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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远程范文第1篇
卫生部陈竺部长、科技部曹健林副部长、浙江省毛光烈副省长等领导，以及李兰娟院士、巴德年院士、侯云德院士等专家出会。陈竺部长在会上表示，卫生信息化有助提高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提升管理。卫生部将推动医疗信息化科研的进展，继续推进重大医药卫生科技项目的部、省合作。
国家数字卫生项目圆满验收
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是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数字卫生是现代医疗卫生服务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国家社会事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以数字卫生为代表的卫生信息化成为医改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医疗信息的互联互通成为各地卫生主管部门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重要途径。
2008年，浙江省人民政府与卫生部联合向科技部申报了“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国家数字卫生关键技术和区域示范运用研究”项目，这是当时科技部和浙江省最大的关系民生、改善民生的研究项目，卫生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以卫生部尹力副部长和浙江省郑继伟副省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项目工作。
该项目针对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如信息不标准，难联通；信息孤岛，难共享；缺乏交互式的健康信息服务等问题进行顶层设计，系统研究。项目组将“数字卫生，健康中国”定位项目的总体目标，体现了该项目定位的高远。
2012年2月26日，国家数字卫生项目通过科技部组织的验收。
专家组认为：项目研究设计科学合理、技术先进、已经完成项目任务书规定的各项任务和指标，在国内外取得多项创造性或创新性成果，成果达到了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本项目为我国十三亿人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行性，提供了科技支撑和应用示范。项目验收材料齐全规范，符合验收要求，同意通过项目验收。专家组建议继续加大该项目研究成果在全国医疗卫生领域的推广应用。
国家数字卫生项目取得重大成果
国家数字卫生项目汇集了国内外医疗卫生领域、信息领域和标准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组成了一支由李兰娟院士领衔、中高级专家学者为骨干的1000多人的研究团队，经过三年的努力，开发研制了一系列卫生信息化领域的关键技术和软硬件，并已经在22个示范区推广应用，取得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国内外专家的好评。
该项目共设7个课题，第一课题是全人健康服务流程技术研究与开发应用，力求突破时间孤岛；第二课题是数字卫生规范标准和运行机制研究，力求突破空间孤岛；第三课题是新一代医疗卫生应用软件研发与应用，建立符合标准和规范的各类软件、接口和工具集；第四课题是区域数据中心和资源共享系统研究，建立省市县三级信息平台体系，实现信息共享；第五课题是新型医疗服务模式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突破地域、时间的限制，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第六课题是临床路径和主要疾病知识系统研究，规范诊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第七课题是数字卫生综合性示范区应用研究，建立覆盖城市、农村的数字卫生示范区域。
经过近千名科技人员的努力，国家数字卫生项目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该项目在国内率先研制并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特色、顺应医改需求的数字卫生标准体系；建立了统一标准的涵盖全人全程健康服务内容的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系统，实现居民健康档案信息的规范化管理；以医疗物联网技术为支撑，创建医院一体化的智能资源管理平台，实现医院全过程标准化、精细化、一体化的流程管理，为患者健康、医疗安全、临床质量和医护效率的提升提供基础和保障；建立了省市县三级卫生信息平台，运用“云计算”技术，推进卫生五大业务系统的应用，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健康云”的发展之路。
项目完成了13大类66个标准文本，涉及数据元标准、流程功能规范、业务代码字典、应用平台标准、数据交换标准、基本架构标准等。这些标准把纷繁的信息从最基本的字段进行统一，从根本上解决了医院内部、医院之间、各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各地区之间的信息互通问题。其中《卫生信息数据元目录第2部分：标识》等8个标准作为卫生部行业标准，《卫生数据传输技术规范》等18各标准作为地方标准由浙江省质监局立项。
数字卫生给患者带来福音
2011年，舟山海岛产妇钟女士自然分娩后大出血，家人把她送入区医院。当时，为了保住产妇生命，医生进行子宫切除术并转入ICU监护，因病情危重，转院都已来不及。区医院马上启动了与浙医一院ICU专家进行远程重症会诊，浙医一院的医生指导制定抢救方案。当时两次突发心衰、急性肺水肿，浙医一院ICU专家远程又提出了抢救措施。幸亏治疗及时，半个月后，病情逐步稳定。如果不是因为当时有省级大医院专家远程指导，这名产妇跟她的孩子可能再也见不到面了。
“国家数字卫生项目”通过构建网络医疗服务平台，有远程会诊、双向转诊、远程监护、虚拟病床等8种城乡统筹的新型区域医疗协同服务模式，目标是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推进城乡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缓解百姓看病难、看病贵。
2011年底，68岁的梅山乡刘先生因胸口疼痛，到家门口的梅山卫生院就诊，通过“远程双向转诊平台”联系浙医一院北仑分院普外科，诊断为胰头恶性肿瘤。并最后由浙医一院的沈岩主任医师，赴北仑分院为刘先生进行了手术。术后病情稳定，刘先生转至梅山卫生院进一步康复。
刘先生返回梅山卫生院后，浙医专家通过网络远程继续为他提供用药指导、健康教育、一月一次上门回访等服务。他享受到了“小病进社区，大病到医院，康复回社区”的就医模式。
数字卫生走出“大院带县院、县院带乡镇”的新路子，地方患者通过网络平台，可以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中间环节，享受到优质服务。
浙大远程范文第2篇
关键词：网络时代；学习型社会；转型发展；浙江经验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454（2013）15-0003-05
一、引言
