自传记忆、历史记忆、历史和集体记忆四个概念，自传记忆是由我们自身所经历的事件构成的记忆，历史记忆是我们只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记忆，历史是我们所记住的但是和我们没有有机关系的过去、集体记忆是构成我们认同的活生生的过去。
哈布瓦奇实际上指出历史是死的记忆，和我们不再有有机的经验上的联系，但是这显然否定了编史的自我形象。在他看来，由于各个时代的人群的信念、利益和追求不同，历史只拼合了在无数不同时刻和角度拍摄的即兴之景。一些学者指出，经验总是嵌入在叙事的框架中，没有最初的、不经过中介的经验，记忆和历史的区别实际上是学科上的区别，而非认识论上的区别。哈布瓦奇的这种历史观虽然能解释当今主流历史意识对某些过去事件的冷漠，但却不能解释为何还会存在抵制这种冷漠的非主流记忆，更不能恰当评估这种非主流记忆的批判价值。
如果说哈布瓦奇强调的是记忆的社会建构，那么康纳顿（Connerton，P.）强调的更多的是记忆的惯性（inertial），关注的是记忆与身体实践的关系，他区分了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习惯－记忆（指行动者具有某种操演的能力）三种记忆。他注意的是规则和运用之间的差距，我们不但需要记住规则，而且需要有关操演这种规则的记忆。在哈布瓦奇那里，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际来维持的，在康纳顿这里，社会记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4］，他更多关注的是社会记忆的传递性和持续性。
施瓦兹（1991）认为集体记忆研究可以分为两种视角，但是这两种视角都过于狭窄和教条化。第一种观点认为，过去是按照现在的需要，通过社会建构来形塑的。他引述米德和哈布瓦奇的观点，指出这种视角认为过去的概念可以通过现在的立场来解释。集体记忆是对过去的重构，使过去的形象适合于现在的信仰和精神需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过去形塑了我们对现在的理解，而不是相反。每一个社会不管它的意识形态环境如何，都要保持一种关于过去的连续感。如果关于过去的信仰不能经历社会变迁的考验，社会的团结和连续就会受到损害。
萧阿勤（1997）对社会学研究记忆的取向也做了两类区分：即解剖的方法和拯救的方法。解剖的方法强调，人们记忆中的过去，受他们当前的关怀、利益和期望所左右，认为人们对过去的意象，容易受掌权者的操纵。一般而言，这类研究取向多揭露人们所记忆的过去是社会建构的。拯救的研究方法则注意到历史的延续性，强调过去对当下情境定义和社会行动的重大影响力，认为集体记忆不完全受利益和权力左右，并强调自由的公共空间对各种集体记忆存活的重要。
由此看来，社会记忆连续和断裂成为一个基本的问题，通过对社会记忆过程的分析，我们也许可以弥合这两种争论。三、记忆的过程：认同与争论、延展性和持续性
如果把记忆看成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把过去带到现在的不变的导管和容器，那么记忆怎样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中运作，就不可避免的包含了社会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比如权力、分层、争论（contestation）等。
艾里克森（EriksonE.）把认同概念引入到心理发展过程，开始关注自我的同一性问题。近来出现了认同的叙事转向，把认同看成是在叙事形式上正在进行的建构的过程，在叙事这个概念下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是不可分离的，认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它是一项事业和实践，而不是道具。认同向社会水平的扩展，直接导致了历史认同和社会认同占有的一致性。霍布斯鲍姆（Hobsbawm，1972）指出定位自身所处的群体其实也是定位这个群体的过去。泽如巴维尔（Zerubavel，1996）［5］讨论了从记忆社会化到记忆共同体的过程，他指出我们所记住的更多不是我们作为个人所经历的，而实际上是关于社会预先假定我们在群体和共同体中的应该具有的处事能力的记忆，这就是“社会自传学的记忆”（“sociobiographicalmemory”）机制。应该指出，他的这一概念明显带有“知识库存”的色彩。
世代（generations）及其所分享的记忆是分析个人和集体认同的交叉点的中心概念。曼海姆（Mannheim’K1952，1928）首次讨论了社会和政治事件通过对一代人的性格形成时期的影响形塑了这个世代。他的理论讨论了世代和社会记忆的关系。施瓦兹对这种观点有所保留，他指出，集体记忆往往不是过去经验的反映，而是具有定位功能，集体记忆“既是一面镜子也是一盏灯，是社会的一个原型也是为社会的一个原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认同才可能通过多样的纪念场所、实践和外形来确立和维持，比如服装、话语、庆典等。同时，国家认同不但是可以利用的，而且也是国家致力于占有和压制其他认同话语的霸权力量。个人的、地方性的、地区的历史的不同的编年方式被整合进单一的国家的编年方式，同时不同的认同和叙事之间也是竞争的，文化记忆是一个文化协商的或妥协的领域，不同的故事都想在历史中争得一席之地。人们为捍卫他们的故事而斗争，因此争论也是记忆和认同的中心。匹克威茨（PickowiczPaulG.1994）在《中国革命和集体化的记忆》中通过对一个华北农村知识分子的回忆录的分析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
福柯（Foucault）［6］指出，既然记忆在竞争中是如此重要的因素，那么如果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也就控制了他们的原动力。为了挑战民族国家对历史编篡的学科权力，福柯采用了“反记忆”的概念，指那些不同于统治话语和经常挑战统治话语的记忆。因此，获得记忆的一致性是很难的，它要超越无穷的差异，并被差异所建构。为了获得对记忆的解释的支配地位的斗争，源于社会、政治和文化利益的相互影响和冲突。它是很多人付出了很大努力后的一个产品。而群体可以使用过去的形象和与历史做斗争作为手段确立其权力，但同时也可能失去其权力，在这一点上，坎斯特纳（KansteinerW.，2002）做了很好的工作，他认为我们应该把大部分失败的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极少数成功的例子区别开来（详见下文讨论）。
既然过去的形象是竞争的产品，因此过去是现在生产出来的，同时也是有延展性的。在延展性和持续性这个维度中，我们可以区分几种不同的取向。一种取向是表意主义（presentism），即过去的形象是随着时间改变的，群体利用过去为现在的目的服务，过去也成为群体表述利益的有用的资源。但是，彼得·伯格（PeterL.Berger）在《社会学导论》的第三章《题外话：选择和传记》［7］中指出，“当前被我们忽视的这些东西在有人向我们指出来的时候会刺激我们的意识，……我们将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存在……我们决定忽略的过去的事情对我们彻底消灭无记忆将是更多的无助”，比如在庭审过程中，我们将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过去是有延展性的”。因而表意主义是有问题的，一些学者开始强调过去的延展性。舒森（Schudson，1989，1992）指出，过去在一些方面、一些条件下可以高度抵制人们的改变，他分析了三个事实上的限制：1、可利用的过去的结构只在一些方面在当前呈现出来，其他的方面超过了我们知觉的范围。2、个人选择的结构使得一些往事对一些人是不可避免的，对另一些人又是不可能的面对的。3、过去社会冲突的结构意味着我们不能决定哪些是应该记住的，哪些是应该遗忘的。施瓦兹（1991，1996）讨论了延展性的文化特征，他指出一定的过去，虽然有时候是延展性的，但有时候却非常持久稳固，不随时间改变。
与表意主义和文化特性相比，另一个持续性和延展性的概念是“惯性”（inertial）。这里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前述康纳顿（1989）和布迪厄，前者关注了记忆与身体实践的结合关系，后者讨论了身体记忆的问题。
四、声誉和知识（reputations Knowledge）与社会记忆的关系
杰弗里和罗宾斯（Olick，JeffreyK. Robbins，Joyce.，1998）指出声誉研究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都关注了记忆的动力学和静力学过程。声誉与个人生活的成功的关系是松散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而是社会因素在个人的声誉上扮演了保护和维持的重要角色。他们指出，包括朗氏（Lang Lang，1988）［8］和泰勒（Taylor，1996）［9］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聚焦于对声誉动力过程的四种基本因素的说明，第一，主人公在其传记的表述中所应用的个人策略和政治手腕能够控制其形象的形成，这些策略包括隔离、自传、粉饰和伪造与赞助人的关系。第二，特定的声誉受到利害关系的影响，比如诺拉（Nora）对贝多芬的研究表明，贝多芬之所以能够从别人对他的尊敬和钦佩中受益，贵族音乐的公共场所在关于他才能的叙事的形成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第三，文化因素对声誉的影响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文化因素区别于个人才能，某些偶然因素和意外事件有时会极大的推进个人的声誉，比如意识形态对艺术家艺术生命的影响；另一种方式是，以布迪厄为代表的文化理论家关注于品位的建构特性，声誉依赖于获得声望的斗争和所采取的文化立场。第四，关注声誉怎样对广阔的叙事和文化形式作出回应。声誉理论家认为我们过于夸大了它们的优缺点。施瓦兹（1991，1996a）的研究分析了林肯的形象怎样从平易近人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威严形象，同时，他也指出，尽管华盛顿的形象保持了其核心的连续性，但是他的声誉的延展性却是和美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的需求紧密相连的。
杰弗里和罗宾斯（1998）还分析了另一个研究记忆的动力学——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他们指出，既然调查不能提供足够的信息反映出为什么特定类型的知识被记住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极大关注的就是忘却问题。库恩［10］（KuhnM.）认为知识的记忆和忘却依赖于范式的规定，常规科学不断地累积范式，而不同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不能比较的。甘斯（Gans，1992）和索罗金（Sorokin，1956）［11］都指出范式的知识也不是累积的，年轻的研究者会重复早期的实践者的发现，Gans把这一过程称为“社会学的健忘症”（sociologicalamnesia），他把它归因于制度的因素，包括学术奖励的结构、科学研究过程的神话和对科学中无意识的剽窃的惩罚的缺乏。默顿（MertonR.，1985，1965）［12］讨论了科学家是怎样倾向于忘却他们的思想来源的过程。一些研究还分析了声誉和范式转变的关系和紧密程度，利文（Levine，1995）［13］，指出学科有其自身的集体记忆并维持其认同，尽管范式发生了转变，但理论留下了认知的内核，成为“保留节目”而获得了持久地位。泰勒（1996）［14］，指出，这是一个政治过程，某种思想被强权群体所宣传，从而也比其他的更容易被大众记住。
应该说，杰弗里和罗宾斯对社会记忆理论进行了很好的梳理，但是其评述后现代的色彩过于浓厚，比如对解构的强调等。与这两个人不同，坎斯特纳（2002）似乎更强调不同行动主体间的协商、共谋和建构过程。在《在记忆中寻找意义：集体记忆研究方法批评》一文中坎斯特纳指出人文学科中记忆研究的兴起，要归功于文化历史的复兴，但是在集体记忆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重大的概念和方法上的推进。大部分集体记忆的研究关注于在特定的历史、地理和媒体的情境下特定或细节事件的表述，而没有能够对“尚处在争论中的表述”的受众（观众）有所反映。因此，大量的看待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文化的视角不能最终和特定的社会群体和他们的历史意识联系起来。这种方法论上的问题由于心理学上的隐喻和神经学上术语的使用而不断加深，这一做法把集体记忆的社会动力机制（动力学）看成是个人的、自传的记忆的扩展和结果，这显然是误导。而通过把表述的特定策略情境化（置于社会背景中），把表述的事实和接受的事实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方法的缺点。作者主张，集体记忆的历史应该看做一个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复杂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考虑到文化传统的持续性、记忆生产者的灵活性和记忆消费者（受众）的破坏性（颠覆性）。这三个历史主体的协商或妥协，建立了在记忆政治的竞争场域的游戏规则，对这些协商和妥协过程的关注，使我们可以把大部分失败的集体记忆的建构和极少数成功的例子区别开来［15］。为此目的，集体记忆研究应该采用交流沟通和媒体研究的方法，特别是考虑到媒体的受众，并使用从编史学到后结构主义［16］的各种解释工具。作者认为，从集体记忆研究的视角来看，这两个传统在分析历史文化上是紧密相关的和互利互惠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实际上有关不同历史主体之间的妥协竞争和媒体研究的问题，在文学和影视界已经有过研究，陈晓云（2000）在《革命记忆与爱情呈现——论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指出革命与爱情的双重变奏，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个基本主题。这一主题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不同呈现，是主流意识形态、导演创作观念与观众接受心理“共谋”的产物。