1969年，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ARPAnet）”上线，标志着网络时代的来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网络时代已经由Web1.0发展到Web2.0，再演进到目前的Innovation2.0。而Innovation2.0已经超越网络本身，成为泛知识社会条件下以人为本的典型创新模式，即它的应用可以让人了解目前由于信息通讯技术（ICT）发展给社会带来深刻变革而引发的科技创新模式的改变――从专业科技人员研发出科技创新成果后用户被动使用，到技术创新成果的最终用户直接或通过共同创新平台参与技术创新成果的研发和推广应用全过程。
与此同步，1968年，美国学者哈钦斯提出：“今后应实现新的教育和社会――学习型社会”；美国另一位学者爱德华上世纪90年代提出：“学习型社会是一个学习网络”；2008年，我国学者陈乃林认为：所谓学习型社会是指“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能够满足全民基本的终身学习需求的新型教育――社会形态”。
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是网络时代演绎出的创新模式，还是学习型社会彰显出的教育理念，都体现了一种人本的思想，也表明它们的目标和内涵正在走向融合。
二、网络时代学习型社会的内涵
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要以全民学习为基础、以终身学习为依托。在全民学习看来，学习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群体行动，从这个角度出发，教育的功能应超越传统教育范畴和形态，应该广泛扩充到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扩展到家庭、生活、工作的一切场所。[1]在终身学习看来，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构成了终身教育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本源和基础；知识的学习、技能的培养是教育，情感和态度的变化、人们的社会实践也是教育，而且是更重要的教育；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既是终身教育的理念，又是终身教育的现实。[2]
我国提出“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既表明了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必须要依靠全民学习和终身学习两个重要方向，同时也提出了依靠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两条具体途径，特别其中关于远程教育的定位，更体现了鲜明的网络时代特征。
第一，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学习型社会”所强调的是一种社会形态。在网络发达的前提下，社会每个成员享有的学习权利和受教育机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和满足程度。
第二，从教育经济学的视角，“学习型社会”所强调的是人力资源的全面开发。社会成员要打破地域限制和身份束缚，要提高个人的学习能力、就业能力，使自己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他们会主动寻找最贴心的提高途径和最便捷的学习渠道，最终他们的目光会一致归于网络。
第三，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学习型社会”所关注的是社会的每一位成员。人是教育学习的中心，是教育学习的基础，也是教育学习的目的。网络上的一切服务自始至终都在关注这些问题，并视之为发展之本。
第四，从教育未来学的视角，“学习型社会”所关注的是对未来社会创造者的学习和培养。网络建立的通向未来社会的信息化桥梁，既是对过往精神与物质文明的保留和继承，也是对一切新事物的憧憬和守望。[3]
网络时代学习型社会的理念和实践，为现代教育体系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丰富了内涵，同时也加快了现代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步伐。
三、网络时代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
1.网络时代为学习型社会建设营造了媒介条件
网络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网络的普及。目前，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28.9%，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统计，浙江省（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1033万户，移动互联网用户3907万户，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6.1%，位居全国第四。[4]
CNNIC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即地区经济越发达，其互联网也就越发达，互联网普及率可以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表征。[5]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实力和人民的富裕程度为互联网普及提供了物质基础，进而为学习型社会倡导的全民学习、终身学习提供了媒介支持。
2.网络时代为学习型社会建设储备了人力资源
以现代教育理念和技术手段为支撑的灵活开放的远程教育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它不仅是现有教育体系中最能适应时代要求的，也是在学习型社会的形成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教育方式和部分，表现在：是前卫的学习方式，能够拓宽自由学习的时间和空间；是高效的学习方式，能够完善多种资源的共建和共享；是理想的学习方式，能够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和公正。
远程教育对人的培养不仅仅体现为一种量的积累，更体现为一种质的催化。受教育者在这样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虚拟空间中，享受个性化的学习条件，达成交互式的学习愿望，对其自身整体素质、个体全面发展也起到了一个促进作用，也更符合学习型社会“任何地方、任何人、任何时间、任何需要”的要求。[6]
以浙江电大一校为例，远程教育年招生超过5万人，相当于当年全省普通高考录取新生的近20%；近两年毕业生7万余人，超过全省普通高校同期毕业生总数的15%；目前在籍学生20余万人，超过全省常住人口（不包括宁波）的3%。
远程教育不仅有效解决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各类教育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也有利于培养“学得起、用得上、留得住”的应用型人才。在浙江省已经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下，网络远程教育的作用和地位仍不容忽视。