以上关于社会记忆理论和方法的回顾，基本上反映了正在进行的大量的社会记忆实证研究和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实践，这可以透过对记忆的政治、战争记忆、国家认同、暴力等主题的分析得到说明。五、当下的社会记忆研究
尽管社会记忆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但国家认同却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之一。温菲尔德（Wingfield，NancyM.，2000）在《记忆的政治：1945年到1948年间捷克国家认同的建立》一文中指出，二战后捷克斯洛伐克驱逐德国人的过程，同时也是把他们从捷克人意识中清除的过程。他分析道，为了在战后形成国家记忆，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精英和其他地方的政治精英一样，致力于建立一种令人信服的大众叙事，把“可以接受”的过去的和战后的国家重建联系起来。他们试图操纵人们分享的经验和持有的想法，同时建立集体记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干部一方面使用“组织化的社会忘却”（sociallyorganizedforgetting），比如排除、镇压和抑制，另一方面使用“组织化的社会记忆”（sociallyorganizedremembering），比如精致的创造、强调和意识基础的普及。政府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新的“纯粹”的战后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具体的做法是排除德国人在历史上的贡献，夸大自己的作用。作者进一步指出，虽然共产党人确立了战后民族历史的形象，但是，由于战后时代社会组织化的忘却和记忆使得近来的历史变得错综复杂，当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国家的宏大叙事让位于多样化的声音和视角的时候，文化的原本（scripts）成为1989年东欧剧变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论争的主题（对象）。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在1989年以后取消了很多50年以来的象征符号，包括公共场所无所不在的红星、铁锤和镰刀，尽管如此，共产主义统治的象征符号的阴影成为值得注意的历史的遗产。在现在已经分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两个国家的历史中，整合这些相互冲突的解释，共产主义的和非共产党主义的，非捷克的和非斯洛伐克的，已经被证明是困难的。当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重新解释他们的民族历史时，不同主张的之间的协商将会困难重重。
在社会记忆与国家认同的分析中，不仅国家政权和政治精英的操纵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和历史遗产，而且国家所使用的暴力也是很关键的因素。海伦娜（Pohlandt－McCormick，Helena，2000）在《“我看见了梦魇……”：暴力和记忆的建构》一文中以南非的索韦托起义为例分析了暴力的经历、记忆和历史的创造的关系。作者指出，国家统治的暴力经历和残忍的国家政策（比如种族隔离政策）在社会中造成的后果，已经成为南非历史记忆的本质要素，它的影响（对身体和心智的伤害和物质上的破坏）和与之相伴随的保密、谎言和沉默，危及个人思考历史的基本能力，对集体的公共的历史构成了极大的影响。作者认为，在对个人身体构成实质性的伤害的暴力经历之外存在着一种推论的（discursive）和经过粉饰的暴力，持续的对人们的心智构成损害，瓦解和削弱人们找寻连续性和意义的能力，如果这种暴力普遍深入和持续下去，它的影响就会超过个人伤害的层次，从而把原本关系紧张的集体记忆和官方历史的结合起来。例如，种族隔离的南非独裁主义的统治在形塑周围大量的沉默和谎言的基础上构建了集体记忆，有时甚至妨碍个人在历史中定位自身的能力。作者尖锐的指出，当身体和物质上的暴力抹去了受害者的历史，并建立否认加害者自身过失的人为的历史之时，恰是暴力和沉默相互共谋之刻。这种暴力和沉默之间系统的共谋，在南非是显而易见的。但作者同时也指出，这种共谋不会完全取得成功。因为记忆，特别是个人历史角色的口述记忆和证据提供了挖掘了这些沉默的方式。索韦托起义的例证表明个人积极地与集体和官方记忆“交战”，毕竟，在沉默和谎言的周围构建的集体记忆和由个人的暴力经历所形成的个人记忆具有相同的独裁统治的情境。因此，尽管这种共谋会损害个人进行历史思考的能力，“个人的细节”（Humandetail）通常看起来是不重要的，个人的行动是不合逻辑和琐碎的，但是，作者认为，这是软的一方面，个人单独的讲述和写作不管怎么细小，也构成了个人记忆的里程碑。在讲述现在或过去的瞬间，个人与集体记忆和公共记忆抗衡。个人不但生活在他周遭的世界中，而且也与这个世界互动，个人历史意向的表述会“修改、转化甚至重建公共记忆，尽管他们受到了伤害。”
海伦娜为我们在个人的历史思考能力遭到损害的情况下开掘个人记忆和个人叙述提供了途径，但是这些细小的东西被挖掘出来以后，跟大的国家事件到底是什么关系呢？这也是我们通常讲的“大”和“小”的关系。阿姆斯壮（Armstrong，Karen.，2000）在《记忆和模糊：芬兰的个人和集体记忆》一文中使用叙述的方法考察了个人经历和国家事件的复杂关系，及个人记忆是怎样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的。在1939年到1944年间，芬兰和苏联发生了两次战争，1939至1940年间的“冬季战争”和后来的1941至1944年间的战争。当苏联军队穿过芬兰东部边境进入到属于芬兰的卡累利阿地区时，这个地区的人口开始往芬兰中部撤退。战争的结果是卡累利阿和芬兰的一些其他地区成为了苏联的一个自治共和国。战争的另一个后果是国家要重新安置这些撤退的卡累利阿人，因此战争和重新定居（移民）成为20世纪芬兰历史的重要事件，引起还活着的当事人的共鸣。作者通过对一个叫托马斯（ThomasRantalainen）的卡累利阿人家庭的后代所编写的文集和个人通信的研究，展示了这些60年前所写的信的内容和现在仍在讨论的芬兰的历史是怎样相关的。在这些通信的叙述实践中，有两个基本主题，即战争和家庭生活，个人自身通过叙述的使用，把个人经历融入到共同体中。作者采用了本尼迪克特（Benedict）把国家当成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作者认为，个人的感知虽以当地世界为基础，但有时也会与更大的共同体联系起来。在叙述的过程中，个人经历会与芬兰历史定的事件的集体经历联结起来。这些联结通过个人在叙述时使用“我们这个群体”（group－We）时可以得到发现。而“我们”实际就是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分析的这些信件和日记摘录详细地表明了何时和怎样个人会转变成“我们”。作者引述瓦勒热（ValerioValeri）的观点，认为我们实际上在以不同的方式在使用着过去，既有聚合关系（指很多个彼此重复且相连的单位，每一个单位都是一个相对较简单的单元），也有组合关系（性质不同的单元组成）。作者提到的这些信件具有把“组合关系的事件当作事件，把事件当成是（个人）直接经历的倾向”（syntagmatic－relatingeventsaseventsandeventsasdirectexperiences）。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故事聚合成基本的原则，定义人们怎样行为。这些信件表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是可以类推的，类推和复制（analogyandreplication）的逻辑既在文本的叙述实践中得到体现，也在后代对这些信件的解释中得到体现。