3.网络时代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了现实动力
在农业经济时代，人们只要在7～14岁接受教育就足以应付以后40年工作生活的需要。在工业经济时代，人们求学的时间延展为5～22岁。而在网络时代，人们从学校中获取的知识远远不能适应工作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只有不断更新知识，才能跟上时代步伐。
另外，日益增长的技能需求以及频繁的技能变化，劳动力开始分化，对依靠体力为基础的传统技能正在逐步减少，更多岗位需要专业知识和能力，需要沟通技能和团队支持。同时，面对日趋多变的产品市场和短暂的产品周期，职业和岗位变化的频度，出现工作任期逐渐缩短的倾向。
另据韩国一项调查，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所学的知识仅为岗位所需的27%，仅占一生所学的10%左右。大量知识和技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积累，学习已经成为人们的持续动力。[7]
4.网络时代为学习型社会建设丰富了教育模式
学习型社会的建设要依托很好的模式，我国各地实践的基础很多。浙江省在全国起步较早、布局最全、功能最优的社区教育网络已经形成了很好的经验，而这个模式的建构正是依托于网络教学的全省广播电视大学系统。
2003年浙江省教育厅、省文明办等联合下发《关于大力开展社区教育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发展社区教育的指导思想、管理体制、保障措施等。2003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关于2003-2010年浙江省社区建设指导纲要》和2004年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实施人才强省战略的决定》进一步明确发展社区教育是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了社区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2005年6月浙江省委、省政府转发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六部门《关于开展构建学习型社会推进学习型社区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党委、政府推动，部门分工协作，以实施十大教育工程为载体，进一步加快社区教育发展和学习型社区建设。
2008年，浙江省编委批准依托省电大成立了“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其主要职能是开展社区教育的理论研究、业务指导、资源开发、政策咨询、信息服务、人员培训等工作。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的成立，进一步促进浙江省社区教育向科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截至目前，浙江省11个设区市均已依托电大建立社区大学（城市大学），有50余个县（市、区）依托电大建立了社区学院。此外，全省已有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13个，还建立了33个省级社区教育实验区和一大批市（县）级社区教育实验单位。
浙江特色的社区教育模式的构建，不仅是浙江省教育创新的一个象征，更是浙江省依靠网络信息基础、发挥远程高校优势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四、学习型社会建设对转型发展的意义
网络时代促进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学习型社会加速人的成长，而人又在经济转型、社会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当前我国各地都面临着科学发展、转型升级的任务，学习型社会建设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1.增强创业能力提取人口红利，把握社会发展战略优势
根据浙江省政府组织的浙江人口发展态势及人口战略性问题的调研，浙江省到2030年，人口将达到最高峰5588万，在这20年中，浙江省将处于“人口红利”期。[8]
但是“人口红利”不一定带来经济增长，观察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不难发现，他们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发展差异巨大。如2005年，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越南人均GDP仅有600多美元。事实上，“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机会”转变为“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这一“有利条件”或者说“优势”能否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显然依赖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则当人口的“机会窗口”关闭后，“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消失。[9]
根据有关研究，“红利人群”刚好和网民的组成相似。如果要提取人口红利，当然要重视网络的作用，鼓励和支持劳动者通过创业实现富裕，但现实情况是，随着资源约束的加剧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创业的门槛明显在不断提高。
创业成败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是主体创新意识和能力的高低，以及能否顺利开展富有成效的创业活动。学习型社会要促使创业者不断更新思路理念和对策，继续发扬网络在补偿教育、在职教育、后续教育的优势，发挥“三个促进”体现“两个效果”：促进科学发展成为全体共识，促进集约发展变成自觉行动，促进学习钻研成为行业风气；对于新进入的创业者来说，能对自身优势和未来趋势有准确的评估和预判，选择参与最合适的行业与商业模式；对既有创业者来说，能顺利应对二次创业的挑战，永葆持续前进动力。
2.提高创新水平突出人才优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步伐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浙江省在全国省域综合发展指数、人均GDP、人类发展指数，均居第五，目前正处于人均GDP从6000美元到1万美元的转型期，即从中等发达的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变的关键时期。[10]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开始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从依赖要素资源消耗向依靠科技知识转变，经济增长从投资、出口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变，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浙江省目前的发展特征与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相互叠加、相互影响，转型升级的任务更迫切，必须要进行创新，尽快形成以知识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浙江自然资源缺乏，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浙江省科技创新的微观主体和成功关键。学习型社会要特别注重培养行业领军大师、学术带头人、研究开发骨干、创新型企业家、科技农民和生产一线能手，发挥他们作为攻坚克难新武器的“战略辐射”、“精确制导”和“智能运行”作用：为农林牧副渔业稳定和增产提供变革契机，加快新农村建设；为规模以上企业凝聚和整合提供智力支持，提升工业化水平；为现代服务产业繁荣提供变局支持，提升信息化水平；为优化配置生产力和要素资源提供全民智慧，提升城镇化水平；为深化改革开放和体制机制建设提供专家建议，提升市场化、国际化水平。