作者认为，在个人经历和国家事件之间的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模糊”和不确定性。尽管不是每一个芬兰人都分享同样的政治观点，但是人们知道特定的政治符码（code）的指向。战争时期提供了一个相同的历史时间框架让人们讨论过去和现在。在1997年芬兰独立80周年庆典时放映的记录片也涉及到这场战争，但是媒体只是大量的展现史实，而不进行评论。作者进一步指出，过去的故事、家史、建筑遗址和关于战争的国家的社会记忆的创造等等给人们以场所和工具对他们所选择的零零星星的过去进行重写，通过这种方式，人们把过去带到现在，通过谈论历史，他们描绘未来，建立自己的文化。对这个家庭的通信的研究表明过去和现在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前后相继的关系，通过对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家庭的比较，在通过回到过去从而思考现在这一点上，逻辑是一样的。
阿姆斯壮还在方法论上有所创新，他指出，对欧洲的人类学家而言，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不会存在真正的对话，因为这些研究者不会进入到对社会领域进行多重解释的过程中，而对共同体、爱国精神和卡累利阿的连续性的争论进行考察实际上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因为通过个人的叙述、电视记录片、公共演讲、报刊文章和人们怎样谈论他们自身，这些争论会在社会中折射出来。
阿斯曼（JanAssmann，1992）在其《文化的记忆》一书中从另外的角度探讨了重大事件与个人经历的关系。作者关注是犹太集中营的大屠杀（Holocaust）事件，分析了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再通过沟通和分享的过程，最后形成一种具备较普遍而清晰形式的文化记忆，其基本过程可以概括为个人记忆——集体记忆——沟通记忆——文化记忆。需要指出的是，他这里集体记忆的用法与一般不同，指的是集中营里的经验虽是许多受难者共同的经验，但却没有与外人甚至是自己的子女分享。然而，如果从一般的意义上讲，集体记忆不仅仅是书中所论述的一群人有过共同经历却没有过沟通的过程，因此上述过程可以似乎改为个人记忆——沟通记忆——集体记忆。
另外，刘新的论文《为了忘却的记忆》也涉及了历史事件怎样在一些亲身经历其中的农民身上被记忆与再现，日常生活中的记忆与某事件的记忆有何关系，政治权力如何介入，不同版本的记忆的争论关系等问题。刘新指出，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试图将官方历史带入农民生活中，或者说將地方的事件纳入国家叙述中，比如纳入关于“万恶的旧社会”的形象建立中，这就连带地改变了乡村中农民记忆习惯的运作，产生了一种个人经验与更广程度的泄愤情绪相关联的新模式，比如吐苦水的行为。由于这种模式，因此許多农民的故事中都谈到自己的妻子生病、向地主借钱等不好经验，即把一些本来没有事件化的普遍情形给事件化了。但是，问题在于，建立“万恶的旧社会”和建立“美好的新社会”是同步进行的，忆苦和思甜也是连带的。这样一来，为什么痛苦经验被事件化，而快乐经验则没有呢？这是需要进行说明的问题。而且，吐苦水的行为是不是某种心理过程的结果也未可知。
在社会记忆的研究中，关于重大事件造成的创伤记忆（memoriesoftrauma）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主题。景军在《乡村修坝与乡村重占：中国西北的记忆运动》一文中使用重占（repossession）的概念来分析中国西北部永靖县农村的记忆政治。作者关注的是一场旨在使村庄从农田破坏和强迫移民（重新安置）的毁灭性影响中恢复过来的社会运动。作者把这场运动看成是一个创伤记忆转变成政治话语的社会过程。这种政治话语认为政府官僚应该对经济发展造成的破坏负责。作者把重占的概念，严格的限定在集体行动的情境中，指的是这些被转移安置和剥夺公民权的农民重新获得对政治压迫的怨恨，重建乡村生活的物质基础和遭到破坏的民间。六、小结：社会记忆和社会理论
从上述简要回顾可以看到，对社会记忆改变和持续的看法都把记忆的运作机制置于记忆自身之外，文化的角度也是如此，虽然强调意义，但是也把变迁的资源定位在政治文化中，而不是记忆本身的运作过程中。与这种趋向相关的是，直到现在，有关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宏观社会学理论把记忆作为因变量作了很好的说明，但是社会记忆在社会学的宏大理论中是缺席的。
康纳顿指出：“在日常生活行为中社会记忆的渗透性，和现代社会和文化理论特别对社会记忆的较少关注之间，仅就明确的、系统的研究和隐含的、松散的研究在本质上不同而言，存在明显的差距”。［17］
鲍曼（Bauman）更是指出，时间历史以现代性为起点，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历史，而历史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一个忘记的过程，而且记忆正因它的选择性而闻名。换言之，我们今天所见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都经过了社会记忆过程，各种不同的记忆实践不但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征兆，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一部分，在我们的研究和理论中，应该把记忆实践当作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生活的核心特征。总之，社会记忆不是知识社会学一个狭窄的分支，它是社会学这个整体的强有力的组成部分，为社会学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传统和视角。
注释：
1，参见Olick，JeffreyK.;Robbins，Joyce.SocialMemoryStudies:from“CollectiveMemory”totheHistoricalSociologyofMnemonicPractices.AnnualReviewofSociologyVolume24（1998）P105-40
2，同注1
3，主要指针对东欧和独联体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
4，参见（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导论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同注1
6，同注1
7，参见BergerPeterL.InvitationtoSociology:AHumanisticPerspective（1963）AnchorBooksDoubleday Company，Inc.P54-59.