3.补偿教育年限丰富人群素质，促进小康社会全面实现
建设小康社会是全省人民的共同目标，《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由经济发展、社会事业、人民生活等五个方面24个指标构成，“十一五”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综合评价指数为93.5%，总体上基本实现了全面小康目标。[11]浙江省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面小康指数中位居全国第六。
浙江省的全面小康评价指标体系中，已有9项指标100%实现全面小康，达到90%的基本小康目标的指标占总指标数量的70.8%，但是平均受教育水平等指标却不高，拖了奔小康的后腿。更令人吃惊的是，杭州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9年，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位于倒数第三，西湖景区1万多从业人员中，初中以下文化者竟占了一半多。[12]
造成浙江省平均受教育年限较低的原因，就是在40岁及以上人群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和外省流入人口的文化程度较低。[13]解决这些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的问题，不仅是提高全民素质的现实需要，更是实现小康的紧迫任务，而提高的途径依托全日制脱产教育明显不现实，只能依靠学习型社会的不断建设，居民对于再教育的理念不断认同，工作上的需求不断紧迫，学习的方式不断便利，通过远程教育半工半读得以实现，最终要让他们既成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也成为终身学习、全民学习的实践者。
4.弘扬历史传统培育人文精神，引导和谐社会繁荣发展
浙江山水秀美，人文荟萃。千百年来，浙江特有的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浙江人民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文化特质，凝炼成了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观念，求真务实、主体自觉的理性，兼容并蓄、创业创新的胸襟，人我共生、天人合一的情怀，讲义守信、义利并举的品行，刚健正直、坚贞不屈的气节和卧薪尝胆、发愤图强的志向。虽然在不同时期，浙江精神呈现出来的具体形态和侧重点不尽相同，但是，由上述内涵，正如涌动的活水，跳跃、翻腾在整个浙江的历史过程中，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这不仅与浙江人民的历史生命相伴，而且更与浙江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未来创造相随。[14]
只有在学习型社会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分布，学习机会合理分配，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更多的社会成员才会积极参与思考，才能梳理经济发展中的省域特色、社会形态中的昂扬特质，并从中凝练出人文精神新的时代内涵、交际氛围、文化环境，也能形成一种“筑巢引凤”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激励千千万万的新老浙江人敢为人先、创新创业的智慧和勇气，让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创业、特别能发现商机、特别能化解危机、特别能适应市场经济的优秀品行引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繁荣发展。
五、加快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具体措施
1.启动立法出台意见，突出明确学习型社会总体战略
早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秦希燕等30名代表就专门提出立法的重要性，“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对于有关就业前职业培训、就业后的在职培训以及教育培训资源的统筹优化整合等还没有必要的规范和保障，缺乏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系统具体的法律”。
要实现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必须要启动立法程序、出台有关意见，才能将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变成全民的意志，变成全社会的行动。福建省于2005年8月颁布《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上海市委、市政府于2006年1月下发《关于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指导意见》，北京市委、市政府于2007年3月印发《关于大力推进首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决定》，湖南省委、省政府于2010年4月出台《关于推进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意见》。
各地均应尽快着手起草有关法规并完善有关意见，对学习型社会的构成，党委、政府各部门的责任，工作队伍、教育基地和教育设施建设，工作目标、管理体制、考核评估、经费筹集等，作出明确规定，提出刚性目标，纳入法制轨道。
2.成立综合协调部门，全面保障学习型社会建设运行
学习型社会建设，必然要通过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来实现，但是这两个领域又分别归口于不同部门，外界很难介入利益链条，优质高效的学习资源和方式也很难打破行业壁垒；另外，学习型社会建设，涉及到各个领域，也必须多部门通力合作。