8，同注1
9，同注1
10，同注1
11，同注1
12，同注1
13，同注1
14，同注1
15，即使在一国集体记忆和国家认同的构建中，国家也会留下积极和消极的两面印象。
16，汪霞将后结构主义的特点归结为，第一，后结构主义主要针对“文本的世界”，它与某种阅读方式联系在一起。后结构主义不拟建构，而重解构。第二，后结构主义是对传统的二元论和“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的超越。后结构主义并不认为存在着静态的两极对立，相反，它主张存在的是两极间的运动。第三，后结构主义坚持反对总体性，认为总体性是一种会导致事物停滞、思想僵化的形而上学原则。消解了总体性，有助于差异的撒播，有助于防止社会秩序和思想文化的僵化。第四，后结构主义强调文本间性和学科界限的消失。亦可参见杨大春：《解构的踪迹：法国后结构主义概论》见于：/gb/paper54/1/class005400018/hwz37923.htm
17，参见（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第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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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评论范文第3篇
社会学思维是一种现实分析的方法
社会学是对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其最终目标是发展出一种完善的科学知识体系，以解释、并在某些情况下预测社会事件。①社会学的学科体系非常庞大，涉及多个领域，有时如一盒“万金油”，似乎涂到哪里都会产生奇特的效果。而这种奇特效果的产生就源于社会学所提供的思维方式，一种认知社会、分析社会的能力。电视新闻评论同样是关注社会，研究社会，社会学思维作为一种现实分析的方法，所提供的认知、分析、判断的逻辑能力不仅适用于电视新闻评论，更有利于提升电视新闻评论的整体水平。
“价值无涉”：研究社会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一位社会学家的价值观（values）不应该影响到研究”。②尽管直到今天，这一问题社会学家仍有争议，但其所包含的客观性与科学性的研究态度是毋庸置疑的，即任何社会研究都不应带有偏见，更不应扭曲数据或事实以使其符合预想的观点和个人的价值观。因此，社会学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在研究社会与社会互动时，尽量保持科学性，提出问题；得出结论时努力做到客观性，不受感情、偏好的影响，并尽可能运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技术、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电视新闻评论的成功首先取决于对新闻事件的描述与展示过程是否真实、客观；其次取决于对各种素材的总结分析与加工所体现出的因果关系是否真实、客观。带有偏见与好恶的评论必然会有失公正，客观性与科学性是电视新闻评论的必然法则。
整体性：注重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背景。处于社会学视角中心的是这样一个问题：群体如何影响人们，特别是人们如何被他们的社会所影响。③整体性是社会学与生俱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将研究对象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各个部分相互联系，考察部分必须将其放置整体中去考察。电视新闻评论关注社会民生，从选题、素材取舍、原因剖析、解决之道等都可以运用整体性思维，立足社会背景去认识、分析与判断各种问题，以摆脱狭隘的个人视野，提升思考能力，更好地把握各种选题，提供更具深刻性与力量型的意见性信息。
多视角：不同理论视角提供对社会的不同解释。社会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种解释社会事实的理论视角，如功能分析论、冲突论与符号互动论等。不同的视角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层次去分析解释社会问题。社会很多现象只是假象，我们不可能只通过直观的方法来了解社会。要达到较为深刻地认识社会现象的目的，必须透过现象分析本质。多视角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去认识问题，分析原因。电视新闻评论是对新近或正在发生大的重大事件或重大社会问题发表看法，进行解释分析，本质是一种意见性信息的传播。评论是否深刻，是否触及问题的本质，对观众观点与意见倾向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电视新闻评论中的社会学思维
社会学研究在确立某个选题之后，首先是以收集详细的资料为基础来描述事件发生、变化的具体情况，其次是要解释为什么某种事件发生了，最后进行规范性设计，提供事件“应该如何”的方案。电视新闻评论的制作过程与此类似。社会学思维的运用在整个过程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选题：从“习以为常”中寻找异常性。好的选题是节目成功的一半。电视新闻评论的价值首先在于所选择讨论问题的价值。在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如何在众多的社会现象中进行选择，则需要跳出狭隘的个人视角，立足于整个社会背景及相关群体进行思考。社会学研究的主题非常广泛。无论人们的行为是遵循常理还是与众不同，是值得尊敬还是应受谴责，对社会学而言，没有什么是不适合研究的。④而与普通人不同的是，社会学家总是能够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找到问题的异常性，从而使熟悉的问题陌生化。在进行电视新闻评论选题时也要具备这种思维的能力，尽量跳出熟悉的生活对思维的限制，从社会大背景以及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中深入剖析问题，发现问题的异常性。《会说谎的作文》聚焦了小学生写撒谎作文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性但容易被忽视的话题。写撒谎作文我们也经历过，这似乎是正常的，但在教育体制不断改革的大社会背景下，《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83.3％的人承认自己在上学期间编过作文，高比例的数字引起了作者的注意。
描述：研究方法多元化，还原事件本来面貌。描述是指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客观地忠实地搜集、整理和记录具体事实、事件及其过程的资料，真实地再现社会生活的图景。电视新闻评论是对重大社会事件或社会问题的评论，而这些观点、看法必须建立在对事件或问题的描述的基础之上。真实、客观是新闻报道的生命，同样也是评论的生命。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性就体现在其研究方法上，即定量与定性方法的运用，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电视新闻评论对事件或问题的描述。《会说谎的作文》在描述小学生写撒谎作文问题时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现象在当地是否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而对这个现象的描述是否真实，客观成为决定节目成功的关键一步。如果不能全面真实反映这个现象，就会有以偏概全之嫌，缺乏说服力或产生误导，造成失实。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运用了第二手分析法（引用《中国青年报》相关调查数据）、调查研究（发放调查问卷统计了解到，73％的小学生有过“编作文”的经历）、实地考察、访谈法（与学生、老师面对面访谈）等多种科学方法。既丰富了节目表现形式，又真实地再现了这一社会问题，为评论提供了翔实的例证材料。