这就需要建立全省推进学习型社会的综合协调部门及其常设机构，保障学习型社会建设正常开展。北京市成立了建设学习型城市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领导挂帅负责组织、协调全市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明确了各级党委、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在建设学习型城市中的职责。上海市成立了由市教委和市文明办等部门组成的上海市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指导中心，对全市社区学院进行业务指导。福建省成立了由副省长任主任委员、包括省政府办公厅及21个省直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委员会。云南省终身教育服务中心由云南省政府主办，省教育厅主管，省教育厅领导兼任中心主任，职能是为云南终身教育提供规划、指导、服务和管理。
3.扶持培育职能载体，科学谋划学习型社会示范旗舰
目前，各省市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载体主要有以下模式：（1）开放大学模式――北京、上海、广东开放大学等均已经挂牌，目标是建立学习成果认证和“学分银行”制度，完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人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制度，探索构建人才成长“立交桥”。（2）远程教育中心模式――江苏、天津等九省市已依托当地电大成立省、市远程教育中心。（3）终身教育服务中心模式――云南省依托电大组建云南省终身教育服务中心。（4）社区教育指导中心模式――浙江省依托电大建立了浙江省社区教育指导中心。
各省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路径和载体不同，但是各种承担具体任务的机构的确是很好的创新，发挥着示范和领航的作用，要加大业务扶持和工作交流力度。
4.制订系统总体规划，统筹布局学习型社会实体网络
学习型社会构建包括学习型社区、学习型农村、学习型机关、学习型校园等，每一个系统都需要一个工作网络，如果没有全面通盘的规划，统一的指导，必然会造成各部门匆忙上马、重复建设，带来效能低下、成本高昂的问题，这就需要在全省法规意见的约束下，在全省职能部门协调下，依托全省性的主干网络进行集约化建设和集成化运行，同时兼顾各自特点实行分布式设点和分散化管理。
5.整合媒体数字资源，集约建设学习型社会支持系统
据了解，宁波市在全国首家打造由政府主导建设的城市综合性数字图书馆（宁波市数字图书馆），该馆主要提供文献检索与全文提供、代查代借、享用国内和国际重要的文献信息联盟、全市主要图书馆联合目录查询、成员单位馆藏目录查询、网上参考咨询等5类免费服务。此外，面向全省的浙江网络图书馆也开通多年。
整合媒体数字资源提供全民使用，不仅为学习型社会创造更好的支持系统，同时也让整个社会的工作环境、办事效率、生活质量更上一层楼。要继续加大集约建设力度，使网络时代信息的创建系统、系统、传输系统、反馈系统、共享系统得到持续提高，让网络桥梁连接城市、乡村、社区，将知识财富送到机关厂矿、田间地头，让网络时代学习型社会引领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参考文献：
[1]谢国东.构建学习型社会教育需要变革[J].中国远程教育，2008（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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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郑巍.杭州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9年 教育券统统来补课[N].今日早报，2009-4-16.
浙大远程范文第3篇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以知识性、技能性、实践性和应用性为突出特色的计算机学科教学中，何老师一贯坚持先育人，再教书，持之以恒，诲人不倦，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讲台，履行着一个教师的职责。他注重学生人格培养，善于因材施教，师生互动，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综合素质优秀、专业基础扎实、善于团结协作、社会成绩斐然的卓越人才，真可谓“桃李满天下”！而这位声名远播的教学名师在获得莘莘学子们的爱戴和信任后，依旧保持着虚怀若谷和终身学习的大师品格。
本期名师讲堂栏目，让我们走近真诚热情、朴实无华的何钦铭教授，去体会他的教育思想，学习他的教学经验，感受他的人格魅力，分享他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何钦铭，1965年6月生，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分别于1985年、1988年、2000年在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系)获得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现任浙江大学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副院长、计算机学院副院长、计算机学院与软件学院党委书记。目前主要学术兼职有：教育部理工科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会委员、浙江省计算机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计算机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浙江省计算机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学习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计算机学会电子政务与办公自动化专业委员会委员、多个国际会议程序委员会委员。
浙大远程范文第4篇
关键词:比较分析;出口竞争力;贸易竞争指数;块状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10)01-0044-03
浙江省是我国的经济大省和外贸强省,近年来,对外贸易发展势头迅猛,在全省经济运行中,外贸增长位于前列,外贸已经成为推动浙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与广东省相比,浙江省对外贸易仍有很大的差距,通过与广东省外贸出口的比较分析,研究提高浙江省外贸竞争力的对策,促进浙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 浙江省与广东省外贸竞争力现状及比较
(一)出口增长率
年均出口增长率=后一年的出口额-前一年的出口额/前一年的出口额
从表1看,浙江省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快速增长,2002年出口增速为28%,2003年出口增速达41.45%,远远高出其他省份,在全国名列前茅。从2002年到2008年的平均增速达31%,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速度。
表2数据显示,广东省出口增速在2003年达到最高峰29.09%,此后增速一路下滑,到2008年出口增速只有9.44%,2002―2008年的平均出口增速为2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通过数据比较可以看出,2006年以前浙江省和广东省两省的出口增速较高,在2007年以后出口增速出现下滑,浙江省出口增速下滑的幅度远小于广东省。
(二)贸易竞争指数