论证：抽丝剥茧，发挥“社会事实”的解释力量。在电视评论节目中，“述”是基础，“评”则是提炼和升华。⑤评论的作用是“画龙点睛”，让观众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记者分析问题、剖析原因的过程是一个把经验描述得到的感性认识且上升到理性认识的过程，需要把握影响社会过程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本质，从而阐明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原因。在判断分析原因，可引入“社会事实”的概念。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是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因为它们是控制个人行为的外来力量。“社会事实”可能产生在人们的社会互动里，也可能记录在社会风俗习惯及法律里。“社会事实”是一种集体意识。《会说谎的作文》在剖析小学生写撒谎作文的原因并没有局限在小学生本身，没有从小学生个体的、生理的方面去进行判断，而是从“社会事实”中去寻找，抽丝剥茧，指出应试心态和各级考试，直至高考作文评分标准是“撒谎作文”的始作俑者。
规范：积极引导，注重建设性。规范性研究实际就是按照一定标准对社会进行设计，这个过程论证“应该如何”的方案，检验“应该如何”的假设。社会学的规范，是确定预定社会目标，及达到预定目标而采取的行动与手段，最终的目标是解决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电视新闻评论也需要注重效果，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统一，眼前与长远的统一，促进难点与热点问题的解决，这也是其舆论引导功能的重要体现。“建设性”即是从揭露问题入手，引导观众关注认识问题，剖析产生问题的根源及症结之所在，并提出一定的解决之道，给予相关群体一定的启示与思考。在进行规范性设计时应注意从多视角进行思考，运用不同的理论视角进行阐释。如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视角认为社会是由相互依存的各部分构成的整体系统，各部分都在系统中承担一定的作用和功能。功能分析的任务，就是确定不同的功能事项，解决社会系统的功能需要问题。《会说谎的作文》末尾发表评论认为，为了减少、避免编造抄袭现象的发生，作文评分标准应有修改，老师应该更加注重话题作文、拓宽题材、启发思路，家长可带孩子细心观察生活、增加体验。通过正确引导，从考试体制改革、教学、家长和学生几方面多做努力，孩子们一定能够写出真诚而美丽的作文。这正是从功能主义视角分析在小学生写撒谎作文的问题中，对哪些部分出现了失衡，如何进行规范进行了深刻的评析，对相关群体富有一定的启示性，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善用社会学思维，以逻辑的力量打动观众
随着新媒体、新技术的发展，受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发表对新闻事件的各种看法与意见，多元意见表达成为现实。如何在激烈的媒介竞争环境中，运用自身的特色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并提升社会影响力，这对电视新闻评论提出了一定的挑战。有学者曾提出“与节目所拥有的巨大社会影响力相比，电视评论自身的理性思维显得有些贫乏，在许多类似节目中，长于纪实，浮于现象，述多评少，言之无物等现象司空见惯”。⑥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电视新闻评论必须要把握好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用社会学思维来指导、编排节目，充分发挥评论的效果。
电视新闻评论的记者、编辑、主持人应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修养，积极参与生活，体验生活，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善用社会学思维去认识社会、分析社会，不断提升逻辑判断能力，以增强电视新闻评论的理性思维，运用逻辑本身的力量打动观众。这不仅是提升电视新闻评论工作人员素养的重要途径，更是社会的发展对电视新闻评论的必然要求。
（作者单位：武汉长江工商学院）本文责编：陈道生
注释：
①[美]戴维·波普诺著：《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②③④[美]詹姆斯·汉斯林著，林眼仁等译：《社会学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4、125页。
社会评论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银行贷款评估，社会评价，模式研究
一、项目贷款评估的定义和传统方法
项目贷款评估是银行为确保贷款项目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减少和防止贷款决策的失误，保证贷款资金的正常周转并及时回收，贷款决策部门在发放贷款前，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为依据，在项目初审的基础上，运用一套较为系统、科学的方法，对借款人的经营情况、项目产品所处的寿命周期、市场供需情况、预期经济效益和还贷能力等进行全面、动态和定性定量的审查分析评估，包括对项目的风险测算和预警，最后对项目贷款做出总体评价并提出决策建议。
项目贷款评估是世界银行在20世纪70年代运用项目可行性研究技术发展起来的一套贷款风险评估体系，目前已成为国内外银行对中长期贷款项目进行全面调查的重要手段和贷款决策的重要依据。加强贷款评估是适应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实现贷款决策科学化和防范风险，制止重复建设、提高资产质量的重要举措。
目前金融论文，商业银行项目贷款普遍采用的传统评估方法主要是对项目盈利能力、项目偿债能力、项目贷款风险三方面进行评估。
1、项目盈利能力评估。由于项目的盈利与否以及盈利多少直接关系到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关系到银行贷款的收益性和安全性，是银行判断贷款项目可行与否的重要评估内容。评价项目盈利能力的主要指标包括投资利润率、投资利税率、回收期、净现值、内部收益率等。
2、项目偿债能力评估。在项目盈利能力评估的基础上，进行财务指标的计算，评估项目的负债水平和清偿债务的能力，为银行的信贷决策提供评估数据。项目偿债能力评估指标包括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偿债覆盖率等。
3、项目风险评估。银行贷款风险评估主要是从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三方面判断项目风险，评估方法主要包括盈亏平衡分析法、敏感性分析法、概率分析法和决策树分析。在银行项目贷款的风险评估中，主要是将影响贷款收回本息的风险因素找出来并对比分析，计算出这些风险因素的影响程度，以及时有效地制定风险防范措施。
二、社会评价引入的背景