贸易竞争指数又称为TC指数,它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产业或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强弱。其公式为:TC=(X-M)/(X+M),其中,X表示该产品的出口额,M表示某产品的进口额。其值在-1至1之间,越接近于1,则表示该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越强,若其值为负值,则表示该产品为净进口。
根据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3看,浙江省的出口产品以纺织服装的出口竞争力指数最高,从2003年到2008年,纺织品服装T/C指数均在90%以上,并逐步在增加,最高达到96.56%。机电产品其次,除2004年以外,其他年份的T/C指数均在50%以上,2008年T/C指数达到63.83%。浙江省高新技术产品的T/C指数不高,但增长速度较快, 2003年的T/C指数只有-30.58%,到2008年达到30.90%。
从表4看,广东省出口产品TC指数以纺织服装最高,从2003年的48.16%逐年增加,到2006年达到最高值69.62%,机电产品的TC指数从2003年开始一路走高,2008年达到23.95%。
(三)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是指一国或地区产品出口额占全世界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该比重越大,则该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反之,国际竞争力越弱。通过对省略 资源的数据统计进行分析,2002年浙江省货物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为0.37%,此后逐年增加,到2007年达到0.94%,比重较小。2002年广东省货物出口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为1.50%,此后逐年增加,到2007年达到2.71%。
(四)出口商品结构转换率
出口商品结构转换率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商品竞争力的发展趋势,是反映一国对外贸易质量的重要指标。该指标可以用该省的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占该省全部的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大小变化来表示。
根据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数据计算得出
从表5数据看,浙江省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占比逐年增加,2003年出口转换率为94.11%,到2008年达到96.38%,说明出口商品的结构在不断改善。广东省2007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达到98.17%,略高于浙江省。
从以上数据不难看出,浙江省出口增速远快于广东省。在出口产品大类中,浙江省的纺织服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的TC指数都远高于广东省,从绝对出口数额上看,浙江省的纺织服装出口与广东省差距不太大,2007年浙江省纺织服装出口额为356亿美元,广东省纺织服装出口额为420亿美元,2008年浙江省纺织服装出口422.4亿美元,广东出口341.3亿美元。浙江省超越广东成为我国纺织服装最大的出口基地。
浙江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虽然很快,但绝对数额远落后于广东省,2007年浙江省机电产品出口额为555.88亿美元,2007年广东省机电产品出口额为2 532.5亿美元,浙江省机电产品出口仅为广东省机电产品出口的22%。2008年浙江省机电产品出口额为680.75亿美元,广东省机电产品出口额为4 575.14亿美元,浙江省机电产品出口仅为广东省机电产品出口的15%。
2007年浙江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101.74亿美元,广东省为1 210.71亿美元,仅为广东省高新技术出口额的8.4%。在出口商品结构转换率上,浙江省一直略低于广东省。由此可见,与广东省比较,浙江省的出口商品结构仍不够合理,工业制成品中机电产品出口比重虽然较大,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偏小,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占据出口产品的主导地位。
二、浙江省外贸竞争力落后于广东省的原因分析
(一)外贸起点存在差异
1979年,国家在广东省建立特区,对广东省的对外贸易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可审批本省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公司,并投入1.5亿元在广东省建立了宝安和珠海两个外贸基地。在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大多省市进出口审批权都集中在经贸部(现商务部)、且缺少对外贸易往来经验的情况下,广东省获得先行一步的机会,外贸起点远远高于浙江省。
(二)出口主体存在差异
从经济主体上看,两省的差异较大。广东省出口以外商投资企业为主,而浙江省出口以私营企业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后,广东省在利用外资兴建企业、项目方面拥有较大的自,尤其是在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在免减税期满后,仍可享受所得减半的优惠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的发展。2008年广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63.26%,外商投资企业在促进广东省出口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浙江省截至2008年11月底,全省只有外商投资企业43 771家,仅相当于广东省90年代的水平,2008年浙江省外商投资企业出口额也仅占其出口总额的35.17%。
(三)外贸方式存在差异
在外贸方式上,两省呈现较大的差异。其中广东省以加工贸易为主,根据广东省商务厅有关数据核算,2008年广东省加工贸易占全省出口总额的64.65%,一般贸易只占28.78%,在加工贸易中也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链。而浙江外贸不同于广东省的典型特征是一般贸易出口占比较大,2008年浙江省一般贸易占全省出口总额近80%,加工贸易占比却只有20%不到。
(四)经济特点存在差异
广东省的经济特点表现为“专业镇” 经济。2000年,广东省启动“专业镇”技术创新试点工作,以技术创新作为发展“专业镇”经济的切入点,通过创新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
浙江省的经济特点是块状经济,如绍兴的纺织、嵊洲的领带等等。块状经济是浙江的经济特色之一,其规模效应为浙江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浙江省的块状经济大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不高,价格竞争是主要的竞争手段。而长期依靠低价竞争使产品的利润微薄,缺乏产品研发和创新的投入,进入恶性循环。
(五)支柱产业存在差异
1998年广东省在《广东省“九五”产业投资政策要点》中提出要重点建设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家用电器和电气机械及专用设备制造业、石化及化学工业三大支柱产业,并在投资、融资政策上都给予了一定的倾斜。经过10年的发展,广东省电子信息产业产值居全国首位,占全国同产业产值比重达30%以上。同时,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些产业已经形成了一批部级的出口名牌,如华为、中兴、格力等。
浙江经济中占据制造业领先地位的是纺织服装业。据统计,2008年浙江纺织服装皮毛羽绒行业的产值比重为27.3%,电子电气等新兴产业占比相对较低。因此,从支柱产业的层次上看,浙江省要远低于广东省。
三、提高浙江省外贸出口竞争力的对策
(一)吸引外商投资,提高外贸出口竞争力
浙江省资源贫乏,在土地、能源、矿产等方面都不具备吸引外商投资的条件。但在人力资源、地理位置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人力资源上看,浙江省拥有40所本科院校,49所高职院校,其中80%以上的院校都开设了与国际贸易相关的专业,为外商投资及浙江省外贸出口发展储备了大量人才。从地理位置上看,浙江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浙江地处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三角,海陆空交通运输便利。浙江现有7个机场,5大港口群,万吨级以上泊位66座,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个港口有运输往来,其中宁波北仑港年吞吐量居中国大陆第二位。
对此,浙江省在发挥原有的人才和地理位置优势的同时,从政策上给予外商投资企业更多的优惠,以吸引外商在浙江省落户。在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显示出了相对的稳定性,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大好时机,浙江省政府应充分抓住这一机遇,展开与世界500强企业的合作。通过建立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在土地用地、税收、信贷等各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兴办外商投资企业、项目,从而促进外贸出口。
(二)一般贸易带动加工贸易发展,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外贸出口竞争力
浙江的一般贸易已居全国第一,但大部分企业走的依然是低成本、低价格、大批量的老路,由于缺乏创新、品牌和技术,这些产品、产业在国际市场占有率都处于低端的不利局面,如此面临的不仅是贸易摩擦,更有难以跨越的贸易壁垒。因此,在巩固浙江一般贸易优势的同时,更加注重以一般贸易带动加工贸易发展,走出一条利用加工贸易跨越贸易壁垒、更重要的是提升技术水平、加快产业升级的道路。同时,立足于一般贸易为主的比较优势,鼓励和引导企业发挥一般贸易出口的营销渠道优势、成熟的加工制造优势,大力促进加工贸易落地生根和转型升级,走浙江特色的加工贸易发展之路。
发展加工贸易可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实现要素的全球转移。从宏观看,发展加工贸易不仅可以实现出口创汇,对经济增长也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从微观看,加工贸易虽然程序复杂、海关监管严格,但享受全额保税的待遇,尤其是来料加工中客户免费提供料件减少了企业的资金占压,对资金短缺的浙江中小企业无疑具有较大吸引力。因此,浙江省应在积极吸引外商投资的同时,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要促进加工贸易发展,浙江省政府应积极设立保税区、保税仓库,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平台。借鉴国内外先进的保税物流监管模式,努力降低出口企业物流成本。重点发展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并从产业链的低端向上下游延伸,以形成完善的产业链,促进加工贸易的升级。
(三)实施科技创新,提高外贸出口竞争力
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核心技术是提升产业水平的基础,也是提高外贸出口竞争力的关键。浙江省在实施科技创新上具有较强的知识资源优势。统计数据显示,浙江省现有县及县以上独立研究开发机构237个,高等院校等科研机构近400个,大中型工业企业办科研机构600余个,科技综合实力居全国第8位,为浙江省实施科技创新提供了雄厚的研发力量。
但是,就占浙江省90%以上的中小企业而言,实施科技创新具有相当的难度,面临人才、资金、技术等瓶颈。对此,浙江省政府应向中小企业倾斜,积极创造条件,提供启动资金支持,鼓励大专院校与企业合作进行科技创新,提高高新技术成果的转换率。同时,建立健全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机制,加强自主知识产权保护。
(四)做强支柱产业,提高外贸出口竞争力
纺织服装业是浙江省传统的主要出口行业,在对外贸易中以价格竞争为主要的竞争手段。在印度、越南人力成本日益降低的今天,浙江省纺织服装出口也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力。对此,浙江省应调整产业政策,在提升传统支柱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例如浙江已形成较为完备的光伏产业链,在产业链源头,多晶硅提纯、单晶硅棒和硅片切割等环节均已具备,而且在光伏生产装备方面,浙江企业生产的全自动单晶炉、多晶硅铸锭炉、超白玻璃等已进入国内市场。对新兴产业,浙江省政府应借鉴广东省的经验,制定发展规划或相应的投资、融资政策,在人、财、物等方面全力支持新兴产业发展,让这些企业不但做大国内市场,更重要的是形成规模后进军国际市场。对传统产业政府应积极引导企业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提高产品技术含量;提供信息咨询服务,支持企业自主品牌建设;培育大型龙头企业,打破企业间的无序竞争;扶持纺织企业二次创新,从而促进纺织服装等传统行业积极向上游原料性产业、中高档面料、品牌服装、纺织机械设备等工业延伸。通过做强支柱产业,促进浙江出口结构的调整,提高外贸出口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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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远程范文第5篇
“逼”出来的“浙江模式”
“浙江模式”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地理、历史条件和文化基因。浙江土地面积仅为全国的1.1%，人口仅为全国的3.8%，人均资源拥有量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1.5%，居全国倒数第三位。1953―1978年，全省人均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只有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一半，列各省市区最后一位；外商投资也远远低于沿海省市的水平。