社会评价是识别、监测和评估投资项目的各种社会影响，促进利益相关者对项目投资活动的有效参与，优化项目建设实施方案，规避投资项目社会风险的重要工具和手段。社会评价主要是应用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通过系统地调查、收集与项目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和社会数据，分析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提出尽量减少或避免项目负面社会影响的建议和措施，以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并使项目效果持续发挥，在投资决策、方案规划和项目实施中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20世纪30年代前，西方经济理论强调自由竞争，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项目评价仅考虑投资的财务效果。二战之后，西方国家广泛采纳了凯恩斯理论和福利经济学思想，加强了国家的经济功能，大量增加公共开支用以进行公共设施建设，并实行福利政策。由于公共工程与社会福利项目是以社会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评价的重点也从微观财务评价转向宏观的经济和社会评价。20世纪70年代以后，全球环境与生态问题凸显金融论文，协调发展观逐步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引入项目评价体系。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促成了在项目评价中，除了要保证经济、环境可行性外，也应保证社会的可行性。基于这样的认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一些国际金融机构近年率先在一些投资项目中引入社会影响分析，项目评价已从单一的财务分析和经济分析，发展到技术、财务、经济、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综合评价，其中社会评价在项目评价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不可否认，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忽视的、与和谐社会发展不相协调的问题和矛盾。比如：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三农问题、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农民工就业问题、城市职工下岗与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中国社会的改革、稳定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不仅要大力发展经济，还要使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在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生态脆弱金融论文，在发展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断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坚持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适应，努力建设低投入、少排污、可循环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在这种发展战略背景下，社会评价作为调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手段将受到更多的重视，中国开展社会评价的需求将会更为迫切。项目投资活动是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在投资项目的前期准备及监测实施过程中引入社会评价，也是解决项目投资活动中可能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规避社会风险的客观需要。
三、银行贷款评估模型研究
金融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同时也必须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如何更好的发挥金融的调节和杠杆作用，如何使贷款项目评价更加合理和更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金融业制度创新和完善需重点研究的问题。本文从银行角度出发，在原有贷款项目评估体系的基础上，加入并强调社会评价对于项目评估的影响，对建立的新贷款评估模型进行研究和分析。
1、原贷款项目评估体系
主要由借款人评审以及债项评审两部分组成，分别占评价指标体系的40%和60%。
1.1 借款人评审
1.1.1 对借款人公司基本信息、经营范围、主要产品生产能力、在工商部门登记情况进行查实。
1.1.2 对在其他金融机构的信用评级及信用状况等信息进行调查。
1.1.3 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关联方及交易情况进行分析。
1.1.4 收集借款人近三年的会计信息并计算相关财务指标，对借款人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1.1.5 对借款人在管理、技术、市场竞争、财务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与行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
1.2 债项评审
1.2.1 项目概况。对项目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以及规划、可行性研究、建设用地、环境评价的审批情况进行落实和分析。
1.2.2 筹资评审。依据项目可行性研究审批意见，核定项目所需总投资，并与行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对资金的落实情况进行核实和分析。
1.2.3 市场评审。对主要产品的目标市场及原材料市场情况进行分析。
1.2.4 财务评审。以项目所处行业为标准金融论文，依据项目财务基础数据计算出毛利率、销售利润率、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盈亏平衡点、投资利润率等主要财务指标。同时，根据不同项目，对项目进行敏感性分析、盈亏平衡分析等。
1.2.5 偿债能力评审。对项目还款资金来源进行分析，判断其来源的可靠性以及覆盖贷款的能力。
原贷款评估体系更多关注的是项目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没有对社会影响进行评价，已不适应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一步优化。
2、新贷款项目评估体系
在原有评估体系进行借款人评审和债项评审的基础上，将社会评价作为一个重要评价内容加入评价体系。
借款人评审及债项评审部分在前部分已介绍，本部分重点对社会评价内容进行说明。
社会评价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研究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的社会影响分析、项目与所在地区的互适性分析和社会风险分析。
2.1 项目的社会影响分析。主要分析预测项目可能产生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
2.1.1 项目对所在地区居民收入的影响。
2.1.2 项目对所在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影响。
2.1.3 项目对所在地区居民就业的影响。
2.1.4 项目对所在地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2.1.5 项目对所在地区弱势群体利益的影响。
2.1.6 项目对所在地区文化、教育、卫生的影响。