然而，在缺乏经典经济理论所认定的经济高增长条件的情况下，自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发展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GDP总值从1978年的124亿元猛增至2006年的15649亿元，连续10年位居各省（市、自治区）第四位；2006年人均GDP已近4000美元，步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其实，“浙江模式”是被“逼”出来的。地瘠人贫中，许多人被迫外出创业谋生，经商技能快速提高、经商经验不断丰富，大量的商业信息和商业资本被带回家乡，促成了一大批个体和私营企业的诞生。艰苦的创业过程催生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这也是“浙江模式”得以形成的文化基因。
在“浙江模式”的发展过程中，又逐步形成了市场先发、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家族企业、产业集群，以及企业、商人、商品市场“走出去”、融入全球市场网络、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创新等方方面面的特色和优势，这些特色和优势并非一个个孤立的方面,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是一个个突发的事件，而是具有深刻社会历史根源的经济社会变革。
“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
“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是市场、市场体系、市场机制和市场体制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浙江地方性特征。
“浙江模式”具有根植性、内生性、群众性的创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只是“浙江模式”的表达方式，内在的创业精神和由此产生的行为方式才是“浙江模式”的本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之所以能够健康、持续、快速发展，其主要动力源泉就是人们的自主创业，是个人的首创精神、自主竞争和自由交易得到充分发展的结果。
“浙江模式”具有 “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1978年至2006年，浙江GDP增量的70%和工业增加值增量的75%都是由民营经济创造的。在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台州、义乌等地区，近几年城市建设资金的80%以上都来自于民间。活跃而充裕的民间资本，已渗透到浙江的各行各业，并逐步形成了民众投资、民间营运、全民分享的自我循环发展体系，给浙江的经济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民间资本主导的自主型、创业型、市场导向型发展。浙江经济的发展不是主要依赖于政府大规模投资、国家地区优惠政策，或得到政府大量补贴的外国直接投资。全国首家个体私营企业、首家股份合作制企业、首家实行利率改革的信用社、首家股份合作制城市信用社、首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等等，都在浙江。众多的“全国第一”清楚地表明产权制度创新对浙江经济的发展贡献了巨大能量。
服务型政府和公正、透明、可预期的体制框架。“浙江模式”是政府与市场在地方政府层面有机结合的成功范例。在浙江，企业、市场、政府和民间组织的作用领域往往相对独立，互不依赖。一旦企业对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负责任，政府和其他力量就比较容易对其施加压力，纠正其行为。可以说，这样一个能够支持经济自由发展的体制环境，是“浙江模式”获得成功的基本前提。
“浙江模式”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
与广东、江苏、上海等省、市的市场化模式相比，“浙江模式”的自组织性和自适应性更加明显，具有很强的可扩展性，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典范。
新的财产秩序的形成与扩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逐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与多元混合的企业产权结构。这种新的财产秩序或新的财产所有结构为浙江人民艰难创业、大胆创新提供了内在的、清晰的、可累积和可控制的产权激励机制，使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财政收入、进出口贸易、金融资产、市场物价等重要经济指标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这种新的财产秩序或新的财产所有结构可供中国其他地区的所有制改革与结构调整借鉴或参考。
新的市场秩序的建立与扩展。在浙江，专业市场不仅是一种专业化交易组织和资源配置方式，而且是在区域经济发展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一大商贸流通产业，一些大型专业市场已成为我国地方工业、产业集群融入国际经济、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平台和通道。
新的企业组织的形成与扩展。浙江民企背靠国内统一大市场，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走全国布局或跨国经营的路子，打响“浙商”品牌，逐步实现了从生产加工型企业向大规模品牌生产集团与商贸集团的转变，发展成为国内领先或具有国际水准的企业。
新兴产业资本的形成与扩展。随着企业规模扩大，浙江一些企业集团将品牌资源和一定的资产，与浙江在外的百万供销大军相互嫁接，构筑了遍布全国的独享式销售网络，截留了商业链条中的大部分利润。在实力提升的基础上，浙江众多民营企业率先“走出去”发展，积极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并积极开展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壮大自己。
新兴产业区的形成与扩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走出了一条以专业市场、民营经济和产业集群为显著特征、富有特色的工业化道路，随着产业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地方产业集群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之中。随着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在产业结构中比重的增加，浙江以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为突破口，开始走上主要由信息化推动、以发展先进制造业为重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