2.1.7 项目对当地基础设施、社会服务容量和城市化进程等的影响。
2.1.8 项目对所在地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的影响。
2.2 项目与所在地互适性分析。分析预测项目所在地的社会环境、人文条件能否接纳、支持项目的存在与发展，考察项目与当地社会环境的相互适应关系。
2.2.1 分析预测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不同利益相关者对项目建设和生产运营的态度及参与程度。
2.2.2 分析预测项目所在地区的各级组织对项目建设和运营的态度。
2.2.3 分析预测项目所在地区现有技术、文化状况能否适应项目的建设和发展。
2.3 社会风险分析。在对可能影响项目的各种社会因素进行识别排序的基础上，选择影响面大、影响持续时间较长，并容易导致较大矛盾的社会因素进行预测，分析可能出现这种风险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社会评价，作为投资项目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项目技术评价、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和环境评价等不可缺少的一种补充。在银行贷款项目评估体系中完善社会评价指标，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
社会评论范文第5篇
一、引言
何为翻译批评？各个流派的学者虽对翻译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定义，但对 什么是翻译批评 这一问题的回答也没有形成定论。在《中国翻译词典》中，给翻译批评下了的一个比较全面的定义：从广义上讲，翻译批评即参照一定的标准，对翻译过程及其译作质量与价值进行全面的评价，评价的标准因社会历史背景而异，评价的目的旨在促使译作最大限度的忠实于原作，并具有良好的社会价值。
一些翻译理论家也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定义，国内比较系统的翻译批评的定义还有杨晓荣在他的著作《翻译批评导论》。根据杨本文由收集整理晓荣的观点，翻译批评比较完整的定义为：依照一定的翻译标准，采用某种论证方法，对一部译作进行分析、评论、评价，或通过比较一部作品的不同译本对翻译中的某种现象做出评论。（杨晓荣，2006）
二、翻译批评的重要性
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之一，翻译是任何社会都必不可少的，而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翻译批评。季羡林曾指出： 翻译事业要发展，要健康的发展，真正起到促进中华文明发展的作用，就不能没有翻译批评 。
翻译批评不是翻译的附属品，也不能被简单视为应用翻译学的一个分支，而应该被理解为如纽马克（peter newmark）所言的 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连接在一起的一个重要环节 。翻译批评的实践过程又必须以各种理论为基础，翻译批评是翻译理论的重要分支，也是翻译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翻译批评几乎可以说是整个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一把尺，对于翻译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翻译批评的监督功能
翻译批评的根本目的之一是提高翻译质量、促进翻译事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翻译批评的基本功能之一便是监督功能，由此派生的是对读者的引导功能和对译者的指导功能。
3.1 对读者的引导功能
译作的价值只有在读者的阅读、鉴赏、阐释、批评等一系列过程中才能得以实现。因此，翻译批评必须充分重视作为翻译最终服务对象的读者的重要地位，切实关注读者群体。
翻译活动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语言的转换，而是通过理解使原文的意义得以再生，从而使作品在新的历史空间得到交流、展现、完善与延续。在这些方面，翻译批评者为读者提供一种或几种理解原文意义和译文意义的可能性，并鼓励和引导读者积极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进而促使更多的人喜爱翻译作品、关注翻译事业。
其次，多种译本的存在为翻译批评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也使其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引导读者阅读与鉴赏真正高质量、有价值的翻译作品，并通过开启复译的空间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审美需求，这是翻译批评引导功能的重要体现。
3.2 对译者的指导功能
鲁迅在1934年的《再论重译》一文中指出，翻译批评的责任在于 或者培植，或者删除，使翻译界略免于芜杂 。 培植 和 删除 是批评的方法，根本目的在于 免于芜杂 ，即保证翻译质量，避免翻译界良莠不齐的状况继续下去。关于翻译批评的监督功能对译者的指导，桂乾元提出了翻译批评的六大功能：
（1）帮助 帮助译者提高翻译水平，甚至可以帮助译者具体提高某些基本功；帮助译者提高翻译理论修养；
（2）限制 限制粗制滥造、质量低劣的译作泛滥，甚至出版问世；
（3）扩大 扩大优秀译者的影响，促进翻译事业的繁荣；
（4）鼓励 鼓励译者不断努力，译出优秀的作品；
（5）监督 监督译者工作，促进他们认真负责地工作；
（6）促进 促进翻译事业健康、迅速的发展。
翻译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现象，解释不仅是文字技巧和知识的把握，而更是译者对周围世界的意义一种选择。因而，鼓励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能动的再创造，促使翻译行为进一步走向成熟与自律。
四、翻译批评的社会功能
翻译批评的社会意义体现了翻译研究无法脱离社会实践、因而无法自闭于象牙塔中这样一种内在的性质，这是由翻译活动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何谓功能？文军在他的著作《科学翻译批评导论》中引入了价值这一概念，通过说明价值与功能的关系来说明什么是功能。 价值和功能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范畴。价值是功能的基础，功能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两者是统一的。批评价值实现的过程，也就是批评发挥功能并产生相应结果的过程。 科学翻译批评的功能反映的则是它对社会和个人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实际效果，并说明了这种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显性的还是隐性的 （文军，2006：54）。
翻译的本质是实现跨文化的交际（范东生，2000）。语言作为文化结构中的一个重要成分，承载了一个文化的信息。交流时语言和语言之间并不直接相通，必须借助翻译。两种语言的交际实际上就是两种文化的交际，交际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也要通过书面的，通过一些翻译作品，让读者间接与另外一种文化进行交际，这就需要翻译。所以翻译批评在于使这些用来进行跨文化交际的作品更加的优秀，对于文化的传播也起到了一个监督和促进的作用。翻译批评的根本性任务就是检视翻译实践的跨文化交际效果。这就是翻译批评的社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